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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19年9月12日消息】1993年5月28日，贵州大方县发生一起爆炸案，死一人伤二人。嫌疑人何世光一审被毕节中判死刑，二审贵州高院判死缓。坐牢23年后，2016年何世光刑满释放，其多次到北京上访，一直申诉至今未果。

1993年5月28日19时，贵州毕节大方县的何世光在岳父家打麻将，因三天前做了痔疮手术既行动不便又不宜久坐，便与妻子李萍换着打，一同打麻将的人还有岳父李恩富，妻子的继母姚德先，及亲戚刘宝珍，几人一直玩到深夜12点方散。何世光未离开过岳父家。当晚7点，何世光的好友许六四吃过夜饭后，也到邻居刘兴贵家与刘兴贵、“王老四”夫妇聊天，一直坐到11点才回家。

正所谓，麻将家中玩，横祸天上落。同年6月5日，何世光被抓。1995年11月3日，贵州省毕节中级法院判决书载明：“何世光认为王建华在调动工作整了自己，便产生报复恶念。1993年5月28日19时许，何世光得知王建华驾驶的车已到城关镇，便邀约许六四共同寻找。二人见到车开进停车场后，便共同到何世光父亲家中，取出炸药等到许六四家，许劝何不要作案，何不听，一人回家，安装引爆装置。当晚12时许，何翻墙进入停车场，将爆炸装置捆绑安装在王建华所驾驶的车前桥上，将拉线开关固定在传动轴上，原路翻墙回家。29日上午7时许，王建华发动汽车被炸死，另二人被炸伤。何世光认罪态度不好，拒不供认犯罪事实。判决何世光犯爆炸罪，判处死刑。”何世光不服上诉，1998年2月27日，贵州省高院改判何世光死缓。

李恩富，姚德先，李萍，刘宝珍，皆能证明何世光当晚与其打麻将无作案时间，许六四多次证明当天没有见到过何世光，更没有与其进行犯罪准备，刘兴贵夫妇也能证明许六四当晚与其聊天到深夜。何世光怎么可能分身去进行爆炸？且判决认定的爆炸物提供人彭明富也证明未提供过爆炸物。

一个有充分证据证明没有作案时间的案子，却被判了死缓，何世光服刑23年期间，妻子另嫁他人，父母双亡，真可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何世光一直申诉，2001年6月26日贵州高院驳回申诉。2016年5月16日刑满释放，何世光无家可归，便将自己所获得的宝贵自由全部用来书写“申诉人生”，数次去贵阳上访无果，两次去北京上访皆被大方县派人从北京接回。

2018年1月，何世光委托北京律师徐昕教授、云南律师曾维昶律师代理申诉。2019年1月1日，何世光委托重庆律师游飞翥、张庭源接力代理申诉。2019年1月2日，何世光与游飞翥、张庭源律师共同到最高法院第五巡回法庭申诉。2019年1月4日，三人按五巡的要求到贵州毕节中级法院卷一审要求阅卷。

时至今日，案件也无多大进展。但执着的何世光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求撤销贵州毕节中院和高院的判决，启动再审，改判自己无罪！

【附：刑事申诉书】

申诉人：何世光，男，汉族，1964年2月18日出生，贵州省大方县大方镇人，身份证号522422196402184211，汉族，初中文化。

何世光因犯爆炸罪，被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5）毕刑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何世光不服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法院（1996）黔刑终字第113号判决何世光犯爆炸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何世光2016年5月16日刑满释放。

申诉请求：撤销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5）毕刑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及贵州省高级人法院（1996）黔刑终字第113号判决，启动再审，改判何世光无罪。

事实和理由：
何世光没有实施过爆炸行为，没有作案时间，没有作案动机、没有作案工具、没有作案能力。1993年6月5日被抓到1994年7月20日，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历经磨难，何世光也没有供述有罪，7月21日，实在受不了才违心作出不实供述，一审也当庭翻供。何世光无罪，被冤判死缓，留下一命，喊冤至今，从未停止。从1993年6月5日被抓，到2016年5月16日刑满释放，29岁到52岁，23年都在监所度过，度日如年，获得清白是何世光这么多年来活下来的唯一希望。

原裁判认定1991年5月，何世光从好友彭明富处要得硝铵炸药十节、电雷管两枚在家中存放以作炸鱼用。1992年7月，何世光对工作调动不满，认为是调动前自己所在的马场烟草站站长王建华所整，便产生报复恶念。1993年2月与好友许六四进行了试爆。同年5月28日下午7时许，何世光得知王建华驾驶的车已到城关镇，便邀约许共同寻找。二人见到车开进大方县饮食服务公司停车场后，便到何世光父亲家中，取出炸药、电雷管等到许家，许劝何不要作案，何不听，一人回家，安装引爆装置。当晚12时许，何从饮食服务公司停车场后面翻墙进入场内，将爆炸装置捆绑安装在王建华所驾驶的车前桥上，将拉线开关固定在传动轴上，原路翻墙回家。1993年5月29日上午7时许，王建华发动汽车被炸死，另二人被炸伤。原审认定的上述事实严重错误，证据严重不足，原二审未经举证质证的证据，申诉人出狱后调取的新证据，足矣证明申诉人无罪。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何世光无罪
（一）何世光出狱后收集的新证据证明，何世光无作案动机、无作案时间、无作案工具、无作案能力
许六四出具《证明》，“……对于93年5月28日晚发生的事，我一点不知情，……一整天，我没有与何世光见面，更没有与他规劝的事，93年5月28日晚，我是在刘兴贵家和刘兴贵俩口子吹牛，到深夜十一点过钟才回家”。该证据证明，原裁判认定1993年5月28日晚7时，何世光与许六四“共同跟踪、取出炸药雷管等爆炸装置，劝阻被告人不要作案”确有错误。
姚德先、李萍证明，案发当晚7-11点一直在与何世光打麻将，未离开过。姚德先还证明何痔疮未愈，不能久坐，说明何世光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彭明富证明他既没有炸药雷管，也不有接触使用过炸药雷管，以前在公安作的口供是假的。该证据证明何世光没有也从未接触过炸药雷管。
赵国兴，黄正明，杨维平，欧起武，刘世拥，陈天恩等证明，未见何世光用过雷管、炸药物品，未见过何炸过鱼，未见何开过车等事实。
2016年6月，许六四、姚德先、李萍、彭明富、赵国兴、黄正明、杨维平、欧起武、刘世拥、陈天恩等人出具的上述证据，足矣证明何世光没有作案动机、没有作案时间、没有作案工具、没有作案能力，何世光没有作案。
（二）二审收集入卷但没有举证质证的证据也是新证据，证明何世光无罪
1、何世光1996年4月8日讯问笔录
何世光1996年4月8日讯问笔录（二审卷P59-71），审讯人为刘世红，记录人为车淑娟，笔录中未交待二人身份。何世光在该笔录中不认罪，叙述了他未作案，无作案动机，无作案时间，无作案能力，无作案工具及器具的问题。这是证明何世光无罪的重要证据，且收录在二审卷中，但讯问人并非二审合议庭成员，二审也没有开庭，更未对该证据进行举证质证。
2、许六四1996年4月9日讯问笔录、1995年10月28日调查笔录
许六四1996年4月9日笔录（二审卷P72-77），是自称在贵州省高院工作的刘世红、车淑娟在许六四被劳教的毕节地区劳教所讯问许六四而成。笔录中，许六四称“在发生案件的当天好象没有见到他”，“在1993年5月28日晚吃了晚饭后到朋友刘兴贵家一直坐到11点钟才回的家”，“我问彭明富到底拿过炸药给何世光没有，他说没有”，“我原来交待的爆炸案是何世光做的，是因为公安把我抓进去，几天都没有让我睡觉，我乱说的”。
许六四1995年10月28日笔录（二审卷P51-56），是何世光的律师苏源文、吴学新询问许六四而来。笔录中，许六四“大方爆炸案出现之前我同何世光一起去黔西县向医生那里医痔疮，上下车都是我扶到他走的”，“93年5月28号何世光没去过我家，当天晚上我去刘兴贵家玩到十一点左右才回家，王老四、刘兴贵可证明”，“原来向公安人员交代的实际是假的，爆炸案我根本不知道”。
上述两份许六四的笔录均收录在贵州高院二审卷中，但二审未开庭，未对该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属于新证据。两份笔录都证明，案发当日，即1993年5月28日，何世光没与许六四见过面，更没与许六四一起进行犯罪准备，也不存在许六四中途退出后，何世光自己单独作案的情况。原裁判认定的作案经过完全错误。
（三）新证据及现有证据能证明何世光无罪
1、赵国兴、黄正明、杨维平、欧起武、刘世雍、陈天恩证言证明何世光没有炸过鱼。
2、彭明富证言证明何世光没有从彭明富处要过炸药电雷管。
3、李萍、何世华、何世军、何世英证言及王建华送何世光的锡壶、温瓶证明何世光调动后，与王关系尚好，相互还走动送礼，没对调动不满，不会伺机报复
4、许六四证言证明何世光没有与许六四进行过试爆。
5、当晚与许六四一起打麻将的牌友，李恩富、姚德先、李萍、刘宝珍、李荣证言证明1993年5月28日，何世光没与许六四见过面。
6、许六四及刘兴贵夫妇证明，二人当晚是与许六四聊天，许六四不具有共同实施犯罪准备时间。
7、许六四、姚德先、李萍证明何世光刚作了痔疮手术，行动不便，不具备翻3、4米高墙的作案能力，选择术后三天十分疼痛、行走困难的身体作此惊天大案不合情理。

二、原裁判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严重不确实、不充分
（一）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证明何世光到过爆炸现场
（二）没有任何指认、辨认的证据
命案，指认现场、指认被炸车辆、指认辩认死亡被害人尸体、指认作案器材是必须程序。但原裁判没有带被告人指认现场的证据，没有对被炸车辆进行指认的证据，没有对尸体辩认、指认的证据，没有对现场收集到的电池拉线等物证进行指认、辩认的证据，缺乏这些关键证据，原裁判证据严重不足。
（三）证明何世光杀人主观动机的证据严重不足
除何世光口供称因工作调动而报复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工作调动让何世光有报复心理，也没有二者关系恶化的证据，也没有二烟草站待遇每件迥异的证据。仅凭何世光一人自称工作调动了要报复，不足以证明杀人动机。
（四）原判认定1993年5月28日晚七时许，被告人得知王建华的车进城，便与许六四共同寻找，跟踪后其停车场的证据严重不足
何世光是从哪个渠道、哪种方式、哪个人那里得知王建华车进城？是如何得知车辆入城线路的？二人是如何跟踪车辆的？是跑步跟踪的还是开车或打出租车跟踪的？当年偏僻的大方县城可有那么方便随手可招的出租车？原判决认定“跟踪”王建华车辆还表明何世光与许六四并不熟悉王建华在大方县城的常住地点，才不用守株待兔的方式而用跟踪方式，并且，如果没有驾车或招出租车，徒步是很难跟踪行驶中的车辆的。如果有驾车或打出租车，那么证据呢？
（五）原判认定何世光选择爆炸车辆的方式杀人，不合情理
用拉线引爆雷管再引爆炸药需要较高的爆炸技术，对爆炸当量，爆炸破坏力，主要破坏方向等都有要求，也非常危险，没有专门研究学习过，不会懂这个。除口供外，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证明何世光、许六四二人曾在“大海坝林场公路边，用一颗雷管做了引爆试验”，且许六四也否认了该内容。因此，原判没有何世光了解或研究过爆炸技术的证据，即没有何世光有能力使用爆炸方法杀人相关证据。
此外，任何拿到钥匙，有驾照的人皆可驾驶汽车，既然指控判决何世光处心积虑计划周详地要以爆炸方式杀人，一定会非常确定地知道，次日来打燃发动机的是“仇人”王建华，否则就会弄错，达不到目的。那知道次日王建华是第一个来开车的证据呢？没有证据，不排除为死者确定“仇人”的合理怀疑。
（七）认定5月28日7点后何世光行动轨迹的证据严重不足
原判认定：“跟踪到停车场，回到父亲家中取炸药等物品，带着爆炸物到许六四家，再带着爆炸物回到家中，十二时许再翻墙到停车场，再原路翻墙回家。”原判除了何世光、许六四二人供述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如此复杂的作案路线图。且取得爆炸物后，带着爆炸物走来走去的目的是什么？翻墙情节，没有固定翻墙痕迹，也没有进行指纹鉴定，更没有进行痕迹同一性比对。证据严重不确实充分。
（八）何世光供述及许六四证言系非法证据，应当排除
何世光及许六四的言词证据是本案中最主要证据。
在案证据显示，许六四对何世光的不利证言是被刑讯的结果。
何世光的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而来，25年过去，至今手上被刑讯的伤痕仍清楚可见。
何世光的供述前后矛盾，一审当庭否认作案。
许六四证言前后矛盾，一审开庭前就推翻先前证言。一审判决书也显示，辩护人曾发表意见称许六四已翻供。

三、原二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原二审证明何世光无罪的新证据应当举证质证，而没有举证质证。包括，二审卷中1995年10月28日，辩护律师对许六四的调查笔录；1996年4月8日，刘世红、车淑娟对何世光的讯问笔录；1996年4月9日，刘世红、车淑娟对许六四的讯问笔录。3份笔录均能证明何世光无罪，收录在二审卷中，因二审未开庭而没有经举证质证。
此外，根据1996《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本案一审判死刑，二审应当开庭审理而没有开庭审理。
没有开庭审理，合议庭应当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但刘世红、车淑娟并非合议庭成员，二审卷中没有合议庭任何一位成员讯问何世光的笔录。

综上，本案却系冤案，但何世光为此失去自由23年。新证据可以证明，何世光没有实施任何爆炸行为，没有作案时间、作案动机、作案工具、作案能力。原判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严重不足。本案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53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恳请启动再审，改判申诉人无罪。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

申诉人：何世光
2018年12月30日

【民生观察2019年6月18日消息】2019年6月17日程广鑫律师与罗金寿律师一起去江西豫章监狱会见因抢劫杀人被判死缓的赖和平。赖和平自2004年1月17日被羁押，到今天已经15年零5个月了。

这是律师第二次会见他。豫章监狱的领导们都知道赖和平案，很支持申诉律师的工作，为其提供了很多便利，也多次帮助赖和平申诉。

现今51岁的赖和平像个孩子一样，向律师哭诉当年侦查员为逼他承认,抓了他家人,对他刑讯逼供,有罪供述全是被打编造出来的,并向我们展示现在还清晰可见的伤疤。说到激动处,他跪下来感谢律师来关注,求律师救救他。

赖和平感叹，“中国的法治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申诉怎么这么难。” 律师劝他要坚信，正义应该也是必须存在的，要坚持！两位律师在听完他的讲述后，坚信此案冤情重大，需要加速推进！

早在今年4月25日，程广鑫律师曾与王飞律师前往江西遂川县，对赖和平抢劫杀人被判死缓案的关键证人进行过调查取证，并勘查了当年案发现场,重走作案路线,发现了诸多不合常理之处。

而当年赖所住房屋,死者房屋现已变成农地,赖被法院认定抢劫并杀害死者所用的交通工具（一辆红色康达摩托车）,历经15年的岁月和风雨,现在依然在。

了解此案的王飞律师表示，这辆红色康达摩托车就是被法院认定，是赖和平抢劫并杀害卢老太太所用的交通工具，历经十五年的岁月和风雨，现在依然在，它会向我们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冤案的甄别和申诉，必须抽丝剥茧，拨开重重迷雾，揭开真相。我始终坚信：假的东西就永远真不了。

据了解，赖和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横岭乡村民。2004年赖和平因抢劫杀人案蒙冤入狱，一审被法院判处死缓，二审维持原判，而定罪的只有刑讯逼供下矛盾重重的口供，无其它任何证据，至今赖和平手上脚上，还有被刑讯逼供时留下的多处伤疤。

去年律师接力帮助家属申诉，至今一年多已过去，江西高院受理申诉案件却一直不给回复。期间律师向江西高院递交了十多页的申诉书，总共申诉材料交了近二百多页。家属也递交了对赖和平一案的一些质疑和看法，认为这根本不是一起抢劫杀人的案子，所谓的抢劫杀人是伪造出来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有错误。

其子赖兆峰多次到江西高院申诉窗口询问申诉进展情况，而得到的答复均是等待。家属迫切希望最高检能督促江西高院尽早办理，给赖和平冤案平反昭雪！

【民生观察2019年5月13日消息】今天上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戈觉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在开庭现场警方戒备森严，严格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多名维权人士到场围观声援，均遭不同程度非法维稳。

知情人士发出消息称，江苏无锡人权捍卫者沈爱斌（仅出狱五个月）在苏州中院门口，欲旁听戈觉平案，被苏州警察和无锡警察阻止旁听学法，身份证被非法抢劫，且遭到暴力殴打致伤。目前，沈爱斌被控制在横塘派出所内。

随后有朋友拨打沈爱斌手机，但电话里声音非常低，根本无法听清楚，断断续续听到沈爱斌讲“他们抢我手机，不让我接电话“，随即电话被挂断。

沈爱斌手机：18912369930
横塘派出所地点：苏州市横塘街道晋源路58路。
电话：0512-68232171

另外，江苏无锡维权人士杨国英和浦兴娣在苏州桐泾公园附近，遭到警察检查身份证，之后被押上特警车，目前不知被送往哪里关押。

苏州公民吴小燕发出消息称“今早八点左右出门买早点，无故遭到沧浪派出所不法分子故意伤害，被非法劫持在沧浪派出所黑房子内关押，至今不给吃喝要用软暴力杀我灭口。”期间，吴小燕多次拨打电话报110，但手机被非法监控通讯打不出去。吴小燕电话：13625591812

江苏张家港访民陶红说，“昨天下午，社区、派出所、公安国保三方领导上门，开门见山就叫我别去苏州中院，我究其原因问为什么不能去，三方都没能道出个所以然来，说反正就是不能去，你去了又会被传唤。我跟他们说我并不怕被传唤，哪怕是被判刑，因为我坚定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触犯法律。”

对此，江阴市维权人士张国璋表示，今天戈觉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开庭，关注并前去苏州中院现场旁听学法的人较多，但现场的维稳警察比围观人员还多，而且不让进法院旁听，试问，这样的开庭有公平公正可言吗？

据了解，戈觉平，1958年8月14日出生，江苏省苏州市人，网名：奔博，民主维权人士，中国在押政治犯。目前被羁押于苏州市第一看守所（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康阳路390号，邮政编号：215152）

2006年，曾因房屋被强拆进行维权而遭当局雇佣之人殴打致伤；网路兴起后，曾因经常在新浪微博上抨击时弊，启发民智，而屡遭当局封号，成为有名的转世党；曾因热心帮助维权人士，而多次积极参与、支持各地维权活动；2014年，因声援、解救建三江被关押维权律师，曾延误了对自身疾病的治疗，导致罹患腮腺癌，后治愈；2016年，又因声援误杀强拆人员范木根以及声援709律师大逮捕事件等，而引起当局高度警觉与恐惧；2016年9月G20峰会前夕，当局开始实施苏州大抓捕，先后有十几位维权人士遭抓捕，其夫妇二人亦在其中；同年11月4日，其二人均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4月27日，其妻陆国英获取保候审，而戈觉平却于2017年5月4日被苏州市检察院以同罪名正式批捕；2018年4月，戈觉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被起诉到苏州市中级法院。

据悉，其亲如母子的岳母曾因对其担忧及思念导致抑郁症，并于2017年8月14日不幸跳楼自杀。戈觉平因长时被关押在看守所，健康每况愈下，原病处有发炎、化脓症状，且难以进食，家属和代理律师多次向苏州当局要求取保候审，但均被拒绝。

2019年3月19日，戈觉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24法庭召开庭前会议。原定两天的庭前会议在19日一天就结束。

当天有苏州本地和外地20几名维权人士到场要求旁听，但家属和朋友都不被允许进入法庭，只允许代理律师一人进入，其他人只好在法庭外等待。现场非常平静，法警只是在现场监视维权人士的一举一动，没有限制和阻碍他们进入法院。但事后，前去声援的朋友们都被警察约谈、做笔录，并被警告戈觉平案开庭时不准再去现场。

2019年5月5日，戈觉平煽颠案第二次召开庭前会议，并于当天结束。据知情人获得的消息，此次庭前会议主要内容是展示一些证据，包括视频证据。有人认为，这属于质证环节，不应在解决程序性问题的庭前会议上完成。

2019年5月13日戈觉平煽颠案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目前，戈觉平案的开庭情况未有任何消息传出，本网会进一步跟进关注此案进展情况！

【民生观察2017年11月20日消息】本网获悉，曾因牵涉“709”案被关押近两年后获取保候审的湖南长沙谢阳律师今日在因维权而涉嫌“寻衅滋事罪”的长沙退伍老兵：维权人士谢长祯妻子王女士的委托下担任谢案的辩护律师，今日前往会见未果，检察院找其谈话两小时。

据本网从谢长祯家属处了解到的情况，自从得知谢长祯被长沙岳麓区公安分局批准逮捕后，家属心急如焚。同为长沙的“709案”谢阳律师在得知后与家属取得了联系，并由家属签署委托书，正式代理该案。据知情人透露，谢阳律师在接受家属委托后，随即由律所开出公函前往长沙第一看守所，会见申请被拒绝，并被检察院要求谈话两小时，谈话内容暂时不得而知。

本网人权观察员曾致电谢阳律师，但一直无人接听。据长沙网友邹先生讲，他曾于今晚致电谢阳律师，当时谢阳有接听电话，但电话里有多人讲话的声音，听到不属于朋友间聊天，双方似乎为接听电话而争执，虽然谢阳接听时语气还算自然，但从谢阳讲话声音的距离判断，猜测其通话被对方要求使用免提功能，而且谢阳有暗示（因为）明日江天勇案在长沙中院开庭宣判的事情（而被有关部门控制），简短对话后电话随即被挂断。

相关报道：谢长祯刑拘月余 律师家属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7/1027/16565.html

我叫张丰文，男，现年 62岁，中共党员，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人民警察。

1991年5月31日，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隆管理局红旗岭农场公安分局拘留所值班，晚上，办案人李登江从拘留所提走盗窃嫌疑人郑良春到分局和赵敏静审讯时，放跑了盗窃嫌疑人郑良春。

两天后，局长聂士英故意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硬说是我把拘留所大门打开放跑郑良春的，并责令我停职反省，叫我等到郑良春抓回来以后再说……。为此，我多次到局长办公室向聂局长阐述经过，请求局领导查明真相，尽快恢复我的工作，岂料，聂局长最后竟以：扰乱办公秩序为由，彻底停止了我的工作。

无奈，我到红兴隆管理局公安局向刘士文局长说明情况，刘局长叫我回去找聂局长好好说说，我回来后第一时间到聂局长家里商量说：“能不能让我一边上班，一边等着，如果郑良春抓回来以后，确实证实是我放跑的，组织上怎么处理我绝无怨言！”聂局长说我到管局告他了，反正犯人已经跑了，谁也说不清，等着犯人抓回来以后再说，始终不同意我上班。我就这样被聂局长剥夺了工作，停发了工资，断绝了我一家三口的生活来源！

几个月后，我得知盗窃嫌疑人郑良春在外地作案，被当地（吉林公主岭）公安机关抓获。我找到聂局长要求派人前去调查，聂说：公安局没有经费，并说：“哪个庙里都有屈死鬼！冤枉就冤枉你这一次……”！

从此，是聂局长逼我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在那个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的年代里，我上访成功的机率可想而知！

派出所所长李淑才曾帮办案人李登江一起找过郑良春，知道郑的逃跑根本与我无关。为我打抱不平，说了几句坚持原则的话，聂局长与他处处作梗，穿小鞋，李郁郁不得志，借酒消愁，后患病死亡。

拘留所所长赵才为我打抱不平，说了几句公道话，聂局长为报复他，停发其将近三年的工资，后赵内退，背井离乡。拘留所民警王英敏在聂局长面前为我讲情，后被精简，妻子离异，在场部以卖鱼度日，郁闷成疾，后家破人亡。聂局长陷害忠良，排除异己，不择手段。

聂局长为什么栽赃陷害我呢？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农场流传着：“公安局聂士英拿两对孬头（貉子）买个副局长，换个副局长一事。”聂怀疑是我所为，就恼羞成怒，迁怒于我。

我被停职反省后，聂局长迫不及待地安排他的两个亲生儿子聂勇、聂睿进公安局工作，安排他的连襟彭彦东担任拘留所所长，把公安局集体喂养的八头肥猪，自杀自卖，据为己有，把应该发放给我的警服当东方红林业局，利用裙带关系，把红旗岭公安分局变成了自己的“王国”，大捞不义之财，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局长聂士英利用职权，非法倒卖公安分局没收的赃物：红松300多立方米，杨木100多立方米，藏在拘留所南边小树林里，高价倒卖，牟取暴利，中饱私囊。、局长聂士英享受国家高新多年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大面积毁林开荒，乱砍盗伐国家原始森林。因原始森林是人类的母亲，他们把国家的原始森林砍伐光了，这不给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留下无穷无尽的灾难吗？全场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敢怒不敢言！我以中共党员的名义，举报了聂士英无法无天的行为，谁料这一举报，触怒了上级有关领导的利益，当我一次次为工作的事去上访，我上访一次，上级应付一次，聂士英暗箱操作，收买一次，又多交一个朋友。因聂已把国家原始森林当成了自己的“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拿出一点点就能把上级有关领导喂得饱饱的。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官官相护，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在弱肉强食，腐败成为一种时尚的农垦公安系统，在有奶便是娘的现实社会里，谁敢为一个无钱无势的人去讲公平正义呢？

局长聂士英利用职权，执法犯法，占山为王，先后乱砍盗伐国家原始森林，毁林开荒6000多亩，成立的“龙马山庄”。庄内建有高高的瞭望塔、烽火台、莲花岛、长寿亭、幸福亭等以及深挖国土湿地沙子，反手卖给国家修依绕省际公路和建虎了高速公路形成的朋来湖。

上世纪九十年，在农场还没有打工一说，局长聂士英停我工作，停发工资就等于要我的命。我为了盼望和等待郑良春早日抓获归案，还我一个清白，精神上承受巨大的痛苦，人不人，鬼不鬼地生存着虽未判刑，胜似判刑！

即使这样，聂因我举报他栽赃陷害和乱砍盗伐国家原始森林及毁林开荒之事对我恨之入骨，曾经多次对我采取杀人灭口式的报复，均未得逞，到2007年17年间我无数次的上访均无结果。

我于2008年被“分局干警，农场领导，街道办”三家联合执法，以上访专业户的名义关押在红旗岭宾馆一个房间里，限制了人身自由。他们说的很好听，保护我的人生安全。在他们三家联合执法保护下我像罪犯一样的去上访，实指望上级公安部门能秉公执法认真调查还我一个清白！

上级公安部门明知我是无辜的，冤枉的，但是为了保护局长聂士英恶意诬陷的行为，从一开始的不作为到最后的乱作为。农场成立的专案组就能把问题调查清楚，难道上级公安部门还不如农场调查小组的水平？正如中纪委王岐山书记所讲：“有些人办案子不行，抹案子很有办法”

紧接着我又在他们三家联合执法看押下，保护下到哈尔滨农垦局上访，总局不受理不作为推到红兴隆管理局，最后管理局政法委副书记康岩君处于同情要协议解决，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坚决不同意。我要求先解决以前受冤的问题，康书记说：“以前的问题无法解决，我要求按法律程序公开公正透明解决，在复核之前必须开听证会，也被康书记拒绝，康书记说再告三年三十年连这个结果都没有，到时候只能落个人财两空……”。

康书记于2008年12月26日制定的协议内容如下：“乙方因各种原因与1991年离开原工作单位，并已解除职工身份。现无生活来源，并多次到上级有关部门上访。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今经甲乙两方协商同意如下条款：1.农场尽快给乙方办理企业（以工代干人员）内退，理顺职工身份，并补交所间断的个人和企业应承担的养老金，对乙方企业内退工资，农场负责按月寄给乙方，乙方享受企业内退人员待遇和义务。2.……此协议公平正义吗”？这就是我受害冤枉上访17年的处理结果。此协议只解决我目前和今后的生活问题，我感谢党！伟大英明的曾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从此，不难看出农垦系统公安及有关部门的官员，人人腐败，层层腐败，官官相护，暗无天日。

我于2011年，不甘心戴着一个放跑犯人的罪名，背一辈子的黑锅，为冤假错案能得到正确处理解决。还我一个清白，进京上访。遭到农垦总局驻京办截访人员的拦截，后押送到松花江农场关进一个黑监狱。在我血压达到210mmhg的情况下，总局领导以非访劳教停发工资为由，逼我抄写《承诺书》。“承诺书”原件复印件附后。

这种《承诺书》就是渣滓洞，白公馆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进行迫害的翻版。

我于2012年元旦期间，收到红旗岭公安分局寄来的《停访息诉保证书》让我亲笔写，写完后寄到黑龙江省友谊县公安局张兵收。

我因病一直未放弃上访申冤的权利。公安部门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了欺下瞒上，包庇罪犯不择手段。竟然亵渎法律，干出这种龌龊的事，这与刑讯逼供有什么区别。我只好在《停访息诉保证书》背面写答《停访息诉保证书》内容略……按指定地址寄出。

总之，原红旗岭公安分局局长聂士英利用盗窃嫌疑人郑良春逃跑一事，故意栽赃陷害，并责令我停职反省至今，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过着流亡和上访的生活，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精神上给我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影响和损失！

我强烈要求讨回（1991年5月31日—2008年12月31日）十七年零七个月受诬陷期间的工资和《协议》明确的独生子女费540元，恢复名誉，按事业退休还我一个清白，我现已企退，嫌疑人仍未归案，假如嫌疑人已不在人世，也能把问题查清楚，组织为什么不查？

恳切希望各有关部门在党中央依法治国，对腐败问题零容忍、匡正党风，凝聚民心的大好形势下，认真查正落实！

生命不息 伸冤不止！

受害人：张丰文
2016年10月

我叫王明瑞，78岁，1994年在山西大同南郊区开个体诊所，1995年11月5日因抢救一危重患儿，竟给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

事情的详细经过如下：

1995年11月4日，患儿父亲杨福文带着不足两岁的患儿杨淘淘来到我的诊所，称患儿十天没治，近两天病情加重，要求本人为其治疗。因为患儿病情严重，令其转院抢救。患儿父亲不走，强烈请求在本所治疗。我勉强同意只治疗一次，嘱咐他第二天一定带患儿去大医院抢救。

1995年11月5日上午我外出办事，傍晚回诊所时患儿父亲还在诊所外等候，我坚持让他们去大医院抢救，拒绝为其诊治，但患儿父亲信心十足地说昨天用药后效果很好，请求我继续治疗，在他的苦苦哀求下，我动了恻隐之心，并且嘱咐他们明天一定去大医院治疗。

在输液治疗过程中，由于患儿哭闹，患儿母亲强行将其放平喂奶、造成呼吸道阻塞缺氧窒息死亡。

1995年11月5日晚发生医疗纠纷，我由于被患儿家属堵在了诊所里，无法外出。我让他们上报卫生局处理，进行尸检确定是不是医疗事故，他们均不同意。患儿父亲说，他们有大同副市长的亲戚，谁也不许动，就不解剖，还抢走了我的行医执照。

第二天早晨8点钟我得空用电话上报给南郊区卫生局医政科。卫生局指示由当地防保站站长刘海龙处理，刘海龙在上午9：30拿走双方按有指纹的由双方认定的原始资料三份。内有一份我的要求查明真正死因，尸检及冷冻，我愿意先承担费用，并交300元鉴定费及依法办案的说明；另一份是治疗、用药量，治疗后家长反映一切很好的证词，双方都按有指纹；还有一份是刘海龙写的用剩下的药，未吃完的苹果。这三份原始资料开庭没有出示。后来证明这些原始证据均被销毁。

11月7日下午大同市南郊区卫生局熊局长、干事、医生、护士长各一名，另外还有行政人员两人，给医患双方开会，本人坚持要进行医疗鉴定，散会时局长叫冷冻尸体，可能要解剖。在此后，患儿家属一再闹事，要求给钱了事，本人均未同意。南郊区卫生局一直没尸检，也未组织专家进行鉴定，南郊区卫生局的调解也一直停留在钱的问题上。因为违反了超过了尸检要求必须在48小时以内的国家规定（根据医疗事故鉴定条例的第十条规定：“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临床诊断不能明确死亡原因的，在有条件的地方必须进行尸检，尸检应在死后四十八小时以内，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医院病理解剖技术人员进行，有条件的应当请当地的法医参加。医疗单位或者病员家属拒绝进行尸检，或者拖延尸检时间超过四十八小时，影响对死因的判定的，由拒绝或拖延的一方负责。”）本人只好请求律师及法医帮助，但被南郊区卫生局拒绝。后请电视台予以监督，也被拒绝。

南郊区卫生局未尸检，伪造了大同市南郊区医疗事故鉴定组的调查鉴定，大同市卫生局以南郊区相同的理由也出具了一份伪造的调查鉴定。

南郊区检察院在1995年12月26日拘留了我，1996年1月5日逮捕，我提供的一切证据不予采纳。

大同市南郊区检察院的张宾、赵凯逼供套供。说：“判你吧，没证据，不判吧，死者家属不干。”

96年3月18日第一次起诉，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法院定于3月29日开庭，律师阅卷后说证据不足没有尸检。4月25日退回检察院。往返数次，一直未尸检。96年5月22日我被取保候审。

1997年7月21日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下达了【（1997）南刑初字第37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枉法裁判“因被告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拘役5个月。赔偿原告8000元。”我当即要求上诉。

1997年10月20日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1997）同刑终字第6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以事实不清，证据不力，撤销了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1997）南刑初字第37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并发回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1998年6月3日，大同市南郊区法院仍然依照南郊区卫生局出具的大同市南郊区医疗事故鉴定组，大同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伪造的调查鉴定结论下达了【（1998）南刑初字第3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仍然维持了原有判决。“因被告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拘役5个月。赔偿原告8000元。”

令人奇怪的是，原来发回重审的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竟在1998年7月28日下达了【（1998）同刑终字第4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维持了南郊区法院的判决。我向山西省高院申诉但山西省高院拒收材料，让继续找大同中院（我们曾走访了南郊区、大同市各有关部门无人过问， 96年9月6日去了山西省检察院，有函致大同市中检控申处，中检控申处将省函及控告材料全部转到南郊区检察院，仍不解决。96年9月26日去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北京有函，交山西省检察院，要其调查处理。山西省检察院控申处处长说：已给你下函，下面不执行，我就是包公没人支持也不行），大同中院驳回了申诉。

大同市和南郊区卫生局等毁灭证据，捏造事实，陷害当事人，制造冤案。

20年来我们往返于山西省大同市、太原市、北京之间。

2014年11月，我们到北京见到了山西高院驻最高院的工作组，答应把案件反馈给大同中院，11月13日，我们到了大同中院，接待的人答复说：“会认真办理此案”，让在家耐心等待。我们请求复印一份刑事案卷，大同中院一直未同意，案件至今也没有解决。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相信山西省公检法机关能主持公道，让我在有生之年能等到事情水落石出，冤案得以昭雪的那一天，只是渴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王明瑞电话：13134708509

2014年上海5·15特大冤案的部分当事人石萍、尹慧敏、颜兰英、吴玉芬、徐佩玲、郑培培、于春香、金妹珍等人，于2014年12月25日经5个区（静安区、长宁区、徐汇区、黄埔区、浦东新区）法院、公安、检察院合伙构陷罪名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八个月后于2015年1月15日起部分人已经刑满释放。继1月15日晚上上百访民为石萍、尹慧敏等人接风饭醉后，今天中午又有部分访民第二次为刚服刑满八个月后出狱的我们一行人举行接风饭醉活动。
2014年5月12日，上海亚信峰会前夕，因多年信访诉求未解决，有14维权访民想引起高层领导重视，在上海各区街头和领导可能下榻的宾馆所在地前打起大字横幅求习主席关注访民。所拍照片被人上传到了博讯网站上。
2014年5月14日起，上海公安到处抓人，甚至冲到一些访民的家中和马路边疯狂抓捕上海维权人士。石萍、尹慧敏等人为了逃避抓捕，躲到了肯德基店里没有回家。2014年5月16日晚上8时，上海闵行警方找到了我们的行踪，在肯德基店里突然出现50个身穿公安制服的民警、特警和保安，将我们其中6个人抓获，到派出所的路上，抓我们的警察喝令我们不许玩手机，否则没收扔掉。最终，9人遭判刑8个月，1人被判管制5个月（已经在看守所里待了两个月后被取保侯审）、1人无罪释放、1人未抓捕、1人未归案，14人中共有4人未经过审判。
公诉人指控我们拍照上网，并以拍照上网来给我们其中十人定罪量刑八个月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不相符合的，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
在上海长宁区法院的法庭上，公诉人道出了本案的关键是“政府和领导没面子”、“乘坐地铁不买票也是治安问题”。
2014年12月12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我的辩护律师刘晓原先生当庭揭露“公诉人所指的是哪个政府和领导？是指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领导吗？政府和领导长年不解决访民的合理合法的信访诉求，才是没面子！”法庭中我们的许多旁听者为刘晓原律师的雄辩口才大声喝彩和叫好。（见下接风饭醉图）
 
上海长宁区尹慧敏
2015年1月21日于上海

尹慧敏

镇平县山高煤矿为地方国营企业，在80年资产被政府贱卖，财产被官方处置却不安置山高煤矿168名矿工。镇平县山高煤矿矿工于2014年11月初委托郑州金水区刘红霞作为山高煤矿的新闻发言人和委托代理人，主要从事调查山高煤矿案件真相并为山高煤矿发声。镇平县多次阻止刘红霞为山高煤矿义务帮忙无果，于是……
 
2014年11月23日，镇平山高煤矿代理人刘红霞在其父母家（镇平县）。17点儿多，镇平雪枫派出所李小波等三人到刘红霞家称河南省公安厅领导要见刘红霞。刘红霞认为领导在晚上要见她是不正常的，不愿意就拒绝了。快18点时，李小波等雪枫派出所等人带来一个老头自称是河南省公安厅的领导冒着雨要见刘红霞，又遭到刘红霞拒绝。刘红霞称，“见领导白天见，晚上我不见领导”。到22点左右，外面有李小波的声音喊着让刘红霞开门称传唤证带来了。刘红霞母亲耳背听不到，父亲睡着了，刘红霞不相信。然后接下来，他们就砸门、切割门，来了五辆警车大概20多人。切割机声音很大，火花满院飞，刘红霞被迫给其开门。在强烈指责他们是土匪的情况下，出来人说北京市公安局要传唤刘红霞。
 
北京市公安局要传唤刘红霞，就应依法传唤。11月23日17点多，北京市公安局应该和镇平县公安局人员一同来出示警官证和传唤证，刘红霞就与其一起走（若有传唤证在，她家里人也放心知道刘红霞被带到那里去了）。而镇平县公安局无故连续多次欺骗造成误会致使刘红霞家连续被破四道门，损失巨大。此事疑为镇平县主管信访的副县长周杰等人因刘红霞作为镇平山高煤矿委托代理人和新闻发言人而进行的打击报复，要不镇平县公安局此举难以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