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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吕耿松:对我的管控升级了!

    从昨天下午开始,警方加强了对我家的控制。昨天中午12点下班回来,我妻子发现前门、后门都有人把守着,就对他们进行拍照 ,一个新来的戴眼镜的便衣也对我妻子进行拍照 。过了一会我女儿回家,那个眼镜对我女儿进行盘问,我女儿说这是我家,那人才放她进来。
     
    今天上午10 点,绍兴访民胡友淼等三人来我家,一协警上前盘问,要看他们的证件,我看到后骂了那协警一顿,责问他有什么权利盘问我家客人。过了十分钟,李姓片警带了三个协警来敲门,问我那三个是什么人,我说是表亲。他说是什么样的表亲,我说表亲是说不清的。他问我他们叫什么名字,我说你问他们自己,我不能告诉你别人的名字。我让片警进入家里,三个协警站 在门外。胡等三人拒绝回答,只说自己叫小胡。
     
    片警威协胡等说,老吕家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的,所以我必须弄清你们的身份。我感到这是一个新的信息,立即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上级的指示。我说以前可没有这样的规定,他说是最新指示。因胡等态度强硬 ,他们也知道访民不好惹 ,所以找了个台阶,既然是你家的表亲,我们就不查了。片警走后,胡友淼等为了减少一点麻烦,也回去了。11点多我去买菜,两个协警紧跟着。我问那个被我骂了一顿的协警,两会早就结束了,为什么还要紧盯我,他说这是上级指示,不紧盯他们就要扣工资。我说,以前你们并没有对来我家的人进行盘问,现在盘问也是上级的指示吗?他说当然是他,否则他怎敢。看来,对我的管控升级了!
     
    2014-3-25

  • 我的“囚徒”生涯何时了?——湖北姚学元一年五次被关押

    我叫姚学元,男,现年72岁,宜城市鄢城办事处腊树村四组。
    第一次,今年3月8号,有知情人透露:在宜兴宜宾馆有记者约谈访民,当时去了20多人,但由于访民的电话被政府窃听,法院、信访局的人提前到兴宜宾馆大堂等候,当访民景明国赶到时,见法院的人已等在这里,他得知便给记者打电话,说今天见面可能不行了,记者也乘机离开。虽然没有见到记者,但酷史们并没有放过访民们,也许是做贼心虚,这次限制访民人身自由的多达十人以上,少则十天,多则2个多月,老景约半年左右,我被限制12天。
    第二次,5月7号,我从襄阳回家途中,村支书李茂安给我打电话,说回来后找我谈话。我当天下午便被限制起来,起因是:景明国和其他访民多次被关黑监狱,访民们在黑监狱遭到毒打、辱骂、虐待,几个月不让理发,不给吃饱,吃剩菜剩饭。尤其是胡军调任宜城市委书记以来,花巨资在胡尔废弃小学改造和新建24间黑牢房,访民们被关在这里情况更为恶劣,一天24小时见不到太阳,引起了访民们极大的愤慨。因此,老景对看管他的法院人说,你们给胡军带话,我们要跟他血战到底!5月24日,有二名警官找我谈话,问我:你们是打算起诉胡军,还是集体上访维权?答:两者都不排除。又问:多少人?答:不知道。二警官见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便悻然离去。或因报复或因震慑,胡军下令又将我从5月7号到10月8号限制我人身自由共计155天。
    第三次,10月19日到北京上访,22号被骗回。23号晚7点治保主任胡发成开来一辆白色小车,共有4人,两人一班,24小时监视居住。
    11月2号上午去理发,有马友发、张道平二位看守跟踪,由于理发人多,等候一个多小时,也许为了照顾我的“面子”,也许因屋内人多不便在屋里守候,所以二位便在马路边守候。由于时间长,又不放心,马姓看守不时到门口探望,这引起了理发师老王的注意,就问我:这个人怎么老是来看你?我说这是我的保镖。老王听后,拿着工具愣了十来秒钟,终于吐出:省部级待遇啊,出息了,混得人模狗样了。到11月15号撤走,共计监视居住24天。
    第四次,11月28日上午7:45分,又来二位看守,村支书对我说只监视三天,原因是卫生大检查,以防万一,怕搅局,影响酷吏们升官发财的美梦。于11月30日下午5时许撤走。
    第五次,12月1日去省城上访,3号上午9:4分左右,鄢城办事处武装部长黎明、信访办徐正友、腊树村治保主任胡发成便 到省公安厅接待处截访。在接待室由于胡发成态度蛮横粗暴,我就说:你们无非要我做第二个王德兰吧?胡接着说:也有这种可能。基层恶棍如此无法无天、猖狂,一是有大恶棍的支持,二是说明宜城黑暗、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自从王德兰死后,我的家人、朋友、族人经常有人来看我,我的女儿并嘱咐我:跟他们吃饭要注意(防下毒)跟他们走要注意,(防用车撞)。我已成为酷吏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遗嘱我已立好,交给了我的子女,若是非正常死亡,必与谋杀有关。
    12月3号被强行截走,下午4点左右到家,已看到前二位看守张、武在门口等候,6:30号左右,开来一辆白色小车停要原处,又要对我进行24小时监狱居住。
    当左右邻居看到这辆小车,无不愤愤然,这不是共产党做的事,这就象电视剧《红娘 》里马司令,他为了保官或升官发财,把患有鼠疫的人集中在一个地方,不让外出,也不给治疗,让他们死掉。
     这次非法限制居住,不知是有期还是无期,恳请广大网友伸出正义、同情之手,解老朽以倒悬!
    联系电话:13886271659
    2013年12月
     

  • 一家三口被精神病——专访哈尔滨受害人郭敬哲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佐真
     
    郭敬哲给笔者的印像是一个性格比较柔弱的人,说话斯斯文文,条理清晰。2013年8月底至9月初,郭敬哲带着他年幼的儿子正在北京上访,笔者对他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当了解了他的生活之后才知道,这个柔弱的肩膀承载的苦难,岂止是用惨无人道所能形容的!由于父母文革受冤得不到处理,再到弟弟被害冤死,双亲为弟弟讨说法的时候,被说成诬告!并且于1997年1月28日,郭敬哲及其父母三人同时送进精神病院,郭敬哲被关押7个月之久! 看着他手里拿着发黄的上访材料,才知道有的材料快赶上他的年龄长了。在这个小雨蒙蒙的天气,笔者采访他的时候才知道,他这辈子最大的理想是摘掉儿子“小精神病”的帽子,以下是采访全文。
     
    佐真:你好,请介绍下你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
    郭敬哲:我是一个正常人,由于我爸和我妈文革的冤屈,省市成立五个单位联合调查组,经过6个月的调查,把事情进行了查处。我爸是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制造厂的职工,后来又因为我爸被与工厂头头的老婆工作对调的事,我爸不乐意,1972年我爸被工厂除名了。我爸妈四处反映,结果把我爸腿给打断,把我妈劳动教养3次共9年,当初我弟弟妹妹还只有5、6岁的时候就跟着母亲被教养。我弟弟在94年6月18号死了,他们把我们家两案并一案处理,然后把我们一家三口同一天送进精神病院。
     
    佐真:一家三口指的是谁?
    郭敬哲:我爸爸叫郭万锌、我妈妈叫胡秀坤、还有我郭敬哲,精神病院把我妈打得昏倒在地有半个多小时,我也是这样的。他们还打毒针,之后逼着我临产的妹妹做担保,强逼着我妹妹在公证处公证,像杨白劳一样签字做监护人,不签字不放人。他们有多大胆,把我妈也摧残死了,他们信访办的王主任,把我妈推倒在外面,在东北的三九天冻了一晚上,三个月之后我妈去世了。
     
    佐真:你们被关精神病院是什么时候?
    郭敬哲:97年1月28日。那天上午11点左右,我爸、我妈和我又到哈尔滨信访局上访,结果突然一伙人冲过来将我们全家绑上车,送到了哈尔滨市道外精神病专科医院。
     
     
    佐真:你们什么时候出来的?
    郭敬哲:出来的时候不是同一时间,我妈先出来的,因为我妹妹生孩子了,我父亲第二个出来,我最后出来,我被关了7个月多一点。
     
    佐真:关你们是那个机构的行为?
    郭敬哲:哈尔滨市信访办公室,还有一个是东安厂党委。
     
    佐真:被关精神病院的结论是什么?
    郭敬哲:结论是我爸去年11月1日死后,我妹妹、妹夫跟东安厂要出来的,写的是精神偏执、没有行为能力。
     
    佐真:关你们的医院叫什么?
    郭敬哲:哈尔滨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道外区神经专科医院)。
     
    佐真:这七个月怎么过的?
    郭敬哲:也就是吃药打点滴,也不知道他们打些什么,吃些什么药,但是我出精神病院之后,朋友给我介绍的工作,去做肝功能五项血肠化验,肝不正常。
     
    佐真:现在精神病院出来是不是有什么后遗症?
    郭敬哲:现在我是肝硬化中晚期!
     
    佐真:那对您儿子有什么影响吗?
    郭敬哲:我儿子现在很健康,现在孩子压力挺大,左右邻居、同学都叫他“小精神病”,上小学一年就把他的班长给撤了,这孩子以后还有五、六十年,甚至更长的路要走,我就是想把这个“小精神病的帽子”给他摘掉,这就是我的目的。
     
    佐真:您被放出来之后有没有采取司法途径?
    郭敬哲:我就是到法院申请,我妹夫跟我妹妹打官司申请,但是法院刘副院长知法犯法,他不给我们恢复名誉。我这次到中央来,一是要求中央派最高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的专家给我鉴定,要是给我和我儿子、我爸妈的检查出来说我们不是精神病,那我们就是全国最大的惨案!
     
    佐真:他们有出具精神病鉴定书或者之类的法律文件吧?
    郭敬哲:我爸妈活着的时候就要这个证据,虽然我母亲不认识字,但是每次都坚持要相关证据,直到父母去世。就这样要下来,一直到去年才说我爸是精神偏执。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2013、9
     

    正在北京的郭敬哲和他的儿子

    郭敬哲妹妹的保证书

    郭敬哲的材料

    以下是对郭敬哲的采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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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努力了儿女少受迫害—对话钟亚芳、李世杰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记者 佐真
     
    中国对普通公民的“被精神病”越来越普及,从刚开始的上级命令,到今天普通民警、社区干部、村里的村官都有资格送人进入精神病院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年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在正常国家,法律是保证公民受到伤害时最后的底线和保障,那么在中国呢?法律在普通公民“被精神病”的时候,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对照两个案例了解下中国法律对公民的保护—–
     
    被精神病公民在放出来后,大部分人选择了沉默,小部分人选择了上访,只有极少部分人选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在极少部分中能坚持下来的更是少之又少,他们要面对法律的不作为甚至乱作为,要面对从起诉受理案件的艰难,要面对在审判中颠倒黑白、推卸责任、没有公正可言,要面对审判结束后不宣判、乱判。
     
    2013年9月初本刊记者佐真访谈的两位选择司法维权的精神病院受难者是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的钟亚芳和广东省韶关市的李世杰。因上访,钟亚芳2009年12月9日至2011年7月22日被关杭州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医院近六百天,作出这个决定的是杭州市公安局。
     
    记者:你好,钟亚芳女士,请谈一下您放出来之后,提起诉讼的过程
    钟亚芳:从被关精神病院放出来后,我起诉了杭州市公安局和关我的医院等共8个诉讼,经过13个月艰难的争取,才只有诉杭州市公安局一个案子立案,其余几个案件,法院要么不给立案,也不给立案裁定书,也不给不立案的裁定书,有的不立案起诉书都不退回,唯独立了这一个,法院还胡乱裁定,给了一个裁定书,但是裁定书理由根本不成立,从医院被放出了第十一天就起诉,结果裁定书说超过时效,但是这个事情时效应该有两年!
     
    记者:司法本来是保护公民最后的一道防线,在您被精神病出来之后,在您的心中,您觉得在以法律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法律在您心中意味着什么?
     
    钟亚芳:本来我也以为,如你所说司法是维护权利的最后一道途径,结果发觉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政府黑,公安黑,来到法院后才知道法院更黑。他们都是互相勾结,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都是在制造冤案,而不是处理事情,要就是不给你立案,要就是立案了不给你处理,就像我这个案件,法院实体审理了之后,它就没法出判决书,它就胡乱编造了一个超出诉讼时效的理由出来,驳回我的诉讼,法院根本不跟你讲法,根本就见不到司法公正四个字,
     
    记者:有很多人在被精神病之后,他们就放弃了,他们没有在去追求司法解决,维护自己的权利,哪怕法院不守法,但是大家应该来坚持法制的这种精神,让更多的人看到法律虚伪的一面。
     
    钟亚芳:我这次被精神病了以后,所以权利都给剥夺了,信访权没有了,你去信访,他说你是精神病,没有行为能力,不受理。你去走司法途径,根本没法走,经过13个月我才立了一个案,开庭以后,法院审理完没办法下判。因为我一没精神病(是公安联合医院伪造的),那么到了法院它就是无效的,二没有任何违法行为,那么他们就没理由关我到医院(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2013年6月7日告杭州市公安局这个案子都实体审理了,现在又说超出诉讼时效,这不是扯蛋吗?法院本来是讲法的地方,结果法官丧失了他们应该有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记者:开完庭,谈一下这个感受吧。
    李世杰:现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法制完善的状态,所以他在法制完善的过程中,可能需要我这样的案子或者是这样的案例来推进法律程序的完整,其实中国也有很多程序法律,由于过去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或者行政不作为的因素,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但是我相信通过像我这样的例子的话,不断的来完善,从而让中国人的人权受到好的保护。
     
    下面是对广东省韶关市的李世杰的采访经过,2011年9月3日,广东韶关的李世杰在乐昌市迎宾酒店吃晚饭时,因为酒店不开空调,与酒店相关人员发生争执,并当场报警,随后被民警带至乐昌城北派出所。在交涉期间,派出所认为李世杰有精神病,便将其强制送往韶关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医院),直到93天后李世杰才出院。2013年3月13日,李世杰起诉韶关复退军人医院侵犯人身自由权,2013年3月25日乐昌市法院受理此案并分别于5月14日、6月6日两次开庭审理,但未作宣判。2013年8月,李世杰在乐昌市法院又提起针对乐昌市公安局的行政诉讼,9月3号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记者:我们先谈谈这次告公安案。这次开庭满意吗?
    李世杰:在我们这个城市来说,相对还是比较满意,因为起诉公安局过去是没有的,对法院的公平性来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律师至少可以在法庭上发挥辩护意见,这可能就是法律程序的进展吧,所以对公平性长期来说,还是乐观的,短期的话需要努力。如果判决出来有违法的话,我还是会走检察院这个程序,我还是会以法律的程序继续维权,我还是希望以个体的力量,去推动法律的进步,我的案子能成功的话,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典型案例,能成为被精神病人群体一个希望。我也希望用司法行动来对自我权利的保护,我比较乐观的是,看到现在的中国更多的人意识到司法的重要性,不管是监督贪污,还是个人权利的保护,都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在这次庭审中,公安机关否定了送我去精神病院是他们行政机关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感觉到很多压力,所以希望更多人走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采访完二个受难者后,我首先感到一丝悲壮。像钟亚芳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起诉八个案件,只有一个立案,还百般刁难,都实体开庭审判了,法院又说已过时效,这种视法律如儿戏的做法,其实也真实的体现了现在中国有法律而无法制的悲惨局面。
     
    同时我又感受到相对于体制与司法的无情与残酷,中国公民的忍耐与宽容。钟亚芳说,我们一定要经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现在努力了,我们的儿女就会少受到这样的迫害。李世杰更是坦诚的说,法律的进步就是一点一滴的做起,作为个人,我就从我的案子开始,来关注社会的进步。
     
    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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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宁营口被精神病者马秋满:冤就冤了,不敢再上访了

    马秋满是原辽宁营口市塑料机械厂的工人,1959年出生。近期,马秋满主动联系《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介绍了她被精神病等情况。以下是本刊编辑刘飞跃对马秋满的采访全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你好,马秋满。请首先介绍下你是如何走上上访路的。
     
    马秋满(以下简称马):好的。1996年前的三年左右,我们厂效益就很不好了,欠了我们工人三年工资没发。那时我又离了婚,一个人带着一个几岁的孩子,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1996年开春的一天,没办法我就找厂长要工资,我得养小孩呀,结果工资没要到当年还被打了。
     
    高:是谁打你呢?
     
    刘:是我们厂保卫科长打的,我不断找厂里找得他们烦了。当时保卫科长用脚踹我,把我一根肋骨都踹断了,我当时都被打迷糊了。这事发生后,我的身体跨了,腰不行了,倒炕了。
     
    之后,我就走上了司法诉讼之路,将工厂和保卫科长告上了营口站前区法庭,站前区法庭先是判我胜诉,对方赔偿我医药费等四万元。可到了营口市法院二审时我竟败诉了,最终一分钱都没拿到。
     
    2005年我身体好一些后,我就又开始上访了,到省里、到北京去了好多次,至今我还在上访中。
     
    刘:上访是条血泪路,期间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马:是的,有一次找营口市经贸委(营口市塑料机械厂的上级主管单位),经贸委官员张旭竟辱骂我说:“你们上访的没有一个是好的,都是精神病”。2005年9月,我在北京时去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被北京朝阳区三里屯派出所的警察抓住后拘留了七天。我同意拘留,拘留就要罚地方二十万。
     
    刘:下面说说你进精神病院的事吧,你怎么进的精神病院的?
     
    马:2008年7月23日,我正在北京一部门上访时,被北京警察抓住用大客车和其它访民一起拉到久敬庄分流中心。当天下午我被从久敬庄内接了出来,营口市经贸委的几个老爷们还有警察将我往一辆小面包车上押,我不肯,经贸委的二个老爷们竟扭住我胳膊。期间,警察还给我扣上背铐。押回营口,我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刘:你被关押在哪家精神病院?你在医院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马:我被关在营口市精神病院,当天是带着手铐进去的。进到病区后那里面有二道大铁门,就是鸟进去了想飞都飞不出来。进去了就让我吃药,我不吃他们就用钢丝将我绑在床上,钢丝当时都勒到肉里面去了。护士长还坐到我心窩上,我都喘不过气来。医生护士还拿来小锤子、竹片子撬我的嘴,强行给我灌药。
    当时医生护士还说:“这是政府行为,不这么干我们就下岗了”。醒来后我谁都不认识了,在营口市精神病院期间,我总共这样被灌了二回。
     
    刘:你进精神病院后,你家人来看过你吗?
     
    马:我进精神病院后,他们没有通知我的家人。后来是一个病号的家属到医院来时认出了我,我家人才得知我在精神病院里。我家人知道后到医院来看我,但医院不让见,后来我姐姐给大夫塞钱了才让见。
     
    刘:你这次被关了多长时间?出来后身体怎么样?
     
    马:这次我在医院里总共被关了三个多月,我是10月25日出来的。当时我哥找到营口市经贸委,求放我出来。经贸委的人竟说:“市长有命令,宁可错关一个,也不放过一个” 张旭还说:“营口市精神病院还得扩大”。后来我姐、我哥到经贸委下跪,花了三千元,还请他们吃饭,并写保证我不再上北京,再上全家都整到精神病院里去。就这样,我才被放出来。
    在精神病院的三个月,我一直在吃药,吃得我手直哆嗦,腿没劲,走道都不行。
     
    刘:你被关精神病院这么长的时间,医院给你作过精神病鉴定吗?
     
    马:没有,至今都没看到。
     
    刘:出来后,你还在上访吗?
     
    马:我放弃了,不敢再上了,“冤就冤了”。
     
    刘:你在精神病院期间,里面还关有其它访民吗?
     
    马:有,里面还关死了一个,叫胡秀容(音),她和我一起到北京上过访,她死后没通知家人就烧了。里面还有二个老太太,都是上访的。一个叫付贵华(音),一个姓韩,都七十多岁了。
     
    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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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图]辜湘红又进精神病院了

    辜湘红是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小田村人,因年青时被拐卖、计划生育问题、父母房子拆迁问题而上访,结果她近十次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2012年8月7日上午,民生观察工作室突然接到辜湘红的电话,她说她又被关进精神病院了,当时她是设法用别人的电话打出来的。

    辜湘红说,7月26日她在北京闯美国大使馆后随即被抓,7月27日被押回湘乡市后即被送进了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当时是湘乡市龙洞镇政府的二名人员以及她的兄弟和儿子将她送进医院的。她的兄弟和儿子是受到当局的压力才这样做的。

    7月27日送进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第一天,辜湘红对此进行了抗议,结果她被戴上了手铐脚镣。辜湘红说当时她的手都被手铐肿了,疼痛难忍。

    辜湘红是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小田村人,1966生。1991年,已结婚生了二个小孩的辜湘红被人贩子卖到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一户人家,途中辜湘红遭人贩子多次强奸。到清丰后辜湘红又生下了一小孩,辜湘红经常遭到买主的殴打虐待。

    1995年不堪虐待的辜湘红逃回了老家湘乡和父母兄弟生活在一起。回湖南后,辜湘红要求公安惩处人贩子未果。同时,由于辜湘红生了多个小孩,她被指违反了计划生育遭到湘乡当局的惩处,辜湘红父母兄弟家饲养的多头猪因此被政府强行赶走。而在辜湘红被拐卖期间的1992年,辜湘红母亲徐美姣的房子也被政府“抢去了”。

    为此,这些年来,辜湘红和母亲徐美姣一直走上了上访路。谁知上访是条不归路,辜湘红因此被关“黑监狱”,被殴打,而更令她没想到的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成为了精神病院常客。

    民生观察工作室

    辜湘红多次被精神病的经历

    下面就是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小田村辜湘红多次被精神病的主要经过:
     2006年7月12日开始,辜湘红被送到湖南省湘潭市精神病院关了七个多月;
     2007年6月20日开始,辜湘红再次被送到湖南省湘潭市精神病院关了七个多月;
     2008年8月13日至10月8日,辜湘红第三次在湘潭市精神病院被关押,期间的9月26日她遭到电击。
    2009年6月2日,辜湘红在北京上访时被抓,6月3日被带回湖南后,随即被带到了湖南省娄底市康复医院,该医院是一家精神病院。在医院里,辜湘红说医院一不检查,二不看病,但每天就是强迫她吃药。8月5日,医院里的病人打架,辜湘红也被打。当辜湘红还手后,医院对她进行惩罚,对她进行了电击。电击后,辜湘红全身动弹不得。辜湘红这次是被湘乡市信访局及公安局的人送到精神病院的。

    2009年10月26日,辜湘红又被湘乡市信访办等部门的人员送到了娄底市康复医院,从而开始了她的又一次精神病院的生活。 
    2010年5月,辜湘红被从北京抓回湘乡市后,再次被投入了娄底市康复医院关了几个月。

    2010年9月15日上午,辜湘红来到湘乡市找市委书记讨说法。可到政府没过多久,龙洞乡政府及小田村委会十几个人员就赶到了市政府门前。这些人来后,随即将辜湘红带走,并很快将她带至了湘乡市神经医院。后来,辜湘红被转到湖南省湘潭市第五医院精神病房关押。

    2012年7月26日,正在北京上访的辜湘红试图进入美国大使馆求助,但随即被抓。7月27日辜湘红被押回湘乡市后即被送进了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当时是湘乡市龙洞乡政府的二名人员以及她的兄弟和儿子将她送进医院的。辜湘红说,她的兄弟和儿子是因不堪政府压力和恐吓、骚扰而被迫这样做的。

    整理:文峰

    2012-8

     

    辜湘红

     

    辜湘红的鉴定书

     

    辜湘红的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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