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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方美写于3.8节系狱周年提审记(壹)

    【民生观察2020年3月9日消息】去年3月4日两会期间,带着疫苗致残的女儿在王府井募捐,刚站那就有人上来抢我右边的募捐条幅,我孩子吓哭了。为了保护本就可怜的孩子,我要求对方停止粗暴的抢条幅,我愿意配合收起来,也愿意配合去派出所。

    后来把我们一帮人带上了公交车,去了就近的派出所。集中关一个屋,手机上交,一个一个全身裸体检查随身违禁品。再一个一个提审,最后倒数才提审我。

    轮到我时,让我把孩子交给其他家长,我说我不认识他们,就自己带着孩子一起去了提审室!提审过程中,提审人员坐电脑那离我有段距离,我要重复听好几遍才能听见他们问的话。

    开篇就问叫什么名哪里人,完了就进入主题:
    问:这个募捐谁组织的?
    答:偶遇的
    问:偶遇能偶遇到这么多人?
    答:我自己都很意外,也很高兴,感觉找到同病相怜的群体了
    问:老实交代,谁组织的?其他家长都说了,你还想狡辩
    答:我不认识他们,你让我说什么,谁说的找谁去
    问:谁叫某s
    答:不认识
    问:刚在屋里他们都在叫某s,你怎么会不认识
    答:他们叫了你不也没认识吗?我耳朵背,这个你知道的
    问:监控到你们疫苗群里刚刚有人在叫某s,你怎么会不认识?
    答:都是网络之交,哪会认识。手机都上交了,我又没看到群聊
    问:群里谁组织的
    答:没人组织,就因为没人组织,所以群里你不也没看见谁组织的证据么
    问:没人组织你怎么知道今天有人去募捐
    答:群里募捐成常态了,他们经常发以前在王府井募捐现场的老照片
    问:谁的照片?啥时候的照片?
    答:不认识,群里都说几年前的老照片了
    问:这个照片跟你募捐有什么关系
    答:我看到照片才知道,原来也可以这样募捐救孩子
    问:所以你就来了?
    答:嗯
    问:继续说
    答:我带着孩子来就碰到也有孩子拉着疫苗条幅在募捐,当时心里好激动
    问:为什么激动?遇到了你认识的人了是吧?
    答:不认识,激动是因为看到疫苗二字了。我没有乞讨经验,一个人乞讨怕丢人,觉得人多不丢人,所以就加入了乞讨队伍
    问:这条幅是你的吗?
    答:是我的
    问:都什么内容?
    答:上面写了孩子接种疫苗致残,还贴了接种前后对比照片。
    问:多大?
    答:不清楚,没有尺寸观念
    问:大概说下
    答:条幅不是在你面前么,你可以帮忙参考一下
    问:哪里打印的?
    答:淘宝
    问:把你淘宝记录给我看
    答:购物记录删了
    问:条幅上电话是你的吗?
    答:是
    问:你举条幅了吗?
    答:没有
    问:喊口号了吗?
    答:没有
    问:那你在做什么?
    答:我把二岁半的孩子从婴儿车里抱出来,放地上证明孩子不会站,想博取大家同情好救救孩子
    问:你的条幅不是拿出来了吗?你不拿谁拿?说说你喊了什么口号?
    答:我抱着孩子双手不空,所以条幅被陌生人借去用了,我没喊口号
    问:说说他们是谁?都做了什么?喊了什么口号?
    答:我耳朵背不知道,也不认识他们,喊没喊什么我不知道
    问:你喊了什么口号?
    答:我没喊口号,我抱着孩子在那里哭诉求好心人救救孩子
    问:你就老实交代吧,交代了只是走程序,我们又不关你,关了你孩子怎么办
    答:我说的都是实话!没别的事我干嘛要撒谎
    问:你孩子在北京治疗吗?
    答:是
    问:你北京有家属吗?
    答:没有
    问:为什么?
    答:和孩子爸爸一直感情不和,他从来没有管过孩子,他把我们抛弃了
    问:你是故意编造不让他来接孩子是吧
    答:不是编造,就算你要他来,他也没在北京
    问:他在哪里?
    答:我也不知道,他离家出走了,我也离家出走了,各走各的。你那么关心他是想让他把孩子接走好关我吗!孩子都这么可怜了,再弄下去不是更可怜吗!
    问:他们都交代了,就你一个人没交代
    答:他们交代跟我有什么关系
    问:你以前做过什么
    答:没有
    问:你还不承认
    答:真没有
    问:给你看看一个东西
    答:1级临控:我不知道什么叫1级临控;言论危害:有北京国保找过我,关于网上发了孩子疫苗的事;全国上访人员:我很冤,我没去国家信访局上过访
    问:好好想想为什么被列在名单里了
    答:我从来不知道我在什么名单里,你应该去问列名单的人,我也想找这个人还我清白
    问:好好想想你以前做过什么就被列在名单里
    答:带着孩子去过卫生部门信访接待室算吗?这个不犯法吧?我真的好冤!
    问:这不就对上了吗!问你半天不主动说,非要等我们拿出东西来了你才说
    答:关键我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也没有被处罚过,所以我更不知道这个名单的事
    问:你募捐是为什么?又为什么选在王府井?你不知道北京是不允许募捐的吗?
    答:法律上没规定北京不让募捐,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募捐也是着急救孩子,老家政府又不管。听说王府井有钱人多,还能碰到明星,所以我想来碰碰运气
    一晚上被不同的人提审了两回,无非就是问谁组织的,我的回答仍然保持以上的观点
    笔录里他们人为加了有一条是:
    问:是否认识到这种行为并保证不能再犯?
    答:认识到了,不会再犯
    我就问他们是不是没事了,他们说等下你就可以走了!
    途中有来过三拨人,来确认我是否何方美本人。他们自称是其他派出所过来的,说是我们见过。我说我并不认识你。对方说你肯定不认识我,我们在大红门去过你住处找你,当时去了很多人,由我们领导亲自和你在你屋里谈话,我们在门外等着,所以你不认识我不奇怪。
    我想了想,说,你撒谎,你不是派出所的,其他派出所的来这干嘛,我又没在你那里募捐。上次来找我的是市公安局国保,如果你上次确实是一起来的,那你是国保,不是派出所的人。再说了那次你们本意要带我走,我不走,然后就在屋里让我手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做到理性发推特。这么说你们今天是来干嘛的?对方说只是来看看我,别想多了。并问我喝不喝水,需要啥了跟提审的人说。
    总的来说,北京方面的人态度还可以,很同情,还和我孩子说说话,逗逗乐。
    后来折腾到半夜,把我和孩子带到了马家楼接待中心长椅上呆了一晚上,发了馒头和火腿肠。
    第二天3月5号中午,被老家10名左右地方人员强行带上特警车,当时把我孩子吓哭了,我要求自己抱孩子,谁也不能碰。说是带孩子去看病,其实哪次不是忽悠回河南新乡辉县。并把手机抢走了。途中有名女子对我孩子不尊重,大眼瞪小眼跟有仇一样,把我孩子吓的弱弱的。见状我也不客气,借机拿出本色跟人普法,他们也好不自然的听着不作声。途中吃了一碗他们自带的泡面。
    大概下午5点,到了市公安局门口,正是我所预感的那样,果然碰到了李新,知道大事不妙,肯定把我往死了整。所以当他们要李新把孩子带回家时,我反对,说凭什么我不能回家。他们说就做个笔录走个程序,很快就可以回家。我知道是个套路,也知道对抗不过,但也硬气要求自己带着孩子做笔录。结果半年没见的派出所所长,1米8高个的李明利,强行架着低个的我,带到了市公安局地下室,墙上全用防撞墙包裹着。
    这一过程从来没有人主动出示任何证件,我要求亮警官证,没亮。我要求要传唤证,以晚点会给我来搪塞我。
    同样是裸体检查,还拍了电视里才有的嫌疑人照片,抽血,量鞋模。
    (因篇幅有限,又是快餐文化时代,提审此处省略一万字,另文详谈吧)
    这一切做完,把我送去了拘留所拘留15天,爱意满满的是李新在那等着我。
    看管门卫要求自费30元,买牙膏牙刷,碗勺,旧盆,小毛巾,硫磺皂。
    我把多余的零钱和手镯交给了李新。随行的人员说就放门卫那保管没人会要的。
    哼,看我像是为了这点钱至于这么防备的吗?自然不会为这点钱放心不放心的,就算丢了也不可惜,至少有人捡到会用的是吧!
    实质我是要身无分文的让抓我的人,在我刑满那天接我出来安排约见管事的领导,给我解决孩子疫苗致残救助一事。
    如果没人来接我,我拒绝出来!领导都那么忙,每次叫我回来签字拿救助,结果个个部门的领导不是下乡就是开会,每次忽悠我回来,你想见一面都难!
    肚子饿得呱呱叫,也就白天在车上吃过一碗泡面。熬到了第二天3月6号,6点天不亮警报拉响起床声。这天正是我孩子疫苗致残周年的日子,那时我就暗暗发誓,出来一定要写篇文章纪念一下!
    每天早餐小米粥,馒头配齁死的咸菜,中午大多数是面条,晚上又是粥馒头咸菜。对于一个南方长大的我来说,这无疑比吃黄莲还难受。
    熬到了3.8妇女节那天,我问节日有什么福利,回复说你要啥福利嘞,也就中午多给你添点餐昂。
    唉,说了等于没说!
    我的3.8节,就着孩子的疫苗致残周年日,就这样在拘留所中度过。
    终于到了行政拘留满15天的3月20日,果然市公安局来人了,只是,这次不是安排见领导,而是,被转移到了新乡看守所……
    嗯,对,你没看错,去了新乡看守所……
    安安安,怎么不按套路出牌的呢?
    还讲不讲法治,讲不讲点民主的啦……

    且听下回分解

  • 重庆邹茂淑出狱后仍被限制自由

    【民生观察2020年3月9日】重庆长寿区冤民邹茂淑含冤入狱三年,2020年1月11日出狱后,却被重庆公安强制带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至今,其房屋问题一直未得到合理解决。

    2004年9月22日邹茂淑和家人因拆迁,与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局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06年9月4日,政府在邹茂淑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盖章处盖有签订同意何同清、戴勇各购经济适用房壹套的公章,政府明知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六期居委会夏伯会主任,现任书记不是征地拆迁户,故意同流合污,滥用职权,以权牟私,利用其职务便利,欺压百姓,故意使用夏伯会儿子戴勇的名义强抢邹茂淑户安置房,(房号:重庆市长寿区晏中路11号2幢2单元3一4),之后夏伯会书记又将该房倒卖,从中牟取暴利价值数十万元,政府给邹茂淑父亲何同清签订的征地拆迁安置协议,是政府法人签订的合法契约,未受到法律的保护。

    为此,邹茂淑和家人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未果,问题不但不解决,2010年邹茂淑反而还被打击报复判刑2年6个月。获释回家后,邹茂淑又层层上访,又多次被拘留和暴力毒打等。2017年邹茂淑和十几名重庆访民,又上北京公开反映问题,再次被打击报复判刑3年。2020年1月11日出狱后,却被重庆公安强行带走控制,至今问题一直未得到合理解决。

    重庆维权人士认为,重庆长寿区腐败黑恶官员的作为,已与共产党的优良方针政策背道而弛,严重影响共产党的形象,他们是打着共产党旗帜的假共产党,是共产党肌体里的“毒瘤”,他们在破坏共产党的根基。为此,重庆长寿区政府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已严重违反党纪党政的规定。

    家属强烈恳请有关部门领导依法追究,重庆市长寿区腐败官员以及夏伯会母子的责任。依法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并退还邹茂淑和家人的安置房,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 姚宝华被敲诈勒索案辩护词

    【民生观察2020年3月9日消息】2020年3月4日凌晨一时三十分,江苏常州维权人士姚宝华老先生病逝,享年八十一岁。

    姚宝华生于1939年8月1日,退休前是常州市的小学教师。他1999年退休回家后,长期帮助村民土地维权,曾无偿为村民代理80多起土地行政官司,在当地村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因为土地维权,姚宝华6次被拘留,还被劳教一年零三个月。

    2012年底,因为自家房屋遭逼迁,一家四口人先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

    案件报捕时,警方以多年前姚宝华带领村民维权获得开发商给村民的补偿款是敲诈勒索为由,变更涉嫌罪名为敲诈勒索罪,经检察院批准后逮捕了姚宝华和他妻子及儿子,但释放了他的女儿姚钦。

    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姚宝华检查出患有胃癌被取保候审做手术治疗。

    2013年12月1日,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敲诈勒索一案在钟楼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前来旁听的村民很多。

    在开庭之前,法院可能担心姚宝华拒绝出庭,2013年11月29日将还在医院治疗的姚宝华逮捕收押。开完庭后,没几天时间再将姚宝华取保候审。

    当天的庭审没有走完全部程序,法院决定在2013年12月26日至30日恢复庭审。

    在法庭辩论阶段,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作无罪辩解,辩护律师为他们作了无罪辩护。

    庭审结束后,在2014年1月10日,钟楼区法院决定变更刘勤凤强制措施,以取保候审的方式,让刘勤凤离开羁押近一年的看守所,回家治病。

    2014年3月14日,钟楼区法院开庭作出一审判决。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姚宝华有其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刘勤凤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判处姚纳新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不服有罪判决提起了上诉,并递交书面申请,要求二审开庭审理。常州市中级法院没有开庭,只做书面审理,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判决生效后,三人不服继续申诉。

    2014年5月22日,姚纳新被送入江苏省粟阳监狱服刑,直到2015年12月21日刑满出狱,没有减一天刑期。

    刘勤凤没有被送进监狱服刑,法院也没有说是暂予监外执行。如果是监外执行,她的三年零六个月刑期早已期满。由于没有法律上的说法,等于是在变相地服“无期徒刑”。

    2014年6月23日,当时已经76周岁且身患胃(贲门)癌的姚宝华,在判决生效后,仍在向常州市中级法院申诉,又被收押进看守所,随后送到江苏省溧阳监狱服刑。

    在服刑期间,姚宝华又查出患有前列腺癌、膀胱癌再被送进医院做手术治疗,出院后回到监狱继续服刑。

    在家属一再申请之下,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在2015年4月3日批准姚宝华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交由钟楼区司法局北港街道司法所进行社区矫正。

    姚宝华被暂予监外执行回来后,他在看病治疗同时,又打了几场行政官司。

    2019年4月17日,常州市钟楼区司法局北港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员来到姚宝华家中,给姚宝华送达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

    矫正证明书中称,社区服刑人员姚宝华,······因犯敲诈勒索罪于2014年3月14日被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依据江苏省监狱管理局(2015)苏狱刑执字第42号决定书,暂予监外执行,被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于2019年4月17日矫正期满,依法解除社区矫正。

    当天,江苏省溧阳监狱刑法科与狱政科人员也来到姚宝华家中,给姚宝华送达释放证明书。

    至此,五年刑期届满,姚宝华恢复人身自由。

    当年,刘晓原从案件刑事侦查阶段开始担任姚宝华的辩护律师,一直到案件二审终结止。

    以下是案件二审辩护词(一审辩护词太长不再一并发出)

    姚宝华敲诈勒索案(二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接受姚宝华委托,指派刘晓原担任姚宝华敲诈勒索案的二审辩护人。现针对一审判决,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在判案时充分考虑。

    一、辩护人坚持认为,本案一审程序严重违法。

    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称,经查本案的侦查、起诉、审判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将侦查、起诉、审判程序认定为合法,完全与事实不符,故意回避程序违法问题,这样的判决没有公正可言。

    案件在一审时,本辩护人是姚宝华辩护律师,针对侦查、起诉、审判中的程序违法问题,在一审辩护词中一一指出并作了充分的阐述。

    现辩护人坚持一审辩护观点,但鉴于谈程序违法方面的篇幅太长,在此不再重复列出。不过,辩护人认为,还有两个问题需要重复指出。

    一个是没有证人出庭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本案涉及的几十个证人,没有不能出庭作证的情形。在一审开庭前,辩护人也递交申请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一审法院却不准证人出庭作证。被一审法院作为证据使用的证人证言,没有一人出庭作证。

    另一个是审判长吴一东剥夺刘勤凤的律师辩护权问题。因为这是一起“共同犯罪”案件,辩护人在此有必要提醒合议庭注意。

    辩护人恳请二审合议庭能重视一审时程序严重违法问题。

    二、辩护人坚持认为,报案和立案材料是编造。

    一审判决书称,关于姚宝华的辩护人刘晓原提出的,—–报案、立案材料是编造的辩护意见,经查,—–其所提的“本案报案、立案材料是编造,无事实依据”,故该辩护意见不予以采纳。

    辩护人坚持认为,本案的报案、立案材料完全是编造的,且有案卷中的证据作为依据。

    本案侦查卷宗(六)第三页是匿名举报信的信封复印件。信封正面贴的是80分邮票,这说明是一封普通信件。信件的收件人是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吕局长,这个吕局长就是钟楼分局吕勤俭副局长。

    信封上盖有两个邮戳,一个盖在信封正面的邮票左下角上,另一个盖在信封正面上,邮戳时间都是2012年10月15日17时。说明邮局分发的时间是2012年10月15日17时。

    但收信人吕勤俭竟然在当天就收到这封匿名举报信,并在举报信上作了“请刑大组织初查”批示,时间也是2012年10月15日。

    收信人将匿名举报信批示给“刑大”,即刑事侦查大队初查。为何在钟楼公安分局北港派出所出具的《发、破案经过》(见刑事侦查卷宗二卷第一页)中,又称2012年10月15日,我单位接到钟楼公安分局转交的匿名群众举报信?

    从本案《刑事侦查卷宗(一)》中的钟楼分局北港派出所《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来看,接警时间是2012年10月15日,派出所领导批示时间——即陈波的批示,时间也是2012年10月15日。

    这是一封贴80分邮票的普通信件,邮局根本不可能在当天下午就投递给收信人。

    按照邮局的工作时间,就是邮政特快专递信件,在下午三时后寄信人将信交给邮局,也是在第二天才会送给本地收信人。

    这封匿名举报信,怎么可能在邮局收到信件的当天,就投递给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吕局长?这个吕局长怎么可能当天就在举报信上作批示?吕勤俭副局长写的批示,明明是把匿名信批给刑事侦查大队,怎么可能当天就转给北港派出所立案初查?

    从以上案件证据材料上的时间记载作分析,这一封匿名举报信完全是伪造和编造出来的。

    按照邮政投递交规定,当天下午五时盖邮戳的普通信件,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吕勤俭副局长是不可能在当天就能收到,更不可能当天就在举报信上签写批示。

    一封没有附证据的匿名举报信,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吕勤俭副局长能穿越时空,在邮局没有投递举报信的情形下,就在举报信上作了批示,北港派出所又在当天就予以立案。

    本案上诉人姚宝华的妻子,即本案的另一个上诉人刘勤凤和其他三个村民,在2011年11月8日,遭到“青枫公馆”开发商——常州市金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雇用的社会人员殴打致伤住院。当时,村民向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报了案。但是事至今天,两年多过去了,凶手没有被处理。

    仅凭一个没有附证据的匿名举报信,公安机关就在当天予以立案。随后,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将姚宝华一家四人刑拘,然后再找当年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证明,将涉嫌罪名变更为敲诈勒索罪逮捕三人。

    辩护人始终认为,这封所谓的匿名举报信,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侦查机关自己编造,另一种是侦查机关找外人编造,且都没有经过邮局的正常投递。否则,无法解释,为何这封普通信件会当天投递给收信人?匿名举报信中,没有附任何证据,怎么可能就在当天立案?

    这起案件毕竟不是突发性的重大案件,这完全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

    一起敲诈勒索案件,不是由被受害人报案,而是在长达二年后,由所谓的知情人匿名举报,辩护人还是第一次遇到过。

    三、一审判决将开发商给村民土地经济补偿款,认定为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敲诈勒索的款项,事实认定完全错误。

    本案中的证据已充分证明,“金色领寓”工程和青枫公馆工程占用的土地,是姚宝华所在村——江墅村的集体土地,两个工程所占的土地,当年挂牌出让时,还是属于集体土地,没有合法的审批手续。

    但两个工程所建的安置房是用于安排别村的村民,而江墅村村民被安置到边远地方,因而引起村民的不满,村民要求开发商停工。

    村民在与开发商就土地合法性及安置的交涉过程中,并没有使用暴力手段,只是一些老年人在工地上静坐。但开发商却雇用社会人员将村民打伤住院,当时钟楼公安分局出了警。

    为了平息事态,开发商找人主动联系村民选出的维权代表姚宝华,说要给村民进行土地方面的经济补偿。多个证人的证词显示,是开发商一方主动找人来商谈此事,并且还经过了中间人。

    “金色领寓”工程的施工方,即开发商常州金石置业有限公司给付的十万元款项,不是给被告人姚宝华及其家人,而是给江墅村老年人的买米钱。

    证人林宏伟(常州市金石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2012年12月11日的询问笔录中称,村民以工地上种的菜和树木是他们的,要求给予青苗补偿费为由而不让施工。“我们公司董事长杨金国知道了这事,他找了社会上的人帮忙处理这事的,有一天他跟我讲了这个事谈好了,补偿哪些村民十万元钱,那些人就不会再来烦了,杨金国叫我在公司提十万元现金到嘉年华茶室去等对方,到时我跟一个独眼的人联系就可以了。——”。

    林宏伟的证词证实,是公司主动找社会上的人帮忙处理村民要求给经济补偿的问题。十万元钱是给村民的补偿款。

    收到开发商给的补偿款后,经过生产队长朱永刚同意,列了一份发放名单,将款发给了村里37个老人和一个残疾人。这份领取补偿款的名单,也在本案的案卷证据中,但一审法院就是视而不见。

    “青枫公馆”工程的施工方,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给付的80万元,并不是给被告人姚宝华及其家人,而是给付江墅村村民。这笔款项虽然还没有分配,但改变不了款项是给村民经济补偿的性质。

    侦查人员在2012年12月21日给徐志明做的笔录中问,你们有没有商量怎么分这笔钱?徐志明答“应该优先考虑村里的老年人,还有当时去工地上阻止施工的人家,去的人按照次数来分,但是还没有正式商量过,也没有分配的方案出来”。侦查人员又问“如果有分配方案,会如何分?”徐志明答“就是考虑去的人家分多少,没去的人家分多少,或者按照村民人家分不是按照村民的田来分”。侦查人员再问“姚宝华有没有说过这笔钱准备怎么用?”徐志明答“他原来跟我说过,准备把这笔钱分掉一部分,余下的钱找几家厂做投资,收益用来做一个基金,到时候给村里的老年人生活作保障;比如生病之类的事情,后来也一直没有实施下来,所以钱还在我这里。”

    证人徐志明的证言,证明从开发商手中收取的八十万元,被告人姚宝华并不是个人想非法占有,而是准备将一部份钱给村民,另一部份钱,成立一个基金,为村里老年人作生活保障。

    证人蒋燕霞(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在2013年3月1日的询问笔录中称,在(2011年)11月8日发生冲突之后没几天(当时该公司的人员打伤了几个村民),“我们公司的高层就一起商量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我就提出由承建方负责解决这件事情,张留欣是承建方的总负责人,所以我提出由张留欣出面,找带头闹事的姚宝华解决这个事情,我们公司这边由唐洪负责和张留欣衔接。·····又过了一两天,张留欣又打电话给我说,补偿给村民的不够,还要增加10万元。我就说,好的。后来这90万元是张留欣先付给姚纳新的,虽然这90万元是张留欣垫付的,但是这个钱到最后我们公司肯定会出的,会把这笔钱付给张留欣的。”

    蒋燕霞的证词,证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公司要张留欣出面找姚宝华家人联系,并且张留欣先垫付了90万元;二是给的90万元是给村民的补偿款。

    但实际上收到的是80万元,起诉书中指控的也是80万元。

    按照起诉书的指控,常州市金石置业有限公司被被告人姚宝华等人敲诈勒索10万元是发生在2010年4月至5月期间。从案卷材料来看,匿名者报案时间是在2012年10月15日,此时已经事过两年六个月。

    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被本案被告人敲诈勒索80万元,发生在2011年11月份。而匿名者报案是在2012年10月15日,此时已经近一年时间。

    不论是常州市金石置业有限公司给付的10万元,还是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给付的80万元,每一笔都不是小数目。

    这两笔款项,如果不是两家开发商自愿给付,而是他们被敲诈勒索被迫给予,按照常理应会向公安机关报案,即便是因当时工程在建而不报案,在工程完工后也应该会报案。

    在现实中,房地产开发商与政府和执法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搞房地产开发是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如果他们真是被村民敲诈勒索了,怎么可能会束手无策,忍声吞气而不报案?这符合常理吗?

    从款项给付的形式来看,是开发商主动提出给付经济补偿,且是主动联系村民选出的维权代表姚宝华等人,钱也是先交给中间人,然后由中间人写收条,再转给村里另一个维权代表徐志明,钱也是存在徐志明的账上。

    这两家公司在给付钱款过程中,公司人员并没有谁的生命、自由、名誉受到威胁。

    当年开发商都不认为是被敲诈勒索,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凭什么来认定两笔钱是敲诈勒索款?难道仅凭匿名者的报案吗?

    在此,辩护人要特别提醒合议庭要注意朱永刚的证言,他是村民小组长,他了解村民去工地找开发商交涉以及拿钱的全部过程。他的笔录在证据七。

    四、敲诈勒索的犯罪对象应是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被敲诈勒索犯罪的被受害人。

    从一审判决书来看,本案的“被害人”是常州金石置业有限公司、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有限公司。

    常州金石置业有限公司在2013年2月5日出具的证明,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2013年2月8日出具的证明(见《刑事侦查卷宗六》第1至第2页),都说是公司被迫无奈各给了十万元和八十万元。

    这两份证明,说明被敲诈勒索对象是单位(即公司),而不是自然人。

    但单位也能成为被敲诈勒索对象吗?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勒索公私财物的行为。

    所谓威胁或要挟方法,是指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管理者给予精神上的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一种复杂客体,即其在侵犯被害人财产权利的同时还会侵犯到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比如威胁到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生命、自由、名誉等。

    如果被勒索者拒绝勒索者的要求只会损害财产权利而不会危及人身权利,则不足以构成敲诈勒索罪。

    本罪在客观方面是以威胁、要挟的方法,造成被害人心理上的恐惧从而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

    也就是说,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只能是自然人,因为任何组织或机构都不会有人身权利,也不会在精神上被强制从而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具体到本案,不论是公诉机关的起诉书,还是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到哪一个或哪几个自然人是本案被害人是本案被敲诈勒索对象。而本案涉案的钱款是两家单位给付。

    在案卷材料中,这两家公司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在给侦查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没有一字提及到因为受到姚宝华和家人及村民的威胁或要挟,因而使自己在精神上被强制,心理上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因此,一审判决书中以这两家公司受到威胁、要挟为由,指控被告人姚宝华构成敲诈勒索罪,不仅很荒唐,于法也无据。

    五、辩护人坚持认为,上诉人姚宝华和他的妻子刘勤凤、儿子姚纳新没有实施敲诈勒索开发商行为,也没有非法占有之目的。

    姚宝华是经过村民小组大会选出的八个维权代表之一,两个房地产开发商征用的土地中,有很大一部份是姚宝华所在村民小组集体土地。由于开发商没有合法手续,村民们因为得不到合理赔偿,姚宝华等维权代表以土地法律法规作为武器,与开发商们进行交涉,要求他们停止非法施工。

    由于开发商没有合法审批手续,且在冲突中还把村民打伤住院,为了平息矛盾,开发商主动找第三方去联系姚宝华等维权代表,说要给村民经济方面的补偿。

    常州金石置业有限公司给了十万元钱,除中间人潘洪兴拿了两万元外,余下款项分给村中38个老年人和残疾人及其他村民。

    如果姚宝华一家三人有非法占有之目,他们为何还要把钱分给其他村民?

    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给的八十万元,除了中间人承小兵拿了十万元外,余下的款项一直在村民徐志明账上。

    在此,需要特别提醒二审法庭引起重视的是,第一笔款项的分配,在案卷证据中有村民的领款表,村民小组长朱永刚和维权代表姚锡华在询问笔录中也提到款项的分配情况。

    这第一笔十万元的“敲诈勒索”款,一审判决认为,其中二万元是由潘洪兴实际取得,不应认定姚宝华、刘勤凤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也不应认定在姚宝华、刘勤凤的敲诈勒索数额中。

    一审判决的认定,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只要认真分析,就会发现有问题。

    这笔款项是开发商所给,如果是敲诈勒索所得,参与拿钱的潘洪兴也涉嫌了敲诈勒索犯罪。

    既能潘洪兴拿走的二万元,不能算在姚宝华、刘勤凤的敲诈勒索数额中,为何余下的八万元款中,本村民小组38个老人和残疾人,以及其他村民领走的钱,还能认定是姚宝华、刘勤凤非法占有了?

    当年阻挠开发商非法施工,很多村民都参加了。开发商给钱后,他们也领取了,为何这些人不会构成敲诈勒索共犯,而只有姚宝一家三人犯下了敲诈勒索罪?

    再看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第二笔敲诈勒索款。这八十万元款是由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所给。

    中间人承小兵从中拿了十万元,余下的钱存在徐志明的账上,徐志明也是村民小组维权代表。

    一审判决认定,余下的款项698800元尚未由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具体实际支配使用,一直保管在徐志明处,存在不确定因素,应认定为犯罪未遂。

    按照一审判决对第二笔款项认定的逻辑,那么,第一笔余下的八万元款中,村民小组38个老年人和残疾人以及其他村民拿走的钱,就不能算进姚宝华、刘勤凤“敲诈勒索”数额内。

    承小兵从八十万元中拿走了十万元,如果认定这八十万元是敲诈勒索而来,他应是一个共犯,为何他没有被公安立案侦查?

    不论是本案的侦查机关,还是公诉机关,抑或是一审审判机关,明显是在选择性地执法,目的是为了逼迫姚宝华拆除自家的房屋。

    否则,根本无法解释只抓姚宝华一家三口人,其他拿了钱的中间人和村民却没有事。

    六、本案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上诉人姚宝华家不同意房屋拆迁。

    前面已经提及,如果真是上诉人姚宝华及其家人敲诈勒索了开发商,被勒索巨款的两家开发商为何不会报案处理?

    在侦查机关对姚宝华一家作刑事立案时,也正是姚宝华家房屋要被强拆而僵持不下之时。

    从2012年起,姚宝华家的房屋周边土地都被地方政府征用搞开发,因为房屋赔偿和安置的问题,与开发商无法谈到一起,姚宝华一家多次遭到骚扰威胁。全村89户,只有姚宝一户还在坚持。

    从案卷材料中可知,侦查机关先对姚宝华立案,先抓的却是他儿子,随后是他女儿。在他儿女被送进看守所后,公安机关和街道多次找姚宝华做工作,让他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说签了字就可以放你孩子。在遭到姚宝华的拒绝后,侦查机关才把姚宝华刑事拘留送进看守所。

    由于没有证据,检察机关不批捕他女儿姚钦,在放出姚钦的当天,侦查机关把姚宝华妻子刘勤凤刑拘送进看守所。说她在外面聘请律师把事情搞大了。姚宝华在看守所期间,公安机关负责人仍在做他的工作,要他看清楚当前的形势,赶紧签了协议把房屋拆除。

    上诉人姚宝华是江墅村村民选出的八个维权代表之一,他参与本村土地维权活动是基于村民的授权。开发商的施工人员在证言中也提到过,姚宝华是拿着法律来向他们作交涉,说施工没有合法手续是非法的。

    本案证据显示,与这两家开发商谈判给钱的有多人,为何这些人会没有事情,不会被逮捕起诉,而唯独是姚宝华和家人?这是有原因的。

    开发商常州金石置业有限公司找到潘志兴出面协调处理与村民的土地纠纷,潘志兴从开发商给村民的十万元土地补偿款中拿了两万元“好处费”,他没有被逮捕起诉;承小兵在开发商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给村民土地补偿款中拿了十五万元“中介费”,他也没有被逮捕起诉。

    还有其他几个村民,姚锡华、徐志明等人也具体参与谈判拿钱,同样没有被逮捕起诉。如果收取这两家开发商的钱是敲诈勒索犯罪,这些人应是共犯了。那么,不追究这些人的涉罪行为,只选择性打击姚宝华一家人,到底是为何?

    本村有37个老年人和1个残疾人,也领取到了从开发商手中拿到的钱,他们知道钱是开发商给的。如果被告人姚宝华的行为是敲诈勒索,这些人不是也成了共犯?

    辩护人认为,收取这两家开发商给付的经济补偿款,是多数村民参与维权的结果,并不是什么敲诈勒索。姚宝华和家人也没有非法占有这些钱款。

    2012年,他家房屋也要被强拆,他不同意政府和开发商的条件,以至又被公安机关刑拘,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竟然是两年多前之事。当时(2011年11月8日)村民在与开发商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有限公司冲突之中,姚宝华妻子刘勤凤等几个村民还被开发商雇用的社会人员打伤,但公安机关至今也不给处理。

    在去年一审受审时,姚宝华已经75岁,身患癌症;他的妻子刘勤凤已74岁,身体状况极差,她只能躺在担架上受审。他的儿子姚纳新46岁。

    上诉人姚宝华和刘勤凤很可能是中国年龄最大的被判敲诈勒索开发商钱财的夫妇。

    上诉人姚宝华一案是典型的打击报复案。

    十多年来,他帮助村民土地维权,以公民身份无偿代理村民打过八十多起行政官司,因而得罪了地方政府,得罪了执法机关。去年受审时,他在法庭上说,自己曾六次被抓进看守所,还被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现已是75岁高龄了,又因自家房屋要强拆,与妻子和儿子一起,被执法机关罗织罪名送上法庭受审。

    审判长、审判员:

    据上诉人姚宝华告知辩护人,说案件提起上诉后,本案合议庭法官到了他家中。

    当你们看到姚宝华家房屋上写满维权标语,房屋已经被在建的商品楼包围,相信你们心中会明白,为何只抓姚宝华一家三口,为何只治罪于姚宝华一家三口。

    辩护人认为,姚宝华一家三人被判敲诈勒索罪案,应是一起典型的错案、冤案。

    最后,恳请二审法院坚守公平与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改判姚宝华一家三人无罪。

    再也不能制造冤案了!

    辩护人: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晓原
    2014年4月30日

  • 杨绍政教授的公开声明

    各位朋友,感谢大家的声援和支持。在大家的关注下,成都天府派出所警察到现在为止没有强制破门。刚才我打开房门后,暂时没有看到警察。

    自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因为关注疫情和人祸对国民的伤害,我的微信号被封3个,微信群被封约60个。多次收到贵州省政法委吴姓主任的要求我闭嘴的电话警告。

    面对他们不胜其烦的骚扰,我无数次拒接贵州警方等各方面的电话。我认为我暴露荒谬,坚守正义的言说是合法的,中国共产党相关党委及其领导的警察通过各种方式让我闭嘴的做法是有组织违宪和犯法行为。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九千万党员和几百万警察要明白,你们今天非法剥夺杨绍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长期断绝杨绍政教授的生活来源、医保,边控杨绍政。这些有组织行为是集团犯罪,应该得到追究和审判。

    你们还要明白,今天你们可以有组织侵犯和迫害杨绍政在内的无数国民而得不到法律惩罚和责任追究,明天你们、你们的子孙后代、亲戚朋友照样有可能被有组织侵犯而得不到公道,有组织犯罪者照样逍遥法外。

    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的有组织行为如果得不到法律约束,违法不惩,那么包括九千万中共党员、几百万警察、几百万军人在内的全体国民及其子孙后代都不可能有安全,愿天佑中华!

    另外,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晚上9点都会报平安,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

    杨绍政 2020年3月7日上午10:25

    【简介】

    杨绍政,男,生于1969年,四川巴中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胡代光教授。曾任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和贵州大学高等教育评估与研究专家。

    曾经被贵州大学作为“优秀人才”引进的杨邵政博士因发表批评中国共产党“公款养党”等政治言论,2017年被校方无限期停课;2018年8月被校方开除;20天后又被停发工资。杨就此向校方提出行政复核申请书,要求撤销处罚,恢复教职。2018年10月该校就此发布“复核”结果,维持原处分决定。

    2019年6月杨绍政因在微信群发布六四死亡学生的数字,遭当局传唤,戴手铐、脚镣接受讯问长达八小时,后侥幸逃脱。

  • 许志永证实已被“煽颠”正遭“监居”

    【民生观察2020年3月7日消息】本网获悉,曾于2月中在广州逃亡时被捕的“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永已由警方人员证实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现正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而其女友李翘楚亦已失踪三周,疑与受案牵连有关。

    据了解,许志永于2月中在广州被捕后,家人一直未能获知下落,几日前,许志永的二姐从河南抵京打听弟弟的下落,先是去到许志永位于北京昌平区奥北中心的家寻找,但遭到物业管理处的阻拦,对方声称应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要求许二姐出示房产证明方可入内,而2019年12月末北京警方曾到许住处抄家,带走大量物品,其中包括上述物业的房产证。许二姐为此找到辖区东小口派出所,道明原委要求派出所协助,但派出所以此事不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为由予以拒绝,最后许二姐只能入住附近的酒店栖身。

    由于许志永被捕后家属一直未能获知详细情况,因此许二姐再次向东小口派出所查询,了解许志永的具体去向,包括法律文书何时寄予何地何人,但警方未能一一回复而借故推托。

    周六(7日),许二姐再次去到东小口派出所,终于从所长口中得知,许志永已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目前正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该所长还称许案为北京市局的大案要案,“侦查阶段”不准会见律师,同时告知许二姐,任何人不得进入许志永的家,警方已在屋内安装监控,进入者可能会被捕,以此劝喻许二姐不要尝试去许家。

    公开消息显示,2019年12月初由多名公民人士及律师群体举办的联合聚会活动(“厦门聚会案”)在福建厦门举行,聚会为期三天,而当局在12月13日成立“12·13”专案组,并于2019年12月26日在全国多地同时抓捕多名人士,包括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等四人,四人随后被转押到山东烟台,案件由烟台警方经办,已知四人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均处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四位被捕人士的代理律师曾多次要求会见及跟进案件,但遭到烟台警方拒绝。

    “12·26”抓捕事件发生后,许志永等多名参与人士离开住所四处匿藏,以逃避当局的政治迫害,而当局在苦无许志永下落的情况下,毫无手续之下强行进入许家查抄,带走大量物品,包括该物业的房产证,并强行传唤许志永女友李翘楚,且用手铐带走,李在被困24小时后最终获得释放,期间遭遇非人道对待。

    2月中,正在广州逃亡的许志永在友人家中被捕,随后被转押北京警方,同时其女友李翘楚下落不明,李在失踪前曾发信息给朋友,表示门外有警察在敲门,李失踪已达三周,期间曾有朋友及律师向警方查询,但未有任何消息。

  • 村民举报村官以权谋私欺压百姓

    【民生观察2020年3月3日消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村民刘文举,实名举报建国村村主任于学良等人以权谋私,欺压百姓。

    举报人:刘文举,住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发镇建国村,身份证号:230102197208105315

    实名举报建国村村主任于学良,会计王思才,村委员庄国江等人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侵害集体利益。具体情况如下:

    1、村主任于学良联合社会闲散人员往建国村村民刘文举家土地卸残土和垃圾,欺压百姓,多次制止也无能为力。

    2、大唐电厂建设期间,村主任于学良指使庄国江打假井为了骗取国家补偿,最后得到400多万元国家补偿。在大唐电厂建设期间,所有垫土方的工程都是于学良与其哥哥于柏良进行施工,阻止他人进行正常招标。2008年5月初四于学良利用职务之便,让村民堵电厂的道导致其不能生产。逼迫电厂必须用其哥哥于柏良的施工队伍。从2008年至今所有大唐修建修路工程,包括鸡舍,猪舍,温室大棚。都是由于学良与于柏良施工,从中渔利,目前大唐电厂给于柏良留有办公室。

    3、庄国江是建国村李肇彬的女婿,在2009年庄国江与叔丈人李兆和抢占建国村西一万多平方的土地,并将土地出租给沈志文做防寒毡厂,使用两年时间后又将土地出卖给李学玉,出卖价格75万元归为己有。在2016年10月又买了村民史永生家的机动地也是村民挂账地,用于卸残土和垃圾,收取高额费用10万多元。并且在卸残土期间将村里道路轧坏导致村民无法行走,给村民出行带来很大困难。

    4、检举建国村会计王思才。王思才在本村当了20多年会计,其资金来源不清,在当会计期间盖了一栋二层楼,在建国家园小区有一个门市价值60多万元,他当会计期间家里无一人有工作,没有正常收入。在2008年到2017年内换了两辆车,并供养两个大学生。这些财产与他的收入完全不符,希望相关部门明查会计的收入与其支出是否相符。

    5、2009年建国村给养殖小区安电,刘文举家距离养殖小区200多米远,他请求建国村给他家也安电,养殖小区安电的费用都是建国村支出,而刘文举家的安电费用由他自己支出。村上找电业局李文胜在2015年正月十四给他家拉闸停电,因为养殖小区变成工业小区,刘文举家温室的小菜和黄瓜苗都冻死了,后在紧急之下,在邻居家接的电。

    让村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建国村花钱安装几十万元的变压器却落在妇联主任王凤祥名下?刘文举质问建国村电工是干什么的?村干部和王凤霞是什么关系?后来才明白,养殖小区在长岭湖开发范围内,某些人为了套取国家高额补偿款。长岭湖是国家自然的生态湿地,但几百米远就是由村主任于学良人为倾倒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综上所述,于学良,王思才在职期间财务账目不公开不透明,并且联合黑社会人员欺压百姓,侵占村民土地,骗取国家补偿款。打假井是真实存在的,于学良,王思才后面有强大的保护伞。官官相护,村民们对于学良等人的行为敢怒不敢言。

    刘文举作为受害者,其土地被于学良等人强行霸占破坏,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土地使用权,特此实名举报,同时恳请相关部门给予查处!

    刘文举电话:13946096039

  • 江西女子进京被截访拘留

    【民生观察2020年2月29日消息】因对拆迁补偿不满,江西信丰女子施某某多次到信丰县信访局、房管局等部门进行信访,但其诉求一直未得到合理解决。

    2019年7月,施某某与一名朋友约好,一同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2019年7月30日,施某某与朋友到达北京。

    刚到北京没多久,二人还没来得及去相关部门提出信访请求,就被信丰县政府相关人员“接”回了信丰。

    回到信丰,2019年8月2日,信丰县公安局对施某某作出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扰乱单位秩序”。对这一处罚决定,施某某不服。

    她认为,她是中国公民,北京是中国领土,她有权去祖国的每一个地方,如果不能去的地方,都有警告标示和警卫员看守,当时她去北京,没有扰乱单位秩序,没有做违法乱纪之事。

    施某某说,信丰县公安局以稳控、截访为目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是严重的违法行政行为。

    2019年11月18日,赣州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施某某一到北京就被劝回,没有前往相关场所提出信访请求,没有实施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信丰县公安局以扰乱单位秩序对施某某进行治安处罚拘留10日,主要事实不清,作出处罚的证据不足。

    赣州市公安局撤销了信丰县公安局对施某某的处罚决定。

    2020年2月12日,疫情笼罩下,施某某收到了信丰县公安局的《行政赔偿决定书》,信丰县公安局向施某某赔偿3159.4元,并赔礼道歉。

    【网友留言】

    聚沙成塔:既然不让上访,那就直接撤销信访局。

    心想事成:公安局违法拘留,上级这样处理避重就轻,应该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严重不公平,给你拘留10天你试试,公职人员违法犯罪,让纳税人买单,下次他们还会这样做,一定要给他们严重处理,才能有深刻教训,不然公职人员会公报私仇,让他们不敢不作为乱作为。

    BLUE:起来,不愿做奴隶的的人们!

    陈维树:2017-6-4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陈裕咸在北京遭上犹县政府信访局外包涉黑牛力团伙截访殴打致死案后,信丰县依然在截访,刑拘访民。

    无限的无线:法治不是说说而已,法治社会是每一个人的事包括公权力!

    马到成功:无语的世界,无语的教训!无语的拘留,无语的改判!让正义不在流泪,让执著成为勇敢!——海阳市马家大院

    丸:这就是暴政,知法犯法!

    渤海岛主:公安行政复议正确处理,变违法行政过错完全纠正!值得推广!让访民心理平衡!

    黄凤娣18901526811:公安局拘留访民,权大于法。

    彪哥:没有去到国家信访局,就没有扰乱单位秩序!去国家信访局就是扰乱单位秩序,就要拘留。这个概念说的通吗?

    寂寞哥:又有几个人有运气获赔?一万个中的一个吧,黑暗官场老百姓能怎样?

    随波逐流:“这就叫公平正义”留言区还有这样说的,什么逻辑?公民申诉、上访是宪法规定的,公权力肆无忌惮的践踏,限制、非法的使用机器迫害公民(拘留),后有点可恶或迫于压力,用纳税人维持正义的税款为自己违法行为埋单,还未见有人承担责任,就算”公平正义”了,什么逻辑吗?

    上善若水:还是赣州市公安局能主持公道,我们平顶山冤民进京上访的,不管是在火车上,还是在旅馆,还是在田地里,还是在路上,只要被地方政府找到接回来,就是拘留。别说到市公安局复议了,就是打官司到法院,一律不会赢,一个都不会赢,现在就有几十个被错误拘留的民众告法院枉法裁判,但还是没人查处,纠错,为什么呢?

    红胡子:既然不应该,就是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就是非法拘禁,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实事求是:希望各级部门能够真正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真正一切按照国家各项宪法,法律,法规,执行,公平公正,一视同仁,不靠关系,如有贪官不作为乱作为查到一个就必须枪毙一个!中国就会太平天国。否则一切不堪设想。

    大爱:执法违法应追究其违法执法者的法律责任,赔偿和道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 武汉执法者冲水驱逐滞留人员

    【民生观察2020年2月28日消息】本网获悉,武汉封城以来,大量外地人被困城中,他们未获政府救助,被迫流落在城市里的地下通道、公园角落、桥洞旮旯处,他们以捡拾垃圾为生,幕天席地而睡。大灾大难之际,他们理应获得救助,政府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他们非但没有获得应有的资助,反而备受欺凌,多地执法人员肆意驱赶他们,更甚者以水枪喷射滞留者的铺盖,以驱赶他们离开。

    据一志愿者反映,2月24日下午,武昌区一个地下通道内留宿着7名滞留人员,他们多是封城被困在这里的外地人。其中一名高姓滞留人告诉志愿者,2月24日下午2点多,通道里来了十多执法者,他们接上水管,冲洗了整个地面。差不多一小时后,冲水的人走了,高先生下去“抢救”自己的行李。通道里住了7个人,他们因为封城被滞留在武汉,又交不起钱住旅馆,而且旅馆大都关门停业了。

    高先生在通道住了10天左右,他是来武汉务工的,在工地上做些零活。工地放假后,宿舍也清空了,但他不想回家想再找一份工作。没想到,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下真回不去了”。高先生介绍,他先是住在小旅馆,一天收费30元,但是饭菜越来越贵,“每天最少用掉100块”。他很快就住不起了。无奈退了房,露宿在了街头,省下的一天房费,能多换一些泡面。

    高先生说:“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这群人,哪怕在通道里住着,也比没有地方住在外乱跑要强啊!”。被冲水后,他的行李全湿了,包括铺地上的床单、被子,还有好心人送的棉大衣都湿透了。他舍不得这件棉大衣,拿出来晒在出入口的铁杆上。冲水的时候,眼看着铺盖衣物要被淋湿,但他们不敢上前阻拦,因为“来的人穿着执法人员的制服”。冲水后,通道是住不了了,留宿人只好在附近的小树林里游荡。

    另一滞留者方先生反映,2月26日下午,他和十几名被困者坐在黄鹤楼地下隧道里,忽然几名制服人员拉来了喷水设备,这些先是驱赶他们离开,说是景区规定,隧道里不准主人。被困者述说自己无处可去,不愿离开,制服人员随即开始喷水,并动手清理杂物,方先生和其他人的行李铺盖物品相继被喷湿。冲水的时候,方先生站在洞口,不时凑上去看一眼,“他们那些人,接了水龙头,就对着被子冲”。自己的家当全在下面,但他不敢阻止,他说:“他们这群人,对我们做事,从来不讲理由。说实在的,我们都是下等人”。

    这群被困人员中,老谭的年纪大些,经历也更曲折,他是在汕头打工,春节前要回到老家襄阳,但在经过武汉时被困住了。老谭早先把钱都寄回了家,只按正常预计留下了一点盘缠,这下完全不够了。他给家人报平安时,家人说要给他打钱,但他拒绝了,“本来就没几个钱,自己能撑过封城预期”。没想到,封城变成没完没了,身上的钱日渐空虚,在住了几天旅馆后,他只能退房找到这地下室留宿。随着封城越来越严格,街上的饭店超市也相继封停,老谭就叫同铺的人们赶紧储备泡面。泡面有了,但热水却越来越难找了,以前黄鹤楼景区还有,现在景区也封锁了,只能跑到很远的医院去蹭点,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在一家儿童医院接到开水。但是,近来医院也围起了路障,禁止他们进入。没有办法,只好干吃泡面了。吃泡面可以克服,但是铺盖被制服人员冲湿,那就无法入睡了。老谭合计着,实在不行就到公园里捡一些干草来,夜晚垫在地下过夜。老谭难友不愿睡在潮湿的地面上,他决定到江边的护堤上去过夜。

    除了这些流落在隧道的滞留者,还有外地人流落到了荒郊野外,以捕鱼为食,篷布为家。近日,在湖北省荆门市马河镇乡村,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因元月间骑摩托车路径此地,后被封城困住,无计可施的他就跑到荒郊野外支起篷布住下,由于买不到食物,他便自制了捕鱼工具,以捕鱼为食,野菜为生。有视频显示,他已在此被困一月有余,篷布里的寝具单薄稀少,因正常食物缺乏及睡眠不佳,小伙子显得面容消瘦。

    2月8日,一对疑为湖北籍的年轻母亲带着一名幼儿,流落在西安近郊的街边生火做饭吃,其惨状令人泪目。据悉,该母子在春节前驾车出游,彼时湖北和全国尚未封路,但是到1月23日武汉开始封路,此后全国各地普遍封路,致使该母女无法返程。并且,由于各地餐饮、旅馆都拒绝外地人入内,这更加让母女俩食宿无门。陷入绝境后,这名母亲也曾致电警方和政府部门,但均未予解决问题及给予帮助。求助无门的母女俩因此被迫在狭小的汽车里吃住。在路上流浪了数日后,母女俩的食物逐渐耗尽,且天气转冷,无奈之下母亲驾车沿途求助居民,有好心的居民资助了一些食品。2月8日,母女俩流落到西安近郊,饥寒难耐的母女因无法进入酒店进食取暖,就地下车捡拾柴草生火做饭。此后,他们被西安警方发现,随即被带走检疫。

    日前,一位叫“力君”的网友发布视频说,自己是一名徒步旅行者,在一月底途径武汉市,未曾想,武汉肺炎大爆发,封城把人困在了武汉市,虽然曾经求助过当地政府,但因救助站求助者太多无法安置,逼不得已,只好自行找到一处大桥下露宿。封城初期,外面的超市还没有封停,自己就购买了一些干粮储备,原以为十天半月就能开城,没想到被封禁了一个多月。如今,自己的食物将尽,只好每天只吃一顿饭,煮饭就用捡来的铁锅煮一点面团,连食用油都没有,现在已经一周没有吃到油了,身体着实受不了。夜晚这里很冷,没有什么御寒铺盖,就捡拾一些路障遮挡避寒。用水和手机充电,就跑到很远的一处公园公厕去解决。被困一月了,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返乡。

    1月23日,合肥的李先生和妻子回湖北襄阳看望父母,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夫妇俩无法返回合肥,目前已经在襄阳的宾馆住了1个多月。一个多月里,他们始终无法放心独自在合肥家的儿子俊俊(化名)。李先生说,俊俊正在上初三,除了担心他无法照顾好自己,更担心他的学业。李先生是浙江人,妻子是湖北人,夫妇俩在合肥做生意十多年了,并定居在此。1月23日,夫妇俩回湖北襄阳老家看望父母,本打算快去快回,但到湖北后,却因疫情封城无法返回合肥,14岁的儿子俊俊只能独自一人呆在合肥的家里。数日后,家长得知其家中的食物差不多吃完的情况后,才委托邻居并报告社区求助孩子的吃饭问题。

    除湖北外,各地都有因政府封路被迫流落街头的人。在广东深圳,一位打工者反映:在深圳的我都睡了一个礼拜大街了。我切身感受到这句“来了就是深圳人”是极大讽刺!今年的1月19号我辞工出来,手里确实有四千多块钱,本来计划初六八开工,这点钱绝对够的。一出来就开了一个礼拜的房,过年了嘛!自己还买了两身衣服和鞋子。到了大年初二三,晚上旅馆开始全部赶人,我大晚上去找快捷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新客入住。去找旅馆,结果各个城中村入口全部封了,没有通行证进不去。我提着行李在寒风中坐在路边等到天亮,第二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能入住的便捷酒店一天138元,感觉这疫情短期内不可能解决,住了两天把手机充电宝充满电后就退房了,提着行李白天在少人的地方打盹,晚上要么睡天桥要么睡街边过道,有时天桥去晚了都睡满了。有些社区根本不给你流浪睡在外面,那些社区人员会联合保安警察,发现一个驱赶一个,反正就是不让你睡他们在管辖的地方,随便你们去哪里,完全没有人性。

    2月26日夜晚,一名慈善义工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看到,一对中年夫妇手提塑料袋,沿途捡拾垃圾并翻找食物。义工询问得知,他们是外地来汉务工人员,因封城被困了一个多月。期初每天到饭店买饭,后来饭店也接连被封停,由于没有找到政府的救助,他们只得到处翻找垃圾桶觅食。半个月前,武汉开始禁止无证上街,他们被迫躲进了地下通道。在地下通道里,白天就打盹休息,夜晚就出来觅食,因为只有夜晚才少有巡查人员。

    据悉,此次因为多地封城封路导致被困群众数量很大。各地,尤其是湖北各市的救助站无法满足突然暴增的求救人员,加之救助站集中收留会增加传疫风险,因而各地政府存在消极救助的态度。因疫情传播迅猛,必要时封城封路人们也能理解,但是,政府在推出封城封路政策前,首先要考虑到被困公民的基本生活,不能造成公民进退两难,衣食不保,更不能因为封城导致滞留人员流落街头,深陷病毒感染及人身危害之中。防疫需要依法行政,人道施政,对于一些政府人员冲水驱逐滞留人员的行为,稍有良知的人都能判断出这是一种丧尽天良的恶行暴政。

    对此,有网民评论道:又一次湿了眼眶,总是有这么无奈,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但是这个英雄是无数平凡人难以诉说的悲凉和心酸铸就的。对比这些流浪者,我想起韩国人到我国免费住酒店隔离,无比心酸难过。我国政府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不应该!

    网民“南风的生活”评论说:很多流浪汉是因为住宾馆住到没钱了,才跑去住桥洞和地下通道的求生的,有些人不接受救助是因为还是要交钱,他们怕了,昨天我看到另一个视频那些流浪汉说的,人家睡底下通道,那些所谓机构的人跑去拿水管把所有地方浇湿了,人家的被褥行李也不放过,就是嫌弃人家脏乱差,想驱赶了事。而有些所谓的救助人员,拿了点吃的喝送给被困人,到场后就先随便施舍一点,然后拍照立马走人,剩下的都不管了,这完全是摆拍作秀。直到很多恶行视频曝光以后,武汉政府顶不住舆论压力才匆忙推出新政,于2月25日发布《滞留在鄂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救助》通告。

    网民石先生表示:政府需要反省,在出台封城政策时,首先要想到公民的基本人权,生活保障问题,例如:可以事先在空闲场馆、公路服务区、空旷厂房、学生宿舍等地预支帐篷,配备床铺,全天候供应冷热水、食物配给、简易的医疗场所等措施,以防大量被困人员进退无据,衣食无着,流落他乡餐风露宿。政府可以拿纳税人600亿美元援助非洲,拿出数以亿计的外援资金援助他国,那么就应当本着“国人优先”的理念,先行救助紧急疫情病患者,以及因封城被围困的中国公民。而不是不顾一切的骤然封城,陷无数滞留人员于险境,拖拉延迟到一个月后才推出《滞留在鄂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救助》通告“对因离鄂通道管控滞留在湖北、生活存在困难的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及有关方面提供救助服务”的政策。



  • 疫患女离汉返京 众惊“来头大!”

    【民生观察2020年2月28日消息】本网获悉,2月26日下午,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消息称,一名黄姓女子,在2月18日开始间断性发热5天,伴咽部不适,当时居住地为武汉。黄女士2月22日凌晨2时由其北京家属自驾车到京。

    消息一出,网民哗然,质疑声此起彼伏,人们不禁追问:中央三令五申对武汉严格封城,保障“外防输出,内防扩散”,2月23日,习近平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对疫情防控的7点要求中,第一点是湖北与武汉,第2点是“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要坚决抓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环节,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

    在如此严格的防控政策下,该女家属是如何做到驾车驶入武汉市的?又是如何将一名已经发热5天的病患带出武汉市的?一路一千多公里,沿途检疫站密集,他们又是如何突破层层关卡进入北京市的呢?武汉疫情爆发后,各地都禁止从武汉驶出的车辆进城(有公务通行证的除外),北京市入城检查站的警方是如何放行武汉来车的呢?难道因为私接人真是重大公务?

    须知,被困在武汉市的外地人员不计其数,他们没有发烧尚且脱身无术,一名发热5天的病患是如何出城的?难道武汉众多的检查站都不检测体温就会放行的吗?难道沿途各省的监测站都一路失职未予检测吗?如果检测站都履职检测了,那么按照规定,应该就近隔离,怎会一路畅通无阻的返回北京市呢?再有,进入北京城不需要检测吗?如需检测,该女又是如何被放行进城的呢?

    带着诸多疑问,网民惊呼“黄女士,大有来头!”。的确,常识告诉人们,在防控如此严格的今天,没有特别权力的“通行证”,任何人都不可能突破层层检查,一路顺风的往返于武汉、北京之间。

    那么问题来了,谁有这么大的权力?什么样的权力能层层通关?显然,这种权力绝对不小,不然不可能打通无数的检查关隘。

    网民“嗅嗅”表示:除非她拿到了特许权,不过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这样的时刻,靠什么,以什么理由,能够拿到特许出城呢?谁敢批呢?显然,她的家属是不可能获得合法特许权的,因为去武汉接家属绝对不是公务,办理家务私事是不可能被授予特许权的。而如果没有特许,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以及她的家人。怎样能够开车通过层层关卡,进城接上她然后又顺利出城呢?这一进一出,说没有人安排我是绝对不相信的。这不仅需要安排,还要有足够大的能量和周密细致的安排,里应外合才能成功。因为公告通报中黄女士在武汉就已经确诊,按理说是要立即隔离治疗的,怎么还能放出城?这不是开玩笑的,她是确诊病例放出城,不是随便放一个人出城。这两者之间,天差地别。这个性质,想必大家都明白。

    网民“丁小村”称:新任省委书记亲自批示,将对刑满释放确诊女子离汉抵京事件进行调查,不论涉及到什么人,都会一查到底!像我们普通百姓,一边呼吸用口罩过滤了的空气,一边看被网管过滤清洁了的信息,的确有些不明觉厉:如果不是这么吓人的消息,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有黄女士这般人物——我们想象力有些弱。黄女士,好大的来头!

    一般人头脑中涌起的疑问就是:在防控如此严谨的情况下——武汉“封城”,900万人民牺牲了“岁月静好”,减缓了疫情的快速蔓延;北京乃是首都,更是千万人大城的严防死守——而黄女士竟然能够在家人护卫下,穿越一千多公里,回到北京家中,这本身是一个奇迹。

    对武汉的老百姓来说,没有奇迹可言,很多人还在隔离区艰难度日,很多人还在医院里搏命,更多的人得忍耐着,可能吃饭睡觉都不得安稳。

    对于北京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很不容易,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大且流动人口多,管控与防范难度大,关乎着无数人的安全。这位黄女士出得了武汉,进得了北京,这一路顺利通关,从“武汉病人”转型为“北京病人”,真的让人惊掉了下巴。

    “黄女士”神通广大,起码让我们看到许多事实:我们的体制漏洞百出。在如今这种严格管控的形势下,黄女士能够一路畅通回北京,让人脑洞大开——门固然关得很严,路子却照样可以有。有些人的“门路”,我们永远不懂。黄女士来头有些大。

    黄女士“过关斩将”一路通关,难度系数非常大——我们可以想象,从疫情中心武汉到政治中心北京,从起点到终点,难上加难。如果不是“黄女士”不幸确诊,可能这事儿也就是个普通故事了,精彩通关游戏无人欣赏,也就没什么意义。不巧的是她不但确诊还可能感染了家人,这使得这个故事成了悬疑大剧。

    黄女士和家人,武汉和北京的“守关”者,都有些厉害——他们都这么“敢”。黄女士的惊险剧,超乎了我们普通百姓的想象,剩下的悬疑,只能等待“调查组”来给我们揭秘了。

    说真的,我不喜欢“黄女士”这个故事:它多少让我感觉寒心且惊恐——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一个“黄女士”,碾压了900万围城中的武汉人,也碾压了千万担惊受怕的北京人。一个“黄女士”,也碾压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力。我们迫切想知道“黄女士”的剧情发展,因为我们都不能知道,权力的魔力有多大。毫无疑问,“黄女士”坐的不是隐形汽车,也没有穿隐身衣……她和家人不能隔空移物,从武汉瞬移到北京,这一路——是“通路”也是“门路”,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也是带着病毒回北京——“黄女士”,来头真的太大了。

    网民李女士追问:这一家人到底是什么背景?世人惊诧之余纷纷质问:这名黄女士及其家人能让中央和湖北的最严防控令基本失灵,这一家人到底是什么背景?“请问:1.黄女士的家属如何在武汉封城期间进去北京的?2.黄女士和家属是如何在武汉封城期间离开武汉的?3.何种交通工具离汉去京?4.去京途中路径以及接触人员?5.武汉期间已发热,武汉可知?6.抵京之时,京是否知离汉人员?7.京汉两头如何处理相关人员?”

    “那么多外地打工的都出不了武汉,流浪街头。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可以一路畅通无阻?真当大家是白痴吗?”“就问武汉为什么能放人,沿途为什么能放行?北京为什么能接收?”

    网民“吕大维”质问:“既然黄女士是刑满释放人员,那干脆扒一扒,为什么进去的?量刑公正吗?正常期满还是有减刑情节?是否合理合规?谁来负责?武汉,给个透明的解释吧?”

    黄女士一路通关进京,这可以称之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太戏剧了,完全可以拍电影了。现如今武汉还能有人来北京,是不是说明了武汉封城不针对赵家人?难道他们持有“特别通行证”?从武汉一路绿灯进北京小区回家。这得是什么样的权贵才能做到的?外地人流落武汉街头垃圾桶捡剩饭吃,在确诊黄女子从武汉一路绿灯进北京的同时,因武汉封城,一些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回不了家,又无处容身,被迫流落街头,无奈之下只好到垃圾桶捡剩饭吃。中共政府对他们不闻不问,还经常遭到警察驱赶,苦不堪言。为什么一个已经确证发热的病患仅能如入无人之地,轻而易举的就把亲属带出了武汉城,挺近了北京市的呢?

    据悉,自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已有许多官僚利用手中特权突破了防疫封城,将自己的亲属从疫区带出,破坏了防控大局。疫情爆发之初,某些地方和部门不以千万人的生命安危为重,只管自己的官位与政绩,对疫情预警的八名医生训诫噤声——这种失责与渎职、轻忽与傲慢,让我们看到的是权力的冷漠。

    在许多百姓还无法进入医院得到救治的时候,竟然有退休厅级官员责骂医院没给他相应的病房待遇,某些权力享有者失去了所有敬畏,乃至失去了为人的基本资格,实在让我们对权力掌管者失去了最后一点点好感。

    在大疫蔓延之时,发布乌龙消息推销一些无用之药,制造伪劣消杀用品,哄抬防护品物价,私吞援助物资……这些事让我们看到利益面前社会底线的彻底失守,所谓“人心惟危”真不是古话。

    至于那些在疫情防控之中滥用公权力的行为:堵塞交通通道,带走父亲饿死脑瘫儿子,戴着红袖章闯进家中打砸……则把普通人的恶性完全显示出来,权力成了某些人人性恶性爆发的催化剂——只要给他一点点权力,他就能变成恶棍。

    从权力掌管者到普通老百姓,无一例外,都在大灾大难中把人性最恶劣的一面凸显出来:既暴露了体系的脆弱,也暴露了国民的愚弱。即便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也并不过头。

    直到这位“黄女士”的出现,更是把这出社会性的大剧推向了高潮。

    最后,人们还要要追问,官员就不用守法防疫了吗?特权官员突破封城,以权谋私,那些驻守封城的警察及政府官员,他们就没有违法放人吗?他们自己制定的防控措施,他们自己及关系户就可以不遵守吗?防疫难道只防老百姓不防官员及其家属吗?难道只有老百姓会传染病毒,官员及家属就不会传播病毒了吗?

    事实证明,中共专政就是一党特权,他们垄断执政权力,践踏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利,严重侵犯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律平等的民主原则;中共高层拥有专权特权,层层传导下的各层官员都会拥有特权。专政垄断制度导致中共官员有数不清的特供系统,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到食品等都存在着特供,官员俨然生活在城堡里面。对很多官员来说,因为特供系统的存在,他们不用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取这些。他们吃公家的,喝公家的,穿公家的,住公家的,用公家的,花公家的钱,玩公家的,这样日子久了,就认为公家就是自己家了。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自传中曾这样写到:共产党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

    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

    因此,要祛除遍地特权现象,就需要从顶层制度上祛除一党专政,唯有祛除共产党的垄断特权,让各党派平等自由竞争,才能形成“民主选官,官必求民”的民主社会。在宪政民主制度下,任何执政党及其官员都难搞特权,因为他们无时不刻不被独立的反对党、议会、媒体所监视,所以他们不得不老老实实的依法行政。



  • 独立记者李泽华被警方上门抓走

    【民生观察2020年2月27日消息】本网获悉,2020年2月26日晚10点左右,前央视CCTV7频道主持人李泽华,因关注武汉疫情并在Youtube发送视频,被警方闯入武汉的住所抓走。

    李泽华在Youtube的频道记录:2月16日李泽华前往武汉百步雅亭社区和武汉软件职业工程学院进行实地采访、2月21日李泽华报道武汉天价招聘搬尸工、2月25日李泽华前往武昌火车站地下停车场采访外地滞留武汉的务工人员、2月26日李泽华在武汉的公路上开车,被疑似国安人员尾随追捕,李泽华一边开车一边发视频向网友求助。

    2月26日晚10点左右,李泽华在与门外不明身份敲门人一段时间对话之后,被强行闯入居所搜查,视频中断,疑似被中共国安带走。

    网上流传着李泽华在被抓前的一段慷慨陈词:我,李泽华,今年25岁,我也想像柴静一样能够去到一线,能够在04年那样的舆论环境下,做出《北京抗击非典》那样的片子,或者说在2016年做出《苍穹之下》被全网封杀,我认为那是有价值的。如果门外的那几位大汉们,你们上过中学的话,当然你们上过。一篇鲁迅的文章叫《中国失去自信力了吗?》,里面写过这样一句,我一直奉为圭臬,‘鲁迅说,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生求法的人,这才是中国的脊梁,我不愿意吞炭为哑,我也不愿意闭目塞听…….’随后,视频被人强行中断,李泽华被强行带走。

    据悉,95后的李泽华毕业于某传媒大学,此前为央视CCTV7频道主持人,辞职后做自媒体“不服TV”,近期以独立记者身份前往武汉,报道“武汉肺炎”疫情的真实情况。

    因独立报道武汉疫情,李泽华已不是第一个被抓的人,今年2月初,中国当局逮捕了两名中国记者陈秋实和方斌,以及两名政治评论人士郭泉和许志永,另外将许章润软禁。还有更多的公民、维权人士因关注和转发肺炎疫情而遭到警方的约谈、警告、骚扰、传唤、拘留等。疫情当前,中共不是放开公民言论自由,让信息透明化,在最大程度上控制疫情,反而加大言论审查和打压。

    24日,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发表声明说,只有完全的信息透明才能阻止使危机加重的谣言蔓延。该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阻挠记者对疫情的报道。该组织说,中国当局继续审查有关疫情的某些信息。该组织呼吁中国释放被拘押的记者和评论人士,“让媒体做好报道工作,不要设置人为障碍”。

    此外,61名国际学者周六(22日)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中指出,言论自由的丧失导致中国预警机制失效,令新冠病毒如入无人之境,造成极惨烈的次生灾害。事件激起中国人民广泛愤怒,呼吁言论自由已是中国的强烈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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