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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八年前发生的一起储户千万存款被第三方公司从中共建设银行划走的旧案突然又在网络世界热火了几天。一审法院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竟认定银行无过错、不需赔偿储户，显而易见地偏袒中共所谓的国有银行，中 广州中级法院二审撤销原判，改判建行赔偿445万，余款由诈骗犯赔偿，给了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修补。该案及其他涉及中共党企、央企的合同争端案件都追问着一个根本性的专制之下的诚信困境，公权力以及与公权力有天然血缘联系的中共党企、央企的诚信困境。

案件经过：2016年4月20日，在朋友要完成存款任务以及朋友私下的高利息回报蛊惑下，李越在建行广州利雅湾支行存入1000万元，朋友欺骗她不要开通短信通知功能。2016年8月29日，李越到银行取钱，发现1000万存款在4月29日至5月3日短短五天之内被全部转走。李越与建行员工一起报案，中共公安查明，犯罪人曾祖士、王微沂通过中间人联系李越及其他被害人，以私自许诺的高利息相诱惑，骗得李越等被害人将款项存入他们指定的银行，并取得被害人开户名称或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存款余额等信息，又伪造李越等被害人签名“同意”的《委托扣款授权书》，最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扣划李越等人的存款。

中共广州中级法院对李越一案作出的（2019）粤01民终21974号二审判决概括了中共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的（2018）粤0106民初6638号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天河区法院对李越一案的一审判决体现的所谓政治就是必须罔顾事实、必须踢开法律以保护建行这家国有、党有银行的利益。

为使建行利雅湾支行逃脱对李越的赔偿责任，天河区法院使出浑身解数，只揪住所谓盖然性即大概率认定的李越泄漏了个人及账户信息，且未开通短信通知服务，却蓄意逃避利雅湾支行在接受犯罪人提交假冒李越签名的《委托扣款授权书》时是否充分、有效地履行了对《委托扣款授权书》及李越签名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责任。依当时有效的中共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相关条款和《商业银行法》第6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之原则性条款，以及《小额支付系统管理办法》第31条付款银行应当“审核无误后……办理扣款”，第33条“小额支付系统参与者应当加强查询复查管理，对有疑问……的支付业务，应当……查询查复……，并在当日至迟下一个法定工作日上午发出查询”之规定，利雅湾支行必须绝对承担对犯罪人假冒李越签名的《委托扣款授权书》的真实性进行审核的责任。这一审查、核实责任有两个法定的强制性来源，一是银行对李越将来存款执行扣划业务的安全性的需要，二是犯罪人提交的假冒李越签名的《委托扣款授权书》已构成对李越与利雅湾支行之间既有存款合同的重大变更，这一重大变更的真实性也必须予以审核，而这两个强制性责任都必须要求李越本人亲自前往利雅湾支行办理，即向利雅湾支行提交《委托扣款授权书》的只能是李越本人，而绝不能是任何其他人，如本案中的犯罪人，而利雅湾支行却在李越并未到场的情形下接受、认可犯罪人假冒李越签名的《委托扣款授权书》，同时还接受、认可犯罪人留下的与李越开户时预留的手机号码不同的号码。利雅湾支行这些低级却又严重的违法、违规操作才是导致李越千万存款短短五天之内每天被扣划数十次、并全部盗走的终极根源，而面对每天数十次单笔5万元小额扣划的明显异常交易，利雅湾湾支行竟无动于衷，根本怠于履行法定的查询查复、及时停止扣款的责任。

总之，即便李越被犯罪人骗取了身份证信息和储蓄卡号码，也只是其存款被盗走的辅助性条件，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正是这份被利雅湾支行不加审核而信以为真的、功能等同于储蓄卡取款密码的《委托扣款授权书》。明确了这一点，就完全明白了一审判决公然颠倒是非、阉割法律、炮制错误判决的底层逻辑——中共天河区法院被利雅湾支行买通，成为所谓国有、党有银行利益的私家保镖。

从银行所吸收储户存款的性质看，在非因储户本身原因而导致存款被盗、被骗的情形下，被盗、被骗的存款应视为银行自己的资产损失，这一结论不仅能从《商业银行法》第6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之原则性规定可以推导出来，而且也被中外银行业利用储户资金发放贷款以获取利差的经营实践所证明。在银行-储户的存款合同关系中，存款是银行对储户的负债，但存款可不受客户制约而由银行自主放贷，在银行-借款人的借贷合同关系中，从储户那里吸收的存款转化为银行的贷款资产，储户存款在经营货币的银行手里具有负债和资产的双重性质，倘存款非因储户主观原因而被盗、被骗，于法于理都应视为银行自己的资产、财产损失，都应由银行承担责任，而不能视为储户的财产直接被盗、被骗，不应由储户承担损失。在李越一案中，存款被盗的刑事犯罪的受害人是利雅湾支行，而非李越，利雅湾支行对李越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本不受刑事盗窃的影响。

因此，天河区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利雅湾支行根本不对李越负民事赔偿责任，纯属厚颜无耻的袒护党有银行，是对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等私法、民法和市场契约原则和精神的赤裸裸羞辱和践踏。这一判决实在太过荒谬，以致中共广州中院自己也实在脸面挂不住，不得不改判利雅湾支行赔偿李越445万元，虽较一审判决进步了五十步，却仍认定“李越对于本案损失也存在一定过错，……建行利雅湾支行与李越应按各自过错承担本案损失”，而不肯判决利雅湾支行对李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种对民事法律和市场经济诚信原则的虚情假意、半心半意而真心实意、十心十意的保护，是中共自毛泽东、刘少奇以来至今独有的那种为一事一人一案的眼前蝇头微利而随意踢开法律的短视机会主义策略，是导致中共虽已有比较完善的立法、却仍使得国内私有资本和国际资本缺乏安全感和稳定预期的根源，是律师代理案件却根本不敢预测案件结果的根源，是国内私有资本和国际资本争相出逃的根源，也正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三十年前就忧虑、而中共必将陷入的制度性后发劣势的根源。

天河区一审判决对诚信原则的百分之百的践踏，广州市中院对诚信原则的百分之五十的践踏，如此短视的司法擅断和对市场经济釜底抽薪的破坏，怎能不令私营资本和国际资本以及全体中国人民细思极恐？钱，还敢存到中共的国有、党有银行吗？中共的国有、党有银行原来竟与河南省众多的村镇银行一样的缺乏诚信和不足信赖！

多年前，在中共中石化及其下属国勘公司与香港环球公司及其子公司UNI-TOP的佣金代理纠纷中，中石化及其国勘公司以及中共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就上演过比广州两级法院更加无耻N倍的活剧，索性连中石化及其国勘公司应付给环球公司及其子公司UNI-TOP的佣金分文不付。广州中院好歹还羞羞答答地残留了百分之五十的诚信原则，而中石化及其国勘公司，以及中共北京市第四中院则干脆完全不顾廉耻，百分之百地践踏、否定了诚信原则。

2002年，在香港注册的环球石油发展有限公司（环球公司）开始从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 （Petro Kazakhstan，PK公司）进口原油，出售给中共巨型央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石化 ）。2004年9月，环球公司获悉PK公司有意出售股权，便将此信息告知中石化。中石化即令下属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国勘公司）委托环球公司代为向PK公司转交意向书并协调收购PK公司股权，环球公司为该收购业务专门成立了项目公司UNI-TOP公司。

2005年3月，国勘公司与UNI-TOP公司正式签订《代理协议》，约定国勘公司委托UNI-TOP公司作为排他代理人，协助其直接或通过其关联公司间接收购PK公司股权，在按国勘公司确定的价格范围完成股权收购后，国勘公司将依协议约定向UNI-TOP公司支付酬金（佣金）。

岂料，原本仅由中石化与PK公司独家谈判的收购被半路杀出的另一家中共巨型央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搅局，最终由中共发改委协调，由中石油和中石化联合收购，事成之后中石油占所收购PK公司股权的60%、中石化占40%，后中石化放弃竞标；2005年8月-2006年7月中石油独自收购了PK公司67%的股权；2007年，又经中共发改委协调，中石油和中石化达成协议，中石油向中石化转让所持PK公司30%的资产，相当于向中石化转让PK公司20.1%的股权，但该部分股权始终未能过户给中石化，UNI-TOP公司屡屡与中石化交涉，索要佣金，中石化均以尚未获得股权为由拒绝支付佣金。2012年8月，在中石油成功收购PK公司七年之后，UNI-TOP公司被迫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委）申请仲裁，同年 12月，贸仲委认为酬金的支付条件尚未成熟，驳回了UNITOP公司的仲裁请求；2015年，UNI-TOP公司以中石化事实上怠于向中石油索要股权之新事实为由，再次向贸仲委提起仲裁，2017年6月30日，贸仲委第二次裁决国勘公司支付2138.01万美元酬金（佣金）等费用。然而，中石化竟以子虚乌有的所谓第二次仲裁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及仲裁裁决将导致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等法律之外的高大上的政治理由向中共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而中共北京市四中院居然果真听信、认可中石化的胡言乱语，不惜以中共司法信誉为中石化背书，悍然撤销了仲裁裁决，帮助中石化赖掉了应付的佣金，保住了无耻却又冠冕堂皇的所谓国有资产和国家利益，尽管这笔2138.01万美元佣金根本不够中石化时任老总陈同海等人的几次挥霍！

2023年，一起草根储户起诉中共国有银行的存款纠纷案件同样暴露了中共及其国有、党有银行言而无信、缺乏诚信的本性。

1989年9月19日，“六四”大屠杀之后三个半月，工商银行吉林省延边自治州支行为庆祝工行成立五周年，经州人民银行批准，推出最优利率存款产品“智力投资定期储蓄存款”，承诺存款1000元，存期15年、21年、30年，按保值贴补率和同期最高储蓄利率计息，并每年主动将利息转入本金、计算复利，15年到期本息为19000元左右，21年到期本息为62000元左右，30年到期本息为360000元左右。1989年9月29日，杨先生（杨代清？）的父母以时年19岁的杨先生的名字在延边州下属敦化市存入2000元，定期30年，到期可本息共可取出73.2万元。

30年漫长等待之后，杨先生满怀期待，持存单到工行取出这笔巨款，岂料工行竟称当年推出这项存款之后不久就被中共人民银行总行叫停，不能按当年的承诺对杨先生还本付息，只能按活期存款计算利息，本息共计7000元。

被工行如此戏弄，杨先生及其父母愤而诉至法院，但中共法院跟中共的国有银行必须是一伙的，怎么可能支持杨先生索回73.2万元的主张？法院也仅仅判决工行返还杨先生2000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另按存款时19.26%的5年以上贷款利率予以赔偿，共计11，556元。

中共法院的这个判决荒谬透顶！即便不完全确认存单的法律效力，也应依公平原则，按正常利率或通胀率计算1989年的2000元在30年后的未来值，即30年前的2000元在购买力上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仅从工资水准从1989年到2019年增长100倍以上的常识考虑，法院至少应当判决工商银行归还杨先生20万元。

在上述三个荒诞案例中，我们都看到了中共国有、党有银行和巨无霸垄断央企的言而无信、缺乏诚信以及中共司法的不公和无信，还看到了中共国企、党企、央企决策并非真正遵循市场规律的自主决策，而是总夹杂着不可捉摸、飘忽不定、不可预期的高大上、反市场的政治操纵，中共的国企、党企、央企根本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而不过是戴着公司面纱的中共政权的附庸和衍生品。东西南北中全面领导的中共政权本身，恣意插手微观经济活动的中共政治强权本身，是市场经济及其诚信原则的天敌！

中共及其国企、党企、央企一向蔑视、鄙视信用和诚信，而信用和诚信恰恰正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命根子。与中共及其国企、党企、央企蔑视、鄙视信用和诚信相反，欧美发达的真正市场经济国家及其企业界，无不视信用和诚信为生命。

1648年5月15日，荷兰Lekdijk Bovendams（莱克河堤坝公司）的财务官约翰·范·胡根浩克（Johan van Hogenhouck）收到尼古拉斯·德·梅杰（Niclaes de Meijer）1 000荷兰盾的永续债投资款，并向尼古拉斯·德·梅杰签发了投资文件即永续债券，承诺每年两次、每次50荷兰盾向尼古拉斯·德·梅杰或任何持券人支付利息。历经近四百年，莱克河堤坝公司早已被Utrecht（乌特勒支）省的Hoogheemraadschap Stichtse Rijnlanden（莱茵河流域水务管理局）所继承，支付利息的货币也几经变化，但不变的是永续的信用和诚信，即便二战期间荷兰被纳粹德国占领而无法支付利息，二战甫一结束，乌特勒支省的莱茵河流域水务管理局就及时向债券持有人补付了利息。

莱克河堤坝公司1648年前后发行的永续债券现仅存四份，但利息支付和契约精神却绵绵永续，不仅在早期维护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言必信的贵族荣誉，又始终不渝地信守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契约精神。除非乌特勒支省的莱茵河流域水务管理局破产清算并且再无既承人，或者地球本身果真天翻地覆，这份永续债券将会像其名称一样永续传承，直至地老天荒。

诚信传家久，中共及其国企、党企、央企它们显然是懂的，但它们更显然是不愿、不打算诚信的，只为它们自己妄想的那种万世一系的永久、永续特权利益！它们追逐的是永续的特权，而不是莱克河堤坝公司所追求的永续的公司责任和永续的诚信。中共及其国企、党企、央企心知肚明，它们的特权私利与真正的市场经济及其所要求的信用和诚信水火不容，它们深知真正的市场经济及其信用和诚信一定会动摇、排斥它们的特权私利，因而它们总是要在它们自认需要的时候踢开信用和诚信。中共及其国企、党企、央企在经济领域的这种言而无信、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与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六四”屠夫邓小平等共酋在政治领域争权夺利、铲除对手时的毫无信义、杀人如麻，乃是同一路径、同一逻辑。

自中共及毛泽东1949年僭政以来，中共国一直持续上演着人性阉割、道德扭曲、人妖颠倒、乾坤倒错的荒诞剧，从1957年的反右、对知识分子精神的阉割，1958年血魔附体般的洪秀全、义和团式砸锅卖铁土法大炼钢铁和亩产30万斤，1959-1962年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举国癫狂、互相杀戮的十年“文革”，到1989年动用数十万军队屠杀学生和市民，到1990年代洪秀全、义和团加红卫兵式的血腥计划生育，直至最近十余年来的抓访民、抓维权人士、抓人权律师、抓独立宗教人士，寻衅滋事罪、颠覆中共政权罪泛滥成灾，撒泼打滚、逞强斗狠、色厉内荏的战狼外交，司马南、胡锡进、金灿荣、张维为、陈平等等妖孽和虾兵蟹将纷纷出洞、招摇过市，中共国在末世和垃圾时间段的种种怪现状，持续不断并且加速度地上演着。

最近数月中共国接二连三上演着没有最怪、只有更怪的怪现状：

2024年5月13日，河南省新乡一商户李先生称其商铺燃气费显示欠费近5亿元，而其商铺已停业有时，停业时账户内尚有余额九十多元，燃气公司答曰此乃后台系统出错所致。后台计算机系统出现此等令人惊掉下巴的错误，本身即暴露了燃气公司等中共党企根深蒂固的敷衍塞责、嬉戏懈怠、恶意欺诈等恶习。不是不允许犯错误，而是不能允许犯此等低劣和荒唐的错误，尤其是在重庆、成都等地刚刚曝出燃气收费丑闻之后！

2024年5月12日，一百年前美国人民创建的母亲节，成都一位65岁姓罗女车主抽打触摸了其吉普车的41岁张姓男子耳光，仅因怀疑张男划伤了其吉普车的挡泥板，现场有网友称罗女叫嚣其子是（副）市长、强逼张男赔偿一万元。中共成都公安只是简单宣称罗女、张男相互指责、发生抓扯，并刻意强调张男喝了酒，有意暗示张男酒后滋事，却回避谁先动手、罗女是否打了张男耳光、是否蔑称事发地围观民众是穷鬼等关键问题，并认定罗女叫嚣其子是（副）市长、强要张男赔偿一万元是现场张某、饶某某编造的谣言，已将二人行政拘留，并拿出中共的老套路，要求“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然而，中共公安自己一向掩盖真相，一次次利用臭名昭著的央视、新华社等党媒发布虚假信息，如对“709”律师和公民恶意丑化、构陷颠覆政权罪，在武汉中共肺炎疫情初期虚构所谓“八名散布不实信息者”之假新闻，打压、迫害李文亮医生和艾芬医生，强逼李文亮医生认罪服法。中共编造这些弥天大谎和谣言，强求人民相信，却又总是奢求人民不要相信人民自己现场报道、事后基本都被证明属实，却总被中共及其公安提前污蔑为谣言的真相。这就是中共特有的只许它自己造谣、不许人民说真话的强盗逻辑！

65岁高龄的罗女查验吉普车是否受损，查不出车身有任何损伤，竟能查到不起眼、不值钱的橡胶挡泥板上的划痕，可谓人老眼不花，火眼金睛堪比孙悟空，不提灯即能定损。莫非这位饮了酒的张男果真闲极无聊，不站立身板划伤车身，而必须蹲下身来、猫腰划伤罗女吉普车的挡泥板才觉过瘾？

相较于已是老太婆的罗女那般航天员等级的好视力，一个多月前，在曾发生胡鑫宇不明死亡案的江西上饶对出租房提灯定损的房东夫妻加女儿三人，眼力实在有待提高。

罗女全无其女性、母性应有的善良和谦让，而竟以65岁末班车红卫兵之高龄抽打壮年男人耳光，这种为富不仁者和中共强权及特权官僚阶层欺凌小民的弱肉强食暴虐习气，这种由毛泽东和中共从“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红卫兵暴戾之气，正是这些年中共国各地校园霸凌之怪现状的根源。

2024年5月11日，中共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法院公开审理12人涉嫌寻衅滋事发回重审一案，辩护律师赫然发现该案原二审审判长、海西州中级法院刑庭庭长哈斯朝鲁和天峻县法院院长樊旭华非法通过微信群实时遥控、操纵庭审，赤裸裸违反宪法、法律关于合议庭独立审判和审级制度的规定，已构成滥职权、妨害司法犯罪。然而，海西州中级法院秉承中共死不认错、绝不认错、永远正确的劣根性，拒不认罪悔罪，在13日发布的所谓《情况通报》中猪八戒下山倒打一耙，反诬“辩护人……不遵守法庭纪律……拍摄合议庭成员电脑屏幕登录的个人微信界面……严重扰乱……法院正常工作秩序”，“辩护人拍摄照片后……被告人家属将……照片并配文字发布在个人新浪微博上，……引发舆情，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本案属重点监管的‘四类案件’，海西州中级……法院派员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符合规定”，一通中共独有的战狼式胡搅蛮缠、死缠乱打，不解释审判长庭审之际为何要登陆个人微信，只管厚颜无耻地狡辩“我院……始终……自觉接受监督……希望社会各界不传谣、不信谣，……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公平正义法治环境”，已经做了娼妓还要强立牌坊，好像中共的司法天下第一公正似的，好像一心二用、边庭审边进行微信群聊是中共法院对人类司法的最新贡献似的。

这真个是中共独有的泼皮无赖，一定使正在中共国窜访、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又高票连任第三任总统的普大帝望尘莫及。海西州中院竟能把铁证如山的滥用职权、妨害司法的事实狡赖为谣言，其恬不知耻丝毫不亚于炮制“709”大案的傅政华、孙力军之流以及迫害李文亮、艾芬的中共武汉公安。

2024年5月1日凌晨，中共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梅大（梅州-大埔）高速塌方。2日，中共党媒披露已致48人死亡，之后再无消息。事发当时，后方多辆来车不听前方车辆乘客黄建度老人的劝停而冲进塌陷、断裂处，导致本可避免的灾难，暴露出国民内心深处隐藏的信任缺失的幽暗潜意识，令人痛心和无语！这种互不信任、互相提防的内心幽暗无疑来源于毛泽东及中共的反右、“文革”、“八九.六四”大屠杀、直至今日一直蓄意为之的对大众恶意分化、分而治之的专制恶政和暴政。

2024年4月19日，中共重庆市政府就燃气乱收费问题发布调查报告，用户反映的天然气表转速飞快、不用气而气表自传、燃气费用暴涨2-3倍，以及重庆燃气集团2023年第四季度业绩暴增824%而同期气量消费仅增长0.69%等等怪异问题统统被淡化为不曾发生。

2024年3月22日，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的提灯定损事件曝光，不仅涉事的房东夫妻加女儿无耻、凶恶、毫无诚信，而且中共公安警员素质低劣，拉偏架、地方保护，包庇、纵容，为房东一家的恶行保驾护航，暴露出中共公安普遍存在的恣意践踏公平正义和黑帮化、痞子化、匪徒化之怪现状。

这个玉山县与2022年发生胡鑫宇不明原因死亡的铅山县同属上饶市。前年胡鑫宇年仅15岁而不明原因死于铅山，今年敲诈勒索、涉黑恶提灯定损上演于玉山，上饶接连发生怪异和荒诞闹剧，是要形成某种上饶现象吗？

房东夫妻加女儿对租客吹毛求疵、无事生非、鸡蛋里面挑骨头的逻辑，与中共对访民、维权人士、异见人士、人权律师强加寻衅滋事罪、扰乱秩序罪、颠覆政权罪的逻辑，是何等的如出一辙——都是没事找事，都是寻衅滋事，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房东夫妻加女儿的私人、私力提灯定损的任性撒野，与中共对公民强加寻衅滋事、颠覆政权罪的强权恣意，与重庆燃气等中共党企毫无市场底线道德、不择手段地搞钱，充斥着共同的无赖、流氓、无耻秉性！中共及其党企凭强权和垄断地位不择手段捞钱，而玉山房东夫妻及女儿则以地头蛇的雁过拔毛、敲诈勒索手段搞钱，二者实乃蛇鼠一窝、一丘之貉！

再往前推，让人目瞪口呆、惊诧不已的怪现状还有：2022年的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女事件，三年“大跃进”式的反科学、反常识、反文明、所谓算政治账的野蛮疫情封控，2019年针对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常玮平律师、李翘楚女士等人的“厦门大抓捕”……

各种此起彼伏、令人眼花缭乱和目不暇给的怪异、荒诞现状与《封神演义》描述的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九尾狐狸精等各路妖孽粉墨登场、淆乱乾坤是何等的相像！与大明皇朝末年阉党、朝臣、皇亲国戚竞相卖官鬻爵、搜刮民财、有今朝无明日的醉生梦死、恬不知耻是何等的相像！

在如今的中共国，中共以其强权普遍地、日常化地上演国家级别的荒诞闹剧，而玉山房东加女儿这样的底层痞子则凭耍混蛋上演着具体而微的江湖情节剧。从民间到中共的庙堂，呈现给世人的是一场巨大的末世和退场前的怪异现状。

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满清覆灭前的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不用追溯太远，只说近十余年来，中国人耳闻目睹、亲身体验的怪现状恐怕十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难以尽书！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的是满清覆灭篇二十余年间官场、商场等等三教九流的怪现状，如盗贼偷盗发财后，竟突发奇想，谋求政治进步，用赃款捐了个知县，却难改贼性，白天做官，夜里贼瘾发作，依旧做贼，再以赃款贿买上司，获上司保荐升任安徽臬台，相当于今之副省部级的中共省委政法委书记，奈何贼性太深，夜间照样去偷，又用赃款给两个儿子捐了道员、知府，仍不餍足，继续偷盗，企图再给三子也捐个道员，索性屡次三番到藩台即省财政厅库房偷得三千两白银，终被擒获；某候补道为获得实职而打发妻子为制台即总督按摩；有个叫黎景翼的为抢夺亲生弟弟的财产，竟威逼弟弟喝鸦片汤而死，再强逼弟媳卖笑、进入娼门；吏部主事符弥轩“开口便讲仁义道德，闭口便讲孝弟忠信”，却虐待、殴打含辛茹苦把他养大的祖父；安徽银元局总办苟才大肆贪贿而被查办，为保乌纱，夫妻二人竟跪求新寡的儿媳给总督做妾，以致新任总督也对苟才的无耻震惊不已……

这些满清覆灭前的种种怪现状，今天看来是何等的眼熟。中共的大小官员无论地方、军队，有几个不是明码标价私相授受？有几个不是台上满嘴马列、台下男盗女娼？正国级的中共常委周永康和中共两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贪贿均达千亿元，傅政华贪贿1.17亿，甚至小小的自来水公司经理都能贪贿过亿；江苏省盐城市美女护士携女儿共侍市长（后任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周永康与叶迎春百盛地下车库车震、与沈冰明目张胆偷情，正国级的张高丽诱奸彭帅，共军中将谷俊山把亲生女儿送给徐才厚副主席享用并彻夜垂手恭立门外伺候，宋祖英的多年绯闻，汤灿是中共军中公妓，难道仅仅是中共所称“不信、不传”的谣言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描写的种种怪现状在同时代的《官场现形记》里几乎完全复制，这两部小说刊行十年左右，满清覆灭。同样的怪现状在明末二三十年间也是一幕幕徐徐展开，满朝文武争相拜认阉竖魏忠贤为干爹、干爷，丝毫不以为耻，反倒竞相夸耀。放眼当下的中共国，同样并且让明清末年远远难望项背的怪现状和全面无耻早已是推陈出新、遍地开花、蔓草难除。除中共官场病入膏肓、深入骨髓的无耻外，司马南、张维为、金灿荣、胡锡进、陈平之类臭鱼烂虾一般的鼠辈文痞之无耻恐怕连魏忠贤的白须儿顾秉谦也在阴间自叹弗如！

明清和苏东共产阵营末年的历史表明，统治者、强权者、强权与富豪狼狈为奸而结成的特权利益集团的无耻，一定引起全社会和民间的道德溃烂和无耻，一定导致是非颠倒、乾坤倒转、恶人得势、好人受欺，一定促使怪现状层出不穷、无有穷尽，并且一定不需太久就会发生政治和社会的根本变局。

这个变局，李鸿章称之为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本质是由前资本主义的家天下和皇权专制向现代的宪政、法治、民主的根本变局，一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这个变局过程中一直反反复复、一轮又一轮地进行着量的积累，远未取得质的突变；而今，中共为了显现自己比满清皇朝和李鸿章高明，为了勉力维持几近于无的合法性，强行把它正在面临的必须向宪政、法治、民主转型的变局与李鸿章及满清皇朝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割裂开来，喋喋不休地呱噪什么“百年未有之变局”，企图把眼下这个变局妆扮成一个新型和小型的变局，而非根本政治制度的变局，并妄图逃过这个根本变局。然而，中共今天所面临却又竭力抗拒的变局不过是又延续了一百二十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因为中共的专制统治不仅与满清皇朝的专制统治毫无二致，而且更是以完整的马列意识形态体系加持着的、对人民长期进行洗脑和奴化教育的加强版的皇权专制统治，中共的各级书记就是皇帝、王爷和公侯伯子男，就是各级土皇帝，而无穷无尽、泛滥成灾的荒诞、怪异、反常、反智之怪现状，根本上正是中共难以为继的专制统治收盘前的“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最后的狂欢。

各种超越人类想象力的怪现状纷至沓来甚至精彩纷呈的时刻，是黎明前的混沌和至暗时刻，是新老专制彻底终局的时刻，随之而来的，就是宪政、法治、民主的破晓和黎明！

4月19日，中共宣布新组建信息支持部队，成为4个战略性兵种之一。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是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的关键支撑力量。它的成立，为解放军构建多领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党魁习近平称信息支援部队要“坚持信息主导、联合制胜，畅通信息链路，融合信息资源，加强信息防护，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精准高效实施信息支援”，换言之信息部队的职能就是统筹情报获取、技术侦察、电子对抗、信息对抗、舆论战、心理战、认知战等领域，以实现抗衡西方、武统台湾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组建信息支持部队，显示了中共把其一直信奉的“制脑权”扩大为国家战略级别的力量。特别是俄乌战争中双方在信息战的冲突对抗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战争范畴，显示了数据信息已成为当代战争的重要作战资源，中共把此以网络、数据、算法为现代战争基本支撑的信息作战能量称为信息力，以传统的火力、机动力和防护力等军队要素并称。

中共的军事系统上相当重视信息力的研究与实战应用，把信息力分为认知信息、虚拟信息、时间信息与实体信息等作战领域，把信息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定位为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中共的信息战是一种高度综合的作战样式，一切能够破坏和削弱敌方信息控制能力的作战行动都可以纳入信息战的范畴。中共的军事用语辞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信息化战争”被定义为“依托网络化信息系统，使用信息化武器装备及相应作战方法，在陆、海、空、天和网络电磁等空间及认知领域进行的以体系对抗为主要形式的战争”。“信息战”的定义比“信息化战争”更加宽泛，指敌对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文化、军事等领域，利用信息和信息技术手段争夺主导权的斗争。

中共对信息战的认知源于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自海湾战争到“13年战争”所展示的信息化联合作战的威力，使中共受到强烈冲击，让其看到党卫军实力的落后，由此开始研究、模仿美国的强军方略，正式着手研究以信息化为基础的联合作战，将信息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定位为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自2000年代起，胡锦涛体制提出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和“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习近平上台后，在2014年正式提出构建全军网络信息体系，旨在实现以网络为中心，将探测装备、指挥系统、信息化武器等各类作战资源联为一体，以信息为主导，进行相互融合、全网共享，撑起全军体系的”信息伞”，形成全军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能力。2017年的中共19大，习近平提出“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和“全域作战能力”，以重新实施精确化、隐身化和无人化作战，夺取制信息权为核心，攻击对象也不仅包括物理对象，还包括网络和认知等无形空间。

到现在的组建信息支持部队，是中共在军事上抗美统台的重要一步，中共深信以后势必会与美国打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同时也深信美国将会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台海冲突，就把继陆、海、空及太空的第五个作战空间网络空间作为谋求以小搏大、以弱胜强的绝佳战场，以对美军实现“弯道超车”，发展适合中共的信息战理论和具体战法。

随着中共在经济上的崛起，攫取了大量社会资源应用于军事上，巨大的国家财政能力和综合国力正在迅速转化为军事力量，服务于其扩张野心。即使是近两年经济下行，但是中共投入军费不降反增，在2024年两会上公开通过的今年国防支出预算达16,655.4亿元人民币，增长7.2%，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军费支出国，军费在20年内增长近5倍。在中共眼中，社会上越是存在不稳定因素，越需要掌握军队来维稳。狂增的军费除了应用在武器的升级换代、人员支出外，终于就是在信息战的研发、应用、人员招募上。

信息战的人才培养、招募上，信息支持部队管辖信息工程大学，与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6所高校，以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等3家军工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专项培养培训，招募优秀人才。另外，在中国最高的两大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于其计算机专业的资优生，就有超过数百人服役于军队的信息战系统。

2017年美国陆军亚洲研究小组一份报告指出，指挥中共间谍、网军、电信作战等非传统作战的“战略支持部队”（信息支持部队的前身）麾下用于信息战人员有十万常规黑客、十三万监听部队。上海61398与61486部队是中国网军基地；网军61419部队则位于山东青岛。不仅娴熟电脑资讯科技技术，亦精通日语。

除军队正式编制信息战网军外，由于中共的“人民战争体系”，还有大量非军方人员受其指挥，最主要的是人民武装部构建的预备役信息战团，譬如湖北省宜昌市由电力、电视、电信等20个市政部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预备役信息战团，拥有网络战营、电子战营、情报心理战营及35个技术分队，其预备役信息战训练基地能容纳500人。由此潜伏在机关、学校或民营企业的信息战“网军”预估高达超过800万人。这些都是信息支持部队的庞大支持力量，显示了中共在信息战的恐怖动员能力，以及未来对世界的恐怖破坏能力。

中共的信息战不只是为了准备发动物理战争，还包括网络攻击、搜集情报和认知作战等无形空间。中共的网军经常针对西方的重要基础设施企业和防卫产业，以技术侦察和掌握漏洞为目标，经常实施网络侦察等低烈度网络攻击。去年6月日本政府相关网站及气象厅网站，受到疑似来自与中共政权相关网军组织的攻击；去年7月名古屋港口的集装箱管理系统受到网络攻击，导致集装箱两天无法搬运。此外，中共的网军还试图在2022年日本参议院选举中窃取情报。在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中共的网军发动认知作战，建立“香港解密”网站，以“乱港头目”、“黄丝老师”、“无良记者”和“乱港暴徒”等不同的分类，公开2800名香港泛民人士、示威者、记者和普通市民，包括手机号和住址等资料。而所公开资料的详细程度，不可能是在公共领域拿到的资料，只能是国家机器在操作。

今年2月16日，577份文件和聊天记录在在线开发者平台GitHub上外泄。这些文件揭示了位于上海的、效力于中共政府的安洵公司八年来侵入英国、法国和亚洲（包括台湾、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系统，并获取数据的行为。多家英国政府机构、智库、企业和慈善机构以及印度国防部、北约和英国国家犯罪局等也出现在泄露的安洵数据中。其它文件显示亚洲和欧洲的公共机构和企业已遭到其成功入侵，还有人权组织也是目标。

安洵公司为中国军方、警方和国安单位提供提供多种情报收集服务，显示了中共信息战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危害。习近平政权极力推进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把军事与经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力求既强军又兴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由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这一强有力的组织负责实施推动，推进新安全领域相关重点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在军事上积极利用民营企业研发的先进信息技术，民营企业发展窃取国家、军队不方便出面获得的国外先进技术和情报，以及进行认知作战，如散布大量虚假新闻，妨碍敌对势力的活动和选举的信息战。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字节跳动公司所拥有的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产品抖音，我们将在另外的专文剖析。

现在，中共新组建信息支持部队是实施信息战抗衡西方、武统台湾的急先锋。一切显示，极权主义中国正在成为未来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2024年4月19日晚，中共重庆市政府连夜召开燃气调查情况新闻发布会，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全伟通报了重庆燃气集团等燃气企业多计多收燃气费的调查结果，称重庆燃气等企业存在错抄和违规估抄、燃气计费周期混乱、价格政策执行不到位、换表工作组织无序、工作力量严重不足、部分燃气企业内部监督管理不到位六大问题，内部监督管理不到位是指异常数据等问题发现不及时、纠偏更正不到位。

连夜通报、连夜开会、连夜学习，向来就是中共体制特有的表达高度重视和无限忠诚的装模作样、装神弄鬼之形式主义戏法，这些年在中共的选择性反腐清洗运动中尤其成为中共高层官场谄媚表忠、跪求恩免、苟且自保的标配表演术，越是腐败深重的强权系统如中共的公安部，此等把戏表演得越是令人作呕，如2018年10月8日深夜凌晨，中共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兼党委书记赵克志从床上爬起，主持公安部党委会议，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对孟宏伟的查处；2020年4月19日赵克志第二次连夜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会议，表态“坚决拥护对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1年10月2日、周六上午，中共党媒宣布傅政华落马，傅政华的继任者、中共司法部长兼党组书记唐一军不顾当天是法定休息日周六，连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声称要肃清傅政华流毒影响，傅政华曾任局长、副局长的北京市公安局也不甘居下，当天慌不迭地立马开会，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兼党委书记亓延军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坚决与傅政华划清界限；2024年4月2日，击鼓传话的落马游戏轮到唐一军了，他的继任者、女部长兼党组书记贺荣这次或许私事太多，没有连夜召开效忠表态会议，而是推迟到第二天4月3日，才主持召开司法部党组扩大会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唐一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按李鸿忠的标准，这一天的迟延可否解释为贺荣女部长的忠诚不像两夜爬起床来开会的赵克志部长那么的绝对呢？

中共重庆市政府连夜召开新闻发布会，跟上述中共官场高层连夜从床上爬起来装模作样、煞有介事地开会表态一样，纯属表演式的人模狗样官样文章——又不是什么十万火急、火烧眉毛的事，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大象！装得尔等好像不是一样的贪官污吏似的！
如果说官场高层连夜从床上爬起来装腔作势表态是为了对上司谄媚、尽忠、跪舔，那么中共重庆市政府连夜通报则主要是为了愚弄草根小民——尔等小民瞧瞧，为尔等小民服务，俺是多么的尽心尽力！

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全伟给出的六个问题，遣词造句尽是中共独有的标准党八股语言，企图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蒙混过关，根本回避重庆市民提出的燃气表为何走得飞快、为何没使用燃气而燃气表居然转动这一要害问题。

鉴于燃气经营的行政垄断性、较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普通用户只能合理猜测，并无能力查出根源并提供确凿证据，只有燃气行业内部的专业人员才可能暴露重庆燃气之类邪恶商家的黑幕；鉴于液化石油气掺杂二甲醚早就是行业的公开秘密，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甚至确信重庆燃气、成都燃气以及中共国的所有燃气公司也在天然气里掺入杂质或以加压等其他歪门邪道欺诈用户。中共名曰国企的党企如中石油、中石化早就在加油机上做手脚，如尚未开始加油而油表却已提前转动等等。无论如何，中共重庆市政府给出的答案完全不可信，完全不能接受。试想，连中共党企的主子中共及其政府都一贯弄虚作假、毫无诚信、极限压榨人民，重庆燃气之类的中共党企丧失诚信、欺诈用户又何足怪哉？

诚信缺失和丧失是当代源自苏共的整个共产极权专制政治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顽疾。就规模、范围和统治技术而言，古今中外任何其他专制政体和专制帝王的诚信缺失和丧失在共产专制面前都是十足的小儿科；与共产专制基本同时代但仅仅昙花一现的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日本主要以暴力而非以诚信缺失和丧失彰显其罪恶，而以苏共为首的共产专制却是暴力邪恶及诚信缺失和丧失之恶双管齐下。

在苏东共产专制阵营集体崩盘之后，苟延残喘至今的中共则在暴力及诚信缺失和丧失上继续进步，超越了其苏共祖师爷，达到登峰造极、冠绝古今的巅峰，并且像肿瘤一样，从政治领域扩散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从中共完全垄断的专制政治权力体系蔓延到中共直接掌控的所谓国有即党有垄断企业和行业。

中共在政治上的毫无诚信伴随其直至今日的全部僭政期间，这是由其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只论结果而不论是非的暴力革命和极权专制本质决定的。1957年毛泽东及中共公然欺诈，施展无耻的阳谋手段，鼓动、诱骗天真烂漫的知识分子向毛及中共建言献策，待到认定已经成功引蛇出洞，一夜之间，毛及中共凶相毕露，尽食前言，一网将上钩的知识分子悉数打为右派，发配夹边沟等苦寒、蛮荒地带强制劳动，无数知识精英被毛及中共迫害致死，弃尸荒野。

“文革”十年，毛及中共把马列邪教的暴力、无信之兽性发扬光大、推陈出新、推向极致，公开鼓动父母子女、夫妻、恋人、同事、同学互相告密，鼓动学生对老师武斗，将人类数万年进化方才形成的家庭伦理、亲缘信任、师生信任和所有人际信任摧毁殆尽，全体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基础被毛及中共釜底抽薪，直接导致1980年前后邓小平启动的有限经改自始就偏离诚实、信用的市场伦理，坑蒙拐骗、吃拿卡要成为所谓的中国特色，而今中共仍胆敢祭出“文革”故伎，公然鼓动、奖赏学生告发老师。积四十多年片面、有限经改，诚实、信用之市场经济伦理仍毫无建树！

1989年5月17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代表中共政治局常委公开承诺对青年学子“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话音未落，三天之后，5月20日邓小平及中共悍然调动数十万大军进京，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和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公开承诺调动大军进京绝对不是为了对付学生。然而，杨（副）主席余音犹在，“六四”屠杀随即爆发，并迅即秋后算账，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大规模抓捕热血学子。
2001年，中共丝毫不在意什么国家信誉，以欺诈手段混进世贸组织，入世时承诺的银行等金融业对外资和国内私营资本开放、降低关税、消除出口补贴、政府不直接或间接影响国有企业或国家投资企业的商业决定、公正和独立的司法（审查）、入世后三年内所有企业获得进出口权等等承诺，中共至今也没有履行，以关于消除补贴的承诺为例，中共至今仍公然出口监狱服刑人员无偿强制劳动的产品，如已有多家国际知名媒体披露，美、英等国消费者购买服装时意外发现服装口袋里藏有在中共监狱服刑的外籍人员书写的纸条，揭露服装在哪家中共监狱由服刑人员无偿强制劳动生产，以及购买贺卡时发现已由外籍服刑人员书写过的贺卡，揭露贺卡在哪家中共监狱由服刑人员无偿生产。又如经中共政治犯程渊的妻子施明磊女士和台湾人权人士李明哲先生的长期努力，美国海关已于2024年4月10日查扣了美国Milwaukee Tool（美沃奇工具）公司的中国合作方上海赛立特安全用品公司（Shanghai Select Safety Products Company）使用中共湖南赤山监狱等监狱的囚犯制造的手套产品，程渊、李明哲、湖南籍人权人士欧彪峰都曾在或正在赤山监狱被强迫从事无偿和血汗劳动。

苏东共产阵营崩盘后，残存的中共和北韩等共产专制者深感自己已成孤家寡人、势单力孤，尤其是中共作为残存的几家共产专制政权的老大哥，更是深知自己已经风雨飘摇、朝不保夕，陷入极度的丧失政权的焦虑和恐惧之中，为死保政权，中共已根本顾不上遵守什么规则，不仅不肯遵守宪政、民主国家制定并被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不仅野心膨胀、自不量力地挑战现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企图把其在中国实行的共产专制规则强加于世界，而且还根本不遵守其自己制定的规则，如向国际社会承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在五十年内不变”（《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第（三）、（五）、（十二）项）。然而，言犹在耳，不到二十七年，刚过中共承诺的五十年的一半，香港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已被中共打得七零八落，香港的普通法传统已被中共实质摧毁，香港社会已根本上内地化、中共化，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经被中共葬送，香港已有人唱起了中共的“文革”红歌，香港酷爱自由、法治的精英阶层已被中共迫害得流散世界各地，香港人已像内地人一样被中共剥夺了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的权利和自由。可以断言，中共的“三自”教会也定将很快进占香港，香港人的宗教信仰权利和自由也注定很快像内地人一样被中共剥夺。早在2017年6月3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就曾公然无耻叫嚣“《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言而无信、翻云覆雨、翻脸比翻书还快，这就是中共！奢望中共信守承诺、诚实信用，何异于相信母猪能够上树？

在国际上大耍无赖，对国内小民自然就更是轻诺寡信。中共宪法白纸黑字确认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基本权利一直被中共事实上剥夺着，并被非法的《集会游行示威法》明火执仗地剥夺着，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被中共的刑讯逼供、无罪强判否定着，口惠而实不至的平等保护私有产权承诺被孙大午先生满门抄斩的铁血事实否定着，血腥计划生育之初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一步步被中共欺诈成“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养老不能靠政府”、“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著名大右派聂绀弩先生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等二十字对毛泽东盖棺论定，这一论断当然也适用于整个中共。聂绀弩先生对毛及中共本质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直透中共骨髓！

中共政权本身毫无诚信、言而无信，像重庆燃气这样被中共作为维持其专制独裁统治直接经济基础的党企又岂能诚实信用？
毫无疑问，像重庆燃气这样一月之间利润800%暴涨的异常数据，任何一家公司的财务人员和管理层绝非不能发现其异常，更绝非意外、过失、偶发、个别现象，而是故意、蓄意、精心设计且相当普遍的现象，就像中共国液化气行业掺杂二甲醚是故意、普遍现象一样，就像中共的权力体系故意、普遍、长期弄虚作假一样，这不仅为与重庆燃气事件几乎同时暴露的成都燃气多收费事件所证明，也为被重庆燃气事件捎带暴露的安徽多地、江苏昆山燃气等地燃气翻倍收费事件所证明，也为杭州自来水公司迫使水表制造厂必须使水表走快百分之五的事实所证明，也为中共内蒙古开鲁县当局强迫农民种地交钱的荒唐事实所证明。

数量如此之多的党有燃气公司如此吃相难看，竟至都不屑顾及丝毫的虚假斯文，是否中共因为三年自诩高明的算政治账的愚蠢封控防疫不仅成为世界的笑柄、把自嗨的政治账算成了负数，失尽了人心，封死了自己的经济，败光了四十年的积蓄，却仍要强装豪横，既要暗助沙俄，还需继续向非洲撒币，实在囊中空空，不得已而暗中全国一盘棋，竟出此饮鸩止渴的下三滥找死招数，裸身抢劫，把草根大众榨干榨尽，吃瓜群众们尽可大胆想象、小心求证了。毕竟，以中共固有的作且折腾到死的秉性，是没有什么蠢事它不敢干的，别忘了，“大跃进”时亩产三十万斤的糗事中共可是都干过了！

从官场到民间，从庙堂到江湖，从国内到国际，一番又一番的作且折腾至死之后，中共给中国和中国民众留下一个诚信枯竭的烂摊子。尽管中共铁嘴钢牙否认它已坠入塔西陀陷阱，但现实越来越无情而冷静地表明，中共败亡于塔西陀陷阱、败亡于信誉枯竭是铁定的，中共与它的普京俄国大哥一起败亡也是中国民众和整个民主世界所乐见的。至于中国民间诚信体系和市场经济诚实信用伦理体系的建立，也只能有待中共败亡于塔西陀陷阱之后了。

——中共及其专制对中国人道德的毒化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旧店中学初一学生李程、马亚崎和张兆龙合伙杀害同班同学王子耀所引起的巨大民愤看似暂告平静，尽管后续起诉、审判时一定仍会再度点燃全社会的愤慨。

民愤短暂宣泄后，必须思考的是，13岁出头、刚由小学生变为初中生的三个未成年人，为什么杀人？为什么会杀人？为什么会以如此凶残的方式杀人？

三个13岁多的毛孩子精心准备、蓄意杀人，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到教育、社会、政治的深层问题。

暂且撇下三个毛孩子杀同学不谈，先回顾一下已成为历史的两起著名杀人案件。

第一起，1978年9月2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农场医院护士蒋爱珍，枪杀李佩华及其妻子戴淑芝和谢世平的妻子钟秋。李佩华、戴淑芝和谢世平、钟秋两对狗男女在半年前的“3.17捉奸事件”中恶意捏造蒋爱珍与张国政通奸。蒋爱珍、张国政百般辩解，仍被农八师144团团长冯俊发、副参谋长杨铭山、医生李佩华、药剂员谢世平等人为争权夺利、整倒整臭张国政而恶意构陷，冯俊发对蒋爱珍虚与委蛇声称的“你要相信组织”的所谓正常渠道根本行不通，正如今天冤假错案正常上诉、申诉完全无效，数千万近以亿计的访民的所谓正常信访压根就是死路一样，蒋爱珍只能靠枪杆子说话了。蒋爱珍杀人，蒋爱珍怒杀恶人，完全合乎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共产革命逻辑！

第二起，2008年杨佳杀警案。2007年10月5日晚，北京市民杨佳骑着租借的自行车在上海市区游玩，被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警员截停，警员存在不主动出示证件、经杨佳要求后仍不出示证件之执法不规范问题，后将杨佳强制带至派出所，恶意拖延至凌晨才予释放，杨佳坚称受到刑讯，多次控告，但闸北分局声称警员的所谓执法行为合法合规，中共公安的这种死不认错最鲜明地体现了整个中共死不认错、永远正确的专制本性。二审庭审中，杨佳仍称2007年10月5日晚在芷江西路派出所遭受中共公安两次殴打，第一次是多名公安一起殴打，第二次是两名公安殴打，当时就留下伤痕。二审庭审最后陈述时，杨佳声称如果警察权力不受制约任何遵纪守法的公民也可能像他一样遭遇非法对待。

根据中共公安强横成性的历史，完全可以认定杨佳遭到了中共芷江西路派出所警员的殴打。无端拖延至凌晨才释放，对杨佳这样敢于要求公安规范执法、敢于向公安强权说“不”的公民使阴招进行整治，一直就是中共整个公安标配性的恶意执法伎俩。

杨佳杀警后，当时远不如今天便捷的网络世界一片叫好，尽管难免情绪化成分，但的确反映了公众对强横撒野、强权任性、滥用暴力的中共公安的强烈痛恨。杨佳能否因受到中共警员的殴打而可杀死无关的六名警员、是否该判死刑、是否因警员对他的殴打这一前因而可宽宥，是一回事，杨佳以其杀警的暴烈且惨烈行为暴露出中共公安一直普遍存在的强权撒野、滥用暴力、刑讯逼供现象，中共整个权力体系尤其是起中共上层应否正视并切实解决公安的滥用暴力、强权撒野问题，是另一回事。遗憾却又必然的是，中共对杨佳以如此暴烈且惨烈的方式提出的这个问题当时并且至今丝毫不以为意，毫无解决之意，不仅根本未从体制上对整个公安加以整肃，根本未建立有效的防止、惩治滥用暴力、刑讯逼供的机制，而且甚至连杨佳被警员殴打这个原本并不算严重的事件本身也不予处理，反而是矢口否认、坚决掩盖。

民间和网络世界以杨佳的口吻总结了杨佳杀警的法治价值：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蒋爱珍怒杀恶人与杨佳杀警泄愤的一个共同原因在于中共公权力和手握公权力的中共官员和警员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而如果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仅仅限于权力行使的微观层面、仅仅是中共官员的个人原因所致，这样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尚无伤根本、尚容易解决。只是，中共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绝非个人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如列宁就放言“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资产阶级）法律约束的政权”；然而，列宁及其后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并非仅仅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的约束，而且还不受它自己的法律的约束，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及东欧共产专制政权，到毛泽东的中共专制政权，莫不如此，斯大林疯狂滥权的大清洗，毛泽东公开叫嚣“无法无天”、持续二十多年的杀戮、饥饿和全民互害，邓小平法外擅断的“六四”屠杀，都确凿证明了共产专政权制度性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本性。

什么是本性？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就是本性。共产特权专制政权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不论在东欧还是在北韩，总是要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的，这就是共产特权专制的本性，而共产特权专制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虽能使多数人在多数时期俯首听命，却也一定会在特定时刻、特定场合激起蒋爱珍、杨佳这样血腥儿女的暴力抗争，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总是要引起流血事件的。血性者不常有，但总会有！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因为农八师144团长冯俊发、副参谋长杨铭山、李佩华、谢世平等人权力滥用、强权任性、无中生有，铁了心要给蒋爱珍、张国政强加一个通奸罪名，就像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罗织和强加罪名，就像毛太祖对刘少奇强加‘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就像邓小平1989年对青年学生强加“反革命”暴乱罪名，就像傅政华、孙力军及其幕后黑手对“709”律师和公民以及“厦门大抓捕”蒙难人士强加颠覆罪名，就像中共武汉公安强逼李文亮医生低头认罪……

杨佳为什么杀警？因为中共上海公安对不规范执法、整人式的恶意执法、警察打人和刑讯逼供完全不以为意、听之任之、包庇袒护，是因为中共及其公安从不认错、死不改错、永远正确。

权力滥用、强权任性、死不认错，不仅是反人性的，而且是反道德的，不仅阉割人性，而且还阉割人类长期进化而形成的普世道德，反人性和反道德是所有专制的共同本质，专制政体的反道德与其腐败、腐朽本性互为表里、一体两面。在蒋爱珍怒杀恶人案中、在杨佳杀警泄愤案中，我们都能看到权力滥用、强权任性的冯俊发、杨铭山、李佩华、谢世平以及强横成性的中共公安的官德和权力道德的扭曲，能看到中共官员的反道德行径和嘴脸。对于公权力执掌者而言，官德、权力道德就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因而他们的反道德行径实即反职业道德行径，而在高度分工的社会里所有职业都是社会化的，都会面向社会范围内的所有行业和所有个体，区别仅在于社会化的程度即对整个社会影响的大小，因而任何反职业道德的行径也都必然是反公德的行径，而反道德行径对全民、对全社会各个领域危害最大的则非官员和公权力的反道德行径莫属。

蒋爱珍怒杀恶人、杨佳杀警泄愤和邯郸三少年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以及近些年各地频频发生的众多规模化的恶性校园霸凌事件，清晰地呈现出一条“公权力和官员的反道德-社会和成年人的反道德-未成年人的无道德”的道德劣质化进程，在公权力和官员的反道德与未成年人的无道德之间存在社会和成年人的反道德这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又通过利益导向以及意识形态阉割和价值观空档两个途径促进了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之类不良少年的无道德化。

利益导向是指，专制政权的腐败和反道德本性的总根源是享受最高特权的最高层，腐败和反道德行径从最高层逐级蔓延至直接接触草根民众的最基层权力，蔓延到所有层级的所有官员，并继续通过血缘、同僚等各种关系网络把腐败和反道德行径传向家庭、配偶、子女以及所有行业和所有领域，给子女、给下一代、给全社会形成贪腐才能获利、恪守道德反而无缘正当利益的邪恶利益导向，形成全社会范围的权大大贪、权小小贪、权小也大贪、无权力则创造权力也要贪的反道德贪利机制。于是，原本并无官员那样的强制性权力的教师和医生行业也贪腐炽烈；于是，本应树人立德的中小学教师也出现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向学生家长索要红包者，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有如湖南刘翔峰、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之类唯利是图、谋财害命者。浸泡在此等中共及其官员全面腐败、全社会的道德整体崩溃的环境中，从电视、手机等互联网渠道以及成年人的言谈中耳濡目染着无穷无尽的反道德信息，中小学学生、未成年人如何能够不受误导？如何能形成正常而健全的道德观？如何能不陷入是非难分、善恶不辨、道德迷茫甚至根本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反道德、无道德状态？

意识形态阉割和价值观空档是指，作为古今中外所有专制政权独一无二的集大成者，中共处心积虑地以马列邪教及花样翻新的持续邪教理论“创新”，对底层民众从小开始并持续进行邪恶的洗脑，恶意实行奴化、愚民教育。中共意识形态洗脑的根本和终极目的就是驯养作为其统治和奴役基础的一代又一代俯首听命、甘愿为奴的庞大底层人矿，就是把人民驯化成不能独立思考、不知现代普世道德和普世价值为何物的顺民、愚民、贱民，阴毒地拒不从小对国民进行民主、权利、人权、宪政、法治、平等、友善、自尊自爱、尊敬他人、珍爱生命等等现代公民教育，而是故意、恶意从小并持续不断地对国民进行分化瓦解、底层互害教育。

底层互害的最恶劣形式就是底层互相杀害、互相剥夺对方的生命，底层互害还包括互相监视、告密以及邯郸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等等形式的校园霸凌。无论何种形式的底层互害，互害的直接后果都只局限于底层内部，用中共生造的词汇就叫底层内循环，并不会直接损害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的利益，而至多只会由于减少、损害可供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压榨的人矿劳动力而间接影响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的利益，但由于底层互害的动力机制是底层的暴力在底层草根内部循环，确保了底层的暴力在社会根本变革之前不会指向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因而，底层互害实质上有利于中共特权专制统治的稳固，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斯大林苏共专制统治者、柬共波尔布特专制统治者、罗共齐奥塞斯库专制统治者，以及奉行商鞅疲民、弱民、辱民和韩非权、术、势的法家专制统治者，不仅从来并不在意、反而放任底层的互害，只要底层可供奴役、压榨的人矿维持一定规模，各种特权专制统治者都只会因为底层互害有利于其特权专制统治而躲在阴暗角落暗自高兴，如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大饥荒，毛泽东的反右、三年大饥荒和“文革”。底层互害及其必然导致的底层的反道德——如义和团和红卫兵——正是包括中共专制特权统治者在内的所有特权专制统治者所乐见、纵容和鼓励的，而中共的底层互害驭民和维持特权专制的帝王之术则堪称古今中外登峰造极！

底层互害的最卑劣形式就是通过邪恶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洗脑而强行阉割人心、改造个体的大脑道德中枢，无耻地鼓动夫妻反目、父母与子女互告、学生对老师仇杀以及恋人相互密告，并冠以乌托邦的、反人性的大义灭亲之高大尚美名而广为推崇，如马建民告发妻子杨沫是假中共党员，随后杨沫反告马建民与与武光、邓拓历史关系密切，张铁夫（张红兵）与其父张月升合伙举报母亲（妻子）方忠谋，李九莲给男友曾昭银写信质疑“文革”而被曾昭银密告，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宋要武）率同学打死老师、副校长卞仲耘……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尤其是毛泽东以传统皇权加斯大林共产专制帝王之术挑起的全民互害尤其是底层互害所造成的人心戕害、是非颠倒、道德沦丧、人性阉割，贻害无穷！美国的“文革”研究者认为，相较于政治和经济问题，“文革”对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人的道德破坏更为严重，“文革”所导致的道德失落的恶果将在“文革”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显示出来。试看中共正在正执掌大权的“文革”红卫兵一代的逞强耍混、撒泼打滚、好勇斗狠、战狼外交、虚张声势、色厉内荏、欺软怕硬、叛国卖国的四处撒币，足见美国学者所言不虚！

“文革”的旧伤远未抚平，中共在片面、有限经改中又报复性地全面而急剧地腐败，邓小平急功近利、不论是非、无视道德的“白猫黑猫”、实质上既无效率更无公平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江泽民为转移民众对“六四”的记忆而恶意开启全民不讲道德、闷声发财模式，邓、江二人在“文革”及其之前历次反道德狂飙的基础上又开启新一轮深入到微观毛细血管的全民、全方位、全社会的腐败和反道德浪潮。

中共僭政以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反道德运动正是邯郸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的终极根源，正是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不仅只是反道德而且更呈现为返祖现象、退化为动物的无道德的终极根源。李程、马亚崎、张兆龙被抓获后丝毫未表现出他们这个年龄原本应有的恐惧感，恐惧感的缺失恰恰证明了他们已达到超越反道德的无道德阶段，因为只要作恶者还具有恐惧感，就表明他还具有正常的是非、对错、善恶等道德判断意识和能力。无道德，导致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三个毛头孩子竟能较长时期精心、沉着、若无其事地准备杀人，却丝毫也不泄露，导致他们杀人后又表现出与其年龄全不相称的冷漠、冷静、冷血，导致他们把杀人完全当作游戏，杀死同桌同学完全就是杀死一个小动物。

在这个终极根源之外，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以及所有同类的校园霸凌无良少年的无道德状态当然还有其他微观原因，如父母离异，农民工父母外出打工、长期与未成年子女分离，所有学校都偏执狂一般地追求分数、只教书不育人，只重知识灌输、完全忽视健全的公民道德的培育，甚至中国所有学校的应试型灌输和题海战术能否算是教书都大成疑问。更况，为数不少的教师也都像中共的贪官污吏一样，满脑子想着捞钱，教师体系也同样道德沦丧，教师们既无足够的师德和基本道德上的能力和素养、更无起码的道德激励去向学生传播现代公民道德，王子耀被杀害后旧店中学的校长一味否认存在霸凌、狡称班主任很负责，即证明了中共教师的师德和基本道德与中共官员一同堕落的现状；更况，如前所述，为确保中共特权专制政权，中共根本禁止对国民从小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等人仅仅发起了一个温和的（新）公民运动就被中共两番打入大牢；更况，生存在中共及其官员整体彻底腐败并带动全民、全社会腐败的既定环境下，既缺乏家教又缺乏学校道德培育的未成年人，特别是道德教育资源更况薄弱的农村未成年人，怎能不面临着更大的成为无道德者而不仅仅是反道德者的风险？

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多次公开声称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专制，并早在1956年就主张中小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每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据中共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本人也曾说过“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中共的特权专制不仅先天注定了它自己的彻底腐败，也注定了它还必然导致全民的腐败和道德溃烂，进而，中共必然像根本解决不了先天注定的腐败一样，解决不了邯郸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之类校园霸凌问题，未成年人在道德养成和心智健全方面遭受中共专制和腐败的荼毒也是注定的和无法避免的；这些年各地持续爆出巨量恶性校园霸凌事件，中共的教育部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共所有的公立学校，至今一概漠然视之，既毫无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动性，更完全不可能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2024年2月20日，中国大陆知名人权律师唐吉田的女儿唐正琪在日本东京病逝，年仅27岁。此时此刻，唐吉田律师仍被中共吉林延吉公安政保非法软禁和控制。

2021年4月中、下旬，唐正琪在东京突发脑结核病，很快就处于持续失意状态。唐吉田律师深知自己长期被中共非法禁止出境，多方努力，要求中共公安解除出境禁令而未果，被迫于2021年6月2日尝试出境，一如意料地，被福州机场边检部门阻拦，被告知中共北京公安以他“出境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出境。由此，自唐正琪发病至病逝的近三年期间，唐吉田始终未能见到女儿，加上发病时唐正琪已到日本留学两年，在唐正琪27年短暂生命中的最后五年，这对父女都未能见上一面，对唐吉田而言，这该是怎样的遗憾！

这个悲剧原本能稍可减轻的，尽管唐正琪持续处于失意状态，但至少唐吉田律师是能够在女儿弥留之际单方面见上女儿一面，如果他能够出境的话。

这个“如果”在正常、民主、法治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任何无违法行为的公民都享有国内、国际旅行的充分自由，任何政府部门也绝不能、绝不敢以毫无事实根据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借口限制、禁止公民出境。同样，这个“如果”在中共国这样邪恶、非正常的专制国家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专制特有的另一种逻辑而存在，因为中共之类专制政权的本质就是强权任性、罪刑擅断、恣意妄为，对唐吉田律师这样被视为政权敌人的人，中共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限制出境，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强迫失踪，如高智晟律师，甚至可以肉体消灭，如俄国的纳瓦尔尼律师。

与唐吉田律师同一期间、同样方式被中共对待的还有第三次被投进大牢的著名人权活动家郭飞雄（杨茂东）先生。

以危害国家安全及其前身反革命之名对不驯服者进行清洗、迫害是信奉暴力的中共先天的底色和权力逻辑，这一暴力治国模式原本在中共改开之后稍有收敛，但在“八九”学运及1989年开始的苏东共产专制阵营整体崩盘之后，残存的中共固守专制、执迷暴力的神经又被彻底激活，在继续有限经改的同时越来越收紧政治控制、强化和固化一党专制，特别是最近十余年来，西方先进的宪政、法治、民主、人权理念因中国的入市而涌入并被民众普遍接受，中共自认其一党专制受到了宪政、法治、民主、人权理念的全面冲击，于是拼尽死力加以抗拒，“七不讲”、“反西方宪政和三权鼎立”、“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等等妖孽般的叫嚣纷纷出洞，而在司法和行政管理上则表现为大量炮制荒诞不经、贻笑天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以及大量像唐吉田律师、郭飞雄先生这样以莫须有的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被禁止出境的案例。

危害国家安全大棒之当空乱舞，鲜明地暴露了中共政权的皇权、反人民、反民主之专制本质，暴露出中共统治的陈腐、僵死、反现代本质，暴露出中共政体不仅反中国人民，而且铁心与代表人类政治文明最高水平的整个宪政、民主世界为敌的本质。由这些本质所决定，衍生出中共反人道、反人性、以亲情为把柄对唐吉田、郭飞雄实施要挟和精神酷刑的权力流氓伎俩。

暴力和谎言是古今中外一切专制统的共性，而将暴力和谎言运用得登峰造极、无所不用其极的则非中共莫属。互联网时代，中共的谎言体系即中共的宣传体系及党媒体系已基本被解构，效用已是明日黄花，于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共只好简单粗暴、顾头不顾尾地诉诸赤裸裸的暴力，中共不仅越来越痴迷于直接的暴力，而且也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暴力带来的间接效应，即恐惧效应，或曰暴力的次生灾害。对那些被中共认定为具有民间影响力的异见人士、人权律师、网络大V、维权人士和访民，中共简单粗暴直接暴力相向，并幻想通过这些暴力演示，对更广大的底层大众产生杀一儆百的恐惧效应。对唐吉田律师和郭飞雄先生无端禁止出境，正是这种直接暴力和间接恐惧相结合的典型中共法家帝王之术。

中共企图经由这种新型法家帝王之术达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全面恐惧效应，进而企图彻底消弭民众追求宪政和民主、反抗中共专制的动因，最终达到长期永久独裁的邪恶目的。然而，宪政、民主乃普世潮流，中国人民追求和实现宪政、民主的进程或许会比世界各国艰难、曲折许多，倒行逆施的中共或许能比苏东共产专制政权能更长地阻挡宪政、民主，但毫无疑问的，它绝不可能无限期地阻挡下去。林肯总统有言“最高明的骗子，可能在某个时刻欺骗所有的人，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的人”，我们则要说，即便最强横如中共这样的专制者，可能在某个时刻使所有的人恐惧，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刻使某些人恐惧，但绝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使所有的人恐惧。就像中共的谎言体系一样，中共的暴力和恐惧体系也必将被中国人民和世界民主阵营所解构。

唐吉田律师已56岁，在传统中国这已是儿孙满堂的年纪，在今天的中国这也是含饴弄孙做祖父的年龄。然而，受制于中共暴力、铁血的计划生育国策，唐吉田律师只有唐正琪一个独生女儿。毫无疑问，冷酷、反人性的独生子女政策同样源于中共的专制本质。近些年来，失独的60后、70后父母越来越成为中共国一个严峻的社会现象，唐吉田律师、唐正琪的母亲刘风岚女士也加入了失独父母的行列，怎不令人唏嘘、涕泣和悲悯！中共之邪恶和冷血又怎能用一个“罄竹难书”来描述？

民生观察 2023年2月24日

2024年开年，中共涉法机构，即中共自称的政法机关，接二连三地召开会议，这种花里胡哨、毫无新意和实效的会议，中共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来上一遍。

先是1月13-14日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一如既往地啰嗦往年哆嗦了N遍的“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14日，中共最高公检法又同时打开分会场，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同时召开；公安厅局长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并像“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李鸿忠书记那样，发明新的官场献忠警句“高站位落实党的绝对领导的制度机制”，不知这个“高站位”是如何之高、要高到何处，像林副统帅的四个伟大那样要高到无以复加吗？更称“突出政治领导，坚持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公安机关，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检察长会议上，在武汉封控中立下“首功”的新任中共最高检察长应勇宣称要“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讲政治与讲法治有机统一”；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张军训话称“要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

最高检察长应勇格外卖力，早在召开会议之前，1月8日就在中共曾头版头条吹嘘亩产36000斤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夸张堪比李鸿忠警句的文章《一体学思践悟XXX法治思想和XXX文化思想，以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声称“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检察制度自信”，叫嚣“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观点”，重复前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陈词滥调，并法盲似地妄称“检察机关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要“旗帜鲜明……坚持讲政治与讲法治有机统一”；会议结束十天之后，1月24日，中共《检察日报》继续发文《加快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仍然妄称“要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强化检察工作现代化的政治保障，推进党的检察事业行稳致远。……要坚持讲政治与讲法治有机统一，所有检察工作都要从政治上着眼、从法治上着力”，国家和纳税人的检察机关就如此这般被应勇轻飘飘地变成了“党的检察事业”，明明一个法律和法治问题，硬生生地被应勇之辈割裂成中共的政治与人民的法律和法治这两个对立的问题，这哪里是什么“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分明只是加快检察工作的党化，分明只是检察工作的退化和皇权化。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啰嗦什么中共对政法的绝对领导，就像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样，是因为骨子里一直自视自己的权力就是受之于天的皇权，是当然地凌驾于法律之上、当然地不受法律管控和约束，即便这法律是它中共自己制定的。归根结底，年复一年地啰嗦什么党对政法的领导不过是为了对民众强行洗脑、向民众灌输中共大于法律的强盗理念，是为了掩盖党与法谁大这一根本问题。

最经典的案例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二号人物和准一号人物刘少奇的作法自毙。

1955年1月，刘少奇对时任中共最高检察长张鼎丞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同年7月，刘少奇再次指示向张鼎丞、时任中共北京委书记彭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梁国斌“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必须告诉检察院的同志不准闹自由主义，不能因为你们闭着眼睛盖章，有了错案就说‘这个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负责’。如果有人这样讲，就是泄露了党的机密，就是和党闹独立性。检察院要做党的挡箭牌，在党内可以讲清楚，对外，就要讲这些案子都是经过检察院批的，都由我负责。这样才对。不然，就是违犯了党的纪律，要受党纪的制裁”，“检察院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这个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同样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必须保证检察机关在组织上绝对纯洁。”

这满嘴荒诞不经的的强盗、黑帮逻辑，就出自日后被称为含冤而死的刘少奇之口！

1955年9月19日，时任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21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叫嚣“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党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这点必须明确。但是在宪法上又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所以，关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当然，如果有些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规定来对抗党的领导，那就错了。凡是对这点认识上有偏差的，必须纠正。”

这种阴阳两手、明规则假仁假义和口惠而实不至、明规则背后暗藏真实专制潜规则、潜规则暗中废止明规则的强盗和黑帮逻辑，与刘少奇毫无二致。这位无端抨击司法独立的中共法盲武夫大将1966年被他所属的无法无天的中共体制逼得跳楼，侥幸未死。

1957年10月8日，彭真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在“关于政法工作问题”的第二部分中宣称“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独立’来摆脱党特别是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党分庭抗礼。”这位彭真，因1966年的彭罗陆杨事件而在十年“文革”中被关押九年。

1958年6月，中共最高检察院党组就第四次全国检察会议致中共中央的报告称会议批判了（检察院）片面强调垂直领导，忽视党的领导或者把党的领导抽象化的错误路线，“宣称检察机关必须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做党的驯服工具。必须听党的话，党叫做什么就坚决做什么；党不允许做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会议认为党的领导的问题，是检察机关最根本的问题。”

1958年6月至8月，中共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批判“司法部党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把司法部党组全体成员6人及正司级党员干部3人共9人打成“反党集团”，会议文件认为“司法战线近几年曾犯过违反党的方针的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主要是右倾的错误，而思想受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主张审判独立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以法抗党，是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借尸还魂。”

这次会议后，中共最高法院党组致中共中央《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称“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看好了，党大还是法大、党对所谓政法的绝对领导，不是中共今天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其来有自，而是中共与生俱来、一以贯之的本性。

对党大还是法大这一根本问题，完全缺乏现代法治理念的中共整体上根本不想解决，甚至强横否认存在这一问题，并狡称这一问题是个伪问题，是个政治陷阱。对这一根本问题，如果说中共内部曾有屈指可数的几人如胡耀邦、赵紫阳、温家宝试图解决，却又仅因停留在肤浅的直觉层次，并不具备系统的法治理念而无力解决，并且受制于中共天然的专制本性和专制体制而根本不可能解决。而中共的御用文痞加官痞如徐显明之辈则更恬不知耻、破痈溃痤，抛出拙劣的“党在法上，也在法中，还在法下”之歪理邪说，企图愚弄缺乏深刻思考能力的普通民众。

讲政治与讲法治有机统一，如何统一呢？是万世一系地由中共红色家天下的专制、人治、党治、特权政治统一独立、公正、公开、平等的法律和法治，还是由法律和法治统一政治？中共想要的、中共公检法会议喊叫的显然是由他们的专制特权政治统一独立、公正、民主的法律和法治，而不是由法律和法治统一他们的特权政治，正如中共所喊叫的两岸统一是由它的一党专制统一民主的台湾、而不是由台湾的民主来统一它的专制。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共仍然企图把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把政治与法律和法治对立起来，仍然企图永久实行不受法律制约的专制皇权政治，何以如此？无他，固守中共核心红色家族的特权私利耳！

当今，普世价值之下的政治只应是法律、法治、民主、选举的政治，即民主的、人民的政治，只有这样的政治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如台湾的政治。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治，无论外观如何花里胡哨、乱花迷眼、粉饰涂抹，统统都是非法的。

任凭中共及其御用文人扯的天花乱坠，政治或曰中共党与法律谁大这一根本问题都是绕不过去的。这一根本问题可以具体化为中共党章与宪法、法律谁大，中共党委、常委会、政治局与（全国）人大、政府谁大，书记与人大主任（委员长）或总理及省市县长谁大，中共党校与教育局、教育部谁大等等问题，可以具体化为唐山马树山事件、周强非法干预千亿矿案、七不讲、反宪政逆流、疫情封控算政治账、清华中共党委办公室与校长办公室宁汉合流为党政办、1980年代曾短暂高喊的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悄悄熄火、无解的访民诉求及冤假错案之怪现状……

透过这个根本问题，人们分明看到了一幅高清的明末和清末景象。这是一幅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其中有万千无助、无奈的小民，有无数悲苦的访民，这幅景象一定会来，届时草根大众将要经历何等的阵痛啊！

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的，并非蓬佩奥等美国政治人物，而是中共自己。年关又至，中共信访局门前依旧人头攒动。带着欺骗面具的信访局及其专司截访的中共驻京办同伙，更有凶恶的公安党保，就是冰冷的中共及其政治，而访民们凄惶迷离的泪眼十数年如一日图自期盼却不可得的，就是被中共及其政治踩在脚下的法律和法治。

2023-2024的岁末年初，两起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挑战中共权威的抗争事件昭示着中共的分崩离析已经悄然开始。

一起是2024年1月9日，贵州省安龙县石灰窑村的冬瓜岭苗寨村民奋起抗争，一举俘虏数百名由中共特警、官吏组成的镇压部队，肇因是中共禁止苗民把逝者葬于本村的免费墓地，强逼苗民购买数万元的所谓政府公墓，苗民不服，于是中共地方当局本能地强权撒野，痴迷暴力的贼性发作，拼凑起这支武装，企图抢夺逝者骨灰，孰料平素凶神恶煞、对小民吆五喝六的中共所谓特警居然外强中干，根本不是彪悍苗民的对手，全数投降，盾牌、钢叉等武器俱被苗民缴获，哀求讨饶、抱头鼠窜、铩羽而逃。

自1949年僭政后至今，各地中共当局时不时地拿底层草根、主要是农民的丧葬和墓地大作专制、极权的形式主义文章，然而无论怎么大费周章，最终无不败北，如2012年主政一方时，野蛮强行平坟、分别被民间戏称为“平坟书记”、“平坟市长”的原中共河南省周口市委书记徐光、市长岳文海先后折戟沉沙，“平坟书记”书记徐光2017年升任中共河南省副省长，2019年8月被查，2021年1月以受贿罪被判刑十一年，他强行平坟的落后地区周口市正是他大肆敛财之地；而“平坟市长”岳文海则在喧嚣的民怨声中于2013年黯然辞职，转任中共民族证券公司董事长，然而，十年之后，2023年2月，岳“平坟市长”涉嫌严重违法而被中共河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目前尚未见其被判刑的报道。

另一起是，2023年12月23-24日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十四岁的初二学生杨刘杨在校内死亡，当地中共政府傲慢而粗暴，对民众的正当要求拒不回应，引发民众连续多日大规模抗议，民众一度推倒中共县委大院的大门，占领县委大院，另有民众冲进学校，捉住并痛打（副）校长；除本地民众积极抗议外，更有邻近的山东民众自发前来抗议，规模最大的一天抗议者多达万人；12月29日中共宁陵县城实施戒严，31日中共对宁陵县断网，商丘市境内高速全部封锁，中共武警、公安遍布。家人称杨刘杨身上有多处伤痕，不认可中共关于杨刘杨跳楼自杀的结论。

再往前推，有2023年11月南京维权人士孙林（孑木）被中共党保警员破门而入打死，9月有福州维权人士叶钟被中共党保警员打死之恶性事件。这两起中共警察暴力杀人事件均已被当地省级中共当局强力包庇、维稳。在这两起中共警察打死维权人士事件之间，10月26日，中共刚卸任的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中共官媒宣称是突发心脏病，但其抢救过程颇多诡异，民间无人相信李是正常死亡。

2023年6月下旬，由习近平亲自火箭式拔擢的中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上任仅半年突遭整肃；8月下旬，上任仅五个月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同遭整肃；7月开始，中共火箭军高层大面积被清洗。

从岁末年初的两起民间大规模抗争事件和两起维权人士被中共警察打死事件看，在官民、党民关系上，中共已彻底失去常规、合法、和平的治理能力和耐心，唯有赤裸裸仰赖暴力一途，中共的日常统治已是黔驴技穷、穷途末路；从秦刚、李尚福被整肃及火箭军高层被大面积清洗看，中共高层内部已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各怀鬼胎，整个中共已是病入膏肓、腐败透顶、无药可救，习近平十二年来以反腐为手段抢救中共不仅事与愿违、毫无疗效，反而越来越反噬中共整体和习近平个人，全凭蛮横和权斗堆砌的虚假权威因秦刚、李尚福及火箭军高层等用人失当而被根本动摇，中层以下中共官员对习近平的质疑已渐成半公开之势。

岁末年初，中共新任总理李强仍声称2023年中共经济增长率高达5.2%，高于预期的5%，但房地产暴雷、股市极度萎靡、地方财政枯竭，多地公务员工资无法及时发放，湖南、广西等地教育拨款无法到位，都已是公开的秘密和铁的现实，5.2%的增长率令人怀疑。有网友总结的段子极具说服力：税收在降、股票在降、工作机会在降、PPI在降、外部投资在降、店铺数量在降、收入在降，但是GDP在升！更有网友模拟提问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请问有中国股民2023年挣到钱的吗？”发言人环顾四周，答曰“有，在台湾。”

其实，在中共一直、特别是二十多年的房地产狂飙中把人民逼为敌人，人民与中共早已离心离德之现实下，中共内部整体上早已人心涣散，无人不知中共的灭亡早已是命中注定，早已是人人袖手旁观、坐等中共末日沉船。

习近平他公开喊出的“要守住共产党的这点家业”。要守住他的这点共产红色私家家业，他当然只能像托克维尔笔下的查理十世那样，从共产专制的故纸堆里，从他初中肄业的鄙陋、肤浅知识里寻找老办法。2012年，他对某位中共长老放言“我不当亡国之君”，他所畏惧的其实是当亡党之君，他恐惧的只是亡党，而非亡国，因为中共党之亡、即亡于中国人民之手是现实而火烧眉毛的，而今日中国则根本不存在亡国、即亡于外族和外国的风险。习近平亲手任用又亲手清洗秦刚、李尚福和火箭军高层，完全是崇祯亲手重用又亲手逼死杨嗣昌以及杀掉陈新甲、袁崇焕的翻版。

2023-2024年显现出的中共败亡征兆和习近平的麦城之路迹象，其实在习近平2020年顽固推行视人民为刍狗的铁血封控政策时就已经注定。始则掩盖疫情真相，继则三年的严苛、冷酷封控，从反面让曾被习近平欺骗、曾对他报以幻想的底层大众终于认清了他专制暴君的嘴脸，使得不仅中共整体而且习近平本人都陷入信誉丧尽的塔西陀陷阱，铁桶一般的中共专制统治终于明显地开始松动，这或许是三年铁血封控的唯一价值。

在日本留学的山东龙口市民李宁坚持每天到中共驻日本使馆控诉杀害她母亲李淑莲的中共山东龙口匪官和维稳匪徒。

2009年10月2日，中共僭政日的次日，农历中秋节的前一日，李宁的母亲被中共龙口匪帮杀害，算日子李宁当时刚从中共国著名的人民大学毕业三个月，年龄应是22岁。甫一毕业就遭遇母亲惨死于中共之手，刚离开校门就被中共逼上为母喊冤、注定难有结果的坎坷维权之路，名校出身，却被中共残酷剥夺了本该一帆风顺的事业和人生。她本可成为白领、金领，可以成为高知女性，她原本应该与母亲亲昵、对母亲尽孝，并继续得到母亲的疼爱。李宁不无伤感地在微博和Twitter上发文称她从22岁开始为母喊冤，而今已36岁了，没有享受到青春的美好，整个青春花季体验到的尽是中共及其恶警的抓捕、殴打、驱赶……天下为人父母者，谁能不为李宁的这种凄惨遭遇而垂涕？

十四年的艰难控告，就这样夺走了一个美丽女孩的青春韶华，换得的不过是中共抛出几个底层喽啰作为替罪羊，而作为杀戮决策者和下令者的中共龙口政法委书记等中共官匪却安然无恙！令人唏嘘、痛惜，痛惜于底层草根小民被中共恣意蹂躏的悲惨命运！令人怒火中烧、义愤填膺，义愤于中共深入骨髓、举世无二的无耻和邪恶！

李宁是一个聪明、善良、美丽、开朗的女孩，在法治成熟的正常国家如欧美及台湾，她绝不会有如此遭遇。看李宁每日到中共驻日使馆前抗议的视频，虽仍不失天然的端庄、美丽、大方，却已不可避免地面带苍桑，毕竟，岁月不饶人啊！时间，并不会对李宁以及所有蒙冤含恨的善良者格外垂怜而使她青春永驻，也不会使邪恶的中共及其无数邪恶的中共匪官及时遭受惩罚。中国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之古谚一直被中国正不压邪的铁血历史所证伪。

李淑莲惨死于中共之手不仅早已不是个案，而且早已不乏先例，并且越来越呈公开和普遍之势，信手拈来，二十多年来重大而典型的案例就有：

2003年被广州公安殴打致死的湖北籍大学生、草根打工青年孙志刚；
2006-2007年被上海公安光天化日下绑架并被酷刑、殴打、最终致死的维权人士陈小明；
2012年被湖南邵阳公安迫害致死的知名维权人士李旺阳；
2014年被北京公安在朝阳区看守所内迫害致死的维权人士曹顺利；
2019年被湖南衡阳公安在看守所内迫害致死的维权人士王美余；
2021年被中共吉林当局在监狱内迫害致死的维权人士郭宏伟；
2022年传出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或已被中共迫害而死，但其家人被中共公安恐吓，未予公开证实。
2023年9月，福州维权人士叶钟在刑警大队被殴打致死；
2023年11月，南京维权人士孙林被当地政保警察殴打致死。
……
被分散迫害致死的访民和维权人士难以准确统计，但总数无疑惊人！中共及其公安之所以肆无忌惮对特定访民和维权人士实施定点清除，在于访民群体和维权人士虽如恒河沙数，但终究是一盘散沙，缺乏令中共及其公安胆寒的集体力量。

中共国的访民群体大致于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前中共总理朱镕基无视底层生存利益的激进国企改革及荒谬的房地产支柱产业政策而出现，并随着2000年开始的房地产业狂飙及各地中共政府的暴力强占强拆而数量急增。访民群体有多个来源，因暴力强占强拆而失地失房的农民和市民是主要来源，被中共公检法等强权机构构陷冤案的蒙冤者及其家人是第二个来源，这一来源数量也相当庞大，合法经营和其他合法权利被中共地方政府和官员非法侵害的私营业主是第三个来源，李宁的母亲李淑莲、河南南阳的私营企业家杨金德、湖北襄阳的何斌和徐彩虹夫妇都属此类，李淑莲和何斌、吴彩虹夫妇被迫成为访民还与地方政府部门和法院非法出租公房、谋取本单位小金库租金收入的腐败行径有关。

访民之所以成为访民，一个直接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中共国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和草根层，在于他们家人或近亲中缺乏可资仰赖的中共权力资源，这不仅是他们成为访民的原因，也是他们无论奔赴中共帝都上访多少年和多少次其合法诉求也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原因——中共国家信访局局长曾公开坦承访民群体70%的诉求都是合法、正当、应予解决的，甚至还是数量不可详考的访民被中共各地政府以各种无耻下三滥流氓手段迫害、殴打致死的原因，如李宁的母亲李淑莲。

中共的洋始祖和总教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英国的圈地运动“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Clearing of 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清扫’是……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马克思倘能从他的共产主义天堂俯望一眼这个他拥有最多徒子徒孙的中共国，他一定会哀叹英国当年的“清扫”之暴恐程度根本不能望今日中共之项背，他一定会在他的共产主义天堂修改他的《资本论》，以中共国现实的铁血强拆强占案例取代小儿科的英国圈地运动的例子，尽管他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歪理邪说已被历史无情地否定而毫无修改价值！

数千万访民苦主二十多年来苦苦挣扎在上访的绝路上，痴心不改，像期盼彩票中奖一样，梦求中共开恩解决自己的卑微诉求。然而，中共却早在2012年就公开宣称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是危害其政权安全的新黑五类，而弱势群体所指正是数千万访民苦主。访民群体仍一厢情愿地把中共臆想为救世主，而中共却并不讳言访民是其敌人之一类。访民问题之无解，在中共既定的体制之下难道不是命中注定的吗？

受传播便捷的互联网信息和知识的熏染，访民群体已基本越过了法治、民主理念的初级启蒙阶段，但根深蒂固的皇民意识和清官情结绝非一代人之内能够根除，绝大多数访民仍远远不能超越个人诉求的局限，远远不能或不愿正视自己与中共的关系就是压迫和被压迫的敌对关系，不能直面专制中共本身才是访民之所以成为访民的总根源，不能放弃对中共最后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人数巨大的访民群体无法摆脱各自为战的沙化和原子状态，二十多年来一直难以成为推动中国制度变革的有效力量，而数量如此巨大的群体如能形成合力原本能够成为中国民间一支最为巨大的变革力量！同时，中共无所不在的手机窃听和定位监控也使得访民群体基本无法形成密切的自组织化的联系，难以形成群体化的力量。

尽管如此，访民群体仍能一以贯之地以麻雀战、游击战、持久战的形式消耗着中共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残存的信用，以自己的悲惨命运换得中共各地、各级党、政、警、法的疲惫不堪。毫无疑问，如此巨大而长期的维稳负担一定是中共无法承受的，正如当年苏共自不量力、强行与美国军备竞赛而最终脆断一样，中共一定会在这场其对中国人民发起的对内冷战中因持久的消耗而突然崩溃。

最近几年，中共尤其是其高层红色邪恶轴心已越发公开地纵容、默许其基层爪牙滥开杀戒、滥杀无辜，已经公开地把杀戮对象从访民、维权人士扩展到无辜的大众、特别是天真烂漫的大中学生。大约从2015年至今，仅武汉一地就约有百名左右大学生莫名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2022年，年仅15岁的江西高一学生胡鑫宇莫名消失，中共公安竟厚颜无耻，无视种种不攻自破的漏洞，强行宣布胡鑫宇因厌学而上吊自杀。中共强权体系为高层权贵搜寻活体器官之网上传闻恐非虚言！

2023年9月以来中共又至少制造了两起肉体消灭的案例。具有建筑学硕士学位和高级工程师职称的福州维权人士叶钟2023年9学12日被中福州公安非法抓捕，9月20日就被中共公安打死于派出所；11月17日，南京资深异见人士孙林在家中被非法闯入的中共南京党保公安殴打，送医院后不治而亡。

无论是胡鑫宇的被上吊自杀，还是叶钟、孙林被中共公安打死，中共的第一反应都无一例外的是掩盖真相、封锁消息、恐吓关注者和质疑者，关注孙林被打死事件的安徽异见人士、前中共检察官沈良庆就被中共公安非法恐吓。2012年李旺阳被迫害而死之际，毅然自美国“自投罗网”回到中共国的著名异见人士张林先生仅因在网上悼念李旺阳即遭中共公安恐吓“少去关注李旺阳，否则后果不可预料！”无锡异见人士华春辉也被中共公安当面恐吓“看到李旺阳之死（你要）受到启发，已经给你设计了几种比李旺阳更奇特的死法！”

所有上述肉体清除的案例无一例外都沦为无头案，无人担责，凶手逍遥法外，更高层的中共公然庇护。中共的暴力恐怖已从人身骚扰和控制演化为明目张胆、无所顾忌地杀人，发展为赤裸裸地视底层草根如蝼蚁。甚至，中共自己的总理都可以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地被死亡！中共为了确保红色共产皇家血统万年永固，已经凶相毕露，顾不得什么底线公理、顾不得虚与委蛇的假斯文了！之所以如此，盖因作为中共专制另一支柱的谎言体系已经彻底失效。中共压根不曾料到，它自视高明的算政治账的三年野蛮封控和清零竟反过来促成了大量原本矇昧并愚信中共的底层草根的觉醒，开始质疑并认清中共的专制嘴脸，中共的谎言已几无市场，于是除了诉诸赤裸裸的暴力，中共真个是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了！中共已完全不具备实行和平、稳定、理性、可预期和法治化治理的选择和能力，战狼外交、强制抓捕、强迫失宗、暴力杀戮等等都是这种暴力依赖和统治困窘的必然显现。

对被杀者而言，杀戮是终极的毁灭，而对杀戮者而言，杀戮也是最后的选择，暴露出杀戮者别无选择、垂死挣扎、濒临疯狂的绝境。一百年前，中共的第二代祖师爷列宁放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妄断就像第一代始祖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大厦一样，已被历史无情地嘲讽和抛弃。然而，我们不妨借用列宁的逻辑，下一个这样的论断：肉体清除和杀戮是中共维系其摇摇欲坠的专制大厦之最后阶段。中国古谚曰“天欲其亡，必令其狂”，西谚亦曰“天欲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近日，Politico杂志载文直指习近平实行完全斯大林式的清洗、完全依赖暴力维持其个人独裁。暴力、肉体清除、杀戮并非中共基层强权的专利，而是中共所有层级的底色。滑稽的是，习近平曾公开宣称“举头三尺有神明”，似乎只有他所警告的中共贪官污吏头上才有神明，而他本人就是那个神明，似乎他自己头上没有也不需要神明，似乎他的汪达尔式的暴力统治和野蛮封控就可以免受神明的惩罚。

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既然中共除了杀戮和暴力已无计可施，它也就已是穷途末路、末路狂奔、败亡在即了。中国人民，特别是数千万访民苦主切不可悲观绝望，而应坚定必胜的信念，既然已被中共制造为敌人，那就坦然做中共的掘墓人吧！访民群体所急切需要改进的，就是继续启蒙，放弃对中共不切实际的幻想，参与推动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中国只有转型为彻底的宪政、法治、民主国家，一直落空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之道德理想才能化为道德的现实！

民生观察 2023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