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康林，男，今年70岁高龄，家住四川省仁寿县新店乡三星村，2005年9月29日他唯一的儿子黄清和被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凉山周末》报曾就该案对黄康林老人进行过专访，并以“真的杀了人就应受制裁”为题刊登了老人对该案的看法。这足以说明黄康林老人是个在正常不过的人，然而他却因为不服法院对儿子的判决申诉上访被劳教1年3个月，3次关进精神病院共3年多的时间。
说起他儿子的死，黄康林老人总是痛苦不堪，他不相信儿子会杀人，他总想弄个明白，但自从他儿子被抓到被执行死刑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儿子，他说，“拿到逮捕通知书我就找公检法机关，我要见儿子问个清楚，他到底有没有杀人，可我从来没能见到过儿子，法院开庭时也不让我参加庭审，也不让我请律师，也没给我判决书，判决后也不让我会见，关于我儿子的判决书我还是花200元钱从别的律师那买来的复印件”。
黄康林老人看着判决书联想到公检法的做法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仅凭投案自首的安佳林和同案犯的供述及他儿子的口供就认定是他儿子6人合谋杀人，这实在有些说不通。他从和他儿子一起受审的几个同案犯家属那了解到，法院审理时没有一个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出庭，也没有人旁听，只有检察院作为公诉方出庭。而法院对此解释为，被杀害的6人都是从事不良职业的女性，住所不定，黄清和等人杀人后碎尸抛尸海河内，没有找到尸体，无法核实身份，故没有附带民事原告出庭；因为时间久远办案机关没有找到作案工具。黄康林老人对此解释难以接受，自此开始申诉，直至2006年进京上访。
2007年10月份的一天，他在北京上访期间被北京警察抓住送到了马家楼，第二天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把他接到了驻京办住了两个晚上后乡政府来人接他要让他回地方。然而回到地方乡政府的人并没有把他送回家,而是把他送到了仁寿县精神卫生保健院，大夫也没给他做相关检查就把他收入到病房。
黄康林说，第二天，大夫在我的两个耳朵上夹了夹子通上电，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过后还给吃药，不吃药还给过电，没办法还得吃药，一天吃两次，吃完药头晕迷糊，就像瞌睡一样，可难受了。这样过了7、8天后乡政府和精神病院的大夫把我送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检查，检查完专家给我说我没精神病，下次再上访就有精神病了。就这么又把我送回了精神病院。检查的时候乡政府还叫去了我老婆，他们骗他说我病了让她签字，她不识字别人代签的。送进去的时候家里也不知道，住了10几天后乡政府把我接出来的，手机什么都给收走了。
出来后黄康林老人继续上访，2008年3月黄康林在京上访再次被抓回去送到了仁寿县精神卫生保健院接受强制治疗，吃了几天药后，黄康林说什么也不吃了，他说，“专家都说我没精神病凭什么让我吃药，我不吃药了”。这次大夫没再过多难为他从此给他停了药。直到当年的11月份，黄康林记得大概是10日，黄康林被从精神病院接出来关到了仁寿县看守所对外的一家宾馆，把他关在一间单独的屋子里，6个人看着他，每天让他学习写《信访条例》还逼他写不上访的保证书，最后他口头承诺不上访了才让他出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关了他1个多月了。
2011年4月，黄康林在北京永定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宿，刚住下2个多小时就被劫访的抓走，他说“你们不要抓我了，我买了火车票，要回去了”。但劫访人员不听他的，又给他买了另一车次的车票强行把他押送到火车上，回去就直接送到了仁寿县精神卫生保健院。一直到2013年5月15日在他妻子和女儿的努力下乡政府才让他出院。黄康林说，这次把他送到医院家里人也不知道，后来我借别人电话通知家里才知道的，这次在医院还给我做了鉴定，大夫逼着我吃药，我死都不吃，大夫让我签字不吃药后果自，我签的我没精神病拒绝吃药。
2011年11月20日，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委托给黄康林做精神疾病鉴定的是仁寿县新店乡人民政府，鉴定意见为，黄康林患有明显的偏执性人格障碍，其反复上访与个性缺陷和不接受儿子犯罪的精神刺激有关。该鉴定书中还载明，2007年10月2日，华西医院司法精神鉴定时所作精神科检查，未发现精神病性症状。2008年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也曾给他做精神鉴定，鉴定后黄康林被劳动教养，但至今未给他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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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就有精神病 黄康林为儿申冤被三入疯人院
为儿维权被关——沈阳高靖春感慨警察可以当精神病大夫
“当公权以报复公民的工具形象出现，他导致的不仅是腐败，更是对国家法律的亵渎和公权力的羞辱。动用公权对公民进行报复和陷害，以逃避相关责任。有人说集中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现在看来警察即可以当警察，又可以当精神病大夫”。
2016年1月7日沈阳市开两会，高靖春来到辽宁省政府信访大厅登记，下午2点在省信访办门前被沈阳市皇姑区辽河派出所杨指导员带领5名民警强行押上警察，带到了皇姑区黄河派所内，在派出所內对她进行了搜身，由于他们的撕扯，再次加重了颈椎外伤，并造成她腰间盘脱出。病重在床！高靖春感慨道公安为什么要一次次加害我？一次次给我增加新的信访问题。看不见的光明！走不完的上访路！
高靖春，生于1954年4月13日，,家住沈阳市皇姑区， 1997年儿子在单位上班被电击重伤，医院诊断是电击伤心脑细胞损伤，在医院住院治疗8个月后单位就不给拿钱治疗了，给她儿子发了工伤证。但是没有给交工伤保险，一直到今天都没享受工伤待遇。受伤18年来没开过一分钱工资，没报销过一分钱药费。高靖春就是因此而开始上的，但是自从截访被公安局接手以后，不仅儿子的上海赔偿得不到，自己也多次遭到迫害。
2015年3月13日，在北京六部口上访维权时，高靖春被沈阳市皇姑区公安分局截访民警刘实等人强行带上警车截回，车辆离开久敬庄后不幸发生交通事故，把高靖春和刘实同时在警车内撞伤。造成她在北京市普仁医院住院治疗40天，医院诊断显示颈椎滑脱压迫神经，使左侧肢体麻木，肌无力。以后走路不稳经常摔倒。
而医疗费全部自己交，这还不算，皇姑区公安局和辽河派出所为了摆脱责任，派人到医院给高靖春送一张假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受伤人签字一栏把她和民警刘实的亲笔签字全部删掉了。当她儿子拿着这个责任认定书找到处理此案的北京市东城区交通支队天坛大队时，才知道皇姑区公安分局给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无效的。天坛大队的民警非常认真、负责任的給了一份真实的、上面带有她和民警刘实的亲笔签字。
出院时医生给开了继续治疗的转院手续。回到沈阳后高靖春要求皇姑区公安分局给看病，可盛气凌人的分局和派出所所长田磊不仅不给治疗和赔偿，还滥用职权多次打击报复高靖春，并最终强行把她拖进了沈阳市安宁精神病院。
2015年10月27日，高靖春因为要求看病没人管而来北京市上访，被北京警方送到九敬庄接济中心，当日即被皇姑区公安局辽河派出所所长田磊接出来，连夜用警车押回沈阳。28号早上5点到了辽河派出所。上午10点又把她转到黄河派所。然后一直做笔录到下午4点，高靖春认为自己没有犯法，所以保持沉默应对。最后到底笔录上写了什么，警察也没有给她看。
晚上7点，黄河派出所所长口头通知送她去拘留所。没有给她拘留手续和任何法律文书。到拘留所已经半夜12点了，拘留所的警察看她拄着双拐有残疾在身，又看了病历上诊断她有脑梗心梗。所以拒绝收拘。
被迫无奈的警察并没有死心，警察又把高靖春拉回了黄河派出所。其他人都睡觉去了，唯独她只能躺在类似于派出所审讯室的櫈子上休息，就这样她睡到29号下午2点，从北京被抓到关押在派出所，整整被关押两天，他们没给她吃过一口饭喝过一口水。
可紧接着的事情更糟，下午，有4个没穿警服的人进了关押高靖春的房间，说送她去拘留所。由于两天没吃没喝，身体极度虚弱的她站不起来，被这4个人抬着扔到了警车上一路狂奔。
等到了地方她下车一看傻眼了，这哪里是拘留所啊，门口的三块牌子上，赫然写着“沈阳市安宁医院”、“沈阳市精神病康复指导中心”、“沈阳市退伍军人精神病院”。看到这里高靖春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她拖着残疾又病重的身子死活不肯进去。
高靖春形容“送我的4个人向拖我上刑场一样，把我拖进了精神病院大厅，到了大庁里我和医护人员说我是上访人，我没有精神病。开始精神病院不收我。后来送我的人给辽河派出所所长田磊打电话，田磊和院领导沟通让医院收下我，医院同意收下但是让他们交现金。他们没带现金，田磊让院领导把公安局的银行卡压在医院，星期一他把现金给医院送去。在田磊的电话遥控指挥下院领导让送我的4个人把我拖进了电梯，送到了4楼病房。进了病房护士就要拿绳把我绑上。由于看我拄着双拐行动都不方便，他们也就没有绑我。我让送我的4个人出示身份证件，因为这4个人都没穿警服，而且是在执法，送我的4个人就急匆匆跑了”。
高靖春说“虽然我不知道这4个人是谁，但我清楚这和辽河派出所所长田磊有关。一个派出所所长滥用职权公权私化，如果权力被滥用；如果法律被践踏；而滥用职权和践踏法律的人不能及时受到应有的制裁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滥用权力，就会有更多的人践踏法律”。
不幸中的万幸是送高靖春进去的那天正好是星期五，第二天医院医生休息，这样就没有医生给她开药了。医院里的护士不允许她和家里通话。但护士都非常同情她，并劝导她保持心态，不要拿他们的错误惩罚自己。
因为高靖春被送到精神病院家里人不知道。也没有人通知他们。到了10月31号中午，有病人家属来探视，高靖春偷偷的告诉了这个陌生人自己遭遇的一切迫害，这勾起了这位陌生人对她的同情，并出去后给她家里人打了电话。
家里人这时候才知道高靖春没有在拘留所，而是被关押到了精神病院。高靖春爱人得到消息后，中午一点就赶到了精神病院。医院让他签了字，給4楼病房打电话让她下楼回家。下来时办手续的医务人员和高靖春说“这皇姑区公安局疯了什么人都往这送”。就这样31号下午1点半她被放出了精神病院。没有经过鉴定就非法关押的45个小时噩梦生活才结束了。
出来后高靖春写下“当公权以报复公民的工具形象出现，他导致的不仅是腐败，更是对国家法律的亵渎和公权力的羞辱。动用公权对公民进行报复和陷害，以逃避相关责任。有人说集中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现在看来警察即可以当警察，又可以当精神病大夫”。
武汉近七旬老人周瑞英为儿上访被关黑监狱大半年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12/31消息：周瑞英是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14街坊80门2吨的居民，武汉钢铁公司退休职工。近日，周瑞英找到本工作室投诉了她为儿上访长期被关黑监狱的情况。
周瑞英说2009年1月28日中午，她儿子周彬下班回家喝下牛奶送医不久后死亡，当时医院作出的结论是猝死。但周瑞英后来对此不服，她怀疑是租她家房子的租户所为，原因是房租上涨产生杀机。周瑞英甚至说三年后租户曾到派出所自首，但公安认为是开玩笑的。至今，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和红钢城派出所仍拒绝立案。
为了要求立案，周瑞英走上了上访路，至今已六年。2014年4月10日，正在北京上访的周瑞英被武汉市新沟桥派出所民警和红钢城社区办事员封中勤控制，从北京一旅社押回后，送往武昌北湖白玉山黑监狱关押，这里原是武钢一废弃的工厂。
在这里，周瑞英一直被关到2014年11月13日才被放出来，七个多月的关押给年迈的周瑞英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离开黑监狱没几天，周瑞英就被查出乳腺癌晚期，而关押前她身体正常。周瑞英说对她的非法拘禁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她将继续为她的儿子和自己而上访。
周瑞英
病情严重治疗无望 90后精神病儿被父杀死
“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的那些“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河南省平顶山宝丰县翟庄村，当地人管患精神病的人叫“神经头”。2015年10月3日晚，这个村子里一个22岁的“神经头”彻底消失了。10月4日警方发现时，他已死于10公里外的一处机井内。
在案件告破前的20余天里，村中甚至没有人注意到，那个患病十几年，常在村中水泥路上大笑、骂人的“神经头”不见了。
没有人想要见到他，包括他的父亲。
10月27日，其父王军于家中被捕。警方在通告中将王军的杀子动机描述为：因被害人有精神病史，其行为经常对家人构成生命威胁。王军对杀害儿子的行径供认不讳。
而在村民和亲戚的印象中，王军却是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老实人”。他曾带儿子看病，却因为无法承担的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在去打工的路上，病情复发的儿子砸折了他的肋骨﹔当发病的儿子拿着菜刀威胁他和妻子时，他开始担心，迟早有一天他会控制不住儿子手中的那把刀。
父亲王军发现，他已经无力拯救他那正在失控的儿子和家庭。
1、 最后一次“看病”
2015年10月3日傍晚，翟庄村东村口的大片麦田已完全淹没在黑夜中。离东村口不远，王军和他那患有精神病的儿子住在一个刷着暗红色油漆大门的院子里。晚上7点左右，王军推开那扇门，启动了停在家门口的摩托车。王军跟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王健说，要载他去“看病”。
实际上，王军已经有半年没有带儿子看过病了。而这半年却是王健犯病最厉害的时候。
沿着王家门口的水泥地向西大概六七间房的距离，是王健姨妈李艳芳的家。每当邻居听见王健在家里“闹得厉害”时，就会跑来叫她去看看。
“健健拿着菜刀追着俺姐砍，他俩在院子里转。”李艳芳神情紧张地压低了声音，就像王健还在她眼前一样，“还有一次，我跑到他家时，看见俺姐的小儿子正跪在地上向他大哥求情，说：哥，哥，不要砍咱妈了。但健健说，非要俺姐也给他跪下才行，结果俺姐就给跪了，他才把刀放下。”
“他不‘神经头’时像人，一‘神经头’就不像人。”在翟庄村里，人们称呼精神不正常的人为“神经头”，在一位的村民印象中，这个姓王的“神经头”已经得病十几年了。“我姐姐家早就不成个样子，家里面那些凳子、电饭锅都叫他给砸了，床也撞坏了，我就跟俺姐说她家早晚得毁在健健手里。”李艳芳说，“他一犯起病来，直接吼他爸妈的名字，不喊爹妈的。”
最近这半年中，李艳芳曾3次看见外甥拿刀威胁姐姐和姐夫。今年22岁的王健，正值壮年，她拦不下。幸运时能碰见没有外出打工的中年邻居来帮忙，但大多数时，上了年纪的村民们也只是围在院子外面瞧瞧，或是吓得跑回家。实在没办法，她就跑到大哥家，叫他过来“吓唬”他。李艳芳发现，王健“怕恶人”，怕比他厉害的人。而姐姐李素英和姐夫王军却都是“老实人”。
2015年春节后，王健拿大石头砸断了正要出去打工的王军的肋骨。王军蹲在路边捂着肋骨，不敢动，甚至有人看见他“噙出泪来”。春节前，王健曾因病情严重入院治疗，本就欠债的王家，又花出去了“一大笔钱”。而王健这一打，不仅叫王军失去了一次出去赚钱的机会，也让这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又添了一处伤。
十年前，王军就曾在做工的煤窑上出过事，废了左肩膀。窑上给了几千块钱了事，但他一天七八十块钱的工资也随之消失。之后，他只能去县城里找点轻活，有时跟着装修队打杂，一个月挣一千多块钱。而那时也是王健开始发病的时候。
“情绪暴躁、骂人”，一开始，王军并没有想到儿子会发展到拿刀砍人的程度，也曾带他看病、拿药吃。而看病的频率却取决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一没钱了就不治，有钱再去治，他爸打工的钱都给他治病了。”一个村民说。
在离翟庄村大约30公里的宝丰县精神病院里，医生查到了有关王健的两次住院记录，一次是2014年7月20日到11月4日，另一次是2014年11月4日到2015年2月9日。连续两个疗程的住院治疗，是因为王健的精神分裂症已发展为重度。“患病前期，他在家中拒绝服药，这会影响到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控制。”医生翻看着王健的病例说。
2015年春节前，王健病情稳定，出院。6个月的治疗，免去国家报销的医药费和住院费，王家大约支付了五六千元。这笔钱，让王军不想再送儿子去医院。
今年3、4月份，李素英去医院给儿子拿药时曾和当时应诊的医生说，儿子病又厉害了，在家里拿刀威胁她，说是要杀了她。医生建议她，让病情复发的王健继续入院治疗，但李素英并没有将儿子送到医院去。
不久后，这位医生又接到王军的电话，“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国家有啥好政策吗？那孩子俺不想管了，您那儿管吧，俺不要他了。”
2 、不吭气的父亲
王健坐上了父亲的摩托，可车子并没有朝着宝丰县精神病院开去，而是驶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但没有人想到王军会做出“那种事”。
在李艳芳的印象中，姐夫王军是个连鸡都不敢杀的人，“老实得很”。有时候，姐姐李素英横他几句，他都是笑呵呵地不吭气。
王军和李素英是在村子里放牛时认识的。王军第一次来李家时，他甚至连饭都不好意思吃。回忆起这些事时，李艳芳难得地笑了起来，但转念一想，却发觉，姐夫这种不爱吭声的人，什么事都往心里憋。王健在家里乱发脾气砍人时，李素英有时会跑出来找她，但王军却从来不跑。
在李艳芳看来，姐夫王军甚至老实得有点“蠢”。她记得姐姐家曾因为盖房子挡着别人的庄稼，对方家里三四个人跑到王家来打，结果王军和李素英被打在地上，不敢动，也不敢还手。后来事情经过派出所的调解，让王家分出2亩地给对方，事情才平息下来。而王家这片地一共才五六亩。“对方家里找人了，我姐夫他家没人。”李艳芳说。
两三个月前，她见王军开着三轮车拉着玉米秆去卖钱，王健跟在后面。刚走没多远，王军没掌握好平衡，连人带车栽到路边沟里了。“健健就冲他爸喊：你想死啊！这是我的车，你再试试把车给我翻了？你看我砸不砸死你！”李艳芳回忆当时的情景比划着说，“健健就在那边指挥我姐夫，要他这样开，那样开，手里拿着石头在后面吓唬。”很多在村口的村民都看见了这一幕，而王军只对王健说了句：我知道了，你不要说了，然后扶起车，继续往前走。
面对“神经头”儿子，王军一向的方式是“忍着”。
李素英近来曾听王健跟她说，要拿刀去砍邻居，原因是他嫌对方“老是瞪他”。李素英劝他“可不敢这样做”，王健却反问说：“什么？你说俺不敢？！”她把心里的不安告诉了妹妹李艳芳，担心她大儿子哄不住了。
但为了多挣点钱，李素英开始出去打工。只有小儿子王亮放假回家时李素英会回去一段时间，因为“不放心他和他大哥在一块儿”。李素英曾亲眼目睹，王健死死地掐着王亮的脖子，要不是她及时掰开，她小儿子可能就断气了。
事发前，在无工可打，也没钱给儿子看病的日子里，王军就和他那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待在家里。而随着王健病情的复发和加剧，王军心里也开始发毛。
他曾跟妻子说：你要是不在家，俺自己在家有点怕，健健病犯了，拿刀砍我，我真怕他把我砍死，你回家吧，咱俩在一块还不老害怕的。
但迫于生计，妻子并没有回来。
2015年10月3日晚上，王军下决心，“不要他了”。他开着摩托车带着王健，朝着临近的汝州方向开去。那是他和大儿子最后的一段独处时光。
3、 父亲的决定
大约开了20公里后，王军把车停在汝州小屯镇鲁辛庄村北一处农田的机井旁。据汝州市警方描述，在这个机井旁，王军诓骗王健服用农药后，将他推至井中，并用石头、水泥块砸击落井的王健，致使其死亡。
对于儿子神经质的喊叫，王军或许早已习惯。
事发后，王军一个人在家里，闷了23天。李艳芳曾几次到王家去，但发现姐姐出去打工了，只有姐夫一个人在家。她有时也见王军扫扫院子，或者去门口镐点菜带回家做饭。“那会儿见他精神不好，老是耷拉着头瞌睡，村里都不去。”李艳芳说，“但是没往那头想。”虽然那段时间都没有看到王健，但她并没觉得不对劲，也没问王军。
“本来也不想看见健健，以前俺自己在家，大门都会上上，他喊门俺也不开。”李艳芳又想起王健对她的“恶”，“俺劝他不要犯病，他就对俺拳打脚踢的。”
这期间，李素英也回来过，她曾问王军大儿子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是：“送医院了，看去了。”再问下去，王军开始不耐烦：“你还问那些干啥呢？不要问。”
10月27日上午，公安局来抓人时，李素英还在旁村打工，李艳芳正在镇上的理发店做头发。只有村民围到警车旁，看着披着土黄色夹克的王军低着头被押进警车里。“当时不知道为啥抓他。”住在王家西边的村民说，“都是后来才传过来，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儿子给害了。”
“哎，‘神经头’把他爸砍死了没罪，他怎么能把自己儿子害了呢？”另一位村民慨叹说，“他爸会怎么判，会死吗？”
李艳芳重复着姐姐知道这件事情后不断念叨的话：“艳芳，艳芳，健健死了，健健死了……”她到现在还不相信，姐夫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健健骂俺打俺，拿刀砍俺姐的时候，俺也想过：要是他在外面拿车撞死了，这一家也就安安生生的了，实在是没办法。但真听到他死了，心里还是受不了。你说俺姐以后咋过啊？”李艳芳别过头去。
在翟庄村的东头，一直立着一个建了很多年，但是始终没有粉刷的房子。这是王军和李素英十一二年前向别人借钱帮王健盖的。但房子刚刚起来，王健的病就开始厉害了，房子也就一直在那儿荒着。
李艳芳还记得姐姐曾嘱咐她说：可别说咱健健是“神经头”哦，咱还得给他找媳妇呢。
4 、“安静”的村庄
11月中旬的翟庄村，笼罩在土黄色的雾霾中，空中飘着从不远处洗煤厂散出来的黑粉。
在东村口的水泥路上，王健曾经喜欢开着他父亲那辆摩托出去转，有时也会站在别人家门前的水泥路上大笑、骂人。而现在，这笑声、骂声连同这个几乎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一起消失了。
村委会的门也一直锁着。村民说，他们的村长、书记，都住到镇上去了，在那里做生意。几次拨打村民告知的村长电话，均是无人接听。
据旁村的一位村干部说，村里不会强制管理这些精神病患者，除非对方开始危害公共安全。“这种事情，农村太多了。”这位村干部摇摇头说。
“俺村以前也有一个‘神经头’，但后来他自己跑没了，一两年看不见人，家里也没人找，就那样没了。”李艳芳说，“要是健健自己跑丢了，对他家可能也是种解脱。”
“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那些的“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据宝丰县精神病院杨院长说，目前宝丰县共有重症精神病患者2000多名。他也曾遇到过村干部和家人直接把患者“赖到”精神病院，然后不管不问的情况。迫于无奈，医院曾向政府申请应急救治基金，但至今也没有批复下来。
在翟庄村所在的前营乡卫生院中，冷清地散坐着几个医生。关于乡里精神病方面的治疗，一位医生介绍说，病人可以凭“慢性病就诊证”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得到国家对于门诊和住院费70%至90%的报销。
从王健就诊的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的情况来看，王健确实得到了这两方面的补助。但在县精神病院7月份已经开始实施的一项“贫困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项目，乡卫生院却并不知道，这也意味着乡卫生院下面的村卫生室以及王健一家也难以知晓。而据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这个精神康复公益项目可以每年补助精神病患者住院费4000元。
“人都死了，讲这些还有啥用？”一位上了年纪的村妇说。在翟庄村，很难见到除老人、孩子，以及妇女之外的人，年轻人和中年男人都外出打工，大多去了北京、苏州、广东等地方。村里老人在谈起这位消失的“神经头”和他的父亲时，也常常是讳莫如深，表示“这不是啥光彩的事”、“不好说”。
事情发生后，李素英也没敢把实情告诉小儿子王亮，她害怕学校里看不起他，让他再受到刺激。如果小儿子问起来，她打算回答说：爸爸去打工了，哥哥住院了。
李艳芳能感觉得到，现在身边亲戚，包括姐姐都在恨姐夫，怨他“怎么下得去这个手？”她也常常处在两种矛盾中，一方面想这些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不考虑他家里曾经发生了多少事。另一方面，她也会埋怨王军，“他不想想，以后我姐一个人怎么过，家里面欠着钱，大儿子死了，丈夫也生死未卜……”她把头扭向门外，现在白天她家的大门很少上锁了。
儿子下葬第三天，李素英便去了汝州。在截稿前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她说：“我在饭店打工，我要挣钱，养活我的小儿子。”她的声音脆弱而苍老。
在翟庄村，王家的大门始终紧锁着。门前那簇正在盛开的红花和对面大片的青麦芽，是父亲王军门前仅剩的生机。
（来源：北京青年报http://xj.people.com.cn/BIG5/n/2015/1130/c188521-27207801.html 2015年11月30日）
回目录湖南省湘潭市冤民陈彩文为儿上访遭殴打
我是湖南省湘潭市冤民陈彩文。本人在2014年10月20日到中南海附近撒冤字，被西城区派出所送往东城区拘留所拘留五天，提前一天被湘潭市驻京办刘勇接回驻京办，又由湘乡市刑警大队周爱华和于塘镇人大副主席周继东等人接回长沙，又由于塘镇干部周斌等人2014年10月26日早上七点多钟接回镇政府吃了早餐后，我一人上集市想赶集，被周斌骗到政府,被于塘镇接镇副书记彭平生毒打，当场有贺斌，派出所所长王亮明，副镇长张立钧，镇长助理曾强等人无人阻止。
我儿谢陈广，在粮食学校就读，本案的主犯张李聪翔诱骗吃夜宵发生的抢劫案，我儿年仅十五岁系未成年，并且是被唆使和胁迫，事后老师和我亲自送去派出所，办案民警当时回答是经过调查我儿没事，可一月后把我儿在实习地抓回，以抢劫罪逮捕并移交岳塘法院，于塘镇周斌在4月28日审我儿，4月29日在东坪王金春所长配合下，以释放我儿为借口，软禁我二十多天，周裕阳和余清华明知是违法的人情案，却执错不纠，按未成年保法，我儿没构成罪，孩子有错不代表有罪。请求依法撤销，让我儿回归学校，莫把孩子成为腐败的牺牲品。
2014/11/武汉七十多岁老人郑桃生为儿工伤案上访不止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年10月29日消息：近日，武汉七十多岁老人郑桃生专门到访本工作室，反应其冤情。
郑桃生的儿子叫李建强，原是武汉塑料机械厂一名机修工，1999年9月30日李建强在检修机械厂线路时不慎从叉车上摔下来，导致头部多处受伤，当即昏迷不醒。但厂方未将其送医检查，仅让李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2000年初，李建强再次昏迷。李建强要求厂方认定其为工伤，并于2003年向武汉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结果被认定摔伤与昏迷无因果关系，起诉到法院也遭驳回。
现在，李建强已去世，患多种疾病的的郑桃生一边照顾未成人的孙儿，一边仍奔波在上访路上。
郑桃生
湘潭六旬父亲凌晨打死疯癫儿 疑担心其随时伤人
5月4日，湘潭县分水乡发生一起惨剧，62岁的父亲彭某将熟睡中的儿子打死。5日，案发地仍聚集了不少村民，知情者大多唏嘘不已。
父亲趁儿子熟睡下手
发生命案的房子，是彭某和儿子租住的，“两父子穷得一塌糊涂，不过也难怪，儿子有病不会赚钱，这个家也富不起来。”村民说，彭某今年62岁，本是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年纪，但还得操持家务并照料“时常发疯”的儿子。
5月4日凌晨三四点左右，村干部被急切的敲门声惊醒。
“我杀人了。”来人正是彭某，而在彭某租住房的卧房里，28岁的小桂已经倒在血泊中。
“晚上也没听到什么动静，天快亮时，就听见外面来了好多人。”彭某的邻居听到屋外响动才知道出了事，“到屋门口就听说是小桂死了，后来还看到尸体被抬出来了。”
一向心疼儿子的彭某怎么会对儿子痛下杀手？无论是闻讯而来的亲人，还是往日熟络的邻居都百思不得其解。
据介绍，最近几天，他们父子关系紧张。“3日下午，小桂拿着柴刀到处舞，说要砍几个脑壳，他有病放狠话也不奇怪，但彭老倌的脸色很不好看，拦着儿子不让他出门。”
4日，彭某被湘潭县公安局民警带走。
几天前，父子曾有打斗
5日，说起“父杀子”的惨剧，当地村民连声叹气，“导火线应该是劳动节那天的打斗。”
5月1日一大早，小桂就和父亲大吵一架，“听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大致意思是小桂埋怨父亲起得太晚，延误了做早饭的时间。”小桂大骂父亲，最后还动了手。邻居担心彭某安全，拨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了解情况时，发现小桂神智不对劲，言语也不合逻辑，“民警建议彭老倌带儿子去精神病医院看病，彭老倌说先回家凑一凑钱。民警还说如果有困难，可以向他们求助，会尽量提供帮助。”所有人都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发生了悲剧。
对于小桂的病，彭某对熟人都是讳莫如深。知情者透露，小桂年幼时是个聪明孩子，但到了少年时期开始变得疯疯癫癫，“估计是成长过程中受了刺激，但谁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如今时而清醒时而暴力。”
1日的风波过后，小桂被父亲带回了家，情绪也趋于平静。可3日下午开始，他就开始骂骂咧咧，“就是你们这些人报警，害得我被警察抓。”虽然不知道报警人是谁，但他显得特别气愤，还扬言要杀害报警人。有人看到，小桂好几次抓着柴刀冲出屋子，喊打喊杀的，幸好被父亲拉回了屋子。
彭某杀害儿子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试图联系办案民警，因案件仍在侦查阶段，警方婉拒了采访。
村民猜测，小桂日趋严重的暴力倾向，让彭某不堪重负，担心儿子随时伤害他人，因此彭某才走上不归路，“如果彭老倌多跟我们诉说，我们也能帮着想办法。他担心儿子伤人，还可以报警，彭老倌走上这步路，真是可惜了。”
（来源：大湘网2http://hn.qq.com/a/20140507/017905.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014-05-07 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