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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病等死下的民众——中国医保制度的严重不公状况

    (编者按:中国民众大病因无钱医治而等死,甚至大病因无钱医治而自杀的情况极为普遍,这给自封为有“一条被子要分半条给人民”且经济总量已居全球第二的中共统治集团以莫大的嘲讽,从而揭露出中共极权统治下严重不公的医保体制的劫贫济富、维护特权与极端腐败的本质。历史一再证明,中国民众要想达成免费医疗,走出大病等死困境,不是国力不够,而是权力必须民主。)

    一、十三岁白血病女孩吁母亲放弃治疗

    美国财长耶伦4月9日刚刚结束访华行程,她建议中国领导人支持扩大国内消费的言论也迅速传遍网络。正当此时,中文网络上开始流传一段视频,视频中河南一位十三岁女孩因患白血病,家里三年花了八十万,治愈希望依然渺茫,她请父母停止给她的治疗,把钱留给弟弟妹妹。这一视频迅速点燃网络舆论,引发网友对中国民众社会安全网的关注和讨论。

    有官方背景的地方媒体齐鲁晚报在其微博账号上也转发了这段视频的节选部分,并且附上了对其母亲的采访片段。母亲在视频中说,“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这种微博的文字中也确认,这名十三岁的女孩患白血病3年,治疗花了八十多万元。

    视频在中国网络防火墙内外都得到广泛传播,不少人在感叹女孩让人心疼,或询问怎么才能帮助到女孩,同时也有很多人在批评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有严重欠缺的问题,并指出这种现象在中国并不鲜见。

    天津人齐义群12岁的女儿齐雨晨同样身患白血病,他告诉记者,女儿是在2021年底打了两针新冠疫苗后出现的白血病症状,并很快确诊。他为此不断上访,要求确认是新冠疫苗导致了女儿的白血病,但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两年多以来,齐义群为了给女儿治病,已经散尽家财,并且债台高筑,“就是卖了一套房子,花了人民币大概160多万。”

    河南的13岁女孩和天津12岁的齐雨晨,她们的家庭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她们的父母已经竭尽所能,却仍难以填补治病所导致的财务窟窿。而他们的问题只是中国普通家庭在当前经济形势以及社会保障体制下遭遇的一个缩影。

    二、频频发生的因无钱看病自杀悲剧

    2018年5月2日17时许,一男子从云南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1号住院部10楼跳下身亡。昭通市昭阳公安证实,死者是17岁的袁玉林,事情的经过:5月1日19时许,袁玉林骑摩托车在昭通市彝良县模槽村乌家弯社梁家坝撞倒7岁的男孩晨晨。他开车把晨晨送到彝良县医院,缝完针后,因晨晨伤情严重,随后又将晨晨送到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治疗,袁玉林陪同前往。

    医生检查完晨晨伤势后,告诉他们仅腿部治疗就需六七万元。晨晨的父母都无经济来源,在家种地维生。袁玉林的父母也是邻村彝良县摸槽村营盘组的农民。小袁将身上仅有的800元交纳住院费后,“他一直打电话给父母,让父母打钱过来,但他父母一直没有回复。”出事后袁玉林态度很好,但就是一直不说话。“爸,压力太大了,我实在受不了了。”这是小袁父亲接到小袁生前给他打的最后一通电话。当天17时左右,袁玉林从10楼跳下,后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无钱看病自杀”的新闻已成重色。打开百度搜索,只要输进“无钱看病自杀”,蹦出的此类新闻条目,简直触目惊心。

    《九岁男孩发烧无钱治病 用红领巾上吊自杀》,一个9岁男孩因发烧不适,找父母要10元钱去看病抓药,然家贫缺钱的父母为谁去借钱发生激烈争吵。次日早上,这个孩子在房间里用自己的红领巾在床梁上打了一个结,然后把下巴伸了进去……。
    《母女同患白血病 无钱就医两人曾先后自杀》
    《农民工夫妻无钱治病投江自杀 生前未获任何救助》
    《六旬农民无钱看病上吊自杀 曾请政府相助被拒》
    《工伤民工无钱治病 只有上吊自杀》
    《重庆一妇女无钱治病跳江自杀》
    《老人疑因无钱治病跳河自杀》
    《无钱治病 割脉自尽》
    《小伙被撞肇事司机逃逸无钱治疗 爷爷大伯双双自杀身亡》
    《丈夫去世女子患病无钱看病喝药自杀 背后竟是讨债难》
    《妈妈因重病无钱治病自杀 女孩8岁起独自照顾生病爷爷》
    《77岁老太因家中无钱治病春节投江自杀》
    《少年因没钱治病微博直播自杀》
    《男子因无钱为妻治病 凌晨喝农药欲自杀》
    《四川一对夫妻深夜从9楼坠亡 疑因丈夫患癌无钱治疗自杀》
    《失独母亲王忠玲因肝癌无钱医治,大年三十晚上在矿务局医院跳楼自杀》
    《因无钱给儿子看病 男子用水果刀剖腹自杀身亡》
    《西钦州一对患癌父子因无钱治病深夜开煤气自杀》
    《无钱治病只能等死 男子逼妻离婚 选择自杀》
    《见义勇为英雄无钱治病跳楼自杀》
    《老汉因无钱看病 旅馆内留遗书服安眠药自杀》
    《因无法再举债给女儿治病 肥西县小庙镇男子喝农药轻生》
    《重病女子病房自杀被救回 无钱治病不忍拖累家庭割喉轻生》
    《只因无钱看病 医生竟将病人遗弃致死》
    《富豪拖欠亲弟弟工钱致其无钱看病身亡》
    《19岁女孩韩肺结核无钱治疗主动出院哥哥跳河自杀
    《无钱看病故意入狱,呜呼哀哉!》
    《长春监狱生一犯人有病 无钱自费外出就医而选择上吊自杀》
    《因病不想拖累家庭在医院跳楼自杀》
    《陕西华阴市参战老兵无钱看病跳楼自尽》
    《她获16枚奖牌无钱看病 曾寻自杀》
    《影史上的“五大坏蛋”,如今只剩胡汉三,他因无钱治病多次自杀!》
    《小镇百人患尘肺病 村民无钱治病自杀》
    《母亲自杀为儿子筹钱治病》深圳罗湖区一63岁母亲跳楼,想用自杀方式得到保险公司30万赔偿款,来治疗儿子的强直性脊柱炎。可自杀不能获意外险赔偿,且这份保险已过期。

    三、农村普遍的老人大病等死现象

    官方公开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到5倍。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因病自杀者。

    据网络披露,一位农民到医院查出了自己是癌症晚期,起身就准备走。医生问道:“为什么不治,需要立马住院”。农民淡淡的回道:“治则家破人亡,不治则人亡家不破”。说完便离开了,医生沉默了。

    还有一位老人,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拿着这一季卖小麦的钱去医院想检查一下身体,结果连检查费都不够,无助的老人坐在医院大厅哭的那个镜头,真的是太扎心……

    按照现在社会的发展水平来看,咱们应该早就过了“小病不治大病等死”的年代,可实际当中呢?很多农村老人查出是癌症,依旧是选择放弃回家等死,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落在“没钱上”。

    医院这个暴利行业,别说治疗大病了,就平时的小病你进去一趟,几几千千就没了,这种昂贵的治疗机构,感觉与普通的农民显得格格不入,似乎这医院并不是为民众而设,是为有钱人而设,为看得起的人而设。

    “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住上一次院,三年活白干”……这是中国许多中低收入人群面临大病来袭时的真实写照。“看病难,看病贵”是老百姓不愿面对而又不得不面对的沉重话题。不时发生的大病患者自杀的极端案例向中国医疗保障水平发出考问。

    “一人得病,几代受穷”“辛辛苦苦奔小康,得场大病全泡汤”等农村俗语都真实地反映了基层群众面对疾病的恐惧和无奈。

    “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贫困户,他们在病发初期、身体稍有不适的时候,一般不会选择去正规渠道就诊,一旦病重,便会花费更高的医药费。”山西省儿童医院心外科主任陈瑞说,“越穷越病,越病越不敢看,基层老百姓这种心态,反映在临床上就是:因延误治疗导致轻病拖成重病、重病拖成不能治的绝症的案例比比皆是。”

    基层群众反映,生活在贫困地区那些遭受大病冲击的农户,为了支付大病治疗带来的高额费用,不得已从多个方面、通过多种方法来筹集资金:动用现金和储蓄、出售家中生活用品、出售生产资料、向亲戚朋友借款或者得到亲戚朋友的馈赠、减少生活支出、子女辍学、向高利贷借款……投入高额医药费后,一旦治疗无效,患者家庭就将面临人财两失的局面,家庭生计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现实情况是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资金需求量增大,现有保障水平低、覆盖面小、资金落实不到位,这是各地方普遍面临的问题。

    四、中国医保的严重不公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九院教授戴勀戎:“看病就得付钱。在我们这里好像天经地义。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看病要付钱只有二十几个国家。其他国家看病都不要钱。”

    一位在中国有医疗专业背景的人士匿名向记者分析说,类似于河南13岁女孩的案例在中国经常能看见,这跟中国民众的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农村的‘新农合’年年在涨,让很多人觉得不划算,再加上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断保。”

    他介绍说,虽然城市相比农村要好一些,但实际上城市居民的医保待遇也在下滑,“职工医保,企事业单位医保,乃至于公务员医保,报销比例没有变,但原来那些符合报销规定的好药、进口药被逐渐踢出了报销的清单。”

    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是多年存在的老问题。中国政府在2009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加大对医疗领域的财政投入、扩大基本医保体系的覆盖面,并设立国家医保局,实行医药分开等做法,在外界称为新医改。

    查阅相关领域的文献可以看到,中国医疗界至今仍在探讨这场“新医改”对中国医疗制度的影响。多篇论文都提到,中国医疗卫生资源人均拥有量逐年增长,但仍然存在东西部分化,以及区域内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等严重问题。

    中国医学核心期刊《中国公共卫生》2017年的一篇文章《新医改前后中国基层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分析》提到,新医改后,中国医疗总支出的基尼系数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趋势,这意味着中国普通民众的医疗支出的不公平现象是日趋严重。

    另外,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2016年一篇对中美两国两位医学专家的专访指出,新医改以来,城市地区和高收入群体的住院实际报销比例高于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的住院实际报销比例,这说明的也是医疗服务的公平性还存在严重问题。

    前述那位医疗专业人士分析说,“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网,包括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资源分配,并不是劫富济贫的模式,而是一种劫贫济富,把基尼系数变得更不平均了。”他认为,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实行的是各种资源向政府、向体制内靠拢的利益分配机制,这种机制面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下阶层的福利保障其实是越来越弱。

    五、困难群体大病保障各层面衔接障碍

    虽然现在中国政府推出了大病保险的一些措施,但内中仍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一是起付线高。大病保险设立的起付线一般都在万元以上,贫困群体个人自付达到起付线才能报销,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压力。起付就困难,获得大病保险更难。一些地方为了让贫困群体获得大病保险,规定让医疗救助先上,医疗救助与医保救助前后倒置。

    二是计费标准难衔接。大病保险起付线标准为累计付费,而医疗救助与基本医保往往是按次结算,两者很难衔接。

    三是结算衔接难。大病保险属商业保险,目前未与医院实现系统对接,全部是事后结算,贫困群体大病就医需要垫付费用,很多人因为垫不起而放弃治疗。

    六、中国两轮路线相反的医改均不成功

    中国在1980年代初推行医疗市场化改革,政府放松对医疗机构的经营管制,并减少拨款。在2009年又开始新一轮医改,确定政府主导、弱化市场的路线。可是两轮医改都没有达成既定目标。

    萧庆伦在1988年受到当时中国卫生部长陈敏章的邀请,为中国医疗改革提供咨询。在2009年新一轮医改时,成为中国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外籍专家。他说,1978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收入失去了差不多一半,根本没有税收,所以就把教育、卫生医疗都推向市场,基本上放手让人民自己在市场上花钱,这就造成一个社会不公的现象,有钱的人,不管是买卫生医疗还是教育,都可以买到最好的。

    萧庆伦强调,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医疗应该由政府主导,因为和教育一样,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基本医疗。他说:“到了2009年的时候,它(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那时候需要反省,是不是应该每一个中国的人民有个基本医疗的条件,所以政治局出台一个最高的政策,就是人人应该享有基本医疗,那么这样就需要政府主导了。”

    新一轮医改实行全民医保为何不起作用?

    2009年中国新一轮医改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全民医保。中国国家医保局今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参加医保的人数是13.45亿人,参保覆盖面在95%。可是并没有推翻就医难这座大山。网上流传的一则视频引爆舆论,一位农民被诊断出癌症,拒绝治疗,他说,治疗就会家破人亡,“不治疗,我死,家不破”。医保为什么不起作用?

    萧庆伦说,中国还没有基本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个问题,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政府要有钱,现在科技的发展,新药的研发都有专利权,所以价格很高,特别是治癌症,比如在美国有的治癌症药物,每一个月是3万到5万美元,假使让保险来出这个钱的话,那保险保费要多高!萧庆伦说,中国的政府没有这个财力,因为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人收入的1/6,所以民众并不愿意而且没有那个力量付很高的税,所以医保局仅限于支付基本医疗。

    第二,医改资金用错了地方,中国把钱投入到建造高层次医院,也就是所谓的三甲医院,可是大多数的人得的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普通的病只要到一般诊所看就行了,可是中国没有把家庭医生这个基本医疗制度建立起来,因此有什么小病都往医院里跑,看专家门诊,而专家用最好、最贵的技术来医疗病人,那就造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第三,由于忽视基本医疗网络的建设,人民不相信现有的基层诊所,因此让大医院大赚特赚,造成恶性循环。

    萧庆伦说:“它(中国)需要把家庭医生建立起来,没有那个基础,人民不相信基层的医生,所以他们都是往医院跑,医院也愿意一直扩大,因为他们主要是用最贵的药,最贵的检查的方式,从你身上赚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在那里。”

    七、医疗领域的腐败

    国家一时不能实行免费医疗社会福利也罢,可医院又狂宰病人。看看央视《漳州医疗腐败,何以全线失守?》的报道说:医院医生拿回扣,开高价药,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医疗滋生腐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都司空见惯了)。但一个城市所有市属医院都这么干时,还是出乎人们意料。从漳州的医疗购销领域腐败窝案看,腐败贯穿采购、配送、诊疗用药各个环节,成本不足1元的注射液,售价超10倍;采购要过N道关,药价50%竟然是“公关费”。市直区县73家医院,包括全部22家二级以上医院100%涉案,全市1088名医务人员和133名行政管理人员涉案。如此宰病人,老百姓怎么看得起病?

    不仅漳州医院,按钟南山的说法:全世界医生都靠技术吃饭,只有中国的医生靠卖药吃饭。医院口腔科一颗售价2500元的纯钛烤瓷牙,出厂价16元;一个国产心脏支架出厂价300元,到医院便成2.7万元;一个进口心脏支架,到岸价760元,到医院便成3.8万元,医院的暴利已超过贩毒!病人翁文辉因淋巴瘤并发多脏器衰竭住进哈尔滨医科大二附院,67天花550多万,“天价医药费”创世界记录,举国震惊!还有勾结医生制销假药“谋财”害命的等等。

    中国政府数据显示,2021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为6.5%,这还是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一年,其中政府卫生支出占27.4%;社会卫生支出占44.9%;个人卫生支出占27.7%。而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大约占GDP的10%,其中的80%到90%都是由政府承担。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萧庆伦说,中国和西方国家卫生投入的差距,反映了经济实力的差别,他说,中国是一个中上收入国家,还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没有这个财力。可是他同时指出,政府本来对人民医疗的重视不够,资源分配不公和医德腐败使得问题更加严重。

    中国医疗资源城乡分配不均,特权和老百姓之间分配不公,特别是高干病房备受诟病。萧庆伦说:“这是共产党执政的一个政治上的运作,那么这个它是从苏联抄来的,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做法。”

    2023年中国政府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医药反腐运动,截至2023年8月,全国就有将近180名医院的院长、书记落马。反腐能不能降低医疗成本?萧庆伦说,这是体制引起的道德问题,运动式反腐只能起到暂时作用。

    他说:“这个是体制上引起的道德问题,你把一个卫生医疗推向市场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医生,每个医院的院长,他追求的是我怎么样赚钱。医学的道德观念是为人民为病人服务,而且用比较合理的治疗方法来给他医疗,中国的问题是医生和医院的领导都在追求怎么样赚钱。”

    八、民众对医保丧失信心

    对中国医保不信任的根源主要是中国的人分三、六、九等,在医保统筹基金的分配下,绝大部分医保都用于中共统治集团的高干病房,所以对老百姓而言,这项看似普惠性的政策其实真正能起到救助性的作用并不大,因为一般人小病就在家里待着,真的遇到大病,能够把病看好的药基本上都不在医保补贴的范围内,而是需要额外自费,只有高干病房的药可以全额报销。

    医疗产业化也是一个问题,原本是基本民生保障、具有公益性质的医疗变得非常商业化,以最大利益为取向。前一阵子的医疗反腐就有上百名的医院院长、书记被查,一个院长一缴回就是3亿元,一个科室主任吃掉的就是几千万到上亿的钱,他们“割”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种医疗不公,谁还相信医保?人民不是傻子啊!”

    中国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有13亿人加入国家补贴的基本医疗保险,但2022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比2021年少了1705万人,其中,职工医保增加812万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则减少了2517万人。

    在中国,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职工医保,占参保人数的四分之一,另一种是城乡居民医保,占四分之三。居民医保是针对农民和农民工以及儿童,也适用于许多民营部门雇主没有为其缴费的员工。相较于国有企业的城镇职工和退休人员,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在职人员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是比较弱势的一群。

    近年来明显感觉到政府没钱了,所以设置种种障碍,提高民众医疗自费比例。

    中国的居民医保费用在20年间从10块钱涨到380元,但农民工的平均薪资仅成长24%,持续上涨的保费可能会对一些人构成压力,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有些成员较多的家庭,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尽管如此,医保由国家负担的比例还是比人民负担得多,所以有这么多人退保显现出来的是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信任,因为认为效果有限。

    中国因医保改革引发的争议招致骂声不绝,尤其公务员与官员可享有较优的医保待遇如住院可达好几个月,但一般民众最多待15天医院就来赶人,遭痛斥分明厚此薄彼大小眼。

    据研究中国医保人士分析: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面对的是不同的人群,在筹资方式、管理方式和支付水平方面也都存在客观差异。本研究结果显示,从制度间的比较而言,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的医保覆盖的住院率和医保报销住院费用都显著高于新农合参合人员;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的住院报销费用也显著高于新农合。制度间受益不公平现象主要体现在新农合的保障程度远远落后于其他两种制度,使得低收入的参合家庭面临着较高的住院费用负担。

    九、中国全民免费医疗与不免费的角力

    连续四年来,中国全国“两会”代表都提交了有关“全民免费医疗”的提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提交了关于逐步推进“全民免费医疗”的提案。所谓“全民免费医疗”并不是完全免费,而是指一种保障水平更高、个人支付比重很低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

    张其成说,在金砖五国中,中国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然而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他说,中国已经奠定了“全民免费医疗”的物质基础。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撰文呼吁的标题:“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因无钱看病而死去的人令活着的人难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人民就是国家的股东。国家这么富,为啥股东会流浪街头、无钱看病呢?”“我认为我们中国不是贫穷没有钱,仅外汇储备就超过15万亿人民币,而全国每年医疗总费用才6千多亿,解决人民的免费医疗在财力上没任何问题。可有些人却说:如果解决全国公费医疗,国家就要破产,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拿出6千多亿人民币解决中国人的医疗,国家就要破产,而拿出15万多亿人民币购买美国国债、用于改善美国人生活,却没有任何障碍。”

    另一方面,曾经担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和克林顿的医疗政策顾问的哈佛大学全球卫生学院荣休教授萧庆伦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栏目专访时表示,中国目前还没有条件推行全民免费医疗,这是政治口号和经济可行性的争论。他说:“你需要有这个钱,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在花那个钱总是有人要出这个钱,那是看你这个人民有没有那个能力出这个钱,或者愿意出这个钱。中国的大陆是需要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人民自己要付差不多30%,它需要把它慢慢减到20%,再减到15%,这样下去,现在是一步一步走,看它的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有全民免费医疗的成功例子,比如陕西神木、湖南桑植县和麻阳苗族自治县等地。2009年陕西省神木县时任委书记郭宝成推出“全民免费医疗”,成为中国第一个推出全民免费医疗的试点,轰动一时。神木为什么可以做到?是否说明中国是可以做到全民免费医疗的?

    美国科学院院士萧庆伦说,那是因为神木有这个资源,神木是一个生产煤的重地,而且它的煤价格很高。这个县只有40多万人口,人均收入名列中国前十位之中,所以有这个资源来做到全民健保免费。

    他说:“我也去那里考察过,我告诉你,可没有法子仿制,别的县没有这种条件,连上海市都没有这个条件,它的平均收入是上海市的两倍。”

    不过,北大健康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玲并不赞同这种看法,她说,免费医疗是可以的,就看政府把民生放在什么定位。中国人民网援引李玲的话说:“神木模式我觉得不存在难以持续的问题,完全可以持续的。难以推广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就是执政理念,说到底是人的问题,愿不愿意把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回馈于老百姓。所以,通过公共财政来兜底实现居民医疗保障的方式在我们国家是完全可行的。”

    还有专家指出,神木最终失败是因为没有制度保障,2012年,郭宝成卸任县委书记后,人走政息。

    网络上流传这样一段网友的视频,内容是将中国民众参保缴费和政府补贴加总估算,显示其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万多个亿,而免费医疗才需要七千个亿:“我就想不明白了,既然收的钱够全部免费了,为什么还看病越来越贵,报销却越来越少呢?却不能实现医疗免费呢?”

    十、中国医保的出路——需要政治决心,本质上需要政治转型

    中国医改几十年,从政府到市场,又从市场到政府,两轮路线相反的医改都没有达成既定目标,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反而越来越突出,民怨四起。中国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委员会外籍专家萧庆伦说,中国如果有政治决心可以复制台湾的全民免费医疗,但是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不过,中国国内有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台湾全民健保中国能复制吗?

    萧庆伦在1995年带领专家小组帮助台湾设计了她现有的全民健保体系,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让中国大陆很多人羡慕。那么,中国大陆是否可以复制台湾模式?

    萧庆伦说,台湾本来已经有一个很全面的医疗体制,有很好的家庭医生基础,整个制度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赚钱,医生道德观念没有被破坏,所以可以推行全民健保,而且财务透明,可以维持。

    萧庆伦说,这种模式中国大陆可以复制,可是需要有政治上的决心和一二十年的时间。他说:“世界上包括像沙特这种国家都没有完全100%免费医疗,人民平均需要付10%-15%,在那种定义上说免费医疗,在中国那是需要有政治上的决心。”

    不过他指出:“中国有别的很多问题,很严重,我们不知道它怎么样可以去解决。”

    曾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工作的任瑞红告诉记者,她在国内时也曾为官方做过如何实现全民免费医保的调研评估,但最后却不了了之。她认为,这其中关键的原因就是:“当一个政府,它必须以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时候,这些事情才有可能往前推。如果这不是它最终的政治目标的话,它不会去推这种事情。” 

    历史证明,要想让一个统治集团“以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及让“有政治决心可以复制台湾的全民免费医疗”,就必须得实现人民主权,将权力落实到人民的选票上,即达成宪政民主转型。

    详情请参看:

    1、十三岁白血病女孩吁母亲放弃治疗 凸显社会保障网的不公平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ehui/wy-04102024093536.html

    2、普通农民在大病面前大多选择放弃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DHT685C05561A6S.html

    3、王忠新:没钱看病的自杀悲剧何时方休?!
    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28&id=389975

    4、大病患者极端案例频发,谁来救助
    http://paper.people.com.cn/rmwz/html/2015-04/01/content_1611167.htm

    5、中国到底能不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专访中国医改专家委员会萧庆伦
    https://www.voachinese.com/a/7281018.html

    6、英媒:不灵活和不公平的中国社保体制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3/04/130423_press_china_welfare

    7、放弃医保求生存,中国经济真的不行了?
    https://is.gd/Iungpm

    8、中国官员享有较优医保待遇一般民众吶喊不公平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303070081.aspx

    9、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住院服务受益公平性研究
    http://journal.healthpolicy.cn/html/20170308.htm

    10、社会医疗保险和全民公费医疗:医疗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221/c40531-29720944.html

    11、中国医保透视:“旁氏骗局”还是腐败大坑?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njing/kw-01192024131550.html

  • 中国经济“光明论”下苦苦挣扎的民众出路

    (编者按:在中共高扬经济“光明论”大旗下,中共国家统计局如期放出了2024年第一季度国民收入增长6.2%的卫星,震撼世人,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的民众深感自己拖了国民收入的后腿。严酷的现实经济环境,使挣扎在中国社会的民众不得不认真思考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从而对中国政治改革走向市场经济、人权法治与宪政民主日益怀抱期待。)

    一、令人惊诧的6.2%“高增长”国民收入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6日消息,2024年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9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6.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50元,增长(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96元,增长7.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7%。

    按收入来源分,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6585元,增长6.8%,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7.1%;人均经营净收入1959元,增长6.8%,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7.0%;人均财产净收入988元,增长3.2%,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6%;人均转移净收入2007元,增长4.8%,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7.4%。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9462元,增长6.4%,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2.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2870元,增长5.7%,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4.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243元,增长7.8%,中位数是平均数的79.5%。

    此数据一出,网民舆论哗然。

    二、中国国民的相对真实收入状况

    中国人真实的收入水平是多少,我们不妨看看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和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编发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2023年12月26日对外正式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5.47亿人。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数为5250万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42.85%。  

    若以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3.64亿。也就是說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这个数据就是中国最为真实的现实国情。绝不能忽略中国的分配结构仍然是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事实,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还在生存线附近徘徊。他们游离于这个盛世之外,他们没有渠道发声,社会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这个社会沉默的大多数。  

    这个数据与前中国总理李克强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约1000元”的说法是吻合的。  

    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收入为零,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到3.64亿。也就是说,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的6亿人的群体中,来自农村的比例高达75.6%,这说明绝大部分低收入群体仍然分布于农村地区,城乡分割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6亿人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2%和34.8%,说明中西部仍然是中国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中金公司的数据显示,2022年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口累计13.28亿,占14亿总人口的94.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家庭为单位,将中国14亿人的人均月收入分为11个等级。546万人的月收入为0,2.1589亿人的每月收入为0至500元,2.0203亿人的月度收入为500至800元。1.2404亿人的月收入在800至1000元之间。这意味着超过2亿人的月收入低于500元,约5.5亿人的月入低于1000元。月收入1000-1500元的有2.4389亿人,月收入1500-2000元的有1.7263亿人,月收入2000-3000元的有2.0735亿人,月收入3000-5000元的有1.5695亿人。由此可以计算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有13.2824亿人,占总人口的94.87%。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月收入超过5000元,基本上就超过了95%的人口。

    如上国民收入,显然与统计局刚刚公布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9元,有天壤之别。

    三、高增长数字下的严酷的中国经济形势

    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逆风之一:就业

    美联社在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中国经济重要统计数字报告时以非常委婉和客气的笔调指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就业。虽然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城镇失业率为5.2%,但中国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14.6%。这比去年12月的14.9%和6月的近20%有所改善,但仍然突显了中国年轻人在疫情之后仍是找工作难,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打击损害了私营企业的投资。青年失业人数不包括学生。”


    (焦虑中求职的人们)

    相对而言,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在报道同一消息的时候则更为直言不讳。该报3月18日发表的报道说:“说到先前占中国经济活动20%的房地产业,其危机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前相比,新建筑工地数量下降了60%。2023年,中国大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6.3%。使情况更糟的是,2023年夏季青年失业率为21%,今年1月份中国当局按照新的计算方法将这一数字降至14.9%。”

    法国财经新闻报纸《论坛报》3月18日以《中国开年艰难,经济形势仍不明朗》为题发表报道说:“中国今年设定了5%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是该国几十年来最慢的增速之一。然而,北京认识到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因为中国仍面临结构性困难。

    “本星期一中国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经济开局喜忧参半,家庭消费低迷,但投资和工厂活动加速,反映出复苏不平衡。新冠疫情过后,人们期待已久的2022年底经济复苏是短暂的,而且不如预期强劲。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局面。这抑制了家庭支出,而房地产业危机和青年高失业率正在影响购买力。”

    中共官方公布202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5.3%,超预期,但是百姓却感受不到经济的热度。微博上“35岁找工作有多难”的标签引发很多普通中国人的共鸣。

    彭博社资深记者任淑莉(Shuli Ren)说,中国的经济数据令人感到困惑,尤其是每天都目睹经济停滞的中国人。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公布的数据,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年均增长5.3%,轻松超过预期和二会设定的“5%左右”目标。

    关于中共伪造经济扩张统计数据的指控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如果问问普通中国家庭、公司甚至税务人员,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优衣库(Uniqlo)母公司迅销表示,截至2月29日的上半财年,该公司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收入增长12%,增速远低于美国和欧洲业务。

    迅销首席财务官冈崎健(Takeshi Okazaki)上周表示,中国消费者已经捂紧钱包,并且更加精挑细选。

    根据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城镇储户调查,截至2023年底,只有9.5%的受访者表示就业前景良好。社交媒体微信上充斥着“35岁找工作有多难”的标签,网民们纷纷讲述经济萧条、企业裁员、自己找工作或自主创业的辛酸。

    第一季度家庭储蓄增加了8.6万亿元,意味着居民不敢花钱,一些银行为保证利润叫停了长期固定收益产品。

    代表中小企业晴雨表的中证2000指数今年下跌了20%。

    与此同时,截至2月份,政府财政收入同比下降2.3%。

    有网民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2024年和2023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做统计验证,结果发现2024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3.97%。在加入产业权重后,中国2024年第一季度名义经济增长也只有4.01%,远低于官方公布的5.3%。

    四、经济下滑下3800万人选择拒缴“养老险”,更有4300万人直接退出

    媒体披露,中国经济下滑,失业情况严重,导致中国社会保险也出现危机。中国网民日前贴文指出,中国近期有3800万人中断养老保险,更有4300万人直接退出。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在社群上评论道,这反映了经济下行,薪酬降低,许多人无法及时缴纳,但这样的状况不仅使已经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收入受到重创,也会让养老基金出现资金断链危机,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扩大。

    高瑜在推特上贴出中国网友文章指出,「养老保险是确保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的重要保障机制,但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数量庞大的中断养老保险缴纳和退出养老保险的现象,据报导,全国范围内约有3800万参保个体突然中断了养老保险的缴纳,这似乎表明他们突然对未来的社会保障失去了信心…。」

    该文章还写道:「在当前经济不稳定、就业压力增加以及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一些人可能感到不安和焦虑。人们可能担心自己的养老金是否能够保障到位,是否能够在退休后过上稳定的生活。事实上,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则文章在中国网络已经搜寻不到。

    中国希望年轻人为退休攒钱。现年30岁、没有工作的陶·斯威夫特(音)对此没什么兴趣。“退休领了养老金那种东西,”他问道。“我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说一定能拿到手。”

    生活在南方城市成都的陶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在网络论坛上和朋友间,年轻人在质疑是不是应该为养老攒钱。有人选择不交,理由是工作机会匮乏,工资低,觉得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他们的这种怀疑态度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从一个年轻社会变成了正在迈向老龄化的社会。生育连续七年下滑,加速了劳动人口少于退休人口那一天的到来。

    快速变化的人口结构给中国现有的这个资金不足的养老金系统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4岁,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进一步增加了压力。

    中国目前面临走向资本主义的四十年来最剧烈的经济放缓,这导致许多人失业,或者没有多少可以用于储蓄的余钱。

    和其它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已经渡过了人口的卢比孔河。资金不足的养老金计划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但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困境的同时到来动摇了人们对这一系统的信心。

    上海一处购物区。一些年轻人称停止缴存退休金的原因包括工作机会短缺和薪水低。

    五、北京胡同中的经济寥落掠影

    北京一眼望去,你会以为这是一幅经济繁荣的完美图景。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些店铺的销售额寥寥无几。

    这一情况正在全国各地上演。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已开始放缓,在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管控取消后,经济增长未能恢复到人们所期望的水平。随着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中国股市跌至五年来最低水平,消费者信心下滑,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好工作。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在对外国媒体发表讲话时告诉世界:“中国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依然强劲。”“‘下一个中国’仍然是中国,”他说。但随着中国一年一度的橡皮图章式议会闭幕,关于决策者是否采取了足够措施来应对中国经济萎靡不振的问题仍然迫在眉睫。

    当成百上千名游客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来转去时,一位卖煎饺的女士说,现在的行情“很一般”。她刚解释到一半,她的一位同事就在店里大喊,说他们正在亏本。

    “我们不忙,现在是淡季,也是两会期间,街上的人少了,”她说,她指的是在北京市中心举行的为期两周的人大和政协会议。

    在相邻的一条胡同里,黄包车夫耐心地等待着顾客,但营业额却很低。“生意不好,很一般,”一位车夫说,“国家的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然而,北京的决策者们对经济前景仍然充满希望,他们指出,有消息称202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5.2%。

    从北京市中心驱车大约一小时,你就能看到成百上千名这些农民工聚集在北京外郊的街道上,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在当前的经济逆风中,这些外来务工者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一名男子睡在台阶上,双臂紧紧交叉,以抵御初春的严寒天气,而另外两名男子似乎在出售铺在地上毯子上的小型工具和建筑物品。虽然中国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这些农民工的劳动,但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保障。

    在宽敞的人民大会堂内,中国总理李强表示,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将是中国政府今年的工作重点。他高调宣扬着中国取得的成就,但同时也承认中国的经济问题,并阐述了政府重振经济增长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愿望都寄托在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等先进产业的发展上。然而,政府未能宣布许多人所希望的重大刺激措施。问题是,这是否足以拯救中国经济。

    鉴于目前的青年失业率,国家未来的命运与校园内的大学生们关系最为密切。去年六月,青年失业率超过21%,创下历史新高,中国政府因此暂停公布这一统计数据。此后,政府重新调整了方法,恢复了该数据报告,但青年失业率仍接近15%。

    “[我认为社会应该]给年轻人更多机会。不要逼他们,不要给学生施压,”经济专业学生李新元(LiXinyuan,音)在北京市中心附近一所外国语大学的校园外说。“年轻人,我觉得我们压力很大。”

    六、唱响经济“光明论”下的欺瞒世界

    中国围绕经济的舆论战持续发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要求全国工商联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定发展信心,共同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去年12月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共高层两个月内至少四次提出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受访学者分析,中国料将在今年持续收紧经济舆论;经济情况越差,舆论可能相应收得越紧。

    中国共产党当局持续强调所谓的“正能量”宣传,并以严惩为威胁禁止传播有关中国经济(以及数不清的其他领域)的坏消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种有好有坏的数字报告似乎是显示了该报告是平衡客观的,因而是可信的。

    然而,当今中国的大环境、大形势使中国当局发布的新闻和数字令外界以及众多中国人感到难以置信。

    在中共当局坚持不惜代价强行推行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三年使中国经济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中国经济没有出现中共当局以及外界所预期的增长率强劲反弹,反而因失业率高企、国内需求萎靡不振和占中国经济近乎半壁江山的房地产业不断暴雷等因素而举步维艰。

    在这种大形势下,中国当局对民间的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实行限制和封杀,对调查中国经济状况以便使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有所依凭的一些外国尽责调查公司进行突击搜查和罚款、拘留其职员进行讯问;中国国家安全部也发出严厉警告,声言唱衰中国经济是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将予以严惩。

    于是,中国官方和外界对中国经济基本状况的评估如今便常常呈现出一种天壤之别或风马牛不相及的状况。

    例如,中国官方宣传说,中国经济在2023年达到了5.2%的预定增长目标,高居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首,取得骄人成绩,但美国调查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基于它的调查计算指出,中国实际增长率仅为1.5%左右。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新闻》则指出,2023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29年来首次减少。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头两个月中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9%的数字之际。日本《东洋经济》杂志网络版发表报道说,“中国房地产巨头今年1月至2月房屋销量减半,情况严重;北京、上海、深圳等主要城市的需求也在萎缩。”

    分析人士认为,北京目前着力驳斥外界的悲观声音,但这些论述较符合目前的经济形势。“官方可以管控企业、学界和网络大V公开层面的言论,但无法管控民众私下的讨论,刻意地去压制这些言论的结果,可能让不满更多地累积,并让大家越来越相信民间和外部的论述”。

    七、中国突破经济困局的出路

    中国问题专家罗谷认为:正如我在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中文版为《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中所写,若实行某些政策改革,有助于刺激信心和消费的激增。例如,改变二元土地制度,让中国农村居民也能像城市居民一样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利;开始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结束数亿流动人口和农村居民的不平等待遇,让他们获得与城市居民类似的教育、医疗和养老金。据人口学家蔡昉估计,农民工的平均消费比城市户口的居民少近四分之一,相当于2万亿元(2810亿美元)的消费损失,约占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7%。遗憾的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认真准备好废除户口、二元土地制度,或改革经济的其他关键领域。

    经济学家文贯中认为:今天,中国三大源泉日趋枯竭。作为第一源泉,外资流入日趋减少,民营企业丧失信心,不愿投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躺平化,劳动力丧失活力。农地污染,城市土地过度开发,房市空置率上升,农民和农民工受到购买力和户籍的限制,无法成为城市化的天然接盘手。作为第二源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主要依靠抄袭外国科技,本土科研缺乏内生活力,而发达国家已决心切割和中国的高科技合作。从第三源泉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已束之高阁,改用以党代政,架空市场,阻止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面对增长的三大终极源泉的枯竭,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自然做出十分悲观的判断。中共一直以经济高增长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来源。面对经济下滑,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这为民主转型提供难得的契机。

    经济学者史桔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路在何方?我认为需要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政治上改弦易辙走向宪政民主,建立法治国家;经济上建立充分的市场经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作用;外交上崇尚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这些改革既不同于邓小平改革开放,也与当今中国的政策和价值追求背道而驰,但别无选择。

    盖思德(Roger Garside,前英国外交官)认为: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容忍专制体制的人民,将不会容忍一个使其重回贫穷的体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长期认同温家宝观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既得利益精英将意识到,若要保护他们剩余的财富和权力,若要拯救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领导一场政治革命。他们将动员愤怒的民众推动体制变革:引领一场政治革命,号召以自由媒体来问责政府、以独立司法来捍卫人权,并确保军警忠诚于国家和人民,而非某个政党。

    详情请参看:

    1、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9元,人均工资性收入6585元
    https://new.qq.com/rain/a/20240416A038D200

    2、中共官宣首季GDP5.3%为何百姓感受相反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4/18/n14228796.htm

    3、中国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3%,高于市场预期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40416/china-gdp-q1/

    4、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不愿交养老金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40408/china-pensions-youth-retirement/

    5、最后一道防线失守!怕领不到、失业缴不起中国4300万人退出养老保险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78420

    6、从北京的胡同小巷看中国经济困境中国政府需要解决这些难题
    https://is.gd/1VVl7D 

    7、中国经济遇到了大麻烦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40119/china-economy-xi/

    8、世界媒体看中国:经济好消息与坏消息
    https://is.gd/iAm5yv

    9、世界媒体看中国:经济走势又如何
    https://is.gd/4BJrGO

    10、2024年中国经济五问
    https://www.jpmorgan.com/insights/global-research/economy/china-economy-cn

    11、习近平要求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分析:经济舆论管控料将贯穿2024
    https://www.zaobao.com.sg/finance/china/story20240208-1467244

    12、罗谷、文贯中、盖思德等|中国经济困境:原因、出路与政治意蕴
    https://chinademocrats.org/?p=2636

  • “毒地”危害下的黎民

    (编者按:广泛存在于中国大地的“毒地”日夜不息地在毒害着国人,触目惊心的中国癌症数据也在不断敲响着国人生存恶化的警钟,然而将土地污染情况定为国家秘密,封锁、打压一切披露土壤污染状况的信息,并出台政策法规日益宽松放任“毒地”,让世界看清中国严重的民生状况与导致“毒地”的制度成因。)

    一、触目惊心的癌症第一大国

    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2024年全国癌症报告》披露,2022年中国癌症发病基本情况:新发病例:482.47万;世标发病率:201.61/10万;男性世标发病率高于女性(209.61/10万vs197.03/10万)

    据WHO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人,占全球23.7%;死亡人数300万,约占全球30%。中国癌症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位列全球第一,目前中国恶性肿瘤负担日益增重。


    (中国各种癌症占比)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中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癌症大国”。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29万例,其中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人,占全球23.7%;全球癌症死亡病例996万例,其中中国癌症死亡人数300万,占全球30%,而中国人口只占全球18.05%。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死亡人数接近1000万,2020年中国癌症死亡人数高达300万,将近百分之三十死亡人数的死因是癌症,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死亡的最主要死因。但是中国官方媒体竭力掩盖环境污染是影响中国癌症高发病率、癌症高死亡率的一个最主要因素,多宣传致癌三驾马车:抽烟、喝酒、肥胖,还有少运动、熬夜等等,强调个人的行为、生活习惯等因素是致癌的主要因素。

    二、掩盖不了的“毒地”危害

    据食品伙伴网报道,4月12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4年第8期通告,检出餐饮食品、糕点、食用农产品、水产制品和饮料等5大类食品18批次样品不合格。

    其中2批次食品检出重金属污染问题,分别为常州市武进区雪堰张鲜生生鲜店销售的百合,镉(以Cd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无锡大统华购物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销售的鲜百合,总汞(以Hg计)和镉(以Cd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镉是一种蓄积性的重金属元素,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长期食用镉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对人体肾脏和肝脏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免疫系统,甚至可能对儿童高级神经活动有损害。镉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长过程中富集环境中的镉元素所致。

    总汞属于重金属污染物指标,主要通过环境污染带入。汞是一种毒性较大、熔点低、易挥发的银色液体金属,俗称水银。食品中的汞元素主要以金属汞、无机汞和有机汞的形态存在,其对人体的毒性大小与其存在形态密切相关,危害较大的是有机汞。百合中总汞(以Hg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使用了含汞农药,或者是在生长过程中富集了环境(其中重要的是土地)中的汞。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将某一个癌症病例或者癌症死亡病例与某地的环境污染因素直接联系起来,并成功获得赔偿的先例。2015年12月,江苏省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曾爆出骇人听闻的“毒地”案,造成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有493人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个别的还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学校附近正在开挖的地块上曾是三家化工厂,专家称校区受到的污染与化工厂地块上污染物吻合。一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显示,化工厂地块上苯并芘等普遍超标严重,其中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它在地下水和土壤中的浓度超标达94799倍和78899倍。但是常州市政府坚称,学校所在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

    三、中国粮食产区“毒地”状况

    据中国国内一份土壤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分析,重金属因其不可降解、移动且具毒性的特性,直接或间接通过食物链威胁着粮食安全、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事故频发,尤其是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报告调研的结论:

    (1)我国耕地土壤污染点位超标率平均为21.49%,其中轻度、中度、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97%、2.50%和5.02%.污染物以Cd、Ni、Cu、Zn和Hg为主,污染比重分别为17.39%、8.41%、4.04%、2.84%和2.56%.南方粮食主产区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重于北方.四川盆地、长江中游及江淮地区、黄淮海平原、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点位超标率分别为43.55%、30.64%、12.22%、9.35%、1.67%.

    (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重金属点位超标率从7.16%增至21.49%,20多年间快速增长了14个百分点.其中Cd、Ni、Cu、Zn和Hg的污染比重分别增加了16.07%、4.56%、3.68%、2.24%和1.96%.除三江平原外,其他4个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重金属点位超标比重增加趋势显著,且南方地区的Cd、Ni和Cu超标比重变化量高于北方,而Hg和Cr增速低于北方.

    (3)南方较北方主产区受人为活动影响大,四川盆地受人为活动影响最为严重,长江中游及江淮地区和黄淮海平原次之,东北地区的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则以自然因素为主,采矿业、工业、污灌水是五大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重金属的最主要的污染来源,除北方粮食主产区污灌污染重于南方外,其余污染源中,南方粮食主产区污染超标率及污染物种类均重于北方。

    四、令人震惊的毒大米

    在《“有色”米——湖南衡东县稻米重金属污染调查》(Cadmium Rice: Heavy metal pollution of China’s ricecrops)一文中,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分部(Greenpeace East Asia)的研究人员对湖南省一座有色金属冶炼工业园附近的农田、闲置土壤、地表水和稻米进行了采样。湖南是中国水稻产量最高的省份。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一些点位的土壤镉含量超过国家健康标准200倍。这是一条新的证据,表明在几十年的快速工业化和经济高增长后,中国部分土壤出现了严重退化,而此类证据正在越积越多。本项研究采集的所有稻米样品中,只有一份里的镉含量没有超出中国设定的食品安全标准。

    自从2013年广东省的一份政府报告称44%的稻米样品出现了镉含量超标,并引起人们的关注以来,“镉米”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广为人知的名词。不过,绿色和平组织的这项研究把“镉米”概念扩展到了“砷米”、“汞米”和“铅米”上。在这四种有毒物质中,只有汞的含量显得相对安全。

    五、中国五分之一土地被重金属污染

    环保部门曾发布过一份5页长的调查总结报告,所公布的数据令人震惊:大约五分之一的中国农业用地受到镉、镍和砷等有毒元素的污染。绿色和平组织的有毒物质专家武毅秀担心,受污染的食品可能在全国流通,环保专家武毅秀在北京对德新社记者说,“这关系到食品安全,非常令人担忧。”据估计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和工作在含有剧毒的土地上,却全然不知。

    迄今为止,中国当局从不向百姓透露哪些地区的土地被严重污染。武毅秀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告知民众实情,否则人们无法进行自身防护,因为土壤中的毒素是看不见的。

    污染程度超过政府公布的信息

    武毅秀还担心土壤所含毒素远远超过所公布的数据。她说,“公布的信息简短而且很含糊,土地的污染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政府迄今公布的情况。尽管如此,实际调查数据仍然很不准确,因为每54平方公里才进行一次取样检测。”

    中国社科院的陈同彬认为,土壤污染尤其危险。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援引他的话说,“土壤污染要比空气污染、水污染更难治理。”陈同彬警告说,土壤中的毒素不仅会被植物吸收,也会污染地下水。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骆永明的研究表明,仅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江苏、辽宁、广州、重庆等地污染企业搬迁数千家,置换约2万余公顷工业用地。

    2004年至2012年,重庆搬迁了137家污染企业,而这些企业原址基本位于黄金地段;江苏连续三年陆续搬迁4000余家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留下了大量污染情状不明的场地。

    这些被遗留的场地污染到底有多大面积?严重程度如何?究竟有多少在未经治理的情况下被投入使用?目前没有权威统计数据发布。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各类不同性质的全国污染场地应以万计,其中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

    以北京为例,2001-2005年间,北京搬迁了142家工厂,置换出878万平方米可供重新利用的土地。而据北京市环保局污染场地管理科科长李敬东说,自2004年至今,北京市已知的污染场地仅有十几块,已经修复的只有8块。

    由于国有老厂的环保设施和意识缺乏,对于污染物的处理相当简易。当年的农药厂对农药残渣等有害化学残留物的处理方式,基本是就地排放掩埋,有的离地面仅五六米,因此不少经过处理的毒地依然污染物浓度很高,甚至超过有关监管标准的成百上千倍,有的污染物深达地下十几米,有些污染物迁移至地下水,并扩散,导致更大规模的污染。

    六、因“毒地”急性中毒事件

    被污染后的土壤,对人体带来的危害有直接与间接两种途径。间接途径是通过地下水、地表水以及空气影响到人体健康,直接途径则是通过扬尘,或者儿童玩耍时不注意将污染土入口等方式。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全国发生过多起由于场地污染而致急性中毒事件,随着土地开发建设加速,类似事件呈上升趋势。

    2004年4月28日,位于北京市南三环的宋家庄地铁建设工地,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被送至医院,其中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出事地点是一家农药厂的原址。

    2006年7月,位于江苏苏州市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了20亩污染土地,6名筑路工人挖土翻起有毒土壤时昏迷。

    2007年春节前,武汉黄金地块——赫山地块施工现场,随着深层土壤被挖出,刺鼻的味道越来越浓,有工人陆续出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由于不知实情,继续作业,最后,数名中毒工人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

    曾参与北京化工二厂地块调查采样的一位污染修复行业人员描述,毒气从直径50毫米的采样管不断外冒,用打火机即可将其点燃,足见污染物浓度之高。在此种环境中作业,会危害人体,造成恶性中毒事件。

    “中毒事件属于急性事件,这表明场地污染已达到很严重的级别,而更多长期居住在污染土地的居民将可能是慢性中毒,病情可能在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显现。”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说,根据污染物种类和浓度不同,有些会有较长潜伏期。

    七、土地污染和土地污染传播的途径

    根据中国土壤学会的定义,人为活动产生的污染物进入土壤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土壤质量恶化,并造成危害的现象,称为土壤污染。当土壤中有害物质过多,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时,就会引起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有害物质或其分解产物在土壤中逐渐积累,并且通过“土壤→植物→人体”或“土壤→水→人体”间接被人体吸收。土壤污染会导致农作物减产和农产品品质降低、农作物中某些指标超过国家标准、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大气环境质量降低,并最终危害人体健康。

    土壤污染传播的途径,主要包括:
    (1)经口摄入土壤;
    (2)皮肤接触土壤;
    (3)吸入土壤颗粒物;
    (4)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5)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6)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其中许多污染传播的途径,并不为人们所察觉,比如在苏钢毒地上辛苦劳动了几十年的苏钢工人、连续了施工几年的建筑工人,新入驻几年的居民等等。还有毒地临近的居民,经过这块毒地的行人,都有受土壤污染的危害。

    八、“毒地”成为国家秘密——制度保护下的毒地

    其实在中国谈论土地污染这个话题的风险是很大,因为土地污染数据是官方定义的国家秘密。

    从2006年起,原国家环保总局(现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部)联合启动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预计耗时五年,至2010年完成,投入资金高达10亿元人民币[4]。这次调查的目标是:全面、系统、准确掌握全国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状况,查明土壤污染类型、范围、程度以及土壤重污染区的空间分布情况,分析污染成因,并提出环境管理措施。但是过了预计完成的时间,中共政府迟迟没有公布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结果。

    2013年1月30日,北京董正伟律师向环境保护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他还要求环保部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措施方法信息。一个月后,环保部给他出具了一份《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书称:“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规定,环保部不予公开”。董正伟介绍说:“此前,环保部多次对媒体称土壤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数据报告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公开。”如今环保部不敢公开,“由此看来,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十分严重”。

    谈论中国土地污染这个话题,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这是两个恶法,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两把利剑,随时可能落下。

    把土壤污染数据列为国家秘密,其目的就是要掩盖中国土壤污染严重的真相,掩盖中共发展模式的错误。但是,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居住环境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国民众和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土壤污染状况数据根本不是什么国家秘密,这个问题必须在公开场合大声地谈,中共政府必须公开土壤污染状况的数据。

    九、“毒地”祸害的法规成因

    近年来广受关注的“苏钢毒地”涉及两份土地检测报告,涉及2007年制定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暂行)和2018年制定的《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善良的人们以为2018年的标准一定比2007年的更加严格,所有在2016年招标时合格的土地到了2022年就成了致癌物超标50多倍,这似乎是最合逻辑的解释。事实正好相反。2018年的标准比2007年的更加松宽。如果按照2018年的标准,强致癌物质苯并(a)吡超标50多倍,那么按照2007年的标准,苯并(a)吡超标在92倍至1136倍之间!根据湖北省肿瘤医院院长魏少忠医生提供的信息,苯并芘含量每增加1%时,肺癌的死亡率即上升5%!

    2007年制定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暂行)明确指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的是指建设用地上居住、工作人群长期暴露于土壤中污染物,因慢性毒性效应或致癌效应而对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这就把土壤污染与致癌效应直接联系起来了,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在取而代之的2018年《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中,关于土壤污染与致癌效应之间关系的这段文字就消失了。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实例。

    最后提醒广大民众,在中国土壤污染数据属于国家秘密,特别引爆苏钢毒地案又涉及到一个从英国引进的雷丁中学,这可能被注解为境外敌对势力。这样讨论苏钢毒地问题,可能就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但是,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居住环境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国民众和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土壤污染状况数据根本不是什么国家秘密,这个问题必须在公开场合大声地谈,中共政府必须公开土壤污染状况的数据。

    2020年中国癌症死亡人数300万。从2013年到2023年中国死于癌症的人数高达几千万。什么时候土壤污染数据不再是国家秘密!?什么时候中国人可以在公开场合大声讨论环境污染与致癌的关系!?正所谓:千万冤魂何日再思量。

    详情请参看:

    1、国家癌症中心发布:2024年全国癌症报告

    https://finance.sina.cn/stock/med/2024-02-14/detail-inahywnk4247937.d.html

    2、重磅!中国癌症死亡率出炉

    https://www.sohu.com/a/756642245_121118854

    3、WHO最新发布:中国肿瘤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全球第一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537801

    4、中国粮食重金属超标

    https://www.hjkx.ac.cn/hjkx/ch/html/20181034.htm

    5、江苏检出18批次不合格食品,有鲜百合、老式蛋糕、即食海蜇头等

    http://news.foodmate.net/2024/04/685641.html

    6、土地污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9F%E5%9C%B0%E6%B1%A1%E6%9F%93/1501755

    7、王维洛|中国土壤污染数据竟然是国家秘密

    https://yibaochina.com/?p=251968

    8、中国稻米产区重金属污染严重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430/c30soil/

    9、中国城市的“毒地”

    https://chinadialogue.net/zh/2/41911/

  • “敏感”泛滥下的中国人权灾难

    (编者按:在中国敏感日益泛滥到一年365天的程度下,中国人民生活困苦艰难与人权灾难深重可想而知。导致这种全年敏感的根由是极权统治者恐惧人民,而产生这种恐惧的最深层原由是权力合法性缺失及权力摧毁了人民的一切希望。)

    一、今年中国传统清明节增加新的“敏感”防范内容

    现正值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即中国文化中上坟扫墓祭奠先祖的节日,却成为了中共严控国民的“敏感日”。

    据网络微信及推特传出的消息,中共不仅加强了对全国各地可能形成纪念活动重点场所的控制,如天安门、一些陵园等待,甚至前总理李克强出生及求学地也受到严密控制,在李克强出生家乡附近的大桥,为防止国民到那献花纪念,而被三步一岗三步一哨地防控着。而国内一批异议人士更是被中国当局直接警告控制,不得参加清明纪念活动。

    如辽宁异议人士姜立军4月3日发微信说:“刚刚接到有官部门一个电话,叮嘱我清明节期间千万不要组织或参与关于钱(前)总(理)李(克强)的怀念活动。”

    还有独立作家黎学文跟贴也发文说:“不知啥时候,清明节也成了敏感日。我也接到电话…”

    可见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已成为中共的敏感日,而今年增加了防范纪念前总理的内容。

    当然,应该说中共将清明列为敏感日已不是今年开始,而是早在1989年六四屠杀后,便每年提防国民纪念那些为国殉难者了,就将清明作为了防范国民的敏感日了,只是今年将此敏感日内容增加了不许对自己政权的前总理进行纪念,让人诧异。

    二、中共长期来的重大“敏感年”

    据《国际先驱论坛报》在3月初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以确保“敏感年”的社会稳定。

    德国之声报道:(2019年)这一年里,里程碑式纪念日接踵而来: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30年;达赖喇嘛逃离西藏流亡印度60年;10月1日中共建政70年。

    发迹于动荡与革命的中共,在导致千百万人死亡的内战中获胜,于1949年夺得政权以后,一直对“动乱”高度警惕,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3月5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召开的第一天,习近平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据地方政府发布的工作重点显示,特别是今年,中国官员担心,敏感的纪念日可能会成为导火索。今年是天安门学生运动的30周年,1989年6月3日夜晚,天安门广场附近发生的血腥武装镇压结束了席卷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要求民主变革的学生抗议活动。

    今年也是标志着历史转折点的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100周年,是西藏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60周年,以及造成数百人死亡的新疆民族骚乱10周年,新疆是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关进转化营的中国西部地区。

    政府还准备在10月份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纪念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

    自从1月份的那次会议以来,各省、市、镇已经推出或更新了监测和控制危险的计划。例如,湖南省官员发誓要偿还与政府有关的企业欠下的债务。东部山东省的党委书记刘家义也呼吁处理好不满的退伍军人的问题,这些人要求获得更好的福利。

    地方政府已通知警方,在“敏感的周年纪念日”之前,对抗议活动保持加倍的警惕。2018年,支持罢工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发起的小规模抗议活动,已经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导致了拘留和警告。

    “防止经济社会领域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上月下旬说。他说,由于有了互联网,“一件小事情都可能形成舆论漩涡。”

    三、在中国日益泛滥的“敏感日”

    据自由亚洲电台今年3月采访报道: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分别于3月4日和5日在京开幕,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同时,这段时间也是当局的所谓“敏感日”,各种监控、维稳措施提前就已升级,引发民怨四起。那么,到底中国现在都有哪些日期是“敏感日”?它们又都敏感在哪里呢?

    进入“两会”时间异议人士揭露当局维稳监控:被困在救助站的伏玉霞告诉本台:“因为现在是‘两会’,就是害怕我去北京,把我弄在救助站关押的。外边,二十四小时由派出所派人守候,早上和中午都有过来,看看我在不在房间。”伏玉霞说,她在派出所询问期间,被强迫采集指纹等识别信息,所长还警告她:“只要是我再要说去北京,就再次刑拘我,并再次判刑。”本台记者试图联络牛山镇派出所核实以上信息,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随着中国的政协、人大“两会”本周一和周二相继在京召开,全国各地陆续传来访民、异议人士等被骚扰、被旅游及被监控的消息。

    原中国海洋报记者、杭州自由作家昝爱宗在2月27日发表了《“两会”前夕我的一点声明》,引发舆论关注。昝爱宗在声明中说,他被杭州公安政保内部控制为“重点人员”,“享受”很多特别的“待遇”。比如全国“两会”就要召开了,他又要面临很多压力,政保警察等频频敲门,找他谈话。他在声明中反问:“‘两会’与我有什么关系?我非人大代表,也非政协委员,也不是拆迁户、上访户和法轮功,我只是一名写作者,一个非知名网友,为什么杭州市公安政保却不肯放松对我的维稳监控?”昝爱宗还说,每年几次敏感日,他不是被外出,就是被保安贴身跟随,当局“有必要浪费这个人力物力吗?”“如此维稳,是真的维稳吗?”

    北京独立记者高瑜上周二(27日)在海外社交媒体X发帖,揭露了当局的骚扰:“今天北京各区国保又齐出动,打电话的打电话,上门的上门,原因是同一个,石家庄国保向北京通报,该市一个被严控的异议分子SYP(注:孙愿平)要来北京,要阻止北京敏感人士同他聚会。”高瑜对本台证实,她当天已被“上岗”。

    其实,昝爱宗、高瑜等人在“两会”期间的“待遇”也是无数被中国当局“维稳”的访民、异议人士在“敏感日”的普遍遭遇。随着中国当局不断加强对社会的监控、限制以实现维稳,所谓的“敏感日”越来越多,可谓不胜枚举。本台日前在社媒平台X征集网友和各界人士意见,制作了一份2024年度的“敏感日”日历,虽然未必很全面,但对当局的高压管控可略窥一斑。

    四、中国“敏感日”的种类

    据自由亚洲疲通过网上调查,然后根据反馈将中国“敏感日”大致分为五类。

    一、中国官方的重要年节庆典

    首先,中国官方规定的年节假期很多都被视为是“敏感日”,最典型的如“十∙一”国庆节。这是当局最重要的纪念日,每逢五周年、十周年,相关安全防范尤其严格。通常,“十∙一”之前一、二周,北京全市即针对在京访民展开大搜捕。外地访民和异议人士更是无法前往北京。

    “七∙一”建党节也是官方高度防范的敏感日。这天,海内外的异议人士常常发起各种针对中共的抗议活动,揭露控诉其暴政。同时,这一天也是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港人称为“港殇”日,以往在香港,常有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但自2020年港版国安法通过后,相关活动申请都被禁止,民主派还被国安警察上门搜屋等。

    每年的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纪念日也是敏感日。

    传统的清明节,民间扫墓和祭祖活动较多,也成了所谓“敏感日”。当局通常会阻止民众在这一天凭吊一些敏感人物,比如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上海青年杨佳、民运人士李旺阳等。

    此外,一些您可能想象不到的法定节日如今也都成了敏感日,比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以及“五∙四青年节”。

    二、中国当局的重大政治活动

    每年的全国政协和人大“两会”,以及每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会都属于中国当局的重大政治活动,广受国际媒体关注,自然也是当局维稳的重点“敏感日”。

    每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会是决定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的会议,通常在秋季举行,日期不固定,但都被官方视为高度“敏感日”。2022年10月的中共20大,中国公安机关为确保大会“顺利召开”,提前3个月组织全国各级公安人员联合展开所谓夏季治安“百日行动”。据报道,共抓获逾140万名所谓“犯罪嫌疑人”,维稳力度空前。

    三、重要历史事件或近年热点事件纪念日

    另一类“敏感日”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近年热点事件的纪念日。这其中包括一些当代政治人物的诞生、逝世纪念日,比如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也包括一些重要事件纪念日,如文革爆发纪念日,“六四”纪念日,“709”案纪念日,“512”汶川地震纪念日,“白纸运动”纪念日等。

    习近平的生日这几年也开始变得特别敏感。“一到6月15日,各种隐喻都不行,甚至就是跟他生日同一天的、日本漫画《机器猫》里的胖虎,漫画里设定他是这一天生日,所以胖虎在那一天是敏感词。”

    近年来,习近平执政下加强洗脑宣传,一些容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纪念日,如“九·一八”事变及抗战胜利纪念日,抗美援朝胜利纪念日等也变得更加敏感。

    中国当局针对西藏、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打压近年来不断加剧,这也让当地的敏感日特别多。比如,3月10日“西藏抗暴”纪念日,7月5日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纪念日等。此外,整个穆斯林斋月,包括开斋节,以及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也是属于敏感日。

    1999年7月20日,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发动了针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镇压,“720”也成为一个重要纪念日,也是当局重点防范的“敏感日”。针对中国的家庭基督教会,当局则会在“圣诞节”前后加强控制。

    四、重要国际活动和外国政要访问期间

    中国当局一向注重“形象工程”,因此也把一些重要国际活动和纪念日作为“敏感日”,进行维稳,比如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2023年的成都大运会和杭州亚运会,以及在西安举行的中亚峰会。此外,还有每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5月3日)、“国际人权日”(12月10日)等等。

    有时,外国政要来访期间也会成为“敏感日”,比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及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2023年4月13日访华,北京当局就限制了多名人权律师的人身自由,余文生律师和妻子许艳当天在前往欧盟大使馆的途中则被警察带走失联。

    五、突发性敏感事件

    前广州公安、网友“二大爷”告诉本台,中国的敏感日除了固定的,也有突发的,就如胡佳所说的四通桥事件、以及白纸运动的爆发,当局的维稳处理机制也很复杂:“特别是像白纸革命这样的事件,它会分发成很多块任务,像专案的工作组这样,有负责网络维稳的,负责现实维稳的,还有各种各样舆情反馈的。中共的维稳网络它是一个整体的,并不单单是一个部门,整个政府都会联动起来。”

    刘力朋告诉本台,应对敏感日,警察主要是以“硬”的抓人为主,而“网信办”则是负责监控网络舆情。他说,网络方面的具体控制手法包括很多种:“(比如)提前在墙外搜罗这些敏感词,就是平常不容易去把它设成违禁词的那种,你一设网上没东西了,这种他们在这种敏感日的时候都给你屏蔽了。再有就是搜舆情、搜新的敏感词,看有什么变体,然后关注相关的用户,比如说,‘709’的时候,你找出这些律师相关的用户分组,把他们全禁言了。”

    五、对文明世界恐惧而日益扩大的敏感范围

    由媒体调查中国敏感分类可以看到中共统治下各种敏感日在日益增加,而敏感范围在日益扩大,中共不仅对中国国内各种事件敏感,现在日益对一切文明世界的节日也恐惧敏感。如近年来对一切西方文明强大的国家或地区活动,如美国国庆,也产生敏感,而对台湾国庆也是防范有加。

    如2023年7月5日有推特发文:章詒和在北京的7月4日,被上崗。今天都5號了,還沒完沒了,竟然起衝突。

    推特@ZhangDong_SCH发文:以前只有中国的敏感日才被上岗。现在连美国的国庆节也成了给你们加岗的敏感日,很快法国的7月14日,德国的10月3日是不是也都悬了?一个政权对自己的国民如此恐惧,如此不堪手段打压,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可见他们的末日不远了。

    六、侵犯人权的罪恶使敏感日益增加

    有分析人士表示:今天,中共除了对法轮功“敏感”,每天还必须“敏感”失去土地的农民集体抗暴;“敏感”在强制拆迁中居无定所的城市居民的维权运动、“敏感”被腐败份子搞垮的企业里那些失去工作、无法养家糊口的失业工人、“敏感”支付了昂贵的学费后毕了业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更要“敏感”像正义律师等看透了共党本质的良心人士。可以说,一年365天,天天都被共党当成了“敏感日”。

    自由亚洲电台在社媒发帖对于中国的“敏感日”到底都有哪些,不少网友给出了具体日期,还有网友则说:“兲朝党国每一天都很敏感,生怕有‘不和谐’的事物发生。它们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更有的网友说:“365天里,天天敏感,天天玻璃心,天天乳滑。”

    针对当局这种“敏感日”越来越多的现象,公安出身的网友“二大爷”认为:“我觉得这有可能代表近年来,他们是把这些(维稳)手段常态化了,而不一定是针对这些时间节点。‘敏感点’要根据它的重要程度来划定,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领导说敏感就敏感。”

    中共前学校教授蔡霞@realcaixia说:中共的“敏感”日子越来越多,常规的敏感日子:两会、6.4、10.1、胡耀邦与赵紫阳忌日,其余的视每年情况临时增加敏感日。中共每到敏感日之前,必安排好“敏感人”,以防出“情况”。而且,中共的敏感人名单不断加长。前几年钱多时,警察陪着“敏感人”出京旅游,现在没钱了或许上门“站岗”“警告”多了。

    推友@realcaixia于Mar 4,2021发文:是的,这个恶党将来会无日不敏感,因为太阳出来他们的罪恶就暴露无余,人民便于直接找他们算账。然后黑夜也会敏感,虽然黑夜能掩盖他们的罪恶,但也能掩护人民对他们扔黑砖!他们将二十四时心惊肉跳,直到被人民审判才心里安然。

    然而,对百姓而言,每一个中共的“敏感日”,都是民众遭受中共骚扰、绑架、监禁、酷刑甚至虐杀的日子。在中共“敏感”的每一天,百姓何谈舒心和太平?

    七、敏感日对人民的普遍化危害

    中国泛滥的敏感日深深地毒害着国人,不仅使被极权视为敏感人士者权利被剥夺,使普通民众遭受侵害,就是体制内官僚也深受毒害。

    据前中央学校教授蔡霞@realcaixia,于Mar 4,2021说:每到敏感日前,各地必派下级官员到京,协助北京大规模驱赶访民。迫于压力,这些“截访”官员必须参与驱赶、捆绑、虐待、连哄带恐吓访民的行动。有良知的官员内心充满罪感,不断地自我谴责。我有一个老同学曾经被派到北京执行“截访”。我请她吃饭时,她说她内心受不了,当时就眼泪汪汪,回去后不久辞职了。几年后,我去当地参加同学50周年聚会,得知我的这位老同学回去后很长一段时间陷于精神抑郁状态,老同学们都为她担忧,但谁都不敢当面提起。大陆有良知人士,无论你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都是这类残暴统治的受害者。

    网友@conanshang说:是共党的敏感日,让我这种没有强烈政治主张的人都遭殃了,我喜欢的一个网站NICONICO因此无法直接访问了。RT

    八、造成中国“敏感”泛滥原因

    造成中国敏感泛滥,敏感日365天都是的原因是中共恐惧,而恐惧是灭绝人民的希望。据媒体报告,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表示,中共毁掉百姓所有希望,当然惧怕人民。

    伊曼纽尔表示,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外国投资大幅下降,中共并没有让数亿人摆脱贫困。

    他说,中国本能成为国际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中国所处的国际体系原本是能做到让数亿中国人脱贫的,但是中共却背弃了这套国际体系。结果是,(共产)中国也被国际体系背弃了。

    “当北京背弃国际体系时,你猜怎么着?世界其它国家——或者至少是他们关心的发达国家——开始把背转过去了。”伊曼纽尔说。

    伊曼纽尔指出,被国际体系排斥在外其实是中共害怕的一部分,但最让中共惧怕的还是中国老百姓。

    “是的,他们害怕美国;他们害怕集体、团结的周边临国。但他们最最惧怕的是中国老百姓。”伊曼纽尔说,“他们有理由害怕中国人民,因为他们对中国老百姓连最基本的承诺都未兑现:‘你们给我们安全和权力,我们会让你们实现中国梦。’他们已经粉碎了老百姓的希望。”

    详情请参看:

    1、敏感纪念日接二连三中共强调政治忠诚
    https://www.dw.com/zh/a-47813974

    2、“敏感之年”2019:习近平的焦虑与不安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226/china-xi-warnings/

    3、2009:政治敏感年的中国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indepth/2009/12/091219_2009review_china

    4、中共的“敏感日”何其多
    http://huiyuan.minghui.org›articles

    5、从两会看中国的“敏感日” 网友:党国天天敏感天天乳滑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kw-03052024093536.html

    6、美大使:中共毁掉百姓所有希望当然惧怕人民
    https://lingbaxianzhang.blogspot.com/2024/04/blog-post_58.html

    7、学者专家评说敏感日
    https://twitter.com/realcaixia/status/1367141527441539072

  • “宗教中国化”下庞大信众的艰难处境

    (编者按:中国三亿五千余万信众的信仰自由权利正遭受着中共极权统治“宗教中国化”运动的日益严酷的侵害。他们的命运写真着中国今日人权状况,预报着中国未来走向。)

    一、“阜阳麦种归正教会”遭受日益密集冲击说明中共对家庭教会打压的升级

    据对华援助协会报道,2024年3月10日,安徽阜阳麦种归正教会在一家餐厅聚餐时受到当地警方冲击。18人被带走,8人被行政拘留13天,常顺传道被行政拘留15天,这是半年来他第三次被拘留。

    “阜阳麦种归正教会”是安徽省阜阳市的一间家庭教会,教会带领人曾参与2018年王怡牧师发起的“牧者联署:为基督信仰的声明”的签名,坚持家庭教会立场,公开拒绝加入三自教会。随着政府对各地家庭教会的打压,“阜阳麦种归正教会”低调地艰难地坚持聚会,直到被政府取缔。


    (常顺传道与儿子)

    2021年10月9日,常顺在一位基督徒家中与大家一起祷告学习时,被当地警方强制带走并拘留十日。鉴于他当时没有打疫苗,拘留延期到2023年9月18日才执行。在此期间常顺曾多次申请行政复议,都遭拒绝,咨询拒绝的原因也不予理会。

    2023年10月21号傍晚,该教会六七位基督徒在一个办公楼内学习圣经时,被辖区派出所、社区、宗教局等多部门联合冲击,在未出具任何扣押清单的情况下带走基督徒的书籍和电脑。当晚几位男信徒还被带到属地街道办事处扣押至凌晨两点多才释放。

    2023年11月4日,教会的传道人及同工韩旭日、常顺、韩猛因聚会活动,再次被阜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处罚,韩旭日、韩猛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常顺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

    2024年1月18日上午10点,阜阳麦种归正教会的基督徒代传礼、王丹丹和马佳慧在带领本教会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们唱诗祷告时被阜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警察冲入带走。于19日中午,他们被搜家并分别处以15日行政拘留。该教会的其他信徒还经常遭到社区管理人员强制开锁撬门、威胁房东强迫他们搬家等骚扰。

    2024年3月10日是礼拜天,上午,一群穿着制服却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警察突然闯入餐厅,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对现场的基督徒进行问询。该教会基督徒多次请求对方出示证件,都被拒绝。后来当地宗教局和国保的人员也进入餐厅,在基督徒聚餐的场所走动拍照。麦种归正教会的基督徒也拿出手机、平板电脑对他们进行拍照录像。在对话过程中,一位没有穿制服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人,抢了一位正在录像的姐妹的平板,并对现场其他基督徒大声呵斥。随后对基督徒聚餐的房间进行了搜查。基督徒再三请求他们出示相关手续,仍然被拒绝。最后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便衣警察把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18人带到派出所,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引导性的审问。在审问的过程中,常顺传道的妻子李云艳也多次询问他们被带来的原因,并请警方出示相关审问文件,警方也没有给予合理回复。

    问询持续到凌晨两点多,最后警方对其中的八位基督徒作出了行政拘留13天的处罚,对常顺传道则作出了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罪名是“以非法社团名义活动”,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九十七条第一款。

    二、三兄妹因信教被拘押而不得为母亲送终注释着中共对信仰者迫害的加倍严酷

    对华援助协会报道,2024年3月15日,顺德盛佳教会长老朱龙飞、同工朱龙江、朱巧玲三兄妹79岁的母亲因病去世,但三兄妹因基督信仰的缘故于2023年5月和8月先后被抓捕,并在2023年11月被顺德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目前三兄妹都在看守所,不但不能在母亲临终前到医院做最后的告别,也不能参加母亲的葬礼。三兄妹入狱后只有朱龙飞长老的妻子梁丹丹照顾两位年迈体弱的老人。丹丹自身有心脏病,身体很不好。如今婆婆去世,丹丹几次崩溃大哭。婆婆的遗体暂时放在三水殡仪馆冷藏,丹丹特别盼望愿上帝感动看守所能让三个孩子出来送别母亲。


    (为信仰坐牢的朱家三兄妹)

    2023年5月24日,广东顺德盛佳教会被顺德公安、民宗、教育、工商等多部门冲击,邓燕祥传道、朱龙江执事、王伟才执事、朱巧玲被顺德公安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抓捕,两处共学点也被上百号工作人员冲击,当天拉走了大量书籍、桌椅等物品。同年8月9日,朱龙飞长老被顺德公安传唤,并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拘捕。至此顺德盛佳教会有五位同工被抓,朱巧玲、朱龙江执事、朱龙飞长老是三兄妹。在他们被羁押期间,他们的妻儿、老小常常以泪洗面,其中朱家三兄妹的母亲在10月份病危住院,律师们多次给朱家三兄妹申请取保候审都被拒绝。

    2023年11月30日,朱龙飞长老与前期被羁押的邓燕祥传道、朱龙江执事、王伟才执事、朱巧玲的非法经营案并为一案,由顺德区检察院向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教会内部印刷使用的灵修材料(《每日读经释义》)被冠以“非法经营罪”,且被定性为“印刷、发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还特别严重”。

    三、中国庞大的信教民众情况

    《自由之家中国宗教自由报告(2017年)》着重考虑中国七个宗教群体、涉及共三亿五千多万信仰者:它们是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的佛教(中国佛教和藏传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以及被取缔的法轮功。法轮功是被禁止的几个气功修炼者群体、新宗教运动以及半基督教群体中最大的一支。

    报告估计中国有3亿5千万以上的宗教信仰者,另有数以亿计的人信奉不同的民间传统。要决定中国各宗教群体的人数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受官方认可的宗教也是如此。政府统计排除那些在没有登记过的寺庙或教堂敬拜的人以及18岁以下的信仰者,许多中国人混合宗教与民间信仰。官方提供的穆斯林人数和藏传佛教人数是根据该民族人口数而做出的,其隐含的假设是,一个民族所有的成员都信奉一个特定宗教。对被查禁的群体,如法轮功,官方则无现有统计数字。

    报告根据官方数字、民意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以及宗教群体自己的统计,而对中国信教人数的合理估计为(道教除外,无现有统计存在):

    汉传佛教1亿8千5百万至2亿5千万人;法轮功修炼者7百万至2千万;藏传佛教6至8百万;穆斯林2千1百万至2千3百万(维吾尔1千1百万,回穆斯林1千2百万);新教徒(基督徒,主要包括家庭教会信众)6千至8千万(未登记3千万到5千万,有登记3千万);天主教徒1千2百万(有登记6百万,未登记6百万)。

    四、中国近年来日益严酷镇压信教民众

    2024年2月发布的《全能神教会遭受中共政府镇压迫害2023年年度报告》,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至少12,463名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被抓捕,其中5832人遭受各种酷刑或被强制洗脑,至少20名基督徒被迫害致死,至少2207人被判刑,其中1094人被判刑3年或3年以上,124人被判刑7年或7年以上,目前已知最长刑期为12年6个月。抓捕判刑数据均为全能神教会自2017年发布年度报告以来最高。因中共封锁严密、迫害严重,很多基督徒失踪或失联,更多数据无法统计。

    今年3月2日,加拿大香港观察的政策顾问凯瑟琳・梁(KatherineLeung)在全球宗教迫害对话会上说:“中共是世界上最恶劣的宗教迫害罪犯。”她表示,中共一直推行所谓‘宗教汉化’政策,在此政策下各宗教团体必须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重新解释和规范教义和仪式,用习近平的画像取代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将习近平的话加进布道演讲,甚至重写圣经和其他宗教典籍。

    “三自爱教会(TSPM)就是一个中共控制的‘汉化’的基督教组织,而中国爱国天主教协会(CPCA)则是另一个‘汉化’的天主教会组织,其共同特点是中共任命牧师和教会领导者,这些人忠于中共,而不是忠于他们信仰的神。所有的宗教活动,都被严密监视。中共一旦发现不受控制的宗教活动,就立即袭击教会,没收宗教资料,摧毁教堂,逮捕牧师和教友。” 凯瑟琳・梁说:“在中国的穆斯林,尤其是新疆的穆斯林,面临着严厉的镇压,镇压手段包括利用‘再教育营’进行大规模拘留、监视、强迫同化、在斋月不允许禁食、强迫穆斯林喝酒吃猪肉等。中共政府利用所谓‘度假教育培训中心’进行大规模拘留广为人知。”

    凯瑟琳・梁特别讲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使其镇压合法化,中共政府利用其宣传工具妖魔化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任意逮捕、强迫劳动、酷刑和器官摘取的迫害。仅在2023年一年,就有超过6000法轮功修炼者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逮捕。

    另据《美国2023年宗教自由报告》,说明中国宗教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仍然被列为最恶劣国家之一。根据这份最新发布的报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评估了28个国家在2022年期间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和状况,并向美国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其中,报告建议把中国继续列为“有系统地、持续、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17个特别关注国(CPC)之列。自该机构1999年发布相关报告以来,中国已连续24年被建议列入这一名单。

    报告指出,2022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当局继续大力实施“宗教中国化”政策,要求宗教团体支持中国共产党(CCP)的统治和意识形态。中共统战部(UFWD)、国家宗教事务局(SARA)和官方控制的宗教组织,是实施这一强制性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亚伯拉罕·库珀(Abraham Cooper)指出,在全球威权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该委员会继续对中国政府在其境内外打压宗教自由的行径感到极度震惊:“如报告所述,中国持续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压制他们,并对他们进行拘留、强迫劳动、政治灌输、大规模监视、侵入性地实施官民寄宿和强迫性跨宗教婚姻、节育、绝育和堕胎等。”

    报告中谈到,中国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于2022年3月生效,当局禁止在互联网上传播宗教内容,进一步压缩了宗教团体的狭隘空间。此外,中国当局还对藏传佛教加剧控制和镇压。2022年,至少有3名藏人自焚,以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政策。当局还在西藏进行大规模DNA采集,此举很可能是为了加强对藏区的监视和控制。

    而对于有关天主教的宗教自由状况,报告指出,尽管梵蒂冈与中国在2022年10月续签了关于主教任命的协议,但梵蒂冈在12月抗议中国当局未经其批准任命主教。当局还对拒绝加入官方控制教会的天主教神父和主教进行拘留或以其他方式强迫失踪,包括张维柱主教和崔太主教。此外,在2022年,中国当局针对新教家庭教会基督徒的迫害也愈演愈烈。当局对于拒绝加入国家控制的三自爱国教会的新教徒进行骚扰、拘留、体罚、判刑,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家庭教会进行打压。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继续对法轮功和全能神教会实施迫害,经常动用其刑法第300条的“反邪教”条款。2022年,法轮功消息来源记录了多达7,331起骚扰和逮捕案件,633人被判入狱,172人因迫害而死亡。

    五、中共宗教迫害的方式与手段

    宗教迫害是指对特定宗教信仰群体或个人进行不公正对待、歧视或迫害的行为。它涉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违反了个人的权利和尊严。

    宗教迫害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中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歧视和排斥:宗教信仰群体或个人受到社会、政府或其他群体的歧视、排斥和边缘化。他们可能面临就业、教育、住房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不公正对待。

    •压迫和迫害:宗教信仰群体或个人遭受政府、组织或其他群体的迫害和暴力行为。这可能包括逮捕、拘留、酷刑、强迫改变宗教信仰、迫害教堂或寺庙、破坏宗教物品等。

    •限制和打压:政府对特定宗教活动和组织实施限制和打压,包括限制宗教团体的注册、禁止宗教活动、控制宗教言论和媒体等。

    •强制宗教转变:宗教信仰群体或个人面临被强制改变宗教信仰的压力和迫害。这可能包括经济压力、社会排斥、威胁和恐吓等手段。

    宗教迫害是一个严重的人权问题,违背了联合国宣言和国际人权法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都致力于揭露和反对宗教迫害,并呼吁各国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确保所有人能够自由行使自己的宗教权利。

    中共政权长期以来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实施迫害行为,中共政权通过拆除基督教教堂、拆除改造清真寺、禁止信众聚集礼拜、抓捕宗教人士等各种手段,严厉打压信教民众。

    六、中共持续严酷打压信众的举措与原由

    从2016年习近平提倡宗教“中国化”开始,中国政府不断增强对宗教的控制。当局控制宗教的方式不仅是藉由武断定义何谓“正常”从而是合法的宗教活动,现在还企图彻底重新塑造宗教,使它符合党的意识形态,协助促进人们对党和习近平个人的效忠。

    《2023年度中国大陆境内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遭受政府逼迫报告》说,二○二三年是习近平打破中共自邓小平以来所形成、国家领导人两个任期限制后的第一年,并在“宗教中国化”下呈现管控趋势。例如,去年九月《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实施后,一些地方当局对宗教场所进行资讯化管控,河南省信徒参加聚会,需填写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常住户口、职业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讯,并通过“宗教智慧”应用程式预约。

    此外,广东省修订《广东省宗教事务部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列出宗教的违法行为,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并曾就此发布一段“如何举报非法宗教活动”短片,教导公众向宗教局举报、提供线索,及协助调查所谓非法宗教组织,而举报者可获三千至一万元人民币奖励。

    在新的“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下,报告认为现时的“基督教中国化”更突显政治意识形态和习近平个人,并强调基督教团体要“认同中国共产党”和“从严治教”。另外,为配合爱国主义教育,各省市基督教两会亦纷纷举办爱党、学习党主席习近平的教育活动。

    详情请参看:

    1、安徽阜阳麦种归正教会主日受冲击,常顺传道等9位基督徒被拘留
    https://www.chinaaid.net/2024/03/9.html

    2、母亲离世,遭逼迫系狱的广东顺德盛佳教会朱龙飞、朱龙江、朱巧玲三兄妹皆未能送别
    https://www.chinaaid.net/2024/03/blog-post_44.html

    3、中国的信仰自由情况继续恶化(图)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4/03/16/1057689.html

    4、2023年度中国大陆境内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遭受政府逼迫报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8pZUJncVA87VxzcjVSaCCnRrshYPp6z/view

    5、全能神教会遭受中共政府镇压迫害2023年年度报告
    https://www.hidden-advent.org/wp-content/uploads/2024/02/annual-report-2023.pdf

    6、美国2023年宗教自由报告:中国宗教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kw-05012023114226.html

    7、自由之家中国宗教自由报告(2017年)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INAL-Simplified_Abridged.pdf

    8、宗教迫害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5%AE%97%E6%95%99%E8%BF%AB%E5%AE%B3

  • 李昱函在律师陪同下做了相关检查

    【民生观察2023年3月24日消息】2023年3月20日,在何伟律师的陪同下,李昱函律师在医院做了相关的检查。稍后何律师将向办案法院和平区法院寄送取保候审及法律意见书,如有必要他将继续对和平区法院超期羁押违法办案之事实予以控告。

    据何伟律师消息:“按照之前与沈阳看守所的协商“尽快安排李昱函体检”,经所方努力后约定今天在陆总医院对李体检,后续依据检查结果是否动手术。

    鉴于本次检查为通过放射方式对心血管造影的检查有一定的风险,基于李的信任与要求,今天一早与李同时进入医院,陪伴其检查。整个检查尚属顺利,期间陪同干警的一些人性化表现颇感欣慰。

    感谢所方的善意之外,对本案存在的对一个74岁之老太太严重超期羁押的事实亦甚感忧虑。上午检查完毕,最早明天出结果,如需手术将再至沈阳。

    回头再向办案法院和平区法院寄送取保候审及法律意见书,如有必要将继续对和平区法院超期羁押违法办案之事实予以控告。”

    3月21日李昱函律师的弟弟李永生发文表示,“非常感谢包律师、王律师、何律师陪同姐姐李昱函到医院做冠脉CT检查。

    经医生建议李昱函律师要求,看守所同意并申请法院批准到医院做冠脉CT检查,由于检查存在一定程度的危险,但是法院禁止李昱函与家属会面,只能劳烦代理律师陪同前往检查。

    昨日上午,在何律师全程陪同下检查顺利完成,诊断结果可能要明天下午才能出来。感谢大家支持和关注,谢谢!”

    李昱函律师出生于1957年,辽宁省沈阳市人。1990年考取律师资格,1991年开始在辽宁执业。2006年,曾因举报沈阳市一黑社会头目,遂遭到其保护伞沈阳市和平区警方的打压、报复,遭人绑架,并多次遭警方关押与暴力对待。2009年被迫前往北京,执业于北京市敦信律师事务所,并坚持举报沈阳黑社会及其保护伞对自己的迫害。

    多年来,李昱函由于为信仰自由如: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等等敏感案件辩护,曾担任“709大镇压”中王宇律师案的代理律师,关注政府和警方不法行为而经常被中国当局报复,包括威胁她的家人、语言骚扰、暴力以及人身攻击。

    2017年10月李昱函前往沈阳办理案子,当月9日,李昱函给她的弟弟发了短信,说她正被沈阳警方“带走”。自那时起李昱函一直与外界失去联系,被隔离监禁。直到2017年10月31日,李昱函已失踪20多天,其家人致电沈阳警方后才获悉,李昱函在辽宁沈阳市被刑事拘留。

    2017年11月15日,李昱函被警方正式逮捕。2018年3月1日,李昱函的律师前往会见中获悉,李昱函从2月24日开始绝食,原因是看守所拖延给她必服的药物以及超期羁押。

    2020年10月27日律师前往会见时发现,当局在原来的“寻衅滋事”的罪名指控上,又增加了一项新的罪名“诈骗罪”。沈阳执法当局一再以各种借口超期羁押李昱函律师,后对外公布于2021年10月20日开庭审理。然而该案庭审完后,至今仍未做出宣判。

    李昱函目前已被超期羁押5年多,身患七种疾病,当局一再拒绝律师提出的保外就医要求,并多次延长羁押期限。

  • 袁飞雪在民兵陪同下被押回青岛

    【民生观察2023年3月15日消息】2023年3月12日,青岛维权访民袁飞雪乘坐火车去天津看病,期间被当地民兵一路跟踪,到达天津入住宾馆后,被多名民兵堵住房门,欲将她强行带回青岛。被逼无奈之下,袁飞雪同意跟他们返回青岛,今天由青岛城阳区公安局安排城阳村民兵袁宪光等三人,陪同袁飞雪乘坐动车在返回青岛的路上。

    2023年3月12日晚上21点,袁飞雪乘坐K702次15车007号中铺去天津看病,被青岛城阳区公安局派城阳村民兵袁宪光等几人一路跟踪,中途几人曾要求袁飞雪下车,被她拒绝。

    3月13日,在到达天津入住宾馆后,袁飞雪被当地维稳人员堵住宾馆房门,不让她关门休息,欲强行带她回青岛。

    袁飞雪在身体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只好拨打报警电话,天津警察出警后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袁飞雪向警察保证自己只是来天津看病,并无其他事情,随后警察离开。但房间外仍有约7人守着没有离开。

    13日晚上晚上,宾馆老板过来表示,让袁飞雪今晚离开去别处找地方住。袁飞雪怀疑宾馆老板被看守人员施压。

    3月14日,袁飞雪在无奈之下,只好把周四在天津预约好的医院退掉,3月18日之后再重新找医生看病。袁飞雪买了3月14日上午11点零8分的动车车票,青岛市城阳区公安局安排城阳区袁宪光等三名男士和她乘坐同一辆动车,先到北京南站,再由北京南站转到青岛北站。

    袁飞雪说:“上动车之前,我向城阳区公安局要求,我回到青岛后先要去医院检查心脏,做心电图,之后再回家休息,请朋友们关注!”

    据悉,袁飞雪因10多年前家产被政府人员抢走开始上访。此后,她遭遇了不计其数的非法截访、被关黑监狱、被殴打、被抢夺手机及上访材料等迫害。近年来,当地为了阻止她上访,又开始派来“黑社会”及民兵对她实施维稳。

    袁飞雪电话:15853279551


  • 王藏已下监狱服刑家属未收到通知

    【民生观察2023年1月14日消息】本网获悉,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的诗人王藏的最新情况,王藏已下监狱,但家属未收到任何通知。

    据张磊律师消息,王藏已经下监狱服刑(今天才知道王藏后来放弃了上诉,也好,不随体制那套程式玩了),具体哪个监狱家人尚未接到通知,王藏将于2024年5月30日出狱。

    刚出狱一个月的王利芹感染新冠正在康复中,她的状态比一年前开庭时要好太多了。孩子们都很懂礼貌,小女儿最活泼,也最想爸爸。

    张磊律师表示,辩护案件两年多来,第一次得以钻空进入王藏家,接受了他家人的答谢:吃了一顿王藏妈妈做的家常小炒。

    这一家人终于熬过了至暗时刻,开始向着黎明穿越仍然幽暗的隧道,但是隧道尽头的微光已经显现。

    据悉,2020年5月30日,诗人王藏被云南楚雄警察当着孩子的面抓走,妻王利芹(王丽)在网上呼吁释放王藏,于2020年6月17日被派出所传唤,随后也被拘留,成为同案的“煽颠罪”嫌疑人。

    2020年7月3日,王藏被楚雄州检察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妻子王利芹也被定为同罪,于2020年7月24日被楚雄州检察院批捕。夫妻俩被分别羁押在楚雄市看守所、楚雄州看守所。

    夫妇俩人被抓后留下四个年幼的孩子,由王藏母亲负责照看,老人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受到诸多监控和限制。

    2022年11月11日上午,云南楚雄州中级法院开庭宣判王藏、王利芹夫妇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分别被判刑4年和2年6个月。王藏、王利芹均当庭表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王藏本人当庭以诗言志申明无罪。张磊、张庭源二律师出庭为俩人做无罪辩护。目前,王利芹已服完刑期获释一个月。

    公开资料显示,王藏(1985年9月26日),本名王玉文,云南省籍,中国著名诗人、影视编剧及画家、人权捍卫者、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员。


  • 红色基因下的蛋

    中共二十大闭幕后,中共党魁习近平立刻率领手下参拜“革命圣地”延安,强调“红色基因”,参观“红旗渠”,强调“社会主义是拿命换出来的”苦干精神。众多省市一把手见机行动,纷纷带队瞻仰红色圣地,宣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此举还有众多的海内外观察人士形容为“向旧时代狂奔”,到今天对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还作出误判,令人诧异。

    中共党魁上任伊始就旋即朝拜“革命圣地”,并不是什么稀罕事。2017年十九大一结束,习近平就率领全体常委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参拜“红色圣地”。而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行带离会场的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同样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领手下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拜,重申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

    参拜“革命圣地”,宣扬“红色基因”,之所以成为中共的“行礼如仪”,是因其一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的法统需要,一为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需要,两者目的都是为了“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红色基因”是中共所谓的“合法性”最大来源。中共通过暴力窃国,把列宁主义政党的专政与东方的专制结合起来,成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庞大极权主义体系。作为极权主义政党,中共的政治逻辑就是宣扬专制王朝君臣黎民那一套,打江山就得坐江山,要万世一系把持政权,要换就只换人民。在八九六四时,中共军头王震发出的名言“老子的天下是三千万人头换的,谁想要拿三千万人头来换”显示的正是中共此典型的土匪逻辑: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老子打下来的地方就归我。

    现代宪政体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自于公民的选举和授权,公民通过民主选举委托授权代表组成政府并管理公共事务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源泉。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自我神化为“伟大、光荣、正确”,黨規凌駕國法,凌驾于国家、社会一切权力之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用习近平反复重复毛泽东那句话来说,就是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把控一切权力的中共不容许国民有自由选举的权力,自然其政权谈不上有来自于公民授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中共不论哪个党魁上台,都只能高谈红色传统,显示其政权符合合法性的法统,所以参拜“革命圣地”就成为统治集团必不可少的仪式。

    “红色基因”是中共坚持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需要。中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因为其统治已面临崩溃的不得已而为之,只能在其严密把控的社会松开了一小口子。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所谓改革开放给中共利益集团带来了庞大的利益,掌控了以往任何极权主义国家更庞大的社会资源。这个社会进程发生在既有的一党专政权力体制之下,其出发点本身即是改善并支持既有的一党专政权力体制,一党专政始终支配著整个社会进程。因此强调“红色基因”,强调“四个基本原则”,就继续维持了中共一党专政意识形态,维持了中共权力体系,维持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

    对中共来说,维持一党专政是终极目的,其它什么改开都是手段,当一党专政受到危害时,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所以才有了1989年的64血案。改革开放是为了给中共续命,自由世界自始至终是极权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但为了扩张国家利益,中共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手段扮猪吃老虎。从中国外文出版社把韬光养晦译为to conceal one’s fame and ability”;“temporary retirement to bide one’s time before going on the offensive”,即“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最好先隐藏自己的才能,等待合适的机会”,就可以看到韬光养晦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

    习天下的时代,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急速膨胀,中共的自信心也急速膨胀,自恃力强势大,认为不再需要伪装,是重新展现獠牙的时候了。对外战狼外交,对内控制社会,这是极权主义螺旋式递进的必然,而不是向旧时代的狂奔。在中共极权主义的层面,毛泽东邓小平是一体的,是极权主义的自我修正,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也是一体的,是极权主义的自我递进,谈不上谁新谁旧谁背叛谁,都是红色基因下的蛋。

  • 当住所变成监狱:在习近平领导下扩大使用软禁范围

    中国政府的官方新数据显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对软禁的使用剧增,达到了数十万起。在使用剧增的同时,2012年和2018年对《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进行了两次重大修订,进一步将软禁使用编入法律,因此软禁被滥用的空间巨大。

    今日发布的新报告《囹圄家中:中国监视居住手段的扩张》首次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警方长期以来软禁其公民的做法,既通过法律规定的合法措施,也通过任意和完全非法的手段,后者经常被用来对付维权者。

    2020年,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软禁的使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不过,在此之前,中国对软禁的使用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所有数据均表明,在习近平刚上台时,监视居住作为一种特殊措施,因此当局对它的使用非常罕见,但自2014/2015年以来,当局对该措施的使用大幅增加,而且其持续大规模的使用没有暂缓的迹象。

    正如保护卫士组织最新报告《囹圄家中》中列举的一系列案例所示,软禁或“监视居住”不仅仅是警察在不适合逮捕某人时使用。相反,它被用于无数种方式,允许警察、检察院和法院有权持续将人羁押,即使司法程序中的正式时限已经用完。这是一个使当局在法律不再允许拘留或逮捕时,能够控制嫌疑人的强大武器。

    由于实施该系统不要求司法审查,因此其滥用的范围巨大。例如,如果检察院拒绝了警方提出逮捕某人的请求,警方即可将人控制在其住所中为期半年,并且使其与外界失去联系。

    众所周知,由最高法院管理的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录入数据非常不完整(见保护卫士关于该问题的研究:China’s Missing Verdicts仅英文),检察院在审判前放弃起诉一部分案件(因此这些案件从未进入数据库)(见保护卫士关于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中国刑事司法系统的研究报告:China’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the Age of Covid仅英文),以及其他一些变量–例如每个案件的平均人数(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平均高于1),因此在呈现的预估数据中采用了两个估值,一个较低的估值和一个较高的估值,以对其真实使用规模进行更现实的评估。尽管数字惊人之高,但为避免高估,这些数据还属于保守估值。

    保护卫士根据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官方政府数据,以及中国学者的研究,估计相应时期遭到软禁的实际人数在566,585人(最低估计)和862,757人(最高估计)之间。

    报告还比较了“合法”软禁与警察任意非法使用软禁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对维权者进行人身控制一直是一种既定的做法,合法使用软禁只占其总使用量的一部分。然而,没有任何官方数据可用于估计其非法使用的规模。

    本报告呈现了一系列软禁案例,包括合法的和完全非法的,以及软禁在何种情况下被如何实施的情况类型。报告还介绍了哪些政府机关有权实施软禁,以及在2012年和2018年分别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两次重大修订后,法律框架内的软禁范围如何扩大。

    合法软禁的使用范围包括:代替拘留——作为取保候审的替代办法,用软禁代替正式逮捕,或因案件的"特殊需要"而采用监视居住。在其非法形式中,它经常被短期用来对人权捍卫者维稳——在临近"敏感日期"时以限制他们的行动和/或通信,将人权捍卫者置于严密监视之下,禁止他们的维权活动,实际上是将软禁作为正式拘留的替代办法。近年来,当局还开始将那些从监狱中获释的人们软禁,作为管理舆论的一种方式,确保当他们从监狱中获释后得到外界和媒体最少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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