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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4年4月11日消息】知名企业家、武汉红人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红人集团”）实控人黄辉可能创下了一项中国企业主的历史记录：不足五年内，连续三次被刑事追究。2023年12月18日他第三次被判刑：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法院采取“偷袭式审判”，一审以“构成恶势力犯罪”将其重判，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48万元，追缴违法所得4250万元。目前，黄辉已提起上诉，并就五峰法院审判中的违法违纪问题进行了多方举报。

1、“偷袭式审判”无辩护人强行开庭并重判被告人

黄辉涉嫌非法拘禁罪、催收非法债务罪、强迫交易罪、赌博罪一案，由五峰检察院于2023年3月13日向五峰法院提起公诉。经湖北高院指定管辖，五峰法院于是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并于同年9月11日至12日、11月27日和28日、12月10日由法官王志立、王洪、唐亮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审理期间，黄辉最先委托初红漫、彭文泽两位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023年9月11日至12日庭审后，黄辉在庭后解除了彭文泽律师，另行委托刘庆律师担任辩护人。刘庆律师介入后，与初红漫律师共同继续参加了2023年11月27至28日和2023年12月10日上午的两次庭审。“在12月10日上午的庭审中，当两位辩护人及黄辉再次请求合议庭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还原案件真相时，合议庭仍然违法拒绝。”黄辉的家人称，为此，黄辉以辩护人初红漫、刘庆不能保障其权利为由，当庭提出更换律师，要求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为其辩护，并请求法院保障其重新委托律师的时间，不同意法院指定律师，合议庭据此休庭。“此时，本案还处于质证尚未完毕的阶段，尚未进行到法庭辩论环节。在休庭后，黄辉向法院提交了要求重新委托律师的书面申请。12月11日，我们家属也向法院提交了要求重新委托律师的书面申请。”黄辉的家人说。

（证据二：黄辉休庭后提交的重新委托律师的书面申请。受访者提供）

受访者提供本案休庭以后，两位律师离开法庭。“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合议庭又秘密将黄辉带到原来的法庭，继续开庭，并强行推进庭审。”黄辉家人说，黄辉见此情形大声喊冤，五六名法警上前围住黄辉，一人用双手卡住黄辉的脖子，还有一名法警按住黄辉的双腿。黄辉除说了两句“假的，都是假的”之外，没有对补充举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没有进行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庭审仅持续不到10分钟就被匆匆结束。2023年12月18日，黄辉家属委托的湖南吕方芝律师给五峰法院王洪庭长发送手机信息，要求提交辩护手续并阅卷，王洪庭长回复“正在开会，稍后联系。”然而之后的12月21日，黄辉就在五峰县看守所收到了五峰县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是通过看守所的一位协警转交给黄辉的，没有公开宣判。就这样一份判决书重判黄辉有期徒刑十七年，判决书落款日期正是2023年12月18日。

黄辉在没有律师辩护且持续喊冤的前提下，被“尚未开完庭即作出判决”，令律师及家属倍感错愕：这是一场罕见的偷袭式秘密审判。

2、五年之内的三次获罪史

黄辉生于1965年，先后担任武汉市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委员，也是湖北省杰出企业家、中国经济十大新闻人物、创名牌十大杰出人物、武汉市首届十佳杰出创业家。然却因2012年至2017年期间，跟踪、摘牌、转让武汉市汉阳区米粮村159号地块（以下简称米粮村项目），引发“三案”加身，三次获刑。

（证据三：黄辉个人及其企业所获荣誉（部分）。受访者提供）

第一次获刑：2018年5月，武汉市监察委因米粮村项目对黄辉立案调查，但历经2年时间未查出黄辉在米粮村项目上存在权钱交易，2020年1月20日，汉阳区法院仅以黄辉为米粮集团董事长陈必顺在澳门赌博提供筹码，判决黄辉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三个月。第二次获刑：就在黄辉被判刑后的同年10月20日，湖北省监察委又因米粮村项目再次对黄辉立案调查，涉嫌罪名为滥用职权罪。后追加指控单位行贿罪。多位法律人质疑：作为一个非公职人员，怎么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呢？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法院的判罚。2022年3月，大冶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黄辉犯单位行贿罪、滥用职权罪，与第一次判决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35万元，其犯罪所得34798.03万元予以追缴。黄辉上诉后，黄石中院撤销一审判决书中对黄辉违法所得的追缴部分，改判对红人集团追缴违法所得，其他维持原判。（黄辉的这两次判刑经过，详见笔者文章《著名企业家的三次厄运：遭湖北省监委反复调查，其顾问不堪重负跳楼身亡》。）第三次获刑：就在黄辉被送至湖北省陈家山监狱服刑不到一个月，2022年11月10日，湖北省监察委再次通过湖北省公安厅、宜昌市公安局，指定五峰县公安局对黄辉进行刑事拘留，理由是黄辉还涉嫌非法拘禁罪、赌博罪、催收非法债务罪、强迫交易罪，且系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黄辉在法庭上称：“五峰案是黄石案的延续，因为黄石单位行贿案中认定我给徐洪兰（曾任武汉市汉阳区委书记，落马时为武汉市副市长）行贿310万元，完全是湖北省监察委郭清等人一手造出的假案。为给假案兜底，他们利用公安厅的权力再次对我启动调查。五峰案已经是第三次对我进行刑事迫害！”

（证据四：湖北省监委）

黄辉还称：“更为离奇的是，五峰案所针对调查的事实，早在2019年12月10日就已经由武汉市汉阳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汉阳区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此案已过去一年半之久，在没有任何新的事实和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湖北省公安厅为何突然对此事重启调查？即使要调查，为何不由原来的汉阳区公安分局继续侦查，为何要指定五峰公安局管辖此事？这难道不是重复立案么！”

3、严重“程序冤案”，开创危险先例

黄辉的家属告知笔者，黄辉的一名前辩护人称五峰案是一起典型的“程序冤案”，司法程序被严重人为干预：首先，反复使用指定管辖、分案处理，两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其次，严重剥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辩护的法定权利，一起涉恶案件，存在罪与非罪的巨大争议，却在无辩护人的情况下强推庭审，且判决书上没有体现辩护人意见，也没有听取辩护人意见；第三，被告人没有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没有自行辩护和做最后陈述，就匆匆结束庭审；最后，判决书不进行公开宣判，仅通过看守所协警转交被告人。据了解，黄辉三起案件所遭遇的分案处理，实属罕见。无论是汉阳法院审理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大冶法院审理的“滥用职权和单位行贿案”，还是五峰“恶势力案”，每一起案件，都被用尽分案处理，至“五峰案”时，黄辉已有7份生效刑事判决加身。其中：（1）非国行贿案，通过（2019）鄂0105刑初218号《刑事判决书》，将同案犯陈必顺判处刑罚，再用该判决书作为证据作出汉阳区法院（2019）鄂0105刑初39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黄辉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三个月。（2）“滥用职权案和单位行贿案”，通过同案犯宋明干滥用职权罪的《刑事判决书》及徐洪兰受贿罪的《刑事判决书》，将同案犯宋明干和徐洪兰分别判刑，再用两人的判决书作为证据作出大冶市法院（2021）鄂0281号刑初79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黄辉犯滥用职权罪、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3）“五峰案”，通过同案犯林腊成等人（2022）鄂0529刑初54号《刑事判决书》，将同案犯林腊成等人判处刑罚，再用该份判决书作为证据指控黄辉恶势力犯罪，作出五峰县法院（2023）鄂0529刑初1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黄辉犯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催收非法债务罪、赌博罪，且系恶势力集团首要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7年。黄辉称，以上各案中，当分案处理的同案被告人已被作出生效判决时，黄辉部分的审理就已经未审先定，诉讼权利也几乎被剥夺殆尽。尤其是五峰案中，同案被告人林腊成等人已经被五峰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自己也已被认定恶势力首要分子的情况下，再由同一合议庭成员审理自己的部分，必然导致庭审流于形式，有罪判决势在必得。也正因此，黄辉才在五峰案的庭审中，一直坚持要求合议庭成员回避，以及同案犯林腊成等人出庭作证，但始终遭到拒绝。一位武汉资深律师称，更为严重的是，五峰法院居然连被告人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都公然剥夺，程序法可以如此玩弄于厅堂之上。当黄辉抗议时，法警们就群起攻之，卡脖子的卡脖子，按腿的按腿，硬是生生将严肃的庭审开成了“杀猪场”，司法的脸面被丧失殆尽。

（证据五：曾经意气风发的黄辉。受访者提供）

黄辉的家属称，黄辉在五峰法院审判程序中，一共就提出更换两次律师，第一次是庭后提出，第二次是当庭提出。第二次当庭提出时，五峰法院合议庭也是同意的，并宣布休庭。但无法理解的是，就在被解除的律师离开法庭后，他们接着就继续开庭。“既然同意更换律师，就应当等更换后的律师提交委托手续后再安排开庭时间，合议庭一方面同意之前的律师解除，另一方面等律师走后偷偷继续开庭，明显就是不想律师在场。”而且，继续开庭后，法官并没有让黄辉对证据发表意见，就直接宣布进入法庭辩论。“上次庭审被休庭时，公诉人只是举示完了证据，但黄辉还没有对证据发表意见，合议庭宣布继续开庭后直接进入法庭辩论，导致黄辉的质证权也被严重剥夺。”黄辉还称，继续开庭后，书记员也做了更换，但是合议庭并没有询问黄辉是否申请其回避。五峰县法院这一“不讲武德”的偷袭式审判，黄辉的家属当时并不知情，被解除的律师也并不知情。就这样，黄辉于最后一次强推庭审后，收到了重判17年的《刑事判决书》。黄辉目前已上诉至宜昌市中级法院，其原辩护人认为：黄辉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五峰县法院强推庭审、秘密宣判，已经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发回重审。一位湖北资深法律人认为，五峰县法院的偷袭式审判，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不加以制止，将对刑事司法带来恶劣的“破窗效应”。

【民生观察2024年2月28日消息】女企业家马艺珈伊因讨要工程款被警方刑事拘留，过亿债务政府只愿给1200万元。代理律师失联至今仍无消息。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少数民族女企业家马艺珈伊，为贵州六盘水城建10个政府项目后，持续讨要工程款长达8年。

2023年12月15日，此案律师候志涛曾发视频向全社会求助，他在视频中表示，当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自己有可能已经遭到贵州六盘水政府的迫害而牺牲。

据其自述，自2023年11月20日起，他和他的同事陆续被抓，自己也面临搜捕，罪名是寻衅滋事。

原因是在代理法院强制执行六盘水市水城区玉舍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地方国企）过程中，发现执行法院存在众多违法，甚至涉嫌犯罪的行为，如：违法解冻1500余万元、一个法院同时使用两枚公章、法官滥用警械等。法院未纠正错误，反而与公安合谋使用刑事手段逮捕他们。

候律师希望得到帮助。请社会各界通过合法途径监督六盘水的行为，并营救他们。

网友在查看候志涛的微博后发现，其最新一条庆祝生日的微博是系统于2月10日自动发布的。不少人在候志涛的微博评论区留言，询问其近况。

2023年年末，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听证会召开当天，马艺珈伊被地方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而在她之前，为她代理债务执行的律师、律师助理等10余人已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均为寻衅滋事罪。

据部分公开材料显示，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共欠企业约2.2亿元。而地方政府一份文件则承认有9000余万元欠款。

经多方证实，马艺珈伊等人被抓前，区政府一度提出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被她和代理律师拒绝，随即案发。

据媒体报道，马艺珈伊承办的项目之一：鞭驼小镇及世界鞭坨文化博物馆批复于2016年，当时的六盘水市委书记李在勇，2023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央纪委调查。

2024年2月26日，报道该事件的中国经营报旗下记者郝成发文表示，此前他曾给玉海管委会、水城区法院法官、水城区区长、水城区检察长等人发短信采访询问此事，但均没有收到回复。

2月27日，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发布情况通报称，政府欠企业2.2亿元消息不实，女子编造虚假信息、恶意炒作被逮捕。

为此，中国经营报记者郝成发文表示，因为微博（@记者郝成）被封很久了，目前在今日头条发了一些文件。今天问这事的比较多，现在简单回复大家一下：

1.发稿前，我联系了六盘水市水城区区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地方平台公司董事长等人，要求他们讲下情况，尤其希望他们回应一下为何过亿的债务，只给1200万（前面一次是说给1500万元），这个问题，也给他们逐一短信了。而我的手机号，是报社公开过的，所以不存在没法核实我身份这一说法，但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回应过。

2.关于债务究竟是多少，稿件写的很清楚，也写明哪个数字是企业统计的，哪个是诉讼确认的，哪个是他们地方政府向上汇报文件中出现的数字。他们确认债务的文件有很多，希望地方政府不要避重就轻，更不要歪曲事实，地方政府是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些文件的。现在我也贴出了一些文件，大家很容易辨别。

3.地方政府说了涉嫌寻衅滋事的细节，这个也是我找他们采访想要了解到的。地方政府列出涉嫌寻衅滋事的事项，是不是女企业家马女士实施的？和马女士是什么关系？我们相信未来庭审会公开出来。马女士被抓前也留下了手写书信，代理债务执行案的律师唐某、法律人侯某某也发过微博、视频。

4.律师们反映的最大问题，唐林律师通过法院调查令，获得了银行流水和贷款材料，发现森林公司通过伪造材料，涉嫌骗取贷款5.8亿元。这是涉嫌骗取贷款罪的严重问题。政府通报未作任何回应。当然，更多政府通报和我们报道的细节，大家可以进一步比对。其实，这件事之前媒体就报道过只是上次报道的时候，地方政府回应会积极解决问题，这次我们报道后，地方政府回应的是“不实”。希望地方能够坦诚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玩文字游戏，混淆视听。

另外，有网友反映，一封2021年9月22日题为“六盘水市水城区玉舍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关于马艺珈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文件显示，文中称经过核实调查，马艺珈伊提出的诉求“贵州市六盘水市野玉海管委会拖欠5年工程款至今104天”情况属实。

【民生观察2022年3月18日消息】冬奥会、两会前夕在京维权者被大肆搜捕，1月19日湖北襄阳涂应昌在北京被襄阳维稳人员暴力截访。涂应昌报警后，又被强制遣返湖北襄阳。

2月10日，涂应昌接到北京警方电话，要求到北京郭公庄派出所配合立案调查关于被暴打事件，涂应昌在北京入住招待所后又被截访者阻挠。襄阳刑警郭队长及地方干部袁艳超，对涂应昌提出让打人者给他2000元补偿，让他回襄阳。涂坚决要求依法处理，不同意调解。

2月14日打人者先去了郭公庄派出所，后电话叫涂应昌去配合调查。

涂应昌日记写到：

2022年2月14日袁友谊到郭公庄站派出所，后派出所电话叫我去，郭队有事不去，我说你派出所有我笔录，我也签字了，你们依法处理即可，我只同意依法处理不同意调解，但于警官又说你要求作伤情鉴定，不来不好处理，非要叫我下午去，否则他说把袁友谊放了，我说我不懂你们办案程序，我管不了，于警官1分钟后电话又说，我和头说了，你明天上午8.30时来也行，晚上邓局来同意15号早上和我一同过去。反正是想叫我去调解，不可能。

2022年2月15日上午郭公庄派出所，警官证号码068026和辅警二人一起到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所作伤情鉴定，郭公庄站派出所聘请号(2022.)50050号。

上午10:30时，鉴定完回派出所录音问我能不能调解？我答：不调解，依法处理。警官说：通知袁友谊过来，并叫我等待领处理通知。10:58时，袁友谊被叫进派出所，067831警官于，上午11:15时，出来在次用摄象录音方式再次问我对袁友谊打我的案子能不能调解？我明确再次回答：依法处理，不同意调解。

后法医以：超出了他的鉴定能力为由，对鉴定伤情不予受理。我作为受伤害人表示不服。
随后，2月16日，涂应昌到国家信访局登记反映情况。

2月18日涂应昌被地方人员从北京南站强行带回湖北襄阳。

涂应昌说：“我被限制人身自由，牛首镇政府派2辆小车停在我门两边是违法行为，2辆车号分别是：鄂FH5U59、鄂FQ6A85，我多次拨打12345襄阳市政府热线电话，就是说我们了解情况后给你回复，至今48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复，他们限制我人身自由的行为政府不依法处理，是不作为行为。”

多方投诉无果，涂应昌只有向全国网友呼救：“请求全国网友发出正义之声，涂应昌在此拜谢。”发出此消息后涂应昌便没有了消息。

后有知情人发出信息“涂应昌从京回来后被监视居住，老婆袁慧清被打伤住院，听区信访局李局长说涂应昌被抓了，又听说要判他刑（因为赔偿他好多万，说他太狂人心不足）。”

涂应昌、72岁，湖北襄阳民营企业家，2004年11月3日，其通过公开竞标并与袁营村委会订立了袁营村砖厂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期限10年（2005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公证并办理了相关手续。涂应昌经营到2006年底，2007年10月24日，袁营村村委会假借投票的方式，转变为袁益全继续租赁经营砖厂，同时单方解除了与涂应昌签订的10年期承包经营合同，并强行处理涂应昌私有的产品、原料，及生产经营所用的机械、物资。

涂应昌通过各级法院审理、裁定，不能挽回损失，最终上访维权。期间经历多次截访、关押、拘留、法教班、车祸……等磨难。

对于袁营村委会因单方面解除合同给涂应昌造成的经济损失合计1639.8217万元，此前曾有领导出面欲以300多万进行了结。涂未应允。随后不久，襄阳市樊城区法院宣判以160万进行结案，并强行将160万打入涂应昌账户，此事便算解决。涂应昌不服，继续进行维权上访。

这就是领导所说的“赔了他好多万，还人心不足，太狂”。湖北襄阳像涂应昌这样，经营有方，效益红火，却不善钻营、没有关系的经营者、企业家，被打击掠夺迫害的不是个例，流落他乡逃往异国的亦不鲜见。

涂应昌的遭遇也正是众民营企业家、维权者、老百姓或官场“弱势”群体，都曾经、正在、将要经历的……

涂应昌电话：15271021113

【民生观察2021年4月23日消息】2021年4月19日，河南民营企业家罗天佑通过抖音、论坛等平台，实名公开举报内蒙古海拉尔海关缉私分局王久军等人涉嫌“敲诈勒索，野蛮执法，收受贿赂”等违法犯罪问题。第二天，他就被举报的警察带走了，手机也被没收。

据天目新闻报道，罗天佑的家乡，是玉石产业的龙头县，而该县的玉石原料多从俄罗斯经海拉尔海关进入国内。而罗天佑的企业也是玉石产业，且他的口碑在当地很好，经常做公益，还是县里的人大代表。

2021年3月31日，罗天佑的公司里来了8个不速之客，他们自称是海拉尔缉私分局的。来到后，便勒令公司停产，控制了公司的法人代表，且对公司开展调查。

罗天佑在没有被抓捕前，讲到这些警察来到后的行为，他曾公开举报称：“4月9日上午10点，他们在某地机场强行扣留了公司翻译。在没有问出想得到的线索的情况下，要求翻译给我打电话缴纳100万天价取保候审保证金，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我们被迫以30万成交。4月14日早上，王久军等在湖北将与我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客户殷某扣留，在其毫不知情且未经任何合法程序的情况下，即强迫要求殷某准备保释金。要求殷某给我打电话缴100万，在多次讨价还价后，最终缴纳了10万元保证金，在湖北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我方被迫缴纳保证金共计40万元，其以上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

获释后，这位公司翻译证实了罗天佑的举报是事实。他对媒体说：在某地机场，他被几个人带到隔离区，然后告知他被海拉尔海关缉私分局拘留了，并被没收一切电子设备。

然后就问他有没有100万。他说没有，对方又问他有没有50万，并说，我们要刑拘你，但现在这边有入境14天防疫隔离要求，所以没法刑拘你，但你要交保证金。翻译说自己没有50万。对方又说：30万有没有？你不拿30万，今天谁也别想走！

此外，罗天佑的亲属也对媒体说：“他们首先认定一笔1000万元的合作保证金是走私款，对我们说如果承认，他们还能弄出来分你一点。”

然后，在公司提供了这1000万的合法证据后，这些缉私警们便不再追问这笔钱，随后将调查目标转向企业的客户。

除了这位亲属，罗天佑的多名亲属也向媒体表示，在此期间他们接到了很多劝说电话，说随便承认点小问题，受点处罚，打点好来查的这8个人，事情就解决了！

2021年4月19日，罗天佑通过网络平台实名公开举报内蒙古海拉尔海关缉私分局王久军等人涉嫌“敲诈勒索，野蛮执法，收受贿赂”等违法犯罪问题。不料第二天，就遭到被他举报的警察跨省抓捕。

对此，有媒体人士认为，既然罗天佑公开举报了相关执法人员，作为司法工作者，作为与案件有着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于公于理于法于情乎，缉私警们都不该带走罗天佑。

他们应该回避该案件。所以，针对于这起案件，最公道的办案流程，是异地羁押，异地审理。

而对于海拉尔缉私警这种借着法制的公器，来行私利的行为，是对社会和谐秩序的亵渎。伤害的不仅是民营企业家的创业激情，损害的更是我们依法治国的公信力。

【民生观察2021年2月2日消息】重庆市九龙坡区民营企业家凡华、程世发夫妇，实名举报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府和九龙园区，贪污腐败、歪曲事实、乱扣帽子、非法拘禁、强迫逼签，以达到侵吞其两万多平方米厂房赔偿款的目的。以下为当事人讲述的事情经过：

我是当事人凡华、程世发，我是搞企业的。从2002年来重庆市九龙坡区入驻，经过几年的辛苦和努力，自己积累了部分资金。2008年，在重庆市九龙园区招商引资政策环境下，我向九龙园区租了三十亩地，合同签的租赁时间是二十年，在九龙坡区华福路修建两万多平方厂房。为此，我到处找亲朋好友借了一千多万，总金额花了三千六百万。修建时，我向九龙园区递交了投资计划书，搞一条大规模的生产线，当时园区各级领导：规划部、市政、管网部层层签字同意我修建厂房。修建时间长达一年，我为园区整治河道，修保坎两千多米长，用去资金上千万。修建途中，九龙园区每天都派安全办来监督指导，怕出现垮塌影响河道。长达一年的修建，难道区政府和区规划局他们都不知道吗？我租的是工业园区的地，只知道在园区办完所有手续就可以修建了，也没有任何人来说我手续不全，不准修建。厂房修建好后，建委给我出手续办营业执照，为国家创税收，也没谁来说我是违法建筑。

2015年5月，九龙区政府指示九龙园区向九龙坡区规划局举报我，说我的厂房是违法建筑，说轻轨五号线要经过此处，叫我无条件拆除。我厂房修建之后，运营时间长达七年之久，从没有人说我厂房是违法建筑，为什么修建轻轨要用地，我的厂房就变成了违法建筑呢？据政府信息公开，轻轨公司用地是按每平方二千二百元赔偿的，区政府和九龙园区为了侵吞我厂房的赔偿款，就歪曲事实，乱扣帽子，把当时还在厂房里运营的摩配企业搞垮，对我一百多人的企业，停水停电封道路，组织公安、税务、消防、质检、药监、环保等十多个单位天天来威逼说我企业这样不达标那样不合格，迫使我的摩配企业无法生存，最后甚至利用搬家公司把我两百三十二台机器设备搬出，不知去向。在拆我厂房的时候，他们利用区公安分局，把我抓去，关了长达二十六个小时，强迫我签字，说什么若不签字就关我三年。我一个快六十岁的女人，经得起这样的折磨吗？无奈之下，我签了字。第二天，他们就动用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在没有登记照册，没有法院的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将我的一万五千多个平方的厂房全部拆除，一分钱赔偿款没给。

中央有规定，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政府不得实施强制拆迁，必须依法征收，公平补偿，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规强制拆迁行为，符合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绝不能带有苗头性、倾向性，不能激化矛盾，更不能采取中断供水、供热、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搬迁行为，采取暴力、威胁手段或突击“株连”等方法强制拆迁行为。绝不能违规动用警力参与拆迁。

九龙园区管委会挂牌为区政府派出机构，主要负责指导九龙园区内的总体规划，负责组织实施九龙园区的发展建设、规划管理、招商引资，综上所述，园区内的企业、厂房等生产设施、规划许可、竣工验收等手续不全，九龙园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责必担当，不能推给老百姓来买单！所谓违法建筑纯属欲加之罪，污蔑陷害。

九龙坡区规划局用到的法律依据是《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是2014年10月24日起实施的。而我修建的厂房等生产设施是2008年至2009年修建完工，而且在2009年下半年投入生产，投用时间比规划局采用的法律早六年多，事实足以证明，九龙坡区规划分局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

现在，九龙坡区政府和九龙园区又采用同样的手段，准备又将我仅剩的一万三千平方米厂房全部迁出，不给赔偿。他们整天派出工商、税务、环保、消防等将我厂房的企业全部赶出去，如果企业不搬，他们就采取罚款和威逼手段，强迫企业搬迁。请问这样的政府和官员，是在习近平主席的指导下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吗？他们这样的行为不是在给共产党抹黑吗？以前不作为，现在乱作为。

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良好形象，特请求中央纪委监督，纠正错误，还老百姓一个公道，让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有生存的空间，如果再让他们这样下去，凡华、程世发一辈子心血不但会付之东流还会债台高筑。我现在这仅有的一万三千平方的厂房即将又要被政府和园区强行拆除，如果他们再像2018年1月15日那样再次强拆，一分钱不给赔偿的话，那我们夫妇只有与厂房共存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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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0日上午，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20年重刑。李怀庆的妻子包艳在推特上惊呼“好黑暗的天呀！ 强烈抗议重庆当局的这一无耻迫害诬陷行径！”

 

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如此重判，的确超出了外界普遍预估，震惊的不仅是他妻子与家人，也使整个关注民营企业界命运人士失色。因为从整个案子办理来看，重庆执法当局深文周纳蓄意构陷手段昭然。

 

从案件透露出来的各方信息来看，直接起因是，李怀庆在几年前加入了清华大学博士刘鹏飞创建的名为“环球实报”的微信群，后群主遭到抓捕判刑，重庆公安曾要求李怀庆出具材料举报群主，但遭到李怀庆的拒绝，因此与警方发生争执，得罪了重庆市公安局长邓恢林。随之重庆当局展开对李怀庆及其公司的打压。2018年1月24日，中共在全国发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李怀庆于1月31日被重庆警方以“涉黑”罪名抓捕，并于2月12日被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以“虚假诉讼罪”逮捕。2019年1月，被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同期还拘押了李怀庆公司的多名员工，并将早已离职的员工也拘押起来。李怀庆被羁押期间，遭到剥夺律师会见，亲人通讯联系等等权利，且他儿子与妻子也被拘押审问。

 

2020年6月8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时，李怀庆当庭控诉：“ 公安机关在提审过程中威胁我，你再不交代，我们就要把你老婆抓进来，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想怎么摸就怎么摸。还要把你的儿子也转进来，重新审讯（之前已经无罪释放）。”“为诱使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说，只要承认了，就马上放你的员工离开。我当时心软了，我的员工都是老实人，都很好，其中还有小孩、瘫痪的母亲，我为了（他们）被迫承认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结果公安机关并没有如约执行，反而就此将我们打成了恶势力团伙，我对不起我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公安机关为凑足证据，对案卷调查进行东拼西凑，有的所谓几百万诈骗款项，明显就是张冠李戴随意捏造。更为可恨的是，在提讯时，由公安机关从我公司拿走的原始单据，在提讯的时候还向我出示过，但在提交给法院的证据中就找不到了，因为那些证据对我有利。”—-

 

另据不同被告人当庭分别表示，重庆公安机关已预设情节提示的方式诱供。所有员工被捕的时候为2018年1月31日，而大多涉案内容均发生在2015年之前，所以被告人对于很多公安机关提出的“犯罪事实”均记不清楚。于是，重庆公安机关便以创造性思维，开创了预设情节提示法。他们预设情节，然后提示被告人按照预设情节做肯定的回答，并作为犯罪事实记录在案。被告人田浩甚至被威胁“你都进来了，不承认是走不掉的，你承认恐吓打人最多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被告人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只得承认，没想到几个月却变成了羁押2年多后的重判。

 

李怀庆原为重庆富华典当公司董事长，为人仗义，多年来一直资助大凉山地区的贫困儿童，也帮助家境困难的昔日战友；他是“随手公益”志愿者，多年来也参与救助尘肺病工友的“大爱清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李怀庆前后捐款近三十万元。

 

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家、公益慈善人士李怀庆及其公司采取如此公然构陷的残酷打压，不仅显示着中共当局枉顾法制，践踏人权，肆意剥夺民营企业主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经营权、公民言论自由等等基本宪法权利，而且预报着中共在系统性地清除民营企业中信奉自由市场原则、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有社会良心的“异类”，在大刀阔斧地整顿抢占民营企业领地，强力推展国进民退。

 

中共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展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艰难中得到一定的发展，一批民营企业家随之成长起来。由于民营企业在中共极权主义与国有企业挤压中生长的特殊性，民营企业主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规则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有深切忧虑，为此一些民营企业主从经济发展规律中体会到现代文明自由价值与规则的可贵，从而生发出对现代普世文明价值的认同，对宪政民主法治人权的向往，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一些现代文明价值探讨行列，甚至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由经济发展而养成现代自由市场精神进而推广到对社会普世文明认知的民营企业主，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动力，然而，这却是中共极权延续的“敌人”。

 

极权主义赖以延续的根本是控制社会一切资源。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民营企业事实上削弱着中共对资源的控制，而民营企业主信奉的自由市场规则与极权主义掌管主导一切原则背道而驰。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要想加固自身统治以延续特权，从中共十八大后祭出了国进民退方针，将国有企业当作“自己人”，而将民营企业当作外人，对民营企业展开全面收服与剿灭的两手清理整顿。收服，就是将那些与极权勾兑，深陷于权钱交易，成为极权奴化盘剥社会工具，且甘愿作极权的奴狗，听命于极权摆布的企业主及其企业，采取公私合营，使其全面受控于国有名义下的权力所有，达成民企的国有化。剿灭，就是对那些信奉现代市场原则，拥有普世价值理念，不甘愿甚至拒绝接受极权摆布奴役，不听命实现国有化的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彻底铲除。今天李怀庆被重判，正是中共针对民营企业的收与剿国策体现。

 

大家应该看到，最近两年来，中共随着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对民营企业主打压清剿力度也在相应加大，类似李怀庆事件接连发生，如北京当局今年3月抓捕重判任志强，9月抓捕出版人耿萧男夫妇，11月拘押河北孙大午和家人及其企业高管。这一系列事件，其实贯穿着中共清剿民营企业以达成全面控制社会资源来巩固极权统治的国策。所以，今天重判李怀庆遭重判20年事件，其实预警着中共对民营企业严酷镇压的风暴劲刮，预警着中国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0日

2020年11月20日上午，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20年重刑。李怀庆的妻子包艳在推特上惊呼“好黑暗的天呀！强烈抗议重庆当局的这一无耻迫害诬陷行径！”

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如此重判，的确超出了外界普遍预估，震惊的不仅是他妻子与家人，也使整个关注民营企业界命运人士失色。因为从整个案子办理来看，重庆执法当局深文周纳蓄意构陷手段昭然。

从案件透露出来的各方信息来看，直接起因是，李怀庆在几年前加入了清华大学博士刘鹏飞创建的名为“环球实报”的微信群，后群主遭到抓捕判刑，重庆公安曾要求李怀庆出具材料举报群主，但遭到李怀庆的拒绝，因此与警方发生争执，得罪了重庆市公安局长邓恢林。随之重庆当局展开对李怀庆及其公司的打压。2018年1月24日，中共在全国发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李怀庆于1月31日被重庆警方以“涉黑”罪名抓捕，并于2月12日被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以“虚假诉讼罪”逮捕。2019年1月，被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同期还拘押了李怀庆公司的多名员工，并将早已离职的员工也拘押起来。李怀庆被羁押期间，遭到剥夺律师会见，亲人通讯联系等等权利，且他儿子与妻子也被拘押审问。

2020年6月8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时，李怀庆当庭控诉：“公安机关在提审过程中威胁我，你再不交代，我们就要把你老婆抓进来，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想怎么摸就怎么摸。还要把你的儿子也转进来，重新审讯（之前已经无罪释放）。”“为诱使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说，只要承认了，就马上放你的员工离开。我当时心软了，我的员工都是老实人，都很好，其中还有小孩、瘫痪的母亲，我为了（他们）被迫承认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结果公安机关并没有如约执行，反而就此将我们打成了恶势力团伙，我对不起我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公安机关为凑足证据，对案卷调查进行东拼西凑，有的所谓几百万诈骗款项，明显就是张冠李戴随意捏造。更为可恨的是，在提讯时，由公安机关从我公司拿走的原始单据，在提讯的时候还向我出示过，但在提交给法院的证据中就找不到了，因为那些证据对我有利。”—-

另据不同被告人当庭分别表示，重庆公安机关已预设情节提示的方式诱供。所有员工被捕的时候为2018年1月31日，而大多涉案内容均发生在2015年之前，所以被告人对于很多公安机关提出的“犯罪事实”均记不清楚。于是，重庆公安机关便以创造性思维，开创了预设情节提示法。他们预设情节，然后提示被告人按照预设情节做肯定的回答，并作为犯罪事实记录在案。被告人田浩甚至被威胁“你都进来了，不承认是走不掉的，你承认恐吓打人最多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被告人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只得承认，没想到几个月却变成了羁押2年多后的重判。

李怀庆原为重庆富华典当公司董事长，为人仗义，多年来一直资助大凉山地区的贫困儿童，也帮助家境困难的昔日战友；他是“随手公益”志愿者，多年来也参与救助尘肺病工友的“大爱清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李怀庆前后捐款近三十万元。

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家、公益慈善人士李怀庆及其公司采取如此公然构陷的残酷打压，不仅显示着中共当局枉顾法制，践踏人权，肆意剥夺民营企业主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经营权、公民言论自由等等基本宪法权利，而且预报着中共在系统性地清除民营企业中信奉自由市场原则、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有社会良心的“异类”，在大刀阔斧地整顿抢占民营企业领地，强力推展国进民退。

中共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展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艰难中得到一定的发展，一批民营企业家随之成长起来。由于民营企业在中共极权主义与国有企业挤压中生长的特殊性，民营企业主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规则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有深切忧虑，为此一些民营企业主从经济发展规律中体会到现代文明自由价值与规则的可贵，从而生发出对现代普世文明价值的认同，对宪政民主法治人权的向往，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一些现代文明价值探讨行列，甚至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由经济发展而养成现代自由市场精神进而推广到对社会普世文明认知的民营企业主，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动力，然而，这却是中共极权延续的“敌人”。

极权主义赖以延续的根本是控制社会一切资源。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民营企业事实上削弱着中共对资源的控制，而民营企业主信奉的自由市场规则与极权主义掌管主导一切原则背道而驰。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要想加固自身统治以延续特权，从中共十八大后祭出了国进民退方针，将国有企业当作“自己人”，而将民营企业当作外人，对民营企业展开全面收服与剿灭的两手清理整顿。收服，就是将那些与极权勾兑，深陷于权钱交易，成为极权奴化盘剥社会工具，且甘愿作极权的奴狗，听命于极权摆布的企业主及其企业，采取公私合营，使其全面受控于国有名义下的权力所有，达成民企的国有化。剿灭，就是对那些信奉现代市场原则，拥有普世价值理念，不甘愿甚至拒绝接受极权摆布奴役，不听命实现国有化的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彻底铲除。今天李怀庆被重判，正是中共针对民营企业的收与剿国策体现。

大家应该看到，最近两年来，中共随着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对民营企业主打压清剿力度也在相应加大，类似李怀庆事件接连发生，如北京当局今年3月抓捕重判任志强，9月抓捕出版人耿萧男夫妇，11月拘押河北孙大午和家人及其企业高管。这一系列事件，其实贯穿着中共清剿民营企业以达成全面控制社会资源来巩固极权统治的国策。所以，今天重判李怀庆遭重判20年事件，其实预警着中共对民营企业严酷镇压的风暴劲刮，预警着中国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0日

编按：上月，企业家耿潇男女士被控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然而外界相信耿女士的被捕，与她多年来秉持良心的义举有关。她曾对政治异见人士鲍彤、姚监复十分关照，也经常为被拘押的活动人士如陈秋实，许章润等呼吁求援，因此而遭到当局的忌恨与报复。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27日消息】多年来，刘素琴建设家乡、修建公路、开发房地产、做公益慈善，忙的不亦乐乎。没想到的是，在60岁来临之时，被变身为“黑老大”，落的个身陷囹圄，财产全部被没收的境地。

2020年9月7日下午，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人民法院对刘素琴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刘素琴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10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至1年9个月不等的刑罚。该案现处于通辽中院二审程序中。

刘素琴其人

刘素琴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瓦窑村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在外做生意，积累了比较雄厚的资金。1997年，刘素琴带着父亲“造福家乡、建设家乡”的遗愿和响应政府回乡投资的号召，回到了家乡，数十年来，为建设和改变家乡不遗余力。

为家乡修桥铺路。当年的东瓦窑村，还处于呼和浩特的城郊，交通不便、道路泥泞。“要想富、先修路”，立志改变家乡的刘素琴自筹资金修建贯通了村庄周围的三条主要干道，即现呼和浩特市南一环、前进巷、呼伦南路。二十多年来，这三条双向八车道的公路坚固耐用，从未大翻修过。当年这些路是东瓦窑村通向呼和浩特的致富路，近年来随着呼和浩特的发展，这些路已经成为城市的交通要道。可以说，刘素琴为东瓦窑村和呼市交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变家乡居住环境和面貌。在自筹资金修建三条公路后，按照呼和浩特市政府的“以房养路”政策，刘素琴的东瓦窑房地产开发公司获得了东瓦窑村、双树村数百亩土地的开发权，并建设了东苑小区。该小区美观大方，质量过硬，虽已二十年，与周边其它新建小区相比，毫不落后。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使大量过去住低矮平房的村民住上了现代化楼房，东瓦窑村也旧貌换新颜。

带动家乡致富。为扩建东瓦窑批发市场，刘素琴曾奔波北京17次为东瓦窑市场扩建立项，并代建了东瓦窑菜市场工程。现在，这个市场已成为呼和浩特市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营业利润达6000万元以上，市场所在的前进巷商业街也成为呼市人气旺盛的商业中心之一。东瓦窑村人大量在市场上班、经商，找到了自己的致富路。

热心公益和慈善。几十年来，除了在建设上回报家乡外，她还不遗余力的做公益和慈善，多次为灾区募捐、为儿童福利院捐款、为孤寡老人发放慰问金、为西部失学儿童捐款等等。近年来，她一直将精力放在“养老园”项目上，打算在公司未开发土地上建设养老公益项目，而不是商业开发项目，希望老人能老有所养，在该案案发前不久，还去参观考察过类似项目。

举报他人犯罪反被诬陷涉黑

村民住房权益遭到侵害。刘素琴公司开发的东苑小区F组团，原计划是直接分给村民的，但建成后村委会获得了分配权，在非法势力的控制下，只将部分房子分给了村民，另外的被作为商品房出售，村民的利益遭到严重侵害。

批发市场利益被他人非法占有。自2004年东瓦窑蔬菜批发市场建成交付以来，营业利润每年达6000余万元，除去管理成本外，十几年间合计利润数亿元。这巨额的利润长期被非法控制市场的王氏叔侄获得、占有，村集体和村民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利润分配。

刘素琴与村民一起举报他人违法犯罪。在村集体和村民利益遭受严重侵害的情况下，村民们忍无可忍，求助刘素琴，并一起进行举报控告。后王氏叔侄被分别处以行政、刑事处罚。但是，在少数不法官员的庇护下，丝毫未影响其叔侄对批发市场的垄断和控制。

刘素琴等人遭到疯狂打击报复。举报的村民受到恐吓、乃至被从批发市场开除，刘素琴的公司及汽车均被枪击，此事至今也未破案。2019年，刘素琴母子被报复构陷成犯罪，随后陆续拘留、逮捕了刘素琴的十多名亲属，最终被以涉黑罪名侦办。刘素琴也由知名女民营企业家变成“黑老大”。

这个“黑社会”太荒唐

“组织成员”全是亲人。该案被告人中，第二被告刘长征是刘素琴的儿子，第三被告刘会员是刘素琴的哥哥，刘勇、刘忠是刘素琴的堂弟，李树勤是刘素琴的妹夫，卢俊义是刘素琴表弟，付伶俐是刘素琴的干女儿，王晓东是刘素琴的干儿子。没别人，全是自家人，刘素琴一家就这么黑？并且，一审判决认定组织以房地产公司为依托，但是，刘长征作为刘素琴的儿子，2016年从公安局辞职才到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刘勇是1999年开发东苑小区时代表村委来协调工作的，在公司干了三、四个月，此后再无交集；王晓东2010年就离开公司；卢俊义只在公司干了三、四年；刘忠也是做了三四年公司保安；付伶俐2016年才来到公司。这些人大部分只在公司干了一段时间，交集很少，根本不可能构成一个犯罪组织。把这些人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明显是拼凑，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组织特征。

遵守政府文件成了涉黑的经济因素。该案最荒唐的地方是将大量政府文件直接给否定了，刘素琴名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自注册、获得土地开发权、建设项目、到销售房屋，全部是依据法律和政府文件，一审判决为达到论证“刘素琴组织”以房地产公司为依托获取利益的目的，直接把数十年来大量的关于土地出让、项目建设、商品房销售定价等相关政府文件给否定了，一审判决无疑是在认定政府一直违法！

参与村民自治选举成了违法行为。涉案人员多数都是东瓦窑村村民，在村支部、村委会选举中，自然有投票选举权，但一审判决为达到给该案定性“行为特征”的目的，将个人行为聚合为组织行为，将投票选举认定为干预选举，这是直接在否定村民自治制度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另外，“插手批发市场领导班子更替”“侵吞集体财产”“以暴力和软暴力立威造势、称霸一方”更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证据证明。

民事诉讼竟被认定为非法控制手段。刘素琴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与承建商、经营商、村委会产生一些经济纠纷，这是很正常的市场行为，通过民事手段完全可以解决，并且也确实有一些经济纠纷正在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解决。该案案发后，这些统统成了刘素琴等人非法控制、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手段，荒唐之处莫过于此。按一审判决的逻辑，所有有经济纠纷的公司都要被认定为涉黑组织？

乱查乱判为哪般？

一系列违法操作。该案启动侦查后，先是由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侦查，在赛罕公安未查出足够认定涉黑证据的情况下，被指定管辖，由通辽市公安侦查。然后开始了一系列违法操作，安排“被害人”举报，悬赏征集犯罪线索，给证人集体开会统一口径作证，后补大量十多年来的“证据”，捏造虚假事实和罪名，虚假宣传舆论审判，将刘素琴案与孙小果案、操场埋尸案同框宣传，做虚假案件报告、骗取领导批示并成为中央政法委督办案件，公检法联合办案，最后径直作出有罪判决。

难道是因为土地被各方觊觎？除了因与村民一起举报东瓦窑村非法势力遭到打击报复以外，是否有其它原因使刘素琴等人身陷囹圄？刘素琴名下的东瓦窑房地产开发公司当年获批800亩土地使用权，其中，200亩用于开发东苑小区，332亩由政府回购给其它开发商开发，尚有一块土地一直没有开发。随着呼和浩特市的发展，土地所在地已成为繁华的城区，位置优越，土地开发利益诱人。近年来，不断有人或托人找刘素琴问询，欲获得这块土地，但刘素琴一直没有理会，她本打算用这片土地建设“养老园”项目，完成心中的公益梦。这块土地是否成为她身陷囹圄的原因呢？

无论如何，从法律和事实来看，认定刘素琴等人涉黑是站不住脚的。期待该案二审能公平审判，因为这不仅关乎一家几代人的财富和清白，关乎中国优秀企业家的命运，也关乎法律尊严和公平正义。

【民生观察2020年8月24日消息】陕西延安民营企业家李延明因两年前参与世界杯网络赌球，于今年7月10日被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行政拘留十五天，但家属再见到时，却已经是8月3日在西安市中心医院的抢救室，身份变成“纪委留置人员”。李延明被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重型），双侧枕骨骨折，经过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

据财新网报道，现年56岁的李延明是延安圣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圣通公司）董事长，从事房地产开发、酒店经营等实业。家属表示，李延明自2019年初联合其他延安市中小民营企业代表，实名举报延安数家小额信贷公司放高利贷涉黑涉恶以及他们背后的保护伞，经公安部批示，延安市公安局于2019年成立专案组侦办此案，目前还没有结案。家属反映，因为举报信，李延明数次被有关部门叫去调查谈话，其名下公司三次被查账。

李延明的儿子李帆说，“我父亲7月份被带走的时候人是好好的，为何被关押后头部会受重伤，为何15天的行政拘留结束了还不放人，却被纪委带到西安，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家属希望有个说法。”他表示，目前家里已经交了9.5万元医疗费，但家属不被允许探视看望。

李延明的二哥李延生告诉记者，李延明于今年7月10日被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公安带走。7月11日，李延生接到宝塔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电话，要他给李延明送衣服和药，李延明今年7月刚刚被查出胃癌早期。当天晚上八点多，李延生到宝塔分局刑警大队送衣服和药，并在行政拘留通知书上签字。

“行政拘留通知书上注明李延明是2018年8月参与网络赌球被罚行政拘留十五天，罚款3000元。”李延生告诉记者，李延明确实在2018年足球世界杯期间和他人参与网络赌球，赌注上万元，有参与人员当时被行政处罚罚款，李延明当时未被处罚。

7月11日晚上十点多，李延生看着李延明被警车押送到宝塔区二庄科行政拘留所，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李延明。据李延生透露，7月21日，有十余人曾来到圣通公司搜查，其中三人穿刑警制服，另有数人穿便服未透露身份，“公安人员出示了搜查令，说依法对李延明公司和住所进行搜查，但没有说明搜查原因。”李延生告诉记者。扣押清单显示公安扣押了19份圣通公司和李延明个人文件和1个U盘、1部手机。

李延生称，7月21日当天他告诉来公司搜查的宝塔分局刑警，李延明最近被查出胃癌早期，并询问李延明身体状况如何。“公安告诉我，李延明已经不在延安拘留所了，人被有关部门带到西安了。”

8月3日，李延生接到一个自称是纪委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告知李延明家属尽快到西安市中心医院来，李延生通知李延明在西安工作的儿子李帆尽快赶去医院。

李帆说，8月3日中午，他也接到纪委工作人员电话，告知他李延明身体情况比较严重，需要开刀，让家属尽快赶到。“我到医院，发现我父亲躺在病床上，插着氧气管，人已经半昏迷，眼睛半张半闭抖动得很厉害。他特别消瘦，比关进去前瘦了二三十斤。”李帆说。

李帆向记者讲述了当天在医院的经历。一个穿着便服的男子自称是纪委工作人员，要医生给李帆介绍病人病情。“医生跟我讲，我父亲小脑出血15毫升左右，一般人小脑出血20毫升以上随时就可能窒息死亡。我父亲的情况很危险，要立即动手术。”

李延明的住院记录显示：李延明“头部CT提示左侧枕部硬膜外血肿，左侧小脑幕可疑硬膜下血肿，左侧额叶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枕骨骨折，以‘闭合性脑损伤’（重症）收住入院。”该住院记录上还写道：“患者自述在酒店不慎从床上摔倒在地面，枕部着地，伤后五昏迷，有呕吐，无四肢抽搐，他人发现后送至我院。”

李帆告诉记者，当天下午他和纪委工作人员谈话过程中，曾询问对方李延明是如何被弄成脑骨骨折，纪委工作人员对我说：“这个情况不是我们造成的，你父亲是自己倒下的，我们有视频证据。你父亲这是畏罪，搞得大家都不好。”

随后纪委工作人员给李帆出示了一段短视频。“视频显示我父亲在一个房间里躺在一张床上，门外有两个人站着。我父亲似乎想从床上爬起来，但显得有些吃力，他用双手往后撑，身体才抬到一半，手就软了，他倒下来，头磕在地上。站在门外的人走进房间。视频总共就只有几十秒，去头去尾，不能让人信服。”李帆说。

考虑到父亲病危，李帆最终同意在手术单上作为家属签字。当天下午五点多李延明被推进手术室，手术历时六个多小时。期间医生拿出数块从李延明颅内取出的小碎骨给李帆看。“父亲手术出来后，人是昏迷的，我跟着他到病房门口，看守的公安人员就不让我进去了。”李帆说，此后公安人员不再让家属接触李延明。

8月4日，李帆接到医院和纪委工作人员电话，催他去医院交医疗费。“纪委的人跟我说，这伤是我父亲自己弄的，该自己出住院费。”李帆告诉记者，他总共交了9.5万元住院费，最近一次交住院费是在8月20日，补交了5000元。“看守人员依然不让我见父亲。我问医生我父亲情况怎么样，医生只说正在治疗。”李帆说，自从李延明手术后，他再也没见到父亲，对父亲病情不了解。

据了解，李延明在2019年初曾联合多名延安市中小民营企业代表，实名举报贺某某、景某某、郝某某三家延安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涉黑涉恶。去年9月有财经媒体起底延安民间借贷官商利益链条，指出延安的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利用一些官员形成“保护伞”，小额贷款公司以高利贷为诱饵，将借款人引入圈套之中，再利用刑民同进的手段，对借款人进行围猎，低价抵债侵吞其资产。

2019年6月，陕西省监察委发表消息称，警方在查办延安市宝塔区以贾延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过程中，发现多名官员为贾延成充当“保护伞”。随后陕西省监察委对六名公职人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六名涉案公职人员分别是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原厅长冯振东、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邓玉江、延安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杜平安、延安市检察院公诉部原副部长孙继林、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原局长党延文、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刑警大队原大队长加军。

李延明实名举报的是除贾延成外，延安另外三家颇具规模的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李延明在2019年6月向中央扫黑除恶第十二督导组递交的举报信中写道：“他们通过勾结、操控延安市的政府、银行、公安、税务，尤其是法院、仲裁委等部门部分贪腐公职人员，在其包庇、纵容甚至串通、合谋之下，长期实施骗取贷款、窝藏官员巨额资金、高利转贷、非法放贷、套路贷、暴力催贷、虚假诉讼、非法保全、侵吞国资、偷逃税款、操控政府重大工程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不仅扰乱了延安市金融秩序、破坏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局面，并已严重影响到了延安市的正常政治生态。”

据李延明的举报材料显示，2016年5月，贺某某给李延明贷款3500万元，利息3分，共计收取利息2400多万元；2013年，景某某给李延明贷款3500万元，利息2.6分，累计收取利息2300万元。

记者了解到，就李延明等人的举报，在公安部和陕西省公安厅督办下，延安市公安局于2019年成立了专案组，案件目前还在侦办过程中，并没有向外界公布结果。李延明举报信中所指称的背后“保护伞”，目前有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党委委员、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大队大队长王志前于今年7月2日接受延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李延明家属表示，举报后，李延明数次被有关部门叫去谈话调查，名下公司三次被查账。在给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的举报信中，李延明还反映：按照举报信涉密规定，执纪办案中严禁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人。但此案在立案不久后，上级批转的联名实名举报信复印件，便出现在了部分被举报人手中，导致被举报人身份全部泄露。

8月21日记者电话联系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区刑警大队办案人员，办案人员表示，李延明涉及的案子正在侦查阶段，案情信息不方便给记者透露，但他又说，“我们后来也没有见到李延明，不知道他受伤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