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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公安部周永康部长在任时，一个中国最基层的镇分局警员充当保护伞，刑讯逼供并杀人灭口，在法医伪造法医鉴定书情况下，至今逃脱追责！请中央领导明察！

2006年1月6日，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的尸检报告造假：

①伪造指甲青紫急性死亡特征。与实际情况和照片不符

②对面部伤痕和身上伤痕说成无伤，与留存照片显示的伤情不符。

伪造的司法鉴定，使山东德州临邑县临南镇分局的保护伞警员——李某，免受追责。

同时，恶势力对我父亲的诬告也因为该警员借审讯时机对我父亲杀人灭口，不再调查，该村霸团伙虽然犯下诬告陷害罪，至今得不到惩处，仍然逍遥法外。

照片证据请查阅附件！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临南镇闫家村村民，吴玉立，13722995502
吴玉涛，13722990707，15092544798

【民生观察2023年6月28日消息】2023年6月26日，福建厦门思明区宗教局向厦门巡司顶教会杨希伯、王晓飞夫妇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他们夫妻俩的罚款已经从10万罚款加处到20万，合计40万。

王晓飞师母今天发文说：“谢谢弟兄姐妹代祷，继法院判决之后，迎来了思明区宗教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我们夫妻俩都已经从10万罚款加处到20万，合计40万。感谢神让我们在衪的患难中有份。

我们当然不会交罚款，也特别感恩在地上我们没有可供法院强制执行的财产，这绝对是上帝极大的恩典。”

据厦门市思明区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显示，2021年8月14日，宗教局对当事人杨希伯、王晓飞未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组织，举行“巡司顶教会”宗教活动，并为违法宗教活动提供条件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杨希伯夫妇多次申请行政复议后，法院依然维持民宗局的处罚决定，该《行政判决书》已于2023年4月14日发生法律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催告当事人杨希伯履行下列义务：1.缴纳罚款：人民币拾万元整；2.加处罚款：人民币拾万元整(计算方式为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上述罚款金额合计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依法催告当事人王晓飞履行下列义务：1.缴纳罚款：人民币拾万元整；2.加处罚款：人民币拾万元整(计算方式为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上述罚款金额合计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本催告书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可在接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宗教局提出，逾期即视为放弃上述权利，宗教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据悉，厦门是新教来华最早进入的地区之一，1848年建立的中国第一座教堂“新街堂”就在厦门。杨希伯传道的高祖父杨清溪是武林高手，因为护送宣教士进山，而成为杨家第一代基督徒。随后是杨希伯的曾祖父杨怀德信主，他放下鞋匠的手艺，到鼓浪屿学习神学之后，开始全职服侍，成为1888年英国长老会建立的“厦港礼拜堂”的首任牧师。巡司顶教会于1950年代中期因政治逼迫的缘故关闭，教会信徒转入杨怀德牧师家中聚会。杨怀德的后代杨心斐和杨元璋传道都是中国家庭教会属灵前辈，他们二人因不肯加入三自教会曾先后入狱15年和5年，出狱后继续坚持服侍。1977年在巡司顶五号重新公开聚会。

今天巡司顶教会由第四代传道人杨希伯带领。杨希伯曾分享自己在家庭信仰背景影响下成长，从小就立志做传道人。

在过去30年来，巡司顶教会的聚会一直在私人住宅中举行，聚会获得当局默许。但近年来，厦门市政府采取了打击家庭教会的行为，有着上百年家庭教会传承的巡司顶教会成为其中重点打击对象。

2019年5月19日，巡司顶教会被取缔，罚款25000元。之后，他们不断更换聚会地点，无论在住宅楼、写字楼、酒店或是海边，都先后被公安发现并数次冲击。政府拆毁他们的房屋、主日用警力冲击教会、殴打、抓捕基督徒、强迫基督徒送孩子上公立学校、并捣毁外国传教士的墓碑。

厦门市还透过网格化管理全面扫荡家庭教会。2021年3月19日，厦门市思明区统战部（民宗局）向各街道下发通知，为防止已取缔的非法宗教活动点反弹回潮，要求街道继续加强对私设点的排查工作，组织社区干部在周六晚上、周日（宗教活动主要时间段）对商住楼、商务酒店进行重点巡查、排查，一旦发现非法宗教活动，立即报告区委统战部（民宗局）协调查处。

2021年4月17日，巡司顶教会在泛太平洋大酒店新租用的聚会点被公安冲击。数十位警察在酒店会议大厅入口处拦截教会会友以及牧师同工，挨个量体温、登记身份证号，并要求每个基督徒摘下口罩对他们拍照。警察随后把上百位基督徒控制在房间里，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

2021年7月29日，杨希伯传道和妻子王晓飞收到厦门市思明区民族与宗教事务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因组织聚会他们被处以20万元的罚款。随后，杨希伯传道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1年11月25日，杨希伯传道收到思明区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其在明知“巡司顶教会”被取缔的情况下，仍违法组织宗教活动，具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罚款20万并无不当。

此外，杨希伯传道还收到思明区法院裁定对他2019年的罚款强制执行，总额为50650元。2019年他向中院提起诉讼被拒绝立案。

2021年12月中旬，杨希伯传道又收到法院通知，要对其进行追加罚款。之后，杨希伯传道申请行政复议，但法院依然维持民宗局的处罚决定。

2023年6月26日，杨希伯夫妇收到了思明区宗教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夫妇俩被告知罚款已经从10万元加处到20万元，合计40万元。

【前言】家父娄新，蒙冤入狱已经23年了。我当时才几个月大，至今不知父爱为何物；我母亲面临生活压力，被迫改嫁；我爷爷一直为儿子上访喊冤，直至离世；我奶奶终究也没有等到儿子走出大牢，也已在悲伤中死去。可怜我原本幸福的亲人们，因为一场冤案，落得个家破人亡。以下是我去年向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提交的申诉书，目前已经进入到立案复查程序。

申诉人因不服河南省新乡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03）新刑一初字第5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高级法院作出的（2004）豫刑一终字第0036号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请抗诉。申诉请求：依法提起抗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二审判决，宣告娄新无罪。

事实和理由

原审判决认定娄新入室杀害魏某莲等三人的事实是错误的，娄新没有实施杀人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河南省两级法院认定了一起不可思议的事实：娄新只因听到邻居在背后骂了他母亲一句话，便心生歹意，在数日后的一个深夜持刀窜入邻居家砍杀邻居家三口人。然后，他又回到自己家中一觉睡至天亮，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世间哪有如此这般冷血的动物？而且，哪怕是警察已经对他进行过两次调查后，他依然不逃跑，世间哪有如此这般愚蠢之人？

原审判决认定娄新实施故意杀人理由主要有两个：1.娄新在侦查阶段作出的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检报告等证据中的内容相吻合；2.侦查人员在现场勘查过程中提取的短剑，被认定是娄新的。这两个理由中，最主要的是第2个。因为娄新在公安机关作出的有罪供述已经被其当庭推翻，并且所谓的供述情节均是“先证后供”，是侦查人员根据现场勘查笔录、尸检报告中的实际情况，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逼迫娄新承认，遂即形成了讯问笔录、自书材料，其内容不真实、不客观、不具有证据效力，不应采信。下面重点分析第2个理由。

申诉人认为，侦查人员现场提取的短剑不是娄新的，原审判决认定侦查人员在案发现场提取的短剑是娄新的，其认定理由不能成立，具体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一、侦查机关制作的现场勘查笔录存在重大违法之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重大违法之处表现在：

1.勘查现场应当有见证人，但实际上却没有见证人。本案中侦查机关制作的现场勘查笔录中虽然都有“见证人”的栏目，但却都没有进行填写，是空白状态。也就是说，本次现场勘查直接没有见证人。本案事发地点在农村，勘查现场时间是上午，侦查人员完全可以请村书记、村主任、村民甚至被害人家属当见证人。在完全可以找到见证人、不存在找不到见证人的情况下，没有见证人的勘查程序，是违法的。

2.勘查现场应当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但实际上却没有。本案的案发现场，有物品、有人身、有尸体，“应当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及时提取与案件有关的痕迹、物证”，具备“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前提，但实际上却没有指派或者聘请。

3.勘查现场收集短剑的程序和方式不合法。本案的勘查现场，对于发现、提取的“小宝剑”，应当查看其特征，除了长度、是否有鞘之外，还应查看短剑上是否有指纹、是否有血迹、是单刃还是双刃、是否已经开刃……除此之外，还应注明是何人、采用何种方式收集相关物证。侦查人员的姓名、是否佩戴手套、将短剑放置于何处、封存的方式、是否采取了被污染的必要措施……这是最基本的全面收集证据原则，也是对现场物证进行准确记录的基本要求。

但是，该勘查笔录中，对于提取痕迹物证的记录只有区区9个字，“提取无鞘小宝剑一把”，并未记录该剑上是否有指纹，是否有血迹等最基本的物证特征。这些基本的内容，是非侦查专业的普通人都能意识到的问题，侦查机关负责刑事侦查的专业人员不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么本案就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可能，即现场提取的短剑上根本就没有指纹。

4.勘查现场应当提取指纹，但实际上却没有提取。侦查人员在本案案发现场应当进行详细勘查、研究每一痕迹；如果已经发现了短剑，就应当现场确认短剑上是否有与案件有关的痕迹；如果在现场便确认短剑上有指纹，那么就应当现场“及时提取”，这才是法定的及时提取原则。现场有拍照设备，侦查人员完全可以调整相机的焦距，对短剑上的指纹进行近距离的多次拍摄，完成及时提取的工作。
《公安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1979》八·2，“现场照相必须反映现场的原始状态和勘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种痕迹、物证。要拍摄方位、概览、中心、细目照片。照片必须影象清晰真实，主题突出。”但实际上，现场勘查时，没有人发现短剑上有指纹，更无人现场提取指纹、未及时提取指纹。至于短剑上是否有指纹，何人、何时最先发现短剑上有指纹，目前来看是一个谜团。这就给侦查机关制造假指纹、捏造假指纹提供了可能性。

5.勘查过程应当进行录像，但实际上却没有。本案属于特别重大案件，应当对勘查现场进行录像，侦查机关也完全具备录像的条件，执法记录仪或者专业的摄录机，这在1999年对侦查机关来讲是必须具有的硬件设备。但本案实际上却没有录像，这是勘查现场的指挥人员的重大失职；如果是拍摄了录像，那么就应该对短剑的特征进行拍摄，短剑上是否有指纹，一目了然。

如果是侦查人员实际上拍摄了现场勘查的录像，并且拍摄到了短剑上是没有指纹的，所以才没有向公诉人、辩方和法庭提供现场勘查的录像，那侦查人员就是在掩盖事实、隐匿证据、徇私枉法。

6.勘查笔录应当由参加勘查的全体人员签字，但实际上却仅由一人签字。本案中的勘查笔录上，没有现场指挥人员、勘查人员、见证人的签名。从头到尾只有一人的签字，此人应当就是制作笔录人一栏中的侦查人员薛某官。那么，严格意义上讲，卷宗中的这份勘查笔录，是没有经过现场指挥人员、现场侦查人员的核对、确认的，全部的笔录内容都是无效的，法院不应采信该证据。

二、侦查机关制作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存在重大违法之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1.作出鉴定书的鉴定机构违法。鉴定机构应该是唯一的，不能由两个以上的鉴定机构联合鉴定，共同作出一份鉴定结论。但是本案中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虽然所盖公章是原阳县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专用章，但落款处却有新乡市公安局刘某、李某宾等人的姓名，这表明该鉴定书的作出机构存在混同，系联合鉴定。

2.鉴定人员没有鉴定资质。本案中的鉴定书，没有附带鉴定人员的技术职称信息，无法确定其专业技术人员身份。

3.鉴定人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本案中的鉴定人员王某疆、薛某官，是本案的侦查人员，参与了现场勘查，其中薛某官还是现场勘查笔录的制作者，此二人均不得“充当鉴定人”。

4.鉴定程序违法，名为“复核”，实际上却是上、下两级鉴定机构联合鉴定、共同完成的鉴定书。本案中，侦查机关是否存在“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做不出结论”，是否存在“由于设备条件的限制，做不出结论”，是否存在“由于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的限制，做不出结论”，我们均不得而知。

即便是原阳县公安局要求新乡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部门进行复核，也要办理正式的委托手续，也应当提供侦查机关刑事技术部门作出的鉴定书，还应当说明要求复核的原因和要求；而新乡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部门应当作出是否接受复核的决定，如果接受了，应当作出正式的复核意见书或鉴定书。而本案中，没有复核要求书、没有复核鉴定书，也就没有复核程序、鉴定程序。

5.鉴定程序违法，检材来源不明。本案指纹鉴定书的绪论部分，对“检材名称、种类、提取方法、载体及包装、运输情况”的记载或者与现场勘查笔录有出入，或者没有进行任何记载，比如：

·检材的载体名称，鉴定书中称短剑，现场勘查笔录中称小宝剑；
·检材的载体种类，鉴定书中备注为工艺剑，现场勘查笔录中没有备注；
·检材的提取方法，是拍照，还是复制，还是其他，没有介绍，鉴定书只是在检验部分写道“提取短剑系金属制品（工艺品）……宝剑刃部上指纹系汗液指纹，遗留时间较长产生锈斑”，如何提取的汗液锈斑指纹，鉴定书没有介绍；
·检材载体的包装、运输情况，鉴定书没有进行任何提及，这是明显违法的，也是不可恢复、不可原谅的。现场勘查笔录中没有对短剑的特征、短剑上是否有指纹进行进行记载，该短剑在勘查现场被提取的方法、方式没有进行任何记载。无论是现场勘查笔录，还是鉴定书的绪论中，都无法确定该短剑是否被恰当的提取、保存和运输，都无法确定该短剑是否被污染过。申诉人有理由相信现场的短剑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指纹，是侦查人员制作了假的指纹进而伪造了鉴定结论，是侦查人员对娄新进行了栽赃陷害。

6.鉴定结论应当告知嫌疑人，但实际上却没有告知。侦查机关有将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的义务，犯罪嫌疑人有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的权利。但本案中，侦查机关没有将鉴定结论告知娄新，侵害了娄新的知情权和提出异议权。

三、证人陈某新的辨认笔录严重违法，不应采信

1.不能只让陈某新一个人辨认。如果要辨认案发现场的短剑是否为娄新家的剑，应当让娄新、杨某云、娄某林等人都进行辨认，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辨认的客观性、真实性。侦查人员有选择的只让陈某新一个人辨认，完全存在暗示、诱导陈某新的可能，担心陈某新的辨认经不起其他证人证言的考证，甚至存在捏造事实、徇私枉法的可能。

2.让陈某新进行辨认的时间违法。陈某新的辨认时间是2001年7月16日，而本案的侦查终结时间为1999年5月13日。即在整个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都没有让陈某新对案发现场的剑进行辨认。2001年7月16日该案正处于被河南省高级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新乡市中级法院重审阶段。

在法院重新审理阶段，侦查人员不得再实施侦查权，无权再对证人进行询问或者辨认。如果此时，公诉机关认为证人陈某新的证言对案件事实有重大意义，直接影响本案的定罪量刑，应当通知陈某新出席法庭庭审，让其当庭作证，而不应当采用侦查人员私自询问的方式，刻意地将陈某新阻挡在法庭之外，防止法庭查清事实。

3.辨认笔录以及辨认之前的询问笔录，均未让陈某新核对。陈某新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既具有阅读能力，也有书写能力。但是，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陈某新阅读、核对过全部的辨认笔录内容。而辨认之前的询问笔录，最后两句对话是“问:以上给你念过，记得对吗？答：对。”这表明，该询问笔录没有让他亲自阅读、核对、修改，而是侦查人员读给他听的，至于读的内容与笔录的内容是否相符，不得而知。

4.辨认笔录中的两位见证人的身份不明。两位见证人吴某某、王某娜是否为侦查人员，是否为公诉机关或审判机关的人员，是否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均不得而知。甚至，这两位见证人是否在辨认现场，都存在重大疑问，有可能现场根本就没有见证人，而是侦查人员在制作辨认笔录后随便填写了两个人名。

5.侦查人员没有将辨认对象混杂在其他对象中。在见证人不明的情况下，被辨认的物和混杂的物是否被侦查人员放在一起，这是无法通过辨认笔录来呈现的。侦查人员完全可以将1-6号被辨认物逐一拍照，将整个辨认过程录音录像，以确保辩护过程的客观性、合法性。无论是1999年，还是2001年，我国的数码相机已经比较普遍了，但本案中，侦查人员既不对辨认过程进行录像，也不对见证人、辨认物进行拍照，这是令人无法理解的。申诉人有理由怀疑侦查人员在辨认过程中涉嫌捏造事实、徇私枉法。

实际上，陈某新在接受新乡市中级法院法官的询问笔录中，已经完全推翻了2001年7月16日的辨认笔录，他非常明确地讲道：“公安人员来找我，先在纸上画了几种剑，有五六种，让我辨认。”“在我辨认过纸上画的剑以后，他们给我出示一把剑……”可见，公安人员在所谓的辨认现场根本就没有出示过1-6号剑，而只是出示了一把剑，其他5把剑只是侦查人员在纸上画的画。

6.侦查人员早已给陈某新足够的提示和暗示。侦查人员已经给陈某新出示了案发现场的剑，并且早已将现场遗留的剑上有陈某新的指纹告知了陈某新。此时，如果他否认现场遗留的剑是娄新的，他本人可能会遭到来自公安人员的报复或者迫害，所以，他只能承认现场遗留的剑是娄新的。

7.陈某新早已推翻了其辨认笔录，案发现场遗留之剑不能确定就是娄新家的。不管是现场遗留的剑，还是娄新家的剑，都是种类物，而非特定物，陈某新根本无法确认二者是同一物。陈某新只是确认这把剑是他在娄新家玩过的、用手摸过的“那种剑”，而不是“那把剑”。“那种”是泛泛的，“那把”才是确定的。他的笔录中还说，他之所以进行确认，是因为公安人员说剑上有他的指纹，否则他是不会确认的。实际上，短剑上的指纹从何而来，确实是鬼使神差。

四、娄新的有罪供述是因为遭到刑讯逼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1999年的第一次审判，庭审中娄新便翻供，称“我没有杀人”，称讯问笔录中的签字情况是“他们（侦查人员）打我才签字的”，在法庭调查中不断强调现场遗留宝剑不是自己的。

2001年的再审，娄新也在法庭强调自己没有杀人的目的和意图，他与被害人两家是亲戚，有罪供述是刑讯逼供所得，被刑讯逼供的时间是1999年3月27日，地点是刑警队的屋。

娄新在两次的上诉中都控诉了侦查机关对其刑讯逼供。第一次他在上诉状中写道：“公安卷所述口供是公安上对我刑讯逼供所制，1999年4月26日我被抓进县刑警队，公安人员先对我进行威胁、引诱、骗供，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就二话不说就是一段毒打，我脚上的伤印为证，公安人员说你小子不说实话就打死你，又把我吊起来用皮带抽打我，对我进行体罚辱骂，连续进行车轮战。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就昏了过去，醒过来后，他们还不罢休，我怕他们把我打死后再说我是畏罪自杀，那样的话我有苦向谁诉，反正此案是要公审的，再者案发现场我也去看过，三个死者哪个部位有伤，死者都躺在什么位置，在公安人员胁迫、引诱下，于是就有了公安卷上句句口供，我相信法律是以事实为根据，我并不是疯子或有精神病，无冤无仇，怎么会有杀人动机和恶念。”

第二次他在上诉状中写道：“公安案卷所述供词是刑警队对我刑讯逼供所制，1999年4月26日我被抓进县刑警队，先是诱供、骗供，后来就二话不说对我就一阵毒打，还说你小子不说实话就打死你，后又把我用手扣吊起来拿皮带抽打我，后来被他们打得昏了过去。醒后继续毒打我，口口声声说打死你也是你畏罪自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这样我被迫按他们的交代好的供词说了。”

我国《刑事诉讼法·1996》第四十三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五、娄新被刑讯逼供之后的有罪供述存在诸多矛盾，不得作为定罪依据

1.关于作案前的细节描述不一。娄新在第一、二次讯问笔录中说自己十一点到家后，在东屋待了一小会儿就去堂屋喝水、吃馍，然后拿刀出门作案；在自述中却说自己回家后直接到堂屋喝水、吃馍，然后拿了刀和短剑就出门；而在第三次讯问笔录中又说自己是在回到家后先去堂屋喝水、吃馍，然后回到自己的东屋睡觉，因为睡不着又去堂屋拿刀出门。

2.关于用短剑开门的方式。娄新在第二次讯问笔录中描述“我用短剑插到门缝里从下到上一划找到门叉了，朝东拨”；在第三次讯问笔录中却说“印象记得开始是从东向西拨，是用剑尖倒着门栓的中间拨，拨几下拨不动，又由西向东拨，拨一会儿把门拨开了”；在第四次讯问笔录中对先往哪边拨门栓的事实没有详细描述。

3.关于作案后擦上衣的细节。娄新在第一、三次讯问笔录中说在压水井旁擦的上衣，第四次讯问笔录中说在堂屋门口擦的上衣，在自述中却说是在自己睡觉的东屋里擦的上衣。

4.关于作案后扔裤子的细节。娄新在第一次讯问笔录和自述中说回到家把裤子脱下来之后扔到了床下，第四次讯问笔录中又说将裤子扔到了床上。

……

六、被害人家属孙某萍的证言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认定的杀人动机

原审判决书认定娄新的杀人动机是他听到了孙某萍对着陈某枝辱骂娄新的母亲，从而产生了杀害孙某萍或者其家人的作案动机。但是现有证据所能证明的情况恰好相反：证人孙某萍的没有说自己辱骂过娄新的母亲；证人陈某枝也称孙某萍没有辱骂过娄新的母亲。

综上，原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存在严重违法情形，原审诉讼程序存在严重违法之处，这也直接导致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娄新既没有杀人动机，也没有杀人行为。

本案中，即便是现场的短剑是娄新家的，也不能直接得出娄新是杀人凶手的结论，完全存在他人携带此剑作案的可能。况且，短剑只是一把短剑，而不是杀人凶器。实际上，本案中的杀人凶器是无从考证的，可谓“杀人不见刀”。杀人凶器是刀、是斧还是其他凶器？目前是无法确定的。

所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依据，除了娄新被刑讯逼供后的口供，再无其他直接证据。所谓陈某新的辨认、现场勘查、尸检报告、指纹鉴定等等，都是间接证据，本案显然未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申诉人作为娄新的女儿，在爷爷至死都在为娄新申冤之后

继续为娄新申冤，特提起本次申诉。

此致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娄凯丽

（请收到此书者向身边公职人员尤其基层居委人员传阅）

上海市各区公职人员：

我是《速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发救济！》公民请命书发起人季孝龙。昨日杨浦区赵女士阅读请命书后致电哭诉，其父80高龄，被强拉做核酸检测，因不慎跌倒，恰因清零政策医院停诊而于途中殒命，事后街道居委干部推诿塞责，甚至强封其口。接罢电话，再看到你们蛮横行政，逼迫婴儿与父母分离，集中隔离，严重违反人性；迄今因清零政策无辜死亡者亦非个例，甚至数人自杀；如此种种，令我出离愤怒，遂起意发动全市人民声讨你等无良行径。

纵然如此，我仍不得不压制住对你们由衷的愤怒和鄙视，冷静下来思考你们这一群公职人员，审视现实，最终谨代表我自己，宽宥你们过错，但希望你们积极整改，依凭良知，以完全的自主意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你们的行政权力，尽快扭转局面，恢复城市运营。

首先，我代表我个人，以及响应我呼吁的人，向你们表示理解、同情！上海自开埠以来，封城乃首次。（昔日侵华日军尚向民众发放良民证。）国际大都市，事关全国、全球命脉，你们没有经验，无暇做预案，无从应对，且中央白牙下指令又空无调配举措，你们难为无米之炊。居民足不出户，尚有暖被窝；你们更是被困在基层岗位上，可谓风餐露宿，受尽千夫所指，百口莫辩。

其次，我向你们致敬，你们值得全国人民、全球人民的尊敬！你们可谓是中国最杰出的一批城市治理精英，拥有优良文化修养和素质，经受重重考验、遴选后方有资格服务上海人民，将上海打造成国际大都市（不是只在你们手上）。

再者，我毫不怀疑你们热爱上海的情怀，因为你们或为本地出生、或虽来自外地但已费尽心力赢得服务上海人民的机会，你们必然珍视上海人民对你们的信任，珍视上海人民赐予你们的机会、俸禄和权柄。

但是，我要正告你们！

你等机会、俸禄和权柄，是上海人民（含上海本地出生的、外地甚至外国来沪为上海繁荣昌盛添砖加瓦、流汗或纳税的全体人民）奉献的。所以，你们应彻底根绝以父母官自居的邪恶意识。每一个上海人民，即便一个来沪工作、纳税的外省同胞乃至外国友人，你们都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尊敬、孝顺，忠诚地、谦卑地服务人民。人民雇佣你们，你们当尽责，感恩人民，而非妄想得到人民感恩（倘若人民感恩，你们要蹲下来，因为人民开始害怕你们）。你们的家人，也应感恩上海人民，谦卑服务所在社区，勤俭持家，争做市民典范。

你们应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恶，及因此遭受的苦难，首先来自于权力对人类的腐蚀。你们手握权力，你们自身又难以抵御权力对你们的腐蚀，所以你们必须主动响应已连任两届国家主席的习博士号召，“勇于接受人民监督和批评”。你们应准备好人民像对待一个积习难改的强奸犯一样，严格审视你们言行和职责。

你们应谨守良知，谨守常识。良知是大自然（造物主或上帝）给人类的礼物，是指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明灯。常识是良知的具体表达，更具象地警醒人类。所以良知和常识才是国家和民族的至上之法，你们手中的宪法和法律，必须在良知和常识的指引下制定、执行。你们熟读宪法和法律，又是否违宪？是否枉法？你们是最需要时刻拷问良知、追寻常识的群体。

人类社会屡见不鲜的血泪教训告诉你们，你们当中随时可能会出现一些脱离人民监督和批评的僭权者，盗用国之公器，高举为人民服务的旗帜，逼迫你们同行，为虎作伥。你们要深刻地认识到，是人民聘用你们、授予任期、授予你们服务人民的机会。切勿自视救世主。人民已经觉醒，你们勿再蒙蔽人民。

你们是自由人，可以接受人民聘用，也可以拒绝。你们享有罢工的权利。罢工也是你们向人民预警的一种有效方式，因为你们已经受到了逼迫。如果你们感到受到逼迫、感到常识陷入泥淖、感到良知被搁上烤架，应当立即放下权柄，并主动向人民发出预警，这也是你们被人民聘用时应恪守的原则。人民需要调查究竟是谁给你们制造了逼迫。这既是你们的权利，也是义务。

唯如此，你们方能以完全的自主意识行使人民赋予的权柄，服务人民。你们受过良好文化教育和职业训练，经受道德检验，人民信任你们治理城市的资质和能力，上海有你，人民放心。

很遗憾，你们当中存在着一批精致利己主义者。利己是人类天性，但公权力不是你们可以为了利己而能染指的。但如果你们遭受逼迫默不作声，沦为帮凶，戕害人民，你们根本没有资格开脱罪行。

论才智，你们可以从事任何职业，都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你们有自主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当权柄在你手里，你没阻止，你没适时放下权柄，你没辞职，你没向人民预警，即便你是旁观者，你也与施暴者同罪。

回望这一个月来，你们是否对得起信任你们、赐予你们美好生活的上海人民？你们是否准备好反省，忏悔，整改，补偿，乃至向公众谢罪？

回望你们从事公职人员事业以来，你们是否逼迫过或迫于上级压力参与逼迫过上海人民，违宪，违法，掩塞哭泣的喉咙，抑制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乃至构陷入狱？

请看到本书之全体上海人民，即行审视你周围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公检法等强力部门的公职人员，向他/她传阅此书，如其是你的亲友，请规劝其向善而行。

政治是充满温度的。政治不应让人充满恐惧。人民关心社会，热心政治，方有良善社会。

2021年10月下旬，内蒙古阿拉善盟下属额济纳旗武汉肺炎疫情突然加重，原中共额济纳旗委书记陈占云因疫情防控不力而被免职，中共内蒙区委决定中共阿拉善盟委书记代钦兼任额济纳旗委书记。按中共的权力运行逻辑，以上级职位兼任下级职位是为了彰显重视，如1990年代中期中共北京书记陈希同被拿下时中共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短暂兼任北京书记，2012年重庆王薄熙来被拿下时中共也曾安排副总理张德江短暂兼任重庆书记。地方上以上级职位兼任下级职位除了彰显重视之外，还有向更高层突击表现忠诚、可靠、卖力的政治动机。

除了通过一把手的人事调整以显重视之外，临机受命的官员个人也必须格外表现出其个人的特别卖力，不仅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更要展示中共权力逻辑内在要求的那种宁左勿右的虚假强硬，下猛药、说狠话、动狠手，既要展现自己优于失职的前任，同时也要借机建功立业、为风头过后的迅速擢升积累筹码。身为中共中级官员，再晋升一步即可跻身副部级高官之列，代钦当然也免不了这种俗套。阿拉善盟官方报道，10月26日上午，代钦到额济纳旗进行疫情防控检查，强调要加强居民小区管控，严格落实封闭管理等项措施，严格管控人员流动，确保群众、游客足不出户，街上一律不得出现闲杂人等；要加强社会面管控，公安部门要抽调警力对沿街商铺、居民小区、游客滞留点等加强巡逻，对不听劝阻擅自外出的，见一个抓一个，并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代钦的下猛药、说狠话、动狠手等高调极“左”姿态当然有利于他自己未来的晋升，只是，我们从他的这套组合拳里分明能够看到浓厚的“文革”气息，能够看到中共及其各级官员共有的“文革”人治、蛮横和强权思维，而看不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思维。“闲杂人等”是对人民极度贬损的经典“文革”词语，“见一个抓一个”是赤裸裸的暴力行政和罪刑擅断。代钦书记所称“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所依之“法”到底是什么法律？天知道，大概是代钦书记自己天马行空、捉摸不定的想法吧！

代钦的所言所行暴露了中共固有的强权傲慢和无法无天，内在逻辑是只要所谓目的正当就可不择手段，只要实体内容正当就可以罔顾程序正义，下级必须在上级的要求之上再加重砝码，必须比上级的要求更严苛，必须显得比前任、比同僚更极端、更极“左”，如此才能显得自己能力更强、政治更坚定、更加忠诚和可靠，这种执政模式和强权思维是中共这样的极权体制所固有的，在中共官员中极具代表性。

网络检索发现，中共在2003年北京非典之后制定或修改过几部法律、法规，如1989年颁布、2004年、2013年两次修改的《传染病防治法》，2007年颁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中共国务院2003年5月在北京非典疫情期间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通观这两部法律、一部条例，以及中共的刑法等法律，根本不见代钦书记狂呼烂喊的“见一个抓一个”、“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之法律、条例何在。

既然如此，代钦书记满脑子所思所想的“见一个抓一个”的依据就只能是他书记大人脑袋里的想法了。的确，在中共官员特别是各级书记们的脑袋里，宪法、法律等等所有国法、所有他们自己颁布的法律统统抵不过他们所谓领导们、特别是各级书记们的想法。在中共那里，书记们的想法是最高地位、最有效力、最能立竿见影的法律。只是，中共书记们飘忽不定、信马由缰的想法就像毒副作用极强的药物，可以一时痛快，貌似立即奏效，却必然是饮鸩止渴，贻害无穷。如1983年中共的第一次严打，就是太上皇、幕后总书记邓小平在海边游泳时的拍脑袋杰作，一阵疾风暴雨，表面上社会治安立即好转，却因手段太猛、刑罚太重、冤案太多而埋下长远的隐患，并形成几十年如一日的对暴力治国的毒瘾式依赖，以至今日中共从上到下除了依靠公安的暴力之外，根本无法进行常规、和平的治理。2019年11月底至2020年1月初中共湖北、武汉两级权力掩盖疫情真相的手法也正是指派与疫情防控并不直接相关的公安打先锋，非法传唤、迫害、恐吓李文亮、艾芬医生，串通央视编造虚假新闻，直至疫情传播全国、全球而再也无法掩盖，才被迫公开承认，后又莫名其妙地给李文亮医生强扣一个“烈士”头衔，企图粉饰自己最初掩盖疫情真相、打压专业医务人员的恶行。中共在七十多年的统治历史中不断上演此等笨拙、低劣的强权操弄手法，既害苦了中国人民又使中共自己一次又一次丢尽颜面、信誉枯竭，而中共却依旧乐此不疲，不肯改弦更张。中共统治对警察暴力的毒瘾式路径依赖就是如此的不可理喻和愚不可及！

中共在疫苗接种问题上的欺骗性两面手法也体现了代钦书记的这种人治、官治和党治强权思维。一方面，中共国家卫健委多次公开表态疫苗接种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强制，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却又罔顾疫苗未经三期临床试验、导致大量不明原因猝死之事实，公开强制接种，理直气壮地宣称要“应接尽接”，并公然采取要挟担任公职者等株连方式逼迫家人包括老人、小学生接种疫苗，而中共国家卫健委却只管空喊“自愿”，对各地强制接种甚至有公安出面强制接种的非法行为坐视不管。上海等地公然打着所谓“应接尽接”的旗号强制大学生接种，尽管很多家长明确反对子女接种疫苗，但孤身在外的年轻学子慑于校方压力而不得不被迫接种。这种中共国家层级唱白脸，好话说尽、虚与委蛇，地方各级唱黑脸、坏事做绝之现实，正是中共最擅长的双簧表演。中共的这种两面手法极具欺骗性，直至今日，每天聚集于中共国家信访局门前的无数访民仍然坚信“中央政策是好的，地方官员把经念歪了”。正是因为中国的底层民众如此的善良甚至愚昧，陈云才胆敢放言“中国的老百姓好管，饿死不造反”。

除了各地毫无法律依据的“应接尽接”外，额尔纳旗等地本次疫情中又进一步强制实行所谓的核酸检测“应检尽检、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激进政策，不考虑有无必要，劳民伤财、不计成本。不参加核酸检测者健康码被强制由绿码变为黄码、红码，无法出行，此等为出政绩、为显政治可靠和忠诚的“文革”极“左”手法赤裸裸地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代钦书记等中共官员甚至整个中共官场却视为理所应当。

武汉肺炎疫情已持续整整两年、跨越三个年头。中共自诩其疫情防控效果全球第一，却不敢回应疫情初期故意掩盖并放任疫情扩散全球的责任，拒不审视其疫情防控手段的人治、权治、反法治、反人权等等问题。在这两年到三年的疫情期间，人们没看到中共颁布过一部经正式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法规，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小区封锁、健康码变红等等被中共吹嘘为卓有成效的防控手段竟然全部由地方政府任意实施。依法治原则，这些涉及全体国民的限制、强制手段原本必须由立法机关或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或法规加以规定，不能由各地政府任意适用，而现状却是由各地政府甚至中共各级书记径直随意决定和适用。

作为中共中级官员，代钦书记深得中共权力之三昧真火，不忘强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极端紧迫性”，借机表现自己的政治敏锐和政治忠诚。当然，就像中共天津书记李鸿忠故作表演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之媚上忠诚一样，代钦书记意欲竭力表现的这种所谓忠诚也是对中共的，是对自己的上司的，而不是对人民的。其实，在正常的法治国家，疫情防控不过是民生问题，至多是社会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任务；只有在政治高于一切的中共那里，一切问题才都是政治问题，一切问题都被泛政治化，甚至某地接待区区一个歌星宋祖英也曾被当地书记虚夸为政治任务。

既然边远地区的代钦书记强调疫情防控是政治任务，能认识到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极端紧迫性，九省通衢的武汉、湖北的书记马国强、蒋超良两年前何以就忘了疫情防控是政治任务？何以就忘了掩盖疫情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对人民的犯罪，就认识不到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就忘了擅自动用公安强权掩盖疫情真相、打压医务人员是滥用职权的犯罪行径？是忘掉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初期北京市长孟学农掩盖疫情被罢官的教训吗？

无法预测武汉肺炎疫情何时终结，也无法预测中共各级官员还会上演多少假防控之名、行滥权和反法治之实的活剧，这不，知名蒙冤律师李庄被困内蒙，强制隔离中仅仅发了一条微博就被公安上门非法训诫。有理由相信，一定还有第二个书记喊出“见一个抓一个”的霸王官话，就像武汉、湖北的书记马国强、蒋超良一定要重蹈孟学农的覆辙一样。中共权力运作的不公开、非法治、非程序化的本质，中共宁“左”不右的劣根性，中共扭曲的报喜不报忧之所谓“正能量”权力价值观，决定了它只能不断地重复相同的错误，并且未来仍会继续重复下去。

2021年10月下旬，内蒙古阿拉善盟下属额济纳旗武汉肺炎疫情突然加重，原中共额济纳旗委书记陈占云因疫情防控不力而被免职，中共内蒙区委决定中共阿拉善盟委书记代钦兼任额济纳旗委书记。按中共的权力运行逻辑，以上级职位兼任下级职位是为了彰显重视，如1990年代中期中共北京书记陈希同被拿下时中共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短暂兼任北京书记，2012年重庆王薄熙来被拿下时中共也曾安排副总理张德江短暂兼任重庆书记。地方上以上级职位兼任下级职位除了彰显重视之外，还有向更高层突击表现忠诚、可靠、卖力的政治动机。

除了通过一把手的人事调整以显重视之外，临机受命的官员个人也必须格外表现出其个人的特别卖力，不仅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更要展示中共权力逻辑内在要求的那种宁左勿右的虚假强硬，下猛药、说狠话、动狠手，既要展现自己优于失职的前任，同时也要借机建功立业、为风头过后的迅速擢升积累筹码。身为中共中级官员，再晋升一步即可跻身副部级高官之列，代钦当然也免不了这种俗套。 阿拉善盟官方报道，10月26日上午，代钦到额济纳旗进行疫情防控检查，强调要加强居民小区管控，严格落实封闭管理等项措施，严格管控人员流动，确保群众、游客足不出户，街上一律不得出现闲杂人等；要加强社会面管控，公安部门要抽调警力对沿街商铺、居民小区、游客滞留点等加强巡逻，对不听劝阻擅自外出的，见一个抓一个，并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代钦的下猛药、说狠话、动狠手等高调极“左”姿态当然有利于他自己未来的晋升，只是，我们从他的这套组合拳里分明能够看到浓厚的“文革”气息，能够看到中共及其各级官员共有的“文革”人治、蛮横和强权思维，而看不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思维。“闲杂人等”是对人民极度贬损的经典“文革”词语，“见一个抓一个”是赤裸裸的暴力行政和罪刑擅断。代钦书记所称“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所依之“法”到底是什么法律？天知道，大概是代钦书记自己天马行空、捉摸不定的想法吧！

代钦的所言所行暴露了中共固有的强权傲慢和无法无天，内在逻辑是只要所谓目的正当就可不择手段，只要实体内容正当就可以罔顾程序正义，下级必须在上级的要求之上再加重砝码，必须比上级的要求更严苛，必须显得比前任、比同僚更极端、更极“左”，如此才能显得自己能力更强、政治更坚定、更加忠诚和可靠，这种执政模式和强权思维是中共这样的极权体制所固有的，在中共官员中极具代表性。

网络检索发现，中共在2003年北京非典之后制定或修改过几部法律、法规，如1989年颁布、2004年、2013年两次修改的《传染病防治法》，2007年颁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中共国务院2003年5月在北京非典疫情期间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通观这两部法律、一部条例，以及中共的刑法等法律，根本不见代钦书记狂呼烂喊的“见一个抓一个”、“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之法律、条例何在。

既然如此，代钦书记满脑子所思所想的“见一个抓一个”的依据就只能是他书记大人脑袋里的想法了。的确，在中共官员特别是各级书记们的脑袋里，宪法、法律等等所有国法、所有他们自己颁布的法律统统抵不过他们所谓领导们、特别是各级书记们的想法。在中共那里，书记们的想法是最高地位、最有效力、最能立竿见影的法律。只是，中共书记们飘忽不定、信马由缰的想法就像毒副作用极强的药物，可以一时痛快，貌似立即奏效，却必然是饮鸩止渴，贻害无穷。如1983年中共的第一次严打，就是太上皇、幕后总书记邓小平在海边游泳时的拍脑袋杰作，一阵疾风暴雨，表面上社会治安立即好转，却因手段太猛、刑罚太重、冤案太多而埋下长远的隐患，并形成几十年如一日的对暴力治国的毒瘾式依赖，以至今日中共从上到下除了依靠公安的暴力之外，根本无法进行常规、和平的治理。2019年11月底至2020年1月初中共湖北、武汉两级权力掩盖疫情真相的手法也正是指派与疫情防控并不直接相关的公安打先锋，非法传唤、迫害、恐吓李文亮、艾芬医生，串通央视编造虚假新闻，直至疫情传播全国、全球而再也无法掩盖，才被迫公开承认，后又莫名其妙地给李文亮医生强扣一个“烈士”头衔，企图粉饰自己最初掩盖疫情真相、打压专业医务人员的恶行。中共在七十多年的统治历史中不断上演此等笨拙、低劣的强权操弄手法，既害苦了中国人民又使中共自己一次又一次丢尽颜面、信誉枯竭，而中共却依旧乐此不疲，不肯改弦更张。中共统治对警察暴力的毒瘾式路径依赖就是如此的不可理喻和愚不可及！

中共在疫苗接种问题上的欺骗性两面手法也体现了代钦书记的这种人治、官治和党治强权思维。一方面，中共国家卫健委多次公开表态疫苗接种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强制，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却又罔顾疫苗未经三期临床试验、导致大量不明原因猝死之事实，公开强制接种，理直气壮地宣称要“应接尽接”，并公然采取要挟担任公职者等株连方式逼迫家人包括老人、小学生接种疫苗，而中共国家卫健委却只管空喊“自愿”，对各地强制接种甚至有公安出面强制接种的非法行为坐视不管。上海等地公然打着所谓“应接尽接”的旗号强制大学生接种，尽管很多家长明确反对子女接种疫苗，但孤身在外的年轻学子慑于校方压力而不得不被迫接种。这种中共国家层级唱白脸，好话说尽、虚与委蛇，地方各级唱黑脸、坏事做绝之现实，正是中共最擅长的双簧表演。中共的这种两面手法极具欺骗性，直至今日，每天聚集于中共国家信访局门前的无数访民仍然坚信“中央政策是好的，地方官员把经念歪了”。正是因为中国的底层民众如此的善良甚至愚昧，陈云才胆敢放言“中国的老百姓好管，饿死不造反”。

除了各地毫无法律依据的“应接尽接”外，额尔纳旗等地本次疫情中又进一步强制实行所谓的核酸检测“应检尽检、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激进政策，不考虑有无必要，劳民伤财、不计成本。不参加核酸检测者健康码被强制由绿码变为黄码、红码，无法出行，此等为出政绩、为显政治可靠和忠诚的“文革”极“左”手法赤裸裸地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代钦书记等中共官员甚至整个中共官场却视为理所应当。

武汉肺炎疫情已持续整整两年、跨越三个年头。中共自诩其疫情防控效果全球第一，却不敢回应疫情初期故意掩盖并放任疫情扩散全球的责任，拒不审视其疫情防控手段的人治、权治、反法治、反人权等等问题。在这两年到三年的疫情期间，人们没看到中共颁布过一部经正式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法规，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小区封锁、健康码变红等等被中共吹嘘为卓有成效的防控手段竟然全部由地方政府任意实施。依法治原则，这些涉及全体国民的限制、强制手段原本必须由立法机关或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或法规加以规定，不能由各地政府任意适用，而现状却是由各地政府甚至中共各级书记径直随意决定和适用。

作为中共中级官员，代钦书记深得中共权力之三昧真火，不忘强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极端紧迫性”，借机表现自己的政治敏锐和政治忠诚。当然，就像中共天津书记李鸿忠故作表演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之媚上忠诚一样，代钦书记意欲竭力表现的这种所谓忠诚也是对中共的，是对自己的上司的，而不是对人民的。其实，在正常的法治国家，疫情防控不过是民生问题，至多是社会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任务；只有在政治高于一切的中共那里，一切问题才都是政治问题，一切问题都被泛政治化，甚至某地接待区区一个歌星宋祖英也曾被当地书记虚夸为政治任务。

既然边远地区的代钦书记强调疫情防控是政治任务，能认识到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极端紧迫性，九省通衢的武汉、湖北的书记马国强、蒋超良两年前何以就忘了疫情防控是政治任务？何以就忘了掩盖疫情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对人民的犯罪，就认识不到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就忘了擅自动用公安强权掩盖疫情真相、打压医务人员是滥用职权的犯罪行径？是忘掉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初期北京市长孟学农掩盖疫情被罢官的教训吗？

无法预测武汉肺炎疫情何时终结，也无法预测中共各级官员还会上演多少假防控之名、行滥权和反法治之实的活剧，这不，知名蒙冤律师李庄被困内蒙，强制隔离中仅仅发了一条微博就被公安上门非法训诫。有理由相信，一定还有第二个书记喊出“见一个抓一个”的霸王官话，就像武汉、湖北的书记马国强、蒋超良一定要重蹈孟学农的覆辙一样。中共权力运作的不公开、非法治、非程序化的本质，中共宁“左”不右的劣根性，中共扭曲的报喜不报忧之所谓“正能量”权力价值观，决定了它只能不断地重复相同的错误，并且未来仍会继续重复下去。

【民生观察2021年4月1日消息】原四川万源市林园局机关党委书记张发君，今年45岁是一名地道的万源人。在新时代的反腐浪潮中，因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搞利益输送，于2019年8月29日成了“替罪的羔羊”。先被市监委用“群众举报”的“贪污罪”隔离调查，再以威逼诱导的“受贿罪”交给检察院起诉，最后被万源法院送到审判台上。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二审于2021年2月28日刑期届满时宣布：依法“取保候审”准予回家。

如今这个满腔怒火、满身伤痕、满是委屈的峰值壮汉，将体制内报复他的官员姓名、目的原因和利益交换全部诉说了出来；又将纪监委毫无人性的逼迫认罪，有人有事的细数出来；最后再把司法机关明知有问题却受领导绑架，故意无为的内幕写了出来。细思极恐审视这个事件，不禁令人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更给人阴森恐怖不寒而栗的悚然感。

万源市纪监委在隔离调查原书记张发君事件中，先后有三位主任级官员对其粗暴审讯。由于张发君一直不予配合、不承认事实，武主任恼羞成怒的说：“即便这个举报不属实，我们也一样可以找其它理由来查办你！”调查一段时间后确实没查出严重的问题，便采用软暴力进行诱供。龙主任威逼诱导性说“我不相信你能收几十万、几百万，但是以你的职务，收个几万元是可能的，是绝对没问题的。如果你闭口不说，那是对抗组织，会在你历史档案里留下不光彩的一面。就是用5毛5毛查你的账，也能让你一夜回到解放前！”后来的瞿主任如出一辙，欺骗恐吓“如果你不老实、不听话，我随随便便就可以在你的工作中找个罪，让你坐上七、八年的牢。你不说，我就不给你整材料，就让你这样一直坐下去。”留置中心工作人员蒋某也是赤裸裸的暴力语言“这里是产生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好地方，如果你还不老实交待，我就让你把屁眼儿坐烂！”

张发君在留置中心的60天里，每天被人24小时盯着，苛刻地被要求以一个姿势，一刻也不能动的一坐就是17个小时。半个月后，张发君身体受到了运动损伤型摧残，大腿充血胀痛、大便干燥便秘、体表长满了湿疹、毒疮和红斑。每日供应的水不够喝，餐饮不能吃饱，活动不被允许，因为“违规”还被“坐姿整顿”进行处罚。几十天下来，血压升高、头痛头昏、耳鸣目眩、大脑充血、晕厥倒地。各种经历至死不忘罄竹难书。

2019年10月25日，案件移送进入司法程序。检察院对他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也没有办法。”律师对他说“只要你认罪认罚，就给你办取保候审。法院再比着判，就六个月。”张发君态度鲜明地说“我没有罪，我是被人陷害冤枉的，我宁愿坐牢也不会认罪。”法院也无奈的说“案子是万源监委办的，我们也莫办法。”三次庭审中，不允许证人出庭，视频作证也不予许，书面证据一派胡言。

张发君最后说“我对得起党组织的信任，仰不愧天，俯不愧地。我个人个体的悲剧就在市委市政府，他们为了给万源民众有个交待，就必须要将问题官员查出来。在有问题的官员不能出问题的情况下，我就成了必须被查出的替罪羔羊。于是，就有人，不惜一切代价，不惜栽赃陷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

最后张发君用发毒誓的办法宣誓：誓用余生与制造冤案的混蛋们，不管是抗战还是血战，一定会坚持到底！

尊敬的王晓晖书记：

您好！

我们是山东省内各市区的被拆迁户，我们之前就我们的合法居住的房屋被强拆问题已经多次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均未得到妥善处理。没有办法就走司法程序，但起诉之后的结果也不容乐观，有的法官直接从庭审前就一味的偏向被告，各种不支持原告的诉求，庭审中频频强行休庭，然后强行结案，以撤案处理；有的法官审理严重违反庭审程序，偏向被告，判决结果令人心寒；再一个是法院判决政府的拆迁行为违法，但政府拒不履行赔偿义务。还有一些暂时没有被强拆，有的已经走司法程序两年了，却一直在被逼着签字拆迁的。

政府指挥黑社会砸门砸窗，建围挡，堵路，断路，断水电……真是让百姓没法过安生日子啊！现不得已向您反映，请求王书记高度重视，并予以妥善解决，以正国法，以护民心，维护山东省的广大普通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以彰显法律尊严。

王书记，您刚来可能还不了解，山东省各地拆迁都是政府指挥公检法保驾护航，警察和黑社会战斗在一线，可以搞定大部分的“不听话”“不顺从”，从来不用法。我们山东很多地方的拆迁，没有合法批文，没有合理补偿。拆迁过程中，一律违规大量使用警力，雇佣不明身份人员，进行断水断电，打砸烧、泼柴油、泼油漆、泼粪便、扔长虫等（青岛市即墨区中心城区东部片区拆迁办指挥黑恶势力做的恶行，都有证据）。报案没人管，民众受不了去上访，就被打压，关禁闭，拘留，刑拘，批捕……

各地法院检察院更是受各地政府指挥，不依法为被拆迁户断案，对于被拆迁户的遭遇不管不问，甚至枉法裁判。这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包庇、纵容黑恶犯罪、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查案不力，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黑恶势力逃避惩处。为黑恶勢力掩盖实事真相、充当保护伞，残害上访人。因此而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甚至于很多人致残、死亡都是因为拆迁，说民不聊生一点不为过。这样的局面给人的感觉是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群体性事件，因为太多的人遭遇打压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寻机复仇！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法制政府，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将“依法治国”纳入到创新政府社会管理建设中去，中央及省里也一再强调不能暴力强拆，再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山东省内各地政府的部分人员仍然目无党纪国法，组织闲散黑恶势力对老百姓的房屋进行暴力强拆，严重侵害了百姓的合法权益。而我们多次反映却始终没有相关部门领导敢于出面解决，长此以往，不仅有损政府的公信力，更是加剧了社会的矛盾，致使群体性暴力事件的大规模发生。

可以说，现在底层社会，常常让人感觉到一种一触即发的危险，这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之前有吃有喝，日子好过，还能忍受。当吃喝都成问题，生存越来越艰难，很多矛盾会呈现扩大化，导致让政府措手不及的人为的灾难性事故的发生。

对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山东省人民政府，寄希望于王书记您，希望您能够尽快组织各相关部门严查此事，严肃依法处理相关人员，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还山东省被拆迁访民以及所有被打压的举报人及全体底层百姓一个公道和生活下去的信念！解决矛盾的同时划干戈为玉帛，促进干群关系，建设和谐山东。

我们所有被拆迁怨民将此事反映给您，是把希望寄托于您，恳请您督办，严查此事，并予以妥善解决，这样才会让山东这个全国大省安然度过接下来的几年艰难日子。

王书记，全省人民在看着您哪！新官上任三把火，您肯定想带领我们度过危难时期，早日踏上新的征程，过上好生活。这需要一个真正和谐的大环境，而不是打压出来的表面稳定；这需要全社会都来维护公序良俗，而不是穿上制服就可以任意妄为，随意打压迫害底层弱民。真正的稳定是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维护出来的，坚决铲除不作为、失职渎职包庇犯罪等现象和行为，提拔有责任担当的，能为民办实事的人来作人民的公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就好了！是公检法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践行入职宣誓，践行宪法所规定的，一切为了人民！

最后再次恳请王书记！请为人民做主！请为当代被拆迁户做主！还我们公道！！！

此致！
山东省王晓晖书记

诚恳向您谏言的山东省各市县区被拆迁冤民：

青岛市 即墨区
1.管晓燕，身份证：37022219660327532X，电话：18953271619现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开发区张家烟霞
2.车凤梅，身份证：370222196109140040电话15963292309现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潮海办事处车家沟东村
3.范桂兰，身份证：37022219650519004X电话13906483849现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湘江二路东部
4.柳美芹，身份证：370222196608231801电话15863010283现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泉镇吴家庄
5.车风善，身份证：370222193912230017电话13791937061现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潮海办事处车家沟东村
6.孙海峰，身份证370222196902100829电话
7.于世忠，身份证：370222193411180090电话15254280518现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8.于可亮，身份证：370222196501060096电话13406429188现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9.李延香，
10.武可展，身份证：370282198104091759电话15853247753，青岛市即墨区温泉街道办事处。
11.潘珍爱身份证：370222196704040829电话18754270658即墨通济办事处
12.李燕燕身份证370282197902060864电话15963237988现住北安街道办事处泥洼村
崂山区
1.陈志峰身份证370221196408202516电话：13386488666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浦里社区644号

平度市
1.荆锡金，身份证：370226197206176811电话13045047908，现住平度市
2.王素玲，身份证：370283196103050020手机，13220898207，平度市东阁街道办事处东关村。

东营市 东营区
1.毕义芬，身份证：370502196503292828电话13176639129现住东营市东营区北二路。
2.王春玉，身份证：370502195708122828.电话13079113359.住东营市东营区北二路。

菏泽市 牡丹区
1李冬云，13869703611，
2毛红杰，15853027995身份证，3729011987062918133
3孙明祥，13402243355，身份证，37290119751120181X4
4毛红生，15269088883，身份证，3729011991060618755
5李卫海，15552366233，身份证，3729011983020539316
6马海波，15269053433身份证，3729011979010483397
7李亚苹，15964441150，身份证，372901198607301828，
8李翠萍，13953003591，身份证，3729011975082789129
9贾振生，18816017212，身份证，372901198407191812
10解永生，15615207631，身份证，37290119740106121
11.俞志选身份证372901195801290217，手机号码13954066363，现住菏泽
12.田福良身份证号372901196608073936手机18653023828现住址菏泽市牡丹区解放北街
13.刘巧霞372901197305130467，电话13563877428现住址菏泽市牡丹区丹阳路红盾花园
14.张海雷身份证号，372901197009032053，电话18653025301经济开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