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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0年6月3日消息】据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的妻子包艳透露，其夫君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将于2020年6月8日开庭审理。李怀庆的律师范辰及家属包艳认为，李怀庆案件缺少必备的法律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法律要求和精神，尤其对当事人及律师的辩护工作极不公正合理，不利于本案的公平审判。故此在今日上午（6月2日），包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正面回应李怀庆一案的辩护律师范辰于2020年5月8日向法院提出的11份（注：“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等共计11份，其中有申请法学专家兼证人张千帆教授、贺卫方教授出庭作证；申请对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进行鉴定；申请对李怀庆涉嫌诈骗等系列犯罪案件中重庆富华典当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涉案资金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并明确鉴定目的；申请本案侦查人员谭平、蒋家雄、熊良俊、王玺、康勇、郑文峰、翁维等出庭作证；申请调取侦查机关提取的、尚未作为证据提交的重庆富华典当公司或李怀庆客户的欠条、借款合同、担保书等案件材料，以及申请调取对李怀庆约120次讯问中其他未附卷的讯问笔录；申请对李怀庆、吴蜀等人涉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中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有关申请本案相关人员的出庭、鉴定、复制等申请，但截至6月2日，法院仍未就此作出正式答复。在此情形下，法院突然通知本案律师和家属李怀庆一案将于6月8日开庭审理，这不得不令本案律师和家属担忧该案是否会受到公平公正地对待。同时令律师和家属担忧的还有，法院还通知他们，由于疫情原因，李怀庆一方最多只能有两名相关人员可以出庭。对此，李怀庆妻子包艳提出异议和不满，认为法院在利用疫情做幌子，故意阻挠相关人员出庭作证及参与庭审。

据了解，重庆企业家李怀庆生于1966年，是重庆市富华典当有限公司董事长。其为人正直善良，长期热心公益事业，是“随手公益”的志愿者，也参与过救助尘肺工友的“大爱清尘”等活动。李怀庆不仅心怀慈悲仁爱，也长期关心关注国计民生，因此一再受到重庆警方的警告和威胁。2018年1月31日，李怀庆突然被重庆警方以“涉黑”名义抓捕，同时警方还以“涉黑”名义冻结了李怀庆及其公司以及他的姐姐的全部资产（金额超亿元）。李怀庆被捕之初，律师先后20余次要求会见未果，2018年4月24日，一直被以“涉黑”为由拘押的李怀庆突然被指控还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由此律师更加无法会见当事人，而家属及律师亦未收到任何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律文书。

得知李怀庆遭遇后，无论国内熟悉了解李怀庆的人还是海外媒体与人权组织，都对此充满关注关切，希望中国当局能够客观、理性、公正、公平地的对待李怀庆案件。然而从李怀庆被抓至今已经两年零四个月的经历来看，无论律师还是家属，在提出正当合理要求的时候，大都受到有关方面的干扰和阻挠，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有关方面是否能够公平公正地审理李怀庆案件。在中国法制越来越倒退的今天，在重庆经历了薄熙来、王立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唱红打黑”运动后，相信即将于6月8日开庭审理的李怀庆案件必将会引起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更多关注关切，因为透过本案的审理结果，可以让国际社会以及更多人认清当今中国法律的本质以及中国当局的本质，认清中国人民面临的越来越艰难困苦的时局。

【民生观察2019年10月27日消息】原江苏省无锡市安泰气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黄国平，实名举报刘重兴利用职权，其在任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夏渎村书记期间，以被拆迁企业重新建厂的名义，侵占黄国平和夏渎村其他被拆迁企业拆迁后重建的集体土地约70亩左右。

黄国平，男，汉 族，1961年出生，住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富润花园二区 ，原是无锡市安泰气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2005年无锡市安泰气体有限公司已依法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无锡市安泰气体有限公司是合法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人。

2010年，因无锡新城工业安置区西拓二期建设，胡埭镇夏渎村大部分企业和民房需动迁。当时夏渎村有20多家企业列入拆迁范畴。其中无锡市安泰气体有限公司也列入拆迁范围。

按照《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和胡埭镇其他各村企业动迁实例，无锡市安泰气体有限公司等企业动迁后，胡埭镇、夏渎村应该重新安排集体土地，让他们自己建造厂房继续经营。

2010年9月23日，夏渎村召开了《关于胡埭镇夏渎村所有企业拆迁协调会》。在此协调会上，夏渎村书记刘重兴和胡埭镇政府副镇长秦杰承诺：企业动迁，安排重建土地。夏渎村所有拆迁企业厂房，由夏渎村委统一建造，按成本价卖给各企业用于经营。

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村书记刘重兴侵占“黄国平和夏渎村其他拥有《集体土地使用证》的被拆迁企业、被拆迁后重建集体土地”的一个圈套：村书记刘重兴利用黄国平的安泰气体公司等企业，因拆迁前领取了《集体土地使用证》，利用集体土地建造工厂经营活动。凑巧大规模拆迁建设胡埭工业园西拓二期，以“企业动迁、有集体土地使用证的企业需要重新建厂、必须安排集体土地”的名义，以自己妻子卢小琴的名字，在胡埭镇龙延村以“被拆迁企业回迁进厂”，租赁集体土地约20亩左右。

刘重兴的妻子卢小琴，既没有开办实体工厂，也不是被拆迁企业，刘重兴凭黄国平的安泰气体公司等被拆迁企业因拥有《集体土地使用证》、拆迁后批准租赁得到的土地，不给安泰公司和其他被拆迁企业使用，明显侵犯了安泰公司和其他被拆迁企业的合法权益。

刘重兴侵占黄国平的安泰气体公司和其他企业拥有《集体土地使用证》等被拆迁企业的重新建厂的土地约20亩后，在此土地上，造好厂房约10000平方米后，按年租金每平方米200元左右的价格，获得每年租金约2000000.00元的非法收入，对外出租给徐黎春办厂做产品使用。而夏渎村被拆迁企业没有一家企业能买到所谓的村委造好的成本价的标准厂房。

刘重兴妻子卢小琴批准租赁得到的土地、造好厂房的地址是：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龙延村景天路10号。

刘重兴侵占黄国平等《集体土地使用证》的土地重建厂房后，不给安泰公司使用的行为，给安泰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黄国平说“在2011年拆迁过程中，安泰气体有限公司建厂经营临时搬迁到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作临时过渡经营，等待回迁土地。不料回迁土地落空（被刘重兴侵占），因安泰气体有限公司经营的工业用气属危化品，因经营地址的变动，在将近三年内，没有及时得到回迁，于是我向无锡市惠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申办《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料该局不但不同意我申办，而且还出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予颁发决定书。在2013年又被惠山区安监局取缔了我本人的无锡市安泰气体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行政处罚告知书惠安监管罚告《2013》Z2003号，而且还被惠山区安监局罚款18万元，被惠山区法院执行费2750元。村书记刘重兴冒用我等企业拥有《集体土地使用证》的被拆迁企业、租赁土地造好厂房没有把成本价的标准厂房卖给我无锡市安泰气体有限公司，给我公司及我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黄国平还表示，刘重兴具有“利用职权贪污拆迁款”的嫌疑。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夏渎村的企业和民房拆迁补偿款约有一亿元人民币左右。根据2019年5月14日，他向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人民政府依法申请公开“胡埭镇夏渎村村委补偿黄国平无锡市安泰气体有限公司拆迁补偿款142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信息的《信息公开申请表》，胡埭镇政府于2019年6月3日给他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回复称：黄国平依法申请公开安泰气体有限公司142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增值税发票，胡埭镇政府不存在。据他所知，所有被拆迁户，都没有增值税发票和普通发票。证实胡埭镇夏渎村的拆迁补偿款一亿元左右没有增值税发票和普通发票。而是使用可以篡改的打白条结算拆迁补偿款往来结算。村书记刘重兴指使各企业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签名及盖章都在白纸上。然后再把各拆迁企业金额签名及盖章，使用技术手段移到拆迁补偿协议中，而拆迁补偿协议条款各拆迁企业在签字和盖章的时候应该不知情，关于胡埭镇夏渎村非住宅房屋补偿协议书的无效证据。

另外，胡埭镇政府在动迁中，安排土地给其他村被拆迁企业重新建厂。

据不完全统计：胡埭镇政府在此拆迁过程中，对胡埭镇张舍村、龙延村、鸿翔村、孟村村等企业拆迁，都得到了重置集体土地，造厂房后继续经营。

根据胡埭镇政府2019年9月2日给黄国平的三份《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实在拆迁中没有拆迁企业的单位，胡埭镇政府却安排集体土地给其他厂重新建厂。以下是重新建厂的名单和安排集体土地的面积：
1、无锡源码科技有限公司。拆迁前没有属于自己的厂房，拆迁后，胡埭镇政府安排租赁27亩集体土地。地址：胡埭镇振胡北路与金桂路交叉处。
2、无锡华普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拆迁前租用菜地民房50平方，在原孟村村医务室旁边。胡埭镇政府安排租赁10亩集体土地，建造厂房后对外出租盈利。地址：胡埭镇负来桥路13号。
3、无锡特种辊轴制造有限公司，地址在胡埭镇负来桥8号。
4、无锡凯通钻具有限公司。拆迁前没有属于自己厂房。胡埭镇政府安排租赁20亩集体土地。建造厂房后对外出租盈利。地址：胡埭镇负来桥路13号。
5、无锡市一心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自己的原厂房没有拆迁。，胡埭镇政府安排租赁28亩集体土地。建造厂房后对外出租盈利。地址：胡埭镇振胡北路
6、无锡市百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原厂房没有拆迁。胡埭镇政府安排租赁10亩集体土地。建造厂房后对外出租盈利。地址：胡埭镇金桂西路9号。
7、无锡鸿晓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拆迁前占用集体土地3亩左右。拆迁后。胡埭镇政府和刘重兴安排租赁25亩左右集体土地。建造厂房后自己使用一部分，大部分对外出租盈利。地址：胡埭镇鸿翔路38号。

综上，根据各种事实，刘重兴的行为已经涉嫌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违法违纪问题，黄国平已依法向中纪委监委 实名举报，请求依法对刘重兴进行彻查，并同时向社会公布事实真相，还广大民营企业一个公道！

黄国平电话：13861699019

【民生观察2019年8月31日消息】山东省烟台市李长安曾是一家出口创汇企业的业主，在山东省栖霞市庙后镇娄底村办厂的经营过程中，深陷以梁爱国为首的黑恶势力的“套路贷”陷阱，导致其投资的机械设备及原材料及半成品总计2千多万元，被梁爱国通过“套路贷”和虚假诉讼等不法手段巧取豪夺，给其造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李长安历经数年依法上访维权，至今却没有得到依法立案。

李长安，户籍地为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碧海绿洲小区，曾经营一家木质窗饰加工厂，其产品出口韩国。

据李长安讲述：我于2009年在烟台市芝罘区投资创办了烟台市龙利隆木业有限公司，并于2010年,成为有进出口权的出口韩国木质百叶窗片的加工企业，为韩国winart株式会社等多家韩国企业加工木质百叶窗片。

2012年，受栖霞市的招商政策吸引，我于栖霞市庙后镇娄底村注资建立了栖霞市安顺木质窗饰加工厂，并租赁了梁爱国的栖霞龙源食品有限公司的厂房和场地（租金按照租赁合同约定已全部付清）。山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为该厂核发了3703MC0094号《出境竹木草制品生产企业注册登记证书》。

同年11月1日，我从芝罘区的烟台龙利隆木业有限公司运来了价值2200余万元的机械设备、原料木料及木质百叶窗片的成品及半成品材料，招聘了30余名技术工人进行正式生产，先后生产出口韩国的木质百叶窗片70批次，实现出口贸易额1000余万元。为当地就业、税收创汇做出了一定贡献。正是因为我的工厂干得红红火火，引发梁爱国见财起意，从而下套把我正常经营中的工厂霸为己有。

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工厂资金周转出现困难，2012年8月16日，梁爱国说可以向一个叫李铸的自然人借款40万元，他说李铸不在家，让我和妻子贺丽丽在了一份借款40万元的借款协议上签字，协议约定此款还不上用我的工厂车间的设备和材料抵押，李铸没有签字，也没有给我们汇款。

2012年8月18日，梁爱国从他的邮政银行卡上给我转了34万元。2013年12月30日前，我按照高利贷利息还了部分现金，还从银行转账利息16.5万元和借款本金34万元，都是给了梁爱国。合计50.5万元。（有汇款凭证）

在此期间，自2013年3月开始，梁爱国就暴露出“黑社会”性质的本质，以利息还没还完为由，开始向我催要“利滚利”所产生的利息，当时他和我借款时没有约定这么高利息，我拒绝支付“利滚利”所产生的这部分利息。2013年4月29日，梁爱国让田某丽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到了他在烟台开发区海诺大厦119房间的办公室，梁爱国说利息快三个月没有结算了，让田某丽算算，你打个条吧，以后用货款给我转过来。就这样大约十几分钟后，田某丽拿了一张纸进来，我一看利息71万元，我当时就急眼了，和梁爱国吵起来。这时另一个屋里有四个黑社会人员，这时过来两个，其中一个手里拿着水果刀，对我说，老李你今天就签了吧，不签不会让你出这个门的。后来我冷静的想了一下，不签会有生命危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被逼在利息条上签了字才得以脱身。第二天，我打电话质问梁爱国是不是太过分了，利息比本金高出那么多，还用黑社会手段威胁我，我要报警，梁爱国不让我报警，说把条还给我，就这样第三天梁爱国将71万的欠条原件还给我，我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了。没想到后来梁爱国用该利息欠条的复印件将我起诉到法院并胜诉。

2013年12月1日，田某丽打电话给我妻子贺丽丽，说梁总让她去一趟办公室，到了梁爱国的办公室，梁爱国说，听说你家工厂资金周转困难，我有个朋友赵某利非常有钱，我帮你在他那借点先用着利息也很低。当时梁爱国让贺丽丽打了个借条，打完条就告诉贺丽丽等明天赵某利回来，我就让他把钱给你转过去，就这样贺丽丽就把借条给了梁爱国。后来贺丽丽多次打电话问梁爱国怎么钱还没打过来，得到的是赵还没有转过来，过了好长时间，贺丽丽觉得不对劲，开始往后要借条，梁爱国以各种理由推脱。还假意安慰说赵某利不给你汇款，没有银行流水等各种证明，这个借条是不生效的。直到2015年12月2日，赵某利的母亲王某萍打电话找贺丽丽要钱，并说在2013年12月2日就汇给梁爱国72万元，贺丽丽说我没有收到过钱，而且我打的条是75万，王某萍说梁爱国说那3万是利息，就这样梁爱国利用贺丽丽给赵某利写的75万借条，骗取赵某利72万元，最后却由我们来背锅。梁爱国的这种行为已涉嫌诈骗犯罪。

2017年7月15日，赵某利的母亲王某萍起诉到开发区法院，一审判决我和贺丽丽还一半。梁爱国还一半。二审审理中，梁爱国将胁迫我写的71万元高利贷利息欠条复印件递交法院，法官据此判决我还71万元，并查封了我的生活用房。

2014年3月22日中午，梁爱国趁我和爱人去上海参加展销会之机，带领大批黑社会人员，手持刀棒等凶器，将正在食堂吃饭的36名员工野蛮驱逐出工厂，强行将车间、宿舍、食堂上锁，不许员工吃完午饭，不许员工进入员工宿舍取行李、衣物、行李箱、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器等属于员工自己的私人物品，安排黑社会人员持械把守工厂大门，不许任何人进入工厂，并在厂区院内放出藏獒，扣押工厂通勤车，每位员工发给十元打车费，强行遣散我的所有员工。

2014年3月28日，我回到栖霞市后去工厂，梁爱国安排的黑社会人员把守大门不让我进厂，打梁爱国的电话也不接。我只好委托我公司的法律顾问刘放去找他，梁爱国对刘放说我欠他200万元钱，因为根本子虚乌有，我在电话里提醒刘放让梁爱国拿出证据，梁拿不出来。后来梁爱国接了我的电话，在电话里说让我交200万元的保护费，缴完保护费厂子才能给我，不缴保护费这个厂子就是他的了，说他在栖霞黑白两道都好使，爱哪告哪告去，我说先让我生产再谈保护费，他说不给保护费别想生产，更别想要回厂子。

直至今日，我的工厂还被梁爱国强行霸占，给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由于不能到厂子里去清点生产设备、维修设备、成品、半成品、原材料的详细数据，但是在2014年1月即春节前，我们进行了春节放假前封库的盘点，对设备、产品、原材料都做了详细记录，工厂在2014年3月22日前没有向外发货，车间的员工可以证明，春节前的盘点记录就是梁爱国抢劫我的设备、产品及原材料的价值2157.87万元。

梁爱国非法霸占我的财产包括生产设备、成品、半成品、原材料等财产价值2100余万元。还有我公司所有的欠条、收条、各种发票、会计帐薄等。同时，因梁爱国的非法霸占行为导致我无法生产，无法履约按期交货，造成违约产生违约金高达1000万元左右，韩国客户直接从货款中扣除违约金高达900余万元，还致使我公司无法偿还各种借款，面临各种诉讼，截止目前因诉讼产生的损失包括诉讼费、利息、逾期利息等共计200多万元。

该事件使我急火攻心，导致我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并因此于2014年9月份做过一次大的创伤性手术，住院治疗达三个月，生命一度危在旦夕。当时支撑我度过鬼门关的只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活下去讨个说法！正义得不到伸张我死不瞑目！

当我刚出院，就急不可耐地拖着赢弱的身躯继续维权之旅。

2014年3月，我多次向梁爱国索提出交涉（他每次都说不交保护费就不给工厂）。我又屡次要进工厂拿回属于工人的私人物品，还有我厂的会计帐薄、票据等，都被梁爱国派的打手挡在大门之外。我只好到栖霞市庙后派出所报案，一位王姓警官接待了我，做了笔录之后告诉我说，你们有经济纠纷，派出所不管，你们去找法院。随后我去了栖霞市人民法院，法院的领导和法官看了材料后明确告诉我，该案涉嫌刑事犯罪，让我去公安局报案。我又去到栖霞市公安局，给我的答复和庙后派出所的答复出奇的一致。就这样，我价值两千多万的工厂被梁爱国霸占至今。

2014年8月11日，梁爱国在栖霞市工商部门注册成立栖霞龙源木业有限公司，擅自将我工厂的设备、产品和原材料用于生产、销售。

知道实情后，我又到庙后镇派出所和栖霞市公安局报案和反映情况并要求立案，庙后镇派出所和栖霞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均是口头答复，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给我任何文字回执材料。

我先后到烟台市公安局、山东省公安厅上访，2017年2月，山东省公安厅责成栖霞市公安局受理此案。

2017年3月5日，栖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给了我栖公（治）受案字【2017】10003号的《受案回执》。

2017年4月17日，栖霞市公安局给我栖公（治）不立字【2017】10003号的《栖霞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理由是“该案是民事纠纷，没有犯罪事实”。该理由根本不成立。依据是栖霞市公安局根本就没有查清事件的基本事实。

我依法向栖霞市公安局申请复议。

2017年4月27日。栖霞市公安局给了我栖公（刑）刑复字[2017]3号的《栖霞市公安局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不予立案决定”。

在省公安厅责成栖霞市公安局受理之后，我虽然拿到了相关法律文书，但是栖霞市公安局并没有给我梁爱国没有犯罪事实的书面回执，只是在2017年4月17日，栖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办案人员在治安大队会议室，向我出示了一张有我和妻子贺丽丽签字的一份向李铸借款40万元的借款协议书，告诉我说：“你没有还李铸的钱，李铸扣押了你的设备和材料转给梁爱国扣押，你们这是民事纠纷，梁爱国没有犯罪事实，所以不能立案。”而实际情况是，我已经还完了所谓李铸34万元的本金，支付了16.5万元的利息。该利息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不超过年利率36%的上限，法律规定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而我后来被强逼签字的71万元欠条，就是由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利滚利”的利息所产生的孽息，法律认定无效。

以梁爱国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长期以发放高利贷、暴力讨债为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签订虚假借款协议”“肆意认定违约”等手段非法侵占他人财产，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组织成员固定，有三名以上的组织成员，梁爱国是组织者和领导者。至今，我没有看到栖霞市公安局对梁爱国非法霸占我工厂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过任何处罚。

现恳请市纪委监委监督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梁爱国涉嫌“黑恶势力”的犯罪行为。依法维护我被侵犯的合法财产权益。我可随时提供书证、人证、物证等证据材料。以上陈述如有虚假，我自愿承担一切相应的法律后果。恳请救救我被霸占的出口创汇企业！

李长安电话：15763836999

【民生观察2019年8月14日消息】2017年2月，江苏省常州市民营企业常豆豆制品有限公司厂房遭到当地有关部门强拆，随后公司负责人周建华被枉法裁判构陷入狱，其家人则被带进黑监狱内关押。

江苏省常州市常豆豆制品有限公司（下简称常豆公司）位于常州市天宁区东郊采菱路43-9号，是一家具有规模的豆制品专业生产正规企业，历史悠久，生产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产品质量优良、品种齐全。自2005年兴建以来，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品质”的理念，努力打造常州市一流的豆制品行业龙头企业。常豆牌系列豆制品则被评为“常州市名优农产品”，深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

2005年，公司董事长周建华以32元/平米的价格向常州永佳保鲜冷藏有限公司【下简称永佳公司】手中转租了1300多平米土地（当时永佳公司是以10元/平米价格从国土局租得）。双方达成租地协议后，周建华根据协议建造生产车间、仓库、冷库、质检、包装、办公楼等共计3000余平米建筑面积，成立常州常豆豆制品有限公司，工商、税务、安检、卫生等手续齐全，期间还进行两次技术改造。虽然经营十多年尚未完善房产手续，但每年都向常州市地税局缴纳房产税。常豆公司也被政府评为“名优农产品金牌企业”，周建华是常豆公司的主要股东。

2013年8月16日，常豆公司所在的刘塘浜南侧进入国有土地征收范围。奇怪的是，作为征收实施单位的常州市天宁区建设局和受委托的茶山街道办事处，一直未按照国家征补条例与常州市征补办法的规定，与被征收人常豆公司进行征补的协商。直到2014年4月18日，永佳公司突然向常豆邮寄关于征收补偿洽谈的通知，该通知告知周建华，永佳公司已经与天宁区建设局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其中也包括常豆公司的房屋征补款，常豆的补偿金额为223万5千余元人民币（合每平米800余元），要求常豆公司尽快搬迁腾地。

根据常州市天宁区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与征收安置补偿方案，常豆公司地块的房屋征收补偿基准价是每平米3833元人民币，仅此一项，常豆公司就应获得一千万以上的征收补偿款，如果加上设备、装修、搬迁、营业损失、解除劳动关系等补偿，总额应该在一千六百万左右。常豆公司自然不能接受永佳公司所谓的223万的征收补偿，关键是永佳公司不是房屋征收人，进入征收后，其也从没有与常豆公司商讨过征收事宜，况且其在2013年10月，就拿了2980余万人民币的补偿（合每平米5千余元）后，搬迁走了。

永佳公司在搬走近一年后，向常州市天宁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解除土地租赁合同，将常豆公司房屋与土地交付该公司，也就是说，永佳公司在根本不具有提起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其提起民事诉讼纯属滥用诉权行为的情况下，天宁区法院不仅受理了，最终还作出（2014）天民初第1587号民事判决，判决常豆公司将诉涉土地交付给即不是征收人、又不具有土地使用权人的永佳公司，同时认定房屋为常豆公司所有，驳回了永佳公司对房屋的主张。常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常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法院作出（2014）常民终第2271号民事判决，再次确认房屋为常豆公司所有，并在终审判决后，召集房屋征收机关和永佳公司的负责人谈话，告知该案的判决因违反房地一体原则，导致无法执行情形，要求房屋征收机关与永佳公司跟常豆公司通过协商解决纠纷，房屋征收机关与永佳公司负责人也当场签字同意。

在永佳公司滥用诉权案的上诉期，常豆公司也向天宁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征收单位天宁区建设局与永佳公司签订征补协议（涉及常豆公司部分）无效。一审的天宁区法院依旧枉法裁判，作出（2015）天民初第1467号民事判决，罔顾事实，称常豆公司的房屋为永佳公司所有，常豆公司不是房屋的被征收人，驳回了常豆公司的诉讼请求，常豆公司上诉到常州市中级法院。

2017年3月23日，常州市中级法院作出（2016）苏04民终第1203号民事判决，确认房屋为常豆公司所有，认为天宁区建设局与永佳公司签订的征补协议，对常豆公司不具有合同的约束力，常豆公司的房屋征补权益应另案处理。

常豆公司根据（2016）苏04民终1203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以“征收行为违法”为由，将征收单位天宁区建设局告上法庭，一审天宁区法院以“重复起诉”为由，再次枉法裁判，裁定驳回常豆公司的行政起诉，上诉到常州市中级法院，该院完全不顾自己法院之前判决确认的事实，作出维持一审枉法裁定。

2017年2月27日早晨，常州市天宁区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对常豆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不作裁定，就对并非生效判决确定义务的常豆公司厂房实施了强拆，并在没有任何人对违法执行行为进行阻止的情况下，将周建华的妻子马红娣从被窝里拖出，关押到常州市传染病医院整整一周时间，使其加重了癌症病情。

一次次的枉法裁判还并不稀奇，离奇的是常州市天宁区公安分局居然在生效判决被枉法执行两个月后，于2017年5月12日，以涉嫌“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罪”将周建华抓进看守所！

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罪，是指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本案根据的是（2014）天民初第1587号生效的民事判决，而该民事判决确定常豆公司的义务是腾地不拆房，且不说该民事判决的公正性，如此违反房地一体原则的判决，常豆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也根本无法在不拆房屋就腾地来执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尤其是，常豆公司对天宁区法院的执行公告、通知、通告，均提起了执行异议，但天宁区法院均未依法对执行异议作出裁定。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均对涉及征地拆迁案件的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罪有明确规定，即强制执行后必然阻却拒执罪的构成！除非在强制执行中出现暴力阻扰情形。

周建华在常豆公司房屋被违法强制执行两个月后，再被以涉嫌“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罪”刑拘，证明本案显然不存在强制执行中有严重阻扰情形。

“拒执罪”案进入检察起诉阶段，常豆公司的辩护人和周建华的辩护律师在阅卷后，因该案太过荒唐，均向天宁区检察院提起撤回起诉建议，该院不予理睬。

2018年5月31日，常州市天宁区法院就“拒执罪”案举行庭前会议，辩护人提出，虽然案卷中的“发破案经过”这一证据中，明确了是天宁区检察院于2017年3月7日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但没有通知立案的证据加以佐证，故要求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员向法庭出示“拒执罪”案关键证据——案件来源。出庭的检察员郭营明确表示没有通知立案的证据。辩护人感到非常震惊，当庭向合议庭提出，如果连案件来源都没有，案件就没有审理的必要了。法官在检察员明确没有案件来源证据情况下，居然要求天宁区检察院补证。

到2018年7月2日正式开庭审理前，天宁区检察院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8年3月7日的“通知立案书”，称天宁区法院执行局已两次移送材料要求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以法院未正式移送材料为由拒绝立案，天宁区检察院依职权监督，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从天宁区检察院的这份“通知立案书”的内容来看，说明该院很清楚，“拒执罪”案不同于其他刑事案件，其案件来源必须是由人民法院移送公安机关（另还有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只有在人民法院移送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两次拒绝立案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才可以行使监督职责，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既然天宁区检察院清楚“拒执罪”案必须要有案件来源，为什么起诉时没有提交案件来源的证据呢？而且，庭前会议上检察员郭营已经明确表示没有“通知立案书”了，怎么在正式庭审前又出现了“通知立案书”呢？跟“通知立案书”一起提交的，还有一份公安机关于2017年3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天宁区公安分局于2017年3月7日收到了天宁区检察院“通知立案书”。辩护人是2018年5月31日的庭前会议上，对案件来源提出质疑的，而办案的天宁区公安分局居然在一年多前就料到辩护人将会在庭前会议上提出质疑，所以要提前一年多先准备一个“情况说明”，这一穿越时空的“情况说明”，恰恰证明了天宁区检察院的“通知立案书”属于后补的伪证！

关键是，“拒执罪”案的案件来源，不仅要有检察院的“通知立案书”，更要有作出“通知立案书”的依据，即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案卷材料、公安机关两次拒绝立案的证据。法庭上，天宁区检察院根本无法提供天宁区法院两次向天宁区公安分局移送材料要求立案的证据，事实上，天宁区检察院也不可能提供这些证据，因为在之前常豆公司提起的“国家赔偿案”中，对天宁区法院的全部执行案卷进行了质证，天宁区法院从未向天宁区公安分局移送过案卷要求立案的材料。

也就是说，天宁区检察院对常豆公司、周建华提起的“拒执罪”案，连案件来源都没有！所有的证据都是在周建华于2017年5月12日被抓后，由天宁区公安分局、天宁区检察院为了协助天宁区政府违法征收而后补的伪证！目的就是要将冤假错案搞到底。

2018年11月9日，该案在经历了两次退侦、两次申请中止审理和两次恢复审理，即用完了所有程序后，天宁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常豆公司和周建华犯“拒执罪”成立，分别判处罚金10万元人民币，及一年七个月徒刑。常豆公司和周建华不服一审判决，立即提起上诉，现该案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审理中，已经用了一次延期、恢复审理的程序。

该案是由天宁区政府拒绝依法征收引起，由于常州市相关公检法部门滥用职权、蓄意制造伪证、实施诬告陷害、及故意枉法裁判予以配合，这些行为导致周建华的常豆公司（房屋）被非法强拆至今得不到赔偿，周建华被坐冤狱达一年七个月，企业应收款无法收回，应付款、借贷款及利息无法偿付，而且经济损失每天都在扩大中，故受害人已向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了控告，要求还民营企业一个公道！

周建华电话：13813670143

徐彩虹，湖北襄阳人，祖籍辽宁，自小随父母支援三线单位迁到襄阳，有着北方人的豪爽，南方人的聪慧。

聪明伴随着极强自尊心的徐彩虹在学校成长，徐彩虹的学习在年级中一直保持着名列前茅，进入了保送名单，却因没有家庭背景，最终与自己的梦想失之交臂。于是进厂做了工人，聪明能干的徐彩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光彩照人，同样的岗位总是比别人提前胜任，不甘于平庸的徐彩虹，停薪留职自费到武汉、深圳进行商务学习深造。徐彩虹不放弃每一个商务实战与吸收知识的机会。

在1999年徐彩虹和丈夫何斌夫妇一起开了自己的实体店面“爱點”，爱點位于两个超市的中间地带，在那民生如同钢丝串豆腐的时代，徐彩虹在商海中显示超前的商业头脑，生意极其红火，更成为学生们、年轻人、时尚达人们的必进之店，每天人气爆棚，引起了两边超市琢磨、效仿，开始跟货、捆绑销售，对待扑面而来的不正当竞争，夫妇本着诚实守信，从不参与恶意竞争，总是以自己独有的经营制胜对手，夫妇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不久又接手旁边做垮的一家超市，扩大经营规模并增加了餐饮项目。

凭借诚实的本性与用心敬业的精神，徐彩虹夫妇的文具、高档礼品、餐饮生意，齐头并进，很快生意规模、人气均超越当地同行。就在商业对手们穷尽手段无法与之竞争制胜，夫妇生意蓬勃发展，一路高歌猛进时，一个代表某个“领导”的黑道人员找到家中，（单位发任何福利都在此领导指定的超市处领）说领导希望夫妻俩让出生意和店面，以后可以“堤内损失堤外补”，否则后果自负。未予理会的徐彩虹夫妇不久即遭到了利益集团、黑白道的轮番打击。丈夫何斌被下到了监狱，

从未经历官司的徐彩虹花钱请律师、买书学法律，想尽办法营救丈夫，甚至一度策划用热气球撒传单飘进看守所去劫狱，在卖掉房产，耗费巨大后才发现，公权力想判你坐牢，不一定你真的有罪才能判你，法律在一些人手里只是如强盗手中劫财的工具。无奈，徐彩虹一面收集证据，一面各级申告，可在一切证据已证明何斌无罪的情况下，法院庭长却一再推迟开庭，甚至放言黑白道通吃，扔在里面（看守所）几年的多的很……，当时徐彩虹发抖冰凉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紧握发颤的拳头冲向刑庭庭长欲一决死战、共同赴死跳下十楼……，就是这样的生死无惧，最终丈夫何斌才得以走出监牢。

在丈夫出狱后的第二天被怀恨在心的法院干部指使黑恶人员再次将经营中的店面打砸，将丈夫打伤。

意识到在没有公正、平安、安定的经营场所、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让事业发展，企业壮大，还会遭受各种更加危险的境地，徐彩虹夫妇只有遣散员工，继续抗争维权。从区、市、省、京，逐级反映问题到北京，从盲目告状到提起行政诉讼对加害者和单位进行反击，在2003年开始在当地访民中率先对公安机关展开民告官的行政诉讼，2004年与襄阳17个大案要案上访者一起将各自案情合并录入磁盘，在当地率先进行网上举报，从2001年开始维权到民告官的十几起行政诉讼，徐彩虹夫妇被成为湖北省黑名单首要人员，当地腐败对徐彩虹夫妇怀恨在心，多次威胁要将其关押整治。不久夫妇遭遇摩托车车闸被破坏，高速行驶时无法刹车的险境等……

在一次徐彩虹被关“法教班”黑监狱时，家人被暴力胁迫在外，母亲被左右大汉按倒，与徐彩虹仅一门之隔，徐彩虹被一群大汉轮番换着样式的虐打，踩踹，并被用实木大方桌踩在桌下、任凭徐彩虹高声呼叫都无济于事，并用抹布塞嘴、棉衣帽子捂头险些窒息死亡，徐彩虹因此流产，再也不能生育。（徐彩虹至今保留这件见证真相的棉衣）

当时的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对徐彩虹说：你们没有背景，吃亏是没办法的。并告诉叫徐彩虹抓住这次谈判机会，身心俱疲的徐彩虹夫妇听从家人的劝说，同意政府的调解，对方却更加的无耻借机将本该给徐彩虹夫妇的繁华地段四十多平米的门面房换成了十二万元加低保的条件，为换来家人的平安，并相信只要肯干，凭自己的实力，钱和门面都可以很快赚回来的徐彩虹夫妇被迫接受条件。

很快，夫妻俩又筹集资金开餐饮，率先在当地美食街以新概念餐厅模式经营，用自己独有的特色、诚信经营、积累人气，生意达到天天爆满，每天开门前都有人在店门前等候，从一个后来者走到行业的前列，让一个店引来了同行各大餐饮连锁的效仿和研究，在离他们百米远的同行连锁穷尽手段也竞争不过他们，更有餐饮大咖欲与夫妇联手打造餐饮航母。自己发展的同时夫妇还希望通过自己的成功模式带动更多创业者一起发展，在众多年轻人、创业者甚至公务员等，纷纷要求加盟、餐饮连锁大咖要求合营时，为了向大家负责，决定先进一步改善流程、量化工艺，完善管理，再接受加盟，以保证加盟者的成功回报。

可就在夫妻俩专心经营、努力拼搏、钻研，积极开始筹备展开加盟时，

噩运再次降临，红火的事业再次为夫妻俩招来祸患，又有想夺这产业的人屡屡前来寻滋闹事，因闹事者的老板是法院的合伙人，于是徐彩虹夫妇的坚持不退让，引发了黑社会流氓和法院的联合迫害，终于在吸毒者、赌徒、流氓的滋事扰乱，黑社会的死亡威胁、法院的积极打压迫害下，徐彩虹夫妇的连锁企业链条被生生掐断，所有辛勤拼搏的积累被掠夺一空。

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在这强权当道，特权横行，权、钱互换的地方，法律在一些人手里只如强盗手中劫财工具的时代中，埋头做企业、干事业的企业家们，辛勤拼搏积累的事业与财富不知何时就会被强权采摘，纳入别人的囊中。

2013年初徐彩虹夫妇再次进京，同年5月，之前曾多次为汶川地震、雅安地震灾区捐赠的徐彩虹夫妇却因一次爱心捐款被投进了牢狱。

只因这是一次“爱心无国界，为美国飓风灾区献爱心”的爱心捐款活动，当局以此次捐献给国家形象造成极坏影响为由，抓捕十多人（捐款门事件），徐彩虹被关押三十三天，何斌和许乃来被认定为组织者，分别被判刑八个月和一年。徐彩虹再次为丈夫奔走呼吁，何斌、许乃来开庭时前往法院外声援者一度达到百余人。

就在2014年1月26何斌出狱的前两天，去看望生病基督徒弟兄的徐彩虹等13基督徒被北京市局抓捕（通州梨园教案），何斌刚出狱又和余文生律师一起去各派出所、看守所寻找徐彩虹等基督徒被关押的地方，跑了几天终于打听到众基督徒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关押对象主要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经余文生、梁晓军等律师的介入，胡石根长老等基督徒的尽力呼吁，及国际社会的发声，徐彩虹等人被关押30天后陆续被释放，至此这对被牢狱分离的夫妻才得以团聚。

经历了太多磨难，使徐彩虹夫妇认识到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对每个公民特别是普通百姓的重要性，他们的理想就是在公正和谐、安全、安宁的社会环境中，专心钻研技术，尽情发挥才能，安心经营发展自己喜欢的事业。可惜现实中社会环境连实现这样的愿望都是奢望。

出狱后，徐彩虹夫妻俩在前门陕西巷23号开了个小酒吧餐厅取名“彩虹之约”，记取《圣经》中上帝对人类的约定，也寓意徐彩虹夫妻对雨过天晴后美景的向往。

在这里他们招待全国各地的朋友，接待两岸三地、世界各国的友人，他们夫妻的小微酒吧餐厅模式及产品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和认可，激发了很多旅游的年轻人想要创业的热情，受到外国友人的喜爱。

各界朋友亦不时前来把酒言欢，品茗论道。但酒吧受到监控和各种打压、骚扰，徐彩虹夫妇多次被警察半夜撬门抓走押回湖北襄阳，流氓滋事、街道找茬、房东刁难，使夫妻俩经常举步维艰，入不敷出，用以前积累的积蓄支撑着这个能让朋友们在首都中心把酒论道的空间。尽管如此，经营的同时，徐彩虹夫妇也经常参与各种公义活动，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一些受苦难者，龚进军受审、建三江律师受难……等，徐彩虹总是500-1000的积极捐款。许志勇、丁家喜……等开庭徐彩虹夫妇被带走押回……。

徐彩虹也因这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在因丁家喜开庭被押回湖北的那次，回襄阳的路上维稳的“书记”意有所指的对徐彩虹说：“你父亲去世了吧！”徐彩虹诧异的说：“我父亲身体好好的。”谁曾想，就在徐彩虹从襄阳打算回北京时，一向身体健康的父亲莫名突发心脏病住院，徐彩虹只有留下照顾父亲，当时香港黄伞活动正热，父亲本该11号出院，徐彩虹12号因发起为宋某某联名呼吁的帖子，13号父亲病情立即恶化，转入ICU，医院办公室里，夫妇看到的却是主治大夫打电话不是召集人做手术，而是向某个书记打电话请示！不久父亲抢救无效去世，看着父亲内出血，满是淤血的口腔、身体，徐彩虹哭干了眼泪，并一直自责是自己连累了父亲，这成了她一生的伤痛。

2014年6月4日徐彩虹夫妇在天安门广场被抓进北京西城看守所关押30天，随后的几年，徐彩虹、何斌夫妇每到6*4都会被监控或关押，数年间徐彩虹陆续被关押过北京朝阳看守所、第一看守所（七处）、东城看守所、丰台看守所、西城看守所。

期间，各种莫名的抓捕、骚扰、打压，从不曾停止，北京、地方一直想逼迫夫妻俩离开这个中心地带，消灭掉这个证明维权公民并不是他们所说“好吃懒做靠上访挣钱”，完全能凭实力创业、经营、挣钱的实例，铲除这个被各界人士喜欢的谈天说地畅舒胸臆的地方。湮灭掉这个经历、见证、烙印了公权肆意、执法无法、公民苦难，诸多印记的地标。

虽经徐彩虹夫妇努力抗争、艰难维持，终于，2017年11月几方联手，先以大阅兵维稳之名将徐彩虹夫妇押回湖北襄阳，然后北京这边派出所和房东一起将凝聚着徐彩虹夫妇心血的店面强撬，把所有店里资产夺走。街坊后来告诉徐彩虹夫妇：“来了好多穿制服的，装了一大卡车拉走，警察不让我们录像”。

回到北京的徐彩虹夫妇报案无答复，反应无结果，资产被席卷一空的他们连冬衣都没给留下，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季身穿薄衣被迫流落北京。

一年多过去了，徐彩虹夫妇的资产依然没有说法，派出所连当时的报案手续都推脱不给。期间地方把徐彩虹夫妇带回湖北襄阳，说解决地方的问题，结果几次“接待”商谈，热情的官员们关心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热衷于接待时各个角度的拍照、摄像，经过几轮“摆拍”之后，便再无音讯。后来被告知：负责解决他们夫妻问题的法院院长升迁到上级反腐部门当领导去了；便再无下文。在当地生活遭到各种骚扰、逼迫的徐彩虹夫妇便又逃回北京，继续着他们的《漂流记》。

数月间露宿于北京草坪、空地、树下，体人间冷暖、尝世间百味，有时常夜宿地点被浇水驱赶的艰难，有难友前来探望的温暖和露天畅谈的舒畅，有夜半梦醒抬眼看月影横斜，霜挂枝头的清苦。

有春节不能回家，在北京看“寒风捋枝欺叶残”的冷酷，体“昨夜梦中把家还”的心酸。

徐彩虹夫妇的遭遇清晰展示了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民营企业家特别是不会钻营贿赂的纯粹企业家所遭遇和即将遭遇的苦难、艰辛与归宿。

在企业总裁思维培训时曾有老师说：“在中国想要做百年老店的企业家都是脑筋坏掉了的，因为天随时会变的！”

徐彩虹夫妻俩在北京中心这个“相对守法”的地带，用一个小微企业从诞生到兴盛而后被扼杀的历程，如一部情景剧，生动的向世界演示了在这个环境下民营企业的生存不易，不管你产品如何过硬，经营理念如何优秀，也不敌公权的肆意翻覆。你妄想用法律保护自己时，执法者一句：“这是上边的指示”。便能将你彻底击败。这个威力无穷、法力无边、法上之法的“上边”可以是协警后边的警察或城管，也许是某个“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机关，也可能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这个“上边”就是老师口中那掌握企业生死、左右百姓命运的“天”！

同时这个情景剧用夫妻俩起先辛勤工作、苦心经营，被抢夺；到后来依法反映，无结果的事实经历，向世界演示了所谓“访民”的产生历程。

他们夫妇周围有类似经历的维权企业家也不在少数。

他们常说：“我希望民主，向往民主，我不愿作虚无缥缈的梦，我有一个理想，就是在民主、自由、公正、安全的社会环境中自由经营事业，尽情发挥才能。”

这也许也是许多民营企业家共同的心声吧！

如今徐彩虹夫妇仍流落北京城，夫妻携手走天涯，哪怕一路青丝到白发，向着自己的理想努力进发……。

辽宁企业家张铂长，被地方人大代表及官员陷害判刑17年，其85岁的老母亲向本网控诉，并提供相关资料供参阅，现在由于张母年事已高，再遭受儿子被冤的打击，视力极具下降，张母恳求社会关注，替她的儿子申冤，以下是她提供的资料————
 
控诉：全国人大代表辽宁于洪勾结公安局长潘春吉捏造罪名，将民企家张铂长投入大牢17年没收掠夺几亿矿山财产
作者：王淑珍 对此文章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附事实照片）
       身份证：211325300117102
我叫王素珍，今年85岁，是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原虹源矿业有限公司（民营企业）法人张铂长的母亲。我向您们控告辽宁葫芦岛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潘春吉徇私枉法、为黑撑伞、滥用职权、践踏公民权利、制造冤案，使我儿子蒙冤被判十七年的罪行。因为我儿子的冤案，给我们全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因儿子入狱，眼睛哭的视力困难，奔走上访，身心受创；我在上学的孙子孙女，被迫中断学业走上为父申冤的路，生活无来源异常窘迫，已处难以为继的状态，请救救我儿子救救我们全家。
 
张铂长85岁的老母亲，为了救儿子，哭的视力模糊，不断上访，要儿子回家，只因人大代表于洪看上了张铂长价值数亿的矿井，与好哥们公安局长潘春吉采取了一系列非法和罪恶手段，捏造事实、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儿子打入大牢。儿子一点没犯法，愣是被关进监狱判刑17年，天理何在？
 
于洪是辽宁省葫芦岛市宏跃集团的董事长，年轻时打架斗殴时脸上留下大疤痕，有了钱后，他去掉疤痕，摇身一变，成了全国人大代表。他利用金钱权力曾在葫芦岛市迫害多家企业家，抢夺他们的财产，运用黑社会手段，和葫芦岛公安局长潘春吉联手“抢劫“他人的血汗钱。在葫芦岛当地堪称一霸！无人敢惹。把黑手又伸向我儿子。
于洪十多年间曾多次运用黑社会手段妄图抢夺张铂长的公司，他指使手下人把车辆停放在张铂长的虹源公司门口，不让虹源公司生产营业，致使30多名员工被困矿井中36个小时。他敢如此行事，还不是因为仗着势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拥有数亿元资产，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一手遮天，公安局长潘春吉是他的铁哥们！狼狈为奸！于洪还曾在十多年间运用黑势力手段强抢张铂长的虹源公司矿井：
 
潘春吉原是辽宁省省长闻世震的秘书，到葫芦岛市任公安局长兼副市长，于洪和潘春吉是老乡、铁哥们，潘春吉为了帮助他的好哥们于洪抢夺张铂长的价值上亿元的矿井，他俩合谋构陷了张铂长的冤案，潘春吉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拘捕，刑讯逼供，潘春吉局长为我儿子专案组组长，为达到把我儿子的上亿财产抢走的目的，指示办案人员，用刑讯逼供来取证。按着他的指示，办案人员对所涉案的19个人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刑讯逼供。我的二儿子张久昌被打的遍体鳞伤，从看守所抬出送医院时生命已奄奄一息，在地方医院抢救不了，连夜送往北京302医院，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才脱离危险。现在一有人提及被打之事时，他的精神都恐怖万分，浑身颤抖，泪流不止。办案人员对我三儿子张铂长的刑讯逼供手段就是更残忍。2010年5月10日至17日，他们以协助找人为名，把我三儿子从看守所提出带到一个地方，他们把他拖到老虎凳上，手脚锁死，套上铜套电击，手被打破、皮肤冒烟。他们用木棒抽打他的手脚，用案卷本抽打他的头，打得我儿子几次昏迷过去。不让吃饭、喝水、睡觉、上厕所，戴着头套和棉帽无法呼吸，胳膊背过来用绳子捆住，人被吊起来，昏迷后用凉水泼，7天7夜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他们逼他在事先拟好的无审讯人、无审讯地点、无审讯时间的刑讯逼供的笔录上签字认罪，不签就给他用刑，多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然后用凉水浇醒再拷问。在这7天里，我儿子饱受了身心的极度摧残。我儿子至今是什么罪名，没有法律文书，没有通知、告知家属。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儿子打入大牢。
 
潘春吉局长和办案民警采取了一系列非法和罪恶手段，以捏造事实、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儿子打入大牢。潘春吉和于洪实现了霸占吴家屯井田的第一步。在谋划把吴家屯井田据为己有的方案中。首先由潘春吉出头，安排兴城市法院有关领导，组织对我儿子吴家屯的几个矿井进行评估，我儿子公司被没收有3个矿井，吴家屯井田是我儿子从1997年至2005年建设生产的。期间投资在1亿3千多万，其他的两个矿井投资也有6-7千万。吴家屯井田的资源价值也有几十个亿以上。可兴城市法院在组织评估时却一压再压评估额，最后在潘春吉的指使下，把价值几十亿元的三个矿井仅评估了2500万元，低估价值达上百倍之多。为了在形式上合法化，2012年9月潘春吉安排了一个所谓的拍卖会，以底价2500万元拍卖三个矿井。在葫芦岛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三个矿井是潘春吉迫害我儿子强夺来的，迫于潘春吉的权势压力，谁也没敢来参加竞拍。结果参加拍卖会的只有全国人大代表于洪的一个公司。于洪以底价2500万元就把价值几亿元的三个矿井收入囊中。至此，于洪和潘春吉合伙实现了十年企图拥有吴家屯井田的梦想，完成了他俩煞费苦心设计的，通过陷害、冤狱的手段，巧取豪夺吴家屯井田。潘春吉和于洪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制造张铂长的冤狱。真是无耻，天理难容、罪恶滔天。

    我儿子还有价值五千万的左右矿石，兴城法院受到于洪和潘春吉的利益、权利驱使，和拍卖公司合谋，仅仅拍卖100万元，于洪和好友刘海成、李玉志买到矿石后倒手净挣1000多万元，兴城法院相关人员得到160万元的好处费！官官相护、相互勾结，官商勾结共同得利，于洪等人和兴城公检法合伙达到了掠夺张铂长财产的目地。
 
 控诉人:王素珍
 身份证：211325300117102
电话：13164243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