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一个

一个纯粹匡时济世的人，为何要遭遇这么多苦难？

①宋泽第四次被抓了。毫无征兆地被抓了。他没有参加什么聚会，更没有纪念某些被中国政府定性为敏感的人物。可他就是被抓了。又是谁在背后污蔑他去参加什么活动？他身在监狱并不知情外界对他按头的各种罪名。

②回忆2012年他给许志永写的那封自荐信，宋泽是一个纯粹的人，是一个难得的敢于遵循自己的内心的人，更是一个敢于为理想主义而付出实践的人。不仅如此，而且他并不想因为自己做了这些事就一定要博取名声，他一直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因为一个普通人无法做善良的事而内心苦苦挣扎；因为一个普通人无法忽视他所看到的各种不公，而陷入精神的苦闷。

③他从农村考上名校，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可是当他真正认识到社会还有更值得我们去发声的事情时，他并不退缩，他并没有为了自己所谓的世俗前途而怯弱。这么一个纯粹的人，为什么命运如此坎坷，至今过着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随时被抓，随时丧命的生活。

③我们无意去宣扬他有多么高尚，但他的确做到了我们常人不敢做的。当他看到一个在垃圾桶旁边寻找食物的老奶奶，他会感觉痛苦，他会把自己的零用钱给老奶奶。大多数人都会有恻隐之心，但真正舍得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老奶奶的是少数，而他就是那个少数之一；当小时候家里贫穷，他去亲戚家做客，亲戚给他好吃的，他舍不得吃，拿着回家一定要跟自己的姐姐分享；念高中时家里没有钱，爸爸不给姐姐读书了，但是他逼着爸爸一定要让让姐姐读书。他骨子里有一种天然的慈悲心和平等心。他出生于底层，成长于底层，有能力走出底层，但他还愿意为底层发声，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情怀呀！更不用说他参加公民活动以来无偿救助那么多访民了。

④这么一个善良又正直的人，从2012年给访民送棉被，送汤圆时候起，命运的齿轮就发生了扭转。他只是遵循自己的内心，做了一件善良的事。可是就被抓了，锒铛入狱，从此命运彻底扭转。他考律师也考不上了，他找正儿八经的工作也找不到了，在公权力横行的当下，哪个单位会要一个坐过牢的人呢？不知道扶弱救困和“寻衅滋事”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罔顾事实和逻辑，而随便抓一个真正善良和纯粹的人，良心不会痛吗？

⑤刚正不阿如他，并没有认识到民运圈子的复杂，敢于说实话的他，触碰了各种暗礁，忍受了无数的屈辱，尝遍了无数的苦难。可即使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信念，呵，多么可笑的两个字儿，什么时候开始这片土地完全变成了一个动物世界，理想和信念成为一种妄念，念头都不能有，甚至都不会是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盏明灯了，而是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可是他已经不在乎了，他甚至不在乎他所做的事到底是成还是败，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只是按照自己的道德直觉去勇敢地做了。

⑥当人们去抢遍的黄金时，那个捡起月亮的人会成为乌合之众攻击的对象。他像《宽容》序言里面的先知一样，不被人理解，被众人赶走；他像《药》里面的夏瑜一样，尽管自己如铁铸一般站立着，但坟头没有春天的花儿。

⑦这几年当他认识到政治的复杂和残酷时，他早已沉下心来，不断读书、思考，沉淀自己。在并没有招惹任何势力的情况之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被抓了。还是他早已成为某些人眼里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活着就有随时被抓的可能，一辈子胆战心惊。无人为他发声，无人为他呐喊，无人为他摇旗。

⑧我们叫不醒装睡的人，我们唤不醒沉默的大众。但愿这篇文章能给他这棵树浇灌一些力量。让我们一起祝愿这条脆弱又刚强的生命。愿主保佑他。

写于2023年8月25日

5月10日，一个网名叫“Unclepeterpan”的网友在微博发布长文，文中控诉声讨自己的老师——郑州大学王国胜教授，对其进行长达2年半的侵犯和精神控制，致其流产后导致终生不孕的种种恶行。

“Unclepeterpan”通过网络表示：“之前一直没敢提起此事，是因为我一直忌惮惧怕王国胜教授的势力与报复，屈辱感与自尊心封住了我的嘴巴，首先我承认自己那时候相当的天真愚蠢，整件事情中我需要承担部分责任，是我家庭的无助，教育的匮乏以及缺少关爱的过往造就了这一切的恶果。

这是一个我永远也咽不下去的痛苦，也是一场我永远无法战胜的梦魇，我无法再窝囊的负重前行，我已经沉淀冷静了十一年，我十分清楚我现在的行为是玩火自焚，自毁前程，我写这封信并不是冲动或报复，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交代，我需要以生命为代价，尝试与自己和解，退去这层枷锁，我知道属于我的公正也永远不会到来。

我抱着必死的预知写下这封信，热度过后，他还是他，他依然会是那个很会撰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授，而我则会迎来荡妇羞辱，所有人都会唾弃辱骂我，而他毫发无伤，继续出书出期刊，他的学校和人脉关系会帮他，包庇他，也许会让他提前退休，安享晚年，他背后的强权势力一定会帮助他打压我，报复我，我知道一旦公开我就活不久了，我就在这里，如果想要我闭嘴，那就尽管来吧!”

在上述事件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后，郑州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于2023年5月10日发布了如下情况说明：

5月9日晚，网络上出现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某某有关问题信息。学校高度重视，已在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进行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纪依规处理。调查期间，将暂停王某某一切教学活动。

学校始终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对于师德失范行为零容忍，欢迎社会各界对我校师德师风进行监督。

无独有偶，2023年5月8日，江苏省南京市晓庄学院，一名女子突然闯入课堂，指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王某涉嫌贪污，骚扰，并对其下药。随后同行的男子与王某在教室外扭打。5月10日，有学生称，王某没有出现在今天的课堂上。

据网络聊天截屏显示：“就是他来了一男一女，然后那个女的在录像，那个男的就跟那个老师出去扭打了，然后这会儿我们班有同学报了警，然后现在目前是有其他班的老师进到我们班，让我们班先自习，很恐怖我们一个教室90多人，就120多个人，就很恐怖。”

公开资料显示，王某，男，汉族，1966年10月生，江苏六合人，法学硕士，教授。南京晓庄学院重点建设学科“政治学”学科带头人，兼任江苏省政治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甲骨文学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所授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方法。

还有网友爆料2023年4月25日，江苏省南京市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久红，近日在一个有332名成员的教职员工作群内误传一张特写女性x股的裸照，消息一出立刻登上微博热搜。

在无预警、无准备、无计划之下当局突然松绑“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封控措施后，中国染疫人口如海啸般爆发，预计已达数亿，民众措不及防，感染重症众多，医院被挤爆，医疗资源挤兑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而退烧、止咳、消炎等药品被抢购一空，不仅药店缺货，即使是医院也面临缺药问题，重症律和死亡率急剧升高，网络流传的大量视频及媒体的现场采访都证实了全国各地火葬场出现严重超负荷运转状况。

根据设在英国的健康数据分析公司Airfinity的数据，中国目前可能每天有超过5000人死于新冠疾病，而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在百万以上，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Airfinity称，到2023年3月，每天的病例数可能达到420万。

在社会的极度恐慌和混乱下，中国官方却反而停止了更新及公布疫情数据和相关的流行病学资讯，同时中共控制的官媒极力淡化这轮疫情感染激增的严重性。按照中国一般对社会重大公共安全危机进行隐瞒甚至谎报的惯性，可以推测到目前中国社会的染疫人口和死亡数据已到了雪崩的惨剧地步。正是由于中国官方疫情的数据失真和不透明，引发世界的担忧，从而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采取临时防疫限制，包括入境后检测、对阳性人员进行隔离等。

中共此前一直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不但让数以亿计的人被禁足在家，使老年人、残疾人、贫困人口、长期病患等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在疫情封控的极端环境中处境日难，造成了大量的次生伤害和严重人道灾难。

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动态清零”政策之所以被中共坚持长达三年之久，即使在社会付出惨重代价甚至危及中共的统治根基仍然“旗帜鲜明不动摇”，是因为中共党魁习近平把“动态清零”作为体现中共制度优势和个人成就的工具，特别是习近平谋求打破中共潜规则实现连任的现实下，把“亲自决定”、“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清零政策和政治权威与政治声望连在一起，从而政治压倒科学、权力压倒社会，“动态清零”政策成为中国的政治红线，制造出了人类在二十一世纪还荒唐景象遍地皆是，人间惨剧层出不穷。

中共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之荒谬，即使是曾经亲近中共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2022年5月份也不得不表态称“清零战略不可持续”，从而引起正在以二十大的召开稳固习近平独裁权力的中共的不满，立刻屏蔽谭德塞的言论，并且以新华社官宣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言犹在耳，官方在2022年底却在没有向社会做出任何预警，在社会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弃“动态清零”，使整个社会付出了惨重代价。

中共之所以放弃“动态清零”，原因是三年的极端防疫封控，层出不穷的防疫乱象已经引起民众广泛不满，对绝大部分民众来说，极端防控没有消灭病毒，却清零了社会，造成的隔离、歧视、封控、贫穷比病毒更可怕，因而民众的不满情绪已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特别是在2022年11月席卷全国的“白纸抗议”显示社会已忍无可忍。在民意沸腾的大背景下，同时由于“动态清零”造成的经济滑坡加剧，社会凋敝，中共防疫政策难以为继，更由于习近平已经得偿所愿成功连任党魁，稳固了独裁权力，所以造成防疫政策的180度大转弯。

然而更荒谬的是，中共放弃“动态清零”政策采取的是无预警、无准备、无计划的手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是完全的“摆烂”溃败状态，没有足够病床、没有足够药物、没有有效疫苗，任由国民的生命被病毒蹂躏，哀鸿遍野，天下缟素。

“动态清零”下，国民的生命只是一个符号，任由权力践踏；“摆烂松绑”下，国民的生命依然只是一个符号，任由权力践踏。因为中共追求的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动态清零”是为了中共稳固一党专政统治，“摆烂松绑”同样是为了中共稳固一党专政统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只是独裁政权的幌子和遮羞布。

从极端的“动态清零”防疫到现在的“应阳尽阳，应死尽死，快速过峰”的极端摆烂，显示了中共宣扬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实则是“中共至上、权力至上，保护中共政权安全和专制独裁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民生观察 2023年1月9日

一个社会的平衡健康发展与长治久安依赖于立足长远的科学决策，而要想达成科学决策，人类至今找到的最不坏的保障是民主、法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基础上构建起的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从人类历史来看，最不能保证社会平稳健康而长久发展的是专制极权制度。因为专制必然导致极权统治者的胡作非为，致使政策具有随意性、意气性、多变性、不确定性，以致民众被折腾得无所适从而疲惫不堪，造成社会极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使社会经常处于癫狂式的跃进与跃退之中。

最近中国大地又掀起了一股退林还耕与再造田地运动，而相对于过往一度出现的退耕还林的运动，形成了完全颠覆式一个大轮回，使广大民众苦不堪言。

据媒体披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3月6日政协会议上称，“中央要和各地签订耕地保护‘军令状’，严格考核、终身追责，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并称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

随后，当局开启了“大跃进”式的复耕还田运动。在高压之下，各地出现复耕的荒诞现象。

从网民曝光的视频中可见，一处农村的篮球场上，货车运来大量泥土，一台挖掘机再将泥土推平处理。在处理完的区域，一些农民正将菜苗种在这块在篮球场上建造的土地上。该球场上的篮球架看似并不老旧，此前这里可能是当地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除了在篮球场上铺土种东西外，大陆网民曝光的视频中还有一些地方竟然把马路也进行铺土复耕。在一条双向四车道的公路上，右边的两个车道被人铺上大量的黄泥，本来宽阔的马路只剩下两个车道，车辆经过时，只能被迫驶进对向车道逆向行驶。该路面上所铺的黄泥有10公分左右的厚度，上面疑似也种上了一些蕃薯苗，由于缺少足够的泥土储存水分，这些蕃薯苗看似长得并不好，似有枯萎的迹象。

更让人感到咋舌的是，在一公路的红绿灯处，在斑马线上也铺上了泥土，泥土的面积约100平方米左右，在这片较薄的泥土上也种有一些农作物幼苗。在道路的不远处有车辆停泊在路边，很明显这是一条有车辆行驶的道路，而铺在路面上的泥土已占用了整条公道三分之二的位置，泥土还把斑马线给覆盖了，这给交通安全带来了隐患。

还有一个江苏的养殖户在微信朋友圈披露，他承包的一千亩的鱼塘，被强行填平，造成了上百万的直接损失。但他的申诉很快被封杀。据报料人称，因政府强制推进复耕，并且拒绝赔偿民众的基本损失，受害人叫苦连天，结果反而遭到当局打压。迄今为止，仅在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地，至少已有数十人因为这种复耕造成损失而维权，结果被各地官方抓走。

有媒体还披露北京一家传媒的主编曾多次接到相关举报。他指各地政府用一刀切的方式，直接将种养殖户的经济作物种植园和鱼塘、养殖场推平或填平，直接导致这些原本产出良好的产业，遭灭顶之灾。养殖户则被以“破坏耕地罪”抓捕。他认为，这种匪夷所思的暴力手段，却是以保障食品来源的名义进行，本身就很荒诞，各地官员却以“大跃进”方式大力推进。他从去年开始接到相关的投诉，但现在情况更加严重。

还有自媒体披露，一些地方大量的坡地，并不太适合耕种，曾经在退耕还林运动中被种植上树苗，现已生长成树林，正可以产木材及固泥土与防风沙时，结果近日被成片砍伐，再重新变成耕地。

据中共官媒《人民日报》3月15日报导，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掀起了荒地“认领热”，当地出台政策，遏制耕地“非农化”。有评论指，所谓“认领”或与上级下达的指标有关。

在此疯狂的造田运动下，各地政府纷纷发出“捷报”，声称“治荒复耕初见成效”。

只要稍微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的人士，就不难发现这种造田运动似曾相识。因为在并不久远的过去，也就是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就发起过这种造田运动。那时候典型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学的就是大寨在荒山上造田，将点滴土地都用作耕田。这样满眼所见全是耕地，没有防风固沙的树林，结果十年九灾，劳动价值极低，生产收益远远没有投入的大。更有甚者，还有将大草原也开垦成耕地的，结果造成土地沙化，牧场退化，农业生产没上去，牧业却衰退了，并带来了深远危害的风沙肆虐，至今仍难治理。这种为了所谓耕地与粮食而不计成本的毁林毁草造田，已经给中国上了沉痛的一课。

文革结束后，各地政府在结合当地情况下，相对理性地采取了一些造林种草，固土防沙方式，尤其1998年大洪水后，中国政府更提出了退耕还林的多项政策，鼓励民众造林，在全国掀起退耕还林运动。结果在20年后，居然再次颠覆过往政策，又掀起退林还耕运动。

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以来，农业就经历了毁林造田，到退耕还林，再到退林还耕的反复几次折腾，基本每二十几年就折腾一次。这种运动式随意造田毁田与毁林造林，不仅带来社会巨大的资源浪费，给农民种植与养殖产业造成惨重损失，而且使广大民众无所适从，不能对产业作出长远规划与发展。如此反复折腾，让中国民生处于定期痉挛的痛苦中。

从人类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社会要想避免这种折腾之苦，广大农民拥有土地权，民众拥有自主权，制度实现真正的民主，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否则，民众就永远生活于被极权统治者肆意癫狂的反复折腾中。

民生观察 2022年4月2日

一个国家公权力丧失对公民生命安全的保护职责，则这个国家民众的苦难就深不见底。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欢口镇董堂村，一妇女被拴铁链，关冷屋子，先后生育八个孩子的视频引起网络高度关注。而另一相关消息说，有一女同期进该村，比“8孩母”更惨，长年光着，地上活20年，已精神失常。这些消息为中国传统万家团聚的节庆平添一份悲剧。让人看到这个所谓盛世之下民众的深重苦难。

据网友1月28日拍摄发出的视频显示，董堂村一名女子穿着棉裤、上衣单薄，其脖子上拴着一条铁链，铁链上的锁垂在女子下巴下方。女子旁边有张床，脏乱不堪，床上还有一碗饭、一个馒头。该女子口齿不清，似乎无法与人正常交谈，无论拍摄者怎么询问，女子的回答都难以听懂。据拍摄者称，她是8个孩子的妈妈，并表示该女子冬天穿得很少，于是便给其拿了一件厚外套穿。在此视频的评论区中，有网友称村里人说孩子妈妈来的时候有学历，会说英语，是被其丈夫董某某打傻的，并表示不听话还会拔她牙齿。而在网友的另一个视频中，却听到该女子说出“这个世界不要俺了。”的绝望话语。

2月1日，大陆前资深调查记者邓飞在微博爆料说，8个孩子的母亲所在的董堂村，还有另外一户人家的女子被铁链锁住。网传视频显示，一名女子身上裹着粉色棉被，趴在地上不断摇动自己的头，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该女子所住房间十分杂乱。视频中一名男子说，“这二十多年了都是在地上生活，衣服都不能穿，就是弄条被子就这样裹着，很可怜的……”

邓飞透露，这名女子和8孩母亲差不多时间来的，现在她已经无法行走，精神不正常。邓飞还说：“她来的时候长得很漂亮，皮肤也很白，会认字，会算账。以前老一辈人说的，她会算账。以前卖粮食不是要算账吗？所以大家就说，她很有文化。一开始的时候，她就想走，因为来的时候年龄不是很大。”

江苏丰县连日披露出来妇女遭遇拴铁链关屋中的不幸事件，只是中国众多被拐卖妇女遭遇痛苦之冰山一角。据大陆作者谢致红和贾鲁生1989年出版的著作《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引述官方数据指，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48100名，年龄最小的13岁。该书披露，徐州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几年内增加人口200多名，几乎全部是从云南、贵州和四川被拐卖来的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书中还披露了当地官方与人贩子勾结的现象，并举例说，一名贵州女子被拐到徐州，人贩子将她捆绑着招摇过市，送往买主家。该女向路过的警方求救，结果警方不但放过人贩子，还将她带给自己的堂兄弟，任其强奸并将她倒卖获利。

2017年重庆市巫山县童养媳案件的当事人马泮艳近日在得知董堂村相关事件后，在推特上发文说：“徐州八个孩子妈妈的事，有人问为什么没人报警？为什么没人管？还以为是地方政府不知道呢！我12岁被大伯和村里人卖掉后，也经历过被拴铁链锁屋里，我把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是没人报警，当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们就是不管！我当年那么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吗？没有！”

如此触目惊心的被拐卖妇女遭受虐待的事件，就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公权力眼皮下，并且大量事实证明，身为维护公民生命安全的警方，有的还直接参与其中。当然，也许有人会说那是过去的事了，那么今天丰县被拴铁链妇女难道是过去的事吗？可见，今天这片土地仍然上演着种种严重虐待妇女，践踏妇女尊严与权利，残害妇女身心安全与健康的罪恶。而导致这种罪恶的根由，虽然有人贩子与购买者的人性的恶，但根本原因是负责保护公民生命安全的公权力严重失职。

众多被拐卖遭虐待的妇女切身经历证明，当她们在痛苦绝望中向政府求救时，遭受的是漠视，甚至被警察转手再卖。这才是中国拐卖人口泛滥的根源，也是妇女遭受摧残的病症。

中国号称崛起与强大，的确在控制公民能力上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这个公权力可以随时监控到公民的一言一行，可以将上访维权民众从天涯海角拘押控制赶来，可以让任何表达对政府不满的意识消灭于萌芽状态，而对这片土地发生的妇女遭受虐待拐卖拴铁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却视而不见。

这些长期遭受种种非人虐待的妇女就生活在这个熙攘的社会中，就在村镇乡邻的日常生活中，在世人的众目睽睽下。政府可以控制到社会每个角落，每个毛孔，怎么可能不掌握这些被摧残得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这显然是公然的漠视。而一个公权力漠视公民生命遭遇危险时，这个社会公民的尊严、权利、健康就荡然无存。那种丰县女子发出“这个世界不要俺了”的绝望，就属于这片土地的每一个公民。因为这种不幸会随时降临到每个人头上。

当丰县董堂村两妇女悲惨遭遇热传于网络时，公权力在这种不幸中应该承担的角色，是政府，是社会中每个公民必须认真思考与直面的问题。如果不能从这些不幸事件中看到公权力失职的首要责任，不能真正对从村寨到乡镇到县区各级干部责任的追究，就无法扭转这种悲剧重演，就无法杜绝妇女遭遇拐卖虐待的惨剧延续。

民生观察 2022年2月3日

他坐牢两年半几乎无人问，一朝出狱也没有天下知。

见过他的人，让你根本不会把他与“犯罪分子”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看起来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是那样的忠厚老实，是那样的风度翩翩。

他戴着眼镜，举止斯文得体，眼神睿智深邃，气质超凡脱俗，用不食人间烟火来形容他也不为过。

他就是广西公民陆辉煌。

陆辉煌出身广西桂港一贫苦农民家庭，在他念书念到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供他读书，只好辍学外出打工。走入社会后，他先是在广东中山打工，，刚开始是做装修工程，后来在工厂里当普工，之后又在老家的工厂上班了七八年，2016年后去到东莞，2017年下半年去到深圳，之后一直呆在深圳工作。

陆辉煌出身卑微，但他时刻未敢忘忧国。农民生活的贫困，让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南下珠三角后，他变成了农民工，农民工工作环境的恶劣，尊严的缺乏，工资的低下，相比农民，根本强不了多少，所有的这一切，让他不得不去思考造成自己命运坎坷的根源。

境遇的不堪，没有让他消沉，他没有像其它农民工一样得过且过，他也从不通过吃喝嫖赌来麻痹自己，他思考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思考着自己的命运，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让他觉醒，这完全是一种自发行为。

从此，他明白了他需要什么，他的追求，他的理想，完全异于常人，他于周边的环境，就是一个异样的存在，他孤独，他倍感孤独，但是孤独没有让他沉沦，反而让他活得充实，他感到自己才是真实的存在，周围的人都是行尸走肉。

一种改变的冲动，在他体内萌发，从此他知道了他要走什么样的路，他把理想付诸实践，他写文章，不断的写文章，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思考，表达他对这个社会的批判，表达他改变的决心。

他坚定的走自己的路，他不需要人鼓励，他不需要人支持，他身上的责任感，就是他一直走下去的动力，所以，他从二零一三年，一直写到了二零一八年，直到他被抓捕。

他最终被以寻衅滋事判刑两年半，整个世界，除了他父母，没有人知道他失踪了。对，他就是默默无闻的做着自己追求的一切，不图名，也不图利，只是尽一个做工民的责任。

在狱中的他，独自扛过了艰难的两年半岁月，没有人关注，没有人声援，没有人送饭。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他走出监狱，出狱后的他，也鲜少有人知道，他也没有特意去宣传自己，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坐了两年半牢是多大的功劳。

出狱后的他，因为戴着一顶刑满释放人员的帽子，所以在社会上找工作处处碰壁，大公司根本进不了，连快递外卖也不能干，最后只能在深圳入职了一家小工厂做事，就是这样，他仍然在孜孜不倦的追求为推动社会进步而努力。

这是一个人格高尚得没有一丝杂质的灵魂，世界不能忘记他的付出与他受过的苦。

让我们记住一个广西工民的名字——陆辉煌。

我叫何春霞，女，党员，身份证号码422201197401104222，退役军人（原部队是武警交通大连建港指挥所，现武警机动第2总队交通第1支队）。我于1990年3月入伍，1993年12月退出现役。

同年到湖北省孝昌县武装部和民政局报到，民政局安置办领导要我回家等通知，统一安排。

1994年，县里一个干部和村支书到我家，说省安置退伍军人，需统一申报，需要我的组织关系、退伍证及相关证件做凭据。我父亲热情接待，并把这些证件交于他们。直到1995年，和我一起退役的战友先后安排工作，我没有安排工作。我找到县民政局，他们却说没有我的档案，无法安置工作。我和家人多次到县人武部和民政局寻找档案，两个单位相互推诿，声称是建县手续交接出现问题。

我父母都是朴实厚道的农民，对此情况感到出乎意外，但一筹莫展，申诉无望后，无奈地选择了沉默。

此后，我带着满腔悲伤外出，走上了一条流浪打工的路，1996年在打工所在地宜昌嫁给了当地人。期间，尽管四处漂泊，日子艰难，我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军旅生涯，没有忘记疑虑重重的安置假象，我对地方民政部门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充满疑虑。之后，我向原部队提出申请，希望补办一份档案，证明我的退役军人身份。部队查证后给我补办了档案，但我的原户籍所在地孝昌，因为1993年6月建县，公章都换了，补办的档案无法恢复原貌。注：（补办的档案目前在宜昌市人社局）。

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档案，孝感市、孝昌县相关部门都说找不到。2018年4月16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北京正式挂牌，各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也相继成立，我觉得终于盼来了希望。

我于今年8月向原服役部队申请追查我的档案，部队领导当即发函给孝昌人武部和民政局，并叫我在孝昌等待。我等了一个月，去武装部和民政局多次询查，均无任何消息。9月份又先后到市民政局、市信访局、市人社局递交了诉求。市信访局把我的诉求转交给孝昌县，县信访局黄智敏局长多次与县民政局沟通，县民政局答应派人到市民政局查询。过了两个多月，黄局长告诉我说，市里回复档案在市民政局，是省里没有审批，市民政局要县民政局派人去拿回。县民政局领导觉得此事蹊跷：找了几十年档案找不到，为什么部队发函能突然出现？而且，当年的申报安置表上省里审批一栏没有任何字迹。县民政局干部觉得事关重大，不能把档案带回来。于是，黄局长安排了县纪委书记接访我，书记了解我的情况后，也颇感不平，同意我向上级继续申诉。12月17日，我又到孝感市民政局，看到了我丢失多年的档案，拍了照片，写了材料向上级申诉。我请求政府：

1、对造成我档案丢失、盗取本人档案材料（退役军人介绍信）导致我无法安置工作的相关当事人，要追究法律责任；

2、追查从中作梗、侵占退役军人权利的相关人员；

3、恢复我的工作及补偿我失业期间的劳动工资；

4、找到顶替我档案的假退役军人（也是假党员）并将其清退。

2018年12月20日，第一次去湖北省退伍军人事务厅，接待人员叫我2个月内听消息，我在家里等了一个多月后，去孝昌退伍军人事务局打听动静，他们说我的档案不在孝昌，管不了。2月19日，我收到省退伍军人事务厅的来访转办单，接着，孝感市民政局告诉我，我的退伍证就在档案里。我向省里反映此事，连省里干部都说，退伍证只能在本人手里，怎么能装进档案，明明存在问题！21日收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转来来访转办单，孝昌退伍军人事务局叫我耐心等候。

现在孝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回避盗取我档案、退伍安置被人冒名顶替的问题，反而答复函称我不符合安排工作。

从1990年与我同等条件的何向玲、刘红春、佘双英、张文华，陈玲均安排工作，全湖北省退役女兵安排工作中唯一我不合格？

我请求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追查本人退役安置中存在的违法行为：

1、按照1993年退役军人（女兵）安置文件政策安排工作。

2、按照《劳动法》补偿退役至今的劳动工资。

3、按照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补办从退伍至今养老保险。

4、归建档案，清理查处顶替安置工作的假退役军人和违法操作责任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组建退伍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我希望退役军人遗留问题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希望各级领导站在政治的高度，站在建设军队建设国防的高度把侵占退役军人利益的问题解决好。敬祈钧裁！

退役女兵：何春霞
电话：13098418252

我又被看在屋里了，今天（3月4日）是我再次被看在屋里的第三天。

我原准备去北京丰台区洋桥派出所做前年被打伤案件的受案笔录：春节前派出所就通知我去，可昆山政府相关官员不让我去，说留在昆山和他们谈问题的解决，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不仅问题没有解决，我已经被限制在昆山，去不了北京了。

我是百强县之首江苏昆山的王和英，十九年来成为无房无地无家产的“三无人员”（家中自建别墅和所有财物被灭失、地被征用无合理补偿）。维权至今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却被政府无数次打击报复，拘留六次，刑拘34天，劳教一年（当时女儿才14岁，因无监护人照顾而被迫失学一年，身体到如今还是多种疾病缠身……）非法拘禁四五十次，约六七百天，2019年2月24日在北京被地方政府派人暴力截访后又故意打伤打残致左耳神经性聋……

春节前昆山政府派人通过我女儿在北京工作原单位负责人出面谈问题的解决，昆山信访局局长一再表示让我回昆山，政府这次绝对有诚意解决问题。于是我买票回了昆山，放弃了与父母和女儿过年的机会，也不顾父母生病住院及与准亲家谈孩子们结婚等事项……只为相信昆山主要负责人的承诺想尽快解决问题，结束近二十年噩梦般的的悲惨经历。

可是我回来后的谈判经过让我很失望，包括信访局长同意我请几位律师过来，他会出面主谈，可我请了三位律师过来等了三天不见局长大人的面……

3月2日开始我的屋外已经有人“站岗”了，派出所所长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过来对我传达市里主要负责人的决定，两会结束前我绝对不可以离开昆山更不能去北京！好在派出所所长一再表示市里主要负责人真的有诚意解决问题，两会一结束就出面与我谈问题的解决，听说市里党政主要负责人都是元旦前后新上任的（市委书记上任一年），都很重视包括我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想认真负责的解决这些问题。

我暂且再次相信昆山市相关负责人的承诺，希望所谓新时代真的能有新气象！

王和英
2021年3月4日

中国传统最隆重的春节到来之际，北京女权工作者、著名人权活动家许志永先生的女友李翘楚女士，为了给被关押于临沂市临沐县看守所的许志永争取每餐落实公安部伙食标准而增加一个馒头，使关押中的许志永等等先生们不至挨饿，结果被山东省临沂市警方赶赴北京拘押到临沂审讯。在这个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对外宣称依法治国与强大崛起要引领世界的时代，中共临沂当局居然克扣在押人员伙食，使他们不能达到基本的温饱，而依法要求临沂当局落实公安部规定，争取一外馒头权利，结果竟然遭到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而刑拘，由此见证出中共极权统治下人权的绝境与法治的伪善。

据媒体披露，中国腊月二十五日，即公历2月6日，李翘楚被北京郭姓警官以约谈名义叫出，结果遭致山东临沂警方强制带往临沂关押。李翘楚的父母被带到北京市玉桥派出所被要求在拘留通知书上签字，他们只看见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这是李翘楚女士第二次为了中国人权进步而被中共当局拘押。

李翘楚，女权主义者，劳工问题研究者，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研究生毕业于英国约克大学并获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其后于清华大学从事研究助理的工作。李翘楚长期参与、关注和研究中国大陆的劳工、女权和民间维权议题。她的研究领域涉及劳工视角的养老保险等政策问题。

2017年秋冬，在北京郊区“清理低端人口”的强拆和驱赶外来农民工事件中，翘楚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持续搜集汇集信息，分享资料，并到受影响严重的社区广为传播，让失去工作和居所的打工者得到用工、获取免费和平价住宿的线索。

2018年后，她积极介入反996、MeToo等民间自发运动，整合档案和撰写报告，于推特等平台声援各类良心犯及其家属。

李翘楚2019年6月确诊抑郁症，必须定时按医嘱服药，但患病并未影响她继续为社会正义奔走。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后，她参与多个线上线下志愿协作小组，向北京当地环卫工人发放口罩。她同时协助疫区孕妇的自助互助，对接医生志愿者。看到疫情中包括方舱医院出现的一些问题，缺乏对性别议题特别是性别暴力问题的预防的关注，她立即组织志愿者搜集和整理紧急状态下防止性暴力的建议。

因为长期深度参与公民社会活动，她多次被国保和公安骚扰，2019年12月初开始，她的住所外每日都有国保值班，并跟踪监视其上下班，严重侵犯其日常隐私与公民权利。

“12·26厦门公民聚餐案”发生后，当局大规模搜捕参与厦门聚会的公民，包括翘楚的男友许志永。2019年12月31日，翘楚在许志永流亡期间被北京警方传唤24小时，在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度过了新年。她之后在网络发表《戴手铐跨新年：12.31被传唤经过》，公布传唤过程，呼吁更多人打破恐惧，关注并声援“12·26公民案”。许志永于2020年2月15日晚在广州被警方带走，李翘楚亦于2月16日凌晨被北京警察带走。直到四个月后的2020年6月19日获取保候审出来。

李翘楚取保后，通过文字揭露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所遭受的种种迫害，积极呼吁营救许志永等等被中共羁押的人权捍卫者，因此不断遭到北京国保骚扰、威胁、传唤。

2021年1月21日许志永在与外界失联1年零6天之后，首次获准在山东临沂临沭县看守所，与律师进行了远程视频会见。许志永透露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于北京曾经遭到10天左右被剥夺睡眠的虐待。而临沭县看守所条件较差，每人的伙食每顿只提供1个馒头，并且看守所没有供暖，导致许志永耳朵冻伤。身为许志永女友的李翘楚获悉爱人遭遇挨饿受冻之后，愤然起来为许志永争取每餐多一个馒头的基本温饱权。

李翘楚女士依据中共公安部公布的看守所在押人员伙食标准，而对临沐看守所伙食提出质疑，并依法向山东省公安厅提出控告，向临沂市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该说李翘楚所有为许志永等被拘押人员争取馒头的行动都是合法合理的，从她所发出的四条推文可见：

之一、这张表是公安部1996年制定的看守所伙食标准，按每人每月17公斤的最低粮食量，一个馒头2两，也可以做大概170个，平均每人每天也能供应5个半馒头。可是临沭县看守所每顿饭只给许志永、丁家喜们1个馒头，那余下来的馒头被谁吃了？还有国家规定的蔬菜、肉、鸡蛋呢？谁的胃口这么好？

之二、许志永在看守所饿肚子的事，我一直记挂在心里，这几天都没法好好吃饭。1月31日我就伙食问题向临沂市公安局寄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今天已经显示签收。希望这些微小的努力让看守所中的家人被合法对待。

之三、2月2日，我就伙食远低于国家标准和高价买餐的问题对临沭县看守所进行了控告；同时就案件侦查阶段的飢饿酷刑行为对临沂市公安局进行了控告。今天山东省公安厅已经签收。期待明天下午梁小军律师的第二次会见能有充足的时间和畅通的网络信号，让志永知道他一直被惦记。

之四、2月2日，我就伙食远低于国家标准和高价买餐的问题对临沭县看守所进行了控告，同时就驻看守所检察官的不履行监督职责进行了投诉。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已经签收。昨天律师会见时志永说每顿还是只有1个馒头。临沭县看守所经费的专项拨款每年是276万元，希望检察院依法检察监督。

李翘楚仅仅依法要求临沐看守所落实公安部规定的伙食标准，想为许志永等等被关押人员争取到多一个馒头，居然就招致中共临沂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刑拘。如此荒唐荒谬违法违理的行径，可谓中外历史难寻二例。这有力地控诉着中共违法侵权的本性，向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权被践踏的惨况。

李翘楚女士为争取一个馒头而遭遇“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被拘押至今已经10天，世界一切关注人权的机构团体与个人，对中共制造如此污辱文明，践踏人权，违反法制，荒谬绝伦的迫害人权捍卫者事件不应坐视而应坚决回击，以捍卫人类的尊严与进步。

民生观察 2021年2月15日

假如一个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大的威胁——哈维尔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索尔仁尼琴

2020年2月6日是李文亮医生的殉职日，次日（2月7日），人权律师刘书庆在微信公开倡议以他的殉职日作为“全民说真话日”（《南华早报》2021年1月26日），嗣后人权律师们联合发了倡议声明。这件事在我看来很值得说说。

不夸张地说，这一行为如同人权律师节的建构，都一定程度表征着公民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换。

“全民真话日”是直接向民间喊话，而不再是惯常地向权力机关呼吁、吁请，这既体现出一种对权力的失望，也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生长。

当权力堵塞一切民间对良治社会建构的努力，权力体系成为一个完全僵化封闭的系统，再面向权力说话既是无意义的，也在折损自己的尊严，这时候背过身去面向民间，摆脱权力中心的既有范式，自我设置议题并主导议题的进程，意义重大。

在一个极权国家，民间力量非常孱弱，对国家走向的影响与权力相比，隔着几个量级，权力就像一条大河，而个体不过一洼浅水，这条大河汹涌澎湃泥沙俱下，裹挟着几乎所有的资源，而一个国民无论你亲近它还是疏远它，都会被它影响，那些亲近它的人借机汇入其中，扬其波而逐其流，成为弄潮儿，那些疏远它的人也会被河床的流沙所带动，因为没有另一条独立的河流可以选择，一洼浅水无论多么不情愿，最终要么干涸要么被裹挟进入这条大河。

但是如果民间意识到我们完全可以自主地汇聚成一条与大河并行的河流，哪怕它是一条又窄又浅甚至随时可能断流的小溪，我们都可以部分的逃脱被裹挟的命运，不被淹没在那条权力大河的洪流中，从而彰显出自己。

民间只有具备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的能力，民间的努力也才能真正留下一点建构性的遗产，这是一种不关乎政治权力的社会性遗产，对一个良治社会的生成会起到独有的作用。

如果民间不能尝试自己设置议题主导议题，而只是采取一直以来的模式，围绕着权力的运行发声，发现权力违法作恶的热点，大家秉持良知，秉持悲天悯人的情怀围观批评见恶就上，舆论压制和反压制你来我往几个回合，然后批评的话语穷尽，话题开始沉寂，然后被下一个新闻热点转移掩盖，循环往复，看上去很热闹，从中也能管窥体制的僵化和丑陋，几乎每个良知者都怒火中烧，但权力完全不为所动，即便收敛改变也只是个案，没有任何制度性进步，如果回头审视来路，发现全是些碎片。民间良知者遍体鳞伤身心俱疲甚至不间断地折损却没有真正改变什么，甚至境况反而每况愈下，民间的批评非但没有给权力套上任何枷锁，反而让他们恼羞成怒，提醒他们弥补上极权制度的漏洞，进一步收紧民间的生存空间。

每念及此，直叫人心生悲凉。

这不是说以后就要放弃公民责任，放弃对权力的监督，而只是想说，民间应当对此进行反思，应当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上来，一旦民间对此形成相当的共识，民间才算真正成熟。

一旦设置一个议题，就要持续耕耘跟进，假以时日，就会发现在权力之外，民间或许已经为良治社会的建设打了几个深桩，树立了几个里程碑。

一个不需要权力认可允仍的议题，民间完全可以自在自为的完成。它做它的鸿篇巨制，我们做我们的小成本，对改变他们不再心存执念。我们把主要精力用在讲好自己制作的小故事。

在我看来，“全民真话日”这个倡议就是这样一次尝试。它不需要调动多少资源来做，事实上民间也没有多少资源，民间只能是小成本制作，民间需要的就是坚持，就是用心培育。

这个倡议虽然没有进攻性，但体现了一种温和的决绝，体现了民间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它所倡议的内容根本不需要权力的认可。

而且这个倡议的内容也并不会让参与者处于特别的危险中，多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担任公民记者的角色，有时只要随手一拍就足矣，看到各种灾难各种违法及时发出信息，只是发出一则信息，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即便存在一定风险，相比于无视灾难而可能引起的更大的灾难最终可能殃及自身，这种风险也是值得的。

倡议并没有向民众提出一种多高的道德要求，而且也没将倡议绝对化，它必然受传统、习俗、人情世故的制约，它把讲真话置于人性之下。从倡议文本来说，它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去论述人应当讲真话，而是从功利的角度论述人应当有共同体意识，每个人都可以做吹哨人，不要等到雪崩的那天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片雪花也是有责任的，当然这种责任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而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每个人都逃避这种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共同体就会危机四伏，个体也必然面临更深的奴役，但从法律意义上，人有逃避这种社会责任的自由，这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所以讲真话无论何时何地，也只能是一种倡议，它不能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否则它就是压迫性的，而压迫性远比不讲真话可怕的多。

他们倡议讲真话，但文本篇幅所限没有对何谓真话展开论述，那么什么才是真话？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他没有能力占有很多信息，他掌握的信息可能仅仅是碎片，也很难期待他能有多深刻的思辨能力，对于眼见耳听的纷繁芜杂的信息，也难以指望他能去伪存真，所以一个普通人更可能处于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

但这些人愿意传递信息很重要，哪怕其传递的仅是碎片甚至可能会被证伪。而且在我看来，这些人就是在说真话。我们倡导的真话有点类似于实话，它的真不体现在其内容与客观事实的契合，而是一种内心确信。当然对于非亲眼所见而是传来的二手信息，人们应当养成更审慎转发的习惯。

而且真话并不仅限于事实信息，它也涵盖表达真实的情绪，表达真实的好恶，表达真诚的批评与赞扬。因此，公民践行言论自由的权利，对政府进行批评也属于讲真话的范畴，可以作为讲真话的一个子集。

甚至，在相当大意义上，倡议讲真话重点不在于真话而是讲真话这个行为，与讲真话对应的一般不是讲假话、讲虚伪的话，而是沉默和冷漠。

从应然角度，一个具备基本法制的国家，更不用谈法治国家，对一个国民都应当容忍上述这种真话。不能对一个普通国民发布自以为真的信息（特别是亲眼所见的信息）课予很高的真伪性审查义务，只要不是故意编造，哪怕最终证明为假也应当容忍。当然，民间根本无法影响权力的恣意，说真话比曲意逢迎肯定多一份风险，但是如前所述，每个人都不是孤岛，发现堤坝出现管涌而不出声，整个堤坝都可能被摧毁，最终可能付出更惨的代价。

综上，“全民真话日”这个社会议题由民间设置，由民间主导，代表一种民间主体性意识的生长，是民间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变，让孱弱的民间逃离权力的洪流裹挟，自为自在的培育成长，从而彰显出自己。

尤陆沉
2021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