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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2日，被投放铊毒的原清华大学女生朱令含恨而逝，年仅50岁。

朱令本名朱令令，因省去一个“令”字更上口而被昵称为朱令。

在近三十年的时段内，特别是2000年互联网普及后的二十三年，朱令案多次被传统媒体和网络空间重新提起，所以如此，是因为该案至今仍悬而未决，因为朱令悲催而令人同情的命运，因为该案发生在清华大学这样在中国数一数二的名校，因为该案采用的铊投毒的专业、隐蔽而阴险的作案方式，因为该案在侦查以及朱令在协和医院治疗过程中存在的多个诡异环节。

第一个诡异：报案后竟不封锁和保护现场

1994年10月，朱令的眼睛两次突发暂时性失明及持续数日的视力模糊，先后在清华大学校医院及清华大学指定的北医三院接受眼科检查，但未能查出病因。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开始出现中毒症状：先是腹疼，吃不下饭，12月8日头发开始脱落，几天内掉光。

1995年3月，朱令第二次住院治疗，入住中国医院排名第一的著名北京协和医院，其父母得知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陈震阳教授可做铊中毒鉴定，在协和医院一位良心医生的暗中帮助下，取得朱令的尿液、脑脊液、血液、指甲和头发，于1995年4月28日请陈震阳教授检验。检验显示“所有标本中均有很高的含铊量，高于健康人千百倍”，尿铊275ug/L，血铊31ug/L，毛发含铊531ug/kg，指甲含铊22,824ug/kg，脑脊液263ug/L，确诊朱令是铊中毒。当天，陈震阳教授出具检验报告，认为朱令为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是致死的大剂量，判定是有人蓄意投毒，同时建议服用普鲁士蓝解毒。

必须指出的是，傲慢的北京协和医院自身不具备进行铊检测的能力，却又多次主观、武断地排除朱令铊中毒的可能，而由于朱令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朱令父母无法通过公开、正常的途径取得朱令的上述标本，若非协和医院那位良心医生的帮助，朱令病因的确诊仍将继续被协和医院贻误。

1995年4月28日当晚，朱令父母及朱令在清华大学工作的舅妈立即向清华大学时任化学系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薛芳渝教授提出报案的要求，薛芳渝当即请示时任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贺美英和校长王大中，之后薛芳渝立即电话向清华大学保卫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报案，保卫部部长兼派出所副所长虽答应报案却很推诿；次日早晨，朱令的舅妈又与薛芳渝教授联系，要求立即迁出同宿舍的其他学生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宿舍的物品，以备进一步化验之用，薛芳渝却声称迁出宿舍其他学生有困难。一个堂堂清华大学的化学教授，竟是如此的毫无现场保护意识！薛芳渝尽管并非专业刑侦人员，然而经朱令舅妈提醒之后，作为清华的教授，竟依然低劣到缺乏一般市井都具备的常识之境地，腐儒书生之气以及视学生利益为儿戏的低劣师德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并未在4月28日当晚或29日向中共公安报案，而是迟至一周之后的1995年5月5日才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如此的懈怠嬉戏，如此的漠视学生的生家性命，这就是中共国数一数二的高校！就是这般拙劣的所谓中国名校至今仍每年让无数天才中国学生趋之若鹜！这样的拙劣名校，读它干鸟甚！

1995年4月28日是星期五，29日是星期六、30日是星期日。当时中共国正值大周末休息两天、小周末休息一天制度即将终止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从5月1日开始将实行双休日制；而无论4月的最后一周是最后一个大周末还是最后一个小周末，无论4月29日这个4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是否工作，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不仅没在4月28日、周五当晚立即向中共北京市公安局报案，而且也没在29日报案；随后又是“五一”假期，所以直到5月5日、五月的第一个周五，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才向中共北京公安报案！

报案这种十万火急、必须争分夺秒与罪犯争抢时间的事情，必须要等到工作日的白天吗？夜间不能报案吗？节假日的白天或夜间不能报案吗？依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的这一混账逻辑，莫非发生命案也必须等到工作日的白天才能报案吗？

清华大学，你实在可耻之极！你枉为中国名校！就你这奔拙的管理水平和对学生毫无责任心的低劣职业道德，焉敢觊觎世界名校宝座？焉敢狂妄叫嚣已经建成世界名校？

就在这被清华大学化学系和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懈怠嬉戏而贻误的一周内，朱令宿舍发生一起离奇的“盗窃”安，朱令的隐形眼镜小盒、口红、洗发液、浴液和水杯等私人用品丢失，并且只有朱令一人的物品失窃！入室、室内“盗窃”这些毫无经济价值的私人用品，分明是毁损证据，哪里是什么盗窃！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化学系、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必须对其懈怠嬉戏而导致的现场被破坏、物证丧失、朱令案未能及时侦破而承担责任！必须承担朱令的全部医疗费用！必须对朱令本人及其父母给予上不封顶的精神损害赔偿！

直到1997年6月26日，清华大学时任中共党委副书记张再兴约见朱令父母时仍厚颜无耻地狡赖，妄称什么学校的有毒物品管理是按规定进行的，学校事发后及时报案，凡是公安局要求的都做了，朱令宿舍被盗不能简单说谁有责任。

清华大学，你TM的像你的主子中共一样的无耻！朱令案最大嫌疑人孙维的的哥哥、非清华学生能够大摇大摆地进出孙维所在的实验室取走有毒物品，这是按规定进行？保卫部部长兼派出所副所长态度推诿，白白贻误一周的报案时间，是及时报案？尔清华大学保卫部同时也是中共的公安派出所，也是中共的基层公安机构，却不及时查封现场、保全物证，这是公安局要求的都做了？朱令宿舍被盗不能简单说谁有责任，那就复杂地说，你清华大学及清华大学化学系、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有责任吗？

真你TM的扯！

1998年12月，朱令的母亲朱明新为朱令办理退学手续时，发现朱令的相机、蜂蜜、咖啡等物遗失，而中共北京公安早在1995年就将这些物品封箱后存放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办公室，并给朱家一份物品清单。朱令父母质疑：两次失窃丢的都是朱令的生活用品，有人要掩盖什么？贵重的相机在1995年“五一”期间的第一次室内“盗窃”并未被盗，还不能证明第一次“盗窃”并非盗窃、而是毁灭证据，还不能证明第一次“盗窃”罪犯正是投毒罪犯吗？还不能充分证明无论是窃贼还是投毒罪犯都是彻底熟悉朱令的身边人、内部人、同宿舍人吗？

第二个诡异：协和医院的误诊和清华大学的管理混乱

协和医院的懈怠嬉戏和玩忽职守

1995年3月9日，朱令父母带朱令到协和医院神经内科请李舜伟教授诊断，李舜伟教授明确告诉朱令的母亲朱明新“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李舜伟教授在当天的病历中记录朱令的病情“神清语利，明显脱发，四肢不能被人触碰，指尖和足底红，不肿，温度较高，指尖和膝以下触刺觉减退，膝反射对称，踝反射低。高度怀疑轻金属类中毒，如铊铍等，清劳卫所张寿林所长、丁茂柏等教授会诊。”入住协和医院时，朱令“两手指甲有明显的Mees纹，被怀疑有铊中毒的可能”。为了进一步明确诊断，李舜伟教授当即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研究所张寿林教授联系，请其为朱令诊断。当天，朱明新陪同朱令到张寿林处检查，张寿林教授怀疑朱令是急性铊或砷中毒，但是该所也不具备进行铊或砷检测的能力。由于朱令及其父母和清华大学否认患者有铊盐接触史]，并且协和医院同样也不具备进行铊或砷检测的能力，协和医院也就顺水推舟一直没有设法委托外单位进行铊中毒检测，朱令铊中毒确诊的黄金时机就这么在中国医学水准第一的协和医院相关人员的轻慢和嬉戏中白白错过！无论就医学水准还是职业道德而言，协和医院此等轻率嬉戏、漫不经心都是不能原谅、不能饶恕和绝不应发生的，特别是在协和医院自己的首诊专家李舜伟教授已经明确怀疑朱令病情与19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高度相似之情形下！

1995年3月15日，朱令住进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经各种治疗均无效果，病情继续发展，3月20日陷入昏迷；4月3日，神经内科大会诊，专家来自协和医院、中共军队301医院、北京医院、博爱医院（1988年成立，隶属中国残联）等多家顶级医院，但因其他各家医院的专家已得知协和医院排除了铊中毒，故均未再考虑铊中毒之可能，致使这次汇集多家顶级医院顶级专家的会诊徒自流于形式，再次错失确诊铊中毒的机会，朱令陷入长达五个月的昏迷状态，直到8月31日苏醒。

离奇的是，这次会诊中未见到1995年3月9日首次明确怀疑铊中毒的李舜伟教授的意见，或者说李舜伟教授的首诊意见根本没有得到起码的重视，或者说李舜伟教授自己未再坚持自己的首诊判断！这是以协和医院为首要责任人的专家们的严重失职失责！朱令及其父母的运气也实在是出奇的差！呜呼，命运竟是如此的捉弄人！

在这段住院期间，协和医院对朱令进行艾滋病病毒、腰椎穿刺、核磁共振、免疫系统、化学物质中毒、抗核抗体、核抗原抗体、莱姆病、尿砷等多项检测，但除了莱姆病以外，其它项目的化验结果皆为阴性，唯独没有设法委托有能力进行铊检测的其他单位进行铊检测！而在未进行铊检测的情形下，协和医院居然明确告知朱令父母可以“排除铊中毒”，完全无视其自己的首诊专家李舜伟教授高度怀疑铊中毒的最初判断！

协和医院，你搞什么名堂？你这不是轻慢嬉戏、玩忽职守、草菅人命，还能是什么？你一家中国最牛的医院和医学机构，何以竟像中的官僚机构希望，如此的嬉戏、携带、轻率和漫不经心？

1995年4月10日，朱令的高中同学贝志城、蔡全清等人以求救电子邮件的形式将朱令的所有病情资料通过北京大学的互联网发往Usenet的sci.med及其他有关新闻组和Bitnet。

由于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运用刚刚起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中国留学生李新博士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医生约翰·W·奥尔迪斯博士（Dr. JohnW Aldis）一起帮助创建UCLA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网。UCLA医学院服务器上备份的朱令诊断治疗日志记载，在4月10日贝志城等人发出电子邮件的当天，就有医生回复诊断为铊中毒。美国神经外科医生芬克博士认为重金属中毒的可能性很大。然而，傲慢、轻慢嬉戏的协和医院当时竟公然撒谎，回复谎称已经做过所有的重金属中毒检测；然而，随着进一步的沟通，美国医生们发现协和医院仅仅对朱令做过金属砷的检测！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认为铊中毒不可排除，认为协和医院必须尽快做关于金属铊的筛查。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医生在回信中指出“疑似铊中毒，……根据头发脱落、胃肠道问题和神经问题等症状几乎可以确诊”是铊中毒。芬克博士回忆，随着朱令病情的恶化，为了尽快明确诊断，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催促协和医院做铊中毒的筛查；当时除了动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人脉，直接传真相关的学术文章给协和医院，奥尔迪斯博士还和协和医院的旧友们亲自沟通。

在贝志城和蔡全清等在发出求救电子邮件后的18天里，有84位国际医学专家提出“铊中毒”的诊断，一说约30％的回复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现象。

1995年4月18日，贝志城拿着翻译好的电子邮件来到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区门口给医生参考，但协和医院的医生并未对他积极回应，很少有医生参看，更未采纳电子邮件中的铊中毒判断和建议的铊检测办法，使得当时极其难得的网上国际远程诊断的结果无法及时发挥作用，第三次错失及早确诊铊中毒的良机。

令人愤慨的是，当朱令父母请求医生考虑电子邮件提出的意见时，协和医生继续傲慢无礼地声称“我们有能力查阅国际医学数据库。”贝志诚对协和医院医生的傲慢无礼一直仍愤愤不平，2005年他在网上与第一嫌疑人孙维激辩时说是“协和当年的ICU主任（本文作者注：当为陈德昌，也可能是刘大为），……拒绝进行进一步的重金属中毒检查，甚至在发现协和误诊之后，毫无内疚之感，居然在医院会议上说‘这件事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利用此事搞臭中国医疗界’”。

协和医院，协和医院ICU主任陈德昌或刘大为，真你TM的扯淡！

美国驻华使馆医生奥尔迪斯博士对当时海外医生和协和医院之间交流渠道的狭窄以及因此导致有关朱令诊疗的信息和建议不被协和医院及时采纳感到十分遗憾。

正是由于互联网上国际良心医生的较为一致和确定的铊中毒结论，这才有了朱令父母在一位协和医生的暗中帮助下，求助于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陈震阳教授，最终确诊了朱令的铊中毒。然而，由于一再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朱令的厄运已无法挽回！

1998年8月《中华医学杂志》第78卷第8期发表北京协和医院黄觉斌、魏镜、李舜伟、刘大为、杜斌、陈德昌六人的论文《铊中毒五例临床分析》，对自1961年至1995年收治的5例铊中毒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朱令就是该5例患者中的“例1”，例2～5都没有使用特效药普鲁士蓝，而是“以二巯丙醇（BAL）、硫代硫酸钠、Mithiolium等络合剂治疗为主”，整体上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该论文表明，如非协和医院至少三次武断、轻率态度排除铊中毒，朱令完全能够治愈！而在朱令之前已有五例铊中毒病例的基础上，协和医院居然屡次三番武断地排除铊中毒，致使朱令的病情不可逆转，实在是罪无可赦！

该论文前三位作者是当时协和医院神经科医生，后三位作者是当时ICU科医生。

朱令去世后，从2000年初到朱令去世前几个月曾参与朱令治疗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陈志刚教授发文哀悼，明确指出朱令“因诊断的延误而失去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实际对协和医院在朱令诊治上的懈怠嬉戏和玩忽职守提出了明确批评，陈志刚教授又称“铊作为国家管控物品普通人一般很难有渠道获取和接触”，间接对清华大学在铊管理上的重大玩忽职守导致朱令悲剧予以批评，实际也间接批评了中共公安侦查方向的人为偏差和侦查不力。

协和医院至今未能向朱令父母和律师提供朱令病历

清华大学的重大玩忽职守和故意掩盖

朱令铊中毒确诊后，清华大学校方尤其是化学系拒不认错和反省，反倒一直铁嘴钢牙，宣称清华大学的化学有毒物品管理十分严格，本科生不可能接触铊盐。

至1997年，清华大学被迫改变此前一直坚称的上述说辞，转而承认与朱令同宿舍的孙维因参与老师课题能接触到铊，但1997年4月28日，清华大学总务处杜姓处长与其他部门头目共同会见朱令父母时仍拒不认错，无耻狡称清华大学对化学药品管理很好。2006年，朱令所在的原物化2班的一位同学回忆此事时说“至少在朱令病因确诊后，化学系不应该隐瞒分析中心有铊的事实。”

1997年4月，为摆脱自己的嫌疑，反驳清华大学对警方所称其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第一嫌疑人孙维让其哥哥（并非清华大学学生）多次独自赴化学系实验楼，拍摄他随意拿取桌上的有毒试剂进出实验楼而无人制止的过程。1997年5月5日，孙维到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将该录像放给党委办公室人员观看，并称“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由学校自己向公安反映真实情况，说明我真的不是唯一能够接触到铊的学生。”1997年5月6日清晨，清华大学各实验室突然进行大规模整改，停止工作，将全部药品严格分类管理，有毒试剂上锁保管。

然而，1997年6月26日，清华大学中共党委副书记张再兴约见朱令父母时仍无耻狡称学校毒品管理是依规进行的。

孙维这个类似模拟侦查实验的自拍录像的确能够证明清华大学实验室尤其是有毒物品管理的混乱，但并不排除孙维自己的铊投毒嫌疑，反而加重她的嫌疑，反而更加证明实验室的铊被私自取走并用于投毒一定有内部人参与、是内部人所为。因为，无论清华大学实验室和有毒物品管理是多么混乱，也只是对内部人的混乱，也是只有内部人才知悉和可以利用的混乱，不是专业的内部人或至少有专业的内部人参与，外部人不可能知悉并利用这种混乱，更不可能熟知铊的毒性，不可能产生进行铊投毒的犯罪意图。总之，对朱令实施铊投毒的犯罪人一定是、只能是与朱令熟识并且有机会投毒的专业人员即特殊犯罪主体，而不可能是无关、陌生、非专业的一般犯罪主体。

1997年7月28日，中共国家教委办公厅下发教备厅〔1997〕13号文件《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清华大学铊盐管理混乱问题进行定性：“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事实上确认了清华大学及其化学系因对铊盐管理混乱而致朱令被投铊毒的重大过错，也否认了清华大学时任中共党委副书记张再兴等清华校方所称学校毒品管理是依规进行的之无耻狡赖。

第三个诡异：中共敷衍塞责的侦查

2013年5月7日，在无锡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观点制胜》节目中，朱令父亲吴承之先生首次公开指控孙维是最大嫌疑人。吴承之说1997年4月初，已退休的原北京市公安局科研处处长王补曾专门面见他们夫妇，提醒他们作案人应具备的条件：一、在1995年2月20日至3月3日间，能够接触到朱令的饮食起居；二、熟知朱令活动规律，生活习惯，掌握投毒的时机和场合；三、懂得铊盐毒性、毒理；四、可接触到铊盐；五、有作案动机；六、有异常表现。王补推断，“嫌疑人的范围是很小的”，并根据清华大学女生宿舍的严格管理，进一步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

吴承之在节目中称，孙维是最大嫌疑人。他认为主要有三点根据：第一，当年清华大学曾经向他证实孙维是校内唯一有机会接触铊的学生；第二，检验结果表明，朱令先后2次铊中毒，而第二次中毒地点就在宿舍内；第三，他们向警方报案后没几天，朱令的宿舍就发生一起离奇的“盗窃”案，唯一丢失的就是朱令曾经用过的一些洗漱用品，这是在销毁投毒证据。几天之后，这期《观点制胜》的视频在国内网站上被删除。

1995年5月5日，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在坐失整整一周搜集证据、破获铊投毒案的黄金时段之后，向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即十四处）报案，7日市公安局（十四处）立案，之后直至1997年4月2日十四处才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将孙维从实验室带走讯问，整整两年期间侦破工作似乎毫无实质进展。考虑到朱令所在的清华92级物化专业学生即将毕业离校、人证更将难获得，朱令父母分别在1997年3月25日和5月20日给时任北京公安局局长张良基和中共国家领导人写信要求破案，而1997年4月2日十四处将孙维带走讯问显然是朱令父母1997年3月25日致信张良基的结果，而十四处这次在朱令父母催促之下对孙维的传唤本身也反证了北京警方在朱令案上长达两年的玩忽职守、消极不作为，这次对孙维的传唤不过是一场敷衍塞责、应付差事的作秀。这次讯问是中共北京公安对孙维的唯一一次讯问，孙维是否供认是其投毒外界不得而知，尽管有传言称孙维已经供认。

而让朱令父母—当然也让所有正常智力者—大为怀疑的是，朱令父母致信张良基和中共国家领导人之事居然被外泄，第一嫌疑人孙维及其家人居然一清二楚！于是孙维家人也于1998年1月致信中共高层头目，尽管此时孙维以及清华化学系92级物化专业已经毕业离校。朱令父亲吴承之质疑：“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上书’的具体时间，孙维是如何得知的？这让我觉得她的‘背景’非同一般。”后来中共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狡称一直依法办案、未受干预，实属自欺欺人！

1995年底，时任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就告知朱令父母“有对象”即有明确的嫌疑人，“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只剩一层窗户纸”；然而，1996年2月，十四处头目对朱令父母表示案件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之中；1997年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薛芳渝教授告知朱令家人，校方将配合警方作一次有效的侦破行动，但却一直没有下文。

朱令母亲朱明新1997年11月18日发表在UCLA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网上的一封英文信称“警方迄今一直怀疑身为朱令同宿舍兼同班同学的一位女生是真凶，但他们说……过硬证据尚属缺乏，比如指纹之类的东西，因为犯罪嫌疑人趁中毒的临床报告出来得太迟，破坏朱令宿舍的物品。尽管如此，警方仍表示不会放弃并有自信在公开的法庭上给嫌疑人定罪。”

1998年8月25日，朱令被投铊毒一案被中共北京公安无果结案，北京公安未向社会公告这一广受关注的离奇案件结案的消息。

2006年，已经退休的原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向媒体表示“这件事是市公安局十四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而李树森同年则对媒体称“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从个人来讲，我不愿意回答；从公安民警的纪律来说，我不宜发表意见。领导要求我怎么向媒体说一些事情，我只有照办”，并称“这件事情很敏感”，由于公安机关内部纪律的要求，不能回答记者的问题。

2007年9月17日，中共公安部公办查〔2007〕040014号《关于政协十届五次会议陈章立委员来信反映问题调查情况的复函》称，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已于1998年8月25日结办此案，并妥善答复当事人家属。该复函还详细说明该案的许多内情，首次披露当年“朱令令的家长多次致信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中共公安部该复函并未向社会公布，直到2013年4月20日才由《新京报》披露部分情况，而2013年朱令父亲表示公安并未告知他们朱令案已结案即终止侦查，因此中共公安部该复函的妥善答复当事人家属之说根本回避案件侦破的实质内容，纯属无病呻吟、装腔作势、隔靴搔痒的官样文章！

网传“‘由于事发两个月后才报案，直接证据已被灭失，案件继续侦查难度大’，经中央领导批示，北京市公安局于1998年8月25日结案”之说，大概也是出自中共公安部的该复函。而所谓“事发两个月后才报案，直接证据已被灭失，案件继续侦查难度大”，则纯属无耻地推卸责任，企图掩盖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恶意延误长达一周才报案、拒不及时严格保护现场之重大过错，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十四处）玩忽职守、消极怠工和低劣而非专业的侦查过错。

2013年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长微博，回应公众对朱令案的质疑，称北京市公安局“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根据朱令令的日常活动情况，深入调查走访了130余名相关人员，并对北京市经营、使用铊盐的全部100余家单位开展工作。因从朱令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专案组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办案，未受到任何干扰”，“确有一些案件受侦办条件限制，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最终无法侦破。对此，也希望社会公众能够理性客观看待，尊重侦查工作规律，理解支持公安机关依法办案。”

这个回应貌似客观、理性，实则竭力掩盖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清华大学派出所恶意拖延一周才报案、导致朱令宿舍现场被“盗”并且仅以朱令个人物品为“盗窃”对象、坐失获取原始物证绝佳时机之重大玩忽职守行径，同时也逃避提及是否以及如何对1995年“五一”期间朱令存放于宿舍的个人物品被“盗”这一起独立的案中案进行侦查这一关键环节！这一节外生枝的诡异“盗窃”案中案显系为了破坏、毁灭对朱令投放铊毒的原始物证，侦破这起“盗窃”案完全等同于侦破了对朱令的铊投毒案，即使狡辩铊投毒行为距案发即朱令发病时间太久，那北京公安为何不趁热打铁侦破这起新近发生的蹊跷“盗窃”案？更况，朱令被盗个人物品并无经济价值，这起貌似“盗窃”的案件根本就不是盗窃，而根本就是毁灭铊投毒物证！北京市公安局在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清华大学派出所玩忽职守、延迟一周才报案之后继续玩忽职守、拒不查获这起诡异的貌似“盗窃”实为毁灭罪证的案件！清华大学保卫部与清华大学派出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保卫部既是清华大学的内设机构，同时也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基层派出所，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清华大学派出所玩忽职守的过错和行径同时也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过错和行径！

至于所谓“朱令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更是无耻而别有用心地误导公众！多数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很久后才被发现和立案，岂止是朱令案一案如此？在中共公安广泛非法假设监控设施之前，所有的刑事案件都一律存在不被事前监控的问题，岂止是朱令案一案如此？难道将近半年前发生的刑事案件就理所当然地可以不侦破？难道没有事前监控视频，刑事案件就可以天经地义地不予侦破？更况，立案之际，陈震阳教授的检测报告已确凿地证明朱令至少被两次投毒，即便朱令第一次被投毒、第一次发生中毒症状并住院是报案时的近半年前即1994年10月，第二次被投毒和发病则仅仅是报案时的两个月前即1995年2月27日的发病日及稍早但日期不确定的投毒日。中共北京公安这个微博回应为了掩盖自己懈怠嬉戏、玩忽职守、拒不及时保护宿舍现场而致罪证被盗和毁灭、拒不查获旨在毁灭罪证的宿舍“盗窃”的重大渎职行径，蓄意且恶意地把两次投毒的不同时间混为一谈，笼统地狡称什么“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企图掩盖朱令第二次出现中毒症状和住院距报案仅仅两个月的事实，实在是煞费苦心、阴险而卑劣！

北京市公安局该微博声称组成了朱令案专案组，而2006年已退休的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却称朱令案“是市公安局十四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而李树森同一年则对媒体称朱令案“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但其个人却又“不愿意回答”，并称“这件事情”即朱令案“很敏感”。

按中共公安的职能分工，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即文化保卫处是内部保卫部门，并非专门的刑事侦查部门。微博回应所称专案组到底是由十四处内设的刑警队及其警员李树森为主组成，还是由北京市公安局专门的刑事案件侦查处即刑警总队为主、由十四处内设的刑警队及其警员李树森为辅组成？显而易见，十四处及其内设刑警队这样的内保部门刑事侦查能力很低，甚至不具备刑事侦查能力，而按清华大学派出所时任所长李慕成的陈述，朱令被投铊毒这等重大刑事案件却被交由非专业的十四处而非专业的刑事侦查处即刑警总队侦办。北京市公安局，你这是什么神操作？你这到底是想破案还是压根不想破案？

朱令作为在校学生，人际交往十分单纯，朱令被投铊毒，分明是身边熟人作案，所谓的专案组不集中力量对朱令身边人员重点进行侦查，却大动干戈、漫天撒网，“对北京市经营、使用铊盐的全部100余家单位开展工作”，看似认真投入，实则全无重点、毫无效率、偏离侦查主线，不仅徒劳无功，更加故意给第一嫌疑人孙维加强心理防范、从容应对两年后才姗姗来迟的审讯预留时机、大开便利！北京市公安局，你这又是什么神操作？你这到底是想破案还是压根不想破案？

北京市公安局，你扯什么“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扯什么“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扯什么“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你连朱令宿舍这个第一现场都不及时查封、勘查，分明就是放任、听任“犯罪痕迹物证……灭失”，分明就是任由投毒人精准“盗窃”留有铊毒痕迹的朱令个人物品！尔等如此神操作，“犯罪痕迹物证”当然要灭失！你对旨在毁灭痕迹、物证的精准“盗窃”朱令个人物品这一故意横生枝节的案中案拒不及时侦破，你还扯什么“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你的“最大努力”之力为何不用在及时查封宿舍现场、及时侦破毁灭证据的“盗窃”案件这个刀刃上？

最要害部的是，你为何不在第一时间、在孙维尚无充分准备的情形下突击审讯、询问孙维及另两位同室女生？及时的审讯、询问，结合各种审讯、询问技巧和手段，加上囚徒困境下不到20岁的女生较为脆弱的心理，原本完全能够获得可信的言词证据！

朱令一案的侦破，非不能也，实不为也！非不能也，实乃玩忽职守、懈怠嬉戏、坐失机会也！可以确信，仅凭孙维当时刚由北京市副市长转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堂伯父孙孚凌就足以干预、干扰朱令案！

毫无疑问，即便孙维不是清华大学及其化学系唯一能够接触铊盐的人，她也是最有机会、最有动机对朱令投放铊毒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刑诉法教授陈卫东表示，朱令令案与复旦大学投毒案不同，复旦大学投毒案从行为到案发时间较短，嫌疑人很快就到案并且供认。

陈卫东教授认为朱令案投毒时间距案发时间较长、且第一嫌疑人孙维拒不供认因而难以侦破，而复旦投毒时间距案发时间较短、嫌疑人很快到案并供认因而很容易就被侦破，这一类比虽有些许逻辑合理性，但同样有意回避中共公北京安局和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懈怠嬉戏、玩忽职守、拒不及时查封、勘查宿舍现场而致罪证被投毒人毁灭，以及拒不及时侦破所谓入室、室内“盗窃”案，坐失破案良机之基本事实。事实证明，并非投毒时间距案发时间较长而导致朱令案未被侦破，投毒时间距案发时间较绝非朱令案不能侦破的充分、必要原因，而是中共公北京安局和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懈怠嬉戏、玩忽职守才导致导致朱令案未被侦破，才是朱令案至今不能侦破的充分、必要原因！

陈卫东教授又称，在嫌疑人不承认、定罪证据又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警方不能限制孙维的人身自由，并以张高平、张辉叔侄案和佘祥林案进行类比。然而，陈教授的这一类比除了继续帮助中共北京公安掩盖懈怠嬉戏、玩忽职守、拒不作为而致罪证灭失外，更是机械和迂腐地解释疑罪从无原则，完全无视朱令案投毒人身份的特殊性、专业性与张高平、张辉叔侄案和佘祥林案中犯罪人身份的非特殊性、非专业性的本质差别，朱令案的犯罪主体一定是特殊主体，即便朱令的水杯、隐形眼镜护理液等直接证据已被投毒人毁灭，第二次投毒能够确定是宿舍内投毒能之事实——1998年8月25日结案当天北京市公安局约见朱令父母时也确认朱令是在学校内中毒——也足以确凿地证明投毒人是朱令宿舍内的特殊主体，而张高平、张辉叔侄案和佘祥林案的犯罪人则可以是任何不特定的个人，不是特殊主体，而是一般主体，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在朱令案与在张高平、张辉叔侄案和佘祥林案中完全不同！现有的间接证据基本足以认定孙维就是投毒人，如果在第一时间对孙维同宿舍另二女生进行突击审讯、询问，更能突破言词证据难关，更能确凿无疑地侦破朱令案！

第四个诡异：为什么投毒？何种仇恨竟至要下此毒手？

2013年9月26日，有网友在微博发布“一封奇怪的来信”，直指朱令铊中毒案是朱令室友集体投毒。这封信的由来是，当年6月底，朱令家人收到一封写自美国洛杉矶、寄自拉斯维加斯的信件，落款时间是5月31日，寄出日期是6月4日。这个署名为“冬冬”的写信人在信中称，当年是因为朱令每天排练到深夜才回宿舍，严重影响到了其他人的休息，长达两年且毫无改变之意，同宿舍的人都处于半崩溃状态，忍无可忍，只想将她逐出宿舍，于是集体下药想要让她生病留级，至于后来将她毒残，纯属剂量出现意外所致，并称朱令做人失败。朱令父母聘请的李春光律师亦在微博晒出此信的信封照片，这封信的真实性可以确认。

如果信中内容属实，写信人“冬冬”当是朱令92级物化专业赴美留学的同学。即便朱令确因排练太晚而影响同舍同学休息，难道这个问题没有其他办法解决，如向班主任或主管学生工作的化学系副主任薛芳渝教授反映、要求解决，而竟至于必须采取投放铊毒这种专业而阴毒的手段？影响休息的仇恨竟如此之大吗？

第五：必须立即重启侦查

陈卫东教授除了发表前述两个机械、迂腐的书生之见外，还提出了对朱令案重启侦查的建议，这个建议则是完全可行的。

有细心的医学专业网友检索出美国马里兰大学的Richard Ash博士与Min He（何敏？或为华人学者）在权威法医期刊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2018年11月第292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英文题目是Details of a thallium poisoning case revealed by single hair analysis using laser ablation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意为“使用激光消融感应耦合血浆质谱法，进行单根头发分析，揭示了一起铊中毒病例的详细信息”。

在论文中，Richard博士及Min He开创了一种创新型技术，用激光把朱令的两根头发击碎成无数微小颗粒，然后再检测这些颗粒中的铊含量。

这一技术的原理是，重金属毒物在被身体吸收后会进入头发，而头发又一直在生长，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头发会记录下不同时间段人体所摄入的重金属含量。因为短期内头发的生长速度是基本一定的，所以还能根据头发的生长进程推断出中毒的时间，精确到每周甚至每天。对于那些慢性中毒或者多次中毒的案件来说，一旦能够找出下毒的剂量和时间，就能更进一步缩小投毒嫌疑人的范围。

这篇论文虽未点明朱令的名字，但明确表示是一位来自中国北京的二十一岁年轻女病人，在1994年到1995年间至少两次铊中毒，无疑就是朱令本人。论文发表的次月，即2018年12月，马里兰大学网站上的另一篇介绍性文章更明确指出这个样本的主人名叫Zhu Ling，一起二十多年前投毒案的受害人，提供头发的是朱令的父母，Richard博士及Min He的检测材料主要是朱令的两根头发，一根长约7厘米，是她在1994年12月出现大量脱发时掉落的，另一根只有0.5厘米，是她在经过第一次住院治疗后，身体好转，又重新长出的新发，但是在1995年3月入住协和医院时候再度脱落。根据这两根头发里铊的含量，论文作者用电脑制作了一个波形图。波形图中铊含量的最高峰值突破了铊中毒的致死量，但又迅速回落，论文作者认为，朱令1994年10月中旬的那次突发失明么极大可能就是这次高剂量的摄入引起的急性铊中毒。

以朱令头发铊含量这个高峰值为时间节点进行前推和后退，并且再加上身体对铊的吸收时间以及铊中毒的潜伏时间，Richard博士及Min He把朱令中毒的过程划分成：在家期、周中上学周日在家期、第一次入院并在家调养期、返校期、第二次入院期等各个阶段，并且相对应地输入朱令头发中的铊含量数据。

结果令人震惊：朱令从1994年8月中就开始陆续被人下毒，因为少量多次，所以10月份才因为铊在体内的积累而出现不适，在那次大剂量下毒引发失明之后，凶手似乎对朱令去医院检查这个事情有所顾忌，消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开始持续对她下毒，强度和力度还较两个月前略有加强，直到朱令再次入院治疗并且回家休养。随后，那根7厘米长的头发脱落在家中地板上，所以它的铊含量记录使命宣告结束。

而那根短发的检测结果更加恐怖，朱令在短短两周内，就高强度大剂量的摄入了七倍于致死量的铊，并且另一根橙色曲线还显示，她体内还一并摄入了同样超大剂量的铅，二毒齐下，对方明显是要致她于死地！

面对这样的数据结果，Richard博士都不得不感慨，这样的剂量，如果换了别人，估计早就被毒死了。而朱令不仅能够挺过四个多月的慢性下毒、两周的高强度毒杀，还能在医生误诊耽搁近两个月后，依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且带着严重后遗症以及输入血浆不幸感染的丙型肝炎，一直存活。这可能跟她之前作为业余运动员的优秀体质有关，也离不开她顽强的求生意志，也许是为了父母，也许是要活下去，看到凶手伏法。

至于下毒的手法和时段，论文作者通过朱令体内铊摄取的浓度，推测在8月到12月，很可能是通过皮肤接触吸收，那次超高剂量以及引发短暂失明的铊毒则大概率是投入了朱令的隐形眼镜护理液中，因为相对于皮肤这一天然屏障的保护作用，眼角膜对铊的吸收更快、更强，但是由于面积小，代谢相对也更快。

Richard博士的这些推测，也能解释为什么1995年4月28日-5月5日期间朱令宿舍失窃，被盗的只是她的一些日常洗漱用品以及隐形眼镜护理夜，而那次高强度的铊和铅中毒，根据剂量和吸收程度来看，极可能是下在了朱令的食物和饮水中。

朱令母亲回忆，朱令返校时，她一直叮嘱每朱令每天喝中药调理身体，所以凶手可能会将熬好的中药作为铊毒的首选载体，因为尽管高纯度的铊无色无味，但是作为实验材料的铊盐类化合物，多少都会有些化学品的味道，而中药刚好就能盖住这些引人怀疑的怪味。

隐形眼镜护理液，中药，这些都是她身边亲密的人才能接触到的东西，尤其是前者，几乎只会出现在宿舍里，而对照她体内铊含量和日常生活的时间线，完全能够排除在家中或者校外中毒的可能性，投毒只能是在朱令宿舍内。

让Richard博士困惑的一点是，根据这个曲线图，朱令在第一次入院治疗期间体内的铊含量依然在升高，直到一段时间之后才慢慢下降，难道说有人胆大包天到能在医院下毒？

Richard博士猜测说可能是因为这个阶段，朱令的身体出现了吸收和代谢问题，所以才会在没有接触毒物的前提下，体内铊毒依然上涨。

但是，博士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太天真，他还是低估了人性的丑恶。如果投毒人到医院“陪护”朱令，不是仍然能够继续投毒吗？ Richard博士及Min He这篇论文完全能够直接用作朱令案的司法鉴定结论，结合前述署名“冬冬”的那封寄给朱令父母的信，以及被网友人肉出来、据信是孙维本人注册的名为“空心菜没有心”的“小红书账号2023年12月23日23:50从澳大利亚发布的“又不是孙一个人干的”跟贴，足以支持中共北京公安重启对朱令案的侦查，特别是“冬冬”及其信中内容以及据信就是孙维本人的“空心菜没有心”账号主人如能查证落实，加之继续查明孙维等朱令同宿舍女生是否在朱令第一次住院时曾到医院“陪护”，则朱令案的真相定水落石出。当然，这要求北京公安必须立即行动。

期待全球清华校友特别是海外校友能像2016年人民大学海外校友声援雷洋那样，立即集体发声，对中共公安施压，要求中共公安立即采信 Richard博士及Min He的这篇论文，并立即启动中美、中澳刑事司法协助，对“冬冬”的身份及其信件内容以及“小红书”账号“空心菜没有心”主人的真实身份查证落实，不失时机，最终侦破朱令案，将真凶绳之以法！

被中共山东济南历下区法院以莫须有的寻衅滋事罪非法判刑四年半的著名山东维权人士于新永先生于2022年10月9日、中共二十大前一周出狱。于新永先生出狱后第四天，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北京四通勇士彭立发（彭载舟）倒习事件。

于新永先生是资深维权人士，但他主要是帮助其他访民维权，网络上未见他个人有何维权诉求。于新永父母早亡，由当时年仅17岁的小姨含辛茹苦抚养成人；他天资聪颖，在中共恢复高考制度后于1980年考入山西财经学院（今山西财经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共国企，后辞职下海。

于新永为人热心，性格谦和，有学历，又有国企工作经历，能说会写，很自然地赢得众多访民和维权人士的信赖，在访民群体中有一定声望。他参与、帮助过很多维权个案和访民，早就遭当局忌惮，而他尤其被当局怀恨的或许当属他2014年开始在微信、微博上发起的废除信访制度、撤销国家信访局的倡议。

中共把信访制度吹嘘为体现其政权的人民性、体现中共党及其政府与人民血肉联系的一个独创的制度。而事实上，信访制度完全缺乏现代法治必须的那种刚性、硬约束性、强制性、程序性和规范性，信访是游离于法治和法律程序之外的随意性极强的软约束制度，是一个几乎完全受人为因素左右的无效和黑箱制度。如果说中共的司法制度虽具有程序、规则的外衣却实质上是被中共肆意揉捏的面团，那么中共的信访制度却自其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毫无程序、规则外衣而任由中共揉捏的彻头彻尾的面团。

因此，中共的信访制度始终就是一个愚弄草根小民的骗局，是中共为实行愚民统治、谎言统治而蓄意给小民描画的一张大饼。在1978年之前中共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年代，由于民权和人权不彰、官民矛盾相对较少或隐蔽，信访制度的欺骗性还不甚强烈、不为底层大众所知，而到了1990年前后，特别是中共把房地产作为所谓的支柱产业、圈地运动开始荼毒全国的2000年之后，官民矛盾急剧膨胀，底层大众的土地、祖屋等基本生存权利被公权侵害却又无法获得司法的保护和救济，加上大众长期被中共恶毒洗脑，清官情节浓厚，大多认为基层公权力和基层官员腐败变质而上级公权力和官员公正廉洁，幻想着不期而遇到上级的包青天，于是纷纷走上信访以至直接到北京、到“中央”上访的悲惨之路。

著名信访问题专家于建嵘教授经多年深入研究，无奈地得出一个结论：信访制度应当废除。

于新永先生是底层维权人士，不是信访理论专家，但由于他是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第四届大学生，有知识、有悟性、有思考能力，结合长期参与维权运动、帮助访民上访和维权的亲身经历，殊途同归，得出了与于建嵘教授相同的结论，很像莱布尼兹和牛顿几乎同时不约而同发明了微积分。

吊诡的是，于建嵘教授以中共的国家级社科院专业学者的身份，在学术领域倡导废除信访制度，没有、也不会有麻烦，而于新永以自己早已被当局怀恨的草根维权人士身份倡议废除信访制度、撤销国家信访局，却一定会惹来麻烦。在当局眼里，一介草民，竟敢公开要求废除中共的一个自恃体现其政治优越性的制度，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当然，在中共自己宪法、法律的明面上，于新永的倡议是完全合法的，并且于建嵘教授这样大名顶顶的体制内学者都认定信访制度有名无实、应予废除，当局难以直接仅因于新永的这个倡议而对他下手。然而，别看中共的公安干正事、人事时笨拙不堪，可为非作歹、干起坏事来却有的是阴招、损招和毒招。终于，济南的中共公安等来了于新永送上门来、到衙门帮他人维权的机会，借机构陷，拔掉了这颗眼中钉。

同样的姓于，同样的主张和倡议，一个是著名学者，一个是草根小民，一个体制内，一个体制外，结果就是如此的不同！

信访制度不是解决数千万访民权利诉求的制度，中共也压根从没打算用信访解决访民的权利诉求。中共自己的国家信访局局长就曾公开坦言：至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信访问题都是合法、有理并应当解决的，都是地方政府制造的。然而，中共就是不解决问题，而是只解决于新永这样要求解决问题的人。所有的信访问题无不是中共自己制造的，中共本身就是问题，中共本身才是问题的根源！

信访，仅仅是、不过是中共蓄意为草根大众、为无数访民布下的一个蚂蚁死亡漩涡，中共就是要让数千万底层访民如蝼蚁般地在长年、十年、数十年无休无止、漫漫无期的上访死循环中耗尽心力、精力、身体。所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访民和维权人士，尽管仍是极少部分，开始认识到中共信访制度的阴毒本质，于新永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先知先觉者。

识破中共信访制度的阴险本质，并公开倡议废除它；废除它，就是废除中共实行愚民统治的一大利器，就是动摇中共愚民统治、谎言统治的根基。

民生观察 2022年10月30日

8月15日，《TATLER尚流》杂志发布《田壮壮：我和电影的关系》视频，长达80分钟的时间里，中国著名电影导演田壮壮亲自讲述他从入伍和进入电影学院开始，直到如今拍摄制作《鸟鸣嘤嘤》苦苦等待过审，40多年来所有和电影相关的故事。

视频中田壮壮导演提到《鸟鸣嘤嘤》被审查的情况：“电影拍完了两年了，送到电影局里到现在没有任何审查意见，作为同行的尊重来讲，我能接受任何的一个审查的结果。但是我确实不能接受一个我送给你两年多，你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的结果，这个确实让我，再一次对电影，失望。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到找到一个结果。”

田壮壮对中国电影的失望，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悲愤，引起了广大电影从业人员的共鸣，当天，几乎整个首页的影视博主都在转发田壮壮导演的这个采访视频，特别是其中电影审查这段。

中国实行的对电影进行审查制度一直遭到电影工作者、文艺界等知识分子的诟病和批评。中国的电影审查一方面封禁被官方认为不宜公映的电影，另一方面指示删减电影中当局反对的内容，此外亦在电影拍摄前审视其剧本、指示修改并决定可否拍摄。

自2018年4月至今，电影审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局挂名的国家电影局行使审查权力，可决定一部电影何时、如何上映。由中共的党务机关进行电影审查，可见是把电影视为意识形态的范畴，以把电影是否有利于中共的统治视为唯一标准。

在目前中国的所有艺术形式中，电影是受审查程序影响最大的，因为电影审查没有硬性的规则，完全是随机的。从剧本立项、公映许可证发放到最终上映，中国当局在每一步审查关卡都严苟无比，并且从剧本立项、开拍、送审再到获发电影公映许可证的层层关卡，都隐藏在大幕之后，没有具体的标准，只有各种含糊其辞的官方语言，却可以把花费了大量社会资源拍出的电影拒之门外。

所以，为了能够被官方通过，为了在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分一杯羹，一部电影从一开始就被迫进行自五审查，想尽办法迎合官方的意识形态需要，歌德派（歌功颂德）成为电影的主旋律，自由表达的空间被挤压到没有任何容身之所。

随着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高歌猛进，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治越发残酷，电影领域的审查更加严苟，被禁止反映的电影创中共建政后之最，而且把手伸向了受到影迷青睐的国外影视领域，不少经典的国外影视作品遭到大量删改，美剧《老友记》的里Ross前妻Carol是同性恋，而其表明其为同性恋的线索被尽数删去，电影《搏击俱乐部》被修改成了正能量结局，台湾导演杨德昌作品《海滩的一天》被删减三分之二，网络流媒体平台的国外优秀影视作品全部成为阉割品。难怪网民对中国的电影审查讥讽为：“外国是电影改变了国家，中国是国家改变了电影。”

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是极权主义对意识形态进行干涉的产物，无论包括田壮壮在内的批评声音有多大，无论中国的电影业因为审查制度而一片荒芜，都不能改变中共对电影、对文艺领域的干预。

电影是人类精神家园最重要的审美活动之一，追求美，就是追求自由，只有自由的灵魂，才能创造出美的电影。而极权主义归根到底是对人类审美的反动，以否定人的自由、剥夺人的尊严和人格为其统治根基。所以，不结束中共的极权主义制度，不会结束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不会有电影的精神解放，更不会有人的精神解放。

民生观察 2022年8月21日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并无上访制度，只有信访制度。信访是“人民来信来访”的简称。维基百科这样解释，信访按照官方定义，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政府，或者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反映冤情民意，或者官方（警方）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以上这个说法，在历次颁布和修改后的信访条例中都有相同和类似的表达。不过我们可以从官方将其称作信访民间称作上访察觉其细微而重大的差别。官方指出信访的主要方式是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不过是书信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衍生），在一系列方式最后才用了一个走访这个词。这个走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上访。排序在最后体现了制度设计者们的无奈与机心，他们既不希望被指摘为剥夺人民的权利，因为中国宣称人民当家做主，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是他们也知道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民众捍卫权利的行为很可能是无法完全满足，甚至对政治制度带来无法接受的后果。

许多研究者对信访制度和上访现象做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并得出了迥异的结论。据我看来，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信访制度本身就具有它诡异的出身，它就像生物进化论上处于断层和突变的一个物种，你要用常规的分类方法去了解分析判断它，肯定是不行的。不过这里我们不再纠缠于制度的缺陷以及存废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更大和争议更多的问题。我认为，理论和制度层面的东西在纠缠不休时，社会学的研究，具体案例的分析也许可以加深我们对该现象的了解，从而为明智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帮助。

笔者从《访民数据》这个资料出发，选择涉土地和拆迁上访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是，一，上访的原因和理由很多，包罗万象的分析势必耗时耗力巨大，笔者力有所不逮。二，改革开放以来，涉及土地和拆迁引发社会矛盾较多，上访围绕土地拆迁方面的数量也较其它方面多，适合于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三，虽不能以涉土地拆迁上访来完全评价信访制度，但是上访者的遭遇无疑会很大程度上折射信访制度以及在现实中的操作和实效。

《访民数据》中涉及土地和拆迁案例，在访民数据现有的132名访民中，有59人是涉土地拆迁的访民，占总数的44.7%。在由于有些案例中，有些访民由于利益相关，亲属一起上访，所以实际案例只有88个。涉土地拆迁案例36个，占总数的40.9%。由此可见，涉土地拆迁上访不管是案例数还是参与上访的人数都占了总数的四成，成为上访中最大的一块。

我们同时还得解释一下我们如何选定涉土地拆迁上访案例的标准。一般说来，就是只要一个访民因为土地被占，房屋被拆迁，不管是农村的耕地林地，还是城乡的宅基地，不管是旧房改造，征地拆迁，移民安置涉及土地房屋而上访的，我们都列为这里所说的涉土地拆迁上访案例。另外，有三个案例，虽然看似跟土地和拆迁有区别，一个是河北滦平县李淑贤案，她上访的理由是2013年村土地配套工程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将她自留地里的四，五百棵杨树砍掉，并且未给与适当的赔偿。虽然，她并无土地被占，但是她却是土地拆迁的受害者。这个案例符合由于土地的开发征收给他人带来侵害而未做合理赔偿由此产生上访这个基本特征。另一个就是河南内黄县冯改娣案，从表面看，这个案子似乎跟土地拆迁没有直接关系，而她的诉求也不是针对土地和房屋，而是她的女儿两次被闯进家里的工作人员吓得癫痫病复发加重，索要治疗费用。但是考虑到两次事件都发生在盖房子和扩建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闯进家里的目的也是跟房屋有关，所以我们也将这个案子收录为涉土地拆迁的上访案子。四川凉山州徐开芳虽自己没有涉土地拆迁方面的利益受到侵犯，但是他作为基层教师和政协委员写了关于经济适用房的提案，由此受到打击报复，福利房被扣且被教育局领导殴打，甚至被教育局长以再告就是死相威胁。这个上访案例通过涉及经济适用房提案的遭遇，说明房屋土地拆迁政策的敏感，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弹，民众哪怕是政协委员都不能触碰甚至合法提出意见，更不用说保障权利了。因此我们也将这个案子列为涉土地拆迁案子。至于河北阜城县刘瑞生与邻居因宅基地纠纷认为法院判决不公而上访，笔者认为虽涉及土地房屋，但跟一般财物纠纷没有区别，所以不将其列入其中。

我们从《访民数据》可以看出，涉土地拆迁上访的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是湖北赤壁市的洪运周，他因为库区移民山林被占在1981年前就开始上访，至今已39年，而他的诉求至今尚未彻底解决。上访超过三十年的访民有三人，除洪运周39年外，四川成都新都区的韩永会和山东禹城市的李玉明上访的时间都有31年。上访时间二十年以上的访民有四人，分别是四川乐至县的龙和生23年，四川自贡的刘正有25年，他今年2月已经去世，广东珠海市陈风强、陈风明兄弟20年，上访时间在十年至十九年的人数最多，达34人。上访时间五年至九年的访民有16人。一些访民具体开始上访的时间我们难于从资料中得出，我们会根据他最早受到的处罚和处理来推出，但即使这样我们也难以得出大概的数字。比如云南昆明市的访民王远英，我们只看到公安机关在2018年对她得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描述她当时已经20多次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等地上访，26次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府右街派出所对其进行训诫。考虑到云南跟北京的距离长达2500多公里，而且可能还有一些上访并未被抓获训诫的时候，因此我们认为她上访的时间应该在十年以上。

可以想象，这些访民为上访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因为你不但要有专门的时间，这些时间你不得挣钱养家，你还得买车票，吃住都得有开销。现在的信访条例将到北京上访视作违法行为，等待他们的不会是青天大老爷，除生活的不便艰辛，警察、黑监狱也在等待他们。回到家中当地政府也会将其视为抹黑捣乱分子，甚至会采取敏感时期限制自由不准外出的做法。长时间的上访对访民这样底层民众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这个几乎不用列举，点开表内的连接，几乎每个访民特别是那些时间长点的访民，他们的时间精力基本都在上访或无休止的各种拘留、黑监狱、劳教、监视居住或者服刑上。

《访民数据》里的访民是一个明确界定的访民，不是指采用书信或类似方式，比如电报，传真，电子邮件进行信访的访民，甚至也不是到所在的县市或省会城市走访，而特指到北京上访这样一个形式。当然，他们在到北京上访前基本都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有些还提出了诉讼，但他们觉得结果不让他们满意，有些特别是土地拆迁很多都是政府主导的行为，涉及此类维权进行起诉很多时候法院会明确告诉不予受理。比如上海陆立眀，2003年6月11日相关部门批准陆立明所在的民星东南小区拆迁。陆立明家祖传私房也被列入拆迁范围。但拆迁房只答应安置陆立明一户，对其他陆氏兄妹继承份额不予安置。对此陆立明拒绝签署拆迁协议，并起诉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法院不予受理。2006年1月13日，区政府为了配合上海星云房地产开发商完成拆迁，建设商品房，出面强行拆除了陆立明弟兄6人和母亲共同继承的房产，导致陆立明上访。这个情况跟诸如下岗职工等一样，涉及政府行为以及群体事件或者被认为有害稳定，法院明确表示不会立案。认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们别无他法，就采取到北京上访这条途径，企图高层的关注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上访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特别是到北京上访被认为是危及稳定和谐，越级上访更是违背法律的。许多人上访的地点除了国家信访局，还会选择在天安门、中南海、中央部委等地方上访，甚至会采取拦截车辆、堵塞交通、示威游行、散发资料等方式，特别在有重大活动或者接待重要外宾时更是访民上访的高峰期，由此，虽给政府方面带来压力，但同时也被视为高危人群。中央自下一直将是否有来京上访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指标，甚至是一票否决。因此，地方官为了政绩与驻京截访人员勾结，截访也成为一个产业。地方政府付给北京截访者一笔不菲的费用，北京的截访方将截下的访民交给地方政府，不将上访数据上报，不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不过访民落在截访者手中，遭遇却是很惨，饿饭，打骂是经常的事情。

《访民数据》里有一栏是是否有被酷刑，这个酷刑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打骂，我们也按照程度将由上访导致的对一般的对自由的剥夺以及严重的处罚两类列在里面，因为上访既然是人民天然的权利，也是法律允许的救济措施，由于行使权利而受到惩罚，哪怕是行政或司法机关作出的，也是一种邪恶。一般的对自由的剥夺主要有行政拘留，刑事拘留，非法拘禁三种。许多参与了群体性的上访，被截访后都会受到行政拘留，行政拘留时间在15天以下。刑事拘留本身是刑事强制措施，并不是一种处罚，一些访民由于被认为有过激行为，为了解决麻烦，就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不过许多时候由于证据不足或者其它原因会在刑事拘留期满释放或者改为监视居住，这个也可以视为对不听话访民的一种警告。非法拘禁指的是在截访后关在黑监狱等待接访以及接访后在当地扣留，办学习班，和当地政府在敏感时期，为了避免上访，将访民强制限制在一个地方不准外出，有时这种非法拘禁时间长达几个月或一年多。这种方式访民称作非法拘禁和绑架，因为这期间不会给你任何的法律文件就限制了你的自由。严重的处罚指的是对访民处以劳教和劳改。劳教虽名为行政处罚，但由于其可以处以三年以内的处罚，劳教决定不需要法院判决，只需要公安局自己就可以做出，而且劳教场所的环境更差，访民往往在里面受到更为苛严的对待，所以劳教制度在被取消前一直担当对付难缠访民的急先锋。劳改也就是刑事判刑，对访民主要采用寻衅滋事罪，妨碍公务罪，敲诈勒索罪等等。

在《访民数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59个涉土地拆迁访民中，有28个访民明确表示自己受到肉体酷刑摧残，有一些造成终身残疾，四川韩永会被打终身残疾，湖北武汉孙春秀被打断五根肋骨。二人（河南南召县贺立顺，辽宁沈阳刘振）在看守所死亡，贺的三名家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看守所宣布刘自然死亡，但儿子发现尸体胸口淤青内陷，提出尸检被失踪。一人（黑龙江贾瑞峰）在服刑期间死亡。一人（陆立眀）在上访中多次被精神病。25人被行政拘留。20人表示自己受到黑监狱，学习班，绑架等各种非法拘禁。6人被劳教。有34人被判刑，其中16人以寻衅滋事罪判刑，14人以其它罪名判刑，4人的罪名既有寻衅滋事罪，也有其它罪名（不是一次判处的）。需要提醒的是许多访民经历了这数种酷刑。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普遍表示看守所，拘留所，黑监狱和劳教场所是打人和折磨人最厉害的地方。工作人员包括警察经常自己或唆使牢头狱霸打骂访民。经常以罚站罚跪教训人，以及吃不饱不给水喝，冬天不穿冬衣在户外罚站，夏天任由蚊虫叮咬等折磨人。广西天峨县韦亚妮表示，她“在劳教所被用手铐铐起来，然后脚尖着地吊着。被绑在床上，例假期间被扒光衣服，被殴打，给穿束身衣手脚捆绑得紧紧的，坐也坐不了只能站着。广西几乎一年四季都有蚊子，不给蚊帐，也没有其他祛蚊虫的措施，被叮的全身是包，奇痒无比。因为毒性存留体内，出来一年多后才慢慢不痒了。在里边有多种多样的体罚，面壁思过是其中一种。整天整天让站在离墙壁一米远的地方面对墙壁。”劳教所规定了超长劳动时间和超强的劳动强度，完不成任务就将受到惩罚。韦亚妮表示，她们“全体加班劳动，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有时到晚上12点甚至天亮。伙食很差，有时1年多不让购物，营养严重缺乏导致浑身水肿。总之忍受的是生不如死的折磨。”四川西昌曾广秀表示自己在拘留所多次遭到殴打，在劳教感化期间胸腔颈椎变形，因完不成规定任务被加教8天。这些酷刑很多种，许多都是超出法律之外的，其目的就是胁迫这些访民放弃权利停止上访，比如新疆张建华：“种植的两千亩地因使用伊犁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除不合格除草剂导致药害全部绝收，为此起诉到昭苏垦区法院，可法院在被告没有任何反驳理由和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违法，违纪一边倒的民事判决，举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直申诉都没能得到合法的解决，举报人有寃无处申只好到北京申诉”，为了将其家人逼出办学习班，“昭款垦区公安局的民警穿着便衣估计20人左右把我家团团围住，楼上楼下，楼道里全部都是便衣，进出的人全部都要盘问，24小时守候，把举报人张建华家的水，电，暖全部停了困其三天三夜逼其出来到学习班，被困人员还有举报人的前夫和70多岁的老母”。

一些访民对拆迁手续表示质疑，对补偿额太低不满进而上访，会被认为是恶意的犯罪。比如江苏常州市姚宝华，2002年开始，常州市政府以建设开发区为由征用村民土地兴建大批商品房。因征地部门缺乏相关征用手续和补偿额度偏低，姚宝华开始带领村民维权。钟楼区人民法院2014年3月14日开庭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中称：被告人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以获得非法收入为目的，煽动不明真相的村民，以征地不合法、补偿不到位、安置不合理为借口，采用阻碍施工的方法，使开发商蒙受停工损失，迫使与其无利益关联的开发商与其进行交涉，强行索取开发商的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最后判处他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上访本是民众用于维护自己权益的一种方式，属于一种行政救济措施。一般说来，上访是民众觉得权利受到侵害，当地政府无法解决，而且这种侵害很可能就是当地政府或者在当地政府官员支持纵容下造成的，民众既不可能从当地政府那里，也不可能从当地法院那里得到他们认为公正的结果，于是才采取上访这个途径。那么上访到底有用吗？我们上面从数据中看出上访对当事人是一个多么艰难和代价巨大的旅程，那么总得有相应的收获吧，不过我们从访民数据中得到的结果却让我们失望，36个涉土地拆迁案例中只有两个案例的访民表示他们的诉求得到部分解决，一个是湖北洪运周表示他们反映得事情得到部分解决，但是他又说：“现政府拿出不管前任的霸道作风，再一次对洪运周的个人权益做出新的侵害行为。”一个是四川乐至的龙生和。所以从严格意义来说，这些上访的成功率为零。即使将两个部分解决案例算作上访的作用，这个成功率按照案件数也只有5%，按照访民人数则只有3.4%。这个数字让人觉得上访真是一件费力巨大成效低微的方式。

当然，从《访民数据》来研究上访制度难免有自身不足之处，这些我们也需考虑。首先，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特别是当前将越级上访赴京上访视为违法将这些访民视为高危人群，有关访民资料的收集相当困难，案例数量相对较少，由此必将给研究结果带来影响。因此加大收集资料的力度扩大收集渠道，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第二，这个研究不是对上访制度全面的研究和评判，也不是企图改革上访制度。要注意到我们收集的资料带有它自身的特点。一些简单的短期的信访诉求可能由于在早期通过一些方式得到解决，而没有进入公众视线，由此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警惕，防止以偏概全。当然这些都需要相应的资料和研究来支撑。

上访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和制度，公正的寻求和对民众疾苦的关心绝不只是法律的规定和宣传口号。上访和访民现象得出现不是偶然，绝不仅仅是刁民无理取闹，也不是天恩浩荡的展示。这个研究只想将上访的某个侧面展示出来，随着资料的收集完善研究的深入，相信我们才可以更为准确的描述以及正确对待上访。

【民生观察2020年6月28日消息】2020年6月19日，民营企业家马彬死了。2016年6月18日，无党无派的亿万富翁马彬在北京房山某小区的地下车库失踪，十多天后，家人才得知他被带到了哈尔滨。2018年5月15日，他在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加格达奇法院接受图强林区基层法院的审理，当庭陈述被严重刑讯逼供，并脱下裤子要求验伤，法庭被迫中止审理。2019年3月6日，马彬突发脑梗住院，随时有生命危险，但图强法院依然拒绝了其辩护人徐昕律师提出的取保候审申请。10月16日，马彬脑梗死，依然被拒绝取保。10月19日，马彬成为植物人，终于可以横着离开看守所。果然是让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然后就是2020年6月19日，他死了。

身家万亿又如何？抓你关你分分钟。把你一直关到死，一场游戏一场空。

著名媒体人刘虎曾写过《最后的案件》报道此案，看完之后就会明白，有些司法机关不好收场，就在盼着马彬死，马彬一死，案子一销，万事大吉。“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要不了多久，就没有人还会记得这个案子了。就算你记得，也没有办法。徐昕律师愤怒地说，要追究有些人渎职、玩忽职守、过失致人死亡的责任，但是，谁也不会被追责，根本就没人理你，有人理你也会是轻飘飘地来一句：马彬是脑梗死的呀，他自己有病死的嘛，他是不是有病？

案情很简单

马彬是北京房山人，出生于1961年，家住北京市房山区，是宝恒投资有限公司、中油丰年（北京）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北京瑞雪丰年科技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的董事长。

2012年上半年，马彬控股的宝恒投资有限公司受宁波北大荒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恳请，以2.9亿元的价格收购了三亚保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股权。后因股东合法权益受到三亚保力公司的两名实际股东——北大荒物流及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侵害，马彬对建设集团及北大荒物流提起多项诉讼，其中，4宗已经一审二审胜诉，1宗在一审胜诉的基础上申请中止；另外3宗因马彬被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图强林区检察院强行带走而被迫中止。

马彬是2016年6月18日被抓走的，6月24日才被黑龙江省图强林业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刑事拘留，中间的7天发生了什么？马彬后来在庭审时说，他遭遇到了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

2016年6月24日，马彬因为涉嫌行贿罪被黑龙江省检察院指定管辖，同日由黑龙江省检察院大兴安岭分院指定图强林区检察院侦查管辖，图强林区检察院同日决定刑拘；同年7月8日由黑龙江省检察院大兴安岭分院决定逮捕，次日由图强林业局公安分局执行。

图强林区检察院指控马彬与时任黑龙江农垦北大荒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的仉某某共谋，意图收购三亚保力公司10%股份，随后，仉某某虚构了与马彬合作成立公司经营油品的事实，使马彬的公司通过购油合同获得4.13亿元，最后马彬用其中2.9亿元，以宝恒投资公司名义收购了股权，案发至今未归还。

此外，检方还指控马彬于2009年末因想要低价购买北大荒商贸集团位于哈尔滨的一处油库，在北京给其董事长钱某某送去20万元，后如愿以偿；2012年6月，马彬为使收购保力公司股权顺利，在三亚购买一块价值21.05万元的伯爵手表，送给了时任北大荒集团副总经理和黑龙江省保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仉某某，累计行贿41.05万元。

没有管辖权

显而易见的，黑龙江对本案完全没有管辖权。马彬是北京房山人，他收购的是海南三亚的企业，指控的行贿行为都发生在北京，不在黑龙江。依据刑事诉讼法，此案要么归犯罪发生地法院审理，要么归被告人居住地法院审理，不是北京也是三亚，黑龙江的法院凭什么审理呢？

图强法院说，取得了黑龙江省高级法院的指定管辖函而进行审理。问题是，黑龙江高级法院也无权管辖该案，凭啥指定下级法院去审理呢？据说，图强检察院也取得了黑龙江省检察院的指定管辖权，但是，黑龙江省检察院也无权管辖此案。

马彬在法院开庭的时候连连发问：我是北京人，公司也是上海或北京的，本案和大兴安岭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大兴安岭的法院凭什么审判我？你们有管辖权吗？我一年前就要求验伤，跟你审判长提过多次，为什么就是不给我验？我如何能够相信你们能够公正审判？就算你们图强法院要审我，为什么要借加格达奇的法院，就算有一天我被冤枉了，我也想看看审判我的法院的样子，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看？

原来，大兴安岭图强林区基层法院是中国非常罕见的名字里面没有“人民”二字的法院，现在已经更名漠河法院。图强法院借用一千公里之外的加格达奇法院的审判庭来审理此案，法官需要坐6个多小时火车才能过来。干吗要这样？谁也不知道。图强法院只有一名刑事法官，合议庭三位法官中，有两位来自民事审判庭。如此颤颤巍巍地组成了一个合议庭，审理一个他们眼里的“大案”。图强林区2015年的总产值是3.83亿元，而本案“挪用公款”部分就达到了2.9亿元，图强法院创建36年来还从未审理过如此“大案”！由于面临改制，图强法院担着这个案子审着审着，他们法院没了。

当庭脱裤子

当庭，马彬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被刑讯逼供的经过：他被强行带至哈尔滨后，检方的刑讯逼供的手段有：暴打，打耳光，长时间固定坐姿，不让睡觉，威胁、侮辱、诱供，多次以死亡相威胁。2016年6月23日，侦查人员将马彬蒙上头套，外提到野外，进行残酷刑讯。拳打脚踢之后，侦查人员还拿钝器往其双腿部猛击，后又用方钢在其腿上滚动碾压，最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笔录让其签字。当时如果不签，他很可能会被打死。为了保命，马彬只得按照他们的提示进行供述，并编造了虚假的交待材料。

说到悲愤处，马彬竟然当庭脱了下自己的裤子，用手指着自己的双腿，要求审判长、审判员当庭查验！审判长见状急忙命令法警制止，两名法警迅速给马彬穿上了裤子。庭审也不得不因此中断，再未开庭。

人死案已销

如今，马彬已死，图强法院已更名，一切都将如过眼云烟，了无痕迹。徐昕律师再次悲愤地质疑当前的审前羁押制度，但律师质疑又怎样？审前羁押，早就是路人皆知的司法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合法伤害权”。

审前羁押，应该遵循法定原则。羁押的使用条件和程序，法律有明确规定，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时才能实施。刑事拘留之前的七天，马彬在哪里？这七天的合法手续是啥？明明没有管辖权，凭什么羁押？

审前羁押，应该遵循比例原则。如果为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益而不得不对公民个人权利加以限制或剥夺的话，要尽可能选择对公民个人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并且其行为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不得大于该行为所能保护的国家和社会利益。马彬只是涉嫌行贿而已，有什么国家社会利益需要把他羁押起来才能维护？既然刑诉法明确规定了以取保为原则，这类经济犯罪案件，就应该一律取保。重病缠身还长期羁押，脑梗发病都不放人，直到成了植物人才放出来，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

审前羁押，应该遵循司法审查原则。羁押必要性审查喊了这么多年，像马彬这样被关死的情形依然在发生。民营企业家，能不关就不关，能不判就不判。说得真好啊！实际上呢？就是要关你，老子关死你！

审前羁押，应该遵循司法救济原则。马彬重病在身，哪怕脑梗死，也无法取保，他还能从哪里获得司法救济？纵使家财万贯，在颟顸的司法机关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现在马彬已死，此案已销。但徐昕律师认为，这是草菅人命，这是渎职，这是玩忽职守，这是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必须有人承担法律责任。原图强林区法院院长张颖巍、承办法官曲祥川及合议庭成员，现漠河法院院长，大兴安岭检察、原图强林区检察院涉嫌刑讯逼供的人员，加格达奇区看守所、漠河县看守所所长及驻所检察官，是直接责任人。

家属和律师长期向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常委、检法领导寄信喊冤，请求取保，无人理睬。这样制度性漠视人命的领导，也应当有所反思。

我国刑诉法本规定了取保为原则。马彬的不幸，是相关办案人员不尊重法治所导致的结果，也反映了取保制度不被落实的残酷现状。

中国法治建设还在路上，但已经取得一些值得肯定的成绩。中国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未经终审判决，应当推定嫌疑人无罪。《刑事诉讼法》限制羁押的必要性，只要“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就无须羁押。

但取保候审被适用得无比苛刻，不把人关成植物人、关残或关死，就不放人。这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当然，刑事诉讼制度上也需要改进。期待马彬以生命的代价，能促进法治的点滴进步，真正落实以取保候审为原则，羁押为例外。

为此，徐昕律师郑重重申六项建议：

1、把取保候审从公检法的权力转换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确立以取保候审为原则。

2、《刑事诉讼法》第67条相关款项修改为，“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应当取保候审”。

3、现阶段首先大幅提高轻罪的取保候审适用率，原则上一律取保，如危险驾驶、交通肇事、轻微盗窃、轻伤害以及绝大多数达成刑事谅解的案件等。二审发回重审的案件，二审法院应当在发回重审的同时立即对被告人取保候审。延期审理的案件，法院应当在第二次延期审理的同时立即对被告人取保候审。

4、增加程序性保障：侦查和司法人员认定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有确实、充分的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异议的，应当进行听证。侦查和司法人员认定有社会危险性，但最终被宣告无罪，或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不可能具有社会危险性的，侦查和司法人员应依照司法终身责任追究制进行追责。

5、以电子手铐等技术为基础，建立取保人员的人身跟踪制度。

6、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以审前羁押率的高低作为管理和评优的重要标准之一。

最后，愿包头王永明案、太原姜玉东案、广州寇南南案的办案人员汲取黑龙江马彬案的教训，敬畏生命！愿马彬家属坚持申冤，还马彬在天之灵一个公道！愿马彬先生安息，法治点滴进步！

——权力入侵私域与不服从者不得食

在公众心里，改革这个词是隐含有社会进步内涵的。在这一点上，最早朝野双方心照不宣是有共识的。因此改革天然自带一种正义光环，不是任何改变都可自诩是改革的。

那又如何衡量一项变革是否正义呢？是各花入各眼？有没有相对普适的标准？我认为是有的。端看这项变革是否能扩大公民自由，是否能守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从这几项核心标准着眼，那么建构一个政府更谦抑，更谨守权力边界，更尊重公民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更相信市场裁汰机制的体制则是应有之义。

这种体制不惟是正义的，其副产物也会导致产生一个更具活力，更有创新精神，更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对照这样的标准看，律师分级制度本质是anti-reform的，哪怕它是打着reform的旗号。当然发现这点，也谈不上任何洞见。但人总要说话嘛，不平则鸣。在当下，个体讲道理虽然无力，但如果因之都沉默，恐怕更糟。没有武器的批判，就不妨把言说形而上的看待，我说故我在。

所以还得穿上西装和他们辩论。

他们力推律师分级制度台面上的理由，包括有利于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促进专业分工，提高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等。

这些目标当然是美好的，措辞也一贯讲究，满满的父爱主义的慈悲。

问题是这些目标的达成，依靠市场自发的裁汰机制就足够。

首先，律师职业是有准入门槛的，虽然门槛不是很高，就是全国司法职业资格考试，通过了就说明一个人具备相当的法律知识，然后再跟一个师傅实习一年多时间，就在具备相当法律知识的同时了掌握了一定的实操技能。

其次，律师是个高度竞争的职业，典型的买方市场，一张律师证不能保证你衣食无忧，事实上，律师收入符合二八定律，自然存在优胜劣汰。一个律师的名气大小、学历背景、人脉资源、办案经历、术业专攻、办案态度等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通过客户的评价反映出来，现在自媒体也发达，客户有渠道表达对委托律师的满意与否，律师自身也都在不遗余力推介自己。公权力或者行业协会只要能堵住虚假宣传这一关就足够。

何况，律师是个实操性很强的职业，一纸文凭和执业年限，甚至执业经历都无法作为指标来衡量律师办案水平，其办案态度、勇气、韧性、技巧、知识储备、写作水平都难以量化，一个很难量化的评比注定也就很难公正。基于这种很难公正的评比结果，通过权力掌控的平台对特定律师推介和排除，既是不公正的，也是一种行政侵权行为。那些被排除的律师不仅声誉受损，也必然导致机会的丧失和收益的减少，料必产生大量行政诉讼和侵权诉讼。再次，权力主导的律师分级，必然增加权力的寻租机会，左手反腐右手制造之，不言自明。

所以，问题不在于律师分级制度是否正义。正义不是他们行事的尺度，稳定才是。

在完善评价标准一栏，说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突出考察申请人的政治表现和诚信状况，引导律师讲政治、守规矩，重品行、做表率，严格依法、规范、诚信、尽责执业”。

中国语境下，这评价标准说白了就是要求律师讲政治、守规矩，其他都是陪衬，IQ80以上的人都懂。

如果以一个马基雅弗利者的角度看，这也是符合逻辑的，一个高压锅，如果压力越来越高，又不准备开启阀门，就只能拧紧所有螺丝。

要求律师讲政治守规矩，不是要律师懂政治懂规矩，政治和规矩要真懂了，离“两面人”，离“高级黑”也就不远了。

政治是高端的，规矩是多变的，任何恒久的制度都意味着束缚，没有可预测性才可以更恣意，一个基层律师要紧的是听话。这才是他们想要的。

现在看，这个分级制度与市场准入还没有直接挂钩，但这只是开始。绞刑是一门技术活，先要上套，然后慢慢勒紧，最后让你窒息。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人会束手待毙，律师们最擅长的诉讼，也许会集中爆发，但最终注定会被碾压。

回头看这几年，无论遭受多少非议，bigboss都在有条不紊的布置极权的拼图，借助于体制本身的内聚力，对资源的绝对掌控力，借助于AI和大数据，一个完美的极权愿景正出现在地平线上。一旦这样完美的社会愿景实现，将没有人权律师和死磕律师的位置，要么服从，要么出局。

届时也许不服者的沉默，也无法再令他们满足，你必须参与赞美的合唱，再接下来你唱的是否动容，是否入戏，都可能成为打分的依据。人的面部表情与心理活动高度相关，AI和大数据之下，读取你的心理活动并不存在多高的技术壁垒。

律师分级制度，我不认为有谁能阻止，我写这点东西也无意去阻击。事实上，在当下民意如柳絮，纷纷扬扬也都无足轻重。写出来也只能是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在政治极化的今天，李德们上行下效已经无意做开明绅士状，此时再不把自己当外人，以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姿态，连哄带吓去劝谏，就有点尴尬了。所以，这个制度的推出，是否能如他们所愿，起到维稳的效果抑或最终南辕北辙，我选择冷眼旁观。

我只知道，每个人都会死亡，这是彼岸意义的平等。我只知道，面对死亡，只有被青史铭记的人才是胜者。我只知道，只有那些能顺应潮流造福国民的人才能为青史所铭记。我只知道，那植根于人天性的对自由的渴望，谁也无法真正压制，如地火运行。

据媒体报道： 由中国官方主办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当地时间周三上午拉开帷幕。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组织负责人、互联网企业家、网络名人、电商业者、专家学者等，涉及网络空间各个领域。
 
互联网大会在中国召开，对看众来说，如同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再次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如同中国共产党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新一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等一系列的违背常规论理的事件，让公众大跌眼镜。一个没有人权的政府，如何推动世界的人权工作？ 一个出自于摒弃普世价值的中共公安部的高官，如何能做好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工作？ 一个没有网络自由的国家，何谈推动网络空间实现平等尊重、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发展？
 
中国网络问题源自由于中共对网络信息的审查，造成多大网民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互联网信息； 少部分网民虽然能懂得使用翻墙软件，但需要忍受网速慢，以及经济成本高的代价。
 
被网民唾骂的中共防火墙的设置，使得大多网民不能正常登录全世界风迷的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等社交媒体； 不能使用功能齐全的谷歌邮箱，口碑极好的搜索引擎，以及资料丰富的学术搜索；不能接触到享誉世界的纽约时报，华而街日报等西方主流媒体。虽然中国域内有微博，微信，优酷等山寨版社交媒体，但除了娱乐，鸡汤等无甚价值的信息之外，就是对中共的歌功颂德的洗脑信息。  
 
2010年谷歌离开中国后，百度成为中国域内主要的搜索引擎。百度不但完全配合中共的信息审查制度，而且无良知地自创竞价排名。最鲜活的例子是青年人魏则西的死亡，是百度竞价排名的直接恶果。
 
同时，由于网络信息的审查，造成中国的网速如何蜗牛爬行。据法网报道；（http://cn.rfi.fr/%E4%B8%AD%E5%9B%BD/20160606-%E4%B8%96%E7%95%8C%E7%BD%91%E7%BB%9C%E7%AC%AC%E4%B8%80%E5%A4%A7%E5%9B%BD%E4%B8%AD%E5%9B%BD%E7%BD%91%E9%80%9F%E6%85%A2%E5%A6%82%E8%9C%97%E7%89%9B ）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中国互联网用户也是世界最多，但是，中国网络检查过滤与封杀，导致中国互联网的速度非常缓慢，与中国互联网人口世界第一的身份根本不匹配。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本周在网上发的一篇报告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互联网速度的全球排名糟透了，位居第91，宽带平均连接速度为每秒9.46兆比特，或9.46 Mbps。
 
不能打破中共对互联网的审查限制，信息不能畅通无阻，何谈中国网络的创造力、尊重与有序，这种审查甚至造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倒退。信息时代，中共却人为造成信息的闭关锁国，这个愚人和反潮流的政治。
 
中共已经认识到江山的稳定和网络发展之间的矛盾，但由于自信的缺乏，自设壁垒，步步为营。本评论员力劝中共拿出自信来，反潮流的举措只会更多地失去自己的合法性，封堵不如疏通，这是古训； 也力劝参与此世界大会的各路精英，小心被中共金钱所收买。百度有钱，但被网民唾弃； 谷歌虽然离开中国，但谷歌不被强权所左右的品牌，受到中国网民的称赞和信赖的。
 
 
 民生观察2016年11月16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