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5岁的赵天怡，打出生起就没见过爸爸，还曾隔三岔五被患有精神病的母亲打得鼻青脸肿。她的手臂上，全是一道道浅白色的伤疤，撩开头发，能找到被打破留下的痕迹。邻居时常看到，放学回来的她被母亲关在门外，在寒风中一遍一遍喊着母亲开门。老师曾经看到，她捡起同学吃剩的半个苹果。
以在建筑公司做资料员的解福先为首，16个30岁至50岁的陌生人组成的“爸妈团”，把天怡从母亲身边“偷”了出来，并负担起了这个女孩儿的生活。这个孩子的生命，开始书写出另一种可能。
学校、社区、邻居、派出所，甚至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几乎每个在她生命中路过的陌生人，都在关键节点上对她伸出了手，让一切没有变得不可挽回。
“这孩子能活到现在，真是命大啊”
解福先记得，第一次见到赵天怡时，小姑娘的脸上满是淤青和抓痕，右眼肿得睁不开，正趴在火车站工作人员值班室的桌子上写作业。
他试着和天怡说话，但她只是点头或摇头，偶尔轻轻地“嗯”一声，一脸防备和紧张。
当时，天怡已经在车站的职工宿舍里住了3天。
从她家的青砖瓦房出来，穿过窄窄的巷子，走过长长的、架在铁道上的天桥，就是黑龙江省北安市火车站的候车室，这是天怡能找到的最近、最暖和的地方。
那是2011年10月底，这个北纬48°线上的小县城，已经开始飘起雪花，气温零下10摄氏度。
不到1公里的路，当时身高不到1.5米的天怡走了将近20分钟。她背着书包，带着一头一脸的伤痕，穿着一身“黑乎乎、油腻腻”、“已经看不清底色”的校服和单薄的球鞋，脚都“冻木了”。
那不是她第一次被母亲打得逃出家门，也不是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收留她。
“车站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她了。” 社区主任和丽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都知道她妈妈是个精神病，发作的时候，木棍、铁锁……都往孩子身上招呼。”
这个社区的低保户有700多家，赵天怡家是其中最困难的。那几年，和丽华经常接到邻居举报，“听到孩子哭得特别惨”。她赶过去时，往往会见到天怡立在墙根儿底下，一动不动，只是小声抽噎。
“她妈妈说，我打自己的孩子，你们管得着吗？我们也只能劝，拿她没办法。”和丽华叹息着回忆。她曾多次收留天怡，让她在街道办的办公室里过夜。
候车室、街道办、派出所……甚至是开烧饼店的同学家，都曾是天怡挨打后，暂时躲上几天的地方。
后来，邻居们发现，听不到孩子的哭声了，取而代之的，是隔壁屋子里传来的“哐、哐”声。那是因为，天怡的妈妈“用毛巾把孩子的嘴堵上了”。
老师和同学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个总是身上带伤的女孩。
“被打得实在太惨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学校党委书记历红梅“噼里啪啦”地诉说了起来，“眼睛肿得要封住了，脸上都是‘血凛子’，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瘦弱得能叫风吹倒……那种揪心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
学校有爱心超市，专门接受学校师生和社会捐赠的衣物，历红梅从里头挑出“最新最好看”的衣服，一股脑儿都给了天怡。她想，“一定得帮帮这个孩子”。
正是历红梅找到了解福先。那时，热心公益的解福先，每个月都会给学校捐赠不少物品。历红梅想，“他或许能帮帮这个孩子”。
自此开始，解福先和几个像他一样热心公益的朋友，经常给天怡家送衣物、食品。
每次见到天怡，总见孩子身上带着伤，这让解福先无论如何都无法安心，甚至“失眠”过几次。他担心“哪天她妈妈精神病发作，失手把她打死了”。
他还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五，他带着几个人去天怡家送米面。“她家三道门，我们进一道门，她妈妈就在身后落一道锁”，窗户都蒙着，大白天竟然“黑得什么都看不清”。现在回想起来，解福先都觉得有点儿“毛骨悚然”。
就在这样的黑暗中，天怡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两眼直勾勾的凝视着地板。那张床一米多宽，半边堆着杂物，另外半边，是天怡睡觉的地方。
他伸手在杂物上一按，在厚厚的一层灰上，按出一个半厘米深的指头印。屋里饭桌上放着半碗骨头，那是他年前来的时候就看见过的。
“我问她‘你在干什么？’她说，‘就坐着’。”这一幕，让解福先觉得，心里“像针扎一样”。
说起这个小女孩几年来的经历，和丽华也红着眼眶感慨：“这孩子能活到现在，真是命大啊。”
她没吃过芒果，没去过电影院，上厕所不会锁门，甚至不知道钥匙链是做什么的
2012年4月的一天，当解福先发现赵天怡被母亲连着打了3天后，这个中年人终于忍不住了。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把孩子“偷”走。
他向学校、社区、派出所一一说明情况，在历红梅的帮助下，偷偷给天怡办了转学手续，并将孩子安置在一家托管班。
他在自己当群主的一个热心公益人士的群里，讲述了天怡的遭遇，陆陆续续，又有15个人表示想帮帮这个孩子。
这16个人，一起给天怡设立了专门的资助计划，每人每月定向捐款50元，每月一共800元，用于支付孩子的托管费、书本费以及其他日常开销，将近3年，从未间断。
这些爱心爸妈们，有的在政府机关做小职员，有的常年打零工维持生计，大多生活并不宽裕，但每月资助的钱，总是会按时送过来。
“每个月50元还是拿得出来的。”卫生纸推销员张明艳说。
被问起当初离开母亲时，是否会有不舍，天怡小声地表示，“不想回家，在家里会挨打”。比起家里，她更想住在托管班，托管阿姨会做她特别喜欢的“炒虾片”。
3个月后，天怡的妈妈还是从社区打听到了孩子的去向，但当她看到变得“白白胖胖”的女儿，紊乱的神志之下依旧存在的母爱，让她“突然平静了下来”。
“我看你这人面善，能对我家孩子好。”托管班阿姨还记得，那天，天怡的母亲屋里屋外仔细转了一圈后，意外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知道这其实是违法的。”如今，解福先回顾当初的决定，语气依然很坚决，“但我真的没办法看着孩子继续挨打。”
今年1月12日，北安的气温达到近几年最低的零下34摄氏度。在一家汽车公司做销售的李贵平，是天怡的“李妈妈”，她把自己亲手打的红色毛线围巾，一圈一圈给天怡围在脖子上。
“一想到孩子有什么没吃过没见过的，就想领着她去。”李贵平说。周末有时间，这位“李妈妈”就会把天怡接回家去，给她洗澡、洗衣服，极力“弥补她缺失的家庭温暖”。
“天怡总是压抑着情绪。”解福先感慨，“我都没听见她放声大笑过，也没见她哭出声过。”
许多同龄孩子习以为常的东西，对这个小女孩来说，都格外陌生。她没吃过芒果，没去过电影院，去饭店上厕所时不会锁门，从没拥有过洋娃娃或毛绒玩具。
甚至，她拿着别人送她的钥匙链，翻来覆去地看，最后歪着身子，一脸好奇地问：“这是做什么的？”
张明艳曾把天怡接到家里过周末，小姑娘独自在浴室里淋浴，热水器里的水没烧热，天怡不声不响地，就这么用凉水洗了个澡。
他们曾经带着天怡一起，去北安附近的五大连池看火山岩地貌，去龙门石寨看红叶，天怡“显得挺高兴”，但还是老老实实地紧跟在他们身后，一声不响地走着，“要是别的孩子，早就跑前跑后地玩了”。
这个习惯，是她在母亲身边时养成的。那些年里，她不敢碰家里的任何东西，不敢在家大声说笑，不敢随意走动。她被打得最严重那次，就是因为家里的电热水壶坏了。
“我真的没碰水壶。”时隔两年，她仍在试着解释这件事。
“我们都真心希望，天怡这孩子，未来的人生之路别再这么坎坷了”
去年7月，赵天怡的母亲罹患宫颈癌去世，北安市民政局将母亲的低保，过到了天怡的名下，并为她申请了孤儿补助。等所有的补助下来，她每个月大概能领到1000元左右。
爸妈团里，有的人觉得，“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解福先反而更加为天怡的将来发愁。
“她从小就没有打好学习基础，很少和人接触，很单纯，成绩在班里是倒数，考大学不现实，我们都想，她或许应该去技校学个一技之长，将来的生活才不会突然陷入窘境。”
想到天怡的将来，解福先的声音逐渐哽咽起来。“说老实话，我们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但他也表态，“无论多难，无论孩子母亲在不在，‘16个爸妈’都会继续爱这个孩子”。
“李妈妈”嫌“解爸爸”有点惯孩子，总是故意扮黑脸，佯装“恶声恶气”地催着天怡“写作业去”、“自己洗袜子”。
爸妈们最欣慰的，是天怡“特别懂事”，她会抢着帮“李妈妈”洗衣服，帮“解爸爸”看东西，帮于叔叔收拾桌子。
最近，解福先通过朋友介绍，得知北安当地的一所技校，和山东的一个企业签订了毕业生的定向就业意向，唯一的问题是山东太远了，大家都不放心，让这孩子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
如今，天怡依然住在托管班里，和托管阿姨的女儿一起睡在从客厅隔出来的五六平方米的隔间里。
她的户口上还有两个哥哥，和她分别是不同的姓氏；她的母亲在户口页上，仍然标注为“未婚”；她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她的父亲就不知去向了；她有四个姨妈和三个舅舅，去年过年的时候，被四姨接到家里住了几天；她去过姥姥姥爷家里几次，有点怕院子里总朝她狂吠的那只狗。
去世的母亲留下的瓦房空了半年，大门紧锁，门前堆着厚厚的积雪，在开春以前，似乎都无法靠近门边。
一提起房子的问题，家人都有些尴尬，但天怡表示，“一点都不想回到那个房子里去”，她更喜欢如今在托管班的生活。
“找不到她的生父，就没办法把孩子送去福利机构，只好让她继续在托管班住着。”解福先觉得，其实现在，才是最艰难的时候。
他曾四处求助，甚至咨询过当律师的朋友，隐约知道，作为未成年人，天怡可以得到国家的法律援助，但解福先也不确定，那样对孩子的未来是不是最好。
“我们都真心希望，天怡这孩子，未来的人生之路别再这么坎坷了。”解福先长叹着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http://news.sina.com.cn/s/2014-01-15/052029245188.shtml 2014年01月15日05:20)
标签： 今年
16个爸妈和“偷”来的女儿
精神病人“自愿出院”无人接管
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最大的亮点就是：精神障碍患者的“送”、“诊”、“治”、“出”全面体现“自愿原则”。然而，在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回顾法律实施现状，患者还是难以如愿回家、回到社区。
今年精神卫生日主题是“发展事业、规范服务、维护权益”。侵害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精神卫生专家与法律专家认为，社区康复机构作用很大。
10月9日，湖南省脑科医院院长谭李红说，《精神卫生法》可以避免“被精神病”发生，但因为病人家属不愿接收、无人照管、社区防治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很多患者即便已经到了康复期，也很难如他们自己所愿出院。
省脑科医院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5月的一天凌晨，湖南省脑科医院收治了一位55岁的女性。她趁儿子熟睡，把开水泼了他一身，致使儿子严重烫伤。经过精神科医师诊断，此人确实有精神分裂症，已经发生了伤害他人的行为，要以“非自愿住院患者”身份实施住院治疗。一个月后女患者病情逐步得到控制，自己申请出院回家。然而，患者的儿子已经把房子出租了。社区负责人也束手无策。僵持中，患者又被送回了病房。最后，社区终于找到家属，办理了出院手续。
该院最近针对长期住院精神疾病患者做了一次统计，住院超过3年的患者有38人，其中有27人长期住院原因主要是无家人看管，其余多数也是家属不愿接患者出院。省脑科医院老年与慢性精神疾病科主任李新纯说，部分家属想“甩包袱”，把医院当成“收容所”。
患者不想住院，会不会被家属反复送至医院？《精神卫生法》规定，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且发生伤害自身、他人行为，或具有伤害自身、他人危险的，才可实施住院治疗。湖南省脑科医院就诊的精神障碍病患，都必须接受专业的病情评估，只有符合危险性界定的那些人，才会收治入院。对于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必须自愿才能治疗，并且还可以随时要求出院。
《精神卫生法》还有这样的条款：社区康复机构应当为需要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场所和条件，对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但目前，省内很少有针对精神病人的社区康复机构，省会长沙也仅仅为个位数。
湖南省正在实施一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即“686项目”。家庭困难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免费拿药，住院减免2000元医药费，每季度免费检查血常规、肝功能及心电图。项目在2012年已经覆盖长沙、湘潭等城市，今年内将覆盖至14个市州的近80%县（市）、区。（潇湘晨报记者张莹 通讯员刘雨滋 徐珊）
精神障碍患者维护权益之困
“劳动权益受法律保护”与“6年13个岗位”
《精神卫生法》：
精神障碍患者的教育、劳动、医疗以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案例：罗月红所在的长沙心翼精神康复会所有578名精神病康复治疗人员，会所成立6年以来，只有7家单位为他们提供了13个工作岗位，“我们每次去企业，100家企业有一两家愿意提供岗位就算不错了。”这些自己找工作的人基本都隐瞒身份，“以前有个人，向老板承认自己曾患有精神病，结果被辞退了。”
“不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与铁笼子
《精神卫生法》：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
案例：今年7月4日，本报报道了邵东县水东江镇石牛村35岁男子曾军（化名），从18岁开始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父母和当地政府怕他惹事，就把他关了起来，先是关在自家的地下室里，后来村里和镇里出钱做了一个铁笼。
“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遗弃”与孕妇被弃
《精神卫生法》：
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禁止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遗弃精神障碍患者。
案例：《南方日报》7月30日报道称，四川女子小兰十多岁跟姐姐到惠州打工，2006年与张明结婚。2012年夏天，小兰严重的抑郁症暴发，常情绪失控。今年，小兰被送到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就医。在药物的控制下，她的病情曾一度好转。医院批准小兰出院，并叮嘱家属注意用药及病人情绪。姐姐小梅和医生一起将小兰送回了婆家，并看着张明签下了接收书。然而，让家人愤怒的是，第二天小兰就被婆家的人抛弃了。他们用三轮车把小兰运到街上，放下就走。由于周边邻居不少是四川人，小梅很快得知信息。小兰再次回到第三人民医院，婆家的人未再出现。
“村委会、居委会应为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提供帮助”与病人出院无人接收
《精神卫生法》：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为生活困难的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提供帮助，并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以及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患者及其家庭的情况和要求，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为患者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案例：本报9月29日报道，位于岳阳市平江县的湖南省强制医疗所，专门收治来自全省的肇事肇祸重症精神病人，今年以来有数十名精神病人达到出所条件，但许多人的监护人不肯接收或没有监护人，强制医疗所只能联系当地村委会派人将病人接走，而截至10月1日，仍有19名达到出所条件的病人无人愿意接收，“我们求爹爹告奶奶地跟当地沟通，但他们都不愿意来接人。”该强制医疗所负责人说，“如果这个状况得不到改善，即使将来强制医疗所的收治规模达到2000人，也无法满足需要。”
“文艺作品不得侮辱患者”与小品丑化精神病人
《精神卫生法》：
新闻报道和文学艺术作品等不得含有歧视、侮辱精神障碍患者的内容。
案例：2013年1月，国内某著名小品演员排演了一出名为《有钱人》的小品，内容为一对农村夫妇拿到拆迁款后，深夜在家商量如何安置这笔钱。就在两人无所适从时，一名男子突然持斧头破窗而入，事情的结局是：从精神病院赶来几名医生，将男子带走——这名男子是一名精神病人。小品播出后，遭到网友痛批，认为小品用歧视和侮辱的方式丑化精神病患者。整理/记者张祥
建议确立牵头部门协同保障患者权益
潇湘晨报：您觉得《精神卫生法》实施5个月以来，精神病人的收治、治疗、康复等方面有没有变化？
郭田生（湖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湖南省著名精神卫生专家）：最大变化在于社会大环境变了，大家对精神疾病患者歧视有所减少。但实质性的变化不大。尤其在康复方面，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最关键。因为治疗后，患者出院需要拥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如果没有社区机构介入，他们处在缺乏交流沟通的环境中，不利于自身康复，病情可能会反复。
罗月红（长沙心翼会所主管）：社区康复起到的作用很大。单纯的医院到家庭，患者很难痊愈，一定要让他们融入社会，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治愈的目的。
潇湘晨报：《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然而，在患者治疗后想出院却面临家属不愿接收、无人照管、社区防治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那么，如何更好地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
郭田生：政府肯定要加强投入，将精神疾病患者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建立健康档案、督促吃药等。此外，可以考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现实中遭遇的难题。
欧爱民(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立法上有明确规定，监护人必须承担照顾精神病人的义务。如果没有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精神病人所在的社区、街道有责任作为他的监护方，维护和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而实际中，很多社区街道虽然承担这项职能，但没有能力来履行，包括经费、人员、工作机制等等。所以，我觉得除了在立法上明确监护人、社区（村委会）等基层部门的职责外，还应该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的工作制度，比如规定具体的人员、科室负责，制定定期履职汇报制度，建立上级部门定期巡查机制。国家应该加大对这一块的财政保障和人员保障等。
潇湘晨报：《精神卫生法》真正落实还需在哪些方面多下功夫？
郭田生：首先政府要重视，要加大投入。同时还要注重预防，预防能大大降低精神疾病的治疗成本，也能减少发病。所以要加强精神疾病预防的科普宣传，老百姓要更加深入地认识该病，从而主动防范。
欧爱民：从《精神卫生法》中可看出，民政、卫生、财政、残联，还有村委会、社区居委会等基层部门都有救助管理精神病人的职责。为避免出现“九龙治水”互相推诿的局面，我建议建立一个协同机制，由卫生或者民政部门负责牵头，成立协作部门，当精神病人权益保障面临互相推诿、效率低下时，可以向这个部门反映，由这个部门负责督促职权部门来落实。
除了所有政府职权部门强化和落实责任意识外，还有一个方面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提高对精神病人的社会认同度。精神病人的康复，不光是医疗和物质保障就能实现的，他们需要人和尊严受到保护、需要享受幸福感、需要社会关怀，毕竟精神病人的权益不仅仅牵涉到他个人利益，疾病发作的精神病人很有可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落实《精神卫生法》，还需要扩大宣传，提高文明程度、公民素养等等，从而提高精神病人的社会认同。（潇湘晨报记者张祥 刘少龙）
(来源：http://www.xxcb.cn/event/hunan/2013-10-10/88958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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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最大的亮点就是：精神障碍患者的“送”、“诊”、“治”、“出”全面体现“自愿原则”。然而，在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回顾法律实施现状，患者还是难以如愿回家、回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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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湖南省脑科医院院长谭李红说，《精神卫生法》可以避免“被精神病”发生，但因为病人家属不愿接收、无人照管、社区防治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很多患者即便已经到了康复期，也很难如他们自己所愿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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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不得侮辱患者”与小品丑化精神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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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013年1月，国内某著名小品演员排演了一出名为《有钱人》的小品，内容为一对农村夫妇拿到拆迁款后，深夜在家商量如何安置这笔钱。就在两人无所适从时，一名男子突然持斧头破窗而入，事情的结局是：从精神病院赶来几名医生，将男子带走——这名男子是一名精神病人。小品播出后，遭到网友痛批，认为小品用歧视和侮辱的方式丑化精神病患者。整理/记者张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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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田生（湖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湖南省著名精神卫生专家）：最大变化在于社会大环境变了，大家对精神疾病患者歧视有所减少。但实质性的变化不大。尤其在康复方面，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最关键。因为治疗后，患者出院需要拥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如果没有社区机构介入，他们处在缺乏交流沟通的环境中，不利于自身康复，病情可能会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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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田生：政府肯定要加强投入，将精神疾病患者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建立健康档案、督促吃药等。此外，可以考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现实中遭遇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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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精神卫生法》真正落实还需在哪些方面多下功夫？
郭田生：首先政府要重视，要加大投入。同时还要注重预防，预防能大大降低精神疾病的治疗成本，也能减少发病。所以要加强精神疾病预防的科普宣传，老百姓要更加深入地认识该病，从而主动防范。
欧爱民：从《精神卫生法》中可看出，民政、卫生、财政、残联，还有村委会、社区居委会等基层部门都有救助管理精神病人的职责。为避免出现“九龙治水”互相推诿的局面，我建议建立一个协同机制，由卫生或者民政部门负责牵头，成立协作部门，当精神病人权益保障面临互相推诿、效率低下时，可以向这个部门反映，由这个部门负责督促职权部门来落实。
除了所有政府职权部门强化和落实责任意识外，还有一个方面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提高对精神病人的社会认同度。精神病人的康复，不光是医疗和物质保障就能实现的，他们需要人和尊严受到保护、需要享受幸福感、需要社会关怀，毕竟精神病人的权益不仅仅牵涉到他个人利益，疾病发作的精神病人很有可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落实《精神卫生法》，还需要扩大宣传，提高文明程度、公民素养等等，从而提高精神病人的社会认同。（潇湘晨报记者张祥 刘少龙）
(来源：http://www.xxcb.cn/event/hunan/2013-10-10/8895867.html)
女精神病人投毒 村民不让她回村
今年4月，溧阳一位女精神病患者因幻想被同村人骚扰，向村上三户人家投毒，六位村民因此中毒。近日，上百名村民向溧阳检察机关联名上书，提出不允许她再回村。
为“报复”村民
她向三户人家投毒
溧阳市41岁的曹丽（化名）总是幻想同村人骚扰她，今年4月份，为报复村民，她带着农药来到三户村民家里，将农药投在三户人家厨房的调味瓶里。
“我浸花生米吃的时候，觉得厨房里的酸醋味道不对，有股农药的味道。”73岁的傅师傅说，他怀疑有人要害他们一家，遂报了警。经警方调查，这三户人家的调味瓶里均验出了百草枯等农药，曹丽有最大嫌疑。4月23日，曹丽被溧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村民集体上书 不许她再回村里居住
5月份，曹丽经常州市德安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患精神分裂症。曹丽向村民家里投毒，导致6人中毒，也把村民们都吓坏了，“她继续在村里居住，让我们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虽然曹丽的丈夫承诺，等曹丽病情缓解后，他会加强对曹丽的监管。但是这并不能消除村民们的恐慌。100多位村民联名上书，表示即使曹丽的病治愈了，也不允许她再回到村里和大家一起生活。
律师说法：病情缓解后她有选择住处的权利
江苏乐天伯俊表示，曹丽在病情缓解后有选择住处的权利。“病情缓解或治愈后回到村里居住是她基本的权利，我们应对病人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俞律师表示，曹丽病情恢复后，经专门机构确认，就可以回村生活。俞律师说，曹丽回村生活后，监护人应加强监管。如果村民发现监护人不负责任，可向当地公安部门举报。（来源：凤凰网
http://dailynews.sina.com/gb/chn/chnlocal/phoenixtv/20131016/152050730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