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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2年4月5日消息】2022年4月3日，太原查出四例阳性，太原各个小区突然封锁，太原郇城教会基督徒20多人在酒店主日圣餐结束后，收到封困信息准备离开时，被突然到来的警察堵住，一开始大家以为做了登记核酸后就可以离开，后来国保也去了，以疫情防控为由带走其中7人并没收手机，后对7人进行非法审讯关押，至4月4号凌晨4点左右7人才获释回家，但被扣押的手机却没有归还。

2022年4月3日上午十一点圣餐礼拜刚刚结束，一位迎泽派出所的警察忽然进入大家礼拜的场所，声称因太原小店区防疫需要，要检查在场人员的健康码与行程码。

当时大家以为检查完毕就可以各自回家。不料，警察又以做核酸为由控制大家不许离开酒店，21个大人与7个小孩（酒店接待50以下的聚集）一直坐等到约下午两点半左右，大家都按要求核酸检测完毕，却仍无法离开。约等到晚上8点左右，突然约有20多位警察来到酒店，点名把其中7位弟兄姊妹从会场带走，并当场没收了7人的手机。

到了迎泽区分局，9点半左右在审问中心，警察要求7位弟兄姊妹逐一按着流程脱光衣服检查并换上有编号的囚服，然后开始轮流验血、验尿、拍照、录制声音与指纹等生物体征。之后警察过来要每个人的手机密码，大家都拒绝为其提供。

王应杰弟兄第一个被带到审询室，015421号警察威吓并要求他配合。警察开始按流程读了义务权利告知书，然后开始审问他。

据获释后的王应杰弟兄说：“除了我的名字、身份证、老家的住址、配偶以及我善画之外，其余所有的询问我都回应四个字——拒绝回答，最后警察给我看了笔录，我见他已经私自在签名这栏同意好的，我立刻纠正他我拒绝签名。”

“刚开始他就对我最凶，企图压制我，当时我就顶回他，询问中间我俩关系渐渐缓和，结束时我客气的对他说：警官你好，我尊重你的职业与身份，刚刚我冒犯你的地方，我在我信的主耶稣基督面前道歉，请你原谅。他当时也客气了许多，旁边一个警员揶揄我：生在中国，你象个外国人。”

大约晚上23点左右，王应杰弟兄被送羁押室双手铐在地桩上。之后，警察审问了王应杰弟兄的妻子和另外5名弟兄姊妹（事后大家沟通，大部分都拒签了询问笔录）。大家陆续做完笔录后，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包括有三位姊妹被拘束在老虎椅上。

直到4月4号凌晨2点左右，冯弟兄要求松一点地桩上的手铐，或放开一只手，好让他能直起腰来，但警察一直置之不理。后来一位姊妹请求喝杯水，结果监禁大家的警察气势汹汹地说：你们不知道自己来到哪里？这里不是你们舒服的地方。姊妹们开始唱诗赞美主，警察恶很狠要她们闭嘴。然后还特意把王瑛姊妹的铐子压紧实。

王应杰弟兄听见了大家的对话后，义愤填膺怒吼：“请给我们水喝，我们不是罪犯，信仰自由！”

王应杰弟兄同时大声宣吼：“我们世界上的每个人只不过百十来年，人人都要面对死亡与咒诅，我们的贪心、谎言欺骗、色情与奸淫不义都要被公义的神审判，并且被扔在地狱。神差遣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埋在坟墓中，第三天复活。我们信他就得救了！我们信仰有罪吗？惟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犯。你们捆绑我们的肉身，但不能捆绑我们的灵魂”。

王应杰弟兄一直喊到嗓子哑，警官一直不作声。不久，警察对王应杰弟兄说：你就在这喊吧！我放他们6个出去，就留下你，讲了讲圣经看把你牛的。

随后，警察打开监门放其他6个弟兄姊妹出去了。此时的王应杰弟兄已经放平自己了，他已经做好了长期被拘留的心理准备。但是过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警察也让王应杰弟兄换衣服走人，并开车把他带到迎泽派出所调解室，此时另外6个弟兄姊妹已先行等在那里。

大约凌晨3点半左右，警察要7人各自签《行政拘留处罚决定通知书》。处罚决定：郇城教会去年被取缔之后，大家依然在非法聚集。因此，这次要行政拘留7个人各5天，并处500元罚款。但因疫情原因而暂不执行行政拘留，警察说每人可以交500元罚款之后，就可以领回自己的手机离开了。

但是7个人都认为信仰无罪，拒绝签署这样的处罚决定，并提出行政复议的要求。警察说拒签可以，但想要拿回手机必须要交500元罚款。7人说不能交罚款，要求警察给予扣押手机的凭证，警察强硬的拒绝了大家。

最终，警察没收了手机不给大家任何凭据，让大家空手而回，并且在凌晨4点多的时候把7人从派出所赶了出去。

据悉，山西太原郇城教会是2008年秋雨圣约教会的一间植堂教会，安彦魁传道是华西神学院的学生，深受王怡牧师及改革宗神学的影响。该教会在主日聚会时多次遭当地警方冲击，安彦魁传道和他的妻子以及教会基督徒亦多次遭警方传唤拘留。

2021年5月17日早上，山西太原郇城归正教会同工赵维凯因在家教育而被警察以“宗教诱骗”之名传唤和抄家。他的妻子李鑫也在同一天被传唤，警察拿走了赵维凯家里所有的书籍、电脑、硬盘和U盘，带走了赵维凯的妻子李鑫，随后赵维凯被处行政拘留十五天。

7月7日，赵维凯再次被警察传唤，随后，家属得知赵维凯涉“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被刑事拘留。

7月13日，汾阳同工张立功被行政拘留15天。

7月20日，赵维凯涉“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被正式批捕。

7月28日上午，教会在汾阳的五位同工张立功、王润云，张耀文、王世强、宋守山，因去年年初曾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唐崇荣牧师组织的“2020福音与文化大会”，涉“偷越边境”被刑事拘留。

11月21日，主日敬拜结束后，安颜魁传道和同工张乘豪被辖区警察带走；11月22日，被以涉嫌偷越国（边）境罪刑事拘留。

12月28日，山西省汾阳市地方法院以“涉嫌偷越国境罪”开庭审理了太原郇城归正教会。

【民生观察2021年7月16日消息】2021年7月15日，余文生律师妻子许艳接到南京监狱电话，被告知因疫情原因将停止7月份的家属探视，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探视要看具体情况。

以下为余文生律师案情况通报：

2021年7月15日，早上9:10分，许艳接到南京监狱电话，一位男士工作人员，告知我，南京因出现1例疫情，南京监狱7月份停止家属探视，我问，那什么时候让探视？对方说，也不太清楚，要看具体情况。

我的回答大概是，我作为老百姓，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护工作，我已经进行了核酸检测预约申请，我会进行核酸检测。火车票我也会买。家属探视，家属与被关押人之间是隔着全封闭式玻璃，走的通道也不是一起，是否让探视与疫情防护其实并没有直接影响，并不直接冲突。考虑到配合南京监狱疫情防护的工作安排，我也可以接受，由隔着玻璃探视，改为视频探视。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法律规定的每月一次的家属探视权。因为余文生律师之前约3年，几乎所有的法律权利都被剥夺了，现在身体出现多项疾病，我需要每个月看到余文生律师，了解他的身体情况。

如果以疫情的原因，剥夺家属探视，这是一个没有期限的问题，或许之后几个月都可以以疫情为由不让探视。既然国家、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工作，那就不应该剥夺法律规定的家属的探视权。

至于如何防护疫情，保障安全，那是南京监狱及工作人员考虑和需要协调解决的事情，请不要直接残酷的剥夺家属探视权，家人盼了一个月，才能探视30分钟，像我这样的家属，为了这30分钟，不惜往返约2100公里路途，身体和经济投入巨大，也不惜一切去探视，可见这种探视对家人的重要性；家人被剥夺自由的残酷性；受到法律不公平对待的无助性。

所以，许艳7月20日，一定会从北京到达南京，要求探视余文生律师，要求保障家属一个月一次的法律探视权。

请求南京监狱，能从法律的角度、从人道的角度、体谅许艳是因为经历丈夫余文生律师遭到太多不公，太多法律权利被剥夺，所以才一定要去争取每个月一次的法律探视权。

请求南京监狱帮助、协调和解决，7月20日探视余文生律师的问题，谢谢。

7月20日，是许艳一人在南京，也请求大家关注许艳，关注是否能探视到余文生律师？谢谢！

许艳
2021年7月15日

5月21日上午，遭中共北京当局关押1年10个月，被控“寻衅滋事”罪的北京维权人士全世欣，被北京市海淀区山后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

5月11日，被控“寻衅滋事”罪的北京公益志愿者，“端点星”网站负责人陈玫和蔡伟在北京朝阳区法院温榆河法庭开庭受审，法院作出择日宣判。

5月6日，香港2020年“六四”烛光晚会“未经批准集结”案开庭，青年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4人被控“明知而参与一个未经批准集结”罪，其中黄之锋被香港区域法院判监10个月，岑敖晖被判监6个月，袁嘉蔚与梁凯晴被判监4个月。

另有消息传出，5月27日，被羁押逾两年四个月的澳大利亚华裔，自称“民主小贩”，被控间谍罪的作家杨恒均，将在北京二中院闭门审判。

从案情透露的各方信息可见，全世欣、陈玫、蔡伟、黄之锋等四人及杨恒均，被中共当局指控的所谓犯罪证据均与他们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权利，公开以自身的形式来抨击中共时政、表达自己意志，宣讲传播普世价值、争取公民宪法权利相关。因此，都是中共当局违宪侵权制造的罪案。而中共当局在5月如此密集审判这些践行宪法权利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显然带有吓唬民间，禁声民间的用意。

据媒体报道，全世欣2018年9月，因使用互联网翻墙软件在推特上发表对中共当局及执政者的批评言论，而被北京海淀区警方以“寻衅滋事”罪行政拘留10天；2019年6月3日，全世欣又因身穿写有“蔡奇见家属”字样的白色短袖T恤，高喊要求与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见面递交相关材料，寻求解决问题，而被海淀区警方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行政拘留5天；同年7月25日，全世欣再次被海淀区警方莫名带走，后被以“寻衅滋事”罪由刑拘。友人质疑，这与她曾在推特上多次发表言论，尤其涉及支持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等言论有关。2019年8月31日，全世欣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该案于去年5月26日被起诉到法院。起诉书指控全世欣“自2019年注册并使用推特，散布大量虚假资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2020年11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山后法院开庭审理全世欣案，并于2021年5月21日判处全世欣有期徒刑2年。目前，全世欣被羁押于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内。

陈玫、蔡伟被判刑的端点星案之端点星全称为Terminus，端点星计划（英语：Terminus2049），建立于2018年4月22日，网站架设于开源平台GitHub的GitHubPages网页托管服务上，用众包方式备份遭微信、微博等平台删除的文章，号召公众协作参与抵抗网络审查，保证文章传播阅读的持久有效性。早期，网站收录的主要文章与中国高校性骚扰、北大岳昕事件有关，之后扩展到陶崇园之死、北京驱逐低端人口、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等议题。2020年4月19日起，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陈玫、蔡伟及其女友被警察拘押，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包庇罪”为由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警方一直掩盖案件进展，拒绝当事人及其家属聘请的律师介入案件。直到开庭由公派律师代理辩护。

而香港黄之锋诸君，则是明知港府受中共操控拒绝批准2020年6月4日的香港维园集会纪念六四英烈而参加，坚持践行宪法赋予公民集会自由权，竟而获罪。

至于杨恒均则是长期来致力宣传民主自由普世价值，撰写大量普世价值科普性文章，在中国大陆有广泛影响，因此招致中共极权者忌恨，多次对其警告与控制。2019年1月，杨恒均从纽约抵达广州后失踪，5日后中国外交部证实，当局对杨军（杨恒均原名）以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活动”指定监视居住。同年8月，杨恒均被当局正式以“间谍罪”起诉。杨恒均曾在给澳洲老师的信中表明自己由一名中国国安部门官员转变成矢志推动中国民主的经历和想法。2020年11月，杨恒均辗转带信给老师冯崇义，信中披露他遭受逾300次审讯、酷刑和当面辱骂等，但他并未妥协并坚称无罪，也呼吁他的读者追求民主、法治和自由。由此可见杨恒均就是因为宣扬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而遭致中共迫害。

中共当局完全无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权利，将践行宪法权利者苛以刑责，目的当然就是为了维护自身极权统治。而中共当局选在“六四屠杀”32周年到来之际的5月密集审判这些践行宪法权利，争取做享有现代公民权利与尊严的一批人士，用意非常明确，就是要吓唬社会上那些将宪法当真，意图争取宪法权利，致力推进中国民主法治的人士，警告这些人如果要追求人权民主法治，那就得面临判刑，面临“六四屠杀”。

中共极权统治当局枉顾自身颁布的宪法，肆意践踏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权利，枉法审判全世欣、陈玫、蔡伟、黄之锋、岑敖晖、袁嘉蔚、梁凯晴、杨恒均等等人士，是公然违反宪法，侵犯人权，挑衅人类文明，因此必将受到人类的唾弃！

民生观察 2021年5月22日

2019年12月26日，以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等4人被抓捕为标志的厦门聚会案进入公众视野。在随后的半个月内，各地警方对参会者进行传唤、拘留，甚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部分参会者逃亡海外，部分参会者离奇失联，许多人对案件讳莫如深。时至今日，整个案件仍然是个谜。作为厦门聚会案的亲历者，我愿意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与大家分享，让大家了解这次聚会的来龙去脉。2020年12月自由亚洲电台对一些参会者做了访问，该访问评论理念多于记录事实，还是没有满足公众对案件真相的关切，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知道的一切写出来，当然，有些细节可能会因记忆而有出入，我也希望其他参会者有机会把自己所知道的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聚会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烟台警方大张旗鼓，搞得全国各地鸡犬不宁，无外乎是想办一个所谓的大案要案向上级邀功，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他们无限上纲上线，甚至不排除有杀良冒功的嫌疑。

厦门聚会案最开始抓人是在2019年12月26日，从法律文书上了解到的是，该案的代号为12.13专案，实际上真正聚会的时间是在2019年12月7号和8号两天，因此民间也把厦门聚会案称作12.26专案或者12.13专案。

我参加这个聚会是一个偶然因素造成的，记得在2019年11月中旬左右，有人用聊天工具在一个聊天群里发了信息，大意是十二月初有空的朋友可以到厦门来吃海鲜，晒晒太阳，因为那时候已经冬天，厦门市靠南边比较暖和，最初大家说的是去厦门大学外面的沙滩玩，然后去鼓浪屿什么的，后来确定先报名，根据参加人数的多少，再确定具体地点和方式。当时群里似乎说过参会者来回路费自付，这个群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无外乎是电报群、微信群或者WhatsApp群，那时好像还没有大规模用signal群。我因为想出去散散心，也想结交一些朋友，就报名要去玩两天。大概在十二月初，我收到私信，说聚会时间定在12月7、8号两天，地址是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李林社266号奈斯轰趴别墅，这个名字真拗口，我早就忘了，因为要写这个纪实，我问了其他朋友才记录下来的。

我是12月6日晚上飞到的厦门，打了一个出租前去，司机根本找不到地方，在那条路上转了几圈，最后我不得不下车自行询问了路边的人才找到那个别墅。进门后，我看到几个人在唱歌，喝啤酒，就像KTV的风格，我因为比较累，给大家打了个招呼后就睡觉了。老实说，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合睡觉，床铺还是通铺，似乎淋浴设备也无法正常使用，这也是第二天换酒店的原因之一。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也比较晚，大家都很随意，因为有很多人并不认识，其中一个我熟悉的朋友介绍了其他人给我认识，这些人有很多在同一个微信群，但是没有见过面，有三四个在网上聊过天，一见面还是有点脸熟，更多的人都是不认识的新朋友，直到今天，有些人我都想不起长相来。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前面是一个小院子，有些植物，房子好像是四层，二楼有个大阳台，晒太阳不错，房间里面有卡拉OK厅、台球桌、游戏厅等，很像那种私人会所，这个会所房间里面有录音录像的监控设备，不过大家也没有觉得什么大不了。

吃了早饭后，已经九点半左右了，大家就在一个卡拉OK厅的包间里面开始聊天，当然也可以说是开会，这就是官方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的戏开场了，12月7号参会的人员现在我也记不得有几个，一是因为有好几个人不认识，二是因为有些人进进出出，大家也没有注意，反正坐了一圈，十几个肯定是有的。按照罗规方式，当时有个主持人，也就是计时并提醒发言人注意时间、不要偏离主题等等，12月7号的主题就是各自谈谈自己的现状，以及自己遭受的一些打压，或者谈谈对香港局势、中美贸易战的看法等等，每人好像是五分钟，其实大家也就是泛泛而谈，因为很多内容都是媒体报道过的，也没听到什么很有见地的观点。相对而言，几位律师谈得更具体，比如办了什么案件，受到司法局或者律协什么样的打压等，访民也谈了一些自己的遭遇，希望律师们能帮忙维权。但总的来说，没什么敏感议题，其中有两个人谈到中央可能对香港的策略问题，不过从今天的结果来看，我们都不是非常合格的政治评论员，几乎没有人会预见到大陆会以通过港版国安法这种措施来管制香港。因为人多，发言一圈下来就是近两个小时，很快就到了中午，大家叫了外卖过来，吃完饭，定好下午三点再继续聊。中午有些人出去转了转，有些人睡睡午觉，精力好点的就在哪里唱歌、打台球、聊天，下午好像也没干啥，就三五成群地在那里喝茶、喝咖啡闲聊。然后有人提出来说这个地方有监控，加上住宿条件不好，建议最好换个地方，很多人附和这个建议，于是有人去张罗晚上的饭局，有人就去订新的酒店，大概在5、6点钟，大家就分乘几辆车子去了一个饭店，这个饭店的名字我已经忘了，晚饭比较丰盛，吃了些海鲜，席间大家无外乎也是聊天喝酒，谈的话题天南海北，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香港局势、特朗普、中美脱钩、人权律师等等，我后来给一个朋友开玩笑说，幸好当时还没有发生BLM运动和新冠肺炎，否则以今天泛自由派的分裂状况来看，如果当时有这些问题，恐怕会有人吵架，甚至不排除打一架，这样也好，免得党国抓人，聚会就结束了。吃完饭，大家又分乘几辆出租车到了新的地方，新的地点是厦门市集美区孙坂南路港头二里的墨和小院，这个酒店有点像农家乐，还算干净，大家两人一间分好房间后就各自休息了。我是和一个律师住在一起，大家聊了些律师江湖的趣事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吃了早餐后，大概九点半又开始在墨和小院的一个会议室开会，我记得有两位朋友订的机票或者高铁比较早，在8号上午十一点左右就走了，也有一两位似乎是12月8号上午十点过才到的，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厦门聚会颠覆案，在我看来既无组织性，又无纪律性，后来被当局无限拔高多少让我有些意外。如果说12月7号的开会内容多少有点务虚的话，12月8号的内容可以说相对实在些，总的来说，整个8号的会议谈了三件具体的事情，第一是要评选2019年中国十大公共事件，由谁具体负责我已经忘了；第二是要发表2020年元旦新年献辞，这个献辞当时确定是由常玮平执笔，后来常玮平还没有动笔就被监视居住了，我猜想这也是常玮平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的原因之一；第三就是要评选2019年度的杰出公民奖，但是谁负责牵头，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从我后来在媒体上了解的情况看，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评选过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抓人，这次要抓人，我就不清楚缘由。8号上午在茶歇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做一个游戏，就是让大家预测一下共产党在多少年内会垮台，有人预测说就在这两三年，有的人则认为至少三十年，大家不过就是随便说说而已。紧接着这个游戏，有人提出讨论一下中国民主转型后面临的社会问题，大家都提出了一些观点并指出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做的一些预案，同时有人也谈到了联邦制和单一制的问题，谈到了民族矛盾如何化解的问题，总之讨论很广泛，但观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更多的是学术上的假设和探讨。在讨论过程中，有两位朋友还因为罗规适用规则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也算是一个小插曲了。很快就到了十二点过，主持人提议结束，于是大家就分头离开厦门，出来的时候，时间充裕的参会者就在路边一个小饭店一起吃饭，我们大概还剩下十五个人左右，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发现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似乎在对我们进行拍照、跟踪，不过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因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平常的聚会，讨论了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根本不用遮遮掩掩，把自己弄得杯弓蛇影的。但是，以现在的情形来看，我们这些人还是太年轻了，太幼稚了，压根没有想到普通的聚会最后会演变成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的大案。我大概在下午两点离开了饭馆，赶往厦门机场，其他人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这次厦门的聚会，严格来讲是一天半，因为8号中午就结束了，具体每个人谈的什么内容，我现在确实也记不得，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个案子要定颠覆国家政权，的确是高看了我们这些人。这个聚会纯粹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探讨问题的交流会·，没有任何其它目的。其实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参会人员的名单，就可以看出，律师占了大多数，数量超过了一半，当时媒体报道是另一个“709事件”，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我了解到的参会人员应该有丁家喜、许志永、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常玮平、黄志强、王江松、卢思位、卢廷阁、庄道鹤、文东海、唐荆陵、刘家财、吴绍平、庞琨、刘四仿、王应国、丁灵杰、王磊，另外有两人通过视频聊了两句，分别是刘书庆和吴明。

这就是整个厦门聚会案的来龙去脉。

厦门聚会案的待解谜团

厦门聚会案到了今天，已经侦查结束，因被牵连而仍然羁押的还有四人，分别是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李翘楚。常玮平和李翘楚是真正的冤枉，我了解到的常玮平不过就是公开了宝鸡对他进行酷刑的事情而已，李翘楚是因为与许志永的特殊关系，一直在外面为许呼喊而开罪了北京和山东国保，就顺便把她也收拾了。厦门聚会案，到今天还有几个谜团没有解开。第一，为什么当初是山东烟台立案，现在又让山东临沂来办理？厦门开会和烟台临沂有什么关系？第二、为什么陕西宝鸡警方要对常玮平第二次下手，除了因为常玮平公布宝鸡警方滥施酷刑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第三、许志永最终被捕究竟是因为厦门聚会案还是因为他在逃亡过程中写了著名的《劝退信》？

厦门聚会案，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仅仅因为这种就餐聚会就可能会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现在也被当地国保列入敏感名单，给我生活带来了很多烦恼。以我后来对这些参会者的了解，这些人都是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普通公民，他们现在有的被吊证，有的人为了生计奔波，有的人不得不流亡海外，有的则被羁押待审，命运堪忧。比如丁家喜、许志永，他们仅仅为了追求一个美好的中国，却不得不面临三、五年的刑期，这对他们是何其残忍？常玮平，一个普通的律师，不仅丢了证，遭受酷刑，还面临判刑，这对他又是何等的不公？李翘楚，一个90后女孩，仅仅因为对爱情的执著，为了自己所爱的男人呼吁而身陷囹圄，遭遇办案人员的羞辱，这又是何等的荒唐？我有时在想，这些办案机关的警察真的就如此缺乏最基本的良知和人性吗？他们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就不怕报应吗？当我要结束这篇纪实的时候，我祝愿因厦门聚会案受到羁押的人尽快获得自由，祝愿那些因本案受到牵连的人生活恢复正常。

一个厦门聚会案的亲历者小L

——评《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

中共国家安全部4月26日发布了《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明确从发布之日正式实施，授权国家安全部门以国安安全需要名义来大肆动员民众互相监督举报，强加各单位承担监督控制公民的所谓“主体责任”，任意检查监控公民通信网络及各种活动，公然无视公民各项宪法权利，为当下已经广泛侵害公民权利的各种集中营、黑监狱、无所不在的监控等等违法侵权行径提供起了法律依据。因此，随着《规定》的实施，中共统治的大陆人权法制将进一步退化，社会民众生存环境进一步陷入互不信赖，互相伤害的恶性斗争中，中国加速回归曾经阶级斗争主导下的野蛮文革岁月。

从《规定》无所不包的施用范围，可以看到对整个社会极其广泛而深远的控制性。《规定》第二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国家安全机关的协调和指导下开展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适用本规定。”可以说已经囊括了社会一切单位与人群。

《规定》的工作原则“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明确了使用一切手段，结合后面的单位“主体责任”、建立举报奖罚等等，可以看到一种全民动员，掀起全社会抓间谍，反特务的运动目的。

《规定》第四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承担本单位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的主体责任，应当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动员、组织本单位的人员防范、制止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行业主管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监督管理本行业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及后面进一步要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与国家安全机关建立健全反间谍安全防范协作机制，加强信息互通、情况会商、协同指导、联合督查，共同做好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这就对社会一切单位强加上反间谍“主体责任”时，事实就通过所谓“教育、动员、组织”、培训的责任而赋予单位对员工采取限制人身自由与强制洗脑的权力，这给业已在中共大陆泛滥的各式集中营、法教班、黑监狱提供起了法律依据，可以肯定在即将到来的大陆，过往以维护稳定为名而对上访维权群体，信教群体等等采取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将更加肆无忌惮泛滥成灾。

《规定》明确反间谍的举报机制及系统性奖罚机制，如第十八条“公民、组织可以通过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或者国家安全机关公布的其他举报方式，举报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各类反间谍安全防范问题线索。”使中国社会单位与个人在国家安全名义下被强制进入互相检举、互相猜忌，互相提防与互相伤害的角色，这必然严重毒化社会信赖机体，使人人自危，人人为自保而举报，如此必将使中国再度上演曾经在中国大陆疯狂的文革劫难。

而《规定》授权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名义对单位及个人采取的各种完全无视公民宪法权利的行径，使人完全可以想到接下来中国大陆单位与个人被肆意侵害的惨况。如第二十二条“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进行检查：（一）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二）调阅有关资料；（三）听取有关工作说明；（四）进入有关单位、场所实地查看；（五）查验电子通信工具、器材等设备、设施；（六）反间谍技术防范检查和检测；（七）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检查方式。”以及第二十四条“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方式开展反间谍技术防范检查检测：（一）进入有关单位、场所，进行现场技术检查；（二）使用专用设备，对有关部位、场所、链路、网络进行技术检测；（三）对有关设备设施、网络、系统进行远程技术检测。”从中可以看到中共权力机关假国家安全为名可以肆意置公民住宅权、隐私权、通信权等等基本人权于不顾，不仅可以随意检查，监控，还可以肆意以调查名义限制人身自由及以政审名义干涉甚至剥夺公民工作权。

由上面种种《规定》的条款，可以看到中共国安法下更进一步细化出台的《规定》，已经将过往岁月中臭名昭著的维稳制度下种种违法侵权行径，借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而冠冕堂皇地上升到法律规定，使过往维稳制度中无法可依的侵权，变成了今天维安名义下名正言顺的依法侵权。如近年发生的长沙公益组织富能案，云南王藏夫妻被拘押案，许志永、丁家喜案等等人权案件，都显示出对法律的漠视与以维护国家安全名义的无法无天。今天中共国安部门祭起了《规定》，这预示着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急速迈入反人权反法治反文明的升级版文革时期，由此可知中国社会的人权灾难将雪上加霜。

民生观察 2021年5月1日

四川省司法厅以卢思位律师在推特上的不当言论吊销卢律师的执业证，2021你1月13日早上公开召开听证会。

12日晚上11：10分起飞的航班，飞到成都的时候已是13日凌晨的1：25分。飞机落地的时分在微信朋友圈打个卡：13日的成都走一遭。出了机场打了一个的士，直奔司法厅旁边的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来到酒店已是2：00时分，洗漱完毕上床睡觉。

早上醒来吃早餐，见到了卢思位律师的两个当事人的妻子：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艳、覃永沛律师的妻子邓晓云。还看到了刘四新博士、吴魁明律师、王宇律师、陈科云律师、唐吉田律师等人。大家在酒店门口合了一个影。

我们一行人8：30分出发去司法厅，走到去司法厅的巷子口。街边密布了警察与便衣。吴魁明律师、陈科云律师、刘四新博士被拦截了下来。警察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吴魁明律师问这里有刑事案件发生吗？刘四新博士问：凭什么？估计一句凭什么，激怒了警察。他们十来人团团围住了这三个人，推了推他们几个，对着他们用四川话吼：不要吵，不要吵。我站到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我想起了2016年公安部的说法：群众围观拍摄执法民警不得强行干涉。我赶紧拿出了手机进行录像、拍照，按公安部的说法做一个监督警察执法的好公民。旁边的“人民群众”发现了我拍照立马告知了警察。警察就将我也推到他们三个人当中。一会儿功夫，我们还没来得及问他们凭什么限制我们。他们就将我们四个人以架胳膊、后面人推拉的方式塞进了一辆面包车。同时，他们也将旁边拍照的许艳架上了同一辆面包车。被拖上车的时候，上来了两个警察看守着我们。车子启动，在成都的街上兜圈。后来，将我们带到了青羊区的西御河派出所，把我们像赶鸭子一样赶到了接待家庭暴力的调解室。

许艳问他们什么手续？凭什么限制我们人身自由，然后拿起手机开始录像。他们立即扑过来抢了许艳的手机，我们试图阻拦一下，立即被一个个一脸凶相的国保摁住。他们凶巴巴地样子，像是面对穷凶极恶的罪犯。然后要了许艳与吴魁明的身份证、要陈科云与我的身份证号码。刘四新博士因为闹肚子，在隔壁的厕所里蹲着。

我一开始是拒绝告知我的身份证号码的。他们说他们有权力来查我们的身份证。我说：你打开执法记录仪，但凡你能找出一条法律依据，有权力在街上把我们扔进一辆面包车强行关在派出所这里，要求核查我们的身份证，我立即从这楼顶上跳下来，不用你们任何人承担责任。如果找不到依据，说明你们违法限制我们自由，我只要求你们跟我们说声对不起，我们走人。这划不划算？

我们在激动讨要说法的时候，他们执法仪是录像中的状态。我在跟他们讲法律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关了执法仪。

他们要检查我们的身份证，查我们是不是有前科或是正在通缉的嫌疑犯。要求我们所有人要提交身份信息。刘四新博士出来了。警察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他说依据什么规定？当我们是犯罪嫌疑人，这分明是有罪推定。刘四新是北大刑法博士毕业，显然他不配合这种非法要求。警察：你就是不告诉，我们也有办法。拍个照，人脸识别出来了。警察出去，估计是汇报刘博士的倔强的情况。过了一会儿，说要拍脸照，要求刘四新取下口罩。老刘拒不取下口罩，骂他们这分明是有罪推定。不过，过了不久，他们就回来对着刘四新博士说：你姓刘，北京市XX区户口，对吧？核实一个人的身份信息，这个速度也太快了。

我们要求他们出具手续，强行带到派出所来依据什么法律依据什么程序？他们没有理大家的诉求，反而斥责大家说为什么带你们来这里，你们内心清楚。为什么不带别人来派出来而偏偏将你们带进来。不一会儿功夫，许艳说内急，要上厕所。他们一开始说你态度恶劣，不批。我们说，就是杀人犯也要保障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更何况被非法拘禁。他们同意了，叫来了一个女实习生跟随着。要求许艳上厕所的时候，必须是不准关门，将门打开。许艳不从，情愿憋着也不这样子干。

陈科云说他口渴了，要喝水。他们不给。说你们自己叫外卖。但是掏出手机的时候，他们监视着，担心大家将这个情况向外界发布。我也拿出手机，注意到微信里有人找我，正想回复。他们说你不是用来买水的，手机收起来。两个人过来抢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就这样子以不是用来买水的被抢走了。以不同的理由，他们将我们的手机一个个强行夺走了。这期间，数次冲突，数次他们扑上来压制我们，他们取得了完胜。

早上8：40分被塞到这个派出所来，一开始是五个人。至10：30分之间，他们分别将谢阳、任全牛、文东海、王宇弄进来。九个人被看在西御河派出所的调解室。这期间，争取到了喝水的权利。由我向他们申请说，我们口渴了要喝水，帮忙解决吧？然后他们同意了。领我到派出所的接警大厅里倒水。我给大伙儿一个个送了一杯水。来来回回几次，其中一个国保说，你在干嘛？倒了那么多杯？我说，最后一杯了。有六个人在里面，最后一杯给我自己倒。(当时只有七个人被困)陈科云与吴魁明烟瘾比较大，嚷嚷着要抽烟。我说：想要抽烟得低声下气请求他们批准，理直气壮地要求，门都没有。你看，我这像个孙子一样向他们要水喝，他们高兴了才给？说大声一点，他们就不批了。看守我们的一个民警听了我这么说不高兴，说我这个人太不讲理了，得了便宜有了水喝还污蔑他们。他们听不得任何一句不敬的话。

谢阳来了，说早上在司法厅门外面拍照的时候，被摁倒在地上揍了一顿。膝盖下面有一点有直径2公分的皮肤组织流血，还有口罩上有嘴角血迹。被强行架着上了车，送到派出所。

文东海来了，他说是拿手机拍照，被一个陌生人喝止拍照且要抢夺他的手机。文东海随手往他脸上甩了一巴掌。随即他被几个人架到转角处揍了一顿。被甩了一巴掌的年轻人回过头来将文东海打了回来。这还不叫扯平。到了派出所，叫他做笔录，说有人被他打成轻微伤，要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行政拘留或刑事拘留）。文东海从下午3：00第二次做笔录，到了晚上8：00才被释放出来。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说肚子饿了要吃饭。一开始没有人理我们。我们说，哪怕是判决的死刑犯，明天要杀头，今天也要保障他吃饭。也这就样，我们争取到了一人一个外卖快餐饭。

一开始守所的人是十人左右，有恶狠狠的国保。他们打人，推人，摁住人，抢我们手机的时候，一脸凶相。我对着最凶的那个人说：兄弟，人生如戏，全凭演技。你是中戏毕业的吧？演得真凶啊。回头加个好友，向你讨教讨教如何演戏。

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谢阳跟他们说，我要走了，不再忍受非法拘禁。然后他一个人跑出去与他们理论。他们指着谢阳要求谢阳回去、回去。谢阳不理，他们三五个人就架着他两个手。其中一个180厘米左右30岁左右的年轻国保，直接往谢阳后背抡拳头，直击了四五次。然后直接又是勾拳，最后可能用手锁喉。真是凶残啊。

将谢阳弄回调解室的时候，国保头子进来叫我们安静。然后与我们讲爱国主义课。说我们这些人给中国抹黑，勾结西方势力，诋毁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有了今天这么美好的生活，国富民强，你们偏偏不懂得感恩。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律师，警察有权检查大家的身份证，你们这点都不配合？来来回回讲了五分种，大意就是我们受西方势力影响，由境外出资，让我们来做汉奸。我们要求发言，插话也不让插。我说：再给你讲两分钟，然后让我讲两句。他还是不给。终于讲累了，谢阳说让我的律师（指了我）代表我辩论一下。

我说：讲两个，第一个，根据《身份证号》第十五条规定，警察在几种情形下可以检查行人身份证，我列举了这几种情形。我说你们检查我们身份证没有法律依据。第二：刚刚有一个年轻人往谢阳背后抡拳头这事，妥不妥？这个国保头子直接丢下一句：这个人文邹邹地，不跟你讲！这真是我跟你讲法律，你却与我耍流氓。

下午3：00左右，国保指着刘四新博士说：那个刘，出来。刘四新博士被带到隔壁问话了。其实又是教育一翻，说刘博士是卖国贼、汉奸。勾结了西方媒体、反华势力来抹黑中国。教育了20分钟左右。要求刘博士指认自己哪部手机并要求打开手机密码。刘博士予以拒绝。第二个是许艳被喊去教育，骂许艳是汉奸。许艳说那给我颁发个“汉奸证”吧？国保要求许艳指认自己哪部手机并要求打开手机密码。许艳予以拒绝。第三个是吴魁明，也是一样的流程。我们八个人分别被喊进去一一教育。轮到我的时候。被拉到警情指挥室，一群警察虎视眈眈。国保头子问我名字，我报了名字还加上身份证号码。他问我手机号码，我说这个你们还查不出来？无法奉告。然后他说尾号1998的是你的吧。我说：你看看你不厚道，明知道还问我。然后我发现打谢阳的小伙子正坐在我对面，我问国保头子他叫什么名字？我说小伙，你打人，你报上你的名字出来。他们马上将这个年轻人支开。国保头子说：不知道，你问我所有的，我都不知道。轮到他叫我打开手机密码，我说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手续？证人询问？案件嫌疑人？以什么程序向我发问？将传唤证开出来，我自然按法律程序配合你。我讲完这个话，就被轰出来，说我态度恶劣。有一个警察还指着我骂：就你这个龌龊的样子，还做律师。我进来不到三分就被轰出来了。

大概是听证会差不多结束了。分别问完话之后，先叫陈科云出来，然后就先将他轰出派出所。第二个是吴魁明。不知道谁提议的，他们一个个问我话，我们要把持得住，他们这些人还急着要下班回家。但到后来，到了下午5：40分的时候，就把我们集体轰出来了。

本来是来申请旁听证的，没有想到却被成都国保非法拘禁了九个小时。

日前，广西钦州市南区政府网站发布，钦南区二轻工业联合社11月17日发出《关于钦州市羽绒制品厂部分职工违规选举对抗组织的情况通报》称，羽绒厂原班子职工不服从联社任命决定，违反规定，另搞一套，组织职工自行选举厂长和职工代表，此行为错误严重，性质恶劣，选举无效。此则消息让人读来啼笑皆非，从中看到钦州当局的法盲本性，同时也深感中国当下权大于法，组织强奸宪法，以组织公然剥夺公民选举权、参与权及结社自由权的宪法权利的严酷现实。

据通报称，钦州市羽绒制品厂原领导班子拒不执行巡察整改，不服从联社财务统聘统管监管，拒不配合财务审计监督。根据原班子的错误事实和不作为，联社决定调整厂领导班子，免去黄兆宝羽绒厂厂长职务。羽绒厂原班子职工不服从联社任命决定，违反规定，另搞一套，组织职工自行选举厂长和职工代表。2020年10月30日擅自发布公告，选举黄兆宝等11名退休人员、容振强等11名在职职工为职工代表；11月6日擅自发布公告，选举黄兆宝为职代会主任、容振强和陈家威为副主任，选举黄兆宝为厂长。此行为错误严重，性质恶劣，选举无效。

从中共钦州南区政府通报可以看到，钦州羽绒制品厂职工选举自身企业的职工代表，成立职代会，并选举自己的厂长。这从职代会作为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而言，职工代表理所当然地是职工自己选举产生，而不应该是所谓组织任命或从中操作的指定人员。钦州羽绒制品厂职工选举自己的职工代表，这于法于理于情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竟遭致中共主导的所谓联合社否决及通报。

要了解清楚这次羽绒厂职工自己选举代表被否决问题，就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联合社”，依照中共官网介绍：联合社主要是指在一定行政区域内设置的合作组织联合体，如某乡养鸡合作社、某县养鸡联合社，某市养鸡联合会等。联合社性质，属于合作组织联合体，一般条件：由农民发起创立等；专业条件：须由该专业的带头人发起创立等。

从介绍可见，联合社是个行业自发性联合体，不应该是中共官方主导的权力机构，也不是管理行业内各企业的机构。

然而，钦州二轻工业联合社的官方介绍却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令、法规，以及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自治区、市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的指示、决议，结合实际，制订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工作职责：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令、法规，以及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自治区、市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的指示、决议，结合实际，制订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⑵指导二轻集体经济的发展，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监督实施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⑶负责二轻系统各类生产、技措、技改、基建、财务月、季、年度报表的汇总、分析和上报，向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二轻系统在发展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并提出相关的建议。⑷负责全区二轻行业管理、指导、维护、协调和服务。⑸承担区政府交办的有关事项。

由钦州二轻工业联合社的介绍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社已经是个受命中共统治需要的权力机构。对联合的企业具有管理权，具有对经营管理领导人任命与职工代表指定的权利，而对企业职工自己选举代表与厂长具有否决权。如此，联合社事实上就成为了主管企业一切的权力机构。这显然与联合社应有的性质相违背，而成为了行业企业的婆婆。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共大陆出现的联合社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当时中共通过在自发名义下的强制性暴力手段，将大量民营企业收归合作社下的集体或国有。改革开放后，中共一度放松了这种权力主导下的联合社管理，但是中共党首习近平上台后，力主国进民退，叫嚣国有企业是自己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于是在全国强化推进对民营企业与集体企业的管控，成立了各种操控民营与集体企业的机构，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在中共大陆注册的私人合资企业也常被归于集体企业名下，如此一来中国私人合资企业就事实变成了中共管控下的集体企业。

从中共钦州南区二轻工业联合社本次任命羽绒厂厂长与职工代表，而否决职工自己选举代表与厂长来看，联合社已经完全剥夺了职工宪法赋予的选举权、参与权与结社权，事实将整个企业变成了中共权力主导下的国有企业性质。

中共为了延续自身极权统治，近年来在全国推进公私合营，将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一批民营企业强制纳入改造合营范围，事实就是再次重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化道路，将私营经济国营化，消灭私有制。钦州当局公然以“组织”名义，通过联合社剥夺职工选举代表，成立职代会，进而选举厂长的履行宪法权利的行径，揭示着中共统治对企业强化管控，让一切企业姓党的实质。

中共集团肆意剥夺职工宪法权利，将所有企业以组织名义强制姓党，接受极权管控，重回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路，这必将带来中国经济重复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崩溃命运，给国民带来毁灭性灾难。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尊重宪法，保障企业职工参与权、选举权与结社权的宪法权利，给企业以自主经营的活路，给中国经济以生机。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7日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9日消息】江苏南京建邺区兴隆街道访民袁爱香，2015房屋被强拆，因为拆迁补偿不合理，2016年开始上访，至今没有结果。2020年10月16日上午8时，在北京上访的袁爱香发出求救信息，并付出采访电话13951948108。

袁爱香在京上访中，2020年10月13日14时40分左右，于北京458公交底站王庄村口，被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丁永强大队长和滨江所所长缪汪伦指使民警王浩绑架回南京。

袁爱香被绑架到南京南站后，袁爱香自行乘地铁公交回女儿家，深夜23点左右，缪汪伦带着多名不明人员敲门，要连夜带袁爱香强行带走隔离作核酸检测，几小时后被强行带走。

2020年10月14日早上6点多，袁爱香女儿刚开门上班，被多名不法分子拦截，胁迫袁爱香的女儿逼迫她妈妈去作核酸，甚至不让袁爱香的女儿去上班，强行把袁爱香带到核酸检测点。到了南京新城商务酒店核酸检测点，因袁爱香是从北京回南京，袁爱香的女儿从没离开过南京。医生因袁爱香母女不符合南京市疫情防控中心规定（只有从青岛回宁人员才要求做核酸检测，只有健康码是黄色的才要求隔离）不给做核酸检测，兴隆街道圣汉勋滥用职权超越职权，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地，找到疾控中心蒙主任，蒙主任亲自到检测现场打招呼，破例让医生给袁爱香母女俩作了核酸检测。所有做完核酸检测，健康码是绿色的人，都自行回去了，袁爱香的健康码也是绿色的，但袁爱香很不幸，被毛宁书记骗到兴隆街道办亊处117房间隔离，并派多名不法分子堵门看守，袁爱香请求回家去看她86岁老父亲遭到圣主任和毛宁书记拒绝，实施对袁爱香以疫情为由非法拘禁。被非法拘禁期间，2020年10月14日下午，当圣汉勋主任和几位街道领导的面，袁爱香右腿被兴隆街道雇佣的不法分子踢伤，而圣主任等几位街道领导无动于衷，表现出极大的冷漠。

2020年10月15日袁爱香分别于10时46分，14时49分，15时58分，17时50分，18时31分，五次拔打110，反映被非法拘禁在兴隆街道117房间，被殴打被虐待，至今都没有警察出警。
2020年10月16日上午8时

民生观察强烈谴责江苏当局，以疫情原因任由拘禁她人限制人身自由，这一非法行为严重侵犯人权，违背宪法，江苏当局公安部门参入截访行为严重违法，袁爱香以被他人拘禁限制人身自由报警数次都不于出警，严重违规警察工作职责，这行为严重渎职，请江苏当局立即释放袁爱香回家恢复自由，本网站将继续关注袁爱香拘禁期间与释放后的维权情况的报道。

9月22日，中共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任志强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420万元人民币。世人皆知，任志强这次被中共以经济罪重判，其实是因他著文直斥中共党魁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因此外界普遍认为，重判任志强是典型的因言获罪，是中共集团为了“杀鸡儆猴”，警告党内对习党魁有异议的红二代以及反习阵营，吓阻中共集团中开明改革势力对现代民主的向往。

本次任志强被中共当局以经济犯罪重判，法院说，任志强在2003年至2017年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4974万余元；收受贿赂125万余元；挪用公款6120万元；滥用职权致使国有控股企业遭受特别重大损失1.167亿余元，其中国有股东华远集团财产损失5378万余元，任志强个人获利1941万余元。而事实上任志强在离任北京远华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与总裁职位时，作过职务审查，当时并没有查出他所谓经济问题，而今天却又忽然宣布他有诸多经济犯罪，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次重判是对任志强大胆直言的打击报复。因为任志强先生今年3月初写出了《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一文并在网络上流传，质疑中共党魁习近平2月23日有关武汉疫病的17万人大会的讲话，公开揭露习近平“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任志强在文中说：“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随后，任志强先生针对2月23日会议讲话中的一、二、三、四和最后，谈出了自己的一、二、三、四和最后，即“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就是“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就是“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就是权力包办市场而由企业承担责任；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用此疫辨诚臣；最后人民就只能成为那个“代价”。

任志强先生的信被传于网络后，3月12日他被强迫失踪，随后据知情人士透露说任志强被关押于北京市纪委蟒山审查点。直到4月7日北京纪委部门才发布公告，宣布任志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随后网络传出任志强先生的孩子及身边工作人员也被中共当局拘押，使任志强显然遭致了亲情与友情的绑架、要挟。7月23日，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再发布通告称，任志强严重违反共产党纪律，涉嫌贪污受贿，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直到现在指控任志强四宗罪而开庭审判。9月11日任志强被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任志强当庭坚持自辩，拒绝认罪，直到9月22日被重判18年。

由任志强先生为国为民大胆直言，公开暴光中共党魁习近平要当皇帝的小丑行径及中共因舆论控制而导致武汉病毒泛滥的罪恶根源，结果招致中共当局抓捕，家人也被关押，最后被中共当局以快速罗织的经济罪名重判，可以看出这是中共当局一以贯之的通过经济问题来打击迫害不同意见人士的手段，因此是赤裸裸的违宪侵权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案。

任志强出生于1951年3月8日，两三岁时，随父母落户北京，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1969年1月，他被下放至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1969至1981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38集团军服役，先后任排长、连长、参谋。1981至1984年任北京怡达公司副总经理。1984至1988年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1985年，任志强被以“贪污罪”罪名关进看守所14个月。当时任志强给自己和员工发了一大笔奖金，虽有上级批准，但在领取奖金的单据上只有签名，没有数额。由于此事存在较大争议，因此任志强拒绝认罪。1986年，法院改判任志强无罪释放。后任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总经理。曾当选为西城区人大代表，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他还分别在多个社团组织、大学等机构任顾问、理事、兼职教授、副主席等职务，在华远集团持有股权的合资公司或下属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等职。2013年9月22日，任志强在北京发布自传体回忆录《野心优雅》，记录了自己60年的极富传奇性的人生。2014年11月24日，任志强在微博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退休。

任志强多年来在微博上经常发表呼吁中国建立西式民主政治的言论。2013年，在北京大学演讲，号召学生“联合起来推倒面前这道墙，重新建立社会民主制度”。2015年2月14日，在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5年年会”时发言说，“政府过度强调了枪杆子和刀把子，反对西方的价值观，文革之风又起来了。”2015年9月21日，转发了中国共青团中央关于“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微博，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否定习近平所提的“两个不能否定”，提出“共产党极权、不合法”、“当今体制是垄断的皇权、中央极权”，支持宪政。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视察中央电视台，后者打出“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的标语，任志强微信上说“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还称“这个不能随便改！”“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紧接着，任志强又道：“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后任志强遭到文革式批判与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从此后遭际当局严密监控及禁止出境。随后任志强辞去了担任的各种职务，并接受了中共当局的严格履职经济审查，当时审查结果显示任志强没有经济问题。而后来仅仅因为任志强直斥习近平是“小丑”，结果遭致拘押并被以多种经济罪名重判。

任志强先生虽为中共体制内官僚，但是秉持良知，坚持争取民主的初心，屡屡践行宪法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与参政议政的权利，先批“媒体姓党”，再斥习近平要当皇帝的“小丑”，结果招致中共构陷重判。中共当局对任志强的迫害，不仅严重违反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及公民有言论自由与参政议政权利的条款，而且公然违背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是公然剥夺人权，践踏宪法，挑战人类文明，因此应该受到文明世界的坚决谴责。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22日

9月6日下午，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倪玉兰女士通过推特发出：最新消息：詩人王藏被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20年7月3日被楚雄州检察院批捕！妻子王利芹也被定为同罪，于2020年7月24日被楚雄州检察院批捕！现羁押在楚雄市看守所。请大家关注！

诗人、异议人士王藏与妻子、家庭主妇王利芹夫妻双双被云南楚雄市中共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让世人进一步看到中共当局为了镇压异议人士而完全抛弃法制，不顾事实，野蛮采取株连连坐行径，肆意践踏人权，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罪恶。民生观察对于中共云南当局的违法侵权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尤其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是：身为王藏的妻子、家庭主妇的王利芹（即王丽），居然因为自己丈夫呼吁而遭致逮捕。

王藏于今年5月30日“六四屠杀”31周年纪念前夕，被楚雄警方强制抓走而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强迫失踪后，家庭生活陷入极度困境，王丽自己与四个年幼的孩子受到当地警方严密控制软禁，于是王丽只好通过网络发布每天呼吁释放王藏兼如实披露自己家庭遭致的困境情况。如6月7日：诗人王藏于2020年5月30号被云南警方以（煽颠罪名）带走。请关注王藏谢谢（双手合十）；6月8日：如不是王藏的弟弟给我们买了一堆菜，家里只剩一点米，几根葱，两个番茄，因为我们多少天没有出门，出门他们就拦着（大哭脸）；6月9日：王藏失踪第十一天#王藏被抓那天，孩子目睹一切过程。孩子现在不敢出门，怕被外面楼下的“坏人”抓走。当天躲在窗帘里的小儿子连续几个半夜莫名其妙大哭，以前自己一个人玩，现在整天粘着我；6月15日：王藏被失踪第十七天。到楚雄市东瓜派出所报案，快递被抢之事。刚到值班室，值班人员就接到电话，回复说：局长不在，会打电话给王藏弟弟的，又应付了事；6月16日：今晚8点半左右王藏的表姐，侄女来我家，遭楼下的警察驱赶回家。警察要求表姐他们登记身份证，交出手机。表姐说：这些都没带。警察直接让他们回家去，不能来我家。

王利芹发布如上一些呼吁释放丈夫王藏及陈述家庭面临的困境状况的推特，结果居然于6月17日被楚雄警方传唤后也与外界完全失联，直到现在被知情人披露遭致楚雄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7月24日正式逮捕。如此中共当局无视事实，枉顾法制而乱扣于一个家庭主妇头上的滑天下之大稽的煽颠罪，显示了中共当局的穷凶极恶与黔驴技穷。

中共当局近年来严酷打压异议人士，广泛滥施封建专制的株连之法。王藏被云南警方强迫失踪后，王藏的妻子王丽对外披露，5月30日下午4点30分左右，有20几人左右来到她家里，楼下大概有20-30人，而对方当时未出示任何证件或书面文件，“约20人冲入我家，将王藏按倒，戴上手铐与黑头套，接着把我、4个孩子与婆婆按住，将我跟王藏带走后，他们把4个孩子与婆婆留下。”

王丽随后被带到楚雄市开发区派出所，从当日4点半一直到5月31号凌晨三点半才被释放回家，而王藏不知在哪，处于失联状态。王藏的弟弟丶表姊丶表哥与多名家人也被带到王藏家中强制软禁。王丽说：“接下来两天，派出所以‘带孩子’为由，派人到我家住了两天，而自那天起，他们也派人在我家楼下与小区出口监控我的一举一动。”

王丽还说，国保得知她6月1日买了新手机后，当晚再次把她与王藏的弟弟传讯至派出所，要求她交出当天买的手机与手机号码。虽然她一开始顽强抵抗，但后来派出所仍派七八名国保到她家去找寻手机，后来被寻获后，警方没收了手机，也注销了她的手机号码。王丽还对媒体表示：“派出所的警察不断逼问我与王藏的手机密码，以及一些在北京仍与我们往来的朋友。我在被持续讯问的情况下，忽然昏过去。现在他们注销了我的手机号码，也封杀了我的微信。他们阻止我买手机，我出门到哪他们也都到处跟踪。”

王丽还说，在王藏被强行带走的期间，孩子学校的校长与警察都强制要带她的孩子上学。此外，在讯问过程中，警察也威胁她与王藏的弟弟，如果他们不配合的话，也会被抓起来关，并把她的孩子送进孤儿院。

王丽认为，虽然警察对王藏的打压一直没停过，但这次被警察以“煽动颠覆罪”指控，可能与王藏不愿停止在推特等自媒体平台上发表敏感言论有关。她告诉德国之声：“王藏一直不停在自媒体平台上发布与敏感议题相关的言论，在收到当地国保的警告后，他仍未停止。我认为他们判他‘煽动颠覆罪’是为了报复他不遵从指示。”

王藏，80后，本名王玉文，笔名王藏、“小王子”，云南省楚雄市人，先锋诗人，自由作家，影视编剧，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员。

曾于2003年底，以“小王子”为笔名开始涉足网络诗歌习作，自此走上自由写作之路，并对极权文化予以批判；2005年1月，加入独立中文笔会，同年遭到官方威胁和长达2个多月的监视居住；2006年—2007年间，因积极参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签名活动，又在《自由圣火》网站发文并设专栏、在博讯网上开设专栏发表文集等，而被贵州省遵义市警方于2007年6月再次强制监视居住6个月；2008年12月，荣获“2008《自由圣火》写作奖”；2009年5月，正式启用笔名“王藏”，藉以表达“来生愿做藏人”的意愿。

自2007年起，因其积极参与多项维权民主活动、广交民主正义之士，并创作、推出了大量诗歌作品以及行为艺术，曾被北京当局多次警告威胁并驱离工作室和居住地，给其家庭造成诸多困扰；

2014年10月1日，因其在网上发布声援香港“雨伞革命”的打伞图片，随被北京市宋庄警方带走，其家被抄，之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2014年11月6日，被北京市当局以同罪名正式逮捕，其罪由包括行为艺术和诗歌、文章，网上发布声援香港“占中”图片，声援郭飞雄，声援建三江被虐打人权律师，在网上祭奠林昭，关注藏人自焚事件，声援新疆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法轮功问题、纪念“六四”及揭批文革等多项内容；

2015年7月9日，被取保候审释放；据悉，其在被审讯期间遭受酷刑。此前被羁押于北京市通州看守所。

出狱后的王藏持续受到警方的监控、骚扰与驱赶。后来王藏被迫离开北京返回楚雄老家，结果仍然未能逃脱中共当局的迫害，直到这次再度被拘押。

王藏先生多年来笔耕不止，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诗歌与文章，部分汇编为《小王子语录》（短诗集）、《故园.黑砖窑》（诗集）、《血色格桑花》（诗集）、《轮回中的苦心花园》（情诗集）、《黑暗日》（诗集）、《黑火》（小说集）、《追寻自由的虹光》（随笔集）、《血泪的洗礼——中国底层调查报告》（纪实集）、《王者归来》（诗化哲学）、《诗想录》（诗思与诗学）、《锋刃上的裸舞——为自由而战》（思想学说）、《太阳从东方升起——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复兴》（思想学说）等。

异议诗人王藏先生长期来秉持良知向社会呼吁平反六四，关注弱势群体权利，并通过写诗及行为艺术唤起社会记忆与正气。结果反复遭致中共当局的迫害。这次在中共“六四屠杀”31周年之际居然被警方强迫失踪后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而王藏先生的妻子王丽仅仅因为呼吁释放自己的丈夫及披露自己与孩子遭遇的不公对待，居然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可见中共当局镇压异议人士的不择手段。

中共当局对王藏夫妻以煽颠罪双双逮捕的行径，严重违反中共自己颁布的宪法有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条款，同时严重违反中共业已签署且在其中充当重要角色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的相关条款与国际人权组织，也违反基本的人道原则。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王藏与王丽夫妻，并追究制造如此人权灾难事件的相关部门与人员违法侵权责任！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