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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前后，面对自己的衰朽和垂危，中共被迫对内实行局部改革、对外实行有限开放，同时依旧拒不承认自己制度性的错误和失败，死硬固守共产专制极权，绞尽脑汁生造了一茬接一茬的无数新鲜词语，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新时代社会主义理论、正能量，新质生产力等等。所有这些生造且花里胡哨的词语根本不携带任何具体的信息，而只是每隔几年更新一套的《1984》话术，用来粉饰中共江河日下、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虚伪合法性，竭力掩盖中共欲盖弥彰、破绽百出的特权、极权和专制本质。

十余年来“依法治国”也被中共经营成了这样一个诡秘、迷幻的潮词。

法治的根本问题是法大还是权大，法治的根本要义就是法大于和高于权力，法大于和高于皇帝、国王、总统、元首、主席、总书记，大于和高于所有的省长、市长、郡（县、处）长、镇长、村长和各级书记，即1215年英国《大宪章》开始确立的王在法下。王在法下是法治的根本原则，既然作为最高统治者（执政者）的国王（皇帝、天皇等等）都在法下，那么国王、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员，共产党的各级书记自然也都在法下，而法（法律）也就只能是类议会的机构如1215年监督第一部《大宪章》执行的25人贵族委员会，以及日后议员来源多元化的的常设议会制定的法律，不是国王、皇帝或各级官员任性撒野、信口开河的个人说法。

自苏俄、苏共以来的所有共产专制、独裁、极权国家，以及苟且、残存至今的寥寥几个自绝于宪政、法治世界之外的共产专制国家的历史表明，在所有的共产专制国家，共产党及其各级书记取代了旧式国王和皇帝，成为新的共产国王和皇帝，各级书记都是大大小小的国王，总书记就是总国王、就是皇帝、天子和党王；在共产专制国家，党王们根本不会像英王约翰那样被迫使处于法下，也不存在由来源多元、代表各阶层人民的议员组成的议会及其制定的法律，相反，有的只是党在国上、党在法上、各级共产党书记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的权力，有的只是由共产党一党制定的、由议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共产党员组成的橡皮图章一般的虚假议会及其制定的法律；即便这种由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法律，共产党及其书记们也总觉得碍手碍脚因而总是凌驾于其上，也总是把它轻蔑地踩在脚下。斯大林一脚踢开法律、完全蔑视法律的残酷大清洗，确立了共产专制阵营无法无天反法治的范例；二战结束后至1970年代，欧洲、亚洲共产党（统一社会党、劳动党、工人党，人民社会党等）趁乱上台，复制苏俄斯大林专制模式，其中不乏效仿斯大林清洗、杀戮者，但能够在折腾、杀戮本国人民方面比肩、超越苏共和斯大林的，仅有中共太祖毛泽东、柬共波尔布特、北韩金家王朝等少数几家，唯有在藐视法律、以党乱国、党及其各级书记凌驾于国家、政府和国家机关之上则是绝对的一致，尤以中共国最为荒唐至极、荒谬绝伦——人口第一的泱泱大国中共国从中共1949年僭政开始，直到1979年的整整三十年间不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却大模大样、堂而皇之地对人民强加反革命罪等各种罪名、判处死刑等各种刑罚，如被中共强加现行反革命罪、被强判死刑并向其母强索5分钱子弹费的林昭，以及同样被中共强加现行反革命罪、被强判死刑、临刑前更被中共残忍割喉的张志新。

中共和毛太祖不仅无法无天，而且比他们批判的公开实施等级特权法律的家天下皇帝们更加狠毒、阴毒N倍，索性釜底抽薪，长达三十年压根儿不制定攸关生杀予夺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从而可以随心所欲地罪行擅断，可以彻头彻尾、名副其实地无法无天；中共不仅不制定法律，而且还把自己已颁行的孤苦伶仃、粗制滥造的1954年宪法也束之高阁、扔进垃圾桶，宪法被中共和毛太祖玩成了闲法，正如日后的国家赔偿法被中共玩成了国家死不认错法、国王不（可）能为非法、国家不赔法、国家拒赔法，以及颠覆中共政权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中共政府罪被中共玩成了修理、迫害维权人士、访民以及人权律师、异见人士的专用恶法条款。

十余年来网络盛传的太祖毛泽东的两次内部训话最能反映中共对待宪法和法律的心迹，也经典地刻画出中共僭政七十五年来法律和法治的厄运。

第一次是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的训话，太祖豪横地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毛太祖的这番“豪言壮语”，与中共第一阴坏陈云遗训之一“《新闻法》不能搞。蒋介石那个时代搞新闻法，而且搞得挺像样，被我们抓到了漏洞，结果还不是被赶到了台湾？我们党要管新闻才好”，言语、口气、逻辑何其相似乃尔！与网传朱镕基在中共国务院内部讲话放言“如今答应（美方的条件）是为了入世。入世之后，遵不遵守，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任何规则都有可以利用的空子，大家要多研究研究”，言语、口气、逻辑何其相似乃尔！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共一次次承诺购买美国农产品却一次次出尔反尔，言语、口气、逻辑何其相似乃尔！一年年过去，一代代过去，中共及其头目们对待宪法和法律、对待具体体现法律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承诺的恣意践踏、言而无信的盗贼基因一脉相承、庚续不绝。这，是由中共空前绝后的集古今中外专制、独裁、极权之大成的本性决定的，正如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是由狼和狗各自的天性决定的一样！

第二次是1961年在秦皇岛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或为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训话，毛太祖再次豪言“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公安机关不是汇报说国民党很难抓吗？我看，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会自己跳出来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如果没有我们党的领导，谁会执行现在这部宪法呢？有人不是说，敌对势力最尊重宪法吗？敌对势力如果把党赶下台，头一件事肯定就是废除这部宪法，这你们能否认吗？如果党不领导宪法，党就得下台；党下了台，宪法也就完蛋了。同志们，你们说，党不领导宪法能行吗？……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在全国所有学校取消宪法课，开设政治课，让全国人民明白，第一，阿斗还是有的，诸葛亮也受他的领导，不会胡作非为的，放心好啦；第二，诸葛亮是最厉害的，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不听他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严重到比地球爆炸还可怕！”“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这番话充分暴露出毛太祖和整个中共像洪秀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一般愚昧无知以及对近现代宪政、法治、民主一无所知的那种无知无畏，对近现代宪政、法治、民主与中国传统皇权专制政治的本质区别毫无认知的狂妄和狭隘。

这两个训话的真伪存在争议，只能有待未来民主转型成功后中共秘密档案解封时才能有定论，第二个训话大段重复第一个训话的内容并大幅扩充。无论毛太祖是否果真大放过这两段厥词，或者即便毛太祖确有这两段厥词但并未被如实记录下来，或者曾如实记录但因其太过无耻而已被中共畏罪销毁，中共僭政七十五年来的统治实践本身已经确凿、完美地证明了这两段训话的内容绝对是毛太祖本人及中共高层核心权贵集团的真实心声，因此，这两段训话内容的真实性完全不用怀疑。毛太祖是否果真在这两次会议上有这两段训话是无关紧要的，这两段训话一定是毛太祖及中共高层绵续不绝的所思所想、一定是中共专制、独裁、极权意识形态的顽念，毛太祖及中共七十五年来实打实地果真就是这么干的，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1954年训话的真实性，值得信赖的严肃学者何清涟女士在《无法变形成民主伟人的毛泽东》一文中说“其中1954年版本，文革时流传一本《毛主席内部文稿》中载有，我小时读过。而同一内容的话讲两次（指1961年会议重复1954年训话的部分），或者出于某目的将当年的旧文旧信翻出来下发，这也是毛的习惯性做法。……最重要的是，毛藐视资产阶级法律的看法早在1949年2月就已经以中共中央委员会文件的形式昭告天下，也完全符合他一贯的做法。”何清涟女士所称文革时期的《毛主席内部文稿》民间一定有人收藏，期待尽快有藏家展出该内部文稿中1954年训话的全文。

何清涟女士所提及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文件当指1949年2月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二月指示），该指示以法盲和农民军特有的愚蠢和野蛮，以对近现代法治浑然不知的狂妄，不加区分地对包括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在内的六法全书狂轰滥炸、全盘否定，而民法和民事诉讼法规范的纯技术性、形式性、通用性极强，绝大多数基本民法规范都为各国民法共同采行，无论宣称自己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而中共所谓改开后的民事立法也不得不重拾被其批倒批臭的六法全书中的民法、民事诉讼法的几乎所有基本规范。

二月指示第（三）条不得不承认“任何反动法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也是一样──不能不多少包括某些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反动统治阶级为保障其基本的阶级利益（财产与政权）的安全起见，不能不在其法律的某些条文中，一方面，照顾一下它的同盟者或它试图争取的同盟者的某些部分利益。企图以此来巩固其阶级统治；另一方面，不能不敷衍一下它的根本敌人──劳动人民，企图以此来缓和反对它的阶级斗争。”第（四）条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在抗日时期……曾经个别地利用过国民党法律中有利于人民的条文来保护或实现人民的利益，……也常常利用反动法律中个别有利于群众的条文来保护与争取群众的利益，……但不能把我们这种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解释为我们在基本上承认国民党的反动法律”。

请中共国巨量的访民、维权人士和蒙冤下狱者细细品味，二月指示的这两条难道不正是今日中共国法律和司法现状的真实写照吗？有关信访、上诉、申诉、控告、监督、罢免、游行、示威、集会、结社（当然包括组党）、选举、宗教信仰、新闻和言论自由等等权利的字面上“敷衍一下它的根本敌人──劳动人民，企图以此来缓和反对它的阶级斗争”的宪法和法律条款，中共的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等看似要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法律、法规，不都已被中共搁置、架空，扭曲、玩弄得面目全非吗？这不正是网传毛太祖训话所称“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吗？不正足以证明毛太祖训话的真实性吗？

二月指示第（五）条宣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然而，除了1950年婚姻法、粗糙的1954年宪法以及一个政务院制定、勉强可算法律的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整整三十年，二月指示宣称的“人民的新的法律”竟一直是飘渺如水月镜花，不见踪影，直到“文革”之后，鉴于刘少奇以及日后的“六四”屠夫邓小平等中共高层切身品尝到了毛太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苦头，中共才开始在1980年前后出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几部基本法律。

无独有偶，日后被毛太祖整死的政敌刘少奇等人同一时期也抱持与毛太祖如出一辙的法律观和司法观，这也事实上证实了毛太祖训话的真实性。1955年1月间，刘少奇对时任中共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同年7月，刘少奇又向张鼎丞、时任中共北京委书记彭真、时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梁国斌下达指示称“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必须告诉检察院的同志不准闹自由主义，不能因为你们闭着眼睛盖章，有了错案就说‘这个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负责’。如果有人这样讲，就是泄露了党的机密，就是和党闹独立性。检察院要做党的挡箭牌，在党内可以讲清楚，对外，就要讲这些案子都是经过检察院批的，都由我负责。这样才对。不然，就是违犯了党的纪律”。这是卑劣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法家皇权专制和发扬光大了的苏俄共产专制集权的阴阳两手流氓手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共二把手、首任接班人刘少奇成为毛太祖“文革”精确制导锁定和打击的首要目标、在“文革”初期即被毛太祖一个小指头扳倒，早被毛太祖在阴暗至极的内心深处判处了死刑却还像李斯那样咸阳市中叹黄犬而长吟，“出上蔡东门逐狡兔”，以向毛太祖哀求辞官来表达无意与毛太祖相争锋，幻想着被毛太祖手下留情、恩准回湖南老家种地苟全性命，其可得乎？1967年刘少奇手持宪法单行本，无助地哀嚎“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忍受着红卫兵暴民批斗、毒打，1969年刘少奇惨死开封，岂非正是死于他自己的与毛太祖毫无二致的法家和共产专制宪法观、法律观？刘少奇惨死，不亦作法自毙、咎由自取乎？冰冷而吊诡的历史和现实是，破坏宪法和法律的人未必都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与毛太祖持有相同法家和共产专制、独裁、极权宪法观和法律观的刘少奇却受到了毛太祖法家和共产权术以及被毛太祖煽动和利用的红卫兵暴徒们的残酷打击、无情斗争！

青年历史学者袁腾飞说，唤醒底层小民不能用谭嗣同的鲜血，而要用小民们自己的鲜血；同理，能够让中共头目们明白无法无天苦头的，必须是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罗荣桓、邓朴方等等中共头目及红二代们自己的性命、身体和鲜血，而不只是小民们的性命和鲜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十余年来中共国法治大倒退的冷酷现实表明，由于中共专制、独裁、极权是集古今中外专制、独裁、极权之大成的空前绝后的专制、独裁和极权，由于中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死守其共产专制、独裁和极权，哪怕中共头目及红二代们自己切身品尝了无法无天的“美味”，中共也不肯实行宪政、法治，因为实行宪政、法治，中共就不能继续奉行专制、独裁、极权了，中共虽然颟顸、顽劣，但对这一点还是心底透亮的，正如满清皇族明明白白地知道宪政利于民而不利于官。十余年来中共屡次公开叫嚣绝不搞西方宪政那一套、坚决抵制西方三权鼎立、“七不讲”、“五不搞”即中共所宣称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之类，正暴露了中共深知并认定宪政、法治是其专制、独裁、极权的天敌，暴露出中共铁心要在专制、独裁、极权的穷途末路上狂奔至死、不作不死、至死方休的满清皇朝式末世顽固。

1955年9月，时任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在21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讲话称“宪法上……规定了‘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所以，关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当然，如果有些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规定来对抗党的领导，那就错了。”

1957年10月8日，彭真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称“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独立’来摆脱党特别是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党分庭抗礼。”1958年6月，中共最高法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特别强调“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瞧好了，顽固抗拒司法独立这一司法审判的固有规律和专业规律，绝非最近十余年来中共维稳沙皇周永康，跳梁小丑、科班出身的法律小人、前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以及“七不讲”和“五不搞”逆流的突发奇想，而是从第一代中共最高层开始，代代相传至今，从毛太祖、刘少奇、罗瑞卿、彭真直至今日历代中共高层娘胎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顽劣基因。是这种先天顽劣基因决定了中共必须抗拒宪政、法治、民主，必须死守一党专制、独裁、极权。什么叫本性难改？这就叫本性难改！这就叫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

除了网传的这两段训话外，另有信史资料能够揭露毛太祖和刘少奇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农民军和商韩法家法律观以及苏俄共产专制工具主义、机会主义和刀把子法律观。

1957年3月17日，毛太祖提出要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取消宪法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于一夫先生《“以党治国”面面观》一文（《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称“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发表谈话，提出：‘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刘少奇也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毛太祖这次北戴河谈话不久，彭真掌控的中央政法小组就在当年提交《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谄媚地说“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然而，长达三十年期间，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共却大摇大摆地罪照定、刑照判、人照杀。天平天国、义和团农民泥腿子，就是这么粗暴、野蛮、蒙古大夫、汪达尔人蛮族统治的！

最高头目群体都明火执仗地抱持如此荒诞和邪恶的法律观和司法观，又有如此不堪的检察院和法院，刘少奇、罗瑞卿、彭真等高层头目或被毛太祖一个小指头碾为齑粉、或被毛太祖逼的跳楼自残、或被毛太祖下狱九年，不亦因果循环、自作自受乎？中共高层头目们都抱持一模一样的法律观和司法观，但被碾为齑粉的之所以是刘少奇而非毛太祖，显然仅仅只是由于毛太祖是手握最高权柄的一把手，刘少奇虽然贵为二把手和接班人，但距离毛太祖的一把手之位却相隔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臣与君的本质身份差别的鸿沟，是李斯与秦始皇之间的鸿沟，是魏忠贤与崇祯皇帝之间的鸿沟，是布哈林、托洛茨基、叶若夫与斯大林之间的鸿沟。如果把毛太祖与刘少奇位置互换，被碾为齑粉的一定不是刘少奇，而一定是毛太祖，如果刘少奇也有毛太祖那番阴险、毒辣的手段。

毛太祖、刘少奇、罗瑞卿、彭真等等中共第一代头目们早已赤裸裸不加掩饰地挑明了中共延续至今的心声：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就是颠覆中共的一党专制、独裁、极权，所以中共绝不受宪法的约束，绝不允许宪法在自己之上；相反，宪法必须在中共之下，必须被中共踩在脚下。既然作为母法、总法和根本法的宪法必须被中共踩在脚下，作为子法的所有其他法律就不仅要被踩在脚下，而且压根就用不着制定，省得中共强权任性、罪刑擅断时，省得毛太祖整死刘少奇时碍手碍脚。这样的统治休说跟蕴含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法治八杆子打不着，甚至根本不如商鞅、韩非严刑峻法的法家统治或曰法制，因为两千年来皇帝们的法家之治或法制至少还保证了有法可依，而毛太祖、刘少奇、罗瑞卿、彭真等中共第一代头目们的统治却压根无法可依，不仅是无法可依，而且更是无恶法可以，中共第一代头目们连皇帝们那种明确保障特权的恶法也不耐烦颁布！中共第一代头目们的统治是十足的任性撒野、随心所欲、随时随地因事立法的共产党及其大小书记们的皇权、党权专制统治，而毛太祖一人又处心积虑地把共产皇权专制玩弄成他一人的共产皇帝专制、独裁、极权。然而，中共总还是要在国际上混一混的，并且当时中共在共产专制阵营的那些大哥小弟们如苏俄大哥就搞出了一个苏共专制的宪法，所以为方便在共产专制阵营，在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穷棒子王国群和真真假假冒牌的所谓社会主义世界混圈子，加上还需要向欧美发达民主国家吹嘘，中共还是要搞出一个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反平等、反各种普世价值和宪政价值观的水货宪法，以便在国际社会粉饰门面、招摇撞骗。在1980年有限、带着紧箍咒的半拉子改开之前，中共第一代头目们的统治就是彻头彻尾的和尚打伞、无法（几乎没有任何必备的立法）无天（权力随意撒野、不受任何限制），就是以对内、对外不同嘴脸的无耻两面派手段确保中共独揽大权、一党专制。

1980年前后，为自我抢救和续命，中共被迫进行有限改开，以日后的“六四”屠夫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头目们从自己被毛太祖无情碾压的切肤之痛中认识到了无法无天固然便利中共的强权任性和专制独裁，却也会因权力如脱缰的烈马、毫无制约而反噬他们自身，于是他们心急火燎地开始恶补立法，短期内密集出台多部必须的基本立法。然而，就像他们第一代头目对无法无天的迷信一样，第二代头目们同样是土包子泥腿子和刘姥姥出身，孤陋寡闻，视野狭隘，对真正的现代法治一无所知，他们最初只是粗浅、感性地认识到国家稳定离不开法律，而全然没有意识到完善的法律尤其是有关人权保障的法律会有力约束中共自己的强权任性，会根本反制中共的一党专制，或者说他们仅仅因为自身吃过毛太祖无法无天的大苦头而一时竟忘了毛太祖的“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这一卑劣的高论，一时竟全然没有认识到中共一党专制的道场与人权保障和现代法治根本水火不容，接二连三制定了几部至今虽被中共玩得基本残废但其存在本身已让中共悔不当初的法律和法规：1989年“六四”屠杀前夕制定的行政诉讼法、1994年制定的国家赔偿法、2007年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几部法律法规越来越像紧箍咒似的勒在中共官员和政府的头上，越来越让中共各级各类官员、越来越让更高层级的中共政府以致中共最高层嗅到了法律、法治终将危及中共一党专制的气息，于是大致从2007年“维稳沙皇”周永康执掌中共政法委开始，中共从最高层到基层的各级政权开始系统性地公开破坏法治，公开恶意扭曲法律，公然大规模制造寻衅滋事、敲诈中共政府以及（煽动）颠覆中共政权罪等等冤假错案。

2012年开始，中共索性撕破伪装，连遮遮掩掩、装点粉饰已不屑一顾，立法、司法、执法全面公开大倒退。这一年，中共把其长期在法外对其党员实行的“双规”乔装打扮后引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扩充为完备且可“合法”对任何个人适用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从此纯属酷刑、不受任何监督、完全由中共私家打手公安一手操纵、黑箱运作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中共恣意滥用、泛滥成灾，最臭名昭著的案例就是2015年“709”大抓捕对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2016年“苏州大抓捕”和“福州大抓捕”对维权人士和公民、2019年“12.26”厦门大抓捕对许志永博士和丁家喜律师等异见人士大规模非法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三年中共武汉肺炎野蛮封控期间中共更把行政滥权推向“文革”一般的疯狂巅峰。

“六四”屠夫邓小平以后的第二代和第N代中共头目们的统治看起来似乎在立法的数量和质量上比以毛太祖为首的第一代头目大有进展。然而，法律数量的多寡，具体法律条款和法律规范体系的细节改善，完全不能代表中共统治在法治上有根本的、质的提升。在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中共的领导，就是颠覆中共的一党专制，中共绝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中共一定要高于国家、法律和政府，中共铁了心要死守一党专制、独裁、极权这个根本上，第一代、第二代、第N代中共头目们完全一致、毫无改变，其间虽有胡、赵昙花一现的改良，但完全不能撼动中共的专制根本。因此，在中共一党专制这个根本前提之下，无论立法数量多么庞大，无论具体法律条款和纸上的规范如何精致甚至达到欧美法治国家的水准，都不过是李鸿章对濒临覆灭的满清皇朝的裱糊。只要慈禧老妖婆的“四个不能变”横立眼前，满清的预备立宪也就只能漫漫无期地预备着，直到满清把自己作死；“六四”屠夫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当道下寨，中国就绝不可能建成宪政、法治，中国就注定只能是中共国和中共党国，而绝不可能是人民主权、主权在民、政府权力和执政党在法律之下的法治国和共和国。质言之，中共专制政体与满清靼子皇权专制政体一样，与现代法治根本水火不容，有中共专制即无法治，欲行法治必先扫除中共专供制，正如有满清靼子皇权专制即绝不可们立宪、欲立宪必先剪除满清皇帝。

这一点，中共自己与中国民间人士一样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所以中共才一定要弃现成的“法治”一词不用，或不甘心、不愿乖乖地和痛痛快快地使用，而非要另行起用“依法治国”一词，背后逻辑与中共不肯心甘情愿使用“市场经济”一词，而非要生造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相同。缘于此，真正体现现代法治实质的限制公权力的法律无论是制定还是实施无不步履艰难。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大概也是世界共产专制历史上民告官的先河，中共颁布此法之际显非完全虚情假意、粉饰门面，而更是由于对法治约束公权力、束缚中共自己手脚之功能缺乏基本认识。行政诉讼法甫一实施即遭到中共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强烈抵制，尤其是遭到中共刀把子和唯一具有直接暴力职能的中共公安的极端抵制和藐视，民告官立案难、回复难、胜诉难、执行难事实上把行政诉讼法限制行政权的立法意图消解于无形，行政诉讼法的制度功能被地方各级甚至中共最高行政机关及其部门化为乌有。

1994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五年之后，中共又颁布了国家赔偿法，在限制国家权力的法治之路上更进一步，限权范围从行政权扩大到司法权。悲催的是，原本旨在限制行政滥权特别是限制强横成性的中共公安滥施暴力，促使中共公检法公正执法和司法、防止罪刑擅断和恶意炮制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法，竟被中共从基层到最高层所有行政机关和检察院、法院生生玩成了国家不赔法，促进和倒逼执法和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错案的立法目的生生被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异化成明知是冤假错案而为了逃避国家赔偿和个人追责竟至绝不认错、死不认错，如真凶现身的聂树斌被冤杀一案，中共最高法院及河北省高级法院恶意推诿长达十六年、直至推无可推方才纠错，更有巨量的案件在办理过程中明知是冤假错案却仍一意孤行、草菅人命、强加罪名、强判刑罚。立法意图上可谓用心良苦的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在实践中悲惨地走向立法意图的反面，恰似中共顽固死守的马列邪教所谓经典著作千万遍重复的人民利益、人民至上、代表人民，而实践中所有共产国家无不压榨、蹂躏、屠戮人民一样，原因究竟何在？显然不在法律本身，而在法律之外和之上的专制政治。

2007年，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后十三年，中共国务院颁布了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试图打破中共行政权长期黑箱、神秘运作的怪圈。然而，这个条例的命运如同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一样，被不甘受到约束、不肯被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的各类行政衙门玩得半身不遂甚至彻底报废，中共所有的行政衙门无不绞尽脑汁拒绝公开行政信息。

上述两部法律加一部行政法规构成中共国公民制约公权力、监督行政权的初步规范体系，但自始就受到中共整个行政、司法权力体系的顽固抗拒，立法意图基本落空，并且随着日益增多的个体公民运用这三部法律对中共进行个案制约，最迟在2007年维稳沙皇周永康执掌中共政法委开始，中共已明确感知到了其自己制定的这三部法律对自己的束缚，越来越后悔自己竟愚蠢地颁布了这三部自我设限的法律，越来越杯弓蛇影一般把中国人民特别是巨量的访民运用这三部法律对中共进行监督、制约的行为视为对中共政权潜移默化的和平演变和颠覆，越来越企图退守和内卷回毛太祖、刘少奇当年宣称的中共党不受法律约束的共产原教旨专制、独裁、极权状态，越来越明白了陈云老朽“新闻法不要搞”的个中三昧——既然新闻法不要搞，那么与新闻法具有相同的制约公权力和中共党强权任性效能的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信息公开条例当然也都不应搞、不要搞。中共居然稀里糊涂搞出了这三部法律，中共简直有一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后悔！

此外，更应该颁布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更是遭到中共全党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一致抵制，早年还有一两位“不识相”、不迎合中共的人大代表提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而近十年来全体中共人大代表、全体中共官员都心照不宣地明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已成为中共的莫大禁忌，提不得、碰不得、言说不得。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度直指专制、独裁、极权、腐败、衰朽中共的死穴，提出公职人员财产公示议案简直是要直取已经奄奄一息、垂死挣扎的中共的老命，提出这样的议案才是货真价实地颠覆中共政权，而二十多年来中共也以其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抗拒暴露了其假反腐、真贪腐和假法治、真专制的本来面目。

无论是行政诉讼法，还是国家赔偿法，还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无不以民主、宪政、法治为前提，无不是民主、宪政即法治之下的政治制度的具体机制。专制之下岂有法治？独裁之下，何来民主？极权之下，焉能自由？没有民主、宪政、法治即党在法下的宏观政治制度，行政诉讼、国家赔偿、信息公开统统必然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共一方面妄图确保其一党专制、独裁、极权之根本政治制度固若金汤、传至万代，一方面又摆出架势装模作样实行行政诉讼、国家赔偿、信息公开即政务公开，纯属既做婊子又立牌坊，实乃自欺欺人、欺世盗名的无耻把戏，完全是重演满清靼子妄图不触动皇权而立宪的骗局。

现代法治的真谛是限制公权力和保障民权、人权和私权利，即抑制公权、弘扬私权，把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为权利提供有效和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中共却恰恰相反，中共念兹在兹的是要把私权即公民权利关进中共恶意讨薪罪、寻衅滋事罪、颠覆中共罪、谋财害命的信访等等恶法和邪恶制度的笼子里，却从不打算把自己的强权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即便这法律和制度是它中共自己制定和建立的，因为正如毛太祖、刘少奇、朱镕基等等中共历代头目所说所做的，法律和条约实际执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看中共的意志和任性。中共这样的法律和制度，中共这样的法律观念，根本与近现代的法治风马牛不相及，而仍然只是两千多年来的商鞅、韩非和嬴政的法家之治和暴政，是法家严刑峻法治民之治，是移花接木、改头换面、偷梁换柱的伪法治，即中共生造词语、别出心裁所称“依法治国”，是以严苛的恶法和罪刑擅断管制、禁锢、压制人民的法家和共产专制之治。不肯老老实实使用现成的“法治”一词，非要生造一个“依法治国”，暴露出的正是中共这种抗拒法治的卑鄙、阴毒小心思。

既然法治的真谛是限制公权和保障私权，那么法律的首要锋芒就不应是指向人民，就不应是什么依法治国即动用法律治理、统治人民，而应指向公权力、公职人员和执政党，而应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力、依法治中共及其书记等等冗赘党官。然而，在中共一党专制、独裁、极权、特权的政治之下，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力、依法治中共及其党官纯属天方夜谭般的臆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限制公权和保障私权之法治真谛在政治价值观上等同于平等和自由，而一党专制、独裁、极权的中共政治的终极、核心利益就是固守其永久执政的特权，因而中共绝不可能与任何其他群体和中国人民平等的，而为了固守永久执政、万世一系的特权，中共就总是像家天下的皇帝们那样视全体国民为潜在敌人，对人民进行防范、监控、盯梢，因而中共绝不允许人民享有自由。这就是中共的一党专制、独裁、极权、特权政治与真正的现代法治之间的死结，在中共的专制、独裁、极权之下只可能有与两千多年前商鞅、韩非、嬴政的严刑峻法同根同源、依法治民的法家之治，只可能延续斯大林、毛太祖那样的共产专制暴政，而绝无一丝一毫的现代法治的存身空间，这已被十余年来中共立法、司法公开大倒退的铁血事实所证明。

从中共对律师的控制、打压及中共律师制度的虚伪能更清楚地洞穿中共假法治、真专制以及中共所谓依法治国的商鞅、韩非、赢政严刑峻法法家之治的本质。在现代法治之下，律师凭借法律、法学专业知识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独立于警察、司法机关和执政党之外，只服从法律，如此才能为委托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才能仅凭法律知识即能有效制约警察、行政、司法、执政党的强权擅断，才能切实维护委托人的利益，才能成为委托人和现代法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优秀律师，成为法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这样的律师和律师制度却并不符合专制、独裁、极权中共的胃口，中共需要的是能够增进其专制、独裁、极权的驯服、顺从、乖巧的律师，而不是独立、不受中共操纵、只服从法律——当然是体现现代法治价值观的良法而非颠覆中共政权罪、寻衅滋事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留置之类的恶法——的律师。这，正是中共僭政后长达三十年既几乎没有法律也没有律师（制度）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共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709”大抓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共对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出身的张庆方律师寻衅滋事、罗织罪名、吊销其律师执业证的原因，还是中共法院对女律师高丙芳野蛮强加虚假诉讼罪并被强判四年刑罚的根本原因。

在经济上，中共绝不肯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对应的，在政治上，中共也绝不肯实行宪政、法治，这是由中共的专制本性决定的。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真正的宪政、法治，都会要了中共的专制老命，这是一定的，中共也看准了这一点，于是，中共才煞费苦心地推出一个伪装成法治的依法治国，企图愚弄底层小民和国际社会。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必须洞穿中共所谓依法治国的伪法治、真法家严刑峻法治民和共产专制驭民的嘴脸，切不可被中共带偏了方向。

2024年，世界和中共国都处在撕裂、而且是加剧的撕裂中。

撕裂，更多的是指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之精神、信念的撕裂，而非纯粹经济利益的撕裂。

世界的撕裂集中体现在美国总统大选、沙俄入侵乌克兰战事焦灼、哈以战争以及孟加拉巨变和叙利亚巨变等世界级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战争中。

特朗普连续三次竞选美国总统，后两次竞选触发了美国选民之间以及世界范围内关注美国民主制度的人士之间长期积累的撕裂，几达白热化的程度，而2024年大选的撕裂程度又更甚于2020年；从1788年第一次总统大选算起，美国总统选举已经运行了236年，早已臻于成熟，可2024年大选期间竟然发生了两次针对川普的暗杀事件，重伤美国大选应有的公平、理性、程序正义精神，足见川普率性、不羁、商人作风等明显的性格缺陷和行事风格在选民中间引发的撕裂，长期积累的左右之争、自由与过度追求结果平等而非机会平等之争，以及一元普世价值与偏离普世价值的过度多元之争，在美国国内达到了何种激烈的程度。至于沙俄入侵乌克兰、哈以战争以及孟加拉巨变和叙利亚巨变，则更是宪政、民主、人权、自由等现代文明政治及其价值观与过时、僵死、反人性的专制、独裁政治及其价值观的生死对决，再次验证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先见之明。

当然，为了在落后、失败、专制国家圈子中树立虚伪的公正、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同文化一律平等等伪善政治正确的形象，更为了掩盖自己反人性共产专制的真实面目，中共是绝不承认文明冲突论的，文明冲突理论自面世以来就受到中共的抨击，尽管中共自己内心死硬地认定自己的共产专制政治制度和文化与欧美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根本势不两立，并处心积虑地拉拢、收买沙俄、北韩、伊朗、委内瑞拉、阿萨德的叙利亚等专制失败政权，自不量力地妄图颠覆欧美的民主政治制度、改变主流的文明国际秩序。

二战以后，美苏两大集团尖锐对立，欧美宪政、民主阵营与苏东党治、共产专制阵营冷战近五十年，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撕裂，是双方形式上各以武力威慑对方、实质上则是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撕裂和对峙。冷战之前一战、二战的机枪、大炮、坦克的大规模使用，以及1870年普法战争中大炮的开始使用，尽管伤亡、破坏远超冷兵器战争，但仍是传统的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的物质、资源之争，尚未涉及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之争，是二战的结束和美苏对垒、欧美自由世界与以苏俄为首的共产专制世界之间的冷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大规模地开启了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意义上的精神和观念的撕裂和对决。

第一次，是说在冷战之前人类的政治、军事之争以及人类对政治的认识和人类的政治理论从未上升到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之争的高度，只有冷战才是阵营分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争斗和撕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就是关于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争斗和撕裂的集大成者；最后一次，是说既然冷战已将宪政、民主这个最不坏因而也就是人类为自己的群体生活所能设想和设计出的最好的、天下为公的政治制度，与盛行了数千年的邪恶家天下专制政治制度的争斗、撕裂公开摊牌，那么就必须、也一定会分出个高低上下、谁输谁赢。

1959年，苏共和苏俄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厨房辩论”（KitchenDebate）中就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生活方式）与苏俄共产主义年专制制度孰优孰劣上演了一场唇枪舌剑，尼克松对赫鲁晓夫说“必须要允许思想的自由交换”，“如果我们两国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期望在你们计划超越我们的那场竞争中获利的话，必须允许自由的思想交流”，“谁更好并不是由物质上的因素决定的”，“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究竟两家超级大国中的哪一家更有优势，是由非物质的因素决定的”，而这位一年后（1960年）用自己的臭鞋在联合国大会上粗鲁地敲打桌面的赫鲁晓夫则大言不惭地回应“当我们赶上你们，超过你们的时候，我们会向你们挥手致意。……我们还可以停下来然后说：请跟上。”1989年至1992年的苏东剧变和苏共的垮台、苏俄的解体宣告了“厨房辩论”的孰胜孰负，苏俄和整个苏东共产阵营完败，美国和整个美欧宪政、民主世界完胜，更能直接证明谁胜谁败的是斯大林的女儿和赫鲁晓夫的儿子适彼乐土、抛弃苏俄，移居其父辈的敌国民主、法治的美国，相反，至今没有一位美国总统的子女奔向赫鲁晓夫曾经臆想的超过美国的苏俄或沙俄。尼克松的“谁更好并不是由物质上的因素决定的”之论断提前65年为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制度影响经济繁荣并决定国家成败的理论预作了铺垫。

苏东共产专制阵营的集体脆断是二战后欧美自由、民主世界与以苏俄为首的苏东共产集团冷战、撕裂的必然结果，而在柏林墙尚未倒塌的1989年初直至苏东巨变完结的1992年三年间，亨廷顿的高足弗朗西斯.福山又提出了与乃师理论逻辑一脉相承却又别具创意的历史终结理论，坚信人类的政治制度、政治进程必将终结于民主制度，对苏东剧变前后苏东的政治走势及其后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很有解释力。如果说是欧美的自由、民主政治以及两位杰出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领导人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现实和物理上完胜了了苏东共产专制政权，那么，亨廷顿、福山师徒则在理论、精神和理念上提前预见、论证并见证了苏东共产阵营命中注定的失败。

就像不接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一样，中共出于其专制、极权的本性也本能地排斥历史终结理论，因为文明冲突理论和历史终结理论都直接、间接地否定中共这样的党治、专制政体。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进程终结于、归结于自由、民主政治当然不是一个时点、一个瞬间、某一天甚至某一年即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史进程，苏东剧变只是这个进程的标志性起点，不能仅仅因为从1989年开始至今已过去35年、残存的几家邪恶轴心专制政权仍僵而未死，而否定历史终结理论的前瞻性、远见性和正确性。35年对于人类政治进程的演化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二战至今民主国家数量激增的历史来看，历史终结、人类政治归结于自由民主的进程并不缓慢，仍在负隅顽抗的中俄朝伊等残存的专制邪恶轴心败退出人类政治舞台的日子已近在眼前。孟加拉哈西娜独裁政权、叙利亚阿萨德家族独裁政权的闪崩，也正是哈西娜的专制、独裁、特权与孟加拉学生、人民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价值观的搏杀和撕裂，是阿萨德的家族专制、独裁、特权与叙利亚人民反专制、独裁、特权的搏杀和撕裂，叙利亚新政府已展现出实行自由民主政治的姿态，叙利亚政治的自由民主化值得期待。孟加拉、叙利亚的快速转型是自由、民主、文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对野蛮和反人性的独裁、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胜利，最新一次验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

毋庸赘言，以色列对哈马斯、真主党的近乎全胜，乌克兰对侵略成性的普京沙俄近三年的英勇抗击，同样是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与野蛮的独裁、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撕裂，是亨廷顿所界定的典型的不同文明、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因地缘接触而引起的断层线的撕裂和对决。

无疑，中共（国）与欧美等自由、民主国家的撕裂更是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根本撕裂。
至于十多年来欧美成熟民主国家内部的撕裂，则暴露出的是这样两大问题：一是欧美民主政治需要从二战后至今的已臻成熟的第一阶段民主进一步提升到普世的政治价值观先行、坚守普世的政治价值观绝不动摇和让步的第二阶段；二是自2000年前后全球化加速以来异质文化、异质宗教和其他族群移民大规模涌入欧美，欧美率先实践的普世价值观受到急速且过度的多元化、异质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本应成为一元价值观的欧美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受到异质价值观和部分新移民群体的拒绝和挑战。

针对第一个问题，政治人物必须坚守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不为选票而松动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不为利益集团的游说而动摇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而国民、选民需要认识到终生关注政治是自己作为国民的义务，必须终生学习并持续提升自己对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的领悟和认知，抛弃感性和民粹色彩的政治判断，增强政治分辨力，坚持自由优先并平衡自由、平等两大价值，扬弃鄙俗、廉价的伪政治正确。

2020年、2024年两次美国总统选举的近乎极化的左右撕裂暴露出的正是某些政治人物和相当部分选民的政治价值观的劣质化、民粹化、鄙俗化，颠倒了自由、平等这两大基本价值的顺序和权重，而劣质化、民粹化、鄙俗化的一大原因就是欧美民主国家二战后近八十年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苏东巨变后失去来自外部敌手的压力，导致政治人物政治品行退化、进取心丧失，以及国民沉迷于安逸的生活，潜意识中以为搭便车享受神仙一般的自由民主制度乃理所当然，既不关注政治也不持续提升自己的民主素养和政治价值观，幼稚地把结果平等置于自由之上，以致廉价、鄙俗的伪政治正确横行无忌，民主和法治被公然破坏。

对于第二个问题，对异质文化、异质宗教和新移民的接纳应渐进、有序、适度，应正确处理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观与外来文化和外来价值观的关系，必须坚持普世价值的一元性、基础性，在一元价值观的基础上接受、容纳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必须明确立法要求新移民接受、认可自由、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等）、民主、法治、政教分离等普世、基础价值观，明确禁止外来文化、宗教、价值观挑战这些一元的普世价值观。

总之，欧美自由民主世界的撕裂是本土长期积累的自由与假平等之名的极端结果平等之间的撕裂，以及二十多年来与快速全球化伴生的外来多元价值观对欧美本土一元普世价值观的撕裂。这两个撕裂提出的是如何提升民主政治品质、如何正确处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坚持一元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上容纳多元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中共国这样并不存在宪政意义上的真正民主的国家中的共产专制及固守专制的中共与自由、民主、平等、宪政以及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的中国人民之间的撕裂。借用一度备受争议的新生代作家韩寒的名言，中共国内部的这种撕裂就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

与欧美各民主国家内部的撕裂一样，中共国内部的这种撕裂也是长期而且是更长时期积累的恶果，而在最近几年、在2024年集中爆发，以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形式：

一面是因失业、房贷而绝望跳河、跳楼的底层小民，一面是贪污受贿以十亿、百亿、千亿计的中共市长、部长、书记、上将们；
一面虚张声势，吹嘘中国最安全，一面是因中共的种种压迫和不公而铤而走险、无差别报复社会的献忠事件；
一面是看不起病、被迫放弃治疗的白血病儿童，和同时上吊自尽的罹患肺癌的71岁母亲和她刚刚失业的儿子，一面是住了四年ICU、糟蹋底层纳税人7300万元血汗、曾任中共上海高级法院党组书记非法职务的范祖祥；
一面是7亿草民低于2000元的月收入，一面是大把撒向沙俄、北韩、叙利亚、伊朗、非洲各国的不知多少亿的美元；
一面是交不起学费的寒门学子，一面是几乎不设门槛、拿着巨额奖学金的非洲、东南亚、中亚、南美洲的留学生；
一面是为侵略乌克兰的沙俄百般狡辩的中共及其男女战狼发言人，一面是声援乌克兰、臭骂沙俄和普京的底层中国人民；
一面是中共信口雌黄、谎称实行法治，一面是数千万访民被中共剥夺财产，高智晟律师被中共绑架失踪近八年，郭飞雄（杨茂东）先生、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被罗织罪名、强加重刑，律师夫妇王宇、包龙军在高铁上被中共公安非法强行检查钱包；
一面是抢夺孙大午先生和大午集团78亿资产，一面是装模作样和谎称促进私营企业；
一面死守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把最应该改革的东西划入改革禁区，并叫嚷“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一面又几十年一贯空喊“深化改革”；
一面在2024年年末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给各级官员加薪，一面却绝不给底层草民一丁点福利，却又谎言随时脱口而出“有一条被子也要分给人民半条”；
一面是吃着特供的安全食品的中共特权官僚，一面是吃着掺进无数有名、无名致癌添加剂和混合了煤油的杀人食品的草民；
一面是武装到牙齿、随时准备持枪抢税的警税合成作战中心，以及跨省远洋捕捞的中共公安，一面是无处可逃只能束手待毙、任中共宰杀的私营企业；
一面是被中共恶意洗脑一生、满脑子污秽、身穿丑陋军装、12月26日流窜韶山朝拜太祖的老少红蛆，一面是被中共迫害、终年在中共信访局门前排队、仍对中共抱有幻想的无数苦主，以及越来越多摆脱了中共的洗脑、不再对中共抱一丝幻想的觉醒者；
一面是劫持和绑架了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却腆着屁脸、大言不惭自称为了人民的中共及其专制体系，一面是被中共压榨得失去了尊严、丢弃了理想、毕业即失业，在死亡线上苟延残喘、压根没有国家感觉的人矿；
……

所有这些形式各异、看似并不相关的异常、怪诞现象，归根结底，无不与中共的专制有关，无不与中国人民追求宪政、民主却被中共堵死了宪政、民主之路有关，无不与中共核心特权圈子对草民、人矿残酷压榨和严重的分配不公有关。一言以蔽之，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异象无不起因于专制中共特别是其高层核心特权圈子与向往宪政、民主、自由、平等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对立和撕裂。

这种对立和撕裂终有破局的一天，中共及其专制注定会像其苏东同伙一样被中国人民和自由、民主世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自2022年“白纸运动”开始，中国人民每一年都能感知到破局的更加临近，草民们一年比一年更加觉醒，中共越来越公开地被人矿们甚至体制内人士诅咒。许章润教授说，愤怒的人们已不再恐惧！

2024年孟加拉、叙利亚先行一步，2025年会轮到中国吗？易中天教授说，一切皆有可能！

【民生观察2024年12月19日消息】江西南昌女孩李宜雪因与派出所产生纠葛，被警方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在遭受近两个月非人的折磨和虐待后出院，李宜雪一纸诉状，将江西省精神病院告上了法庭，控诉其在整个收治、治疗、护理过程中存在的医疗过错行为和灰色产业链。近日，李宜雪录制视频再次揭露中共精神病院的黑幕，并提前录制了遗言，引发全网网友关注。随后，李宜雪被失联至今。

李宜雪，2022年4月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2022年3月14日，因民事纠纷李宜雪多次造访丁公路派出所；

2022年4月14日，李宜雪遇到辅警赖某，二人初次见面，赖某主动搭讪，次日下午赖某约见她到附近一家酒店的房间聊案子，之后赖某欲行不轨，双方僵持一晚李宜雪没有选择报警。

2022年4月21日晚，李宜雪在某商场三层高的栏杆处吹风，保安认为其要跳楼而报警，丁公路派出所接警并到场沟通，沟通期间李宜雪提及辅警赖某对其猥亵，此后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后李宜雪被送至江西省精神病院强制入院56日。

江西省对公安机关强制收治精神病人，向公安机关及医疗机构均提供报销及补助。据公开资料，2013年3月至2013年11月，南昌市财政局拨付江西省精神病院补助经费91万元。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拨付补助经费91万元。江西省精神病院曾因强制入院而败诉。2008年12月7日，江西省精神病院对被强制入院的南昌男子万友生作出精神分裂症诊断。2018年8月2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江西省精神病院强制万友生入院不符合规范，诊断其患有精神分裂症亦“明显缺乏依据，不符合诊疗规范”。

李宜雪后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并在网上曝光遭遇、发视频回应通报。

2022年12月6日，李宜雪诉江西省精神病院案一审开庭，庭审约两个小时，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2022年12月21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发通报回应，认定涉事辅警赖某吉不存在猥亵行为，并指李宜雪在2022年4月中先后4次在公共场合扬言自杀、自称患有抑郁障碍、难以入睡，丁公路派出所因此将其送至江西省精神病院，医院诊断后收治入院，民警也于当日通知家属。

2022年12月26日，李宜雪向南方都市报记者证实，已委托律师对江西省精神病院和丁公路派出所提起刑事诉讼。

2023年2月14日，天目新闻称李宜雪从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获悉，李宜雪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江西省精神病医院一案会在法定期限内审结，该案已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李宜雪称会在该民事案件结束后刑事指控江西省精神病医院和丁公路派出所，并计划再到北京或上海找权威机构做精神鉴定。

2024年12月14日，李宜雪先后发了两条求救视频后，就没有了更新，疑似失联了。

李宜雪在视频中披露，江西南昌市筷子巷派出所所长带人闯入她的家中，十几个男人对付她一个女子。她呼吁“救救我、救救我。”之后，李宜雪再未露面发声，其视频随即也被删除。

李宜雪疑似失联后，引发新一轮舆论海啸。“救救李宜雪”的声音，响彻神州大地。

或许是意识到了其维权的危险性，李宜雪曾在视频中称，“如果我那天失联了，一定是被他们害死了。”

李宜雪的好友们纷纷试图联系李宜雪，无任何回应。有网友直接跑去李宜雪家里敲门，同样无应答。大门口，留下无人签收的快递。

2024年12月16日，李宜雪事件引发关注后。一名网友在评论区称，杭州精神病院也有很多被强制送进来的人。她透露医院里闹腾的人都会被绑在床上，通过询问才得知那些都是正常人，“有的甚至关了半年之久，而且都是警察送进来的”

“医生还劝告她不要去告状，想到这件事，都不想生孩子，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很黑暗”。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江西南昌市西湖区于2024年12月17日发布通报称，“李宜雪一直在家中，其父亲和工作人员也与她通了电话，不存在网友反映的问题。”

但是官方的通报后，引来广大网友潮水般的质疑。

有网友指出：“既然李宜雪平平安安的呆在家，为什么不发视频向广大网友报平安？如果李宜雪很自由，为什么不上街玩，不去开直播继续控告江西省精神病院？”

另外，还有网友称，李宜雪在11月29日的视频中配文表示，“每天被威胁，每天被恐吓，他们说能让我消失第一次，就能让我消失第二次”。

时至今日，李宜雪仍然在遭受中共公权力的迫害！

李宜雪在网络的发声赢得太多民众的支持！网友强烈呼吁上级有关部门尽快查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以抚民声。

自从2013年中共当局开始规模化整肃中国民间社会以来：

你们烧毁十字架，拆毁、扣押或没收教堂，掠走教堂的桌椅和设施，收走圣经、神学书刊或福音单张；
你们以行政命令取缔久已被批准的聚会所或已经长久存在的家庭聚会，取缔教会自办的教育或培训机构，宣布他们为非法；
你们调集优势数量并包含武装警务力量的全套执法队伍一再冲击礼拜或聚会，哪怕其中主要只是白发老人和妇孺在唱诗；
你们以非法经营罪关押和抓捕、重判分发圣经或神学书籍、福音类电子产品的人；
你们以煽动颠覆罪、寻衅滋事罪、非法聚会罪、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偷越国境罪关押牧师、长老、传道人、执事、热心的国内国际宣教者；
你们以诈骗罪关押经管教会财务的长老、执事和领取薪酬的专职神职人员；
你们在这一切的行政、刑事程序中，通过威胁、利诱、欺骗、恐吓、捏造，有时甚至无端关押普通的基督徒，直到榨取到你们需要的供词；
你们派出社会闲散人员，围困或骚扰不肯屈服于你们前述各种持续性的压迫，还坚持信仰而不停止聚会的普通基督徒；给他们断水、断电、断气、断网，停止工作，停发工资或退休金，甚至及于老病和孺子；
你们还阻止遭遇这一切非法迫害的人寻求合法维权的救济，不让各种陈情、投诉和申诉控告得到及时和公正的处理；
你们又通过自己控制的各渠道，公开禁止和暗中引导双管齐下，要阻止民众参与庆祝基督徒的节期；甚至不惜在少年人中散播对信众的蔑视与仇恨；
你们在经过你们“改造”之后还可以暂时公开幸存的教堂内外显著位置，充塞你们的口号和政治图腾，要与上帝同等；

你们又何止今时今日才如此行，何止仅仅对神的子民们如此行呢？

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心中岂不谋算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然而，我们的神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的判语也是正直的！祂使我们受苦固然是以诚实待我们。耶和华却也有判语如此说：
你们的罪恶何等大。
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
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势必静默不言，因为时势真恶。
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
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
只顾自己独居境内。
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

因此，我们祈求耶和华神保守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刚强壮胆回答你们：“………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一想起神所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的话，我们这在熬炼之中的民就甚得安慰。
我们也盼望神所发的命令在活人之地得以被看见，祂曾命令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我们和你们一样，不过是人，指出这一切的事，原不是为定你们的罪，乃是希望你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就像那强暴之国的尼尼微大城的王所思想的：“……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因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基督已赐下丰盛的恩典。

我们的陈情，我们的论辩，我们的呼吁，
已经在一次次的强拆教堂的现场，
在被冲击的聚会所，
在拥挤着老人妇孺的派出所，
在秘密的审判庭、审讯室、政审会、批斗会，
在国际的对话平台上，

在公开的呼吁书中，已经反复向你们陈明，你们所拥有的国际国内的法律、宗教研究、政治、外交的人才和知识信息，不会让你们不知道依据正义与仁爱所自然要做的事，这本也是你们执政掌权所该做的事，那就是顺从神的命令：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2024.10.12初稿，2024.11.24日修订
（来源：以马忤斯网站）

万圣节成为中共眼中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人的经验是无论如何也是想象不到的，然而，自从在去年的上海万圣节引爆了中国网络，把万圣节成功改造成万梗节此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批判狂欢，直接触及了当局的敏感区以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可能性，当时就有网民在知乎上发问“你觉得2023年上海万圣节会是最后一届吗？”

在2024年万圣节到来的时候，中共以其一贯的尿性向社会给出了答案。上海一片风声鹤唳，警方严控、逮捕、清查“奇装异服者”的行为处处可见。万圣节在现代的西方更多是人类以鬼怪、荒诞和狂欢为名的世俗欢聚，在极权主义中国，万圣节成为政权的威胁，为那些荒谬至极的传说、故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真实cosplay（角色扮演）：一个反人类的政权比鬼怪更恐怖。

万圣节成为中共的禁忌，原因一是2023年的上海万圣节大大拓展了此节日的边界与意涵，使其成为一场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在不断压缩自由空间严控民间声音表达的当下是当局所不能容忍接受的；一是城市年青人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是不安全感日增的中共严重忌讳的。

万圣节作为西方国家来历悠久的传统节日，在现代已几乎仅仅是为节日的娱乐性而以鬼魂为名制造的一个噱头，它展现的已不是对鬼怪的恐惧，而是对人生的热爱和追寻。而在中国，传统的节日不是与家庭伦理身份认同有关如春节、中秋等，就是与宏大叙事有关如三八、五一、十一等，唯独缺少彰显个性、表达自我的快乐节日，同时由于中共严控社会而造成的民众公共参与公共表达渠道缺乏，所以万圣节这样的舶来节日完全迎合了新一代年轻人精神生活的诉求，迅速成为很多中国城市年轻人的新流行时尚。

一切变化发生在三年疫情时期。中国年轻世代经历了一个他们从来想象不到的漫长噩梦，他们从小被塑造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党国一体的价值观以及在消费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观念在这三年里被摧枯拉朽，从而重新定义了他们的社会认知与国家认同。以前所憧憬的所喜爱的在那以后一切都不同了，如果说在以前欢渡万圣节只是小众的年青人“亚文化”，从中寻求自我、表达自我和创造自我，那么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对把不确定不稳定的未来带给他们的这个操蛋的时代操蛋的社会的失望和愤怒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和接受。这就是在2023年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万圣节中出现的以年青人的审美表达出他们的态度的原因。

固然万圣节中他们向公众展现出来的绝大部分还是希望在安全线内的态度，以自嘲的艺术宣泄这个苦闷时代年青人的伤痛、逃离，然而其中对现实的戏谑、冒犯已是对习天下的戏谑、冒犯，是对“新时代”所刻意构建的“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主流叙事的戏谑、冒犯，更不用说不少年轻人把现实政治、社会议题联系起来的勇敢表达，所以它成为了中共绝对不能容忍的充满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视之为对政权的重大威胁因素。

另外一个对中共政权来说不能容忍的重要因素就是年轻人群的聚集。公众聚集活动一直是中共的维稳对象，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江河日下的今天，年轻世代受到影响最大，受伤最深，就业、生存陷入困境成为常态，“躺平”、“内卷”、“佛系”、“社畜”、“摆烂”、“韭菜”、“人矿”等高频热词在年轻世代的热传无不显示着他们对这个彷徨时代的压抑挣扎情绪，在中共政权眼中是构成重大风险的，而群体聚集活动就极有可能成为对政权的不满和抗议场所。尤其是在2022年的白纸运动发生后，为了防止再度出现类似的群体政治抗议，按照中共维稳体制的一贯逻辑，必须要把任何“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阶段，所以万圣节必须成为中共的禁忌。

如果专制政权的预防、控制、扼杀社会有效的话，那么专制政权确实可以江山永固了。事实上正相反，中共的应对恰恰暴露了专制政权越维越不稳的弱点，陷入危机不断和应付危机的恶性循环，就如在这次的政权扼杀上海万圣节活动，当把年轻人在安全线内的对社会意见表达加以禁止时，事实上是在更加刺激这个世代的不满情绪把他们完全推向政权的对立面，重新定义他们对政权的认知与集体经验，孕育出年轻世代的新反抗选项，从而成为中共政权崩溃的导火索。

这就是万圣节成为中共禁忌的最重要意义。中国人习惯敬鬼神而远之，都是借鬼来说人间事，譬如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借鬼怪情讽人间事，最荒诞的故事反映的都是现实，当一个政权比鬼怪更恐怖时，这个政权运行的逻辑已然是荒谬的，在美学上亦然是审丑的，是被戏谑和嘲弄的，根基全然腐烂，只有等待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

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的中国公民运动代表人物许志永，因为在狱中争取尊严和通信权利的基本人权而绝食的消息引起广泛的关注。此前就已传出许志永在鲁南监狱遭受酷刑，除被强迫劳动外，他还被狱方安排的3名“包夹”人员全天候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

所谓“包夹”，是中共监狱的中普遍存在一种违反法律、侵犯人权的“制度化酷刑”，通过安排利用犯人去干狱警不能公开干的事，被包夹者经常受到恶意羞辱、威胁和体罚，被禁止与别人交谈和接触，目的就是在于完全剥夺被包夹者的隐私、自由和尊严，摧毁他们的意志，这是一种明显的酷刑手段。如果说中共监狱剥夺了正常的人身自由，那么“包夹”就是在没有正常的人身自由的地方彻底剥夺连普通犯人都享有的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与安全，是中共监狱系统一种隐蔽狡猾的肉体与精神酷刑。

许志永遭受重判且在监狱受到酷刑、被剥夺基本人权，显示了中共对这位勇敢的抗争者的顾忌，通过酷刑和封锁孤立，试图摧毁他的精神意志，让他的声音被公众遗忘。许志永的同道战友丁家喜曾在法庭上激情洋溢地宣告：“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习近平定于一尊这十年，是许志永践行公民理想而受难的十年，从“偷税罪”到“妨害公共安全罪”，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到“颠覆国家政权罪”，再到在狱中被酷刑，对许志永这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到从精神、肉体的折磨，目的只有一个，折断蝴蝶的翅膀，避免自由的飓风摧垮中共的极权主义大厦。

许志永从2012年起倡导以“堂堂正正做公民”为主旨的新公民运动，践行自由、公义、爱，推动民主法治，呼吁中国人实现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追求自由公正，公民行动，宪政中国。许志永在他的文章《新公民精神——自由、公义、爱》中详细阐述了新公民精神的理念。他认为：“新公民精神是现代公民应有的信念和气质，它来自普遍人性的纯真渴望，以及对他人、社会、国家和全人类的责任，是值得每一个中国公民和中华民族永远珍惜的美好价值，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这就是自由、公义、爱。”

新公民运动的产生带有鲜明的维权运动特色，背景是中国加入WTO以及北京奥运的需要而迫使中共在社会控制上作了一定程度的松动，给社会带来了一些可以操作的空间，而有限市场化和有限开放必然带来新的利益格局和更多的权利诉求，促进了维权活动的勃兴，在新兴社会阶层迫切的公共生活表达、参与以维护生命、财产等安全需要的历史大势下，形成了维权运动这时代产物。

虽然新公民运动在论述上表明“是一场政治运动”，“包含公民权利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和民主运动”（见2012年5月许志永发表的纲领性文章《中国新公民运动》），但是主张相对温和，在思路上、实践上的具体行动包括教育平权、财产公示、公民同城聚餐等仍是维权运动的内容但整体上提高了维权运动的层次，与同时期的网络社交新媒体蓬勃兴起成为民众主要的公共生活参与方式同步。新公民运动鼓励公民公共参与，践行公民理念，跳出了专制体制的逻辑和话语系统，丰富了民间生态促进了民间社会各阶层的联合，形成强烈的动员效应。

与维权运动以法律和社会行动推动中国进步的期待相反的是，通过有限市场化，权贵与资本的相互依存、相互勾结，中共获得了庞大资源强化、固化了极权主义本身，保守现状而不是使社会更具开放性才更符合专制体制的利益。中共的专制体制在“江湖时代”在社会控制上一定程度的松动只是专制统治的压力调适，其一党专政的内核与本质从没有变化。

维权运动在姿态上论述上对中共再三表述“我不是反贼”，刻意回避“房间里的大象”以争取生存、发育的空间。但是激进与温和只是民间自我的标签，专制体制从来无意分辨谁激进谁温和，社会的自我发育、组织、行动必然对专制体制固化社会意图造成冲击，所以从不能容忍到断然打击才是中共的必然逻辑，无论是哪一种维度的维权运动，只要还是去政治化的，企图在政治社会之外通过社会发育以壮大公民社会，进而推动渐进转型，建设一个并不存在的“中间社会”，都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只有一个泯然于时代的结局。

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决定了中国维权运动必然失败，然而，与维权运动被时代淘汰相不同的是，许志永在2013年被当局逮捕并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7年他获释刑满出狱后，直面房间里的大象，“2003到2013十年间，我们是改良主义者，通过个案援助、调查报告、围观参与推动社会进步。我是后知后觉者，成为革命者，是2016年了。总是怀着最大的善意，希望看到主动改变，后来实在看不到希望了”，“革命不是打江山坐江山，革命不意味着暴力，改良到革命，只是放弃对体制的幻想”（许志永：《这是我的祖国》）。“中国需要革命。中国必将爆发革命。惟革命才能灭专制，惟革命才能救中国，惟革命才有民主自由，惟革命才有公平正义，惟革命才有人的尊严，惟革命才有中华重生。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中国向何处去？——许志永上诉书）。

因此，有别于相当大一部分脱胎于维权运动却在新时代思维模式已然固化的维权人物，许志永跟上并重新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对维权运动的隐晦、间接、扭曲的方式进行公共参与作了深刻的反思，把“新公民运动”更名为“中国公民运动”，重新阐释了理念与倡议，聚合社会力量，彻底走向了政治反对运动。他知行合一，勇于担当，以非凡的道义勇气直面房间里的大象，对中共暴政、习近平开历史倒车的黑暗现实投以最明亮的光芒，对“皇帝的新装”高声地喊出了大象的存在。

自从道义和合法性资源在习天下时代挥霍殆尽后，中共挥舞专政的铁拳全方位出击，以严厉手段全面管控社会，持续压制社会争取空间的诉求，整肃挑战政权的反对群体，孤立抗争者的连结网络。因此，作为中国公民运动的代表人物，许志永再次入狱遭受残酷打压对中共体制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了。

许志永道义感召来自他始终如一的勇气。丘吉尔曾经说过，在所有人类品质中，勇气是最受尊敬的，因为它保证了所有其他品质。他是对的，如同许志永在他的上诉书《中国向何处去？》所指出的：“最可贵的是勇气。说真话的勇气，捍卫自由的勇气，不怕坐牢的勇气，走上街头的勇气”，要成为公民，最可贵的品质是勇气，当恐惧成为专制时代的常态时，勇气才是唯一的答案。

这勇气，来自为反对中共极权，冲破专制牢笼，争取自由从不曾止息的洪流，来自刘晓波，杨天水，力虹，李旺阳等众多殉道者的鲜血，来自许志永，丁家喜，王炳章，高智晟，秦永敏，郭飞雄，彭立发等脊梁骨铸就的自由灵魂。

对“房间里的大象”假装不在场、不知道、不在意，是专制制度维系的助推器；成为公民，意味着正视大象的存在，以勇气为自由、民主、公正和尊严而抗争，中共这头怪物必然被驱离房间，铸就至暗时刻人类以勇气争取自由弥足珍贵的历史丰碑。

An Open Letter Seeking the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and Chinese Diaspora Groups Regarding the Hunger Strike of Xu Zhiyong

Dear Sir/Madam,

As of 12 November 2024, Xu Zhiyong, a leading figure in China’s civil rights movement, has been on hunger strike for 40 days. The confirmed details of his case are as follows:

1. Xu’s sole demand is to resume communication rights with his fiancée, Li Qiaochu, and this right has been repeatedly denied by the authorities at Lunan Prison, where Xu is serving a 14-year sentence.
2. Chinese officials have obstructed Xu’s access to his lawyer, effectively severing any means of conveying his physical condition or communicating his autonomous wishes regarding his hunger strike.
3. Although Xu recently managed to meet with family members, they were subjected to intimidation, coercion, and severe warnings by prison officials and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prevent attention being drawn to Xu’s protest.

On 23 October, it was revealed that Xu Zhiyong began his hunger strike on 4 October to protest Lunan Prison’s illegal denial of his right to correspond with Li Qiaochu. He had been permitted to communicate with her since August. Learning of Li’s struggles with depression has weighed heavily on Xu’s mind; additionally, since Xu’s detention in 2020, Li has campaigned tirelessly for his freedom and, as a result, was unjustly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and eight months in prison. Li’s sacrifice and dedication are deeply moving to Xu, and corresponding with her is the only channel for him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her. However, since September, their communication has been obstructed, with Xu’s repeated attempts to restore it being blocked by the prison’s arbitrary censorship. When a prison officer recently tore up Li Qiaochu’s letter to him before his eyes, this act of deliberate humiliation and degradation drove Xu to escalate his protest to a hunger strike — a decision not made lightly but compelled by his firm desire to reclaim his dignity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denied to him.

As a matter of fact, reports emerged as early as July this year detailing Lunan Prison’s illegal restrictions on Xu’s basic human rights,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abuse such as placing him under constant surveillance by assigned monitors known as “bao jia”, which severely restrict his movements and isolate him.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Lunan Prison has intensified these oppressive measures. Despite grueling conditions, Xu has persisted in his resistance, though the extent of his struggle has remained hidden from public knowledge.

Now, 40 days into his hunger strike, Xu’s health has undoubtedly reached a critical juncture. There are urgent questions regarding his physical condition: whether he has been subjected to forced feeding or other inhumane treatment, and if Lunan Prison has punished, coerced, or continued to abuse him. Such vit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Xu Zhiyong’s safety and well-being remains hidden behind Lunan’s prison walls due to deplorable and unlawful obstructions.
In defense of his fundamental rights, Xu Zhiyong has exhausted every lawful means of protest available to him within the prison system. External support has been continuous, with statements of concern issued by various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group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hus far remained silent in the face of these criticisms and demands for accountability. Meanwhile, Lunan Prison—effectively acting as an instrument of repression—has denied the hunger strike, misled the public, pressured Xu’s family, and is intent on forcing this situation to fade into obscu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ntinue to disregard their own legal violations, ignoring Xu Zhiyong’s rights and any possibility of improving his conditions of detention.

For this reason, Xu’s hunger strike urgently requires the attention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s, heads of stat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and all who advocate for justice and human dignity.

Based on available information, Xu’s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e is now in a life-threatening condition. Through this open letter, we urgently call up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and Chinese diaspora groups to stay attentive to his case and to continue pressur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Lunan Prison through vocal support and effective, timely actions. Our specific appeals are as follows:

1. Ensure that Xu Zhiyong receives appropriate medical care at Lunan Prison to prevent further deterioration of his health due to the hunger strike;
2. Ensure that Xu is not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inhumane treatment, and that his detention conditions meet both Chinese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3. Respect and protect Xu Zhiyong’s right to communicate with his fiancée, Li Qiaochu, and prohibit any deliberate restrictions or acts of degradation by prison officials infringing on this right;
4. Uphold Xu Zhiyong’s right to meet with his lawyer so he may directly communicate his condition and intentions;
5. Urge democratic governments and human rights bodies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whether through issuing public statements or encouraging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s in China to visit Xu Zhiyong directly to verify his health and safety.

Finally, we express our heartfelt gratitud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its enduring support and assistance to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Xu Zhiyong, who holds a PhD in law from Peking University, has dedicated his professional talent, energy, and leadership to advanci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values in China. In 2013, he was arrested for his vigorous activism and sentenced to four years in prison. Upon release, he continued to uphold his ideals and beliefs. At the end of 2019, Xu was forced into hiding in his own country after organizing a civil gathering for political reform. During this period, Xu issued an open letter urging the Communist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o step down. In February 2020, Chinese authorities detained him. Despite the torture and mistreatment, he endured in custody, Xu has never compromised his principles. In 2023, he was handed a new 14-year sentence.

Xu Zhiyong has made immense sacrifices in his fight for a better China, demonstrating tremendous courage in the face of a long prison term and relentless abuse. Humanity’s struggle for justice and freedom is unceasing, and we believe that your attention and support for Xu Zhiyong will not only stand as a defence of what is just, but also inspire change that transcends borders, religions,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Xiamen Gathering Case Support Group
12 November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