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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先进也许只需要精英来代表，但一个国家的文明却体现在弱势群体所受到的对待。高楼大厦华堂美舍映衬不了棚户危房，弱势者的哭泣也不应被赞歌掩藏。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残疾是一个总称，包括损伤、活动受限以及参与的限制”，“残疾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它是一种复杂现象，反映了人体特征与他或她所生活的社会特征之间的互动关系。要克服残疾人遇到的困难，就需要进行干预，消除环境和社会方面的障碍”。

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12月13日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不认为残疾是一个医学、慈善或受抚养的问题，而向世界人民挑战要把残疾问题作为人权问题来对待。因此将残障人士的权利仅仅停留在健康或者经济救济是对残障问题的简单和低俗化。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9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9年底，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入库持证残疾人3681.7万人。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2630.7万；636.2万60岁以下参保重度残疾人中，618.2万得到政府的参保扶助，享受代缴比例达到97.2%。299.1万非重度残疾人享受了个人缴费资助政策。1070.8万人领取养老金。全国有50.9万人次农村残疾人接受了实用技术培训，6190名贫困残疾人获得康复扶贫贴息贷款扶持，4662个残疾人扶贫基地安置6.2万名残疾人就业，辐射带动10.0万户残疾人家庭增收…..。从这个公报上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残疾人事业有了很大进步，许多残障人士得到救助与帮扶。但是联合国大会和《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出的将残疾当作向世界人民挑战作为人权问题来对待，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不像官方报告那么简单和光鲜。

民生观察正是基于《残疾人权利公约》将残障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人权挑战，而对中国国内残障人士的现状进行采访研究和报道，以增进大家对残障人士现状的了解，促使政府和民间在改善残障人士生存和权利做出更加务实的努力。对残障人士权益的报道可以促使我们深思，或者这些报道只是一些个例，但却让我们忧虑，我们文明的底线在哪里，弱势者除了感激，他们勉强的笑容是否隐含着泪水，他们的身体已经受到伤害，心灵是否还在深深地被刺痛？

本文就结合民生观察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农村残障农民权益保障状况的备忘录》、《关于部分农村残障人士特殊待遇的走访情况》等文，并结合其它报道以及笔者掌握的情况做一个简略的评述。

首先让人感到不适的是，志愿者来到巴中市南江县贵民乡所受到的待遇。笔者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一个四川一企业为了拓展知名度，就跟政府联系要到养老院慰问孤寡老人，团市委、妇联领导一起，带着记者和摄像机随。养老院里面干净整洁，老人们穿着得体，笑容可掬，幸福得像是要流溢出来。整个画面让人感动。可是不久，一个朋友的亲人在里面受了欺负，再次前往，却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环境脏乱差，房间里老人的被褥许久都没有洗过，也没有任何人提供这些服务，老人们私下都说院长贪污了他们的伙食费，经常对他们报复，管理员基本不在，即使在也是粗声粗气。

这次志愿者也遭遇相同的对待，只要你是上级打了招呼的，他们就配合你演戏，给你看和谐的美图，如果你是私自前往，那么，你就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你不要说想得到真实的情况，更可能受到盘查，甚至被当成敌人。这些村干部都是人精，他们深深知道，一切的报道和数据都是他们提供的，是假的不作数的，真实的情况暴露出去，他们就将无地自容。不但所谓对残障人士的优待是易碎的肥皂泡，而且这里面还有他们对这少得可怜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掠夺。

南江县的残疾人每个月领到手的钱总要少50元，还习惯性的给村干部买一包“中华烟”（零售价大概45元）。这就是这些基层干部对凡是前来关心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员保持戒心的原因。

虽说官方报告里提到中国建立了许多残疾人托养和服务机构，但是在民生观察的走访中，许多的残障人士，上至90多岁，下至几岁的都未能享受这些待遇。按说一个人身有残疾，政府就具有扶助的责任。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其它手续和波折。按劳取酬是劳动力市场的规律，依规对弱势群体帮扶也只是照章办事的程序而已。可是在现实中对残障人士的确认和帮扶数额都是由工作人员来操作的，这就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

一个名叫海爷的孙子的8岁智障小孩，父母长年在沿海打工不回家，这也跟他们无法接受智障孩子有关，他跟着高龄的祖父母生活。为了孩子好过点，也为了孩子不损坏庄稼，祖父将孙子用铁链拴住，由于住在乡道边，官员就会担心上级检查路过会看到，而影响他们的政绩。相识的村干部告诉海爷，有些事情管民政的副乡长说了算，但是得花应有的代价，于是在送了一头山羊后，这个智障小孩得到的补助是最高的，达到每月450元。这个补助也是挤掉其他人的名额得来的。

没有人知道这个名额到底是多少，虽然可能在上面会有一个计划，但是在下面没有人知道，所以不是因为你残障了你就必然有资格得到帮扶，得到批准才是最关键的。而这个批准有时则完全是随意的，或者就是寻租的机会。虽然不至于将残疾补助发给完全不具资格的人，但是发给这个而不是那个，发多发少却是残障人士难以控制的。比如，一直广西打工的小平20岁时左手在劳动中被切断，现年43岁了，一直没有受到民政与人道救助。在他得知今年精准扶贫快完，当即回到家乡巴中。当他到扶贫办要求房屋改造，却发现他的生活用房被贴上生产用房的标识，这样必须改造的房屋就不用改造了。

更加让人忧虑的是许多残障人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扶助，甚至连相关残疾证明都得不到。上海曹秀珍右眼失明，骨折，患有多种疾病，街道和居委会都说给办残疾证，可职能部门却一直不给办。导致其到北京上访。

残障者得到医疗救助的机会渺茫，除门诊不在医保范围得不到报销，重病虽然可以通过新农合报销大部分住院费，但是每次住院都涉及大量的检查，实际剩余需要自己负担的部分也是不菲，所以对这些拮据的残障人士来说，不到疼痛难忍或涉及生命安危时也不会到医院去。

虽然如残疾人联合会上述报告所言，中国对无障碍出行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包括障碍环境建设和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法规、政府令和规范性文件，但是无障碍出行对许多有这方面需要的残障人士和老人、孕妇和小孩来说仍不敷用。今年8月1日，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实施八周年的日子，以广东的残疾斗士朱明建为代表的残疾人向广州、深圳、佛山、河源、惠州、东莞等21城市交通警察支队各邮寄了一份《关于交警部门依法落实监督占用无障碍通道车辆的建议信》，证明无障碍出行还任重道远。另据红星新闻报道，今年11月2日，在天津工作的何先生去北京参加北京联合大学针灸推拿转业的自学考试，订了酒店，酒店却以“酒店没有电梯，且盲人入住必须有直系亲属陪护”为由拒绝他入住。

在相关报道里，我们也看到，残障人士特别是农村残障人士除了在生活的不便、经济的困窘外，他们的发展利益根本得不到任何的保障，这些发展利益包括接受教育和就业。除了聋哑孩子有些地方可能有聋哑学校外，其他孩子无法进学校读书，更遑论深造。一则消息称，10月31日，盲人女孩吴潇最终放弃报考陕西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因为她要求提供一份盲文试卷而遭到校方拒绝，尤为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在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微博发起的一场投票中，有102人认为“学校出于慎重考虑，拒绝情有可原”，有73人认为“不合理，剥夺他人受教育的权利”，对残障人士权利忽视者远超重视者。

残障人士得到补贴的门槛也是非常高的，要求得评为一、二级残疾才会得到很少的补贴。一、二级残疾按规定就是生活不能自理。而三、四级这些永久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障就没有机会得到长期救助。佳木斯某老人，因糖尿病引发白内障导致双目失明，最后被评为三级残疾。广安某敬老院某老人从小视障，双眼只能看很近的东西，连六级残疾都没有评上。巴中医院专家都认为是永久失去劳动能力，可是评审机构就是不给他评定。

残障人士的权益保护最终要达到残障人士与其他公民平等地、有尊严地生活，可是我们看到残障人士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相当狭窄，他们的选举权基本被他人代理，他们领取救助也基本被基层官员以他们身体不便而操纵于他人之手对残障人士的关爱，不仅是年节时发一点慰问品，以显得政府的关怀和制度的优越，更重要的是将社会救济制度制订得更加人性，落实得更加实在。同时舆论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其中，才能杜绝演出式的和蜻蜓点水式的救济，甚至成为一些官员捞取政绩和搜刮钱财的机会。毕竟残障只能是身体的问题，而解决残障才是社会的问题。残障人士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道路还漫长，就目前而言，还不足书写宏图，只足以使我们警醒和努力。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22日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五中全会期间到北京旅游未果遭遣返，并被郑州市中原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拘留的河南郑州维权人士孙治军、刘延安，已于11月10日拘留期满获释。

11月10日上午九时许，因北京旅游未果，而遭郑州警方及西流湖办事处截访人员遣返，并被郑州市中原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行政拘留14天的孙治军与刘延安走出了河南郑州第一拘留所的大门。

据知情人士透露，五中全会期间，孙治军、刘延安、鲁爱香等六人，于10月25日晚到达北京，刚刚在旅馆登记休息，户籍所在地郑州市西流湖办事处截访人员和辖区民警，便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并要将其强行带回郑州，六人因还没来得及旅游，执意不肯走。

交涉中，孙治军拨打了北京110报警，等110警察来到旅馆门口，看到五六个截访人员抬着他往黑车里塞，并未对郑州市西流湖办事处截访人员和辖区民警进行劝阻，而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任由孙治军等六人被劫持。

孙治军称，到现在他都没搞明白，他只是去了趟北京，想旅游散心还没来得及，被带回去就被涉嫌“寻衅滋事”拘留了。关键是他们什么违法的事情也没做，买车票付了钱，住旅馆也付了钱；一没偷，二没抢；三没杀人放火，他们拘留我们的依据是什么？

孙治军与刘延安认为，他们此次被拘，纯粹是被有关部门构陷和打击报复。

对于郑州市中原区公安分局的处罚结果，孙治军和刘延安均表示不服，一定会提起行政复议，如复议不能还他们公道，他们会继续上诉，坚决依法维权到底。

据悉，此次到北京抓捕遣返孙治军等六人，属郑州市中原区公安分局须水派出所和西流湖办事处联合异地执法。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3日消息】本网获悉，河南郑州维权人士孙治军、刘延安、鲁爱香等六名维权人士五中全会期间到北京旅游，被北京警方查房扣留后遣返至户籍所在地后，河南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后行政拘留，现被关押在郑州市第一拘留所。

据知情人士透露，孙治军、刘延安、鲁爱香等六人于10月24晚出发至北京，25晚六点左右在旅馆休息时，被北京警方带领户籍所在地郑州市西流湖办事处截访人员和辖区民警，以查房为由抓获，并要将其带回，六人称来到北京还没来得及旅游不肯走，孙治军被强行抬到办事处租用的黑车上，由西流湖办事处工作人员、孙庄村委会截访人员及辖区民警等八人连夜押送遣返至户籍所在地。

孙治军等六人被押送到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后均被连夜问讯，被问及“到北京干什么？谁是组织者？”等，后又被带到医院进行了各种身体检查及核酸检测；10月27晚六人均被行政拘留，孙治军、刘延安被拘留14日，鲁爱香等四人被拘留五日。

知情人士称，现被释放的鲁爱香等四人均被以涉嫌“寻衅滋事”行政拘留，目前其只有拘留所发放的《解除拘留证明书》，均未收到派出所的《拘留通知书》。

孙治军，1963年出生，现年57岁，河南郑州维权人士，为人正直善良、有公益心；现居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孙庄北苑。长期关注被强拆群体及物业维权。

据悉，2013年5月份左右，河南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区孙庄村开始拆迁，按照当地政府的拆迁补偿标准，年满18岁均可另化一块宅基地作为补偿，其他拆迁户也均拿到补偿，唯独孙治军、刘延安、鲁爱香等六人“双子户”未按补偿标准少给了一块宅基地；为此，这六户人家维权至今，但迟迟得不到解决。今年五中全会期间，六人心中郁闷想出去旅游散心，结果来到北京还未来得及转悠，便被当地政府截访人员找到，租用黑车遣返并以“涉嫌寻衅滋事”行政拘留。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3日消息】重庆维权人士晏祥菊，何艳在2020年10月26日下午4点30分左右，到中南海找李克强总理，还没有到中南海，刚走到府右街就被警察阻拦，检查身份证后显示是访民就被带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在该派出所内有近5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维权人士。

重庆维权人士晏祥菊、何艳因自家农村土地、住房被违法强征、强拆17年，晏祥菊维权被打击报复多次遭到绑架、非法拘禁、殴打至多处骨折等问题在地方得不到解决，晏祥菊何艳在地方各个信访部门都得不到结果，多次到北京维权也是听了总理李克强2013年在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号召：“假如你在基层感觉不到阳光，请你到北京来，中南海的大门永远为您打开”。

晏祥菊何艳在府右街派出所临时关押到当晚7点多钟，该派出所内的维权人士全部被带上一辆车，拉到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该中心则有更多的在北京天安门、维权人士的住处等地被拦截的维权人士，晏祥菊母女被带进一个房间，房间内另有6名重庆维权人士和几十名四川、云南、海南等地的维权人士，由多名保安看守。

当晚9点40分左右，保安强行将重庆籍维权人士赶到房间门口处，然后一群不明身份人员冲进房间将8名重庆籍维权人士绑架走。晏祥菊被故意人身伤害，左手臂被持续使劲折，何艳的右手臂、手腕被持续使劲折，痛得钻心，不知道骨头是否被折断。这些押送访民的人员都是这样野蛮的土匪行为，绑架后被强行上一辆车，再转移到北京市丰台区玉泉营高家场46-3号非法拘禁。在这里非法拘禁期间，当晚接近11点，何艳被一群人围住，被一名男子暴力殴打，被打得尿失禁，后呕吐。另有一名陈姓重庆维权人士称自己也被殴打。晏祥菊母女被非法拘禁期间，其家人数次拨打010110报案，但晏祥菊母女未见到警察出警。

晏祥菊与何艳一直被关押到10月27日，何艳的家人辗转得知何艳被暴力殴打，再次拨打010110报案，当天晚上8点多钟，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玉泉营派出所的警号为040154的警察出警见到何艳，在询问何艳被非法拘禁和被殴打等情况后，未依法处理，扬长而去。在关押到10月27日晚9点左右，晏祥菊母女被挟持上一辆车（车牌号为京AHY998），于次日晚9点左右被拉到重庆两江新区扔在路边，7名押送人员逃离。

2020年10月30日，何艳拨打010110就本人和母亲被绑架、故意人身伤害、非法拘禁、殴打进行报案。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马家楼派出所的民警用01067506713号码去电何艳，告知其不明身份人员系重庆市政府接访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其中一名是重庆市彭水县公安局的民警夏晓艳（警号224457），一名是重庆市公安局开州区分局民警张雷警号216617，北京报警电话告知何艳，所报警情不属于绑架，并称被人身伤害、非法拘禁、殴打自行找重庆地方政府。

北京府右街派出所是专门临时关押全国各地维权访民在天安门周边附近被警察以检查身份证为由被押送到这里的，在这里的访民等待派出所安排大巴车再转送久敬庄与马家楼两个黑监狱关押，在久敬庄与马家楼然后在分各省厅关押，在这里关押的访民一天三餐都是两个馒头一根火腿肠，一小包咸榨菜、遇到节日有一个咸鸭蛋，每个省厅都有几个保安看守，在这里的访民没有自由，只能等待各省市驻京办或者地方截访人员来这里办理交接手续，各省市驻京办与地方截访人员大都是找北京不明身份的人租车押送这些访民回当地，各驻京办雇佣的大都是北京不务正业的黑社会人员，这些人大都没有人性，他们在押送访民中殴打访民，抢夺访民身上的财物，手机等，很多访民被这些押送访民的爆头打伤，打残等历历在目。

本网将继续关注晏祥菊，何艳母女俩人的情况，他们母女依然坚强的继续走在维权路上、绑架殴打可能还会继续、问题不会解决、人生安全得不到保障令人担忧，中国法治何时有公平公正？访民维权路上何时才能安全不受伤害，不被殴打？重庆当局周永康余毒还在继续作恶迫害维权公民。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22日消息】本网信息员用两个月的时间，先后到吉林、山东、北京和福建几个省的农村进行走访询问，关于中国农村残障人权益情况，得到的总结是，国内对农村残障人士的照顾除了一级残和二级残有部分保障外，其它的除了国家统一规定的，如残障人士坐公交不花钱，坐火车半价，旅游景点门票免费或半价等普遍照顾外，其它的和正常人一样，再无其它特殊照顾。但各省各地区对农村一级残和二级残障人士的特殊保障还是有不小区别的。

第一采访处：山东诸城贾悦镇探访一家庭

一位老妇80岁，腰腿痛几十年了，拄着拐哈着腰，步履蹒跚。丈夫更是拄着双拐（87岁又是脑血栓后遗症）挪一小步晃三晃，两位老人都行动不便。他们有一儿子，前两年又得了脑梗，留下严重后遗症，行动不如两位老人，几近瘫痪，为二级残疾。老人家有一23岁的孙子去年夏天得了脑炎，当时误以为是感冒（其实是家庭太困难，一般有病不敢送大医院），在乡镇卫生院打了几天针，又请神婆子看，耽搁了正规治疗。等昏迷不醒才送大医院，诊断为脑炎。治疗几个月出来后就在家这么慢慢的恢复，孩子拄着双拐行动。

这个家庭不懂得自己可以向政府申请福利，听说有人帮助他们申请了低保，但现在没有着落。这次申请还是花钱找关系办的，政府不会主动给低保待遇。

第二采访处：吉林省松原市对农村一二级残障人士的特殊照顾情况

本网信息员采访前郭县白依拉嘎乡的张女士和王女士得知，只要有这两个级别的残疾证明就可以申请国家低保，除本人之外还可以连带一个照顾其生活的家人一起成为低保对象。一般情况下定为一等低保人员，每人每月可领取三百七左右人民币。另外本人每月可领取残联发放一百二十元左右的残疾金。再有就是重病住院通过两次报销基本上花不了多少钱了（门诊和不在医保范围内的不报销）其它的如分土地或政治权利等和普通人一样。再无其它特殊照顾。

第三采访处：福建省福州市的闽侯县农村

采访许先生得知，只要是一二级残障人士，可申请低保，每月低保费大多七百多元，物价补贴每月几十元，电费补贴每月十几元，重残护理费每月大概两三百元。看病住院除了门诊和非医保范围内的不报销外，其它在医保范围内的报销比例也非常高。至于其它的如分土地或政治权利等都和普通人一样的待遇。

第四采访处：山东日照的五莲县农村

采访一位王先生的妻子（王先生脑梗后遗症不能动也不能言）和褚先生了解到，这里的一二级残障也可以申请低保，但只限于本人，每月低保费几十元到两三百元不等（王先生是一级残，每月可领取三百左右，褚先生是二级残，每月只有八十元）。他们说到残联申请有点照顾，重大疾病住院有照顾。其它的如分地或政治权利等和普通人一样。

第四采访处：北京对农村残障人士的保障要比其它地方都好一些。

在北京用了很长时间都接触不到农村一二级残障人士，一位在村委会工作女士向本网信息员说，北京对一二级残障人士的待遇很高，每月发一千七百元左右，重大疾病住院通过报销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她讲也是只有本人才有这个待遇。

总结：

农村的残障人士除了一级二级残有上述保障外，有些地方的农村干部会在春节前发一点慰问品，比如送点米油之类价值在一两百元的实用物品。重度残疾的教育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除非是聋哑孩子，这样的孩子也只有去聋哑学校读书。关于投票选举村长的活动（农村人只有选举村长的权利）虽然有选举权，但大都由家人代签。

关键的问题是上述这些保障是针对一级二级残障人士才有的，达不到这两个级别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另外我了解到，想要弄到这两个级别的残疾证是很困难的。比如吉林省前郭县乌兰图嘎镇有个村的人没了一条腿，也才三级残，什么照顾都没有。

另外有的地方（比如吉林前郭县）的残障人士申请低保，证明和资料递交上去五个月了还没有办下来；如果钱打到本人的卡上，过了几个月或是时间更长一点不去取出来，就有可能被撤销低保照顾，理由是不缺钱，不能算低保。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21日消息】2020年10月19日北京又要开会了，维稳序幕已拉开，刚才得知，姜家文坐公交车过站被警察查身份证遭强制送往久敬庄，现即将被带回辽宁地方。每到节会的“敏感时刻”，这种预防性抓捕，就会频繁上演。据说有很多维权人已经被抓回地方。

2020年10月20日晚上，信息员18点30左右打通了姜家文电话却无人接听，随后经多方打听在北京维权的访民朋友得知，姜家文昨天下午在北京坐公交车经过站时在站值勤的警察检查身份证为由，强行将姜家文带走送久敬庄关押，在久敬庄关押到下午16点52分左右，姜家文与北京维权访民徐彩虹联系，告诉朋友他已经在久敬庄，马上准备送回辽宁丹东，随后就挂了电话。从昨天2020年10月19号晚上五点后，拨打姜家文的电话始终是无人接听，随后找北京朋友打听告知姜家文已经在昨天被送久敬了、可能已经被遣返回丹东了。最后多方求证姜家文确实是被遣返丹东了。

家文从2005年进京上访至今遣返押送回辽宁丹东己有50余次左右。每次押送姜家文一辆警车4至5名警察与信访人员押接一次费用大约五千元(不含工资)，维控一个月费用大约2万元，(不含工资)从2005年到现在姜家文被遣返押送高达50多次，这些费用用来解决问题绝对够了，但是这就是中国“国情”，这也是中国“宪法”，用纳税人的钱，再来打压维稳纳税人，无数的维权人士都像姜家文一样被这样的维稳机制送进监狱。

姜家文在2020年9月11日在北京路过地铁站被警察安检身份证被强制送辽宁丹东驻京办，随后被遣返回丹东送往属地派出所后被强行限制了17个小时后才释放获得自由，释放后的姜家文在家里做了短时间休息后，在9月14号再次返回北京继续维权，姜家文在北京坚持走在维权的第一线，在北京公安部信访窗口多次现场监督各地截访的公安截访人员的违法行为，姜家文先生是一个真正的人权捍卫者。

本网将继续关注姜家文被遣返后的情况，呼吁辽宁丹东不要违法限制人身自由，不得以任何理由控制姜家文。

【民生观察2020年6月20日消息】知名法律人士郝劲松被批捕后，本网曾发文通报过相关情况，很多网友对郝劲松所涉刑事案件的进展情况非常关心，时常有人留言询问是否有新的进展。2020年6月18日，郝劲松的两位辩护律师共同发出了一份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开通报。

郝劲松案件进展情况通报：

2月3日代理郝劲松寻衅滋事案并向定襄县公安局递交了代理手续，2月7日向定襄县公安局申请取保候审，未获批准。

疫情期间，多次向定襄县公安局了解案情及沟通会见，未果。

5月19日赴定襄县公安局了解案件情况，获知当日上午案件移交定襄县检察院。经沟通，5月21日上午复印到郝案全部案卷，郝劲松共涉三个罪名，当日下午赴五台县看守所沟通会见事宜，未果。

6月10日与定襄县检察院协调好会见事宜，6月15日李念清律师在检察院通过视频会见到郝劲松，会见持续了2个小时。会见中郝表示看守所文明规范，吃住休息就医均正常，每日中午供应开水，每星期能吃到3个煮鸡蛋。唯一的遗憾是不能洗到热水澡。

郝表示羁押前曾因心脏病和脑血肿住院治疗，羁押期间曾有两次心绞痛，看守所亦能及时提供药物控制。会见期间检察院指派技术人员现场全程提供技术支持，看守所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指派民警全程在场监督。

郝劲松对各位朋友的关心表示非常感谢，特委托辩护律师转达最衷心的感谢，谢谢各位朋友的关心和问候。

辩护律师：蔺其磊，李念清“前情回顾”

2019年12月17日，郝劲松被定襄县公安局传唤，事涉网络言论问题；18日，郝因涉嫌违反《反恐怖主义法》被行政拘留在忻州市拘留所。2019年12月22日，定襄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

违法行为人郝某某（男，47岁，定襄县人，无业）因多次在互联网上发布涉恐言论，且拒不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反恐怖主义安全防范工作，造成严重后果。2019年12月18日，定襄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相关条款，依法做出对其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2020年1月2日下午，行政拘留期满，郝劲松又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定襄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并羁押于忻州市五台县看守所。2020年1月17日，郝劲松的家属接到了逮捕通知书。

涉及到的罪名，也由之前的寻衅滋事罪一个罪名，变为寻衅滋事罪、诽谤罪两个罪名（最新消息是已经增加为三个罪名）。

2020年1月12日，郝劲松的家属委托北京律师蔺其磊等人为郝辩护。

2020年1月13日上午，蔺其磊律师到定襄县公安局提交辩护手续时，被该局拒绝（两位律师提交委托手续的时间不一致，最新的情况通报中的提交时间等都是特指李念清律师）。

2020年1月13日下午，蔺其磊律师又带着家属委托书到五台县看守所会见郝劲松，同样被拒绝。据看守所所长告知：办案单位口头告知该案仍在侦查过程中，律师不能会见。

随后，蔺其磊律师针对不能会见的情况，向五台县人民检察院进行了投诉。

2020年3月23日晚，郝劲松的辩护人蔺其磊律师在微信中发布“郝劲松案件目前情况”：

我投诉五台县看守所违法不让律师会见的情况，五台县人民检察院在2019年腊月二十九电话告知我书面“处理情况”邮寄给我，截止到今天我还没有收到书面答复！联系五台县检察院告知可以当面给我“处理情况”，原先答应的用微信拍照发给我经请示领导不行；但给我念了书面答复内容，意思是定襄县公安局向五台县看守所出具有书面的律师不能会见的材料。经了解，郝劲松案件还没有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还是不让律师会见，因为疫情原因外地去的人还是要隔离的，目前五台县看守所还处于封闭状态。

以上是目前关于郝劲松案件情况的完整信息，本网将持续关注郝劲松案的进展情况。

【民生观察2020年5月31日消息】本网获悉，几日前被警方从寓所抓走的惠州计生维权公益达人肖育辉暂时未有消息，但从其他被拘人士口中推断，肖育辉被抓可能与最近的香港事件有关。

据悉，肖育辉四日前被带走时，办案警员曾在肖家搜查，主要是肖的个人手机及电脑等电子设备。肖育辉在警察临门前曾向外发消息，但当时可能时间紧迫，消息比较模糊。

肖被带走后送到辖区的圆通派出所，超过48小时后，肖育辉好友杨先生陪同肖母一起到派出所询问，值班人员告诉肖母，暂时拘押在派出所内，三天后会送走，但值班人员未提及将会送去哪里。

而肖育辉被抓当日，平时监管肖育辉的国保在答复肖的下落时称，可能是拘留几日，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案子由广东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办案。

另据最新了解，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在日前透露，她与肖育辉同在一个微信群，数日前曾转发了一条“一人一信救香港”活动的链接，该活动由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先生发起。当时肖育辉与另外几名群友亦有转发该链接到其他微信群。

据该名女士讲，她与肖育辉因此相继被抓到圆通派出所，她本人在被关十几小时后在翌日凌晨被以取保候审释放，而肖育辉的处理情况未知。另外又透露，同时亦有很多转发该条链接的群友（未讲具体数量）亦被陆续带到圆通派出所关押，其本人释放时，其余人士尚在派出所。

另外，肖育辉被捕前，即“两会”开始前，肖曾去到广州探访朋友，在聚餐前被当时赶过去的惠州国保找到，并带回惠州。

公开消息显示，肖育辉，广东惠州人，网名：@另一个辉辉，多年来在广东多地从事维权活动，长期关注计划生育政策，就二胎儿童户籍、教育、社会抚养费征收等问题为当事家庭提供公益维权，长期代理各种其他行政案件，据不完全统计，几年间经肖育辉代理维权的计生案件达百起。2017年9月，惠州警方以“信用卡诈骗”的名义拘捕肖育辉，并在2018年判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开庭当日被释放，但随即被警方控制在酒店，软禁一周后被释放。

另外上述提到的“一人一信救香港”活动由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先生发起，黎在另一则推文指出，「我们（《苹果日报》）发起一人一信救香港活动。香港人、美国人与全球公民，请写信给川普，争取他对我们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支持。」

这封致美国总统川普的英文请愿信中强调，川普是全世界少数敢对抗中国的外国元首，而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若落入中国控制，包含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国家都会蒙受巨大损失，希望川普公开支持香港，并透过外交管道维护香港自由。民众如果欲为香港争取川普关注，可至白宫网站连署；或在川普最常使用的社群平台推特上，上传或转推香港《苹果》推特帐户上的请愿书贴文，并标注「#TrumpSavesHK」和「@realDonaldTrump」，最能引起川普注意。

【民生观察2020年4月8日消息】2020年4月7日，重庆维权人士赵亮、蔡邦英等8人前往北京反映各自诉求，被天安门警察拦截盘问，后被带往东城区东华门派出所接受询问，当天下午2点多钟8人陆续获得自由。

据悉，2020年4月7日上午11点20分，重庆维权人士赵亮、蔡邦英、向华平、陈长海、黎晓蓉、胡文娟、周开会等在北京被天安门警察带上警车，后被带到东华门派出所审讯，约中午1：30分由派出所警察开车，把他们送进北京马家楼服务中心关押。

据蔡邦英讲，在东华门派出所里，胡文娟差点就被北京高家场46一3号（重庆驻京办）工作人员陷害，之前在派出所经北京警察多次测试体温都是35度左右，最高36.1度，而驻京办工作人员在对胡文娟测试体温后却多次说，胡文娟体温37.1度至37.3度，明显有意图。而上次殴打胡桂琴的那个警察对赵亮非常凶恶，强行要赵亮面向墙壁思过，对其强行搜身，并强行要赵亮脱掉衣服。这时旁边有个警察说：“这里是北京，不是重庆。”

当天下午约2点多钟，上述8人被重庆驻京办人员从派出所里接出，带上车后开到一个叫草桥的公交车站里，便扔下他们后开车离开。

目前几人都已获得自由。

据民生观察报道，3月16日，“长沙富能案”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三名被羁押的公益人士及其家属所委托的6名律师，同日分别遭致长沙市司法局约谈告知，解除律师委托代理。长沙司法部门此举显然剥夺了当事人及其家属自主委托律师代理的权利，而意欲通过司法部门指定律师来代理该案的辩护。

“长沙富能案”中被拘押的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议题。程渊更是资深的公益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及艾滋病歧视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性䜣讼。他们三人于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刑拘，在被羁押一个多月后于8月26日被长沙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后经长沙国家安全局数次违法延长侦查期限，至2020年3月25日，为最近一次延长侦查期限即将到期。三公益人士自刑拘至今未能见到律师。程渊妻子施明磊也受株连，被以同样罪名监视居住，身份证件被没收、银行账户被查封。程渊的哥哥因为在推特上质疑此案而被警方两度传唤。依照司法程序，

长沙富能案三被羁押的公益人士家属，在得知三人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的消息后，于第一时间，根据当事人本人的要求，为三人聘请了辩护律师，各辩护律师也在第一时间将办案的委托手续交给办案机关即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但是，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假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律师会见当事人需经办案机关批准的规定，将会见“需要经办案机关批准”变成了“一律不允许会见”，而且非法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律师可以和自己当事人通信、电话的权利，致使三当事人的六位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始终不能履行辩护职责。

2020年3月16日，在长沙的各辩护律师突然接到长沙市司法局的约谈，声称三当事人已经解除与所有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的委托，另行委托律师。

为此，三名公益人士家属对长沙司法局解聘委托律师提出质疑：三当事人所谓的解除家属所委托的律师，并不是三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是办案机关肆意剥夺三当事人受辩护权的恶行。理由如下：

1、三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家属都是依据办案人员传达的当事人自己的要求或事前谈话明确的意思表达进行聘请的，在律师一直没有正式能够开展辩护工作之前，三当事人又突然一致解除原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如果不是办案单位假传当事人的意思的话，显然是因为他们遭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威胁或者逼迫。

2、所有的辩护律师完全没有机会开展辩护工作，连最基本的会见也从未能完成，三位当事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来作出对辩护律师工作能力的判别，从而重新作出委托辩护律师的决定。

3、纵然当事人认为需要解除原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也完全可以通过办案人员向当事人的家属传达，或直接向受委托的辩护律师传达，并出具当事人自己签署的解除委托说明，而非通过律师的律政主管部门即长沙市司法局以对辩护律师进行约谈甚至威胁的方式，要求原辩护律师不得再履行其与家属签订的辩护合同中所约定的义务。

4、三位当事人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局看守所，是分别单独羁押的，完全不可能有机会会面，更无可能会一起商谈约定。但是，他们三人却都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个时间解除自己要求家属所委托的辩护律师，这显然是三人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都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和逼迫。

家属并发表声明：

1、我们绝不接受任何官方指派的辩护律师，即使当事人自己真的意愿需要变更辩护律师，也必须由我们家属自己来委托，而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指派。

2、我们也绝不接受任何所谓的法律援助律师，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并非无法支付辩护律师的律师费，根本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法律援助”。

3、任何非经我们家属认可，只是根据官方的指派而参与三人案件辩护的任何律师，即使持有所谓三当事人自己签署的“委托书”，我们也只视为该委托是在被严重威胁和逼迫情形下签署的，而非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

4、鉴于此，任何未经与家属沟通而秘密参与此案辩护的律师，我们全体家属将不惜以一切手段，暴露他们丑陋的恶行并使他们得到应有的惩处！

长沙富能案中三公益人士家属委托律师被司法局以当事人名义解除委托之事，这在近年中国司法中并不鲜见。可以说几乎所有因公益或批评时政或捍卫人权而被当局拘押的人士，均遭致过办案机构纠合司法部门出面阻止委托律师及解聘家属委托的律师的情况，有的被委托的律师甚至几次三番遭致司法部门的威胁、警告直至取缔执业资格。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已经将剥夺公益人士、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自主委托律师辩护权当作了构陷迫害的常规手段。

中共当局这种公然剥夺长沙富能案三公益人士自主委托律师权利的行径，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违反《刑诉法》“被告人有权委托两名以下律师为自己进行辩护”的规定。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长沙司法部门立刻停止侵犯长沙富能案三公益人士及其家属自主委托律师的权利，立刻依法保障三公益人士的律师会见权。

民生观察 2020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