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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说起

（一）被误解的种族歧视

今天笔者尝试来谈谈一个敏感话题：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是真实普遍的吗？

在各种社交媒体，几乎都有网友不辞辛劳地发布有关黑人的图片和视频，不外乎个别黑人说中国女孩是“easy girl”，炫耀在床上搞定了多少中国女孩，或者是黑人成功牵手穿着白色婚纱的中国女孩，抑或是黑人在地铁这类公共场所各种嚣张跋扈。

面对这些照片和视频的撩拨，在跟帖的评论中，大概率都有“黑鬼”如何如何，如果只看这些内容，你会想当然认为中国人种族歧视很深，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表现有欺骗性。

笔者以为，中国人这种侮辱性的种族歧视话语，彰显的不是自己的优越感，而是屈辱感，是对政府所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的愤愤不平，是对这种违反基本政治伦理的政策伤害自己却无力改变的愤懑，而屈辱愤懑是需要发泄出口的，而且这种歧视带有一定程度的防守性，是对异种入侵威胁的应激反应，下意识的试图通过贬低“他者”来隔离对方，通过蔑视性评价给自己种群的女性与之接触设置一层障碍，以降低跨种群通婚的数量，将威胁控制在一定限度。

正因为这种歧视并非产生于内在的优越感，所以它也是很容易治愈的。只要国家走向正常，尊重基本政治伦理，人们能从公共政治生活中获得自尊，能以正当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不再被恣意地伤害尊严和损害利益，能理性地认清种族歧视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利弊权衡角度都是不可取的，以中国人普遍温和的性格，当能顺利克服之。

自春秋以降，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讲华夷之辨，但并不排斥以夏变夷。这足以证明华夏根底上还是一个文化而非种族共同体。一个世俗的族群，其实很难对其他种群产生很深的隔阂，偏见歧视只是理性不及的产物，而一个不具有正常公民权利的人很难理性。

而且我们都会有个经验性常识，人越卑微，在争执中就会越大声，肢体语言也会越夸张，而有份量的人说话会有一份静气，人们都会侧耳倾听。大多数人们只会关注到两者素质的高低并厌恶卑微者的呱噪，却没看到身份对话语权的加持。卑微的人没有资格优雅地说话，因为你小声说话没人能听见，而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人，必定卑微。

所以中国人这种泄愤式的歧视话语，我从中体会到的是一种无力感，一份无奈和愤懑，还有一份忧虑和恐惧。

实在的说，卑微的人也没有资本假装自己强大且宽容，否则被损着牙眼连疼痛你都喊不出声，你的生存境遇将愈发悲惨。有人可能会问，忧虑与恐惧还不至于吧？古语有履霜坚冰至叶落而知秋的说法，或许人多多少少有夸大威胁的倾向，而且政治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对威胁的感受越强烈，但国人此处对威胁的看法，笔者以为并非是全然虚构的，政府“全天候”的超国民待遇强化了这种受威胁意识。

（二）羞辱国人的超国民待遇

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不仅免收学费及各种杂费，而且每人每年还有10多万的生活补贴，这个数额足以碾压中国98%以上国民的收入。中金公司2022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口累计13.28亿，占总人口的94.8%。虽然98%这个数字是笔者估测的，但恐怕还是保守了。

在华的留学生们无一不生活的优游自在，而反观我们的孩子，学费杂费生活费都要依靠父母承担。官方信息显示，我们有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是符合正态分布的，想象一下，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的又会有多少人呢？在校大学生有多少孩子出自这些家庭呢？

这样家庭出来的男孩子，自负精神枷锁，何敢潇洒的恋爱呢？相对于那些出手阔绰住宿条件又特别优越的外国留学生，他们又如何去公平竞争呢？

何况一些高校还专为外国留学生推出一种学伴制度，以给予女学伴潜在的各种好处的方式，鼓励女生担任留学生的学伴，现实中虽然发生过留学生试图非礼女学伴的事件，但更多是玉成了女学伴与留学生的恋爱关系。

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客观效果却是将女生当作“和亲礼物”的学伴制度，无疑是对女生赤裸裸的物化。即便所有参与的女生都是自愿的，即便她们都对批评这种制度的人持敌视的态度，甚至诞生一种不屑一顾的莫名优越感，也无改于她们被物化的现实，这种有组织的作为也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校耻和国耻。

这种为留学生刻意制造的近水楼台的便利，又进一步让我们的男孩子处于竞争不利的位置。

笔者在2018年曾发起过一次公民行动，反对给予外国留学生超国民待遇，当时有49名律师，8名媒体人和作家及240多名公民参与联署，这份公民意见书传播甚广，两次被公众号转载阅读超过10万，其中一次是多年专注于促进女性权益的冯媛教授转发的。一个文本，能两次被转载阅读超过10万，它必定是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共鸣。

除此以外，笔者当时还向教育部、财政部和山东省政府申请公开如下信息：奖学金年度财政支出总额、享受奖学金的留学生人数以及奖学金的申请标准，但均未获回应。权力依旧傲慢地奉行着“不回应、不反省、不改变”的“三不”方针。此次公民行动虽然没起作用，但我个人仍然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当然这个不足挂齿。

笔者之所以对给予外国留学生超国民待遇耿耿于怀，乃是因为我将其视之为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国人的刻意羞辱和权利践踏，而且它的动机和想达成的目的，也让我一直困惑。这种政策无异于让我们的孩子在嫉妒与怨恨中成长：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天生低人一等？

这样如何培养平视外国人的心态？如何培养一种自信平等开放包容的现代公民意识？如何让他们从内心深处对国家怀有感情呢？

平等是启蒙时代以来最深入人心的价值追求，很多人可能无法体察自由所具备的中心性和本体性的价值，但几乎所有人都厌憎不平等，至少在感情上如此。

如此在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公开的对自己的国民进行歧视，在我有限的阅读和认知经验中，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无论一个人多么进步主义，恐怕也得承认一个事实：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是有族群依附属性的。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对昂撒文化可能的衰落忧心忡忡，其基本论据就在于西欧裔白人在美国人口数量的相对比例下降。

尽管笔者对亨廷顿身上那份通过学术包装但一不小心就会流露出的白人优越感有点厌恶，也将他在《文明冲突论》中所提出的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会联合反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前景视为无稽之谈，但我理解他在《我们是谁》中的忧虑。

笔者一直觉得，totalitarian国家的治理，内在的有一种破罐破摔的精神气质，有一份嬉皮士的玩世不恭，呈现出某种类似于癫痫症患者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从内部来看，各种荒唐荒诞荒谬的政策不断出现，从对外关系看，其往往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激进的世界主义之间快速横跳，而不是处在一种成熟理性的平衡状态。

世界各国，无一例外都优先保障自己国民的权益，因为是国民让渡部分权利组成政府，是国民在纳税供养政府的运转，正常的政治伦理是权力要追问来源并向来源负责，否则政治就不存在了。梁山上有座次有权斗但没有政治。

性是一种资源，对性资源的争夺几乎充斥了整个人类史，罗马城的奠基就来自于对萨宾女人的抢夺，罗马史将之作为一个开端性事件来回溯，已经蕴含了某种文明大幕开启的象征意义。女性生理上的柔弱，在性活动中的被动，导致在心理意义上就自然地成了被征服的对象，男人进而在文化意义上将性活动的征服意味进行了固化，成为了一种人类共通的文化母题，各国的文学作品都在佐证这一点。

上述观点乍一听似乎对女性有点冒犯，但实则有一部分来自于波伏娃。我只是在重述一个事实，并无价值判断在里头，我就只有一个女儿，我当然期待一个性别更平等，对女性更宽容的世界。在这里我之所以啰嗦这些笔墨，只是想说明一点，男人内心里都不愿意见到自己种群的女人跨种族跨信仰跨文化传统外嫁，如果种族和文化背景跨度越大，他会越难以释怀。这是一种普遍的感受，所有民族和种族均如此，没有例外，它深植于人性。因为在男人心里，习惯将与自己不同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视为“他者”，他者与自己，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对立并不一定导致现实中的冲突，对立首要的动机是将自己树立为主体，强化对自己种群身份的认同。自己种群女性的外嫁，他会觉得自己的姐妹或者他视为“姐妹”的人被“他者”征服了，他会莫名地感到一种屈辱感，一种连带的被征服感，甚至他会将之隐喻化，视为自己所属种群竞争力的失败，自己种群被“他者”压制的状态。

特别是当种族通婚性别不对等的时候，更会让男性感觉受伤害。比如在美国，亚裔与白人的通婚集中于白男亚女的模式，而白女亚男很少。当然这与白人身材高大的生理优势有关，但更与亚女渴望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有关。从个体趋利避害来说，亚女的选择本身也体现了一种理性，也是个体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是如果否认这种现象会给亚男带来内心的隐痛，也实属掩耳盗铃。

男人的这种心态如果仅仅以狭隘来看待，把它蔑视性地仅仅视作一个有待治愈的病态心理，那除了能满足个别人的某种智识的优越感外，于群体心理并不能改变什么。实则这种心态并非专属于华人。“外国人正是通过女人，力图将一个地区的灵魂据为己有”，“歌德被阿尔萨斯的女人爱上，在德国人看来是阿尔萨斯并入德国的象征”（见《第二性》）。能说这种心态是健康的吗？但它就是普遍存在着。当今这个世界对跨种族通婚更宽容是事实，但群体心理并不会轻易改变。当不断有洋人在社交媒体呼召他的同胞来大陆猎艳，说此地人傻钱多女孩容易上，一个中国人如果对此完全无感，甚至对引致这种后果的超国民待遇置若罔闻，我并不认为他更宽容更值得尊重。

当一个种群的女性单向输出，必然意味着这个种群的持续萎缩，意味着这个种群行走在被淘汰的路上，这也会挫折这个种群男性的自尊，而一个种群男性的自尊对该种群的存续是基础性的，男性的自暴自弃和自卑对一个种群的瓦解是致命的。自有文明以来，上至苏美尔人、古埃及人、亚述人下到中国契丹人、党项人，有多少种群已经邈焉难寻。不幸的是，现实中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在直接或间接地瓦解中国男性的的自尊，当然我们的女性被当作“和亲礼物”进行物化时，更是遭遇人格凌辱，但有一些女孩却骄傲地指责中国男人嫉妒。本来很简单的道理，自主跨种族恋爱是一回事，被权力当作礼物是另一码事。当然我坚决反对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些女孩。

如果一个男人不浑浑噩噩，这种自己种群的女人单向输出的状态，必然会让他感到内心的苦涩。但是如果一个人感受到苦涩却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苦涩对他的伤害将尤其严重。

人不像蚂蚁一样，只是一个生理性的存在，人是一种历史文化文明的建构者，西班牙人殖民南美，杀死印第安男人，占有印第安的女人，生下混血的西班牙裔后代。单从遗传学上来说，混血的后代有一半的印第安血统，可这些混血的后代会认印第安人是祖先吗？那些幸存下来的印第安人看到这些混血的后代身体里流淌着自己种群一半的血统，会感到骄傲吗？

现代文明奠基于个体主义的权利观，没有以尊重个体消极自由为核心的权利观念，就没有现代文明。婚姻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从个体来说，一个人想嫁给谁，嫁给哪国人，嫁给哪个种族的人，都是她的权利。但一个正常的国家，永远不会主动鼓励跨种族通婚，原因无它，国家是一个建构性的存在，它的文化特征，它的稳定，它的凝聚力，国民对它的认同感，是与一个主导型的族群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既有的族群生态联系在一起的，原有的族群生态是经历了长期的磨合过程才形成的。现代国家的制度建构固然追求一种价值中立性，以此涵容多元价值的共存。但只有国际主义精神病才会刻意引进他者搅扰既有的族群生态。

像白罗斯那样将本国美女视为“国宝”，视为“战略资源”进行“出口管制”当然是极端的。但一个正常的国家肯定不会处心积虑为外国人创造机会来接近自己的女孩，如果该国同时存在男多女少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那就更加不可思议。设若在一个民主政体内，这种有辱国格对自己女孩物化，故意羞辱该国男性的行为，不知道会引起多么剧烈的抗议。但在此地，却只有冷嘲和喟叹。

（三）突破法律平等适用原则的超国民待遇强化了洋人在性资源竞争中的优势

东亚社会现在流行所谓“草食男”和“宅男”，这两类人在男女情感上都表现的比较清心寡欲，不积极不主动，对爱情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缺乏这个年龄段本应具有的活力，给人一种荷尔蒙分泌不足的感觉。这可能是一种后现代的症候，而我们的孩子尚未充分享受现代化就提前展现出了这种病症。

这种症候可能也与东亚人普遍内敛的性格有关，东亚男性与女性交往大多是温文尔雅的，如果想追求对方，往往经历长时段的情感铺垫。往好了说这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往坏了说就是谨慎胆小。

相较于我们的男孩子，那些洋人更有野性，特别是那些来自于非洲的小哥，看上去个个都是满满的荷尔蒙气息，仿佛随时要炸裂一样。他们的行为一般比较狂放，较少受道德和规则的束缚，较少遗留那种成熟文明对人的规训洗礼的痕迹，较少在意别人异样眼光的凝视，心理素质超好。在性资源竞争中，这都是优势。

而我们国家所给予他们的全方位无死角的超国民待遇，更加强化了他们的竞争优势。这种超国民待遇并未停留在单纯的经济补贴层次，而是早就突破了法律的平等适用原则。他们享受的这些超国民待遇，自然会让他们在大陆滋生一种特权意识，让他们有俯视甚至鄙夷国人的心态。如此荒唐非理性的政策，竟然一直得不到纠正，这个族群的男人也的确配得上被鄙夷被蔑视。

对在华洋人，面对他们的违法甚至犯罪，公检法有默契地践行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对违法和轻微的犯罪不予惩戒。这里没有任何夸张，完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种法律适用层面的纵容，也在激发一些人的侵略性和动物性，有的已经造成严重后果。

2021年宁波工程学院已婚外教沙迪德·阿布杜梅纠缠女生小陈，纠缠不成竟然残忍地将之杀害，在受害人身上脸上砍了数十刀。对于这样一个恶性案件，觐州公安分局在抓获犯罪分子后，在没有调查清楚时，竟然单方面采信犯罪分子的说法对外通报“因感情纠纷行凶”。

为了降低案件的关注度，为了减轻舆论对学校和警方责任的追问，甚至可能想为未来的轻判作铺垫，竟然不惜对一个再也无法澄清的死者，一个毫无过错的花季少女进行泼污。可以说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和羞耻感。

随着案件的进展，后来透露的信息显示，面对犯罪分子的骚扰纠缠，品行端正的小陈曾经向学校举报，也曾经报警。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学校和警方也没有对犯罪分子进行惩戒。这种多方纵容包庇最终导致惨案的发生。

任何民族种族都有残忍的犯罪分子，杀人毕竟是个案，笔者完全无意通过个案来给特定种族贴标签，我之所以不惜笔墨来提及这个案件，是让世人看清这种突破了法律平等适用原则的超国民待遇，在现实层面会引致多么严重的恶果。

杀人这种惨案当然是个案，并无代表性，但洋人在公共场合调戏骚扰欺辱女性的治安案件不断，却也是事实。我同样认为根源不在于特定的种族，而是大陆全方位的超国民待遇所致。

就在这几天，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一位黑人留学生众目睽睽之下，在公共食堂一楼对着筷子笼撒尿，有人证有视频，后来学校辟谣说非洲小哥并没有真尿到筷子上。而且据传第一时间就把发布视频的同学雷厉风行地给处分了。黑人小哥此种行为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很高。

同样就在最近几天，社交媒体爆出，广东清远一名黑人在一家便利店内调戏非礼一名女生，当地派出所的回复是“证据不足正在调查”，而便利店内明明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也有人证。

今年3月份在西安人潮涌动的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黑人竟然一路尾随骚扰一个女孩，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2022年，一名巴基斯坦裔的留学生追打交警的图片一时也传的沸沸扬扬。

至于在地铁上，一两个黑人就可以霸占车厢车座的照片，更是不断出现在社交媒体上。

现在大陆社交媒体流行一句话，“千万不要招惹洋人,因为他们背后有你强大的祖国”。这句让人五味杂陈的话能流行起来，本身也证明了一种现实。

上述这些有侵略性的，带有侮辱性的行为，诸位细想一下，到底是因为适用法律的纵容还是因为种族的原因呢？

笔者一再强调勿要种族歧视，并非出于一种政治正确的虚伪，而是认为它既是不道德的，也是愚蠢的，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本身也是被歧视的对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说，国人有什么资格歧视黑人呢？人家穷是穷了点，但在其国内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更被当作人来对待，人家在你的祖国被待若上宾，本身就是人家在自己国内享有政治权利的副产物。人家懒是懒了点，但你这勤快的，省吃俭用也不过购买了一套70年产权的房屋，欠了一屁股的债务。一株没有政治权利的韭菜，它的勤奋不过是挣扎着多长几茬，方便被收割而已。

（四）黑人为何成了我们发泄不满的对象？

众所周知，黑人不是超国民待遇政策的制定者，也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如果理性的看，对黑人的歧视没有道理，为何黑人成了中国人发泄不满的对象呢？我认为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政府以高额补贴引进的留学生中，黑人占比高。非洲国家普遍贫穷，一些国家连温饱都无法保证。来大陆留学顷刻间就成为高收入群体，一人来华甚至可以改善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有这种不付代价的好事，谁不想来呢？黑人来得多，自然就格外扎眼。

第二，黑人国家的历史都比较短，在白人殖民时代之前，非洲基本上处于部落时期，客观地说文明还处于较低的层次。二战之后殖民体系崩溃，非洲掀起了独立浪潮，但并无形成成熟的民族国家，很多国家内部仍然部落林立，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正如笔者在前面分析的，这就使得黑人并未经历成熟文明的洗礼与规训，还比较原生态，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比较自我。优点是心态好，按照渡边纯一的说法就是钝感力强，能对周围人异样目光的凝视免疫，没有入国问禁入乡随俗的那种小媳妇心态，有时会给人一种反客为主的感受，会给既有的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这就容易造成黑人与国人之间的摩擦，从而对他们形成一种不好的观感。

第三，因为非洲普遍比较贫穷，有些国家内战频仍，治安环境差，在非洲经商的华人经常性成为被劫掠的目标，今年3月份，9名手无寸铁的华人在非洲被内战一方雇佣的瓦格纳佣军以行刑方式虐杀，财产遭到劫掠，至今也未见行凶者受到惩处。最近这几年，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洲已经发生多起针对华人的商铺纵火案，不仅劫财而且杀人，因为案件发生频率高，在此不一一列举。华人成为非洲人劫掠的主要目标，在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理性权衡的结果，因为洗劫华人一般不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会给国人有一种我待你如上宾，你视我如仇寇的感受。

（五）反对超国民待遇的正确姿势

反对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有正当性。但是要想纠正这一政策，或许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不排除直到一场宏大葬礼的到来。

从实体上来说，我们反对给予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不是反对这些洋人享有而我们尚不享有的正当权利，比如在刑事和行政案中每个人本应当享有的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我们无意把洋人拉低到和我们相同的权利贫困的境遇中，以求得一种更低层次的平等。但涉及到税收的处分，我们作为纳税人自然享有优先受益权，而且从政治伦理角度讲应当有决定权。

正如笔者在《反对给予外国留学生超国民待遇》法律意见书中所特意点明的，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不反对国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对更贫穷的国家提供援助.

我们也不反对全球一体化的愿景，也乐见国与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与人际流动。但同时笔者也主张扎紧篱笆，对于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应当遣返。

我们反对的是对自己国民基本权利的无视，同时又给予外国人种种特权，而且这些特权从政治伦理和基本法律来审视都是不正当的，在其他国家也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的反对必须保持一种基本的政治正确，愤懑固然可以理解，但种族歧视要不得，针对拟议中的外国人永居条例，笔者在2020年曾写过一篇文章《不掺杂种族歧视话语，我们的反对将更有力量》，我在文章中提及，要警惕种族歧视的表达，这不只是狡黠的策略，而是它确实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伦理，如果突破它，没有谁是真正受益的。种族歧视，会让我们处于道德洼地，即便是正当的诉求都会变得可疑，而且恣意呈口舌之快徒然会增加种族仇恨和隔阂。

在我们反对的过程中，不要让愤懑压倒理性，不要一切以结果导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要将反对奠基于正当的政治伦理之上，时刻以合法性与正当性来审查自己的言行，把反对的过程视为一次权利意识培育的机会，一次启蒙与自我启蒙的契机。

我们不要排外，一排外我们就输了，不排外并不妨碍守护我们珍视的权益，而且唯有如此，我们的反对才能保持一种张弛有度的状态，才会被认为是理性的。另外我们要切记，我们言说的对象是政府而非洋人，如果对象搞错了，极容易堕入丑陋的排外主义。

总之，我希望我们在反对的过程中，让世人看到我们是一群有正当权利意识的公民，意志坚定但同时又是高度理性和文明的，言行也是审慎节制的。

2023年6月21日

—我们全家人的控诉

控诉人：汪小燚，男，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1999年入伍，空15军44师司训大队战士。
控诉人：罗玉英（汪小燚母亲）四川省南部县人，身份证号码512922195605070047，联系燚电话18086915868。
控诉人：汪元培（汪小燚父亲）四川省南部县人，身份证号码512922195407260034，联系电话18086915868。

一、请求事项：请求调查处理“汪小燚问题”

二、事实及理由：

（一）汪小燚被部队错误关押、除名，关押期间遭受虐待，发高烧未及时救治，导致左肾坏死、精神失常，南部县武装部、南部县地方政府未接收汪小燚除名。在此情况下，部队与汪小燚父母单独协商，书面承诺给汪小燚治病和办退伍手续。在汪小燚的父母接收汪小燚人和档案后，出尔反尔既不治病也不办退伍手续。（相关事实见第一组证据）

1、汪小燚，男，生于1981年12月16日，四川省南部县人，1999年入伍，服役于空15军44师司机训练大队（95964部队）。2001年6月27日下午，汪小燚因外婆去世请假回家顶撞了领导（营教导员赵玉民批了其他两个同龄兵半个月事假而不批汪小燚的三天丧假，汪小燚说教导员带兵不公，教导员大怒打了汪小燚两耳光）汪小燚给上级首长打电话反映情况，还未通话就被控制关押。头三天三夜被扒光衣裤鞋袜，双手铐在窗上，站立窗前任由蚊子叮咬。因难以忍受非人折磨而哭喊被守卫士兵暴打。关押期间属高温时节未得到食品、饮水，高烧昏迷到第四天才苏醒，要求枪毙算了，看管的人才送来水和饭，搬来一架铁床，将汪小燚单铐在铁床上。《纪律条令》第七十六条规定：当违反纪律的军人处于伤病严重时，应当先行照管或者治疗，再行处理。但司训大队不对汪小燚及时进行治疗，在高温酷暑蚊子叮咬中连续关押16天后，上双铐押进600多人的除名大会，以原已作了严重警告处理的“外出上网”为由宣布对汪小燚除名，立即押上车，遣送原藉。途中火车上，押送人员牛海欣、钞俊锋不顾汪小燚发高烧的实际情况，将其铐在餐车上。到南部县后在一个名叫“百草堂”的个体诊所开药在蓝天宾馆给汪输液退烧，连续几天不见好转，于2001年7月23日才将汪小燚带到南部县人民医院门诊检查。B超透视：左肾缩小并肾孟积气，

2、南部县武装部、南部县地方政府因汪小燚病情严重，除名处分事实不清、处分材料不齐而拒绝接收汪小燚除名。在此情况下部队与汪小燚父母单独协商，书面承诺给汪小燚治病和办退伍手续。司训大队政委韩少剑代表部队要汪小燚父母（父汪元培、母罗玉英）收下汪小燚，如果不收，部队就将汪小燚交到沙阳农场劳改，如果收下汪小燚，则不作除名处理，而作退伍处理。2001年7月31日，司训大队政委韩少剑和政工干事王涛当场代表部队书面承诺给汪小燚办理退伍手续，其内容为：“汪小燚父母，鉴于各种客观原因，我们年底给汪小燚办理有关退伍手续，望家长配合并放心。”

3、2001年7月31日，司训大队政委韩少剑和政工干事王涛将汪小燚本人、部队给汪小燚办理退伍手续的书面承诺、汪小燚挡案、2000元治疗费一并交给了汪小燚的父母。同时要求南部县武装部出具了证明。其内容为：“兹有你部战士汪小燚经部队与其父母协商、同意接收”。其中“协商”二字后面是顿号，然后是“同意接收”四个字，证明了是部队与汪小燚父母协商后，汪小燚父母同意接收了汪小燚。

4、南部县政府县武装部当时不接收汪小燚，而我们作为父母接收汪小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我们当时看到汪小燚很害怕，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军法，司训大队政委韩少剑当时代表部队找我们谈话，说汪小燚已被军部除名，这是最轻的处理，如果我们收下汪小燚，则不作除名处理，而作退伍处理。第二，韩少剑讲汪小燚有肾病，是先天性的，部队医院已作了结论，但部队仍要给汪小燚治疗，对此，汪小燚父母提出质疑并与之激烈争执。当时汪小燚被部队控制，我们不能单独和汪小燚见面，只知道一直在宾馆和医院输液。我们之所以收下汪小燚，是急于要弄清楚到底有些什么病，是不是先天性，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三，部队已书面承诺对汪小燚不作除名而作退伍处理，并有书面凭据。

5、韩少剑等人代表部队将汪小燚本人及挡案、办理退伍手续的书面承诺和2000元治疗费交给汪小燚后父母后离开了南部县后。2001年11月、12月，汪小燚父亲汪元培两次到部队，部队却以汪小燚已经除名、病是先天性的为由出尔反尔既不治病，也不办退伍手续。

6、汪小燚左肾坏死、精神失常是部队造成的，应由部队负责治疗。汪小燚入伍时，经过了严格的体检，入伍后三个月部队又进行了复查，证明汪小燚入伍前身体健康，到部队服役至关押除名前，汪小燚没生过病。2004年初，空15军对汪小燚问题进行调查，其调查资料中，证人“在我们连队时没有看过病”的证言可以证明汪小燚在除名关押前的身体没病。

部队为掩盖汪小燚在关押期间遭受虐待、发高烧未及时救治导致左肾坏死、精神失常的事实，称：“在部队、汪家均在场的情况下，2001年7月23日经南部县人民医院和2001年7月26日成都空军医院诊断，两家医院诊断结论一致，确认汪小燚左肾委缩是先天性的与部队无关”。这是无中生有的谎言，且一直不敢把证据拿出来质证。事实上，南部县人民医院讫今为止从未出具过汪小燚左肾先天性发育不良的检查报告或诊断报告，而是在2001年7月23日通过B超透视出汪小燚“左肾轮廓模糊不清，约7.5CM×4.2CM大，查见肾孟不规则暗区，左肾缩小并肾孟轻度积气”。当天，用医务证明建议转入上级医院检查治疗。南部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2009年2月17日南信联办（2009）5号《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事项的有关情况报告》也证明了南部县人民医院2001年7月23日的诊断结论并没有部队所说的“先天性发育不良”。2002年10月11日，成都空军452医院对汪小燚进行B超、CT等检查后是“建议进一步检查”。空15军（2004）司军字第11号《关于汪小燚问题重新调查情况》称汪小燚在关押期间没生病。但其相关调查材料中五连连长钞俊锋等调查笔录、汪小燚的书面检讨可证明汪小燚关押期间在生病发高烧。

2001年10月11日、2002年4月9日、4月16日华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通过核医学等多种科学手段诊断确认汪小燚是因患肾小球肾炎未及时治疗导致左肾病变性缩小，肾功能重度受损，右肾功能代偿性增高。南充市通正司法鉴定中心南通司鉴（2002）临鉴26号《法医学鉴定书》和南通司鉴（2002）精鉴27号《精神病鉴定书》确认：“左肾萎缩，右肾功能代偿性增高，肾功能重度受损考虑由急性肾小球肾炎所致，其在行政看管期间气温高，进水少、疾病未得到及时治疗是促成上述损伤的重要因素”。“目前患有延迟性心因反映之精神障碍，该病的发生、发展与其在部队所受处分、行政看管、除名所致的心理创伤及左肾萎缩所致的心理压力密失切相关”。

7、汪小燚除名存在重大错误，应当撤销除名处分。办理相关复员退伍手续。事实及理由如下：

（1）事实不清。部队对汪小燚行政看管、除名的依据是“6月2日发了津贴后到地方网吧上网三天”。汪小燚挡案资料、南部县武装部2002年4月17日给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的《关于未接收汪小燚除名的复函》均证实汪小燚累计上网只有11天而不是18天。最后一次上网是6月2日，此问题已在6月9日进行了严重警告，汪小燚档案资料中没有6月2日之后有违纪违规的事实。《纪律条令》第五十四条规定：对一次处理的一种或者多种违纪行为只能给予一次处分。因而，上网的问题已给予了严重警告，不应再作为行政看管、除名的依据。

空15军为欺骗上级，掩盖行政看管、除名中存在的问题，于2004年2月16日以（2004）司军字第11号《关于汪小燚问题重新调查情况》称：对汪小燚行政看管和除名都是因汪小燚2001年6月26日外出上网三天。但自相矛盾的是，部队档案中《行政看管审批表》上列明的行政看管事由是：“6月2日发了津贴后，该同志到地方网吧上网三天。”而并不是6月26日外出上网三天。况且汪小燚6月27日已被关押，何来6月26日外出上网三天？

（2）程序不合规，没有规定的书证要件。《纪律条令》第六十条规定：处分决定必须填写《处分登记（报告）表》。将《处分登记（报告）表》、处分通令以及其他有关的处分材料归入本人档案。但汪小燚的档案中没有除名的任何书面材料。显然，对汪小燚除名未经层层调查核实和审批。

（3）部队未将汪小燚公对公移交地方，汪小燚挡案至今仍在汪家。2002年4月17日，南部县武装部给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的《关于未接收汪小燚除名的复函》、南部县民政局2002年9月2日《关于对汪小燚除名处理及病情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南部县人民政府2008年8月4日《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事项有关问题的函》、南部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2009年2月17日以南信联办（2009）5号《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事项的有关情况报告》均证明部队将汪小燚人和挡案交给了汪小燚父母，至今未对公移交地方。

8、汪家对部队所作所为不服，向成都军事法院提起了诉讼，部队派出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到军事法院通过军队系统协调，把案子压了下来，向南部县政府、南部县武装部提出协商处理问题。

（二）2004年6月，部队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与汪小燚父母在湖北省广水市协商处理汪小燚问题，形成阴阳两个文件。一是决定给汪小燚办理办理复员手续手续的《“6.12公函”》。二是用来对付上级的《关于一次性处理汪小燚及其父母汪元培、罗玉瑛请求解决有关问题的协议书》即《“6.12协议”》。在汪家人在《“6.12协议”》上签字后，部队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对《“6.12协议”》进行了两地违法公证之后，部队故伎重演再次出尔反尔，不和汪家人联系，更不要说兑现。2004年7月28日，由空44师牵头，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以《关于处理汪小燚问题的情况报告》蒙骗上级说汪小燚问题已经处理完毕，处理的内容就是《“6.12协议”》的条款。汪家人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请求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敦促部队兑现，却被敷衍推逶，被迫于2004年10月开始上访。但上级领导机关以部队和南部县政府已经把问题处理完了为由不接访。在这种情况下，南部县政府不但不敦促部队兑现，反而和部队一起拦截汪家上访，共同蒙骗上级说汪小燚问题已经处理兑现完毕，上访是无理取闹。动用警力对汪家打击迫害，揑造“汪小燚犯了强奸罪正在通辑”的谣言，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汪家人非法关押、拘留、毒打、劳教、抄家，抄光不留锅碗瓢盆。为辩明《“6.12协议”》签字及并未兑现的真相，我们遭受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受尽了人间屈辱，过着非人的日子。至今，处理汪小燚问题的阴、阳两个文件即《“6.12公函”》、《“6.12协议”》都未兑现。如果认为上访是错误的，那就只能推断为部队永远不兑现，汪家也永远不能向上级反映情况。（相关事实见第二组证据）

1、2004年6月5日-12日，空44师及司训大队、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与汪小燚父母在湖北省广水市协商处理汪小燚问题。协商结果是：由部队给汪小燚办伤残和退伍手续；给汪家经济补偿15万元，部队立即派人到南部县将钱款一次性付给汪家；立即启动办证程序，送汪小燚到部队医院形成病历挡案，收回汪小燚的部队人事挡案将汪小燚正式移交地方。另由南部县政府给汪家2万元，其中退伍安置费1万元救助1万元。部队以空15军军部原已对汪小燚问题作了结论并上报了空司总部，连军委领导都知道，这次处理问题的结果也要上报总部，因而不能将办伤残和退伍手续的内容列入协议为由，搞了阴阳两个文本：一是决定给汪小燚办理伤残和退伍手续的《“6.12公函”》其内容为：“待收到南部县人民政府《关于给汪小燚办理复员手续的函》后，部队将按建议函的内容，给予办理有关复员手续”。并当场宣读、验看。二是用来对付上级的是《“6.12协议”》，没有办退伍证的内容，办伤残没有责任义务，经济补偿15万元文字表述为“救助金”。整个协议没有履行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部队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异口同声的反复说这是报上级的，不需要这么具体，更不能将将办伤残和退伍手续的内容列进去，不管协议内容对你们有利无利都不能作任何修改，以“一个字都不能改，要修改协议，汪小燚问题就不解决，马上就走人”进行威逼恐吓，同时信誓旦旦的保证给汪小燚办好伤残和退伍手续。要我们相信组织，相信部队，相信政府。。汪小燚父母正是在部队、政府信誓旦旦的保证，相信部队决定给汪小燚办理有关复员手续的《“6.12公函”》的基础上在《“6.12协议”》上签了字。

2、这次到部队处理汪小燚问题，政府拨了2万元专款（包括汪小燚父母在内），南部县工作组（南部县人武部政委冯祥权、副县长祝琳信、访局副局长张黎民）却不准汪小燚父母同行，工作组成员带着丈夫（老婆）随行，到湖北广水后由部队接待住宾馆吃宴席，汪小燚父母到部队后安排住营房，吃饭有一顿没一顿，《“6.12协议”》签字后工作组成员及其亲属立即从汪小燚父母视线中消失，事后得知是部队用公款陪同旅游去了。汪小燚父母无人问津，，汪小燚父亲汪元培返回四川途中在随州火车站遭暴力伤害，向工作组求救全部是关机。工作组在花费了部队的接待费用、独享政府2万元拨款之后，回南部县后又报了差旅费。

3、《“6.12协议”》签字后，部队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将用来报上级的《“6.12协议”》以假作真在四川南部县、湖北广水市两地违法公证。其中南部县的公证由祝琳、张黎民出面布置，明知汪小燚是司法鉴定确认的精神病患者一直在治疗，不能识别自己的行为后果，未移交地方无户口无身份证明，未参与解决问题的现场协商，不了解协商结果及《“6.12协议”》的签字过程，。却昧着良心背着汪小燚父母给汪小燚一包烟50元钱引诱汪小燚在《“6.12协议”》上签字，以政府的名义要求南部县公证处越过公证程序对《“6.12协议”》违法公证，为换取其女儿到部队当兵和丧尽天良的“政绩”，祝琳亲自出马，将南部县公证处的违法公证拿到湖北广水进行违法公证，让骗签的《“6.12协议”》和进一步蒙骗中央加双保险。之后一直不将公证之事告之汪小燚父母，而汪小燚父母既是《“6.12协议”》当事人，也是汪小燚的监护人，违法公证4年后，好心人告诉我们公证一事，我们才知道，向公证处讨要公证书，只给了我们一份复印件。

4、《“6.12协议”》违法公证后，冯祥权、祝琳、张黎民对南部县县委县政府领导长期隐瞒了《“6.12协议”》签字真相。2004年7月28日，由空44师（95971部队）牵头，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以《关于处理汪小燚问题的情况报告》蒙骗上级说汪小燚问题已经处理完毕，处理的内容就是《“6.12协议”》的条款，只字不提应由南部县政府配合部队给汪小燚办理复员手续、只字不提《“6.12协议”》签字的前提是《“6.12公函”》、只字不提《“6.12协议”》公证违法的事实，只字不提《“6.12协议”》并未兑现的事实。

5、《“6.12协议”》签字并公证几个月后，部队一直不兑现。汪家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请求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敦促部队兑现，却被敷衍推逶，汪家一方面给汪小燚治病，一方面被迫于2004年10月开始上访，但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信访部门因受《“6.12协议”》及其公证书和《关于处理汪小燚问题的情况报告》的误导，以为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对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在这种情况下，南部县政府不但不依据相关文件、协议主动敦促部队兑现，以化解矛盾，反而动用警力截访，对汪家打击迫害，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汪家人非法关押、拘留、毒打、劳教、抄家，抄光不留锅碗瓢盆。使汪家人身体和精神遭受了严重摧残，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中：

（1）对汪小燚母亲罗玉英非法劳教。2006年2月，南部县公安局到总政治部信访窗口截访，将罗玉英抓回南部县看守所秘密关押达49天，逼罗玉英同意不再要求部队给汪小燚办理伤残证退伍证，在遭到拒绝后，遭到拒绝后，在罗玉英有陈旧性肺结核且属传染期不符合劳动教养条件，四川省女子劳教所拒绝接收罗玉英劳教的情况下，违反程序非法鉴定罗玉英没有疾病。报南充市劳教委对罗玉英处以劳教。罗玉英不服当即提起行政诉讼，一审现场释放了罗玉英，纵观南部县公安办的这个劳教案，事实不清，缺乏合法证据，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规错误。

（2）揑造“汪小燚犯了强奸罪正在通辑”的谣言误导中央军委有关部门。2005年8月，南部县公安局利用汪小燚与女朋友陈小琳的纠纷，以“汪小燚犯强奸罪在逃已通辑”误导中央军委有关部门，2006年2月25日，中央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办公厅、信访局在《关于罗玉瑛反映问题处理情况》中提到汪小燚因涉嫌强奸罪在逃正被追捕、通缉。而事实上，汪小燚一直在南部县，为什么要通辑？如果犯了强奸罪，为什么至今不抓人？此事应由南部县有关部门向被误导的部门澄清真相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结果。

（3）2006年4月11日，汪小燚父亲汪元培到南部县看守所探视罗玉英看守所工作人员暴力伤害。在登记时，值班室内一名看守所工作人员气势汹汹地吼问汪元培是干啥的，汪说是来探视罗玉英的，一听此话，此人突然从室内冲出来封住汪元培领口，摔倒在地拳打脚踢，当时，值班室内有几名狱警，现场还有两名武警，一直站在旁边，其中一人还拿着警棍，汪元培大声呼救，但无人制止，汪元培很快被打昏，醒来已在楼上的办公室。经诊断，汪头部脑震荡、脑冠状缝分裂，双脸及头部青紫、肿胀，软组织多处损伤，几个月双脸青紫、肿胀末消，至今头经常昏痛，天阴更甚，还在治疗中。在被打的第4天，南部县公安局作为这一暴力伤害案件的责任人、厉害关系人和案件的办案人，在治疗末终结、末作伤情鉴定的情况下结案，乱作结论，认定看守所人员谢双龙在“开车回看守所，在看守所院内与汪元培发生纠纷，谢双龙在纠纷过程中，将汪左眼打伤。”汪元培对结论不服，提出重新调查处理，但至今未有结果。

（三）汪小燚父母在部队信誓旦旦的承诺并立下书面字据后，为尽快给汪小燚治病，相信部队不会骗人，于2001年7月31日从部队手中收下了汪小燚人和挡案，2004年6月12日在《“6.12公函”》的基础上在用于报上级的《“6.12协议”》上签了字。当时都是以部队的书面承诺给汪小燚治病和办病残、退伍证为前提的，但部队两次都是出尔反尔，达到目的后至今什么都不兑现。令人难以相信人民军队会干出这样的事，但这是事实。到现在18年了，用来报上级的《“6.12协议”》内容并未履行，钱款15万元部队不付给汪家，也未“负责积极向上级主管机关和地方民政部门申报为汪小燚办理病残”。更不要说按《“6.12公函”》给汪小燚办理复员手续。到现在18年了，祝琳等人在处理汪小燚问题中弄虚作假，欺下瞒上、搞权钱交易等违法乱纪行并未得到追究。到现在18年了，我们得到的只有被折磨成肾坏死、精神病后又由部队交给其父母的汪小燚及其挡案，以及为辩明真相而遭受的身体和精神的严重摧残和巨大的经济损失。（相关事实见第三组证据）

1、2011年9月、2014年1月，南部县公证处、广水市公证处分别撤销了《“6.12协议”》的《公证书》，证明了公证事项的违法事实，宣告这个用来报上级的《“6.12协议”》及其公证事项自始无效。

2、部队作为兑现汪小燚问题的主动方，至今不兑现也不和我们取得联系，军、师、团都是电话不接，门不让进，不签收邮寄的信访材料。甚至在《“6.12协议”》的公证因违法被撤销后，部队还是认为《“6.12协议”》及其《公证书》有效，部队已按协议兑现完毕。我们认为这是不讲事实、不讲道理、不讲法律、以强欺弱的行为。

3、南部县政府、南部县武装部作为处理“汪小燚问题”的当事人、责任人。这些年来以问题属“三跨三分离”不属自身职权范围为由将应承担的责任、应履行的义务推诿的一干二净。南部县武装部明知部队军事法院、地方各级法院都不会立案、审理“汪小燚问题”，却推诿要我们去找法院走诉讼程序。南部县政府则由其下属滨江街道办在网上信访平台上胡说八道地乱答复，误导领导机关，甚至用黑白两道对付罗玉英上访。

一是多次用金钱买通北京黑恶势力对罗玉英暴力伤害、强行绑架回南部县。最近的一次是2022年8月16日，在北京燕郊火车站附近，南部县政府再次由滨江街道付款买通北京黑恶势力对罗玉英掐脖子、掰腿扭手腕，将罗玉英强行抬上长安面包车（车牌号：京J.MB131）连夜绑架回南部县。罗玉英反抗遭到暴力伤害，至今右手无法活动。

二是通过北京厂桥派出所多次在军委信访窗口外面的大街上，只针对罗玉英一个人进行盘问、搜包、拍照、查验身份证。但对在场其他众多的上访人员却不闻不问，甚至有人高声喊冤、砸门也不干涉。罗玉英是依法上访，并无过激言行。其中，2021年8月13日上午前来的是一男一女，其中女警的警号为20P135；2021年9月9日上午前来的是两个男警，其中一人警号为025278，另一人警号为024260。

党和政府历来讲实事求是，我们垦请有关领导机关受理此案，还真相于大白，促进问题的解决落实。

附：现暂交部分证据复印件，待本案受理后，再呈送全部证据。

第一组证据（共35页）
1、司训大队政委韩少剑、政工干事王涛2001年7月31日代表部队的书面承诺（共1页）
2、空44师副政委刘刚、军务科长杨广乐2003年3月21日代表部队的书面承诺（共1页）
3、南部县人民武装部2002年4月17日《关于未接收汪小燚除名的复函》（共3页）
4、南部县民政局2002年9月2日《关于对汪小燚除名处理及病情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共6页）
5、部队以外出上网为由对汪小燚严重警告后在没有新的违纪违规事实的情况下对其行政看管、除名的证明材料（共4页）
6、南部县人民医院2001年7月23日《B超报告单》（共1页）
7、南充市通正司法鉴定中心南通司鉴（2002）临鉴26号《法医学鉴定书》（共4页）
8、南充市通正司法鉴定中心南通司鉴（2002）精鉴27号《精神病鉴定书》（共5页）
9、南部县政府2008年8月4日《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事项有关问题的函》（共3页）
10、南部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2009年2月17日南信联办（2009）5号《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事项的有关情况报告》（共7页）

第二组证据（共12页）
1、95964部队2004年6月12日决定给汪小燚办理伤残和退伍手续的《“6.12公函”》（共1页）
2、2004年6月12“用来报上级”的《“6.12协议”》（共1页）
3、南部县政府2004年7月22日给95964部队的公函（共1页）
4、四川省南部县公证处2004年7月14日（2004）南证字第1005号《公证书》（共1页）
5、湖北省广水市公证处2004年7月24日（2004）广证字第333号《公证书》（共1页）
6、95971部队、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2004年7月28日《关于处理汪小燚问题的情况报告》（共6页）
7、95971部队2005年8月2日（2005）政函字第96号（共1页）

第三组证据（共17页）
1、四川省南部县公证处2011年9月21日（2011）南证撤字第002号（共2页）
2、湖北省广水市公证处2014年1月7日（2014）鄂广水撤字第1号（共2页）
3、95964部队2011年8月4日给南部县司法局的公函（2011）3号（共2页）
4、南部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2020年12月9日以南信联办函（2020）63号《关于化解罗玉英涉军信访案的函》（共2页）
5、南部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2020年12月16日的《情况说明》（共5页）
6、南部县人民政府2021年5月14日南府函（2021）37号《关于推动落实“6.12协议”化解罗玉英信访事项的函》（共2页）
7、南部县武装部2022年1月30日南武政〔信2022〕01号《关于罗玉瑛信访事件的回复》（共1页）
8、2022年8月16日，罗玉英遭北京黑恶势力暴力伤害、强行绑架回南部县涉及的长安面包车车牌号。

控诉人：汪小燚
罗玉英
汪元培
2022年9月9日

吴尊友阁下：

您可能不知道，在动笔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闭目打坐了半个时辰，反复以《圣经》上的一句话提醒自己：这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以便努力让自己怒气平息下来。因我无意单纯地谴责您，或者单纯地排遣我的愤怒，把自己放置于道德高地上，以收获一些掌声或者敬意。

我是希望这封信能真地引起您的共情，唤醒您的良知，把野心和欲望收敛一点，而不是觉得被冒犯心肠变得更硬。

您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您的言行与中国防疫政策的出台和改变有莫大的关联，我当然不会说政策是由您来决定的。但现代社会，行政决策都需要建基在一定的科学基础上，特别涉及疫情这类问题，政治可以赋予政策以不可质疑性，但无法证明其正当性，其正当性终究需要科学来证成。而您和您代表的单位的工作就是为行政决策提供信息支持的。一定意义上，您也处在了一个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重要位置，至少会间接影响数千万人的生计。基于政治现实，我当然也知道您和您代表的单位可能仅仅是一个背书者的角色，但背书本身就意味着责任。

俯身看看上海居民的遭际吧，俯身看看在核酸检测中的种种荒诞荒唐吧。以核酸检测为基础的健康码给百姓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精神负担，甚至诸多的人道灾难也与此脱不了干系，没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就无法出门无法就医，有多少人就die在了医院门口。您扪心自问，这一切与您和您代表的单位没有关系？行政决策时您有没有参与？面对执行环节的反智反科学反人道，您有过矫正的努力吗？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是您的变本加厉，看到的是您的扬波逐流，您作为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非但没有正本清源，让百姓了解这个病毒以降低人的恐慌，降低社会的防疫成本以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反而像个行走江湖游的医贩卖伪科学的观点，为了论证核酸筛查不能停，提出贻笑大方的所谓“间歇性排毒”说，说什么“有些感染者不是持续地向体外排出病毒，而是间隙性排出病毒，感染者在做核酸采样的那个时点刚好不排毒。”

排毒的本质是病毒的复制，只要病毒复制在进行，人体就在排毒，人的血液、呼吸、体液、粪便都可能含有病毒，不同病毒的排毒途径虽然有不同，但在每一个途径上，不可能有间歇性。单从核酸检测来说，是基于呼吸排毒来检测的，人的呼吸能够暂停？人的呼吸器官有对病毒的开关吗？​

您有没有觉得您是在信口开河？堂堂一个大国的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如此不负责任的反常识反科学论调，您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请不要小看您的这种装神弄鬼的后果。把病毒神秘化，客观上在协同塑造一种反智反科学的社会氛围，方便某些野心家将社会拉回到矇昧的丛林状态，届时几十年的改开成果或将被清零。

人生天地之间，虽然个体能力和人生际遇不同，但都对这个族群负有一定的道义责任，不作恶是最起码的要求。前几天的母亲节，看到有个说法我觉得很好，发给您共勉：不作恶是对母亲最大的孝。中国的贩夫走卒们虽然不能像您一样可以打着科学的名义口吐莲花，且有着高分贝的话语权，但他们生气了是会骂娘的，而且骂娘还真就不限于贩夫走卒，各类精英背地里也会，甚至大人物都会，不信看看庐山会议的记载。

拿骂娘来警示您可能有点上不来台面，但我实在不知道无神论者还有什么是真正敬畏的。我想对自己的母亲，每个人都应当是爱的吧。都不希望因自己而累及母亲一起被骂吧？当然一个人作恶，只应当由他自己来承担责任，这是最基本的现代法制观念，所以辱骂作恶者的母亲自然是不对的，但它又是必然会出现的。

您作为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借着这次世纪疫情，已经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历史，不要再心存更高的野心和欲望了，否则弄到千夫所指，等曲终人散您会后悔的。谁都知道核酸筛查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链条，看看那些核酸和疫苗公司的会计年报就知道了，但国难财吃着容易，能不能消化得了就未可知了。

我一直以为，在一个民智已开的时代，加上互联网的普及，历史的叙述不再是中心化的，只要你关心政治就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评说者。在这样的时代，功罪的评判标准已经具有了客观性和普适性，没有谁作恶不会被识破，一个人的千秋功罪无需后代评说，当代就足以被定论，作恶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最终都会输的很惨。

所以，我希望您能深思，以悲悯之心看看芸芸众生的艰难困苦，别再作恶，不要因为您的恶是间接的，需要多步传导才能显出它的恶果就假装它无关紧要。

这个世界，有多少聪明人败于短视，为着那取之无道的财富和地位，帮着野心家垒高墙，当高墙垒成的那一刻，就会发现自己也在高墙之内，正所谓作茧自缚作法自毙。

尺短意深，言苦心善，望您戒之。

夏安

刘书庆
2022年5月21日

现在的上海人，

每天晚上清点完冰箱忧心忡忡地睡下，

每天早上抢完菜后忐忑不安地点开上海发布的数据，

接着开启一天的核酸、抗原、团购、骂娘，

以及求助。

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刷新底线的事件。

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居民，一个5岁孩子的爸爸，接受治疗后病情稳定的癌症患者，4月3日突感不适120去医院，在有前一天小区做的核酸报告情况下，被要求马上进行本院的核酸报告才可收治，在等待的过程中离开人世。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你去问问医生，我的核酸报告出来了吗？”在他离去两个小时后，核酸报告出来了，阴性。

网传某区卫健委的一位干部，一医毕业，聪颖专业，在巨大的压力中，在办公室自缢身亡。

一个刚出生14天的宝宝，被要求和阳性的父亲、母亲分开隔离，单独送去金山病房，孩子的奶奶试图跳上窗台以死相逼要求和宝宝在一起，产妇拖着孱弱的身体发出求助信息，仅仅请求妈妈能和宝宝隔离在一起，让孩子吃上一口母乳。这是在“阳性的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隔离”的新闻发布会以后发生的事。

许多毗邻居民区的中小学突然变成了方舱，居民抗议，师生愕然，很多老师的书本还在学校里面，班级里存放着学生的私人物品，甚至有的寄宿学校还住着学生。这学期还能开学吗？马上中高考了，毕业班前途何在？

今天上海大风暴雨，赶工完成的南汇方舱和高桥方舱全都屋顶漏水！阳性病人所在的居所纷纷遭遇被褥床铺湿透，人员挨淋挨冻的惨况，更有甚者，一些方舱本就不堪的厕所在暴雨、停电、停水、爆筏等多重压力下，粪便横流，无人修理。这是方舱啊！既然把人抓来“治疗”，那也得当病人对待啊，为什么要让人毫无尊严？

打热线、找居委，遇到的标准答案永远是“已经报上去了”“等上面通知”。网民们自己做了一个求助文档我们来帮你·上海抗疫互助（helpothers.cn）https://www.helpothers.cn/help/，将各方求助列进其中，自己互助，打开文档尽是不能再等的紧急情况，但凡有一位领导亲自看到这个文档，都不会好意思说那些空话。

一位居住在永康路大半辈子病痛难忍的老先生和居委工作人员的电话，“为什么上海会变成这个样子？”答复“我无能为力”，一声悲愤长叹。

是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全力配合政府要求，说停工就停工，说足不出户就足不出户，说每天核酸就每天核酸，说半夜再核酸就半夜再爬起核酸，说14天就14天，说加7就加7，说共克时艰就咬紧牙关，工作丢了就丢了，公司关了就关了，抗疫第一，说屏牢就屏牢，结果呢？

足不出户半个月、一个月，小区里的阳性一例一例地增加，本来没有阳性的小区也在长达一个月的严格封锁里出现了阳性。封控区解封无望，管控区不断出新，所谓防范区都只能一户出一人每天出门一小时，还不能走太远。

在上海市民认真、严格、克服了所有需求坚持配合抗疫的情况下，每日的公布数字仍是两万多两万多地跳出。

所有的专科医生都扑出去做永无止境的核酸检测，大部分医疗系统停摆，所有新冠以外的病人挣扎在生死线上，无法就诊、无法手术、无法配药，120要排队，出门单不给开，血透轮不上，化疗做不了，所有的病人都以自己的生命为十五万里仅有一例重症的奥密克戎让路，从东方医院的周护士到120无视去世的老人家，到今天这位在等核酸报告中离世的急诊患者，以及经济学家的高龄母亲、开不到抗抑郁药的病人、他们没有得到一个说法，就憋屈地离开了人世，成为大局为重中的一粒尘埃。

相信政府只封四天就买了四天食物的市民，已纷纷陷入断粮危机。

运力严重不足，我所在的区域，几个买菜app已经停运，抢菜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依赖小区热心居民发起的团购，也仅限于最基本的米面油蔬菜，更多的生活需求无法解决。

甚至现在赖以维持生活刚需的团购都面临重重限制，“为了减少外来物品传播病毒风险”和“减轻志愿者负担”，许多小区物业和居委要求团购报批，居委和物业来审，哪些可以买哪些不能买，例如：居委会团购的可以买，自己发起的团购不能买；保供单位的菜可以买，私人老板的菜不能买；蔬菜挂面可以买，咖啡水果“非生活必需品”不能买等等规定。但什么是生活必需品？谁来定义能买不能买的范畴？一层一层的审批，权力寻租的空间又有多大？

做了几回团长，你会感觉从互联网时代倒退到了供销社时代，本就不多的选择，还得想办法去抢去申请，供货联系人给的是永远繁忙的电话号码，司机师傅脾气要多大有多大，菜品质量差强人意也不能有任何意见，只要能到货就得感恩戴德，价格也自然是飞起。

这种仅有的购物方式令人感到恐惧，令人极其不适。更可怕的是短期内，似乎没有其他的购物方式了。京东美团这些高调亮相政府发布会承诺要保障民生的平台，打入现实就变成了永远发不了货的渣男。

你仔细一看，周边的苏州昆山等地都在全域静止都封了高速都在天天全面核酸，那谁给你发货？上海市再强调保障物资有什么用？严格的防疫政策下，全国十几个省市的物流受影响，行程码一带星就不让下高速，多少货车司机到上海吉林送完货就回不去了，滞留在高速路上，谁还敢给送货？哪个供应商愿意承担高昂的成本和风险？

我们可能再也无法自由地选购一瓶自己想要的酱油了。

更多的人，是啥也没得吃了。这几天，众多的独居老人守到弹尽粮绝才发出求救要一口吃的，他们中有老教授，老专家，经历过浩劫年代，为祖国做出过杰出贡献，也不缺钱的知识分子，结果困在2022年吃不上饭，荒不荒谬？

既然我们抗疫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保护老人，那这些吃不上饭、看不上病、甚至还要搭上命的老人现状是怎么造成的？

上海是服务业占比很重的城市，这里有大量手停口停的打工人，他们无法“居家办公”，他们也没有独立的住所，居住地不具备做饭的条件，收不到慰问物资，也没有财力长久支撑。

如果我们足不出户二十天，天天核酸抗原轮番做，阳性数字还在狂涨，那足不出户和天天核酸的效果又在哪？

所有的检测医生、居委、小区物业都在超负荷运转，基层一线已经承担了远超自己能力的任务、指令和骂声，上级朝令夕改随意传旨，轻巧地一声“服务上门”的时候，有没有设身处地替做事的人想过？

前天发布会出来一位民政局的领导，还以为要发布什么惠民政策，结果上来说创建“无疫小区”，滑天下之大稽，为什么不创建“无感冒小区”“无艾滋小区”“无痔疮小区”？

得阳性的人有罪吗？

得阳性是故意传染的吗？

“无疫小区”是可以靠人为努力就能做到的吗？

现在匆忙赶成下雨天屎尿横飞的方舱是能让人安心去住的吗？

让小区居民怨恨不幸染上阳性的邻居，制造阳性耻感，制造重重障碍，转移矛盾到群众内部，惩罚有阳性的楼栋不解封。

这不是连坐陪罪制度是什么？

今天的心情实在沉重，我们热爱的、为之自豪、如此闪耀的城市，为何变得这般黯淡无光？我们付出的忍耐和血泪究竟是不是错付了？这所城市里还有没有像徐汇区志愿者老伯一样敢于据理力争的人？还有没有官员在倾听人民的心声？我们期盼的明天，还要熬多少个14天后才能到来？代价要付出多少，才能换一个求实的人民至上？！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DzeQbguODAa79wvHlfCtUA）

知名律师和公民活动人士丁家喜和知名公民活动人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许志永因莫须有的厦门“12.26案”（又称“12.13案”、“厦门案”），已被山东临沂检方起诉至法院，另一位厦门案蒙难者、新生代知名人权律师常玮平也已被陕西宝鸡公安国保移送检方，不久也将被非法起诉。等候起诉的还有李翘楚女士。

网传丁家喜律师、许志永博士的起诉书显示，临沂检方对丁家喜、许志永构陷了以下莫须有的“罪状”：

1、2012-13年，通过通信软件在多地组织公民同城饭醉活动，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2017年与“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勾连、串联，将“新公民运动”改名为“公民运动”，组织、策划、实施系列颠覆犯罪活动。

2、许志永撰写、传播《人民的国家》、《公民倡议：竞选2021》、《非暴力》、《美好中国》等大量煽动性文章，攻击、诋毁中国政治制度，宣扬颠覆政权思想，蛊惑、煽动他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提出建立“政治反对派”、实现所谓“宪政转型”等政治目标。

2017年，与境外组织成员华泽运营“中国公民运动网”，传播许志永的大量煽动性文章，宣扬颠覆政权思想。

2019年，许志永伙同陈勇等人拍摄非法影片“政治家”，以自己坐牢经历、“教育平权”等话题，攻击中国司法、教育、信访等制度，诋毁中国政治制度，宣扬颠覆政权思想。

3、2018年，建立“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的Telegram群组，作为颠覆活动的非法组织平台，丁家喜与境外组织成员吴明先后担任群主，20余名骨干成员召开线上会议并培训，策划颠覆政权的活动，指示华泽为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进行非暴力颜色革命培训，颠覆政权。

2018年9月22、23日，组织成员在烟台某小区召开秘密会议，组织、策划颠覆政权活动，总结经验、教训，要求组织成员向基层渗透，采取非暴力颜色革命的方式，颠覆政权。

2019年12月7、8日，组织成员在厦门某小院召开秘密会议，总结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的活动情况，提出计划，通过颜色革命渗透社区，把持基层政权，发展公民社群、全国公民共同体，最终颠覆政权。

上述指控均属欲加之罪，与“709”的套路如出一辙，实在不堪一驳：

1、通信软件是基于互联网的新型通讯、社交工具，与电报、电话、寻呼机、手机一样，是技术不断进步的产物，公民个人使用通信软件进行和平的社交活动在任何国度均属合法行为，依中国自己的法律也不可能构成任何犯罪，更遑论构成什么颠覆政权罪。

“饭醉”一词是自媒体时代中国公民对聚餐、吃饭、饮酒的戏称，它借用了“犯罪”一词的谐音，暗含着对中共当局十余年来滥施刑罚、滥用网络监控手段对人权、维权人士及访民群体进行迫害、打压、盯梢的嘲讽。毫无疑问，和平、自愿的聚餐、吃饭、饮酒也不可能构成任何犯罪。

不由分说、径直把“新公民运动”称为非法组织，是中共司法当局一贯的横不讲理逻辑。非法与合法相对应，非法组织与合法组织相对应，可问题在于，中共司法当局从不界定什么样的组织是合法组织、什么样的组织是非法组织，中共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社会）组织的专门法律，甚至也从不打算制定组织法或政党法，而是刻意让（社会）组织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以禁锢民间的自主和自治力量，进而可随时、任性地对民间群体滥施刑罚，恰如网传陈云所言“新闻法不要搞，国民党就是搞了新闻法才让我们钻了空子”。中共国务院颁布过一个《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号称“为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但这个条例不仅效力很低、极其粗疏，而且也根本无法实行，与其说是要保障不如说更是为了限制、打压、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典型的例子是被誉为“中国的曼德拉”的秦永敏先生依该条例向中共民政部申请注册“人权观察”社会团体，却被中国再次抓捕、重判。

因此，且不论“新公民运动”或改名后的“公民运动”是否一个组织，是中共社团条例所指社会团体还是中共绝不允许出现的政治团体，仅就中共根本就没有专门的（社会）组织法而言，“新公民运动”或“公民运动”也不可能是什么组织或非法组织——根本不存在认定组织的法律标准，何来什么非法组织？“发展非法组织成员”又从何说起？

组织也就是结社，中共尽管没有、也从不打算制定专门的（社会）组织法或政党法，但在全球普世的宪政、法治背景下也不得不在宪法上装模作样地规定了公民的结社权利。中共宪法第三十五条宣称“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抽象地确认了公民的结社等基本人权。然而，大陆人民的结社等基本人权在实践中无不被具体否定了，结社、游行、示威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不仅不被允许，而且一直被中共视为颠覆即反革命行为，也即皇权时代的谋反行为。

于是，一方面，在宪法上、在抽象原则上、在普世价值上，丁家喜、许志永通过通信软件与志趣相投者联络以及常玮平律师参与这种联络的行为是绝对合法的，另一方面，在司法上和行政上，他们的行为又必然被具体否定了，被非法化了。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或者说高层以嘴上言辞肯定、下层以打压行动否定的双簧和两手，正是大陆当局一直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的惯用套路。

“勾连”是2015年“709”以来大陆当局专为丑化民间人权活动人士而生造的词语，混杂了勾结和暗中连接之义，把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等人好端端的合法行为丑化为似乎是鬼鬼祟祟的行为，进而误导公众认定他们构成犯罪。诚然，对当局而言，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以及所有厦门案相关人员合法聚会的行为是秘密的，至少他们是不希望被当局获悉的，但绝不能因此就认定他们的行为构成犯罪。大陆当局需要回答的是，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以及无数民间人士原本合宪、合法的聚会为何却不得不秘密举行？因为“709”等无数活生生的案例告诉他们，他们的行为尽管合宪、合法，但由于他们对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的切实践行一定会被当局认定为颠覆政权，因而不得不秘密举行。公民、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被大陆当局认定为颠覆政权的要素，宪法上的合法行为被认定为颠覆犯罪，地位最高的宪法被司法所否定，宪法上高喊“公民”，司法上以刑罚迫害公民，这就是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等厦门案的实质所在。

2、暂且不论许志永所撰写的文章是否确如起诉书污蔑的是攻击、诋毁、蛊惑、煽动，只论撰写和传播文章、拍摄影片、运营网站等行为本身是否构成犯罪。众所周知，许志永博士一向理性、平和，文如其人，其文章和影片中的言论同样也一定是理性、平和的，理性、平和的文章和言论不可能具有攻击、诋毁、蛊惑、煽动性。依中共宪法第三十五条，许志永博士撰写、传播自己的文章纯属行使公民的言论、出版权利；依中共宪法第四十一条，许志永博士撰写文章、揭露司法黑幕、追求教育平权，也仅仅是行使对中共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中共司法之腐败、中共教育不公现象之严重、中共信访制度之荒谬而无效等等弊端都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对这些弊端加以批评、提出建议，何至于就成了攻击、诋毁、蛊惑、煽动？

单看许志永博士所撰写文章的题目就可知中共临沂检方起诉书的攻击、诋毁、蛊惑、煽动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人民的国家》无非是对中共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阐释，《公民倡议：竞选2021》不过是对中共宪法第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以及中共选举法的具体化，《非暴力》显然跟煽动、颠覆毫无瓜葛，因为煽动、颠覆都必须是暴力的，《美好中国》一定也是对宪政、民主、法治中国的憧憬和展望，完全合乎中共宪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任何宪政、民主、法治国家，建立“政治反对派”都是合宪、合法的，都存在着以和平、非暴力的途径组建反对派的现实和法律可能性，许志永博士一直反对也从未实施过任何形式的暴力，因而他的建立“政治反对派”的设想完全不可能构成什么颠覆犯罪。像所有中国平民一样，许志永博士憧憬着“宪政转型”，憧憬着真正的、良好的宪政、法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上的有宪法无宪政。许志永博士所憧憬的宪政正应是中共宪法第五条白纸黑字承诺的“法治国家”的模板。

3、像腾讯公司的微信一样，Telegram也是一款社交软件。如前所述，无论依何种标准，“新公民运动”或“公民运动”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组织。退而言之，即便是组织，依中共自己的宪法，“新公民运动”或“公民运动”本身及其所推进的宪政转型活动也无不是合法的，进而，丁家喜、许志永建立Telegram群组也就完全谈不上什么“作为颠覆活动的非法组织平台”，群主也根本不是什么组织职务。

“革命”一词通常都指大规模的暴力性的根本变革。然而，在最近三十年来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由于那些成功实现宪政转型的国家在转型之前已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对话、协商、妥协机制，并且不同阶层人士包括当政者都不认同以暴力手段压制人民的转型要求，因此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暴力色彩都很淡薄，宪政转型基本都是和平实现的，尽管仍难免有小范围、低强度的暴力。正是由于这种低暴力性，近三十年来的宪政、民主浪潮才被称为颜色革命。

革命，即宪政转型这种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和改良，而无暴力，决定了当代的革命根本区别于过去漫长时期的暴力革命，而暴力正是一切犯罪的终极和共同的特征。无暴力而革命，决定了这样的革命、这样的宪政转型根本没有直接的个体受害者，进而也就根本不可能成为犯罪。世人尽知，宪政、民主是人类迄今寻找到的最好或曰最不坏的制度，那么宪政转型当然就是对先前制度的改良、优化，宪政一定比转型前的非宪政为优。宪政转型这样的无暴力、非暴力革命是当代的光荣革命，如果说它有什么“危害”，它也只是“危害”了统治者长期坐享的特权，它把统治者的特权转移给人民即许志永博士心目中的全体公民。宪政转型的本质就是要在当政者和人民之间进行利益的再分配，就是要动特权阶层的奶酪，就是要使人民获得他们原本应该获得却被特权者抢占了的利益。这才是丁家喜、许志永所推动的和平宪政转型被犯罪、被颠覆的要害所在。

如前所述，依中共自己的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丁家喜、许志永仅仅是把宪法这一长期被悬置的规定认真对待起来而已。既然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任何公民个人都有权利、有资格以和平、非暴力、公开、公平、理性的方式竞争、担任各级公职，起诉书所贬称的“向基层渗透”、“把持基层政权”、“渗透社区”就是蛮不讲理的强权逻辑，目的是企图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规定继续架空下去。

必须指出的是，颠覆思维、颠覆政权的思维是权力私有时代的蛮霸逻辑，与现代民主、宪政之普世价值格格不入。在现代宪政之下，统治者、当政者、公职人员仅被人民赋予有任期的治权，即治理之权。这种治理之权是代理权，其本质更是义务，即服务人民的职责，而非权力，根本有别于权力私有时代的那种全面、独占、自我授受的政权。因此，在现代宪政、民主、法治之下，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权和颠覆政权的问题，仅仅存在宪法明定的有任期的治权丢失问题，而治权在选举中的丢失、失而复得或得而复失在宪政之下实属稀松平常。

颠覆政权罪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梦幻般地泛滥成灾，恐将成为人类法律史上的一大笑话。

成都彭州市致和镇中平村12组24号居民郑兴富，如今已是70有余且是三级肢体残疾的老人。现控告地方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长期抗争呼吁一直不理，现在通过网络予以公开。

具体事实和内容如下：

1981年3月，控告人向彭州市致和镇供电所申请安装50千伏变压器一台，用于经办一个简单的打米加工厂。由于附近几个村社远离供电系统的变压器，所以这个变压器还代为附近村民提供电力服务。

1984年加工厂破产关门。变压器被致和镇供电所霸占，一直用到现在，没有支付任何报酬弥补损失。

2012年5月，正式向致和镇政府和致和镇供电所提出要求解决遗留问题的建议，但是两个机构的领导不理不问，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一直不正面出来解决问题。

2012年6月14日，致和镇政府与致和镇供电所姓韩的和、姓董的两位副所长，还有供电所工作人员刘宏等，串通勾结不明身份的社会人员一百多人，态度恶劣手段粗暴的将郑兴富殴打，导致郑兴富中度脑震荡，右侧11、12肋骨以及腰部2、3位骨折，三根假肢被打碎，头部缝合五针，胸腹部等多处软组织挫伤。更可笑可恨的是，谁报警谁就挨打，中平村官员和光明路派出所民警屈力伸、张云跃，一直就在一旁“微笑观看”。

20多年前，郑兴富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创业期间，经常奔波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不幸被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左下肢截断。此后通过德国高技术安装的假肢，用毅力和坚强克服了身体上的残障，让自己的生活和创业没有丧失全部的基础。但是没有想到进入新时代，官员的乱作为和故意针对高度残疾的郑兴富吃拿卡要，却把郑兴富的身心给彻底伤害了。

走在对抗权贵的上访路上，地方政府官员从来不把郑兴富视为是一个高等级残疾人。在日常的行为、态度和语言上，将郑兴富视为是一个“刁民、烂人”，根本不介意法律对待残疾人的文明规定。随意打骂想吼就吼，搞人身侵犯尊严歧视。在北京截访郑兴富之后，不按照残疾人权力文明处置，想惩罚就随便找一个理由故意刁难，给郑兴富造成逆反的对抗心理和激进行为。已经从身体上的残疾递进到精神障碍的发泄状态。

如今，对此事控告上访18年，地方政府一直都是没有结果。所有机构的官员都是官官相互，采取的方式就是不立案、不调查、不处理。

希望有关方面立即出面，调查举报的问题真相，追究渎职的各级官员，严惩逃脱的犯罪凶手，给这个残疾的老百姓一个风清气正的生活环境。

尊敬的社会各界朋友：

你们好！

我们是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蒙冤近27载的张玉环的家人。此时此刻，已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心情。9778个日日夜夜的等待，终于在2020年8月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张玉环无罪。

这一天，我们等了27年，张玉环从26岁等到了53岁。回想这27年来的艰辛伸冤历程，我们不禁怆然涕下。

1993年10月27日，26岁的张玉环被抓走，犹如天塌，留下妻儿老小，艰难度日。27年来，耄耋之年的母亲每天以泪洗面，因极度悲痛导致长期体弱多病，“我的儿子不可能杀人，我相信他，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要看到我被冤枉的儿子出来!”如今，冤案终得昭雪，家人重聚。

我们深知张玉环能得以无罪平反，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在此，我们怀着最诚挚的心，表示感恩、感谢。

感谢王飞律师、尚满庆律师、冷克林律师、罗金寿律师、张维玉律师、张进华律师、燕薪律师、程广鑫律师等人不辞辛苦的无私付出，是坚定的你们将张玉环从绝望的深渊中救出。

感谢张幼玲医生、梨视频的曹映兰老师帮我们联系到好律师，感谢澎湃新闻、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红星新闻、今日头条、潇湘晨报、上游新闻等众多媒体朋友们，是你们伏案疾书的一篇篇报道将这起创纪录的重大冤假错案推向世人，引起关注。

感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为张玉环案的沉冤昭雪所做的努力，终于在27年后还张玉环清白，还我们清白。但是，没有宣告张玉环绝对无罪，仍然是一大遗憾。作为家人，我们坚信张玉环没有杀人，应当是事实清楚的无罪，而不是疑罪从无。

感谢那些证人，是你们坚持说真话才使得真相被还原。还要感谢众多说不上名字的朋友，你们的关注和鼓励，给了我们莫大的信心与力量。

同时，我们向那些还在坚持奔走伸冤的蒙冤者及家属说一声：要坚定，要清醒，永远不要失去希望，有冤就要伸，有冤就要喊。有需要帮助的，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蒙冤者守望相助，一起加油！

接下来，我们会陪在张玉环身边，照顾、帮助他尽快适应社会，还会坚决支持他对冤案制造者追责，让制造冤案的人付出代价。

最后，衷心祝愿社会各界朋友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谢谢你们，辛苦了！

张玉环家人
2020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