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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决定于2020年12月28日开庭审理被指控“寻衅滋事”的张展女士。至此，因2月初到武汉一线报道新冠病毒疫情，5月14日被上海警方跨界绑架回沪关押的张展女士，已被羁押7个多月，被长期戴脚镣与约束带，且因绝食抗议5个多月而致病弱脱像生命垂危让外界无法相认。在此情况下，中共当局不仅拒绝律师提出的取保候审与延期开庭申请，而且悍然要将危在旦夕的张展于10日后架上被告席。

据张展女士的代理律师任全牛于12月17日在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会见所述：她（张展）瘦弱的身躯坐进了“老虎凳”的铁椅子里，当然提人的狱警并没有把她双手用铁铐子固定在铁凳两边，原因当然还是她的双手仍在腰间被约束带固定着，不能活动胳膊和双臂！

在她摘下口罩的瞬间我看到了一个完全“脱像”的张展！因为我们都是在网路上看到过她的相片，头发浓厚面部肥实，一看就不是瘦小的人，而这一面看她，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了，面容苍白有皱褶，瘦的几乎就是皮包骨，因她身高大约在一米八左右，虽然冬天穿着一层厚棉衣，但仍能看出她瘦的几乎就是走路都打晃，几乎无法支撑自己高大的身体。同时也看到，她的鼻子里仍然插着那个强制灌食的塑料管儿。因知道她身体很虚弱，便也不鼓励她多讲话，不过在谈到她为何这么决绝的选择时，她头脑仍然清晰的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张展女士的心路历程简单总结便是：她作为一名笃信基督的人，在她近些年逐渐觉醒的情况下，她便无法再“岁月静好”下去了，虽然她曾经有很好的收入不错的工作，但她觉得，作为一个人她不能无视身边发生的罪恶与不义，她无法忍受发生在自己所处社会里人们的苦难，她要在坚定对神的信仰之下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她无法接受谎言与欺骗，更不愿意与黑暗共生，她被抓以后，仍然常常祷告，要为那些恶人罪人祷告赎罪，她绝食不是为了争取个人获自由，她觉得抓捕她就是这个社会对好人的迫害，在看守所里，她无法若无其事的该吃吃该喝喝的度过每一天，她要用绝食来表达自己最强烈的不配合罪恶迫害的态度！她甚至表达了只要一天没有迎来她期望的大光明，一天还在被迫害的环境中，她就不会停止绝食。虽然，我也试图用她能理解的方式劝慰她要保重，要明白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她都是坚定的回答她很清楚自己的所为。

从律师陈述会见情况可以看出，张展身体病弱得变形，在狱中遭受着强制灌食、戴脚镣与约束带等等酷刑。张展被上海检方指控涉嫌“寻衅滋事”，并被建议重判四至五年重刑。而中共公安与检察院列举的所谓罪证，完全是伪造，已经有被列入的所谓证人之一王定邦先生公开发布声明：“本人王定邦虽然懦弱苟且，但还做不出构陷义人的恶行来…一个政府和它的执法者如果不遵循它所制定的法律，执法犯法，以伪造的‘证言’来审判一个弱女子，这样的政府还有合法性吗？我希望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知耻后勇，不要做出自掘根基的行为！”

中共当局公然对张展女士伪造罪证构陷迫害，原因就是忌恨张展女士前往武汉一线实时报道武汉新冠肺炎情况，将疫情第一手资料披露给世界，危及了当局掩盖疫情实况与病毒真相的图谋。

张展女士出生于1983年9月2日，原籍陕西西安，本科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取得上海户籍。因不满中国政治现状，多次到上海人民大道、南京路举牌，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数百篇文章，长期批评中共当局一党专政腐败滥权、宣传自由民主等政治诉求，文风尖锐颇具针对性，因此多次被上海公安部门约谈、传唤、威胁、警告、拘押。2018年8月13日，被指利用国际互联网传播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而遭上海虹口公安处警告；2019年4月19日被指寻衅滋事行为而遭上海浦东公安局处行政拘留10日；2019年11月13日，因为撑着一支写有“结束社会主义，共产党下台”字样的雨伞，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游行，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留，被关押两个月后获释。出狱不久，张展于2月1日左右赶到武汉，对疫情进行第一手现场实时采访报道。在看到陈秋实、方斌等人纷纷被强迫失踪后，不惧风险，坚持在武汉现场采访报道。

张展一直在推特、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直播武汉的现场情况，并尽其所能地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人维权。她失联前数日，曾向朋友表示自己被人跟踪。张展5月10日的推文写道：“听见两个路人议论疫情舆论：怎么整天播报美国的疫情消息,中国的真实疫情不让人们了解？美国政府给美国人发钱，中国政府为什么给外国人发钱？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人们对新闻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评判。”她4月10日的推文内容就简单透露险情：“我旅馆住的人不多，有四个人是监视我的”。她5月13日晚还在汉口火车站广场进行YouTube直播，但自14日左右友人再没法联系上她。她朋友15日去其居住的汉口火车站附近的财广宾馆找她，宾馆职员说她已退房，并称“既然你来找她，应该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到5月17日，外界终于获悉张展已于15日被上海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实施刑事拘留，现羁押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外界普遍认为张展女士到武汉对疫情的报道，只是如实记录情况，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制的行为，但今天却被中共当局指控寻衅滋事，面临重判。究其根本就是一个“真实”，是因为张展将真实的武汉病毒情况告知了外界，所以触犯了中共掩盖真相的图谋，所以就招致牢狱之灾。

一个公民因为承担关怀社会的责任，践行宪法赋予的新闻、言论自由权利，居然就只能承受坐牢的命运，这就是中国当下的人权现实与法治状况。

张展是为了报道武汉病毒真相而坐牢，也就是为我们每个公民的生命安全而坐牢，她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规，却遭致酷刑迫害命运，当此开庭之际，一切有正义心、良知未泯、人性未死的人士，都该大声疾呼：张展无罪！停止迫害！张展回家！

民生观察 2020年12月18日

12月2日，中共掌控下的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对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成员周庭及前主席林朗彦被指于去年6月参与包围香港警察总部，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作出判决，三人即时监禁:黄之锋:13.5个月，周庭:10个月，林朗彦:7个月。这是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后，废弃一国两制，消灭香港司法独立，使香港大陆极权化的又一践踏人权与法治的铁证。

黄之锋、周庭、林朗彥三君子被判刑案件，与2019年6月21日香港数以万计示威者聚集在香港警察总部外抗议有关。该案于2020年11月23日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三人对自己所行坦承相认，随后三人被监禁。法院决定于12月2日宣判。

在当日开庭前，黄之锋、周庭、林朗彥三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香港未来表达了各自的期待、忧虑与不安。周庭在开庭前说：“虽然我对诸多未知的未来，包括马上的判决，会有诸多不安，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有许多比我们牺牲更多的‘手足’们，也许正面对着更困难的处境。”林朗彦说：“我相信无论是香港市民的亲眼见闻，还是国际专家所言，都显示出香港警察的合法性已完全崩溃。包围警总（警察总部）到底是罪案还是伸张正义，争取民主的必要之举，我相信香港人心里早有答案。”黄之锋说：“面对《国安法》的打压，白色恐怖的来临，即使我们面对监禁，我们也不会放弃在这艰难时刻，呼吁香港人在这民主运动的低谷中互相扶持，那是更加可贵的。”

现年24岁的黄之锋，26岁的林朗彦，以及刚满24周岁的周庭均为前中学生社会运动组织“学民思潮”成员，“学民思潮”解散后一同过渡至政治团体“香港众志”，直到今年6月30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香港国安法》，“香港众志”宣布解散为止。当时林朗彦是该政团的主席，黄之锋则是秘书长。

黄之锋与林朗彦曾因香港的其他示威案件被过判刑，周庭则是首次被定罪，她在今年8月与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被指控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另案拘捕。黄之锋与周庭刚于今年大学本科毕业，尚未出席毕业典礼。

2019年香港民众掀起了反送中抗议运动，三人被判刑的这起案件发生前，多个网上团体向港府定出2019年6月20日傍晚为最后期限，要求撤销《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释放并撤销起诉此前被捕之示威者、收回港府对6月12日警民冲突之“暴动”定性，并追究冲突期间警员涉嫌滥用暴力与滥权的行为。但港府在中共强硬操控与施压下拒绝作出回应。结果民众于6月21日前往警署抗议。

香港警方于2019年8月底逮捕周庭与黄之锋，林朗彦则于9月初返回香港入境时被捕。警方当时起诉黄之锋“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起诉周庭“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起诉林朗彦“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

案件于今年7月6日提讯时，周庭认罪，其余两人不认罪。裁判官于8月确定在11月23日开审，开庭前黄之锋、林朗彥与律师面谈后承认港府指控。

中共大陆官方一直将黄之锋、周庭、林朗彥等等参与香港民众反送中抗议运动人士污称为“乱港份子”，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强行推出《国安法》后，严酷镇压香港民众，将要求香港民主与自治的社会活动人士纷纷拘押，现在又将黄之锋、周庭、林朗彥三君子投监。

中共极权统治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统治，意欲将香港沿袭英国的民主、法治、人权等等现代文明元素铲除由来已久，中共党首习近平上台后，更是强力推行香港的大陆化，不仅先将送中条例予以修订，在遭致香港民众激烈反对后，不思改正而变本加厉，强推出了自食一国两制承诺及毁灭香港法治民主的《国安法》，将香港彻底大陆极权化。并以此为据而展开对香港社会致力推进民主法治人士的大清洗、大镇压，使香港民众回到大陆的奴役地位。

今天，中共在强推《国安法》背景下操控香港司法而对黄之锋、周庭、林朗彥三人的判刑，向世界揭示着中共践踏人权，毁弃香港一国两制，消灭香港司法独立，使香港执法完全听命中共极权集团的实质。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如此公然挑衅人类文明，践踏公民宪法权利，忤逆人类法治民主历史潮流的行径，必将遭到文明世界的唾弃，必将遭致历史发展规律的惩罚。因此，民生观察在此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释放黄之锋、周庭、林朗彥等等香港社会活动人士，尊重香港民意，还香港以民主与法治！

民生观察 2020年12月2日

日前，广西钦州市南区政府网站发布，钦南区二轻工业联合社11月17日发出《关于钦州市羽绒制品厂部分职工违规选举对抗组织的情况通报》称，羽绒厂原班子职工不服从联社任命决定，违反规定，另搞一套，组织职工自行选举厂长和职工代表，此行为错误严重，性质恶劣，选举无效。此则消息让人读来啼笑皆非，从中看到钦州当局的法盲本性，同时也深感中国当下权大于法，组织强奸宪法，以组织公然剥夺公民选举权、参与权及结社自由权的宪法权利的严酷现实。

据通报称，钦州市羽绒制品厂原领导班子拒不执行巡察整改，不服从联社财务统聘统管监管，拒不配合财务审计监督。根据原班子的错误事实和不作为，联社决定调整厂领导班子，免去黄兆宝羽绒厂厂长职务。羽绒厂原班子职工不服从联社任命决定，违反规定，另搞一套，组织职工自行选举厂长和职工代表。2020年10月30日擅自发布公告，选举黄兆宝等11名退休人员、容振强等11名在职职工为职工代表；11月6日擅自发布公告，选举黄兆宝为职代会主任、容振强和陈家威为副主任，选举黄兆宝为厂长。此行为错误严重，性质恶劣，选举无效。

从中共钦州南区政府通报可以看到，钦州羽绒制品厂职工选举自身企业的职工代表，成立职代会，并选举自己的厂长。这从职代会作为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而言，职工代表理所当然地是职工自己选举产生，而不应该是所谓组织任命或从中操作的指定人员。钦州羽绒制品厂职工选举自己的职工代表，这于法于理于情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竟遭致中共主导的所谓联合社否决及通报。

要了解清楚这次羽绒厂职工自己选举代表被否决问题，就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联合社”，依照中共官网介绍：联合社主要是指在一定行政区域内设置的合作组织联合体，如某乡养鸡合作社、某县养鸡联合社，某市养鸡联合会等。联合社性质，属于合作组织联合体，一般条件：由农民发起创立等；专业条件：须由该专业的带头人发起创立等。

从介绍可见，联合社是个行业自发性联合体，不应该是中共官方主导的权力机构，也不是管理行业内各企业的机构。

然而，钦州二轻工业联合社的官方介绍却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令、法规，以及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自治区、市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的指示、决议，结合实际，制订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工作职责：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令、法规，以及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自治区、市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的指示、决议，结合实际，制订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⑵指导二轻集体经济的发展，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监督实施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⑶负责二轻系统各类生产、技措、技改、基建、财务月、季、年度报表的汇总、分析和上报，向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二轻系统在发展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并提出相关的建议。⑷负责全区二轻行业管理、指导、维护、协调和服务。⑸承担区政府交办的有关事项。

由钦州二轻工业联合社的介绍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社已经是个受命中共统治需要的权力机构。对联合的企业具有管理权，具有对经营管理领导人任命与职工代表指定的权利，而对企业职工自己选举代表与厂长具有否决权。如此，联合社事实上就成为了主管企业一切的权力机构。这显然与联合社应有的性质相违背，而成为了行业企业的婆婆。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共大陆出现的联合社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当时中共通过在自发名义下的强制性暴力手段，将大量民营企业收归合作社下的集体或国有。改革开放后，中共一度放松了这种权力主导下的联合社管理，但是中共党首习近平上台后，力主国进民退，叫嚣国有企业是自己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于是在全国强化推进对民营企业与集体企业的管控，成立了各种操控民营与集体企业的机构，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在中共大陆注册的私人合资企业也常被归于集体企业名下，如此一来中国私人合资企业就事实变成了中共管控下的集体企业。

从中共钦州南区二轻工业联合社本次任命羽绒厂厂长与职工代表，而否决职工自己选举代表与厂长来看，联合社已经完全剥夺了职工宪法赋予的选举权、参与权与结社权，事实将整个企业变成了中共权力主导下的国有企业性质。

中共为了延续自身极权统治，近年来在全国推进公私合营，将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一批民营企业强制纳入改造合营范围，事实就是再次重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化道路，将私营经济国营化，消灭私有制。钦州当局公然以“组织”名义，通过联合社剥夺职工选举代表，成立职代会，进而选举厂长的履行宪法权利的行径，揭示着中共统治对企业强化管控，让一切企业姓党的实质。

中共集团肆意剥夺职工宪法权利，将所有企业以组织名义强制姓党，接受极权管控，重回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路，这必将带来中国经济重复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崩溃命运，给国民带来毁灭性灾难。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尊重宪法，保障企业职工参与权、选举权与结社权的宪法权利，给企业以自主经营的活路，给中国经济以生机。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7日

（编者按：作者为“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律师，仅代表该律师个人观点，不代表“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观点。“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是由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和众公益律师共同发起。）

新冠肺炎爆发的起始点大致可以确定为2019年12月上、中旬，从那时算起疫情已经祸害人类将近一年。新冠肺炎爆发于武汉，故民间对其有“武汉肺炎”之称；由于中共在疫情爆发之初至少二十天左右的防疫黄金期间内恶意掩盖疫情，蛮横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致使疫情蔓延全球，民间及国际社会又将新冠称为“中共肺炎”。“中共肺炎”之称谓抓住了中共因恶意掩盖疫情真相、压制真实声音而对疫情蔓延所负之责任。毫无疑问，疫情在中国及全球仍处于肆虐不确定的期间。目前，中共官方公布中国累计确诊92，000余例，累计死亡4700余例；全球累计确诊约1345万例，累计死亡约125.5万例。疫情之严重可谓惨不忍睹！从中共官方一贯弄虚作假、掩盖所谓负面真相的历史劣迹，特别是此次疫情初期各级衙门竭力掩盖的恶行来看，中共承认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毫无疑问大大缩水，不足为信。

从2020年1月下旬中共无法继续掩盖疫情真相、疫情终于彻底暴露开始，中共政府应当对疫情受害者及其家庭赔偿的问题即浮出台面，民间主张中共政府应当赔偿的声音不绝于耳，以美国为首的多个西方强国也明确主张中共应当承担国际赔偿责任。然而，中共不仅拒不承认自己存在故意掩盖疫情真相，强横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的主观过错，反而以病毒来源于自然界为由大肆耍赖，企图彻底推卸对于疫情泛滥和扩散的责任。

无论是对个体的人还是对一个组织、政党、国家而言，责任总是与过错相联系的。无过错则无责任，对于纯客观的、缺少人的主观过错参与的事件，如地震等自然灾害，任何人、组织、政党、国家都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尽管可以在道义上分担补偿责任。相反，有过错则必有责任，无论是人、组织、政党、国家自己主动实施的过错行为，还是原本纯客观的事件发生之后，个体的人、组织、政党、国家因过失或故意放任而在该事件之上施加了过错；前者如一战、二战的战争赔偿责任，后者则如中共今番在武汉肺炎（中共肺炎）疫情上的恶意掩盖、打压李文亮等吹哨者，导致疫情泛滥全球而应承担的过错责任。

确定无疑的是，中共政府在其被迫公开疫情之前至少存在约二十天至一个月的掩盖和打压期间。参与掩盖和打压的人员、部门不仅限于中共湖北省委及湖北省卫健委、武汉市委及武汉卫健委、武汉市公安局、中共武汉市中心医院外行女党委书记—这是一个毫无必要的笑柄式的赘疣职位—蔡莉，更包括中共公安部及其鹰犬、因屡屡发布强迫认罪画面而声名狼藉的央视，以及已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疫情论文的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等部门和人员。2020年1月2日—3日，早已臭名昭著的央视全天候滚动播出关于所谓八名散布不实信息者被武汉公安非法传唤、恐吓的报道，足以证明中共公安部直接参与了对疫情的掩盖和对李文亮等吹哨者的打压。这是因为，央视之所以像它过去屡屡撒谎一样，再次在疫情问题上公然撒谎，毫无疑问是武汉和湖北两级公安上报至中共公安部后、受公安部指令后而为。同理，武汉中南路派出所滥用警权、非法传唤并恐吓无任何违法行为的李文亮医生，也是武汉市公安局直接指令的，而外行女书记蔡莉对艾芬医生的恐吓和咆哮显然也是武汉市卫健委甚至中共武汉市委指令的结果。从1月初至1月17日，武汉市卫健委对大量疑似和确诊病例隐匿不报，并一直谎称“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武汉封城前，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反复多次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疑似病例，武汉市卫健委竟屡次三番荒谬地斥责中南医院“政治觉悟不高”！这就是中共特有的所谓政治正确！中共一贯就是以这种另类政治正确强压科学和事实的！中共一向口口声声的所谓实事求是，中共最高党校门口所树立的“实事求是”招牌，从来就是愚弄人民、欺世盗名的！

上述个人和部门的过错和行为显然绝非其个人和部门的孤立行为，而是中共整部历史上一以贯之营造虚假繁荣、太平盛世、报喜不报忧的逻辑必然，是中共整个权力体系针对武汉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过错、渎职和侵害行为，其逻辑和行为的必然性与“大跃进”、“文革”、“六四”以及最近的2003年北京“非典”初期的恶意掩盖毫无二致。正是由于自武汉地方经湖北省到中共最高层的系统性掩盖、打压之权力体系过错，终致疫情在被迫公开之前已首先在武汉蔓延开来，随后在春节来临、武汉封城之前的数日内蔓延至湖北全省和全国，继而在临封城之际的数小时后又泄露决定武汉封城之机密，短时间内大量人员离开武汉，分赴全国和全球，疫情终于蔓延全国，扩散全球。

弄虚作假是中共权力体系的内在习性。在本次疫情中，中共不仅存在对中国人民撒谎、打压的过错，而且也同样存在对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撒谎、欺骗的过错。正像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早已被中国重金收买和渗透一样，世界卫生组织也同样早已被中共金钱收买和腐蚀。中国被迫公开疫情之初，世卫组织一再随中共的指令起舞，按中共的口径通报疫情，一厢情愿地淡化疫情威胁，一再毫无根据地吹嘘疫情可防可控。及至美国总统川普下达暂停中美直航的行政命令后，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华春莹等人竟毫不顾及外交礼仪，公然对美国无端指责。时至今日，疫情波及全球，世界各国几无幸免，显然与中共恶意掩盖疫情、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致使中国自己及全球均错失疫情防控最佳时机，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

李文亮、艾芬医生被恐吓、打压以及央视恶意撒谎、发布虚假新闻等等信息足以确证中共权力体系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存在根本性的主观过错。不仅如此，之后被迫逃亡美国的医学博士阎丽梦所披露的信息也进一步坐实了中共卫生行政和医疗体系内部存在更为广泛的恶意掩盖疫情的过错。

尽管中共存在如此明显和重大的过错，理应对本国和各国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中共政权的恶劣秉性，有法律专家认为，中共对其在疫情早期系统性的掩盖和打压而对国民特别是武汉市民（包括路过武汉而染疫者）所造成的损害和伤害，依中共自己的法律，居然无须赔偿，受害者及其家人居然无法获得赔偿。这是因为，在法理和中共的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上，中共的掩盖和打压行为都不是所谓面向具体受害人的民事侵害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而是面向不确定公众的抽象决策行为和政治行为，中共自认无需对受害个体担责，疫情受害者及其家人根本不可能通过诉讼渠道获得赔偿。此外，鉴于中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绝不认错的专制习性，中共也不可能通过政治渠道一揽子地确认、承担其掩盖、打压行为所导致的疫情扩散及不确定数量的公众染疫受害之责任，恰如对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的空头平反、中共从不承担物质性的赔偿责任一样。中共绝不会敞开对人民赔偿的口子，否则历次无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及其后人会随即跟进，纷纷向中共索赔，中共仅因赔偿就将颜面扫地、大厦倾覆。尽管中共理当赔偿并且应当首先以其党费进行赔偿，尽管完全可以类比适用中共自己的民事法律、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法律，把中共的这种抽象决策行为和政治行为分解、化约为对每一个染疫受害人及其家庭的具体侵害行为，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国家赔偿诉讼的个案机制解决疫情赔偿问题，或者，中共完全可以制定特别法律，专门解决因其恶意决策和政治过错所导致的疫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中共统统不会敞开赔偿的窗口。中共的整部历史早已表明，人民对它提出的任何形式的赔偿、索赔要求，都无异于与虎谋皮！对中国人民，中共向来是一毛不拔的！

至于国际赔偿责任，在中国历史上倒是有先例可循。十九世纪中后期，因颟顸抓捕英国外交人员巴夏礼等人或因杀戮西方传教士等等恶行，清政府都承担了对外赔偿之责。然而，中共显然绝无就其疫情过错对外承担任何责任的打算，国际社会虽然也发出过零落的向中共索赔之声，但尚未见到任一外国政府正式向中共发出索赔的声明或者发起索赔的法律或外交行动。

其实，无论是对本国人民，还是对受中共肺炎危害的其他国家，中共原本均不需承担赔偿责任的，只要中共像各文明法治国家一样，不掩盖疫情真相，不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它就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就没有人为地放大疫情，自然也就无需承担责任。问题在于，中共政权是与法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不掩盖真相，不隐藏它所认定的负面信息和负能量，不打压披露真相者，中共就不是中共了！

犹如苏共以及所有原共产集权一体制样，中共一直就是国际社会的另类、弃儿和孤家寡人，此次疫情进一步使中共在国际社会陷入更深的孤立。中共而今自认具有既能压制本国人民又能对抗国际主流社会的实力，推诿责任是必然的。无论事实上能否获得赔偿，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应明确认识到，中共的过错首要的是其作为执政党的过错，而非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的过错；中共首先应当以其党费进行赔偿，其次才是以国家财政进行赔偿，即中国人民、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都应当明确把中共与中国、中共与中国人民严格区分开来，各国政府和人民不应把对中共的怨气转移到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身上，尤其不应把对中共的怨气迁怒于当地的华人。

（编按：作者为“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律师，仅代表该律师个人观点，不代表“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观点。“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是由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和众公益律师共同发起。）

中共肺炎疫情肆虐近一年来，已有张海、徐敏、彭宏建、钟汉能、杨敏五位公民因自己染疫家人病故而起诉中共武汉市政府，另有湖北省宜昌市公职人员谭军毅然摆脱身份束缚、就中共肺炎疫情对中共湖北省政府提起了公益性的行政诉讼，后来又有武汉市民姚青就武汉封城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

意料之中的，在中共的虚假法治环境下，所有这些诉讼无一例外地统统被中共法院强横驳回。不仅驳回，中共更指示其公安恶警非法持续跟踪、监听、骚扰张海等原告，大肆污名化参与发起“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公益人士杨占青和律师陈建刚、滕彪等，中共明目张胆地践踏自己制定、颁布的法律，赤裸裸地实行流氓统治，向中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宣告了在中共治下法治已死、法律已死、司法已死，撕掉了伪装多年的法治画皮。

众所周知，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所有争端无不可以转化为法律诉讼，无不可交由法院裁决。如正在发生的美国总统大选之争。然而，在中共这样党高于国、党大于法的国度，法律只是中共统治人民的刀把子，只是对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只有有利于或至少不损害中共一党特权的争端才有可能进入司法程序，也即只有平民之间互相争讼、不直接涉及中共自身特权利益的案件才可能被中共的法院受理并得到裁判，至于裁判是否公正需另当别论。凡直接或间接触动中共党国利益，特别是被中共视为伤及其特权和强权体制的案件，中共决不允许进入司法程序，绝不允许通过正常司法个案的形式得以裁判。正因为如此，中共自己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才完全称为笼子的耳朵，成为欺世盗名、愚弄国际视听和国内底层民众的把戏。也正因为如此，无论中共当局的政法委或所谓的最高法院无数次重复有案必立、公正司法的老调，通通都是水月镜花，绝不可能兑现。

像公款吃喝等等其他所有中共固有顽疾一样，中共为解决立案难的问题，发布过无数遍的“重申”、“进一步”之类的无聊规定，最近一次的官样文章大概是2015年的所谓立案登记制改革。该所谓改革甫一出台，中共官媒山呼海啸般地鼓吹叫好，吹嘘可一举解决立案难的痼疾。然而，由于法律、司法作为中共刀把子和专政工具的本质不改，也不可能改，立案机制或者任何单纯的司法机制的小修小补，甚至任何单部法律的颁布，都根本不可能改善中共的司法，尤其是在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冤假错案以及近些年来中共频频上演的颠覆类犯罪闹剧中，立案难、辩护难、法律上完全正确的辩护意见被强横拒绝等等中共特有的司法顽症都压根不可能有任何改善，立案登记制之类李鸿章似的裱糊技法至多只能对纯民间的、民事的即私人争端的立案难稍有缓解。一言以蔽之，中共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乱象，中共司法之成为人类司法史上的笑柄，问题根本不在司法本身，而在司法之外，而在司法背后的所谓政治，而在中共向来只把法律和司法作为其所谓政治的奴仆，而在中共本身！里根总统曾说“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在今天的中国，中共本身及其党在法上的党国体制则正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是司法公正、政治腐败、宪政不昌的总根源！

张海等人对中共政府提起的多起诉讼在形式上尽管表现为司法个案，但本质上却直指武汉市、湖北省以及中共的国家卫健委和疾控中心，直指中共及其反宪政、反人民的权力体制，具有向国人揭开中公权力体系邪恶内核并可能导致中共崩盘的功能—中共各级尤其是高层及其智囊对此无疑是一目了然的，正如胡耀邦、万里等中共前高层人士曾言“如果人民知道了真相，还会允许我们坐在台上吗？”因此，对张海等人的起诉，中共当然是极其恐惧的，当然会暗中指令一直是其刀把子和专政工具的“人民”法院拒绝受理，并且蛮横地拒不出具可作为上诉根据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或者上诉后仍同样被强横驳回，张海等人的上诉机会和权利与起诉权利一样都被中共法院一并剥夺。不仅如此，中共更公然安排臭名昭著的公安国保这一中共的盖世太保机构对张海等人非法跟踪、盯梢、骚扰。在今日中共治下，哪里还有什么法治和正常的司法！中共那里还把法律放在眼里，尽管法律是中共自己制定的！凡是能够维持中共腐败的党国体制的手段，哪怕是饮鸩止渴似的手段，哪怕是强迫失踪、破门而入等等流氓无赖的手段，只要暂且能够貌似使中共僵死的党国体制苟延残喘片刻，中共都会使用。不仅一线的公安国保、检察院、法院明目张胆地使用，而且上层及最高层也默许、纵容、乐见下级使用，并以其已经流失殆尽的信誉为各级公检法的非法行为背书、买单、撑腰。“709大抓捕”是这样，中国全境此起彼伏上演着的其他所谓颠覆罪、寻衅滋事罪闹剧是这样，张海等人起诉被强横拒绝并被持续骚扰也是这样。

中共政府无理拒绝张海等人的起诉，继续宣告了其冠冕堂皇之法治国家骗局的破产。法治，在中共治下只能是忽悠人民、愚弄世人、混淆国际视听的遮羞布。张海等人起诉被拒再次提醒善良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撒谎成性的中共是不肯、不甘彻底实现宪政、法治的，因为中共及其智囊清楚地知道其党国体制与宪政、法治是水火不容的；中共绝不肯放弃法律、司法是刀把子和专政工具的僵死思维，绝不肯尊重司法固有的运行规律，绝不肯撤回操纵司法的黑手、让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则作为司法起点的立案即不能独立，则该立的案不予立案之中共痼疾绝不可能根治。张海等人的立案被拒遭遇告诫中国人民，特别是长期奔波在上访、信访死路上的访民们，是清醒认识中共、放弃对中共任何幻想的时候了！

中共央视11月3日晚间新闻联播长达66分钟，其中1/3的时间用来口播中共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所谓《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内中提及“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要在‘一部分人先富’之后必须要有的‘先富带动后富’，如果有的先富不愿意带动后富，那就得让他愿意。”对于深谙中共极权话语体系者来说，这就是中共当局在所谓新时期再度明确发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号令。只是此“分”不是分给天下民众而是权贵集团以充盈国库的名义分赃自肥。

中共红二代、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现流亡美国且遭致中共开除党籍与取消退休待遇的蔡霞女士于11月5日通过推特留言：“中共昨晚发布新的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从这些又玄乎又空洞的高大上口号词汇后面，解读出其真实含义，确实需要有在中共极权统治下长期生活的亲身体验。这个图片的最后一句话是‘点睛之笔’。‘打土豪分田地’现在可有新用法了：‘打土豪占田地’，以‘先富带后富’为名的直接抢夺归中共国‘党库国库’。”

应该承认，蔡霞女士对中共《建议》的解读是精准的，因为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深刻注释着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正在开展着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打土豪占田地”运动。虽然这场运动被中共披挂起“共同富裕”与“先富带动后富”的光鲜外衣，但其抢夺民营企业主财富，消灭民营企业，实现国进民退目标，使全国财富只姓“党”名义下的“权力所有”实质昭然若揭。

中共十八大后，新掌权的党魁就曾提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称国有企业是“自己人”，言外之意就是民营企业是外人。后来中共御用文士就在媒体上公开喊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认为“在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即公开声称民营企业应该退场。

社会对于民营企业应该退场论反响强烈，使原本倍受压抑的民企更加雪上加霜，由此中共当局曾为了安抚民营企业或者是为了暂时稳住民营企业，而出面声称没有民营企业退场意思，但是中国大地接连发生的一系列各地出台的政策却明证着国进民退正在加速进程。如网络披露的青岛市总工会《关于选派工会干部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挂职第一主席的实施意见》，显示中共已经着手对民企进行管控。而大规模的要求民企接受国企合营，并公然将一些民企收归政府管理，逼退大型企业控股人与管理者，在短短几年已经将全国众多民企改换成了不挂国企牌子的国企，与此同时，大量民营企业主被以各种不同名义投入监狱，而他们的资产被收归国有名义下的权力所有。且这种全国性收缴民营企业的运动这两年来毫无减缓迹象而是愈演愈烈。虽然中共当局在一些媒体与文件中也对外宣讲说民营企业发展得到重视，承认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但现实事实恰恰相反。今天中共在《建议》中终于公开宣示“如果有的先富不愿意带动后富，那就得让他愿意”，将这场争论与疑惑近两年的国进民退之论一锤定音。

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经济近40年来的发展，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创造了50%以上的财政收入，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技术创新，以及80%的就业。然而，民营企业毕竟是遵循市场发展规律且资财归属于个人，这就违犯了极权体制权力要掌控一切，权力要霸占一切的原则，于是在中共极权面临文明世界围堵而出现经济危机时，消灭民营企业，将民营企业国有化，就成为了极权集团不二的选择。

大家应该看到，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从来没有落实过任何事关公民财产所有权等等的经济权，当然也更没有落实过公民的言论自由等等基本政治权利，同时也没有法律真正保护公民人权，因此随时准备为了维护极权统治而剿灭一切民营企业就是中共极权预设的伏笔。不管中共最终通过何种名义，消灭民企已成必然。

中共曾经为了夺取中国大陆政权而在所谓民主革命时期抛出过打土豪分田地，也一度将田地的确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贫下中农，然而，随着夺取大陆政权的成功与稳固，很快中共就在1957年后通过人民公社，将农民手上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并且至今只允许土地公有。可见，曾经的打土豪分田地是欺骗，是为了让农民为中共夺权卖命，夺权成功后马上变卦，收回田地为权力所有。今天中共再度祭起所谓“共同富裕”，本质上跟当年的“分田到户，耕者有其田”是一样的，最后不是为了民众真正的共同富裕，而是为了抢夺民企的财产与市场，为了进一步稳固极权的统治。

面对中共当局今天公然发出的“先富不愿意带动后富，那就得让他愿意”的完全不顾法制与人权的抢夺号令，中国民营企业主应该清醒认识自己的处境，并且切实认清如果没有现代文明的民主与法治保障自己的人权，自己的生命与财产是不可能有安全的，就只能是极权砧板上的鱼肉，被任意取舍。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6日

多年来，中共当局在维稳旗号下肆意践踏人权违反法制的行径可谓罄竹难书，然而，各级政府多以种种借口掩盖违法侵权而不敢明目张胆对外宣讲。日前，河北省三河市政府网站公开一桩因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前被处罚的访民的信息，公然将宋姓访民“乘公交车前往北京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定性为“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条款，决定对宋某某行政拘留五日。”使中共公安维稳部门长期来操持的”准备信访罪“摆上了台面。

据三河官网11月1日报道：2020年10月26日，我市公安机关对违法信访人员宋某某依法进行行政拘留。宋某某，燕郊镇人。2020年10月26日宋某某明知信访诉求已经得到燕郊镇政府的答复意见，拒不按照法定途径解决问题，相关信访问题不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不听从答复指导意见，以相同理由乘公交车前往北京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上访，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2020年10月29日，我市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条款，决定对宋某某行政拘留五日。

从该报道可以清楚看到，宋姓人士只是坐车前往北京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上访，也就是说还没有到国家信访局真正实施上访，这如何就得出扰乱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呢？更何况公民信访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如何就成为了犯法？

三河官网这则消息让稍有点法律常识者读来都感到滑稽，认为是在游戏法律。然而，这种维稳下的所谓”准备信访罪“却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广泛长期滥施于全国各地。如“民生观察”针对日前中共五中全会维稳控制访民的部分统计——《十九届五中全会前后，全国各地访民被维稳情况汇总》，便可看到中国大地这种“准备信访罪”已经泛滥到了何种程度。

从民生观察汇总的情况可见，这些被绑架、殴打、遣返、拘押的访民，都是要么在路途车上，如：2020年10月20号重庆肖成林在郑州K508列车上被他们当地政府强行拦截下车，目前情况不明；2020年10月27号，黑龙江省同江市访民刘淑玉在秦皇岛铁路被公安抓住，不让去看病，被拘禁在清长青乡派出所不让走。要么就在租住地被便衣绑架，如“2020年10月25日，谭敏在北京的租住屋内被警察带至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当天被弄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高家场46-3号，在这里谭敏的手机、身份证、现金被强行搜走。26日18：06分，谭敏被强行乘坐Z95次列车。27号中午到梁平站，警察用警车把谭敏从梁平强行带到华岩派出所调解室，直至28号0：30分左右离开，谭敏被搜走的物品亦没有归还。”、“我是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西郊居九组70号的张岳兵，2020年10月20日下午5点多，在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京良路向北500米左右的长韩路上手机、驾驶证、钱包及公交卡等被多名不明身份人员抢劫暴力毒打并绑架上苏F007号车(还有字母记不清了）。10月21日早上6点多，下东城高速至如皋市龙游水利风景区如城水利站黑监狱处，被五名不明身份人员再次暴力毒打，脱我两件上装和鞋子至我光脚全身都各1件，使我躺在冰冷地砖上，本人绝食绝水抗议至24日晚11点左右，才送我到租住地。今天28日早上9点半后我下去修电磁炉,下面有5人拦住我不让出去，我9点34分报警后经多次向南通110指挥中心举报推促，才于10点半左右出警到场但并未制止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行为。”还有更多的就在家中遭致控制，如“10月28日重庆肖建芳在家中被派出所带走了。”

从全国各地被政府列入信访黑名单的人士在五中全会前纷纷被从家中、车上、租住地绑架带走控制，显见他们并不是到国家信访局门口上访才被当局控制。由此看来，中共当局将这些人都定成了“准备信访罪”，认为他们可能要去信访，于是就进行暴力控制。这种将根本没有发生的事主观认定成可能发生而实施处罚的行径，是完全滥用了刑法的“预备罪”。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刑事法律才有预备犯罪，而行政法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预备违法要受处罚规定。《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中明确规定：“行为人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不予处罚。”

而刑法中的预备犯罪，即是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犯罪预备中介于犯罪决意与着手实行犯罪之间的一个阶段。行为人在此阶段上，主观方面具有犯罪的直接故意，即明知其预备行为是为侵害某种客体制造条件，并希望以此保证犯罪的既遂；客观方面表现为为实施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既可以是作为的形式，也可以是不作为的形式。

对照这种刑法的预备犯罪，可以看到中共当局事实将全国所有被划定的维稳对象都当作了“预备犯罪犯”，对那些因冤情上访者则采取围追堵截，将认定的“准备信访”当作正在信访且已经扰乱社会秩序来处罚。全然不顾公民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信访权等等基本宪法权利，也不顾及法律追究的事实与结果。

中共当局如此大肆以维稳名义，将一切认定的如上访维权、独立异议等等不顺服于权力的人士，当作预备犯罪来防范、控制、迫害，公然侵犯人权，完全无视法制，使中国社会陷入蛮荒时代。中共当局如此行径与世界文明相左，与历史潮流相背，也与自己宣称的建设法治社会相反，所以必将受到历史与正义的唾弃。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日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27日消息】今天，在成都和周边区县、以及四川境内其它市县的新老冤民，绕过地方政府的封锁阻挠和秘密监控，有的成功抵达最高院聚集抗议表达诉求，有的半途拦截原路返回下落不明。

在将要召开全会的前一个月里，成都和周边区县的各类蒙冤者，通过每周一次的河边聚会，还有每周两次的高院聚集，以及每晚8点到10点的高院门前拉横幅抗议等群体活动，相互传递交流各种信息，通过见面的方式相互鼓励、协同施压、传递信息，呼吁高院院长王树江出面接待或者是回答冤民的各种问题。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虽然知道有省内冤民在院门前请求，但是高院院长王树江一直不愿同冤民见面，只是告诫守护大门的法警，不要发生冲突和矛盾升级。其实就是不予理睬和软对待。

不过，也有一些冤民在这个期间躲过监控去了北京，他们在北京受到不明身份人的干扰，或者是跟踪、打探、莫名其妙的询问，其中很多都在几天前被地方政府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劝离北京。有的是在北京西站被拦截，有的是在旅行的车上被堵截，有的是在当地的车站就被限制入站，也有的是购买了车票后就被政府警告后主动选择了放弃。这些去了北京的冤民，目前大多被政府采用管吃管住外出旅行的方式分散在省内的农家乐、景区，或者是宾馆、酒店，由政府工作人员24小时陪同，面对面的文明掌控中。

选择今天聚集抗争表达方式，是省内各地的上访冤民通过见面商议和在网上的联络暗语，早前已经达成的共同基层形成的默契计划，所以就有一些老资格的冤民能突破围堵顺利抵达高院。而一些行动不是很敏捷或者是管控等级高的访民，就被限制在家里、路上，或者是刚刚抵达成都的车站、小旅馆附近就被处理的限制性干扰。不过，今天能够到达高院聚集的蒙冤访民，基本上都是顺利自由的来，又顺利自由的离开回家，没有受到法警的警告或者是恐吓，也没有先是限制随后等待，再由本地政府接送回家的传统方式。

总体，这次与过去敏感日期上访喊冤的行为过程，今年明显有些不同，虽然地方政府说的与要求的很严，但是在执行的时候还是留下很多的漏洞和余地，而且也没有出现非常暴力和明显的不人道对抗的粗暴场面。

近年来，随着中国畸型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病症集中爆发，中国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又加武汉瘟疫肆虐，全国各行业频现大萧条，而权贵捞取钱财的路子也相对萎缩，于是各种公开的罚款，与公然的勒索，在中国大行其道，使中共权力主导的权贵经济的劫掠化特征进一步固化与显性化，也因此使中国民众民生日益艰难。

据中共大陆媒体10月16日消息，“罚款经济”在交通部门表现突出，河北、山东、河南等很多省市在国省干线违规限高、违规设卡，很多司机因此被开罚单，严重影响货车的通行和道路安全。

这些关卡被指“飘忽不定”，货车司机为应对这些违规设置的限行、限高，绕路躲避，或者硬闯限行，被抓到后则被施以罚款，司机叫苦不迭。

比如，一些路况良好的道路会莫名其妙地进行限速，司机一不小心就超速被拍；有的岔道突如其来地出现实线，司机经常会压线；很多指示牌不清楚，令司机走错路。

仅据中共官方数据计算，2019年大陆人均一年违章罚款大约500元（人民币，下同），全年的交通违章罚款总额超过2000亿元。以沈海高速3,374公里处摄像头为例，每年仅拍摄的交通违规就超过12万起，仅1年就获取罚款金额2,500万，盈利能力远超过许多上市公司。

10月11日消息，安徽淮南一名货车司机仅因车体不整洁就被罚款600元，引发网友质疑。当地城管局回应称，“是按照规定执行处罚，如果带泥上路会影响环境和人。”

近日，湖南湘潭市一起交警支队拒绝公开交通违章罚款信息一事引发关注。当地出租车行业一司机反映，大陆一个摄像头一年可以罚款几百万上千万元，妇女儿童被拐卖十几年找不到，但交通违章罚款却没有一个漏网之鱼。他说，“如果不交罚单，车辆临检的时候就不会通过。这是一个毫无法律依据的强制行为。他们故意设陷阱，让你违法，打个比方，这条路一直是80码的限速，突然间到前面一段二三十米的地方，限速改为40码，设一个摄像头，很多司机反应不过来。”

与道路罚款相似的中共公安“执法罚款”也比比皆是。近日一段视频曝光湖南省张家界一派出所所长刘鹏和指导员涂绍吾的对话，直接谈办案过程中“搞钱”，并说只搞个一两千万。言外之意他们搞钱还是少的，类似别的派出所警员搞得更多。视频曝光后刘鹏承认录音中的钱是指罚款。

与交通、公安等等所谓有执法权的部门相比，还有更多并不具备执法这样公然罚款而事实是公然抢劫职能的部门，却事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如医疗、教育等等行业，也在权力背后操控下以各种不同形式在大肆劫掠民财。

如近月以来，不断爆出的中共各地政府将大批医药药品移出医药报销名单，使大批关乎民众生命健康的药品只能由民众自己掏钱购买，而那些少数被列入报销的药品却都是便宜而没有什么治疗效果的药。这样一来，事实使原本高昂的医院治疗费变得更加昂贵，使普通民众因病债台高筑，或者有病不敢治疗而在家等死成为一种普遍存在。这种高昂医药费与移除大批药品报销事实就是一种以医院为媒介，以民众生命为要挟的抢劫勒索。

而与医疗同样事关普通民众生活的教育，现在也日益变成权贵勒索场。日前本网调查成员了解到，中共大陆许多学校都以封闭教育为借口，将大批学生圈禁于校内，每天吃、住生活费固定，外加饮水、洗衣、用电用水等等名目繁多的费用，使广大家长不胜重负。如某市一中等技校，居然每天每学生固定早餐6元、中晚餐20元，吃饭每天就46元，无论学生吃与否都必须得缴钱。除此之外，学校不提供日常饮用水，学生只能购买瓶装矿泉水，每人每天消费也得上10元。再加上各种水电收费。在大陆供一个孩子上中技每年就得五六万元，一般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支撑这种教育费用。同样让人吃惊的是，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近年很多地方已经由教育局在后面操控，由企业出面，实行从小学到中学的统一供餐制，即走读学校的中小学生也得每天在学校吃饭，中学生因为上晚自习就在学校吃中、晚餐，小学生就吃中餐。每顿每人是15元。这样如果家中有两个孩子上中学，那每天餐费就得60元月。这对农村家庭已经成为沉重负担。一些地方已经出面因无力供孩子上学而辍学情况。尤其今年以来，因为武汉瘟疫肆虐，经济进一步下滑，大批农村劳力外出打工困难，因此导致无力供养孩子上学情况已经相当严重。

中国教育这种权力垄断的行业，居然推行这种事关学生日常生活的消费，这事实就是借用教育来绑架的勒索，使整个国民教育变成了权贵劫掠场。

面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在民众出行与物品运输上的交通，日常生活人身财产安全上的管理，以及事关每个家庭孩子成长与每个公民身体健康的教育与医疗，居然都成了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劫掠民财的场所，并且随着近年来经济哀恳，中共权贵日益加重搜刮掠夺，使中国权贵经济劫掠特色赤裸裸暴露于世人眼前，已经严重侵害到民众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以及公民的教育权、健康权等等人权。而中国民众要想摆脱这种被权贵劫掠的状况，唯有奋起抗争，结束极权体制，争得能保护自己权利的现代民主宪政体制在中国大陆落地生根，否则苦难将永无终结。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19日

连日来，网络传出了著名维权人士屠夫吴淦家中父亲与哥哥被中共当局拘押判刑，以及异议诗人王藏的妻子被拘押及亲戚遭株连的消息，可谓触目惊心，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发生的事，也使世界进一步看清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对外宣称的所谓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真面目。

据维权人士王荔蕻10月15日通过推特披露，著名维权人士屠夫吴淦前几天有电话出来，让给他哥服刑监狱的卡里存些钱，才了解到他哥也被判八年。至此，吴淦全家三个男人：吴淦、吴淦的父亲与哥哥，竟然都被判刑。

吴淦2015年5月19日被抓，是震惊世界的中共当局“709大抓捕”的前奏。吴淦被关押审讯期间，在天津北京遭遇酷刑，中共当局为给他施加压力，逼他认罪并上央视羞辱式认罪，以经济案件为由将他父亲抓捕，共关押两年四个月。屠夫吴淦的哥哥同样以涉经济案件为由拘押。吴淦的哥哥与他人合伙做生意，他还是从属，有经济纠纷，竟判8年！吴淦父亲说，他每个月有200元低保，只能每个月给屠夫哥哥存50元。屠夫太太前几天给屠夫哥哥存了1000元。

10月14日，人权律师卢思位到云南楚雄探访了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的王藏（王玉文）的家人，看到了他的四个孩子和他的母亲。至此，诗人王藏被关押140天，王丽（王藏妻子王利芹）被关押122天，王藏的母亲和四个年幼的孩子被限制人身自由122天。

据律师调查了解，王藏被关押审讯期间，中共楚雄警方存在诸多严重违法侵权情况：一、随意扩大调查、侦查对象，不仅抓捕了王藏的妻子王利芹，而且还调查了王藏的表亲、姻亲以及近亲属，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王藏的亲弟弟仅仅因为探访王藏家的四个孩子，竟然被楚雄公安以包庇罪取保候审。二、非法限制王藏家人的人身自由，王藏被拘留后，当地派出所24小时监控王藏家人，跟踪王藏母亲和四个小孩，给王藏家人造成极为恐惧的心理氛围。楚雄公安在王藏住所小区内设置24小时监控点，该类监控毫无法律依据，不仅影响小区居民生活，而且还随意盘查探访人员，侵犯公民人身及人格权利，甚至连辩护律师也不得不接受非法登记才能探访王藏的母亲和四个幼儿。三、随意截留、阻止各地热心朋友邮寄给王藏家人的各种物品，导致王藏家人货品奇缺，无法满足日常需要。四、随意没收王藏亲友的私人物品。据了解，当地公安已经没收了王藏家人的多部手机，包括王利芹妹妹和王藏母亲的手机，目前只准许给王藏母亲一部老人机，禁止老人使用智能手机，致使老人无法使用便捷的聊天工具等。五、任意株连家属，王利芹仅仅因为在网上替自己的丈夫呼吁，就遭到警方抓捕，楚雄警方置四个幼儿于不顾，将王藏夫妇一体捕拿，实在令人震惊万分！王藏父亲于2019罹患癌症去世，家属尚处悲痛之中，而今天，王藏夫妇因言获罪，身陷囹圄，四个幼儿中，大的12岁，小的两个双胞胎只有4岁，啼饥号寒，嗷嗷待哺，其遭受的心理伤害，不可估量。王母年事已高，健康堪忧，根本无法抚养诸多孙辈。

吴淦与王藏皆因践行公民权利，对统治集团违法侵权说“不”，不顺服于权力，而遭致中共极权集团的严酷打压，而中共当局为了使他们屈服，野蛮采取株连他们亲人，将他们亲人构陷治罪方式，从精神上与情感上来打击折磨他们，要挟他们。

看到屠夫吴淦与王藏情况，在令人震惊之余，不由得使人想起著名异议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被关押审讯期间，他的夫人不仅受到严密监控、软禁，甚至被强迫失踪，他的关系最好的妻弟也被以经济罪拘押判刑11年。

当然，中共当局这种令人发指的株连手段，从来就是中共极权集团统治奴役国民的引以为傲的法宝，可以说从中共成立以来就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共与国民党争夺大陆政权之际，中共经常对所谓敌人及自己内部的异己实施灭门屠杀，制造类似中共早期领导人顾顺章被灭门的惨案。中共夺得大陆政权后，仍然坚持利用血缘人情来镇压异己的株连手段，不仅在历次如镇反、反右、四清、文革、清污、六四屠杀等等运动中，广泛采用株连之法，来迫害、要挟打击被它们划定的对象，近年来还肆意对维权群体、上访民众、异议人士、独立作家等等采取株连，要挟他们的亲友，甚至同学老师，来威逼这些被极权统治集团视作不顺服权力的人士屈服。

中共当局为了维护极权统治而对国民滥施株连手段，是在严重践踏法制，违反国际人权条款，挑战人类底线，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玷污，是利用人精神与情感的一种超限战，属于典型的酷刑，也是反人类的恐怖犯罪。所以，今天面对中共当局对吴淦与王藏的株连迫害，文明人类应予强烈谴责并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违法侵权丧尽天良的株连迫害，立刻释放吴淦、王藏及其亲人！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