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为什么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把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美国制度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的研究。诺贝尔委员会表示，这三位经济学家“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繁荣的重要性”；以及“法治不佳的社会和剥削民众的制度不会带来增长或改善”，还“解释了为什么榨取性经济制度和独裁统治会持续存在，尽管改革将收益更多”。

在中文世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比文学奖、和平奖等奖项吸引更大的关注，原因是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这两位今年经济学奖得主合作的名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写于2012年的书早就预言，中国的经济奇迹虽然令人瞩目，但这种依赖外部技术和低端制造的增长模式终将难以为继。两位诺奖得主认为，没有民主和制度保障的增长，中国最终会走向停滞甚至衰退。

12年后，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预言得到了印证，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步入衰退，中国人正在陷入1989年后前所未有的对未来的迷茫中，因此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恰逢其时击中了中文世界的痛点。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通过全球众多国家的经济史研究指出，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不是文化，不是地理，也不是经济，而是制度，是制度──我们如何组织社会来生产并分配资源的制度过程，决定了一个国家今天是否繁荣昌盛。国家制度有攫取型（专制）和包容性（民主）之分，不同的制度导致国家成功与失败之分。成功的国家源于制度的包容性，包容性的制度通过建立法治，制衡权力，保障人权，开放多元的政治体系，更利于社会稳定与创新，这是为什么民主制度代表了人类历史趋势的真正原因。

而失败的国家在于其攫取型制度，这类榨取式制度的制度安排是为权贵统治集团服务的，专制者可以自由地控制、胁迫和镇压他们的人民。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指出，“国家在经济上失败是因为采取了榨取式制度。这类制度基本上是由一个精英阶层设计一套经济制度，以广大的社会群众为刍狗，达到自肥且永久掌权的目的。”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2012从出版时，正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似乎势不可挡成为世界救世主的时候，从2008至202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40%以上，各国政界、商界领袖争相到北京顶礼膜拜，接受中共党魁为世界“指明方向”。根据统计，中共党魁习近平任内9年就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将近“250个方向”。一时之间，欧美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中国模式“东升西降”将崛起取代美国为主体的西方文明的论调甚嚣尘上。

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时候，《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既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崛起，也预言了中国在未来的失败。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把中国定义为攫取型政治制度之下的攫取型经济制度，认为这种攫取型制度增长多发生在后发展国家赶超型发展的初期阶段，通过输入技术甚至“山寨”并输出低端产品，经济有可能快速腾飞，但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早晚会遇到瓶颈，这源于经济发展、市场开拓本身就要求社会各层面成员广泛参与，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当然对政治诉求也就多元化，而一党专制政体下民众缺乏对攫取性利益集团的制衡，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展开竞争，非既得利益者为获得攫取机会也会参与竞争，结果自然是寻租滋长、腐败横行、投机蔓延，生产和创新的激励降低，最终阻碍了长期经济成长的实现。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认为，中国只能山寨既有的技术，无法在专制制度下发展出取代旧做法的新技术，这样很容易就会达到经济学上所谓边际产值递减的状态，无法再继续支持经济成长。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中国宣称“中国模式不仅解决中国问题，也为西方走出困境提供启示”嗤之以鼻的原因。

12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现实完全佐证了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洞见。当后发红利、人口红利、改革红利褪去之后，中国的畸形发展终于开始露出阿喀琉斯之踵，攫取型制度的后遗症暴露无遗。攫取型制度让中共权贵阶层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社会却付出沉重代价，开始步入漫长的衰退阶段，社会处于危机爆发前夜。这些都在印证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在攫取型政治制度之下，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难以持续的。

在中国目前种种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定于一尊、官员贪腐、阶层固化、国进民退等等，都是攫取型制度的必然结果。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民众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水平确有改善，因此对攫取型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平尚可忍受，在现在的经济进入衰退阶段后，攫取型制度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成为中国民众不能承受之痛，公众对社会不公义不平等的容忍度急剧下降，专制制度造成的“大监狱效应”将且必然出现民众颠覆终结攫取型制度的未来。

攫取型制度这一分析框架验证了专制政权失败的必然性。前苏联的极权专制主义也曾在人类历史上耀武扬威于一时，作为与美国在全世界范围竞争的维二超级大国之一，其“苏联模式”同样曾经在世界上趾高气扬，号称“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与今天中共极力宣扬的“中国模式”不相伯仲，然而仍然逃不脱攫取型制度必然失败的历史规律。中共以前总喜欢宣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在和前苏联一样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中共正在同样重蹈覆辙步入前苏联的崩溃之路。

无论专制监狱的高墙筑得多牢固，也必然崩塌。这是所有专制制度的宿命。

5月28日，香港国安警察首次引用臭名昭著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基本法》二十三条，拘捕了仍在狱中的香港著名政治犯、前支联会副主席、大律师邹幸彤，以及她的母亲刘华珍、前支联会常委刘家仪及关振邦、社民连成员李盈姿、前荃湾区议员陈剑琴，在5月29日再拘捕关振邦妻子潘幼翠。

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刽子手、保安局长邓炳强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拘捕邹幸彤及其亲人、团队的原因是因为她们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专页“小彤群抽会”上从今年四月开始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帖文，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及司法机构的憎恨，及意图煽动市民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

邹幸彤在脸书的专页“小彤群抽会”，从4月30日开始发表以“六四X三五”为标题发文，并在第一则帖文表示今年是六四35周年，六四是5月35日，因此从当天开始的35天会每天更新35个邹幸彤与“六四”35相关的记忆和片段。迄今发表的贴文内容温和，基本都是邹幸彤个人参与“六四”悼念活动的经历、感想、有关新闻报道等，没有任何激烈的措辞，更没有任何呼吁、主张市民参加“六四集会”或其他抗议行动的内容。

这样的温和言辞却成为当局眼中的“仇视政府、挑起憎恨、煽动组织参与非法活动”，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罗织文字狱之恶莫过于此。这种指鹿为马的手法即使是这些香港鹰犬的主子—-中共在大陆亦不会如此露骨，顶多弄个含糊其词的“寻衅滋事罪”，不敢上升到“仇视、憎恨、煽动”的“高度”。这个个案充分显示了香港自2020年实施《国安法》以后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状况。

香港鹰犬之所以大张旗鼓地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一案对付邹幸彤，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解决党国的心腹大患。邹幸彤自从2021年被捕以后，面对恐惧成为香港红色恐怖下的常态，她以坚定无比的勇气，始终如一的坚持，决不妥协的硬骨头精神，成为香港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她已先后获得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杰出民主人士奖，独立中文笔会的林昭纪念奖，韩国光州人权奖，欧洲律师协会委员会年度人权奖，以及法国和德国政府颁发的“人权和法治奖”。她亦连续两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今年3月，由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出品，英国人权组织29原则发行的纪录片《幸彤在监狱》先后于美国、加拿大、英国、马来西亚、台湾接力放映，引起极大轰动。虽被投入监狱，仍拒绝沉默屈服的邹幸彤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象征性人物，澳洲等地已安排在今年六四期间上映以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5周年。

决不低头的邹幸彤已经成为党国的心腹大患。中共恐惧香港、中国出现这样的民主运动旗手，他们清楚地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追求自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要以最严酷的手段扑灭邹幸彤这束照进黑暗的光。这一年时间以来，香港鹰犬秉奉中共主子的旨意，对狱中的邹幸彤进行了严厉的打压，包括超期押、拖延审迅时间以消耗其信念，断绝其与伴侣通信以让其消磨其意志，动辄关押进“水饭房”囚室以折磨其肉体（邹幸彤创下连续七个月被囚“水饭房”的香港监狱记录），再到这次的“狱中拘捕”，显示了中共不惜一切手段要解决此心腹大患的决心。

第二，恫吓香港市民。2020年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后，经过滥抓滥捕、媒体关停、团体解散、维园烛光熄灭、公民社会瓦解的红色恐怖，香港民主运动已完全陷入低潮，香港成为中共镇压政治异见者最多最密集最频繁之地，整个社会鸦雀无声，然而对中共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在中共眼中，这颗东方之珠一百多年的自由魂已深入骨髓，成为极权主义的重要威胁，无论如何重视都不为过，必须要香港整个社会都屈服于高压统治才能放下心头大石。

今年三月，在中共的指使下，香港立法会傀儡迫不及待地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全面侵犯香港的人权，破坏与毁灭香港人民的各项自由与权利。《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无比宽泛模糊的罪名，超低的定罪门槛，把香港带入全面压迫的新时代。在六四35周年来临之际，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一案来拘捕邹幸彤，赤裸裸地恫吓香港市民，企图让所有人完全噤声。

中共对香港的高压统治给香港、香港人民带来无比深重的苦难，曾经闪耀世界的东方之珠暗淡无光，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昔日自由、开放的国际大都会变成今天的国际金融遗址。然而，对中共来说，这一切都无足轻重，极权主义从来不在乎一座城市的兴衰，一座城市人民的生死，它只在乎自己权力的牢固，利益的得失。

在此万马齐喑之际，在这沉默与逃亡成为常态之际，邹幸彤、黎智英、何桂蓝等极少数坚决抵抗的抗争者就成为香港社会仅存的良心，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也就成为中共控制社会的威胁，成为中共眼中的刺头，成为必须打击的对象。而现在，邹幸彤所拥有的跨越国界的影响力更成为中共必须除之而后快的重点，所以，把她作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一案的整肃对象就成为中共的必然选择项。

然而，威胁与恫吓从来征服不了人心。邹幸彤的帖文没有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的仇视、憎恨”，指鹿为马的鹰犬却激起了良心犹存的市民对极权主义中央、狗腿子特区的仇视、憎恨，中共完全陷入墨菲定律的泥潭：事情一定会朝其所想象的最糟糕结果发生，其所做的一切反人性反社会行为意图维持统治都是在加速度推动这个专制政权的崩塌。

美国财长耶伦近期访华时针对中国产能过剩向全球倾销问题，敦促中国“有供应，也有需求”，“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刺激需求，让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获得更大份额。”耶伦的敦促中国促进国内消费而不是试图通过出口来实现快速增长的敦促表面上确是中国摆脱目前经济困境的良方，但对黔驴技穷的中国政府来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事实上，从去年至今，中国政府已推出了一系列刺激国内需求的措施。去年七月底，国务院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20条措施，企图以刺激居民消费拉动整体经济增长；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前的4月11日，国务院公布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方案，以拉抬经济成长。

这些刺激措施在市场反应寥寥，同样业界也不看好。4月14日，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消博会一场活动上公开表示，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收缩期，消费业同样进入一个转折点，此前经历的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基本结束，“穷人消费不起，中产不敢消费，有钱人不知道消费什么”的情况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想象。

在中国国内社交网络小红书上一位网友对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评价说：“是我不想消费，还是不会消费，我傻么，消费还用刺激？我的问题是没钱消费。”这是一种共同的社会情绪，就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与消费相关的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消费降级”，讨论热度与日俱增。

在微博热搜上“说一件事证明你消费降级了”是热门话题；在小红书上，“消费降级”话题吸引了超过百万条帖子，浏览量动辄达数千万；在豆瓣上，“今天消费降级了吗”小组成员达35万人。抖音、B站上，消费降级“薅羊毛”“拼团”“平替”成为购物搜索的关键词。

“消费降级”的洪流滚滚而来，正在成为席卷中国的社会风向。小红书上的热门帖子《2024民众消费降级7大现象》总结了年内正在发生的消费降级现象有：1.不敢花钱只存钱；2.买东西从京东转向拼多多；3.节假日旅游从国外回归国内；4.餐馆选择性价比高的排队；5.被动发财、主动返贫，中产阶级现在成了廉价货批发市场的主顾；6.教育经费节衣缩食、货比三家；7.自媒体低成本创业模式大行其道。

在北上广深这些中国特大城市里，“消费降级”最典型的标志就是被作为都市白领精致中产生活象征的上星巴克喝咖啡流行风潮的消退，而以廉价着称的瑞幸咖啡大行其道，即使瑞幸咖啡曾因财务造假而声名狼藉，但仍然挡不住被“消费降级”所困被迫削减开支只能退而求其次的中国人。

“消费降级”的段子充斥着中国网络，譬如最近民粹主义狂潮爆发，流行的讽刺段子就是：如何一句话证明消费已经降级了？十年前大家爱国，砸的是日本车。五年前大家爱国，砸的是苹果机。现在大家爱国，砸的是农夫山泉。

“消费降级”盛行表面上看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下行轨道，国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急剧减少，大众捂紧钱包大幅削减消费的结果，实质这是中国繁华年代终结的典型标志，显示中国已进入漫长的衰退阶段。之所以如此，深层次原因为：

一、习家王朝加剧挑战西方，意图改变世界现行秩序体系，重新定义规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导致西方世界与中国进入全面的脱钩阶段，中国自从“改开年代”开始得以经济腾飞的全球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三大启动要素不复存在，发动机熄火了。而尤其在习近平连任党魁后，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正在组成新的世界邪恶轴心，政治上影响未来的风险、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社会陷入普遍的幻灭甚至绝望的情绪，这种看不到终点的绝望感进一步影响了社会对未来的预期，对经济前景、政治前景完全失去信心，在各种不确定的因素下，民众认为捂紧钱包才是眼前最应该做的事。

二、中国国民积累的财富被中国政府完全掏空。中国政府多年来主导经济增长模式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高度垄断模式，以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加重了国民的经济负担，陷入“教育把父母逼疯，住房把钱包掏空，医疗把生命送终”状态，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在近两年来房地产超级泡沫全面崩盘下，中国民众的家庭财富大部分为住房，超过了60%，房地产市场下滑使国民面临的不仅仅是储蓄归零的境遇，甚至背负上更大的负资产。不敢消费、不能消费就成为困境中的不二选项。

三、“消费降级”折射的是财富分配之痛。目前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属于世界上最严重之列，高达0.704。官方的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表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三成以上的社会财富被顶端1%的家庭所占有，而底端25%的家庭仅拥有一成社会财富，形成”顶层强，中间弱，底层大”的极端畸形结构。中国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与北京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在去年12月26日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5.47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至1090元的人口数为5250万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总人口为6亿人，占总人口的42.85%。此外根据中金公司的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口累计13.28亿，占14亿总人口的94.8%。也就是说，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9.64亿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如何消费得起一个畸形的官家盛世。

“穷人消费不起，中产不敢消费，有钱人不知道消费什么”这种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描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民众对未来丧失了信心，没有了任何对未来的期待感。困惑、悲观与焦虑象黑云压城一样笼罩在所有中国人头上。这从中国社会早前流行的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楼、不生子的“四不青年”一举进化到今年的“十不”可见一斑。新“十不”就是不捐血、不捐款、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不买彩券、不入股市、不买基金、不扶老人及不感动。新“十不”不再只是对生活压力消极说不，而是对这个畸形、冷漠、极端的极权主义社会的控诉和否定。

所以，“消费降级”只是中国社会危机爆发前夜的象征之一，是一个王朝末期社会治理失败的典型病征。

一切刚刚开始。

——中共及其专制对中国人道德的毒化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旧店中学初一学生李程、马亚崎和张兆龙合伙杀害同班同学王子耀所引起的巨大民愤看似暂告平静，尽管后续起诉、审判时一定仍会再度点燃全社会的愤慨。

民愤短暂宣泄后，必须思考的是，13岁出头、刚由小学生变为初中生的三个未成年人，为什么杀人？为什么会杀人？为什么会以如此凶残的方式杀人？

三个13岁多的毛孩子精心准备、蓄意杀人，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到教育、社会、政治的深层问题。

暂且撇下三个毛孩子杀同学不谈，先回顾一下已成为历史的两起著名杀人案件。

第一起，1978年9月2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农场医院护士蒋爱珍，枪杀李佩华及其妻子戴淑芝和谢世平的妻子钟秋。李佩华、戴淑芝和谢世平、钟秋两对狗男女在半年前的“3.17捉奸事件”中恶意捏造蒋爱珍与张国政通奸。蒋爱珍、张国政百般辩解，仍被农八师144团团长冯俊发、副参谋长杨铭山、医生李佩华、药剂员谢世平等人为争权夺利、整倒整臭张国政而恶意构陷，冯俊发对蒋爱珍虚与委蛇声称的“你要相信组织”的所谓正常渠道根本行不通，正如今天冤假错案正常上诉、申诉完全无效，数千万近以亿计的访民的所谓正常信访压根就是死路一样，蒋爱珍只能靠枪杆子说话了。蒋爱珍杀人，蒋爱珍怒杀恶人，完全合乎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共产革命逻辑！

第二起，2008年杨佳杀警案。2007年10月5日晚，北京市民杨佳骑着租借的自行车在上海市区游玩，被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警员截停，警员存在不主动出示证件、经杨佳要求后仍不出示证件之执法不规范问题，后将杨佳强制带至派出所，恶意拖延至凌晨才予释放，杨佳坚称受到刑讯，多次控告，但闸北分局声称警员的所谓执法行为合法合规，中共公安的这种死不认错最鲜明地体现了整个中共死不认错、永远正确的专制本性。二审庭审中，杨佳仍称2007年10月5日晚在芷江西路派出所遭受中共公安两次殴打，第一次是多名公安一起殴打，第二次是两名公安殴打，当时就留下伤痕。二审庭审最后陈述时，杨佳声称如果警察权力不受制约任何遵纪守法的公民也可能像他一样遭遇非法对待。

根据中共公安强横成性的历史，完全可以认定杨佳遭到了中共芷江西路派出所警员的殴打。无端拖延至凌晨才释放，对杨佳这样敢于要求公安规范执法、敢于向公安强权说“不”的公民使阴招进行整治，一直就是中共整个公安标配性的恶意执法伎俩。

杨佳杀警后，当时远不如今天便捷的网络世界一片叫好，尽管难免情绪化成分，但的确反映了公众对强横撒野、强权任性、滥用暴力的中共公安的强烈痛恨。杨佳能否因受到中共警员的殴打而可杀死无关的六名警员、是否该判死刑、是否因警员对他的殴打这一前因而可宽宥，是一回事，杨佳以其杀警的暴烈且惨烈行为暴露出中共公安一直普遍存在的强权撒野、滥用暴力、刑讯逼供现象，中共整个权力体系尤其是起中共上层应否正视并切实解决公安的滥用暴力、强权撒野问题，是另一回事。遗憾却又必然的是，中共对杨佳以如此暴烈且惨烈的方式提出的这个问题当时并且至今丝毫不以为意，毫无解决之意，不仅根本未从体制上对整个公安加以整肃，根本未建立有效的防止、惩治滥用暴力、刑讯逼供的机制，而且甚至连杨佳被警员殴打这个原本并不算严重的事件本身也不予处理，反而是矢口否认、坚决掩盖。

民间和网络世界以杨佳的口吻总结了杨佳杀警的法治价值：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蒋爱珍怒杀恶人与杨佳杀警泄愤的一个共同原因在于中共公权力和手握公权力的中共官员和警员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而如果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仅仅限于权力行使的微观层面、仅仅是中共官员的个人原因所致，这样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尚无伤根本、尚容易解决。只是，中共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绝非个人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如列宁就放言“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资产阶级）法律约束的政权”；然而，列宁及其后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并非仅仅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的约束，而且还不受它自己的法律的约束，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及东欧共产专制政权，到毛泽东的中共专制政权，莫不如此，斯大林疯狂滥权的大清洗，毛泽东公开叫嚣“无法无天”、持续二十多年的杀戮、饥饿和全民互害，邓小平法外擅断的“六四”屠杀，都确凿证明了共产专政权制度性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本性。

什么是本性？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就是本性。共产特权专制政权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不论在东欧还是在北韩，总是要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的，这就是共产特权专制的本性，而共产特权专制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虽能使多数人在多数时期俯首听命，却也一定会在特定时刻、特定场合激起蒋爱珍、杨佳这样血腥儿女的暴力抗争，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总是要引起流血事件的。血性者不常有，但总会有！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因为农八师144团长冯俊发、副参谋长杨铭山、李佩华、谢世平等人权力滥用、强权任性、无中生有，铁了心要给蒋爱珍、张国政强加一个通奸罪名，就像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罗织和强加罪名，就像毛太祖对刘少奇强加‘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就像邓小平1989年对青年学生强加“反革命”暴乱罪名，就像傅政华、孙力军及其幕后黑手对“709”律师和公民以及“厦门大抓捕”蒙难人士强加颠覆罪名，就像中共武汉公安强逼李文亮医生低头认罪……

杨佳为什么杀警？因为中共上海公安对不规范执法、整人式的恶意执法、警察打人和刑讯逼供完全不以为意、听之任之、包庇袒护，是因为中共及其公安从不认错、死不改错、永远正确。

权力滥用、强权任性、死不认错，不仅是反人性的，而且是反道德的，不仅阉割人性，而且还阉割人类长期进化而形成的普世道德，反人性和反道德是所有专制的共同本质，专制政体的反道德与其腐败、腐朽本性互为表里、一体两面。在蒋爱珍怒杀恶人案中、在杨佳杀警泄愤案中，我们都能看到权力滥用、强权任性的冯俊发、杨铭山、李佩华、谢世平以及强横成性的中共公安的官德和权力道德的扭曲，能看到中共官员的反道德行径和嘴脸。对于公权力执掌者而言，官德、权力道德就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因而他们的反道德行径实即反职业道德行径，而在高度分工的社会里所有职业都是社会化的，都会面向社会范围内的所有行业和所有个体，区别仅在于社会化的程度即对整个社会影响的大小，因而任何反职业道德的行径也都必然是反公德的行径，而反道德行径对全民、对全社会各个领域危害最大的则非官员和公权力的反道德行径莫属。

蒋爱珍怒杀恶人、杨佳杀警泄愤和邯郸三少年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以及近些年各地频频发生的众多规模化的恶性校园霸凌事件，清晰地呈现出一条“公权力和官员的反道德-社会和成年人的反道德-未成年人的无道德”的道德劣质化进程，在公权力和官员的反道德与未成年人的无道德之间存在社会和成年人的反道德这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又通过利益导向以及意识形态阉割和价值观空档两个途径促进了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之类不良少年的无道德化。

利益导向是指，专制政权的腐败和反道德本性的总根源是享受最高特权的最高层，腐败和反道德行径从最高层逐级蔓延至直接接触草根民众的最基层权力，蔓延到所有层级的所有官员，并继续通过血缘、同僚等各种关系网络把腐败和反道德行径传向家庭、配偶、子女以及所有行业和所有领域，给子女、给下一代、给全社会形成贪腐才能获利、恪守道德反而无缘正当利益的邪恶利益导向，形成全社会范围的权大大贪、权小小贪、权小也大贪、无权力则创造权力也要贪的反道德贪利机制。于是，原本并无官员那样的强制性权力的教师和医生行业也贪腐炽烈；于是，本应树人立德的中小学教师也出现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向学生家长索要红包者，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有如湖南刘翔峰、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之类唯利是图、谋财害命者。浸泡在此等中共及其官员全面腐败、全社会的道德整体崩溃的环境中，从电视、手机等互联网渠道以及成年人的言谈中耳濡目染着无穷无尽的反道德信息，中小学学生、未成年人如何能够不受误导？如何能形成正常而健全的道德观？如何能不陷入是非难分、善恶不辨、道德迷茫甚至根本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反道德、无道德状态？

意识形态阉割和价值观空档是指，作为古今中外所有专制政权独一无二的集大成者，中共处心积虑地以马列邪教及花样翻新的持续邪教理论“创新”，对底层民众从小开始并持续进行邪恶的洗脑，恶意实行奴化、愚民教育。中共意识形态洗脑的根本和终极目的就是驯养作为其统治和奴役基础的一代又一代俯首听命、甘愿为奴的庞大底层人矿，就是把人民驯化成不能独立思考、不知现代普世道德和普世价值为何物的顺民、愚民、贱民，阴毒地拒不从小对国民进行民主、权利、人权、宪政、法治、平等、友善、自尊自爱、尊敬他人、珍爱生命等等现代公民教育，而是故意、恶意从小并持续不断地对国民进行分化瓦解、底层互害教育。

底层互害的最恶劣形式就是底层互相杀害、互相剥夺对方的生命，底层互害还包括互相监视、告密以及邯郸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等等形式的校园霸凌。无论何种形式的底层互害，互害的直接后果都只局限于底层内部，用中共生造的词汇就叫底层内循环，并不会直接损害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的利益，而至多只会由于减少、损害可供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压榨的人矿劳动力而间接影响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的利益，但由于底层互害的动力机制是底层的暴力在底层草根内部循环，确保了底层的暴力在社会根本变革之前不会指向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因而，底层互害实质上有利于中共特权专制统治的稳固，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斯大林苏共专制统治者、柬共波尔布特专制统治者、罗共齐奥塞斯库专制统治者，以及奉行商鞅疲民、弱民、辱民和韩非权、术、势的法家专制统治者，不仅从来并不在意、反而放任底层的互害，只要底层可供奴役、压榨的人矿维持一定规模，各种特权专制统治者都只会因为底层互害有利于其特权专制统治而躲在阴暗角落暗自高兴，如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大饥荒，毛泽东的反右、三年大饥荒和“文革”。底层互害及其必然导致的底层的反道德——如义和团和红卫兵——正是包括中共专制特权统治者在内的所有特权专制统治者所乐见、纵容和鼓励的，而中共的底层互害驭民和维持特权专制的帝王之术则堪称古今中外登峰造极！

底层互害的最卑劣形式就是通过邪恶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洗脑而强行阉割人心、改造个体的大脑道德中枢，无耻地鼓动夫妻反目、父母与子女互告、学生对老师仇杀以及恋人相互密告，并冠以乌托邦的、反人性的大义灭亲之高大尚美名而广为推崇，如马建民告发妻子杨沫是假中共党员，随后杨沫反告马建民与与武光、邓拓历史关系密切，张铁夫（张红兵）与其父张月升合伙举报母亲（妻子）方忠谋，李九莲给男友曾昭银写信质疑“文革”而被曾昭银密告，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宋要武）率同学打死老师、副校长卞仲耘……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尤其是毛泽东以传统皇权加斯大林共产专制帝王之术挑起的全民互害尤其是底层互害所造成的人心戕害、是非颠倒、道德沦丧、人性阉割，贻害无穷！美国的“文革”研究者认为，相较于政治和经济问题，“文革”对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人的道德破坏更为严重，“文革”所导致的道德失落的恶果将在“文革”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显示出来。试看中共正在正执掌大权的“文革”红卫兵一代的逞强耍混、撒泼打滚、好勇斗狠、战狼外交、虚张声势、色厉内荏、欺软怕硬、叛国卖国的四处撒币，足见美国学者所言不虚！

“文革”的旧伤远未抚平，中共在片面、有限经改中又报复性地全面而急剧地腐败，邓小平急功近利、不论是非、无视道德的“白猫黑猫”、实质上既无效率更无公平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江泽民为转移民众对“六四”的记忆而恶意开启全民不讲道德、闷声发财模式，邓、江二人在“文革”及其之前历次反道德狂飙的基础上又开启新一轮深入到微观毛细血管的全民、全方位、全社会的腐败和反道德浪潮。

中共僭政以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反道德运动正是邯郸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的终极根源，正是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不仅只是反道德而且更呈现为返祖现象、退化为动物的无道德的终极根源。李程、马亚崎、张兆龙被抓获后丝毫未表现出他们这个年龄原本应有的恐惧感，恐惧感的缺失恰恰证明了他们已达到超越反道德的无道德阶段，因为只要作恶者还具有恐惧感，就表明他还具有正常的是非、对错、善恶等道德判断意识和能力。无道德，导致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三个毛头孩子竟能较长时期精心、沉着、若无其事地准备杀人，却丝毫也不泄露，导致他们杀人后又表现出与其年龄全不相称的冷漠、冷静、冷血，导致他们把杀人完全当作游戏，杀死同桌同学完全就是杀死一个小动物。

在这个终极根源之外，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以及所有同类的校园霸凌无良少年的无道德状态当然还有其他微观原因，如父母离异，农民工父母外出打工、长期与未成年子女分离，所有学校都偏执狂一般地追求分数、只教书不育人，只重知识灌输、完全忽视健全的公民道德的培育，甚至中国所有学校的应试型灌输和题海战术能否算是教书都大成疑问。更况，为数不少的教师也都像中共的贪官污吏一样，满脑子想着捞钱，教师体系也同样道德沦丧，教师们既无足够的师德和基本道德上的能力和素养、更无起码的道德激励去向学生传播现代公民道德，王子耀被杀害后旧店中学的校长一味否认存在霸凌、狡称班主任很负责，即证明了中共教师的师德和基本道德与中共官员一同堕落的现状；更况，如前所述，为确保中共特权专制政权，中共根本禁止对国民从小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等人仅仅发起了一个温和的（新）公民运动就被中共两番打入大牢；更况，生存在中共及其官员整体彻底腐败并带动全民、全社会腐败的既定环境下，既缺乏家教又缺乏学校道德培育的未成年人，特别是道德教育资源更况薄弱的农村未成年人，怎能不面临着更大的成为无道德者而不仅仅是反道德者的风险？

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多次公开声称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专制，并早在1956年就主张中小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每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据中共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本人也曾说过“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中共的特权专制不仅先天注定了它自己的彻底腐败，也注定了它还必然导致全民的腐败和道德溃烂，进而，中共必然像根本解决不了先天注定的腐败一样，解决不了邯郸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之类校园霸凌问题，未成年人在道德养成和心智健全方面遭受中共专制和腐败的荼毒也是注定的和无法避免的；这些年各地持续爆出巨量恶性校园霸凌事件，中共的教育部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共所有的公立学校，至今一概漠然视之，既毫无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动性，更完全不可能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2月8日、15日，湖北省武汉市连续爆发上万退休老人为主的大型示威，抗议武汉当局本月推行的医保新规。在东北的大连市，15日也有数千退休老人聚集同样对政府缩减医保福利表达不满。在网络社交媒体上传的视频显示，抗议民众声势浩大，人群高唱“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等鼓舞士气，更有民众怒吼“打倒反动政府！”这是继2022年年底中国爆发白纸运动后又一次的大规模的民众抗争活动。

这次被网民称为继“白纸运动”后的“白发运动”的肇因是中国正在实行的医保改革。中国的职工医保制度是从1998年建立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金，一部分划入个人账户。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要划定各自的支付范围，分别核算，不得互相挤占，从而形成了“统筹基金管大病、个人账户管小病”的中国职工医保制度。

职工医保制度运行至今，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随之而来的人口结构变化，2022年60岁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9.8%，花医保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交医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社保报销待遇的提升以及住院人数的上升，统筹账户的支出压力越来越大，为减少医保基金入不敷出的压力，中国政府开始推进所谓“医保政策调整”。

2021年4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省2021年12月底前出台实施办法，并设置了三年左右的过渡期。但是，由于这次的医保改革是当局在对新冠疫情封控背景下出台的，而各地为显示对动态清零的习近平政治招牌政策的效忠，只讲政治不问民生，只要有疫情发生，不管是否严重，当地官员都采取了最严厉的封控措施，而此抗疫支出大部分都是从医保基金里付出，导致医保基金严重不足，地方压力大增，医保的供需矛盾提前暴露，从而加速实行医保改革，而不是等待三年过渡期后才推行。

公开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各省至少花费了3520亿元人民币用于应对新冠疫情，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2022年就抗疫支出超过711.4亿元人民币，经济排名第二的江苏省抗疫支出为423亿元人民币。即使是这些富裕的省份，面对如此庞大的抗疫支出也力不从心，财政压力严重，何遑那些贫穷、欠发达省份，医保已经出现赤字问题。于是，甘肃、山西、青海、湖北、辽宁等地迫不及待地匆匆推出医保改革，企图缓解困境。

在这次引发强烈抗议的湖北省武汉市，在去年的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出台了《武汉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细则》，从2023年2月1日开始正式推行新的医保政策。新医保政策下，退休人员的医保个人账户返还从每月260元左右降到了每月83元。而个体户的医保待遇更从改革前的每月返还100多元到改革后的退休前都没有返还，退休后每月返还66元，仅为退休职工的80%。

政策另外引起民怨的还有规定了退休人员的普通门诊统筹起付线为500元/年，设置的看病报销门槛太高，事实上增加了市民自付购药费用，这意味着只有那些经常预约、看大病的人才能受益，而一般的健康老人会受到影响。政策虽然增加了门诊报销，增加了报销的比例，但是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减少后，买药就只能去医院门诊，去门诊就得挂号就得排队，等医生开药才能拿到药，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医院的门诊压力，也增加了病人看病的时间，尤其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一些基础的慢性病都是自己去药店买，现在都得到门诊才能购买，又给老年人造成了不便。更何况医院的药价比药店要高，很多药还没有，最后反而花钱更多了。

此次医保改革使民众深感权益受损，认为政府拿走了他们的积蓄。而一项涉及全民切身利益的医改方案任何措施变动都不是小事，却未经任何法定程序，没有任何的公开听证会征询民众意见，就草率与粗暴地出台，而医保改革的等级制差别对待，如高级干部高等医疗待遇、公务员比职工报销比例高、个体户没有返还等的不公平现象更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使民众联想起三年疫情以来政府种种的只讲政治不问民生的极端、非人道的防疫措施，认为政府的荒谬封控使医保基金不足，政府要做的是应该开源节流，而不是把手伸向民众的个人账户弥补政府的财政亏空。民众愈来愈感觉到在习近平政权治下深重的被剥夺感，从而形成了抗议的社会情绪基本面。

更重要，或者说对中共政权更致命的是，民众对医保改革的大规模抗议，显示了中国政府越来越失去了对国民的公信力。我们早就指出，习近平王朝的建立，使中共与社会的对立矛盾，在以后每一次的政权与社会的冲突、撕裂中都成为所有社会愤怒的发泄口，习近平执政炮制的中国梦，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所有跟习近平相关的联想、理想都在荒谬的连任和残酷的防疫折腾下破产走向幻灭。

现在，每一个身处中国社会中的人几乎都能明确感受到中国民众越来越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在2023年一月底，胡鑫宇案引发的舆论海啸，民众铺天盖地对官方的质疑，充分显示了社会基本面对政权的积怨和愤怒。一个政权在民众中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说完全破产了，那么可以认为其执政“民心”正在迅速地流逝，对医保改革的抗议仅仅是政权公信力破产的最新一例。

或许中国的医保改革确有其不得已之处，但是，当一个政权已在处于塔西佗陷阱之中时，即在政权失去公信力时，无论政权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那么其包括医改在内的所作所为，都只是让民众进一步恶化对习近平王朝的印象和认知而已。

民意正在改变，一切刚刚开始。

民生观察 2023年2月23日

（一）

今天是2022年3月21日，屈指算来，母亲己经去世2个月、6O天整。

母亲名叫刘现香，生于1938年12月28日。于2022月1月21日凌晨1时许，在家中去世，时年83岁。

2个月来，丧母之痛，无疑是肝肠寸断，母子分离之痛，更是无以用语言表达。

（二）

十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字狱，我被捕入狱，在监狱关押达十年八个月，由于自己是里通外国的“政治犯”，是监狱重点监管的对象，因此，十年间，我们母子从未见过一面。个中滋味，常人难以理解。

2018年2月13日，我刑满出狱，本来想在家好好孝顺母亲一番，把十年间对老人的亏欠弥补回来。但生活所迫，出狱不久，我又不得不背起行囊，外出打工。

（三）

这期间，官方对我的监控始终有增无减，技术上，我的手机时刻处于被监听状态，我家门口被也安装了一个高清摄像头，夜里，一个亮度极强的探照灯直射我家门口。这在一个偏僻的农村，这样的阵势，很是扎眼。

人防上，国宝对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几乎是每个月见一次面，重要节日期间（如“两会”、六四期间）安保升级，每次都是二到三个人24小时“贴身保护”。

毎每这时，母亲都是千叮万嘱：孩子，千万别再找事了！

特别是我刚出狱后的几天里，不知道是那个王八蛋安排的，一辆警车天天在我村里鸣着警笛叫唤，让我母亲不知所措，以为我又犯了什么事，总以为公安局要来抓我。

（四）

2021年下半年开始，母亲的健康状况持续下降，一天不如一天。我们兄弟姐妹都希望她能度过2022年春节，我们原以为，春节过后，春暖花开，母亲的身体可能会逐渐好起来。

令我们兄弟姐妹猝不及防的是，1月21日夜晚，母亲毫无征兆的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83岁。

母亲的去世，已经让我们兄弟姐妹痛不欲生。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更是让我们悲愤交加！

（五）

1月24日上午，母亲要去火化，按照官方规定，我们家要去镇卫生院开具一个“死亡证明”。

我一个本家的叔叔拿上我母亲的身份证以及我的身份证去了“邹城市香城镇卫生院”。

镇卫生院离我家8里路，约一个小时，我本家的叔叔赶了回来。

“死亡证明”开回来之后，殡仪车开了过来，正当大家准备把我母亲抬上车时，一位帮忙的邻居发现，我本家叔叔从卫生院开来的这份“死亡证明”，名字、性别全部错了，只有身份证号码是我母亲的。

我母亲名叫“刘现香”，“死亡证明”上却白纸黑字的手写着“刘现金”三个字，性别一栏上所注“男”。

（六）

这一变故，让现场一阵慌乱，所有的活动都停了下来。

我明白我的身份，我第一反应就是：欺人太甚，这一切都是对着我的！但他们这样做，显然过了头，古人都说：逝者为大！

何况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农村妇女，生前，她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儿子，己经受尽委屈，老人走了，谁还在伤害她呢？这只手来自哪里？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做为儿子，母亲的丧事期间，我要披麻戴孝，知道这个意外后，我当即脱下孝衣，要去镇政府讨要说法。

（七）

后来，在亲朋们的劝说下，我冷静下来，母亲的最后一程，我不能再让她担惊受怕了。

我本家的叔叔，带着内疚之情，拿着这份“死亡证明”又去了镇上。

（八）

安葬了母亲，我就与“邹城市香城镇卫生院”联系，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事情只能找院长反映，并告诉了我院长的姓名、手机号码。于是，我拨通了院长仲某某的手机，听完我的叙述后，这位院长没有一句道歉的话，只说：谢谢你反映的情况，你放心，我一定调查处理。便挂断了电话。

当时我想：这个院长真牛！出现这么重大的问题，怎么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呢？谁给他这样的底气？

（九）

1月28日下午，一位姓魏的副院长及一位叫“徐敏”或“许敏”的工作人员来到我家，对这件事情做了说明，大概意思是：我母亲的“死亡证明”是这位工作人员开的，当时她正在干别的活，因此写错了！这位副院长说：这件事别再追究了，再追究小姑娘的饭碗会保不住的。

但我指着母亲的“死亡证明”问这位副院长：这上面的签名没有“徐敏”的名字呀？只有“秦菲”的名字，徐敏是不是代人受过？

这位院长予以否认。

（十）

春节过后，这件事情无人给我反馈信息。

2月7日上午，我拨打了济宁12345市长热线电话，就这件事进行了投诉，希望邹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做为“香城卫生院”的上级主管机关，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

2月8日上午，邹城市香城镇卫生院院长仲旭东来到我家，告诉了我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徐敏（或许敏）罚款1000元，全院通报批评。

但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位叫徐敏（或许敏）的姑娘在代人受过？因为，我母亲的“死亡证明”上没有她名字。而签名者“秦菲”，至今没有浮出水面？

时间已经过去60天，邹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至今没有给我一字回应！

我总感觉，这件事后面，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哪里操控！

（十一）

因为：一，身份证上的字都是标准的印刷体，做为正常的工作人员，怎么能看错、写错呢？

二，身份证上性别一栏不仅有“女”字，旁边还有我母亲的照片，是什么样的马大哈工作人员，竟然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三，徐敏（或许敏）是谁？为什么要让她来承担这个责任？“秦菲”又是谁？他（她）是签名者，为什么至今不见他（她）的影子？按照“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他（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但到今天为止，60天过去了，“秦菲”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

四，根据“一岗双责”原则，邹城市香城镇卫生院院长伸旭东该如何问责？

五，是谁在指挥这件事情？意欲何为？他们为什么要去伤害一个无辜的老人？

60天来，种种疑惑折磨的我寝食难安，在此，希望有关部门能能够给我一个合理的答复，以安慰我受到伤害的母亲！。

自我介绍：我是齐崇怀，原《法制早报》记者，2007年6月26日因在《南风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前总理温家宝的文章被捕入狱，获刑四年。在监狱服刑期间，我又把监狱里的黑暗写成系列报道，传至境外发表，被加刑八年，合并执行十二年。2018年2月13日出狱，共在监狱呆了十年八个月。

我的电话：13361078736

景坤赤的户口本

中央一直关心农民失土后的生活问题，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实行技能培训进行转业，对于进入老龄化的失土农民实行基本生活保障的指示要求，为解决失土农民的后顾之忧，曾在2011年中央召开会议，特别指出必须将失土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不能以新农保代替社保，新农保必须与社保街接，社保资金的来源是按谁用地谁任担的原则，要求地方政府筹集资金尽快进行落实。但是浙江省台州市一直不落实，直到目前才出台了一个让失土农民难以接受的现实。
目前我路桥区和黄岩区出台了失土农民保障办法规定，按原来在2004年农民自己所交的农保金额为准，如领回了自己所交的保费为限，没有领回的部分，可在这次保费中抵数，等于推倒重来，这10年间失土农民根本没有享受到地方政府的农保待遇，是农民自己领回自己所交的钱，还亏了利息。如现在开始需保障的农民按15年的缴费时间计算，每人每年缴6千元，15年时间一次性缴纳9万元。“其中地方政府所谓负担1万多元”，失土农民自己还需缴纳近8万元，才能每月领到1300元。65周岁的还要缴6万多元，70岁以上的一律缴4.4万多元，这笔巨额资金叫失土农民去那里筹集。
这种做法明显在抗农、害农。地方政府早已精心设计好可以银行贷款二万，但银行贷款必须在二年内还清，还要付息，还要有人担保。我们地处浙江台州的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42亩，当地政府在2004年至2010年时分批次利用警力每亩以6.1万低价强征土地。人均只有2万多元，早已用光。现要拿出这么多钱来买保险，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再说用地单位早将农民的保障资金缴给了当地政府，现在为什么反将这笔款项重压在失土农民的身上，表格上还规定还有医疗保险金7万多元也要在办完上述保险缴费手续后的一个月内也必须缴清，否则逾期不再办理的字样，看来如不缴这笔医疗保险费，今后就是享受不到职工医疗保险待遇了。
最后广大失土农民认为，我们台州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完全与中央精神相违背，是以地方的行政权力来偏向掠夺失土农民钱财，真是雪上加霜，必将导致许多失土农民买不起保险而放弃。比如我们全部的土地款都不领，将土地全部无偿送给地方政府，那你地方政府该不该将我们纳入社会保障，现在却反而高出征地费的二倍缴纳社保金，连个土地换保障都达不到，这明显要将失土农民逼上绝路。为此望媒体和中央领导关注，深入调查此事，并查明原来用地单位付给地方政府每笔失土农民保障金用在何处，现在黄岩区各地农民也纷纷为此事搞得人心惶惶，说要在本月10日前落实完毕，故望中央提前制止，以免失土农民上当受骗，还失土农民一个公道，万分感激。
 
                       
反映人：浙江台州路桥区失土农民
                              2014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