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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和，男，58岁，回族，北京通州人，1979年1月因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权同盟、西单民主墙等民运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在看守所关押19个月后又被送进延庆监狱的精神病医院，1981年获释。2007年10月2日，张文和又被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非法关押了15个月，于2008年12月底被释放。2009年9月3日，张文和再次被强制送进北京通州区精神病医院，长达32个月，于2012年5月被释放。

2013年2月26日、3月2日、3月17日《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编辑柳梅连续三次采访了张文和老先生。老先生曾三次被关精神病院，饱受折磨，尽管略现苍老，但老先生精神矍铄，待人接物处处流露出儒雅、慈祥、善待他人的和蔼可亲态度，其谈吐自然，逻辑清晰、条理明确，根本看不出有精神病的样子。

 

问：您好，张先生，请首先谈谈您的经历？

 

张：我是北京通州人，回族，50岁以前信仰伊斯兰教，51岁以后皈依基督教。1979年1月，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权同盟，参加了西单民主墙的活动。在那一段时期，我曾在在京上访的人们中进行调查和串联，计划成立“在京上访人员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合在京的人权民主人士，到中南海门外静坐请愿，要求中共政府为饥寒交迫、处境悲惨的上访人员解决食宿问题。为此，我四处寻找串联同志，计划建立兴中会。

 

1979年3月，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关进了看守所，在那里我遭受了警察的毒打和酷刑，也经历了预审处、检察院和法院。我认为我无罪，我要求法院公开审判。被关押十九个月之后，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押送到了延庆监狱中的精神病医院。狱医对我说，你有精神病，要老老实实的接受治疗，若不接受治疗，就把你绑起来，给你灌药、给你电疗，治死你我们都没事！我在延庆监狱中的精神病院被关押八个月，每天三次，每次数粒，被强迫吃了大量的药片，直到1981年6月被释放。

 

2001年我母亲去世后，我重返民运战线，曾积极参加帮助重庆的李玉芬申冤维权。2004年，我在香港参加了“七一”大游行，香港太阳报把我的照片登在了报纸上，我曾拜访过香港的“支联会”和人权民主人士。2005年，中国国民党江丙坤副主席前往北京香山碧云寺拜谒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我前去迎候，欲与他们联络。在衣冠冢的门前，我被警察带走，关押在派出所，关了一天。我被关押时，警察到我家中，恐吓我的妻子，叫喊着要把我抓起来，要开除我妻子的公职。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亲民党主席来大陆访问期间，我受到通州区公安局的软禁和监控，被禁止外出，手机也被扣押。2006年2月，我参加了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抗暴接力绝食活动。去看望高智晟时，在他家的楼门处，被便衣警察扣留，随后被通州区公安局关押在招待所里和旅馆里，关押了两个多月。这之后，又被关押了两次。2007年1月，我参与中国人权论坛的开办，并陆续在论坛的专栏中发表文章，积极宣扬抗议暴政、维护人权、争取民主的理念。

 

2007年7月，我和北京的一些人权民主人士去看望胡佳、曾金雁和袁伟静母女，声援胡佳、曾金雁和陈光诚、袁伟静。之后我被通州区公安局扣押了约八个小时。警察说，你不说清楚谁组织了这次活动，不说清楚你们都说了些什么事，你就别想回家，但我坚决的返回家中。2007年9月，在中秋节之前，我邀请北京的一些人权民主人士来通州聚餐。我在车站接人时，被便衣警察抓上车，拉到派出所关了一天。一个叫徐建强的警察头目在现场指挥，对我破口大骂。

这样，警察经常对我进行监控、跟踪，他们还剪断我家的电话线，抄走电脑主机。但当他们看到用这种办法对我不起作用后，他们又故伎重演，在2007年9月下旬，他们找到我的儿子，告知我儿子，说我有精神病，并要求我儿子把我送进精神病医院。听到这个消息后，2007年10月1日，我在家中开始绝食，抗议中共匪帮对我的迫害。10月2日，警察来到我的家中，说我涉嫌破坏公物，叫我跟他们走。这次，警察把我送进了北京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北京市安康医院），对我进行强制治疗。我声明我没有精神病，拒绝吃药，狱警就把我绑在床上，给我电疗、灌药，我被关押在强制治疗管理处长达十五个月，被强迫吃了大量的药片，直到2008年12月底才把我释放。2009年9月3日，胡佳仍被关在狱中，我去看望曾金雁母女。在胡佳家的楼门处，我被便衣警察拦住，他们不允许我进入，我只好回家。回到家中，警察让我跟他们去派出所，到了派出所门口，警察又把我送进了通州区精神病医院，使我遭受了长达三十二个月的折磨，期间被强迫吃了大量的不知何名的药片，2012年5月才被释放回家。

 

我被公安机关关进精神病医院三次，都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诊断书和鉴定，也从来没有给我做过诊断和鉴定。

 

问：能请您再谈谈精神病院里面的情况吗？也许这样会勾起您痛苦的回忆，望您谅解。

 

张：那我就说说通州区精神病院吧，我在2009年的9月到2012年的5月被关押在通州区精神病医院，在这家医院里，有的护士就是经常打骂病人，有的护士指使病人摔打病人，有的病人被打伤，有的病人被致残，有的病人被致死。病人还经常遭到护士的虐待、体罚，有的护士甚至扣留病人的饭食拿回家喂狗。

比如：在（一次）一个护士吃午饭的时候，因为发脾气，就用吃饭的铁勺，打在一个病人的头上。那个病人经手术，缝了5、6针。但是，被打伤的病人不敢说是护士打的，说是自己摔伤的。护士向上报告也是自己摔伤的。

 

（他为什么不敢说是护士打伤的？我问。）

 

他就是精神病人，他也害怕。因为护士对病人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像这个每天晚饭，刚吃完饭，病人就要在走廊里走步，快步走，谁不走也不行，不走就要受惩罚。有的因为身体有病，就走不了。向有一次有个病人叫张英（音），他本身就是个重病号，腿脚有毛病，走不了，他也不愿意走，护士就叫一个叫孙伟（音）的病人拽他、推他、打他让他走。孙伟也是个精神病，他脾气很暴躁，过去就又打、又摔，所以就把张英这个病人摔成了骨折。张英也不敢说是孙伟这个病人给他摔伤的，孙伟这个病人就报告说我没摔，是他自己摔的。实际上我看到就是孙伟给摔的。精神病人挨打、挨骂，没有一个敢说话的。还有一个病人，叫李文生（音），因为惹了护士就被捆起来了，就挨打。李文生坐在凳子上，护士就叫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叫王小波的病人就抽李文生的嘴巴。抽了十几个嘴巴，李文生站起来就走了，没说什么，护士就叫王小波这个病人把他弄回椅子上去。王小波这个精神病人也很疯，他过去就操起李文生的腿、脚，李文生头就撞在墙上了，就起不来了。护士就说：把他抱到椅子上去。又叫别的病人把他捆起来。没多久，李文生就死了。护士向上报告就说，他是自然死亡，是病死的。但是我看到就是王小波给他摔死的。

 

还有，就因为一点小事，就把一病人捆在床上，一捆就是六、七天，甚至十多天。不管大小便，被捆的病人憋得很难受，有的就拉在裤子里。也不让别的病人给被绑的病人喂水。还有就是每天让坐在椅子上，除去上午八点钟有一次活动，下午有一次活动，其他时间都坐在椅子上不能动。有的病人说站起来活动活动，甚至说趴在桌上睡觉，那就会被护士叫到墙角去罚站。一罚站就是几个小时，就这样体罚病人。

 

这是护士折磨病人，还有就是护士虐待病人，就象洗澡，六七十个病人在一小时内就要洗完，就五、六个喷头，挤挤插插，根本洗不了。而洗澡这笔费用是让家属交了的，但一个星期就给一次热水让洗澡，这就是虐待。象这个吃饭，护士想给谁多就给谁多，想给谁少就给谁少，完全在他个人喜好，剩下的，你想吃，他也不让吃，他就拿出去喂狗——这也是在侵犯病人权益。

 

还有，不许病人向外打电话、不许病人听收音机，电视也由护士控制，每天也看不到新闻，护士想看啥你就得跟着看啥。环境上，保温桶房间特别脏、卫生间也特别脏，被子、枕头也特别脏，没有人打扫卫生，没有褥子，只有一个垫子。病人经常丢东西。我把通州区精神病院这些恶人恶事曝光，希望大家能为这些精神病人们维权。希望政府严肃调查，认真处理。

 

问：在医院期间，是否能让家属探望您|？

 

张：第一次在延庆监狱的精神病院，前期不让看，后来让看了；在07年的十月到08年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由公安机关带着家属来探望的，一个月一次；2009年到2012年在通州区精神病院是允许家属探望的，家属还可以带一些食品，次数也不限制。

 

问：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张：我要求政府给我做一个客观、公正的司法鉴定或医学鉴定；我想看看这么多次的强制治疗，政府给我做过诊断没有，如有，就将诊断书和鉴定公之于世，让大家看清楚政府对我有没有搞鬼把戏；我要求政府允许我去香港、台湾或者国外做医学鉴定。拜托各位主持公道，发表意见，说一说我张文和是否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

问：您对我们的要求

 

张：我的儿子和亲属不支持我参加人权民主运动，他们希望我专心服侍我妻子。他们扣住我的身份证，不让我和外界联系。但是，我愿作一个人权民主运动的先锋，我愿作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吁请大家支持支援我，欢迎大家与我联络。谨此致谢。

                                       

我的手机：13426474589

邮箱：zhangwenhe1954@gmail.com

住址：北京通州区永顺镇安顺北里288号

邮编：101125
   后记： 采访完张老先生，我不禁陷入沉思，中国多一些这样的志士，民主将会早一些到来。希望是因为他们不屈的斗争才渐渐燃起的，愿他们年轻。

 

2013-3

 

 

张文和

 

以下是对张文和的采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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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平，北京维权人士。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被软禁期间，李金平作为一名警察曾在赵紫阳身边工作。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后，李金平开始在家中设置灵堂，并向有关部门致电，给赵紫阳平反，组织呼吁为赵紫阳平反的签名活动，要求行使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关注外地在京访民的生存处境，2009年李金平曾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以此表达为赵紫阳平反的愿望，为此多次遭到传唤和强迫失踪。更是被精神病的代表人物。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2010年12月23日（家人知道时间）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北京市朝阳区精神卫生中心（北京朝阳第三医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没有精神病鉴定

近期，李金平向《民生观察》谈了他在2010年被关在北京市朝阳区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些事实真相：

李金平：我是北京为赵紫阳呼吁平反的李金平。我在2010年被当局送入精神病院。

事实是这样的：2010年10月8号，刘晓波获奖以后，有人给我来电话说：天安门有很多为刘晓波贺喜的，结果被抓了，你去看看。我说，我没时间啊。就没去。晚上，公安就来人了，是朝阳公安分局国保和派出所的，来人把我从居住地带走，说是口头传唤，还说：“我们在天安门等了你一天了，你都没去。”当时，把我传唤到一个洗浴中心，押了一个月。后来我问：“你们什么时候放我？”他们说：“你不是没地方住吗？”接着，就和我谈：“第一，你不能再参与为赵紫阳平反了，不能再呼吁了。”我没同意。他们就接着说：“还一个，你在拆迁协议上签字。你不是没地儿住吗？”我说不签。然后，他们就说，那给你找个地方吧。于是就强行把我带到朝阳第三医院，也就是朝阳精神病院。给我关了大半年。

我被带到精神病院的第一天，看着这个医院的牌子我就掉泪，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冷静，坚持住。你一跑就完了。他们带着摄像机呢，你一跑，他一抓你，没病也成有病了。”就这样我忍住了。到病房里是上午十点多，他们一直给我录像。等到中午十一点多，该吃饭了。我不想吃，可是不吃，他们还疑神疑鬼，强忍着我就吃了。一个女护士长给我端了一碗连汤带菜的米饭，我强忍着就吃了几口，吃完以后，我就感觉不好，就吐了。没想到，他们竟能在饭里给我下药。这之后，痛苦的日子来了，每天晚上，我瞪着眼睛就是睡不着觉，头疼啊，疼得我不得了。后来我要求他们给我弄点止痛药，他们也不给。苦苦熬了一个礼拜，这个头疼的劲才下去。接着，他们就来给我抽血化验，我说：“为什么早不抽血化验呢？”他们也不回答。后来，化验结果出来了，说我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就是乙肝。我身体挺强壮的，从来没有病，在里边竟得了乙肝。再到后来，我又得了脑血栓。他们（每天）强迫我吃药，吃完药心脏就突突的跳。开始，我不吃药，他们就把我捆到床上，给我灌药，强制的给我灌。我一看不行，一是受罪，第二也达不到我的目的。他们把我的名都给改了，叫李进，我没办法，人们都叫我李进，我真没办法。

后来我就采取一个办法，就是合作，多接触病友，赶紧传递消息。合作以后就吃药，一天喝十八盆500毫升的水，喝得我直吐，水喝不下去，喝了就要解手。后来尿不出来，他们告诉我是前列腺炎。折磨啊，对我实施残酷的折磨。不吃药就打，就捆。那个痛苦劲就别提了，那真是残酷的迫害。

后来我经过努力，找了十多个人帮我忙，后来还真找到人了，通过德国一个叫奥伦的记者给我带出信息了，把我救出来了，要不我就死里了。

在里边，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太痛苦了。想起那个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人间地狱啊！那时，一听我说“人间地狱”，大夫就说：“你再说，就还给你打针。”我一听这个就哆嗦啊，浑身哆嗦。

得了脑血栓之后，我半个身子就动不了了。我申请就医，他们不给，发出这个信息后，第三天，他们才带我去看病，照的片子，确诊是脑血栓。给我输的液，我不知道是什么药，但我输完后就头疼、浑身疼、心跳得厉害。

过了将近一个月，突然国保来了一个队长，跟我谈：“你出去，第一不能接近媒体。你能做到吗？”我说，我能做到。我想，先出来吧，再不出来，我就死里边了。谁也不知道，就牺牲在里边了。我还什么都没干呢，就白死了。我不能这么死，我得死得英烈点。所以最后终于回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给我请了个专家会诊。他们说，你把公安给得罪苦了。还说：“你和江泽民还有关系啊？”我说，怎么可能？给我往那个上套。而且，谁执政我还知道，我不能和下野的拉去，拉完我不是死了吗？他们就笑。他们说，你住的多好啊，最起码比监狱强吧？我说，错了，监狱没有精神损害，你这儿精神损害多大啊。来的人据说是北京市安康医院拿国务院津贴的一个老头，我一看市局的公安总瞅他，（就知道）这人有来头，是上边派来的。他说，你这病还是有的，还要在这儿住一阵，现在不能放你。详细的没说。
但是，经过艰难的磨练，我终于又站起来了。
问：那你是什么时间回来的？

李金平：2011年的7月我弟弟把我接回来了。接回来以后，我弟弟看我很严，不让我说话。“你踏踏实实的养病吧，你什么也不许说，别接触外界。”所以我就沉默。”

好了一点之后我就想，不行，我得发出声音来。不能再这样让他们胡作非为了。所以我就勇敢的站出来发出了声音。结果，他们说，如果你再发声，还给你送回去。所以我太艰难了。

问：你认为自己哪点“把公安给得罪苦”了？

李金平：其中原因，我考虑，有一次是因为奥巴马访华的时候，我和齐志勇发起的：拒绝奥巴马访华。为什么？我说：中国还没有人权，希望美国总统督促中国实现人权。而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就是赵紫阳平反的问题。做完这个以后，我又在日坛发起了一个人权座谈，结果，据说当时朝阳区公安都抽空了，全都上那儿截人去了。他们恨得我咬牙，恨得牙根疼。

我还经常去公安局市局十三处，申请游行，要求回归宪法，还政于民；要求举行全民公决；要求对他们要实施监督；要求取消劳动教养。所以他们害怕。到现在来讲，还没有取消劳动教养，更有甚者，竟随随便便就把老百姓关进精神病院，这是相当危险的，这是玩火自焚。要这么干的话，整个中国就乱了，老百姓没有生存之地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幸福吗?老给人制造中国人很幸福（的感觉）！我们幸福吗？我们在玩刺激吗？没有！他们感觉到我对他们是个危害，所以就要处理我。

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要违法？”我说：“我为什么要违法？你说我怎么就违法了？违了什么法？”他们就不说话了。他们感觉我不违法的情况下，他们就太头疼了

我还关注刘晓波，关进去之前，我跟齐志勇打个电话，我说，一定要上网联名，把刘晓波营救出来。他说，我给你联上名了。这是原因之一，但不完全，我感觉最重要的是要拍山震虎，他震的是谁？震的是赵家，因为我为他们鸣冤。我关注刘晓波的事，如果赵家也关注的话，那对他们的统治是有极大的影响的，他不是真正要办我。

他们对我头疼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为《民生观察》做事，在南站给访民发了一次饺子，好像是2010年春节，我和杨秋雨，还有王玉琴，还有一个是倪玉兰的丈夫老董。他们在精神病院里就问：“你想当领袖啊？”我说：“我没这个意思啊，我就是看老百姓很痛苦，就是想帮一帮他们，我没有别的意思。”

最终在外国媒体的关注下，我能生存回来。这是我不幸中的万幸，我没想到我真能活着回来。

（整理：柳梅）

以下是对李金平的采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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