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为什么

尊敬的各级政府领导：
我叫杨光明，出生1954年10月24日，今年60周岁，家住武汉市江汉区水利路246-4号，本人是1962年随父母响应武汉市的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当时武汉市政府对我们说，支援农村三至五年，以后都要优先回城的，结果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政府对我们的承若也就搁浅了，因为当时的干部都打成了走资派，这个事情就成了历史的遗留问题，后来经过我们长期的上访维权，终于在1995年我们的户籍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有了武汉市的居民户口。1994年我参加了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派出所的流动人员协管员，后来又在社区当安保队员，2007年常青街政府为我们买了社保和医保，在2011年5月我在常青街富豪社区警务室上班。突然我发病了，我到新华医院一检查是脑溢血，我就在医院住了5天院，我怕失掉了工作我就要求出院，医生不让我出院，我强行要求出院，出院以后我就上班了，可是常青街的领导说我身体不好要我回家休息，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岗位被街道的领导让给了富豪社区书记的儿媳妇，我没有办法生活无着，就在2011年离岗后开始了我的艰难上访维权之路，后来通过当时纪委书记贺国强的回复，我才每月有600元的生活费，社保还是由常青街办事处帮我交，可是常青街的领导把我的社保转到五七工的社保，武汉市政府对外宣传的是没有进入社保的可以进入五七工社保，可是我是有职工社保的，为什么把我的也转入五七工社保，这是为什么呢？今年是我60周，岁本应当是职工退休年龄，可是常青街的领导把我的职工社保转到了五七工，人家职工退休几千元，可是我退休只有720元，我就想不通我给政府打工，从农村干到城市都是在为这个政府打工，我为什么只能享受这个待遇？都是政府要求我们下放，人家下放期间算工龄，可是我们下放什么都不是，这是为什么？帮企业打工政府一再强调要买社保，不买社保还要受到劳动部门的处罚，可是我帮政府打工，地方政府可以不帮我买，为什么现在聘用的人员都是政府在买，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的事情就是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说的“这是灯下黑”？政府的政策只对准企业是不对准地方政府的，难道现在提倡的公平公正道理何在？中央一再强调只要是政府统一安排下乡期间都要视着缴费年限，而武汉市政府又是怎么落实这项政策的？武汉市政府对我们60年代下放人员只认定身份，不认定工作年限，好比一座大山压的我们透不过气，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讲。（有身份认定表一张）作证。
我要求常青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3号令补交我的1994年至2007年的社保医保。按照武汉市社保局的文件纠正我的五七工社保转入职工社保，按照中央劳动人事部（1985）2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91）20号，（91）人字403号文件，解决我的退休工龄，让我正常的退休，我强烈要求各信访部门给予我书面答复意见。
为了这个事情我找了武汉市社保局信访处，他们说我没有劳动局的档案，我帮政府打工江汉区财政局帮我买的社保，也不算劳动局的档案，请问武汉市政府你们有什么政策安排过我们60年代下放人员的工作呢？我想在社保局信访处录音录像，他们立刻翻脸不接待我了，为什么信访现在这么不阳光，我找常青街办事处维稳办的钱书记，他说我的要求违反了地方的法规，我的问题不能解决，你愿意去哪里上访就去哪里，你要去北京你就去吧，我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党中央为我伸冤，我为政府打工了40多年，现在每月只有720元生活费，我们怎样生活？武汉市城市最低保障每月也有600元钱，现在物价这么高望政府帮忙解决我们的生活困难。为感                                            
 
诉求人：杨光明
                                                   2014/10            
            

本人景坤赤，1968年出生，是湖北省十堰市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方块村5组的一名普通农民。
2009年东风渝安公司（民营企业）在方块村5组占地建厂，我所居住的房屋和耕地在该厂的占地范围内。在没有任何拆迁协议和土地补偿的情况下，2009年4月23日，十堰经济开发区组织白浪街办、公安、城管、供电局等部门几十人，切断我们的生活电源，挖断我们出行的道路，毁掉我们种植多年的果树、银杏树、桂花树共7100多棵，并将房屋周围下挖3米多深的大坑，形成孤岛也使房屋变成了危房。
2009年5月25日，我到村部驻开发区和渝安公司拆迁组临时办公点要求恢复电源并想谈一下拆迁土地补偿问题，但发生了口角，不但什么也没有谈成，反而遭到开发区指使的黑社会将我全身多处打伤，头部缝合十几针。在地方政府百般刁难，迟迟不解决问题，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只有选择上访，然而最后的一线希望仍是阻碍重重，我父母和妻子到京上访，遭到开发区非法关押二十多天，造成了年迈的父母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2011年开发区换了新的领导班子，我们想着新的领导上台了事情也许会有转机，我们的问题也许就能解决，所以新的领导上任后我们停止了上访之路，近两年里，我们从未进京上访，而是多次找开发区主管我们拆迁的领导陆朋书记和信访局长余超，要求赔偿毁坏的树木，要求房屋的拆迁补偿，即使同等条件比其他的拆迁户低，但最终还是什么都不给解决，陆朋书记给的理由是：我们不能和别人攀比。
新的领导能够解决问题这一念想由希望变成了奢望，2012年9月7日，我妻子程丽进京上访，却遭到开发区指使的黑社会在北京关押10天，关押期间一天只给一顿饭。拆迁的事情始终得不到解决，为此我年过七旬的父亲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下含泪去世。无奈之下， 2012年11月4日，我第一次进京上访，却遭受了公安机关对我的非法关押，长达十五天。2013年7月2日我再次到北京上访，又一次遭关押6天，在这期间仍是一天仅给一顿饭。
我们是农民，仅仅是想过平安的日子，却一次又一次的被伤害，即使要求的拆迁补偿比别人低仍然得不到解决，还被扣上攀比的帽子。在艰辛又希望渺茫的上访路上，被开发区领导的残害、冷眼冷语和无所谓的态度一次次伤透了心，信访局长余超说：“由你上访去吧！”，开发区陆朋书记笑着说：“你上访能怎么样，大不了我们开发区花钱把你接回来，现在上访也不影响我们地方政府的政绩，市里也不会对我们通报批评！”我们就不明白了，都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但现在实际情况却是这些党的官员在欺压手无缚鸡之力的农民，宁愿把白花花的国家的钱浪费在接访、截访和雇佣黑社会残害手无寸铁的农民上也不愿拿来解决农民的正当请求。虽然失望、伤心，但我们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有关部门能看到，希望有真正为农民办实事的青天官员能为我们农民说上一句公道话，而不是把我们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也希望公众能关注我们这些受欺压的失地农民，给予我们维权援助！
 
                                    景坤赤（18674175046）
                                    2013-10

右：景坤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