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主，我的身体还行，这次在医院中药量不大，每天4片，我出来后就停药了，停药了还不行，因为睡不着觉，只好继续吃药。”
张文和，男，61岁，回族，50岁以前信仰伊斯兰教，51岁以后皈依基督教。北京通州人，2014年1月24日，张文和等15名家庭教会基督徒及慕道友在他家聚会学习《圣经》时，被北京通州区梨园派出所从家中抓走，2月24日被释放，3月3日被通州公安局警察送到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进行强制治疗，2015年11月18日由其子在警察的允许和监控下接出。《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前往他家中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
这位已经61岁的老人，打开门笑呵呵地向笔者伸出双手：“你好，欢迎欢迎”。说着就像久违的老朋友一样把笔者带到客厅，指着桌边的椅子说：“请坐”，顺手提起早已准备好的茶壶，给笔者斟了一杯热茶。
这时，客厅的对面传来一声：“来啦！？”顺着声音看去，才发现对面单人床上躺着一位年老妇女，一眼便看出体质很弱，笔者忙起身打招呼。
“这是我前妻，”张文和向笔者介绍，“她现在身体特别差，生活不能自理。我现在被释放了，儿子希望我把他母亲服侍好。她是个虔诚的穆斯林，非常有爱心，她很认同我的一些理念。”
很多朋友都喜欢跟北京人聊天，因为他们热情的态度、坦率的性格，根本不用提问，好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很希望干干净净地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拿出来跟你分享。已经四进四出精神病院的张文和，依然改不了老北京的这个习俗。在感谢各界对他的关心之后，娓娓道来这一生像小说一样的经历。
张文和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正是中国各种政治运动频发的时期，政治迫害遍及城乡，人民生活异常艰难。在文革之初，被抄家、父母兄姐被打被斗，而那时的他才十二岁，靠打草卖草、捡拾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维持生活。父母怕他被打上“破坏大字报的现行反革命”，叮嘱他不能捡拾掉在地上的大字报。一斤青草卖四厘钱，一斤废纸卖三分五厘钱，尽管每天努力劳动，收入也很少。十六岁以后，下乡插队，刚去几天就被批斗，之后与“地富”及“地富子女”一起在砖窑劳动，又苦又累，收入也不多，他就是这样走过了青少年时代。
张文和说：“长大后我就想，是什么原因让老百姓生活得这样苦、这样难！慢慢地，我懂得了，老百姓的苦难是共产党的独裁暴政导致的，于是我以后积极参加了大陆的人权民主运动。我在1979年1月参加了中国人权同盟，积极地参加了西单民主墙的集会。我参与筹建‘在京上访人员联合行动委员会’，计划在中南海门外进行静坐请愿，要求中共政府为饥寒交迫、处境悲惨的在京上访人员解决食宿问题。后来由于民主墙运动在全国各地影响扩大，中共的公安部在1979年3月抓反革命，首先在北京抓了几个，其中有魏京生、任畹町和我。中共的检察员起诉我‘里通外国、出卖国家机密，攻击共产党、污蔑社会主义，煽动上访人员扰乱社会秩序，建立反革命组织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在关押了我19个月之后，中共称我有精神病，将我送进了延庆监狱中的精神病医院，进行‘强制治疗’。这是我第一次‘被精神病’。1981年6月被释放后，本来打算继续参加人权民主活动，但已经高龄的父母非常着急，说：‘我们都老了，又有病，难道你真的愿意在我们病重的时候，在我们去世的时候，你还在监狱里吗？’”。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张文和后来没有再参与人权民主活动。直到2001年母亲去世后，他才重返维权战线。
“可时光已逝，江山未变，2005年国民党主席、副主席及亲民党主席访问大陆时，我被公安软禁。2006年，高智晟律师发起‘接力绝食反抗暴政’时，因为参加接力绝食，因为去探望高智晟律师，我被公安软禁两个多月。2007年，陈光诚在狱中时，因为去探望陈光诚的妻子和女儿，我被第二次送进精神病医院。2009年，胡佳在狱中时，因为去探望胡佳的妻子和女儿（被警察拦在楼门外），我被第三次送进精神病医院。这个社会根本没有人民的政治上的自由和权力，公安局肆意践踏人权，他们的手段很毒辣，把我这样的人关进精神病医院进行强制治疗就是其中的一种。”。
2014年2月24日张文和被从看守所释放后，依旧不自由，处于被软禁状态。3月3日，通州区梨园派出所在没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把他送进北京昌平精神卫生保健院，张文和开始了第四次被精神病的生活。
而早在1月24日张文和等15名家庭教会基督徒及慕道友被抓之前，张文和就被通州警方用警车强行带到北京市公安局精神病强制治疗管理中心的司法鉴定中心，由三位警察给他进行鉴定。可以说这次关押他应该是一个预谋已久的产物。
而就是这么名义上的鉴定，鉴定书至始至总都没有给到张文和及家属，在住院期间，他还是免不了被吃药，一天4片，这种连续的吃药，给他的神经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由于长时间对药物的依赖，出院后每天不吃药反而睡不着了！
这次看押他的医护人员态度和医院环境稍微好了一点，少有护士随意殴打病人的情况，也给张文和眼镜让他看书写字，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医生们没事了围一圈看他写东西会提醒：“老张，少写点骂政府的东西，写多了我们不好交差不是”。
张文和说：“最近的这次强制治疗比起前几次，稍好一些。以前的那些护士经常打骂病人，而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一病区的医生很好，大多数的护士也不错，护士打骂虐待病人的现象很少。”
由于张文和常常被执行强制治疗，前妻病重需要有人照顾。他们唯一的儿子张驰，始终处于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后也患病住院。张弛出院后，家里面的母亲需要有人服侍，自己也得出去找工作生活，在这种压力下，张弛向通州公安局提出释放父亲回家帮忙照顾母亲的申请，提出消息10天后得到可以释放出院的答复，11月18日在警察带领下，张弛接出了关押了近20个月的父亲张文和。
站在笔者的角度看，对于现在的张文和来说，家庭是第一位的，他这个为人夫、为人父、为人爷爷的人，也许真的需要转换生活状态了。因为参加人权民主运动，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的自由时间，现在应当是陪陪家人的时候了。但他说：“有时间还是想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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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专访第四次被精神病归来的北京老资格民运人士张文和
[两会专访]郭淑芹：建立精神病患者筛查防控机制
近年来精神病患者杀人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带给人们的痛苦与恐惶可谓深刻。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郭淑芹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建立精神病患者筛查与防控机制，及时掌握患者病情变化动态，逐步建立综合预防和控制精神病患者危险行为的长效机制。
“一些特殊的患者人群像‘定时炸弹’一样隐蔽在我们身边，而中国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病患就诊率更低。”郭淑芹说，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目前政府对“精神卫生”投入不足，仅有1%，有限的投入需要负担起占所有疾病20%的精神类疾病，这就导致我国目前仍有70%左右的精神病患者没有接受有效治疗。
郭淑芹说，精神病发病和管理的现状概括起来为“四高”“四低”。“四高”即精神病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未治率高和疾病家庭负担高；“四低”即知晓率低、就诊率低、财政投入低和社会关注度低。
为此，郭淑芹建议各级政府应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精神卫生工作所需经费；加大贫困精神病患者救助力度，对家庭没有能力完成重症期住院治疗和出院后康复治疗的，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全部承担治疗费用，确保精神障碍患者不因贫困得不到救治，确保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不因疏于管理而伤害自身或者危害社会及他人。
郭淑芹还呼吁把建设精神病医院作为更重要的公共卫生事业给予政策倾斜，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职业保护，提高其待遇水平；县级医院应设心理门诊，进行精神病和心理障碍患者筛查分类管控，确保肇事肇祸病患不脱管、不失控。
（来源：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50308/43296058_0.shtml2015年03月08日 20:27）为了人格而活——专访被精神病的理想主义者许大金
为了公理，到北京自杀被送入精神病院；在北京拿着谁来为民做主的牌子跪在天安门前，也送进精神病院；生活无望走投无路跳河自尽，还是送进精神病院；在北京写文章，再次被接回送入精神病院，主席啊！这就是您所说的“中国梦”吗？
这是许大金经历过坎坷的上访之路后发出的感慨，经过多年上访及被迫害的经历后，他终于明白，人——就应该为人格而活着！
许大金，男，汉族，小学文化，1972年3月18日生，住江西戈阳县漆工镇磨盘山总场机关23号。
许大金自己说从16岁懂事开始，就梦想着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生活中天不随人愿的他，依然是一个奋斗的青年，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承包长途客车做生意，后来因为事故放弃了这个行当，靠老家仅有的一个茶子山生活。
茶树成熟的时候可以摘回来，晒出油来，可以吃也可以卖，许大金家的茶树有碗口那么粗，正是茶树的黄金年龄段，靠着这个山头，许大金家一年能多收入近两万元。
2004年，许大金所拥有的茶树地下被勘查出萤石矿，时任镇党委书记吴升林命令开发，造成许大金赖以为生的茶子山地下水源干枯，茶山被毁，许大金就找政府叙说事实情况，然而政府的答复是山是国家的，村民无权干涉。许大金只能到山上找开矿负责人，让他减少损失，结果负责人不听他的唠叨，还动手打人。许大金的朋友听说后异常气愤，找了几个人上山把那个人凑了一顿，结果导致对方带着四、五十人拿着刀棍等器械冲入许大金家，由于没有找到人，就把家里砸了个稀巴烂，作为派出所所长的胡伟，没有制止这种行为的发生，还跟这些人一起寻找许大金的下落，后来许大金家属赔了一万块钱，才算了事。至此，他开始在外漂泊闯荡。
2008年，国务院在两会时，号召农民要敢想敢做，并提出了很多惠农政策，由项目扶持创业人，许大金就充满信心的回家，到了家就开始撰写了一份关于乡村专门养牛的一个申请报告递交给当地政府，申请报告特别提到，在老百姓养牛到一定规模，计划两年内办一个瘦肉加工厂，专门畅销国外，为国家创造一定的财富，但是当地政府根本不管这些事情，许大金于是跑到北京，在清华大学写了几篇文章，文章中提到，他们把国家（扶农）的钱骗下来不办实事，人才无法施展，有志之人无法报效国家等话题。
许大金说“不是说我非要做项目什么的，而是作为人来讲，首先的有人的尊严和人格，总想奋发图强，人没有奋斗是不完整的。”
2010年6月7日，许大金彻底绝望了，作为农民无田、无地，仅有可以打二三百斤的茶油的茶子山也给毁到没什么油可打，基本的生活失去保障，更因为事业和理想的绝望，他来到北京天安门前服毒自杀，被北京警方带走救活，当地政府人员和派出所听说后，派出汪百福、谢建平、应建军、谢志斌、黄姓警官把他从北京医院接回，直接以聚众闹事的理由送入拘留所，关押了8天，后来又被送往横锋县莲荷乡所在地的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康复中心，关押了5个多月。
许大金说“感觉就是作为人的话，应该有志向，有理想，有人格，一个人连家里的东西都保护不了，政府又剥夺了生存发展的权利，感觉真的很绝望！自己唯一的 山也被毁了，又没有生活来源，所以很绝望就自杀了，被他们关在精神病院出来后一直在家修养了大半年，来恢复药力对身体、脑子造成的伤害，由于关押时间长，药物副作用大，具体那天放出来的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大致的日期”。
身体稍微好转后，因为不服气，2011年10月28日，许大金拿着一幅“谁来为民做主”的牌子跪在天安门前，跪下没多久就被围过来的保安及武警围住，并把他的东西全部抢走，然后送到马家楼，当地政府又派出吴得胜、刘长富、杨习文、胡伟（派出所所长），谭主席几人把他接回去，送往精神病又被关了整整一个月。许大金说“因为这次关押时间短，所以还能清楚的记得关押的时间。”
看到黑暗面后，许大金怕受折磨，于是于2012年6月18日通过其它途径来到北京，本来想到北京找记者的，结果没找到，当地政府知道他来北京后，也派人来北京寻找他的下落，在北京西站那边被北京警方和当地政府前后挡住去路，他跳河自杀，由于水位只能到脖子跟前，被警察打捞了上来，又被地方政府接回，关押一个月精神病院。
2013年4月份，为了渴望获得一个公道，他再次来到北京，并写了些文章，引起了某些高层领导的注意，到7月11日，他被带到久敬庄，北京市公安局派比较高级别的官员来调查他的事情，他把前因后果介绍了一遍，他们为了证明许大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就提出带他到北京一所精神病医院做精神鉴定，鉴定结果完全正常，他要求大夫给开出一个没有精神病的说明，大夫表示这个不好操作。鉴定回来后，北京警方一个高级官员表示让他在家等着，这事情一定给解决。要相信他们。
许大金说“北京警察对我们老家接我的6个警察说，人家挨了打，还被关在精神病院，发句牢骚很正常的嘛，你们要这样搞的话，那又不多了个冤案嘛？晚上他还是被地方接回了老家。”
在家等了十多天，7月29日许大金去省信访办查询时，被告知信访已经终结，让他到市里去拿复合答复意见书，市里面并没有给许大金答复意见书。8月7日，他再次来到省信访局询问案件进展时，与上次截然相反的答复告诉他，信访没有终结。
9月25日，无奈的许大金再次来到北京，又撰写了两篇文章，分别是《谁来挽救人类》《反腐动态》，由于影响比较坏，同年11月9日时，从老家来了十多个人，其中五六个人强行把他按上车，还把衣服给撕破了，被羁押回家的路上遭到民警谢奔的殴打，用手胳膊死死卡住喉咙，用腿跪在背上，在派出所副所长叶徐峰和杨席文及另一名不知名的民警押送下，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一个月。
“第一次被关押5个多月，一个房间5—6个人，每天吃两顿的药，一顿有5到7片，开始不吃药就打针，打针完就糊里糊涂了什么都吃，就是给你屎你也就那样的吃着，”许大金接着说，“从精神病院放出来后，我家人跟医院要了一个鉴定，但是在家里丢了，具体的鉴定结果，由于当时出来的时候，头脑不清醒，所以没有记住，但应该是精神分裂。”
许大金还对本刊记者介绍到：吃饭的伙食很差，跟猪食差不多。里面吃的就是稀饭馒头，有些精神病人拉屎拉到手上也不洗，就过去拿碗筷，洗碗的人拿水一冲下次就用，有的根本冲不干净，就是跟畜生过得一样的，菜里面一点油都没有的。
在他第二次被关入精神病院后，吃药打针是继续的，而他形容第二次关押时候的主治医师很恶毒，他开的药很猛，因为第一次吃的药是缓慢的过程，他开的药吃下去立马上头，副作用更大。因为快过年了，他父亲来找政府部门，所以才被放了出来。
许大金四次全部被关押到这个医院，里面的护士从来不问他来龙去脉，都听医生的，医生开药，他就让你吃，你不吃他就绑起来喂你。而主任医生更狠，许大金进去的时候对徐水平主任说我没有精神病，结果徐主任说“我说你有你就有”，到这里来你就安心治病。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一直在北京漂泊告状的许大金，经历过如此多的坎坷，更懂得了人权的重要性，他说现在就是想为社会、为后代树立起一个公道，如果社会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国家还是人类的国家吗？这是畜生的国家嘛，后代支持不支持我们的所作所为，那是他们的事情，作为我们能为这个国家付出、挽救这个国家后代的，那么是值得的，我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不能让这些畜生就这样糟蹋这个国家，如果我认命了，我死了，那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些腐败分子还是会把灾难带到社会的。
在本刊最后需要许大金录一个简短的视频时，他考虑了好久，他说要录就得录让人看了有收获的视频，所以少谈自己，多谈社会成为他的主题，他在视频中说“他们用各种手段折磨和侮辱我，但我绝不会屈服在那些畜生手里，因为我是人，我所维护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在维护人类的人格和尊严！我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什么才叫人，谢谢！”
湖南张治：习近平访湖南 我却再次进了精神病院
2013年10月25日上午10时许，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团结镇老王塞村一组村民张治给弟弟种完菜回家正做午饭，团结镇镇长麻清龙等人来到她家说，要带她去选新房子的地址。因为张治没有房屋，一直和她母亲住在一间塑料布盖的小棚子里。
闻听此等好事，张治就跟着麻镇长等出了门，可走到半路上时突然有七、八个人将张治堵住强行塞进一辆小汽车中。就在这时，张治发现团结镇镇委书记马继国、副镇长龙治刚（音）等多名镇干部在场，其中还有二名自称是派出所的警察。在车上，张治被戴上了手铐。除了张治这辆车外，当时还有另一辆猎豹小汽车载着这些不干人事的官员们。
二辆小车上了高速公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张治发现她被带到一个她很熟悉的地方——湘西自治州荣复精神病院，她以前曾多次在这里被关押过。到医院后，医生发现又是张治这个上访人员，刚开始不肯收，说需要家属签字。但最终，在官员们的攻势之下，张治还是于当天被收入了这家精神病院。
张治出院后，她得知她弟弟后来确实签了字，导致她这次在精神病院中被关了二个多月。出院后张治质问她弟弟为什么要签字，弟弟哭着说他没别办法。原来就在张治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五天后的10月30日，龙治刚（音）带领许多人闯入张治弟弟家中，张治弟弟说他见到这场面都吓着了，官员们又一再“做工作”进行威逼利诱，说不签字的话就找他打工的公司老板，让他干不成。在这种情况下，张治的弟弟被迫签了字，将亲姐姐送入了精神病院。张治还说她弟弟当天是被带到湘西自治州荣复精神病院签的字。签字时为了不让他们姐弟见面，张治从该院住院部四楼（这里还有医生办公区）转到五楼病房。
进医院后，张治于11月3日开始被强迫吃一种叫氯丙嗪的药，不过由于医生护士都知道她的情况，倒是逼得不是太紧，许多情况下张治将药吐掉了。临出院的一个月前，张治完全没再被强迫吃药了。张治说11月14日，湘西自治州州长来医院检查，她再次被从住院部四楼转到了五楼，生怕她惹了事。在精神病院的二个多月中，张治的父亲、弟弟都未获准看望过她一次。
进入2014年1月年关来临，天气越来越冷，张治入院那套衣服已穿了二个多月了，她冷得受不了，要求送衣服来。同时，一个不好的消息也传来了，张治的父亲患上了肝癌，她弟弟实在照顾不了，就四处哀求释放她姐姐。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同意张治回家。当时是张治的弟弟来接的她，一见到弟弟，张治就斥责他为什么签字，她弟弟当时流着泪进行了解释。
对于这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张治一开始并不知道因为何事，因为那段时间她一直老老实实的，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出院后她看到媒体报道：2013年11月3日下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沿着狭窄山路辗转到花垣县十八洞村特困户施齐文家慰问。张治不禁问，习近平到花垣，为什么她就应该进精神病院。
张治，女，现年39岁，湖南省花垣县团结镇老王寨村1组人。张治的遭遇《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曾派人到精神病院探访过她（[组图]本刊赴湖南精神病院专访六次被精神病的张治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68/201301/2013/0615/7728.html）。
2000年7月11日，张治全家承包土地，被多年弃家出走的父亲张生学卖给了一家名为宏运浮选厂的工厂。张治和母亲对这份买卖协议非常不满。为此，张治走上了上访路。2003年3月2日上午，张治遭到宏运浮选厂的人员暴打。2003年10月28日，张治被团结镇派出所警察抓捕铐打得遍体鳞伤。其实，张治走上上访不归路后的恶运这才开始。2004年3月29日，花垣县公安局、团结镇党委书记石黎明等部门和人员把张治送到了位于湖南省永顺县的湘西州精神病院进行所谓的鉴定，结果张治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当天便被关进了这家医院，这次张治被关了约半个月，直到当年的4月13日才出来。
2005年1月9日，正在北京上访的张治被团结镇政法委书记张远军等十余人从国家信访抓回吉首后，就将她关进了湘西州荣复精神病院，一直到当年的5月18日。这一天， 张治被转到了长沙的脑科医院，在这座医院张治待了七天。2005年11月21日至2007年2月6日，张治第三次进了精神病院，地点是在湘西州荣复精神病院；2010年9月18日至2010年11月11日，张治第四次进了精神病院，地点仍是在湘西州荣复精神病院。第五次，2012年3月9日，花垣县政府将在北京上访的张治再次截回后，送到湘西自治州永顺县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了两个月之久。第六次，2012年10月31日，为了十八大维稳需要，花垣县政府再次将张治接回后，又指使团结镇政府将张治送进了荣复医院接受强制治疗，直到2013年2月6日下午两点，在被强制三个月零六天后，张治被接出恢复自由。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2014-1 文风以下是张治为次在精神病院的病历：
以下是张治在精神病院中吐出的药物（用卫生纸包着）：
民运三十年 一生疯人院——专访老资格异议人士任秋光
任秋光是湖北省武汉市人，今年六十周岁，原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下属绿化公司职工。任秋光更是一名老资格的异议人士，他从事民主人权工作已逾三十年，他参加了1978年民主墙运动，1998年参加了组党运动，后来又从事了相关维权活动。然而伴随任秋光的民主人权活动，是他长达二、三十年的被关进“疯人院”——精神病院的遭遇。2013年11月，任秋光主动联系民生观察及《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本刊编辑刘飞跃对任秋光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在访谈中任秋光首次详细披露了他的被精神病生涯，听来让人震惊、愤怒和痛心。
三十多年的民运路
我与任秋光1998年就相识了，对他所从事的民主人权工作是有些了解的，在这次访谈中，任秋光首先简要介绍了他三十多年的民运经历。任秋光与武汉知名民运领袖秦永敏是少年时代的朋友，这就注定了他很早就成为了一名民运人士。1978年民主墙运动在全国爆发，秦永敏在武汉水塔民主墙张贴“评毛泽东晚年”等大字报，组织“四五学会”并创办了民间刊物《钟声》杂志。在此期间，任秋光和秦永敏、朱建斌等在武汉江汉路中心百货广场散发了该刊物、传单并协助他们在人群中进行了演讲。
1979年湖南师范学院罢课，任秋光和吴山屯赴长沙会见了湖南民主人士张京生并参加了师生们的游行静座活动。次日返汉后，任秋光又和秦永敏、朱建斌等印发传单在武汉各大高校散发，声援湖南师范学院师生。1980年民主墙运动遭打压，秦永敏、朱建斌入狱，任秋光被关押了几天，在绿化公司被监督劳动。1983年，因帮助秦永敏弟弟出国求学，任秋光被武汉市公安局抓捕，后以四五学社成员为名被劳教二年，就这样任秋光在京口砖瓦厂度过了二年的劳教时光。
1985年劳教期满后，任秋光回到武钢绿化公司却被不安排原岗位（他原在单位从事管理工作）。任秋光为此开始上访，却又被拦截关押。1989年六·四运动爆发，任秋光等曾在沿途准备茶水声援武汉各大院游行学生并策划武钢工人罢工。1998年，任秋光参加了秦永敏主办的《人权观察》并担任秘书长一职。1998年，国内公开组党运动开始，任秋光和陈忠和、吕新化等前往湖北省民政厅，代表湖北民运人士递交了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的申请书。
2004年，为配合我本人发起的呼吁政府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文化衫运动，任秋光和张汉江等人穿上了印有要民主、反独裁的文化衫。2005年，中国一冶工人（位于武汉）为待遇一事上街、堵马路示威，任秋光将此事通知了我，我来汉调查采访后将此事披露于网上。2011年秦永敏出狱后，任秋光常到其家中协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近三十年的被精神病经历
任秋光在从事民主运动及劳教前没人认为他是“精神病”，他后也结婚生女。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986年，也即他结束二年劳教生活不久之后，因他不满劳教（该劳教后被当局取消），以及劳教后他的工资待遇等问题，他多次到武钢绿化公司交涉并赴北京上访，结果当年的10月任秋光在赴北京上访时被武钢绿化公司和武汉市公安局人员拦截送往武汉青山公安分局关押数日后，即被送往武汉市公安局南湖精神病管制院。任秋光说当时送他到武汉市公安局南湖精神病管制院的有武汉钢铁公司保卫科长等人。在南湖精神病管制院关押了二个多月后，任秋光被转到了武汉市武东医院精神科关押“治疗”，在这里一“治疗”就是一年多。1987年7月，任秋光又被转到了武汉钢铁公司二医院精神科“治疗”，在这里又是半年多，一直到1988年春节后任秋光才被放出来，期间只曾被家属短暂接出过。
1989年六·四期间，就在任秋光在沿途准备茶水声援武汉各大院游行学生的几天后，他再次被武钢绿化公司强制送往了武钢二医院精神科。在武钢二医院关押了二个多月后，任秋光被转到了湖北省荆州市复退军人疗养院精神科约二个月。随后任秋光短暂回家几天又转入武钢二医院“治疗”，在此一“治疗”就是三个多月。
1994年，因声援秦永敏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活动，任秋光再次被投入武钢二医院精神科，这次大约关了二个半月。
1998年因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事，任秋光又一次被投入武钢二医院精神科，一关就是数月。
2005年任秋光向我透露了一冶工人上街堵路的事，结果第二天他再到堵路现场时被武钢公安处的刘某、蒋某抓住再次送往武钢二医院精神科，这次约关押了二个月。
2011年底秦永敏出狱后，任秋光常到其家中协助其做一些工作，结果于2012年3月又被投入武钢二医院精神科，三个月后他短暂出来不久，又被送回了医院，一直关到当年的10月1日才获释回家。
我问任秋光这么多年来他总共被关精神病院多少次，任秋光说进进出出、关关放放至少有二、三十次了。只要他一沾民运活动的边他就会被送入精神病院，到现在还是这样。
对于这么多次的被送进精神病院，我问任秋光“你是否真的有精神病”“他们有没有对你做过精神病鉴定”， 任秋光说他以前根本没有精神病，是1986年“劳教”后被他们弄出了个精神病。1986年“劳教”后他找武钢绿化公司交涉并上访时，“言辞是激烈了些”但没有精神病。二、三十年来不断被送精神病院，精神病院曾对他作过多次所谓的鉴定，得出了多个“鉴定结论”，包括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残留型等。而在1996年3月25日，任秋光原工作单位武钢绿化公司厂前绿化二队盖公章给其出具的证明中写道：“我队任秋光同志于1983年因错案被关劳教。回单位后当时的队领导不但不按政策给予安排工作，反而扣除该同志的工资等。该同志不服，多次去绿化公司吵闹，又被误认为是精神有问题送进精神病院，因而致残，经武汉市残联确认为三级残疾”。
我本人在此前与任秋光的多次接触中，根本没感觉到他是名精神病人，甚至感觉他的记忆力还很不错，思维也是清晰的。第一次听秦永敏说他曾被关精神病院，我甚至感到错愕。
莫名“被退休” 讨说法未果
今年10月29日是任秋光满六十周岁的日子，当天他到武钢绿化公司办理正式退休手续时，却被告之早在十年前他的劳动关系就已被转到了“社保”，也就是十年前他就被武钢绿化公司“减员增效”掉了，早已不是武钢绿化公司的职工了，而这一切任秋光说没人告诉他，十年来他浑然不知。对此，任秋光感到异常愤怒，他指这是当局对民主人士的迫害。
任秋光说他是1997年经前妻签字申请内退的，当局当时曾承诺安排子女顶职，但后均未兑现。任秋光即使是签了内退，也不影响他正式退休。但他现在每月只有千余元的退休金，与正式退休工人每月相差数千元。为此任秋光走上了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法院立案等方式的维权之路，但申请劳动仲裁被告之过了时效，打官司被告之他是名“精神病人”无法立案。
这次我见到任秋光时，刚60岁的他已拄上了拐杖，满嘴的牙齿已脱落，戴的是牙套，同时其左腿也已萎缩。任秋光说这都是在精神病院内被关押“治疗”的结果。其中尤其以第一次关押为甚，他说这次长达几年的精神病院关押“治疗”期间，他被迫服用了大量的治精神病的药物。由于这些药物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副作用，有的药吃了让你安静，有的药吃了又让你感到躁狂。任秋光在医院中曾经绝食、绝药抗议，结果医院人员便给他用电刑数次并强行用竹片等物撬开他的牙齿灌药、灌食，导致牙齿全部松动，几年后便脱落。更有甚者，武汉钢铁公司二医院精神科医生甘某曾组织病人和护理将任秋光抬起来后往水泥地上摔打，从而导致任腰间突出股骨挫伤，左腿萎缩，经武汉市第九医院鉴定为二级伤残。除了电击、灌药灌食外，任秋光说医院里还有许多治人的招，如让你反身穿紧身衣，穿得让人浑身难受。有的“病人”受不了折磨，自杀的都有，像现在广为人知的武汉飞越“病人院”的徐武曾和他一同关押，徐武在医院中就曾吞过刀片。
访谈的最后，任秋光激动地说他虽已六十岁了，但他保留进一步披露当局对其迫害的详细过程的权利，他也将继续为民主运动奋斗终身。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刘飞跃
2013-11-30
专访武汉被精神病者邹后珍—–我来北京是在逃命啊！！
邹后珍，1938年2月11日生，75岁，湖北武汉市人，家住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475号3楼16号，身份证号420105193802110826，原武汉市汉阳汽车齿轮厂的干部，后买断下岗。家庭成员儿子邹斌，1975年生，小时候因见义勇为导致三级残疾，现以“故意伤害罪”被判死缓服刑。在汉阳汽车齿轮厂上班期间，邹厚珍在厂内分得一套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单身的邹厚珍和儿子邹斌就一直住在这里。
2004年武汉拆迁公司在没有通知邹后珍本人及没有签署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强行拆除邹后珍三楼屋顶，并停水、停电逼其搬迁，其后邹后珍开始持续上访，2006年被政府和武汉市汉阳区派出所联手关到精神病医院，期间从床上摔下 导致后腰骨折，腿骨骨折并肌肉萎缩，经鉴定为四级残疾，在关押期间为了给她灌药，拿钳子扳嘴，两颗牙齿被板掉，放出来后儿子以故意伤人罪被判死刑缓刑两年执行，自己在清明节遭遇意外车祸，没办法只能到北京避难面对这一切的遭遇，邹后珍说：“他们是要逼我生在红旗下，死在红旗下呀，我来北京是在逃命啊”！！
佐真：您好，请介绍下自己，谈谈您被关精神病院的前后情况。
邹后珍：我叫邹后珍，1938年2月11日生，75岁，湖北武汉市人，家住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475号3楼16号，身份证号420105193802110826。2004年在武汉拆迁公司在没有通知我本人及没有签署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强行拆除我就家三楼屋顶，并停水、停电逼我搬迁，后来骚扰实在受不了，我就到北京上访，来北京两次，第一次被关在看守所，第二次就关到精神病院，是公安局跟政府把我送进来的，有政府办事处的王姓工作人员是女的，还有派出所的所长张明强，还有公安局的局长姓黄，总共有二十多个人吧，就是他们把我送进去的。
佐真：里边情况是什么样的，有给您做鉴定吗？
邹后珍：2006年6月19日关我的第一个精神病院，武汉市汉阳区江堤乡六角亭医院江堤分院精神病医院，请高级教授给我鉴定，结果我没有精神病，医院要把我放出去，公安不同意，最后医院要求转院，在关了大概一个礼拜后把我转到第二个精神病医院，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精神障碍康复指导站会宾监控室，24小时监控，大门都是锁着的，第一个医院没有吃药 没有打针，第二家就给我吃药了，吃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觉得脑筋反映有问题，我绝对不对头，我就说死都不吃，他们还说你年纪大了，给你吃的药是补骨质疏松的，是给你补身体的，我坚决不吃，我说我没有精神病，要求你们最高的技术来鉴定，我说我头脑是清楚的，是政府陷害我的，最后这家医院他们再次检查，医院鉴定还是说没有精神病，又写报道到区里、到市里，给公安局反映，要求给我转院。
佐真：那后来怎么样？
邹后珍：一直关到7月14日，公安那边来了20多个人强行把我拉到第三家医院武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那个地方是关押杀人放火犯人的，他们把我也关到那里。这第三家是强行让我们吃药，拿钳子强行给我扒嘴吃药，把我的牙齿到扳掉了两颗，我就坚决不吃，死都不吃，抠掉我的嘴我也不吃，最后边让他们搞的我大小便都不正常了，头发昏，走路都走不动，我实在不行了，我说这个药我不能吃，你们给我打针、打死我也不吃药，我长痛不如短痛。最后医院院长叫李耿平(音)给派出所汇报，他说这个太婆思维能力清楚，思维能力超强，他没有精神病，如果关出问题来，我们承担不了责任，医院已经写了三次报告要把我送出去，可公安局说我是终身关押不能出院，最后到2007年的4月25日四点多钟，我腿疼抽筋，从床上摔下来腰椎骨骨折，腿骨骨折，当时全瘫，医院的建议是给我接骨，但是这个医院没有骨科，可是这些毫无人性的司法，为了我这个事情派出所所长张明强跟院长要打架，并说我要摘掉你的乌纱帽，你凭什么当院长，你又凭什么说这个人你不能治，院长一看着急了，就说我这个院长不当了也要把她放出去，她不转院也得转院，我们没有哪个义务为她承担责任，第二天政府公安部门就把我拖回原来的第二家医院十里铺精神障碍康复指导站。
佐真：您那会身体怎么样？
邹后珍：我那会已经高烧到四十多度，他们一看我要停止呼吸了，才把我从精神病科转到四楼给我打针等治疗，算把我这条命救回来，救回来后政府不行，还要把我关精神病院，二十四小时监控，以前是派出所的保安，医院的护士，三班监控，一直到2009年1月1日，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四五次请求无效，不让我出院，我就跪求他们，我说我回去跟儿子吃个饭，只要让我回去，我死都不走了，2009年1月1日我被放回家，回去一看，我的房子已经改成招待所了！门口还有人看着，不让我进去，在我被关在精神病院的时候，儿子是残疾人下身处于瘫痪，他们就把他关在了汉阳区福利院，他们还在催我继续回去治疗，要我终身关押，说你要出去医疗费等一切我们不负责，我说我死在外面自己负责，就这样出了精神病院。
佐真：您这腿跟腰全是里边搞成的吗？
邹后珍：我原来身体好着呢，我现在腿已经残废了，两腿合不到一起，小腿肌肉萎缩，现在靠双拐走路，腰的支撑力很差，想住院我也没的钱，从我儿子被害，房子被抢，被关精神病院，他们没有给予一分钱的补偿。
佐真：您在第三家医院知道吃了什么药？
邹后珍：武汉市安康医院，他那个就三种药，有一种是大颗的，吃了人就要睡觉，吃了人就开始不清醒，后来我就不吃，医生跟院长还算有人道主义，他们看到我要自杀了，刚开始强喂我吃药，后来就不怎么喂了。
佐真：给您鉴定结果了吗，诊断上面怎么写的？
邹后珍：前两家什么都没有给，武汉市安康医院给了一个出院总结，他们写的是——-病人反复上访，扰乱公共秩序14年，武汉市精神病院对其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结论为偏执型精神病，于2006年7月14日由汉阳区五里墩街保会（初级卫生保健委员会）治理办公室送我入院治疗，出院情况一栏写道——-病人不慎摔倒，经CT检查，病人右侧脚骨颈骨质，因本院无骨科医生，为防止病人救治不及时造成下肢残疾，建议转院治疗，出院时间是2009年4月29日，共计关押300天。
佐真：回家之后，有没有寻求司法解决，有没有其它补偿？还有其它权利侵害吗？
邹后珍：我回家之后才知道，房子被占了，并开成了旅馆，儿子被政府关在汉阳区福利院，经过努力我要回了房子，儿子也回来了，搬回来后，他们老有人给我换门卡，往家里扔砖头，时常断水断电，第二天2010年8月1日，不知名的十几个青年闯到我家乱砸，报警后没人理会，一会一个年轻人身上有血的跑下楼，晚上公安局局长叫余秋元（音）来抓我儿子，他们跟我做工作说我的儿刺杀一死一伤，你把门打开我把你的儿子保护起来，要不然你们俩都活不成，1日晚上把我儿子带走，2日下的拘留证，17日下的逮捕证，在2012年元月18日无旁征、无证据、没找到杀人凶器，在只有证人证言的情况下判决我儿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佐真：您有请律师辩护吗，有没有走其它的救济途径？
邹后珍：2012年4月来到北京连续写信、走程序到最高法最高检，到政法委、人大等机构，一写信就是一大堆，到现在也不立案，二审的时候我让律师去现场看看，律师说别看了，看了那也是假的，就判决书提到的证据根本不够判刑的依据，花了两万块请的律师，结果不开庭宣判，而且他们没有对我宣读判决书，终极法院没有宣判，高级法院没有宣判，直接把判决书丢到我底楼的铁门底下。
佐真：来北京后您有继续维权吗？
邹后珍：为我儿在北京告状三年，我要相信习近平主席的打苍蝇还要打老虎的希望，为何我自己的正当的合法权益，我没有到处闯也没有到处闹，现在已经逼得我没办法了，2013年7月25日在北京市外交部门口地下睡了四十多天。我现在还在外交部门口每天去报到，让国际上都知道我，知道我案子，请国际记者关注救救我冤枉的儿啊！他们要逼着我生在红旗下死在红旗下呀！我现在在北京是逃命啊！
我们明白，当握有公权力而又缺少对法律的敬畏、对事实的尊重、缺少有效的监督，握权者对弱势群体先入为主的迫害都是后来难以补偿的，邹后珍悲惨的遭遇应该从她房子被开发商看上的时候已经注定，只不过没想到迫害的这么深！在没有法制约束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公安能让被精神病人终生关押，这种对人生命权的剥夺、对基本自由权利的剥夺、对法制的亵渎、对酷刑的使用都将“人”放在了畜生的境地！邹后珍只是这其中之一罢了！！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2013、10以下是邹后珍的相关图片和2013年10月对她的采访视频：
邹后珍
从“强奸犯”到被精神病———专访湖南永州易永吉
易永吉、男、汉族、1965年10月出生，小学文化，湖南永州市东安县新圩江镇大浪村人，由于受到诬告于1985年5月22日在大浪村犯下强奸罪，被东安县人民法院于86年元月27日重判十年。从86年2月监狱里面开始，易永吉就向省高院开始申诉，直到95年释放，易永吉已经上诉上千次，出狱后对于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易永吉选择的艰难申诉，并与其后25次到北京上访，可司法并没有站在弱者一边。
由于上访给地方政府造成政绩障碍，其先后被地方政府两次送入精神病院，而性格倔强的他宁肯每天让八九个医师殴打，也不愿意吃药，所以这条汉子遭殴打无数次，就是没吃一粒药，精神病院出来时头、腿、脚都出现严重的问题，笔者9月25日采访他的时候，他刚从最高人民法院上访回来，给他的答复是只负责登记，不管实体处理，只能转回来本地处理，这说明了一个流氓打了你，你去告流氓的时候，被交给了流氓处理。这样的司法能得到公正的处理吗？易永吉的回答是那我只能闯天安门告御状了！！
以下是采访全文
佐真：您好，谈谈您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
易永吉：恩，我因法院判决十年冤牢，被迫上访北京，然后在北京遭到黑社会的多次绑架，拘留、拘禁、关私人监狱，09年6月关在永州芝山精神病医院三个半月，然后又上访，被地方政府、法院、公安没收我上访材料、身份证等有用的证据材料，不准我到北京上访，10年我到北京来上访，总共我到北京上访25次，然后经过我不断的上访，就是说领导要解决这个冤假错案的话，就是说省里边、市里边要依法查办这些罪犯的时候，地方政府又在保护他，从2012年7月14日给我拘留十天后，又给我送到湖南省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强行关羁了十一个月零两天，然后在那里边我不吃药，他们给我绑架、殴打、毒打、打毒针，打完以后我还是没有吃，放出来后，两次关羁精神病院十四个半月，三次拘留，在北京多次被抓回去后，他们就给点小零花钱，让我买吃的，可是远远不够治病，我这次到北京来，政府要跟我写协议，五个月不许闯门（指天安门），就给我点生活费，我说要是法院改判我无罪的话可以，否则我继续闯门，就这样。
佐真：前提是您为什么要上访，有什么冤屈吗？
易永吉：我受到公检法司枉法裁判我十年冤狱，一个人做了强奸的坏事，然后嫁祸给我，但是在侦查、检查、审判当中我一直没签字，一直叫冤叫到底，包括我写申诉、法院让我交诉讼费，公安让我自己去抓凶手，凶手是秦大寨，以这个为由，进行打击报复，杀人面口，到哪里都有卧底跟踪，对我进行残酷的迫害。
佐真：第一次进精神病院是什么时候？谁把您送进去的？
易永吉：是2009年8月25日，到2009年12月6日才出来的，是我们东安县人民政府，东安县公安局还有法院，联合从北京接回去，以解决问题为由，说那个凶手秦大赛让抓住了，这次请你回去专门处理问题的，然而问题没解决，给我关押到永州芝山精神病院三个半月，
佐真：在里边有受到什么迫害吗？
易永吉：就是我不吃药，当时有七八个男医师，有甘主任，有姓秦的，把我暴力殴打，让我坐老虎凳，压着我的头，还有我的目击证人何芳武、江永仁，他们看得清楚，他们也是没有精神病的。
佐真：有给您精神病鉴定书吗？
易永吉：没有。
佐真：有给您鉴定过吗？
鉴定过。是在未进去以前的2009年8月13日，他给我头部搞的受伤以后，以做检查为由，他说给我搞个司法劳动鉴定，因为我现在有很多伤残的问题，然后他们歪曲事实造假，鉴定说我有精神病，给我关进去，我一直我没签字，家属没签字，强行让八九个人给我抬进去的。
佐真：关您的理由是什么？
易永吉：理由就是为了阻止上访，因为零九年（共产党）九十大党庆到来之时，地方为了保住他的乌纱帽，就是给我使用暴力关押，他没有给我任何法律凭证，只是在医院的时候给我做了伤残鉴定，我的头脚手全部受伤，是他打击报复受伤的，里边猪狗不吃的饭给我们吃，又臭又脏，给我留下很多身体问题。
佐真：出来之后，您有经过法律维权吗？
易永吉：我一直到北京上访，2010年他们抢走了我的身份证和有力证据资料，就是野蛮暴力阻止我到北京上访，在公安厅经过督办后，于2010年8月十号给我出来个身份证。我就又开始到北京上访。
佐真：您有第二次被关押吗？谈谈情况？
易永吉：是2012年（共产党）十八大之前的7月14日拘留我十天之后，把我关押在湖南省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到2013年6月14日放出来的，这次也是东安县政府、公安、和法院送进去的，包括精神鉴定书在内，什么法律凭证都没有给，也没有具体的人对此负责，出院以后我找医院找病例要小节，经过努力获得了一个证明，我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我两次被关精神病院一粒药都没吃，挨了很多打。2013年9月25日，我去最高法申诉，他们说这个案子我们不受理了，我们只是填表登记一下，不做实体处理，也不给受理通知书，也不给不受理通知书。
佐真：在关押期间，对您的家庭造成什么伤害吗？
易永吉：我的父亲是抗美援朝回来的，已经含冤去世，上有76岁老母亲，体弱多病，还有一个小孩读书没有学费，政府看我被关了给了他学费，但是没有生活费，没有路费都是我借的给他，家庭情况很惨，地方为了阻止我上访，把我的低保取消了，以前我们四个人的低保，一个季度是1500块钱，现在没有了。
佐真：现在到北京后，会以什么方式维权？
易永吉：向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的话，以非法的程序，来解决这个程序诉求的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此，下面不作为，只不过这个冤假错案真不是民事纠纷、不是房屋拆迁、也不是土地纠纷，对着干刑事案件是枉法裁判的，就是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一直不服，一直没签字，
所有的程序已经走完，最高人民法院不受理，接下来我只能通过走最高检察院、人大来处理了，如果他们再不解决，那么我只能通过闯中南海、闯天安门、告御状来解决了！。
易永吉
出院小结
易永吉的“病历”
易永吉的诉状
村民的证明信
以下是对易永吉的访谈视频：
党支部书记也被精神病——专访合肥受害者胡东圣
胡东圣，退休人员，中共党员，曾于2000年任安徽省合肥市合裕路社居委第一党支部书记，后改任第九党支部书记中共党支部书记。2005年因合肥市大拆违，老宅被政府认定为违章建筑拆除而上访维权，2009年2月12日被芜湖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以芜精司鉴所【2009】司鉴字第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三名鉴定人《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分别为：341207091016、341207091006、341207091007，文书中姓名部分是印章，没有签名，印章因复印件模糊而仅有341207091007可看出是李××。
芜湖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的芜精司鉴所【2009】司鉴字第8号司法鉴定书分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委托人为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鉴定地点是合肥市瑶海区信访局，鉴定材料案卷一份，被鉴定人：胡东圣，男，63岁，离婚，退休工人，初中，户籍地址在合肥市裕溪路1521—7—308号，现租住唐桥停车场，转租别人一间房子是物流配载个体户。
2013年7月底，《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林中人面对面采访了这位曾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的胡东圣，以下是访谈全文。
林中人：你被做精神病鉴定自己知道吗？
胡东圣：不知道，2009年2月11日下午15时是瑶海区信访局梁局长称要给我开听证会，我到场见有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的警察和合裕路社居委的人，大约有十多人，我就不愿意开，可梁局长称领导都来了，于是我就见了。三人身份没有人告诉我。
林中人：结束的时候也没有告诉你他们三人的身份吗？
胡东圣：没有。没有告诉我这三人是精神病医生，没有告诉是来给我做精神病鉴定的。我以为是上面领导来了解、解决我上访诉求的。
林中人：问了哪些问题？
胡东圣：就问了我上访诉求的事情。
林中人：什么时间结束的？
胡东圣：下午16时许，谈了约一个多小时。
林中人：芜精司鉴所【2009】司鉴字第8号司法鉴定书中的第二部分检案摘要中称“2009年1月进京上访，在政府工作人员进京接访劝返过程中，被鉴定人情绪狂躁，并在公共场所无故裸露身体，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有没有此事？
胡东圣：我没有在公共场所裸露身体，这是政府官员编造的。
林中人：你第一次被送进合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是什么时间？是哪个部门送的？对你人身采取强制措施了吗？
胡东圣：第一次是2009年3月4日由城东街道办事处合裕路社居委的宗卫、李凌霞等六、七人将我骗上面包车后送安康医院的，一上面包车，这些人就把我按倒在车里，一直按着，等车子到安康医院后，拖下车移交给安康医院。
林中人：第二次是什么情况？
胡东圣：第二次是2011年4月29日我被合肥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邹勇所长带着四、五名警察强行从北京押回，从合肥火车站下车后，他们就要对我进行捆绑，被当时的车站派出所警察拦阻。车子进入安康医院后，警察们将我用绳子捆绑，我被邹勇所长猛踹了一脚，致我左脚踝部受伤，警察们将我抬上医院三楼病房。
林中人：安康医院可否虐待病人，例如打人、饿饭、捆绑病人等
胡东圣：打人、饿饭是正常的，我没被打过，因为我配合吃药、吃饭，其他病人如果不听话、不配合，被护工（临时工一类人员）用棍子打嘴，饿饭；我刚被送进医院时被医院拷在床上达三天之久，吃饭等事情则由其他病人侍候。
林中人：每次在安康医院时间是多少？
胡东圣：第一次是7个月10天，第二次是6个月15天。
林中人：在安康医院那么多天有无后遗症？
胡东圣：就是每个出院的人都有皮肤病，皮肤溃烂，经治疗才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林中人：你在安康医院是否知道有其他访民被精神病？
胡东圣：有，名字记不清了，有肥东县的，有长丰县的，肥西县的，都有。《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
2013、7附胡东圣的病历、鉴定书和采访视频：
胡东圣
中国的非暴力抗争——专访外交部前的坚守者曹顺利
持续的力量 永恒的执着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7-26按：近期，在中国外交部前的一场行动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这场行动是由知名人权捍卫者曹顺利等人发起的，该行动要求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撰写，要求该计划真实反映中国，尤其是上访民众的人权状况。这项行动是场典型的非暴力抗争行动，行动的参与者们非常克制、有纪律，他们不喊口号、不打标语，不谈论个人事情，到今天还在进行着。
本工作室志愿者佐真2013年7月24日电话访谈了曹顺利，作为《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系列文章，文中曹顺利首次阐述了7月22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提交截止后她们继续坚持的原因。下面是访谈全文。
曹顺利：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因发起“北京维权之旅”，曾带领访民前往国家新闻办示威，要求新闻办给予访民合法上访的权利，曾抗议北大教授孙东东有关访民是精神病者的言论，于2009年4月10日被以“毁坏财物”罪劳教一年。2010年4月29日被派出所以毁坏会议室玻璃为由行政拘留十天，之后又以“毁坏财物”为由劳教一年零三个月。从2008年10月开始，以公民身份，持续（坐牢时间除外）在外交部要求参与国家人权计划起草，几年的奋斗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是什么让他如此有恒心的坚持，笔者电话采访了这位受人尊重的人权捍卫者。
笔者打电话给曹顺利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45，她正在去外交部的公共汽车上，由于公交车上太吵，只能到一个小时之后，才联系好这位今晚在外交部外值夜班的人权捍卫者。7月22日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递交《国家人权报告》的时间已过，但是他们还坚守在外交部前….
佐真： 您好曹顺利女士，7月22日时间已经过了，你们怎么还在坚守？
曹顺利：哦，22日是他们封笔的时间，但是我想了解为什么让我们把这个机会失去了，到 底是我们不该提，提错了？还是你们（指外交部）在这件事上办的有点欠缺？我们还想把这件事闹清了，如果说我们不该提，那我们现在就走，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如果我们该提， 没提错，那你这种态度怎么解释？我们毕竟不能揣着糊涂走了。你不答复我们在这里等着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要等几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还得有一个最后的答复，只能说22号我们的机会失去了，我们的权利失去了，但我们得知道失去这个机会是不是正常的？对不对，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毕竟报告有个落实，有个执行情况的内容，那我们摆在你跟前的人权问题，在这里睡的和等的，这些人的人权问题到底有什么方法来解决，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下！
佐真：您参与要求撰写《国家人权报告》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曹顺利：参加撰写人权报告的核心价值，就是说，首先你应该对这件事有诚恳和客观的态度，就是首先第一步你应该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真实的把它描述出来，这是每个政府组织都要走的第一步。对于人权状况不太好的，你应该分析下原因，给他们改善，给他们提高，这是第二步要做的。但是现在呢，这些事情我觉得外交部对于人权报告 采取了一种不客观、不诚实的态度，它不想面对中国的真实的上访群体，不能说中国的吧，我没权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什么，起码它没有诚意面对上访维权群体的人权状况，因为我们来向它反映，我们是抱着诚意来的，我们的态度很理性、很平和，毕竟我们打了两年的交道了，但他们最后的态度是一点诚意都没有了，先前和警察配合着清场，清完场拉警戒线，拉警戒线以后把接待室的门也锁了，不接待我们了，然后往我们乘凉的树上喷药，喷完药以后看我们没走，就把周围几十年的树给锯了 。这就是不择手段的来打压我们，来回避上访维权群体的人权状况，
佐真：我看您提出了三个要求，1接纳上访维权群体加入《国家人权报告》的起草和编写进程； 2、在外交部将《国家人权报告》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安排上访维权群体与参加起草和编写《国家人权报告》的工作组成员单位、政府部门的代表协商，讨论。 3、通过协商和讨论，将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腐败、维稳工作列为《国家人权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国家的优先事项。以此真实全面的反映上访维权群体及中国的人权状况。
曹顺利：对，应该通过我们提供的资料，了解我们群体的人权状况，跟国家政府提供的资料对比一下，这也是我们的要求。
佐真：在关注我们国家的人权的时候，政府的宣传，百姓的体会，跟国际社会的对比，请介绍下差距在哪？事实如何？我们应该怎么样？
曹顺利：这个差距我觉得有的是人为的，就像现在对上访群体的人权状况就是采取了不择手段的回避的态度，就是不理你，对不对？然后就是不表态，总是报警，让警察来处理。22号，我们到接待室给人权处打电话，我们也没说什么，只是在用它们的电话在往里边打，一会七八个警察就进来了，劝我们离开，我们也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办事，你们干嘛老干预我们？警察也说不出个啥，就说中午下班了，你们先离开一下。我说那要是下午进不来怎么办，你给开门吗？我们今天能进来，是因为他们疏忽才闯进去的，他说下午我来给你沟通。等下午来到时候，门已经锁死了。其他人来办事，走推拉门，我们也想走哪里进去，武警把我们阻止了。最后推拉门也锁了，开了个小窗口办事。警察呢，我们让他们来处理，他们也不来，所以说这种方式不光是回避，甚至制造矛盾，让我们受到惩罚，这种态度是让人很失望，很可怕的。其实这就是最大的差距。
佐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第二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第（六）参与权——制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规章时，向社会公开并征求意见。（七）表达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通过多种方式与公众进行交流，了解公众意愿，征求公众意见。（八）监督权——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您评价一下，它所宣称的这些东西，有多少能落实到社会，真正的能受益于百姓，在中国起到什么作用？
曹顺利：我觉得它所宣传的这些东西，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这些上访群体不断受害，受害不断加深，我跟那个外交部的人也交流过，我说你们审视中国人权，对中国人权的状况进行不真实、不客观的描述，阶级的受害者就是我们。因为你看那些地方官员见了上访的，说抓就抓，说打就打，一点责任都不用负，一点顾及都没有。但是你门在写人权报告的时候，或者你们的新闻发言人在对外宣传的时候，你们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的人权受到了保障和尊重，中国人权不断在改善和提高，那他们听了这些话之后，他无意于觉得，嘿—-外交部也好，中央部门在为他们掩盖，在为他们掩饰，那他们更肆无忌惮了。在那个中国人权报告里边，哪怕有50个字和100个字很客观的描述这个群体的人权状况，那么我们的命运可能就受到改变，可能上访问题就会受到重视或者解决了。但你们不这样做，一层一层的掩盖，我们来跟你们反映真实的情况，你们还不择手段的对付我们，那么你怎么能叫这个人权报告有它的威力跟尊严呢？对不对？你写的这些就是闭门造车脱离实际的东西，但实际除了让我们受害，还有多大的作用啊？就是欺骗跟愚弄那些不知道中国人权实况的人，他有多大的潮涌啊？这群体已经很大了，这两天的爆炸案，都是这个群体忍无可忍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不要在回避了，掩耳盗铃对谁也不利。
佐真：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情况如何？
曹顺利：我们最早的时间是08年12月10日人权日、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就开始了，我们就到外交部来了，递交申请，要求参与人权报告撰写和参加国家第一期人权行动计划，这两个人权文件都对我们有关系，我们应该参与。过了八天，他们给回了一个答复，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新闻办牵头，由他们负责。人权报告已经封笔了，就是说这个机会已经过去了。去年10月18日，我想你们改写第二次国家人权报告了，我门也知道上一次的人权报告你们是怎么写的，因为我看到上次的国家人权报告不真实、不客观，因为信访问题是从正面赞扬它的，没说信访问题制造了很多矛盾，让很多人进了监狱，对不对？它说信访制度是让公民表达意愿及建议的地方 让公民充分行使了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执行权。可行使的最终结果就是很多人都进了监狱。后来我希望客观的描写信访制度的负面作用，客观的描写下上访人的人权状况，改变这一群体的处境。08年开始除了我进去（劳教）的时间，我就没有间断过。一直在坚持这个事情。因为以前是人权行动计划跟新闻办提了好几次了，但他们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没想到外交部也这么官僚，本来以为他是一个对外的机构，应该会开明，可没有！！
佐真：持续几年的参与，您最大的收获心得在哪里？有哪些是进步的地方，还有什么不足的需要在以后的行动中更加规范化？
曹顺利：我觉得就我的心得，就是遗憾和期望！我没有什么满足的地方，你要是违法了，他们在24小时之内，找总总理由，给你载一百张资料把你处罚了。现在是它不作为了，违法了，但是公安局出面来干涉我们！它可以高枕无忧，比方说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我们因为信息公开，提了一个行政诉讼，现在还没给我们立案呢，立案不立案还不一定。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违法行为，但是他们给我一个解释冠冕堂皇的理由，涉及到外交和人权，它们不能作出决定，要走一定的工作流程，要是这样那不就是以权代法了吗？你们什么样的工作流程可以违反法律呢？但它们就这样坚持，很无奈！所以感觉到的就是无奈和遗憾！
佐真：和平、理性、非暴力这种运动方式，被形容成百姓最有力的抗争武器，咱们在运用它争取公民权的时候，您觉得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它在您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曹顺利：这个不好说，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在等答复，我们是平和、理性，等答复的就用这种方法等，我们没有挂标语、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其它的行为，因为我们觉得等答复就是这种方式。我们就在等，我们不是跟你抗议，或者是跟你作对，我们就是等答复，等一个法律应该给的书面答复，但我们现在没有答复，只能是等。法律上来说，我们一样在等，你们没说我们不该走，也没说不让我们走，也没说不答复我们。
佐真：在您做这些人权事件的时候，您多次被带走，被抓捕、被非法关押、限制自由，被以暴力的方式打断阻止了非暴力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您会以什么样的心境对待？
曹顺利：我们只能很无奈的迎着他们了，警察来抓我了，我跟警察说，一天24小时你来抓我，我随时跟你走，我也提醒你们，不管你们觉得这件事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你们应该知道这是很无奈的选择，也是很艰苦的，如果不是有冤被逼到死胡同，你们一天花100快雇我们，我们也没人来，你们用什么手段来对待我，我都可以忍受，像7月1日抓我们，我们有人争了两句就被抬走了。我们是一个棋子，你们掌握那么大的国家机器来对待我们，我们无力的抗争，也无力反抗，这是一只很无奈的选择。
佐真：从刚开始散沙式参与到今天小有默契的配合，您觉得参与撰写中国国家人权报告，这些年您和其余志趣相投的朋友最大的进步在哪里？
曹顺利：这个不太好说，各人有各人的感受，反正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上访其实是人权问题了，外交部有个人权处，他要在联合国写报告，我们就想让它把报告说的实在点，可能这是初步的认识吧，知道中国有人权这个问题了，知道好多中国人权的事，对人权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也知道了怎么去维护人权，我觉得这就是对这个事情的作用吧。
佐真：您持续性的要求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撰写《人权行动计划书》，这些有什么值得我们持续坚守的理由？
曹顺利：要求很简单，就想解决上访问题，这个群体里边都有上访问题，没有上访问题的朋友还没有加到这个群体里边，只要把这些中国的上访问题坚决了，可能这个群体的坚持也就结束了。
现在只是这个群体在坚持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国家人权报告，别的像知识界的精英呀等，还没有提这些问题的，不管我们的作用是大是小，是有还是无，但是我们提出来了。这是民间的权利，我们只是代表弱势群体，其它的我们还没有代表他们，说白了还是权利的问题，别的群体也有这个权利，联合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手册包括了18个群体，私企、专家、学校、研究机构等等都有这个权利， 在中国参加报告编写一是官方，替官方服务的机构，面很窄，没有真正的民间力量参与。
佐真：您觉得人权在您心中是什么？请用一句话概括。
曹顺利：最实在的说法就是，人权把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好了，
采访结束的时候，曹顺利要晚上值班，防止别人骚扰。其余人都在地上睡在纸箱上边。继续她们的理想坚持！
引用万延海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讲：中国外交部人权处负责具体召集国家人权报告的撰写，所以关注自身权益的访民群体来找外交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政府应该欢迎访民群体的到来，不仅把他们遭遇的人权问题写入到国家报告里，对国家人权状况进行真实的评价，同时也吸纳访民们参与到国家人权行动中，政府和人民共同来维护人民的权利，共建安定团结的国家政治环境，实现中国领导人所谓的“中国梦”。中共中央近期反复强调中共要走“群众路线”，就是联合国人权机构强调的政府和民间社会对话、和民间社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意思。
采访完曹顺利，让我们的懂得自身虽然弱小，但是我们能坚守的事情很多。制度虽然恶劣，但是我们用理性、平和去迎接它。人权问题事关每个公民，不止需要访民去关注，也需要主流的各个团体去维护，今天你不把权力关进笼子，明天权力就会让你失去自由!!
最新消息：7月25日晚，外交部前又有新动作，有工人在外交部前打洞钉栅栏。7月26日一大早，警察又来对坚持在外交部前的民众登记了。[组图]本刊赴湖南精神病院专访六次被精神病的张治
本刊志愿者赴湖南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探访张治
张治，女，苗族，湖南省吉首市花垣县团结镇老王寨村人，农民，曾用名张志娥，出生于1972年10月20日，没有上过学，但她通过自学，使自己有了一定的书写和阅读的能力。2000年，因家庭分户要求镇政府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自家住房被镇政府保护的矿主强占等问题而上访。2004年起，先后六次被县、镇两级政府送进精神病院。
2013年2月3日，笔者专程来到了吉首市荣复医院，并进入到病房内部，对仍被关在精神病院的张治进行了采访。
2月3日是个周末，在吉首另一位访民老田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从外表看，这家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康复治疗的医院似是正在施工扩建。我们直接将车开到了后院的住院部，在和护士进行沟通后，护士答应把张治叫出来见我们。当护士打开通往病房的大铁门后，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患者在被铁门封闭了的走廊中散步。老田喊了两声张治，张治走了出来。由于老田之前来过并和张治做了交代，所以在老田介绍我后，张治并未感到吃惊。住院部的大厅没有谈话的地方，护士又不允许张治到外面，所以，我们再次找护士沟通，让我们能进到张治的病房，护士毫不反对的又答应了。我曾就此问题询问过张治，何以这里的护士对她态度这样好？张治回答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女病人上吊自杀，是她及时发现并协助医院进行了解救，为医院挽回了20多万元的损失。另外，她还经常帮助护士看护、照顾病人，随着接触的增多，护士对她也逐渐有了信任感，很多事办起来也就宽松多了。
以下是笔者在病房内与张治的对话，在谈话的过程中，张治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要回家”。
请简单谈谈您被送精神病医院的经过和在医院里的情况？是否做过诊断？
张治：我的土地在2000年被石昌民霸占，不归还我，我不服，因为这个我上访，花垣县政府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6次，其中送到这个医院就有4次。还有两次送到永顺县精神病院。一共在精神病院关了2年零2个月。
这次是因为我去北京上访，我被北京警察扣押，扣了我的身份证件，叫我们驻京办事处来接我。办事处姓马的书记把我送上车，一到吉首就把我送到这里。送我的人叫石兴和，就是花垣县政府的。2012年10月31日我被送到这里，截止今天，来这里已经三个月零三天。医院给我检查，并没告诉我检查结果。我去北京安定医院检查过两次，2011年我去了一次，2012年我去了一次，检查结果都说我没有精神病。这个医院就听政府的，检查了，虽然没有精神病，但是不给我检查结果。我的主治医生叫黄亮，给我吃的药，我也没吃，我把它放起来了，是新定安。还给我打针，一个月打两次。一给我打针，我的脚就勾起来了，走不了路了。他打的是长效针，半个月打一针，打完后我就心慌，就给我吃这个药。现在他们只给我吃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我向医院申请出院回家过年，我跟她们说，我父亲来接我，你们放我出去，我要回家过年，我要照顾老人，我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妈妈也七十多岁了，我要回家。医院的彭文主任不肯放我回家，说要政府来接我才行。
是否受过捆绑、虐待等？是否允许家属探视？
张治：以前给我打电针，不允许我说正常话，我说正常话他不听。以前还打我，现在不打了。三个多月来，每天就在这个走廊里走动，从未出过这个铁门。你们来，我是三个月来头一次走出这个铁门。以前不允许家人探望，现在允许了。花垣县政府将我送来的，政府送来就送来了，没有家属签字，他（医院）就错在这里。
张治的希望
张治：我想回家，我要求政府接我回去，我要自由，我要政府赔偿我多年的损失，我想生存。在这里，我休息不好，整天就想死，死又死不了，因为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想你们给我解救回去。我在这里已经三个多月，哪一个治疗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治疗？我土地被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我妈妈不能自理，要靠我照顾，我想回家，回家过年，与家人团圆。我知道你们同情我，我写了一封求救信，我想寄出去，但寄不出去，没办法。我的孩子不知道在哪里，上学也不知道学习怎么样，他今年14岁了，上初中了。我看到了一张报纸，也是我们上访人，我看她也很凄惨，我一看我就掉眼泪了。伊春的那个被关在太平间的女子，腿也被打断了，孩子也丢了，她比我还惨。
后记
走出医院后，我又向和张治一起上访的其他几位访民（老田、王大姐、小高）了解了一些有关张治的情况。他们中的老田，热心、善良、有担当。王大姐和小高都很淳朴。交谈中，他们一致认为张治根本没有精神病，是很正常的一个人。王大姐谈到在他们访民中，还有一个姓苻、叫苻建的，08年被送到精神病院，一直到现在都不许探望，那是个比张治更悲惨的人，因为被部队的丈夫抛弃而上访，家中现仅有一个90余岁的继母，再无其他亲人。关在精神病院这么多年没人管，有一次她去探望，医院不让见，苻建在窗内看见了她，喊她，和她说想出去，真的很可怜。
后来，在三位访民的陪同下，我们又驱车赶到张治的家—花垣县团结镇老王寨村，一个偏远的、道路泥泞的地方。张治的堂弟接待了我们，领我们到了张治的家。但是，让我震惊的，正是张治这个所谓的“家”。这与其称之为家，不若说是伞盖更合适。因为它连窝棚都不如，窝棚也要有堵墙的，要有烧菜做饭的家什的。可这算怎样的一个住所？几根低矮的木棍，支撑着几张塑料布，算是挡雨，四处则裸露着。有一张破木床摆在那，人在塑料布下，要弯着腰。见不到厨房、见不到桌椅，整个就是流浪汉的一个临时居所。张治妈妈的住处紧挨着张治的住处，更低矮，我蹲着看了一下里面，甚至连张床也没有，也未见有被褥。张治的老妈妈已经痴呆，坐在所谓房子外面的水台边，叨叨咕咕的在自言自语。也许在她的精神里，已经没有了烦恼。世界本是虚无的，于她更是。也许，这样倒好。
村民们一见我在摄像，就要求我删掉摄录他们的部分。他们和老田用当地话聊着，我不大听得懂。回来的路上，老田边开车边和我讲解，他说，村民们和他说，以前有过记者来采访张治，被镇政府指使的黑社会人员把车都给砸了。镇政府还威胁村民说，以后谁再来看张治，都要到政府谈，禁止村民们谈，否则没有好果子吃。张治堂弟的老婆因他带我们到张治住处，还埋怨他多事。
我的心凄冷冷的，为这非人间。
离开医院时，护士曾说5号镇政府会来把张治接走。我要等。
但是，5号过去了，并没有张治的音讯，她说过，一出来，就会给老田打电话。
我只有返程，春节要到了，我也想着团圆。以下是张治六次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时间及简要情况：
第一次，2004年3月29日，团结镇镇长石维东（原）强制性的带领张治到吉首市永顺县精神病院进行精神病鉴定。从此，被精神病的可怕梦魇就一直追随着张治。
第二次，2005年元月9日，团结镇政府在花垣县领导的授意下，强行将张治送吉首市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治疗”了四个月。
第三次，2005年11月21日，花垣县信访办又将在北京上访的张治截回并送进荣复医院，此次强制时间长达一年零两个月。
第四次，此次距上次强制被精神病时间间距较长，是在2010年的9月18日，花垣县政府将从北京接回的张治送到荣复医院接受强制治疗，时间为一个多月。
第五次，2012年3月9日，花垣县政府将在北京上访的张治再次截回后，送到湘西自治州永顺县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了两个月之久。
第六次，2012年10月31日，为了十八大维稳需要，花垣县政府再次将张治接回后，又指使团结镇政府将张治送进了荣复医院接受强制治疗，直到2013年2月6日下午两点，在被强制三个月零六天后，张治被接出恢复自由。调查、撰稿：《中国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江河
2013、2
以下是张治在精神病院内的图片和视频：
哭着喊要回家的张治（视频截图）
关押张治的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外景（视频截图）
住院部（视频截图）
张治的家（视频截图）
张治精神病院内讲述自己的遭遇
张治：我想回家
张治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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