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和校友们、尊敬的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和同事们：
请宽容我公开发表辞职声明。
20多天前，我因去香港中文大学开学术会议，去机场路上突遭学校原因不明的劝阻。我坚持前往，出境和会议一切顺利。回来后，我被学校以“找人代课违反教学纪律”为由，予以通报批评处分。对于这一处分，我完全接受。我很感激黄兴超律师为我的学生奉献的精彩课堂，学生大赞受益，令我无比欣慰。以前每学期，我照例总会请几个校外知名学者律师到我课堂上给学生开阔视野。我承认这是违反文本上的教学纪律的，但我只好如此，甘愿受罚。我从来没有借此懈怠正常教学，反倒是除了课堂上尽职尽责，愿意多加课时之外，还常常以读书会、沙龙讲座、参与学生社团活动、书信网络深入交流等方式，和学生在一起。这没什么好炫耀的，不过是我作为教师最大的本分和乐趣而已。我问心无愧。
更严重的是，香港开会回来，我却被吊销了港澳通行证，令我错愕不解。我数次去相关部门查询、提供书面说明并申请恢复，皆无果。后得知学校也配合提供了一份材料，说我当时办理通行证的签字手续不全。严格说来，这是事实。8月份办证时恰逢暑假，只口头给一位副院长打了招呼，然后去党政办盖了校领导签章，开学后又因教学事务繁忙而没及时补上表格。但我认为这一点并非注销通行证的理由，因为它只属程序瑕疵，我并没有伪造任何身份证明。在港期间，我也无任何违法犯罪言行。此次内地同去香港开会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数个高校的教授，他们皆没遭遇如此待遇。
但我仍然尽量理解这一处理决定。作为妥协，我一方面接受这一后果，另一方面提出：既然上次我手续不全，那么这次我便严格按照程序要求申请补办吧。刚好我也需要办理一个因私护照，于是便提出了正式申请。没想到处处遭遇推脱。连续一周，一天数次，从早到晚，我往返于学院、职能部门、党政办、校长办公室、书记办公室，甚至相关领导家门口，费尽心思口舌，主动沟通交流。每个人都态度很好，没有人拒绝说你不能申请，却也没任何人说你可以办理。我反复申明，假如我因违法犯罪或政治问题而进入禁止出入境名单，或是有上面的禁令，我绝不会为难学校。但既然我是合法公民，既然所有教师都能办理，为什么我就不能？一切按规则办事，谁到底能担多大的责任呢？没有任何实质回应，没有下文，反复告诉我的就是类似的话：洪果，算了吧，听我的，从长计议，别想太多，等等。
上周四早晨，我又一次与学院的张书记和王院长交涉。他们是非常关心我的领导，也是非常了解我的师友。一个多小时，我们已没法再重复说过多次的话，三个人坐在那里，无奈地你叹一口气我叹一口气。我知道再无任何结局，流着泪，黯然走在雾霾笼罩的冰冷操场上。就在头一天，我给即将上任的校党委书记发短信说，我愿意配合学校今后一切的和谐稳定工作；在之前的一次诉求时，我甚至有过向领导下跪的冲动。我终于理解了那些访民，他们居无定所，一次一次地，倾尽所有家当，赌上整个人生，只为了徒劳无助地、毫无结果地讨个说法；我还想到了这学期给学生讲的卡夫卡笔下的K，在三十岁生日那天受到莫名其妙的追诉，从此不由自主卷入根本不知何罪的起诉，每个人都很关心他的处境，但总是使他徘徊于法律的门前，他从开初的理直气壮慢慢被消耗得疲软无力，直到31岁生日那天，不明不白地，像狗一样地被处死。
在这期间还遇到另外两件事情。12月初，我按之前的安排，应邀去外面一所大学作有关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问题的讲座，却再次遇到莫名的追问阻挠，但我当时还是坚持去了，无奈地想这次又该剥夺我怎样的出行权。讲座的内容全程有视频可公开，完全属于正常的建设性的学术探讨。而在上一周某个晚上，有学生社团邀请我跟大一学生聊聊如何读书和过好大学生活的问题，学生有前车之鉴，怕申请遇到麻烦，于是提前占上一个空闲教室，然后才通知我前往。我和本校学生进行这种本是光明正大的学习交流，如今都得如此偷偷摸摸进行，甚至还有学生因担忧我政治敏感而不敢前来。作为一介普通教师和文弱书生，我为自己这一被政治化的形象而感到悲凉。
这些年，我在大学里做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是热衷于教学相长的活动，以各种方式和学生互动交流；不过是坚持请一些学者律师到学校讲座，满足偏居一隅的西北学生的知识渴求；不过是坚持和学生开展读书讨论会，而公开正当坦然地做出过抗争；不过是就学校一些具体的有违大学法治精神的规定和做法，提出过就事论事的建设性批评。我一向坚守理性、善意、坦诚的原则，坚守学术独立、师生平等、价值中立的学者操守。这些年来，我发表过一些公开言说，却都是从学术专业的视角出发；我做出过一些底线抗争，但从没能力并且也本能地拒绝成为一个斗士。我只是一个想保持独立和说说真话的个体，只是一个想好好上上课看看书写写文字的学者。
然而，我的路却越走越窄，进行教学探索和学术交流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我心目中的并且也身体力行的美好大学，就是学术的自由、开放与包容。我的各种行为选择，包括我两年前宣布拒绝参与评审教授，都是从这一原则出发。我喜欢面对学生各种严肃的批判和质疑，享受与青年学子探讨知识和人生的状态。我尊重他人不同的思想、个性、风格和自我规划，所以也从不认为自己的观点论证是正确的，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恰当的。但是，多样性无比重要，我为这所大学提供的仅仅是多元存在中的一元。这是自我的独立，不是标新立异，不是自以为是，它仅仅代表着我愿意的生活。
我也从来不是反体制的人。在读书会受阻期间，我说过，我热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也从来不会反党反政府。体制就是你愿意不愿意，它都在那里。体制支配着你的全部生活，却又看不见摸不着，有什么好反抗能反抗的？反对对抗又能有什么意义和结果？到哪不都一样吗？我因此从来不对此抱以期望和行动。然而，我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你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正因为哪里都一样，所以到哪里，我都有权为自己保留一点点独立自由尊严的空间，那是我珍爱的精神家园。所以，与拒绝单一化的大学相对应，我也拒绝被体制化和规训化的生活，我选择不参与一些体制内的游戏，却也愿意在体制下进行一些有益的推动合作。但为了自主自在的人生，我一向自觉与体制保持某种独立和距离，这种姿态，难道能叫反体制，跟体制过不去吗？我不喜欢那种非此即彼的泛政治化思维。
是的，我害怕被体制化，为自己在这次争取基本权利的过程中几欲下跪而后怕。这是我想要辞职的原因之一。恰好是通过与各种层次的领导、管理者们一次次深入的交流，一次次感受双方的自说自话及沟通障碍，我才深味体制化力量的强大。那是一种每个人都对你很好、都在尽职尽责、都很无奈无辜的思维惯性。没有作恶者，一个都没有。我一直在困惑在思考：为什么在剥夺一个人的权利时，各个机构部门可以通力合作，非常高效；但为什么当事人想申请恢复或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却突然找不到地方和方向，不知道谁是决策者，谁为此负责，所有机构部门都显得如此无奈和忙碌，顾不上孤独的当事者的苦痛艰难？我认为这样不好，这对很多很多底层挣扎的人们太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