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受害者

  • 计生受害者李万凤、陈美玲的抗争

    【民生观察2018年7月6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潜江计划生育结扎失败者、独立参选人李万凤,数十次手术其身上女性器官尽失,绝望至数次自杀。另一名绝育手术失败者陈美玲,术后以药当饭,生不如死。在中共当局一手炮制的计生风暴席卷全国的年代,正值生育巅峰期的湖北年轻女子李万凤、陈美玲也没能幸免逃脱这场毁灭性的灾难。

    据知情人士讲述,1992年,湖北潜江王场镇李万凤被迫节育手术失败后,其爱人带着她四处求医问药,家里的田地全部荒废。李万凤此生唯一感到幸运的是她遇到一位有责任心的好丈夫,在她遭遇苦难时不但没有抛弃她,而且悉心照顾、四处奔波到处借钱为她继续做手术。

    李万凤结扎失败,不仅是她自己的灾难,而波及到的是整个家庭的灾难。不但她从此走上了遥遥无期的寻医问药之路,一双儿女从小就缺失母爱,幼年就承担起了家务事,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照顾爷爷奶奶。

    李万凤在被迫绝育而失败后,在经历了26年求生的苦苦挣扎中先后做了十几次手术后,身上十几处刀口。作为女性特征的器官如:宫颈、子宫、卵巢等部位已全部被切除。

    绝育手术失败后遗症,致使李万凤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描述。这次手术的失败,带给她的不仅是身体与精神上的重创,26年来的医药费及时几次的手术费,导致这个家庭债台高筑。为此,她多次到乡政府、市政府,以及到北京维权都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她的痛苦正常人无法想象与测量,很多时候,她的痛苦是难以启齿的。这次绝育手术的失败,致使她不能过夫妻生活,同时也没有尽到照顾老人的义务,对儿女同样没有尽到教育抚育的责任,计划生育结扎失败后的痛苦导致她喝过两次农药,被家人与乡亲发现及时送医院抢救过来。后来,她又吃过几次安眠药自杀、上吊自杀,均被人发现救了下来。后来她又割腕动脉自杀,鲜红的血流到床上被丈夫发现送医院抢救几天才脱离危险。

    知情人士说,绝育失败后,用“生不如死”这个词汇对李万凤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李万凤说现在政府说的国家这么好,为什么计划生育结扎失败的人还是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幸福与快乐与我们这些计划生育结扎失败的受害者是绝缘的。李万凤常说自己的痛苦无法言表,活着真不如死了好,活着遭罪,政府说“照顾了”,爱人说“尽力了”,爱人常年在外面打工赚钱不够她看病的开销,一身的病痛导致家不像家,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在李万凤维权上访的过程中,她到省政府反映情况,被地方截回,强行到家里恐吓她,在她无力站立的情况下还给她带上刑具到审讯室询问到凌晨几点,村书记见李万凤的身体情况又怕她出什么事才把她拖回家。她几十年都奔波在看病求医与上访的路上真的不容易,李万凤说“国家这么强大,难道就不该为我们这些被计划生育结扎失败的受害者承担责任吗?”。

    随着在维权过程中不断的觉醒,李万凤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加了潜江市人大独立候选人的选举活动。潜江政府为了阻止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在半夜三更派出所几个人曾带枪到家里威胁她,并且还审问参加选举的幕后指挥是谁,直接问她伍立娟给你发了什么信息等等。李万凤说选举是我自己的事,我想选举出自己信任的干部领导潜江人民有什么错吗?因派出所几个警察带着枪威胁恐吓,导致身体虚弱的李万凤两天起不来床。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计生运动中,湖北潜江当局首当其冲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一胎环,二胎扎,怀上三胎刮刮刮!潜江市泽口街道谢弯村三组的陈美玲,也是这场计生高潮期间的受害者,生育了二胎的她同样没有逃脱被宰割的命运。

    1989年11月,陈美玲被潜江市泽口开发区及村干部要求她到潜江市计划生育服务站做结扎手术,但当时陈美玲已怀孕一个多月的身孕。陈美玲哀求他们(计生委领导)先做检查,看是否合适做结扎手术,但他们根本不予理会,强行把陈美玲拖去做绝育手术。(根据湖北省1950~1992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输卵管结扎常规手术时间选择,妊娠中带有避孕器具的,必须先终止妊娠,再取出节育器,然后再做输卵管结扎手术)。

    但是,潜江市计生委服务站人员却没有给陈美玲选择余地,尽管她怀着孕、带着节育环,他们还是强行把陈美玲按在手术台上,陈美玲奋力反抗,拼命挣脱了他们对自己像阉割牲畜一样的野蛮的行为,逃出了手术室。但潜江市计划生育服务站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又毫无人性、不顾陈美玲死活,再次将她拖回计划生育服务站设置的简陋手术室,面对一群强壮野蛮打手,一个怀孕的女人已毫无反抗能力,陈美玲就这样生生的被强行阉割了。

    据知情人士口述说,当时,陈美玲被强行按倒在手术台上后,他们(计生委)给她输卵管注射了两针后,又考虑到她说过怀孕的事,又再次将打胎的药物注入陈美玲的子宫,违规将结扎与打胎同时进行,在手术过程中,陈美玲感动浑身不适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而医务人员告诉陈美玲说:刚结扎有点药物反应是正常的。

    手术后回到家不到一个月,陈美玲便开始大量出血昏死几次。后来送医院抢救才保住性命。

    医院参与抢救陈美玲的一位好心医生告诉她,虽然你的命保住了,但是在结扎过程中所用的药物苯酚药物致使胎儿霉烂导致流产,以后还会导致子宫有粘连,子宫一旦被粘连就失去了子宫的功能,还会引发更多的病发症,这是属于计划生育结扎失败导致的。

    陈美玲说“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痛苦中度过,天天吃不好睡不好;不能做任何家务;不能下地干活;更不能过夫妻生活。作为母亲也不能照顾孩子,也没有能力照顾父母。三十来年就是靠药物与抗生素缓解病痛,每天可以不吃饭但是不能不吃药,不吃饭不会马上死掉,不吃药就会有生命危险,几十年的医药费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已经一贫如洗,整个家庭受到连累,债台高筑,亲朋好友都离我们这一家远远的”。

    知情人士说,被病魔折磨的痛苦不堪的陈美玲,也曾多次找乡镇市各级领导,但均无济于事,相互推诿。后来,陈美玲参加了几次计划生育服务站搞的免费鉴定活动,专家虽然口头说是因为结扎用的药物苯酚所导致引起的后遗症子宫粘连,又因粘连后引发多种病发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专家敢在鉴定书上说明是计划生育结扎失败用药苯酚的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陈美玲与其他计生绝育手术失败者开始维权,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还遭到当局的威胁恐吓。陈美玲说“谁来管管我们这些因计划生育结扎而失败造成的后遗症患者啊,这一切身体、精神与经济上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责任?”陈美玲期盼着能有领导来解决她们的问题,还她们一个公道。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关注她们。



  • 全国金融受害者望政府主持公道

    【民生观察2018年7月6日消息】本网获悉,最近全国金融受害者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善林金融、钱宝网等一些金融机构,导致很多受害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报案后案件调查却迟迟没有进展,受害者强烈要求政府部门介入还他们一个公道。

    据悉,近期金融案件受害人越来越多,这些涉案机构包括善林金融、钱宝网、联璧金融、唐小僧、天津汇昇以及邮币卡平台等等,一些金融机构已成为风险高发地,导致很多受害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其波及面遍布全国,金额巨大。而相比受害人的惨状,案件的调查却迟迟没有进展。

    案件进展的不透明,资产清理情况的不公开,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广大受害人。现在广大受害者强烈要求政府部门介入,从而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为了引起政府相关部门重视,《小崔说事》平台发起了一项受害人人数统计,同时号召大家积极参与投票,并且转发给难友进行投票统计,让国家领导看到各个案件中受害人的数量和规模,从而推动警方案件侦办,退还广大受害人本金。

    目前有高达9千多网友积极留言,以下筛选部分网友留言:

    彬:唐小僧受害人强烈要求上海经侦尽快全国协查,现在各地报案无门,希望尽快为受害者讨回公道,还我们血汗钱!

    听涛观海:黑心的米袋理财平台,卷款跑路,卷走五万投资者的六亿多元资金!我就被卷走十七万二千多元。

    刘彬:全家人积蓄24万在唐小僧,等着钱给孩子交学费,等着钱还房贷装修房子,等着还老爸的养老钱,相信了国家和上海政府部门颁发的各个奖项和荣誉证书,相信了爱奇艺优酷众传媒铺天盖地的广告,相信了新浪支付和太平保险,结果却有个大坑等着我们。

    漫步人生路:钱宝网运营7年之久,有大量主流媒体和政府宣传,现在却被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棒给打死,要不是媒体和政府的宣传,能有这么多受害者么?看不懂这个社会,看不见光明,希望相关部门认真公平公正核查此案件。

    过眼云烟:远程金融一个小的平台却涉及8000千万资金,多少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受害者处于水深火热,家庭为此已经家不成家,所有的积蓄被人骗走,案已立,已经将近一个月,可苏州公安迟迟没有下一步动作,希望能够采取行动还我们一片蓝天,还我们一个公道!

    球球:我是天津汇昇难友!我受害110万!把我买房子的钱骗走了!我无家可归!这样的悲惨打击,让我行动不能自理!

    张飞:我们是湖北武汉“中农飞喜乐”金融案,比起全国金融案不算大,总的资金池16个亿,但是我们投入起点高、几乎每一个受害人都给骗几十百把万,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现在无法生活下去。恳请有关部门引起重视……

    honey:网贷平台花果金融雷了我176000元,是我孩子的教育费,家里还要赡养老人,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存的钱就这样一雷让我血本无归。虽然知道网贷有风险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也不能让这样的诈骗犯逍遥法外!

    小飞:被雅堂金融坑了134万,报案不受案,事发至今快半年了,都没立案。

    顺其自然王玉香:中国平安,你欠给这上千家庭一个交代!我们北京上千中国平安保险的老客户,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推荐下购买了平安的理财产品“金赛银”,宣称该产品系刚性兑付有安全保障,而且只有平安集团的老客户或老客户推荐的人群才有资格购买,基于对其信任,我们用“养老钱”购买了涉案理财产品。出事三年多了,现在是血本无归,平安保险一再强调和他没有关系!

    马虎:上海“爱福家”在上海银发大厦19楼的据点吸金诈老人钱财五年,如今突然人去楼空,受害者虽己报警,但至今不见上海媒体与警方发声,南京和杭州的政府与媒体己关注与报道了此案,请上海政府别再沉默了,严惩诈骗集团、维护老人合法权益、追回老人血汗养老钱是你们应尽的责职!强烈要求:政府介入,政府介入,政府介入!

    向快乐出发:我是黄山徽州文化园的受害者,他们以异地旅游养老为名,发放预售储值卡让老人们往里存钱,2017年十月份到期不兑现,报案到现在无任何消息,案件涉及14个省,27个地区,41个分公司,4万多老人受害,初步统计金额高达80多个亿,好些老人经不起这样的打击,病的,自杀的,精神分裂,惨不忍睹啊,呼吁有关部门尽快破案,让这些老人们平安度过晚年。

    一声叹息:陕西以民保险公司汉中分公司,一年期存款理财业务到期无法兑付,全汉中目前一千多名群众(主要都是农村七八十岁老人的养老钱)共骗六七千万,许多老人看不见钱回来精神恍惚,有的病倒在医院无钱救治,甚至与世长辞,死不瞑目,各种惨状惨不忍睹,心急如焚,求告无门,走在讨钱维权路上却没有结果,看不到希望,保险到底还“保险”吗?老百姓的养老钱何时才能回来,谁为百姓做主?讨回养老钱?

    奔跑的蜗牛:爱福家还我们的血汗钱!!!

    我们相信政府、依靠政府、恳求政府为我们众多的受害人迅速查清事实,彻查爱福家,返还我们的血汗钱,现要求如下:
    1、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出来与爱福家受害人维权代表面谈,澄清事实,给受害人一个明确的说法;
    2、要求本案公开、透明办案全程,定期的向全国的爱福家受害者公布;
    3、将查清资金流向和资产的明细进行公示,请你们南京市政府告知全国的爱福家受害者曹斌铭人现在何处,让受害者心里有个底;
    4、《爱福家》案因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监督监管不到位而产生,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请尽快追责;
    5、本案无论是经营不善也好,还是恶意诈骗也罢,请相关部门火速查清事实真相,还全国受害人一个公道;
    6、希望你们南京政府能积极的和涉及到有关爱福家的受害者省市联系对接。

    青岛市镇江北路全体“爱福家”受害者



  • 江苏强拆受害者周建华今日受审

    【民生观察2018年7月2日消息】本网获悉,江苏常州市常豆豆制品有限公司法人周建华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于今天上午在常州市天宁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没有当庭宣判。

    今天上午9点,周建华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在常州市天宁区法院开庭审理,刘伍全律师出庭为周建华进行了辩护,此案法官没有当庭宣判。

    据悉,周建华原为常州常豆豆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常豆)法人,与常州永佳蔬菜保鲜冷藏有限公司(下称永佳)在2005年签订了租赁协议,永佳将其公司内的1360平方米土地以32元/平米(永佳当时是以10元/平米从国土局租得)租给常豆自建厂房2665平方米。

    2014年4月18日,永佳告知常豆其已与天宁区建设局签订了补偿协议,其中包括常豆的房屋征收补偿款223万(从天宁区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与安置补偿方案,常豆的房屋征收补偿基价为3833元/平米)。一年后,永佳向天宁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土地租赁合同。在天宁区法院一审枉判后,常豆也开始逐级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然而常豆还在法律诉讼期间,天宁区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早上七点,就对常豆进行非法强拆。期间,把周建华妻子马红娣(高血压,癌症患者)从床上拖起绑着手脚送进常州第三人民医院,非法软禁在一个四面铁栅栏和监控的房间里长达8天,每天专人看管,不给饭吃,不给药吃,只给馒头和冷水,没有入院、检查和出院记录。同时把在厂的工人带去不同的宾馆关押。

    厂房遭到强拆以后,2017年3月23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才下来,判决书称常豆的财产征收补偿问题应另案处理。

    随后,周建华所在茶山街道办人员怂恿他去外地找律师打官司,于是,2017年5月13日,周建华购买火车票准备去北京找律师,在常州火车站,朝阳派出所警察和茶山街道维稳办人员将他迅速控制并带走,之后周建华被天宁区公安分局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事拘留,同年5月26日,周建华被天宁区检察院以同样罪名批准逮捕。

    2017年7月26日,案件移送至天宁区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之后,检察院两次将案件退回天宁区公安补充侦查,还先后两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半个月。

    就在一审三个月期限快满时,天宁区检察院以案件需要补充侦查为由,申请天宁区法院延期审理。从刑拘之日算起,周建华目前已被羁押一年零四十多天了。

    曾代理此案的刘晓原律师认为,天宁区公安机关对周建华立案(指控单位犯罪),并不是天宁区法院移送。按照最高法院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的司法解释规定,法院认为当事人的行为已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法院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但周建华的案件是天宁区检察院要求天宁区公安分局立案,并不是法院移送而立案。

    在刑拘周建华时,原判决已被天宁区法院强制执行,事过两个多月后,又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刑拘周建华,天宁区公安如此办理拒不执行判决案件,他还是第一次见过。

    他查过很多指导案件,没有查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案例,是在原判决被法院执行之后再立案追究刑责的。



  • 潜江计生受害者万小云解除取保

    【民生观察2018年6月24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潜江因“计划生育绝育手术失败”而维权的独立参选人万小云,在积极参与选举过程中屡遭打击报复、连续被检察机关起诉、取保候审案,近日刘建军律师介入,潜江当局撤回“取保候审”决定,万小云终获“自由”。

    据悉,湖北潜江因“计划生育绝育手术失败”而维权的万小云,在2016年市级人大选举中,因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积极参与市级人大选举,遭到来自当局不间断的长期重复打压。

    当时,湖北潜江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积极参与市级人大选举的代表人物彭峰,在2016年12月16日,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捕,后又变更罪名,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四个月,于今年4月15日刑满出狱。同样参与此次选举的万小云、丁元顺等7人也均被潜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抓铺。

    丁元顺在关押30日后被当局以“取保候审”的方式释放,而万小云则被关押到2017年2月26日后被“取保候审”。丁元顺在207年12月8日收到湖北潜江公安局《撤销案件通知书》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而万小云却在2017年12月12日收到了《移送起诉告知书》。后万小云的案件被送往潜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在潜江市看守所关押两个月后被以莫名的理由“释放”。

    2018年3月30日,在“取保候审”一年到期后万小云收到了来自潜江当局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不料,潜江市公安局却再次将万小云“寻衅滋事”一案送往潜江检察院起诉,从起诉至今,万小云一直未收到检察院给予的任何书面法律文书,也一直未收到潜江法院开庭通知。

    更为荒诞的是,潜江当局为万小云送达的“寻衅滋事”案起诉书让其签字遭到她的拒绝时,潜江当局找到万小云村干部,村干部却找到本村一位与万小云儿子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替万小云家属签了字。

    在潜江当局将法律当儿戏,同一案件、同一罪名将万小云无休止的重复治罪,在万小云被“取保候审”一年到期后潜江市公安局再次将其案件送达检察院起诉时,忍无可忍的万小云立即聘请了北京道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建军担任辩护人介入此案。

    刘建军接受了万小云的委托后,随即到潜江检察院调取了万小云案件的卷宗,发现在这起“连环违法拘留与刑事拘留”案件中,潜江当局多次违背司法程序、多次违法,完全视法律为儿戏,严重侵犯了其委托人万小云的基本人权与合法权益,要求潜江当局立即撤销对万小云的起诉。检察院不得不以“证据不足”再次将万小云“寻衅滋事案”退回,要求公安局补充侦查。

    在律师的据理力争与万小云的不懈努力下,被无辜限制自由一年半的万小云“寻衅滋事案”,检察院最终不得不以“不予起诉”而终结,同时也解除了对她的“取保候审”决定。

    但极为荒诞的是,检察院在“不予起诉通知书”罪名一栏却什么也没写,只是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决定解除对你的取保候审措施。

    同时,潜江市公安局在6月21日为万小云送达的一份《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上显示:被取保候审人万小云,性别女,出生日期1964年10月29日,我局于2018年3月30日起对其执行取保候审,先根据鄂潜检解保(2018)1号,同样也荒诞的没有罪名,只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予以解除”。

    因计划生育绝育手术失败而维权、独立参选人万小云,同一案件被潜江当局多次起诉,在长达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多次被治罪构陷入狱,重复被“取保候审”,长期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一案此次终于告一段落。但其在这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所遭受到的身心折磨与精神伤害却无法消除,早期由于计划生育结扎手术失败为其造成的伤害问题却远没有结束;其她众多因被中共“绝育政策”结扎失败的受害者们的问题也远没有结束。

    一位“绝育手术”失败者对本网表示:“它们(政府)现在用多少钱也补不回我们的健康了,但我们依然想活下去,期待当局能够早日妥善解决我们的问题,不然我们会用我们的残生为自己讨回公道”。

    民生观察会继续关注因“计生绝育”手术失败受害者的相关消息。



  • 计生受害者赵茂廷夫妇因上访屡遭迫害

    【民生观察2018年6月15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省潜江计划生育节育失败者赵茂廷、杨玉兰夫妇因上访维权多年来屡遭当局绑架、恐吓、殴打暴虐致残事件近日曝光。

    赵茂庭,1967年出生,湖北省潜江市竹根滩镇田店村人,1997年被潜江计生委强制做了结扎手术,术后便丧失了性能力,从结扎二十多年至今不能过夫妻生活。此状态无处申诉被迫走上上访之路。迄今为止赵茂庭与杨玉兰已有十几年的上访经历,这十几年因上访而被潜江当局打压暴虐的经历,可谓血泪斑斑,潜江当局对赵茂庭、杨玉兰夫妇的暴力虐待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赵茂廷结扎手术的失败,也是这个家庭厄运的开始,这个噩梦至今已缠绕他们的家庭成员长达二十多年。手术失败后,赵茂廷不但丧失了劳动能力同时也丧失了性能力。从此家里所有的劳动与家务都落在了妻子杨玉兰身上,杨玉兰娘家三个智障的哥哥要杨玉兰照顾,这也是最初为什么赵茂庭选择自己来冒险去做绝育手术的其中一个因素。

    绝育手术失败后,最初,赵茂庭、杨玉兰夫妇只是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不知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互联网时代,当他们在网上懵懂的知道自己被一个国家机器当作一个小白鼠做了试验品后,便开始了他们的上访维权生涯。本身他们已成为国家政策“计划生育”的受害者,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在他们追求自身合法权益、维权上访的道路上迎接他们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

    在这条维权之路,赵茂庭、杨玉兰夫妇已记不清他们被关了多少次黑监狱,也记不清被殴打了多少次,但让赵茂庭、杨玉兰夫妇最毛骨悚然的一次被潜江当局关黑监狱,长达23天的百般暴虐他们是刻骨铭心的。

    2016年6月1日这天,以潜江市公安局副局长于文学为首的黑帮暴徒对他们夫妻二人的暴力殴打与百般虐待,这次赵茂庭夫妇被关押黑监狱遭暴虐的时间长达23天,也正是这次事件杨玉兰被潜江维稳人员关押过程中,在黑监狱被维稳人员暴虐殴打致残。

    据知情人士说,在2016年6月1日这天,赵茂廷、杨玉兰夫妇因常年上访,遭到以湖北省潜江市竹根滩镇党委书记许志刚为首等人,有组织有预谋的绑架到长期关押访民的窝点。当时他们骗赵茂庭、杨玉兰夫妇说,是给他们解决问题重新签订一份协议,当时到了竹根滩镇政府办公楼,竹根滩党委书记李斌二楼办公室,书记李斌办公室没人门是锁着的。随后赵茂庭、杨玉兰夫妻就到了四楼镇长办公室,询问镇长张帮炎,镇长张帮炎说让他们俩等一会,结果等了两个多小时不见党委书记许志刚,当夫妻俩准备回家时,在楼下早已准备了有两辆小车,从车上跳下了10几个身上雕龙画凤的年轻人,将他们夫妻俩不问青红皂白就一顿暴打后拖进车内,迅速将车的开出了竹根滩镇政府大院,直奔潜江市西大院二招待所。

    在押往黑监狱的路上,夫妻俩人的手机与上访材料均全被抢走。面对杨玉兰的哭泣,其中一位暴徒对赵茂廷说“不许你老婆杨玉兰哭,不准喊,再哭再喊就直接丢进汉江河里”暴徒并继续猖獗的说:“我们后面没有政府与公安的强大支持,我们敢直接冲进镇政府大院绑架打你的人吗?”随后暴徒将他们夫妻戴上黑头套,按倒在车内直接绑架到一个陈旧的招待所100号黑监狱。赵茂庭、杨玉兰夫妇被摘下黑头套,看到室内用品都印有西大院第二招待所标志,床单、枕头套与被套上都用绣花《白鸳湖宾馆》五个金色大字。

    但这里却不是安逸的被关押,而是赵茂廷、杨玉兰夫妇恶魔搬生活的开始,夫妻俩每天都被绑架他们的暴徒服从他们的作息时间,从晚6点跪倒凌晨3点,让夫妻俩人每天都跪着读、写、背诵《信访条例》、《治安处罚法》。他们夫妻俩背不会也被打,读不清楚也被打;写错了也被打。在他们夫妻俩备受受虐待的时候,公安局于文学欣赏着他们夫妻跪着读、写、背的时候,还乐滋滋地拿出智能手机给跪着的夫妻二人照相。

    于文学曾不止一次赵茂庭、杨玉兰夫妇说,他自己就是专门管湖北省地区行政的,就连咸宁,孝感,宜昌,等地的行政都归他于学文管,潜江理所当然的也归于文学管,还说潜江市公安局副政委秦绪文也没有他于学文的官大,还说秦绪文解决不了你们任何问题。

    就这样,赵茂庭、杨玉兰夫妇在黑监狱被折磨虐待了8天,夫妻俩的家人到竹根滩派出所报了警。派出所所长却说“不知道,也不清楚,你们去找竹根滩张帮炎镇长”。随后家属又到潜江市园林派出所报警,所长钟旭不问青红皂白就说他们是家庭暴力,不属于派出所管,不但不出警,竟然将报警的家人也抓了起来。

    随后,家属又到潜江市政府要人讨说法。家属报警,到政府要人不但没有释放他们夫妻,却致使关押他们夫妻的于文学更加变本加厉的残暴的虐待他们。于文学又用毛巾把夫妻俩人的双眼蒙住,叫了两个打手,一个外号叫“黑子”都称呼他为“黑哥”;另外一个叫小胖子,随即将所有的用品都转移到白鸳湖幼儿园旁边的白鸳湖小区一个姓罗的私人家庭。夫妻二人每天同样又被罚跪毒打。

    于文学边欣赏着夫妻俩被毒打边说:“你们夫妻不知足,再上访就把你们夫妻的腿打断,并请挖土机将你们活埋!”还说:“如果是别人活埋还给载一根树,你们夫妻连树都不给载一根。”

    于文学还恐吓他们夫妻俩说:以后再上访抓不到你们两个人,就抓你们的两个女儿,再就是注销你们的户口,让你们买不了火车,汽车,让你们夫妻变成黑户,连门都不敢出只能在潜江范围内跑,再就是带你们夫妻坐飞机去旅游,在包机上用笼子,把你们夫妻一起装在笼子里从飞机上丢下来”还说“只要你们想死,笼子都给你们编好了,就放在宾馆后面。”还说:“你们出去后可以告我,我姓于,我于文学是湖北省综合委派下来潜江市宗治委的,专门来治这些上访的。我于文学不知道整了多少对上访的夫妻,没有谁敢下过雨。”

    赵茂庭、杨玉兰夫妇在继续关押过程中天天被要求跪地学习,于文学与两个打手用装了半瓶矿泉水的瓶子抽打杨玉兰的脸与嘴巴,直到将杨玉兰的双眼都打成了熊猫眼,乌青肿胀的什么也看不清,还继续用他们穿的拖鞋与身上的皮鞋抽打,直到将杨玉兰的嘴被抽打到肿翘上翻。

    外号叫“黑子”的用皮鞋将杨玉兰的左腿半月板踢成骨折,后来他们夫妻被打的实在受不了,就在一天夜里写了一封求救信给白鸳湖派出所,没想到白鸳湖派出所不但不营救他们,反而将夫妻俩写的信转给了于文学。

    得到派出所的信后,于文学更加疯狂的报复他们夫妻,他们夫妻俩再次遭到毒打并跪到深夜。于文学边打边说“跟老子添麻烦,老子也不让你好过”。随后逼迫杨玉兰写“不再上访悔过书”与“反醒书”,写完后还强迫按下手印,随后于文学还用智能手机照相,并用手机视频录像和微信讲话与市镇领导联系,把他们夫妻的情况汇报给市镇村领导官员。

    于文学还强迫杨玉兰将双方的全家人的名字写出来,再重复写20张纸,过了三天白鸳湖派出所警察来小区查房,当时于文学不在,“小黑子和小胖子”就关了电视机,把防盗门反锁慌忙的躲进了卫生间,警察敲不开门就走了。

    这件事后,更加激起了黑帮打手们的万丈怒火,他们再次给夫妻二人戴上黑头套,匆匆忙忙将两人又转移到了原来的西大院第二招待所,更加肆无忌惮的折磨与虐待他们夫妻。

    于文学怕杨玉兰出去后别人看到她的腿被打骨折造成不好的影响,又买来膏药与三七片,说:“等你们伤好了恢复到差不多了再让你们回去。”还说:“回去后与李书记把协议签了,若不听话,就让政府把你们以前的补偿协议化作泡影石沉大海,再不听话就把杨玉兰当神经病处理,神经病证明都开好了。”

    就这样夫妻俩人被潜江市政府勾结的黑社会人员残暴的殴打虐待了23天,直到6月24号上午,于文学与两个打手接到竹根滩镇党委书记的临时通知后,才将杨玉兰夫妻二人送到竹根滩政府办公大楼党委书记许志刚的办公室。

    在党委书记许志刚办公室,早已有市领导信访调解主任康利及其他工作人员等候与此,他们早已拟定好了霸王协议,从镇长张帮炎的公文包里拿出来是,原来的协议和现在已修改的协议对他们夫妻说:“你们放心把协议签了,你们就可以回家了。”最后又威胁说:“如果协议签字了,你们夫妻再上访的话,就追回以前的补偿,并冻结停发政府给你们的一切补助。”说完便强迫他们夫妻俩签字盖手印。夫妻俩在百般受辱,残暴虐待的情况下满怀委屈悲伤,流着屈辱的泪签下了霸王条款协议,然后才放他们夫妻二人回家。

    据悉,残酷迫害赵茂庭、杨玉兰及其他潜江维权访民的幕后指使者及参与者名单有:湖北省潜江市竹根滩镇党委书记许志刚、党委书记李斌、镇综合治理办、信访办、副镇长:张帮炎、姜新荣、李中良;潜江市副市长罗茂文;潜江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能荣;潜江市公安局副局长于文学;潜江市公安局警察胡江华;潜江市调解办主任康利;潜江市其他工作人员邹友华、余波等人。

    知情人士透露说,这些官员因怕访民上访影响他们的政绩,暗中将破旧宾馆改建成黑监狱成立了学习班,这种黑监狱在潜江设有多处,有长期的也临时的,这些都是关押上访人员的窝点。当下,这一切都已井然有序,车辆、人员配备齐全,大都是专人专车,目前截访、关黑监狱训诫已形成了有条不紊的产业链,这些均已成为专门对付打击维权访民的配套设施。

    据悉,在潜江市政府挂名的银行上访的三位黄行芝,潘向荣、伍立娟、廖梅枝夫妻,还有失地农民等访民有16位,政府明确告知他们不能进入市政府大院,期中包括计划生育上访的。
    从2016年到2018年,前后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夫妻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每逢有敏感日继续被潜江当局上门砸门威胁恐吓。

    杨玉兰从一个健康正常的女人,因上访被殴打致残后,走路一歪一瘸都需要拐杖来支撑,丈夫赵茂挺身体虚弱至什么都不能做,并且杨玉兰还有三个智障哥哥还需要杨玉兰来照顾,虽然遭遇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虐打压,十几年的上访他们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但杨玉兰必须将希望寄托于此。所以,现在的杨玉兰颠簸着被打残疾的腿,常年日复一日的在市政府信访办与计划生育计生委等单位循坏奔波着。

    原来一个美好的家庭,就这样被计划生育节育手术失败而走向了灾难,又在上访过程中二度再次受到残害。我们无法容忍这样侵犯人权的行为,请社会各界媒体呼吁监督湖北潜江当局这样残害人权的行为。赵茂庭、杨玉兰电话的联系电话:15027353868

    编按:因潜江维稳人员明确恐吓赵茂庭、杨玉兰夫妇,不允许与潜江维权人士伍立娟往来,不允许将自己的悲惨遭遇向外界公布,所以,关于赵茂庭、杨玉兰夫妇的悲惨遭遇至今才得以披露。本网将会继续关注计生手术失败者维权群体,并会继续跟踪系列报道他们的相关消息。



  • 计生受害者万小云陷健康、家庭等多重困境

    【民生观察2018年6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潜江因“计划生育节育手术失败”而维权的万小云,在积极参与选举过程中屡遭打击报复、连续被检察机关起诉、取保候审。

    据悉,湖北潜江在2016年市级人大选举中,有大批独立参选人遭到来自当局的打压。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彭峰,他因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要求参加人大选举,于2016年12月16日,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捕,后又变更罪名,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四个月,今年4月15日刑满出狱。

    同样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积极参与市级人大选举的还有万小云、丁元顺等人。在此次抓捕彭峰的同时,万小云等7人也均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抓铺。

    丁元顺在关押30后取保候审,而万小云则被关押到2017年2月26日后取保候审。丁元顺在207年12月8日收到湖北潜江公安局《撤销案件通知书》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丁元顺的妻子当时做了担保人,也同样收到了《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同时也取消了“担保责任”。

    然而,同样是独立参选人的万小云却在2017年12月12日收到了《移送起诉告知书》,万小云的案件被送往潜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在潜江市看守所关押两个月后被以莫名的理由“释放”。

    2018年3月30日,万小云收到了来自潜江当局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不料,潜江市公安局却再次将万小云“寻衅滋事”一案送往潜江检察院起诉,从起诉至今,万小云一直未收到检察院给予的任何书面法律文书,也一直未收到潜江法院开庭通知。

    据万小云称,这次潜江当局为其送达的“寻衅滋事”案起诉书让她签字时,遭到她的拒绝。潜江当局找到万小云村干部,村干部找到本村一位与万小云的儿子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替万小云家属签了字。

    今天(2018年6月12日)万小云打电话至潜江检察院办案人员,办案人员说“检察院不予起诉送潜江法院了,就在这几天准备找你”,并称“各部门都在关心你的事”等等。

    当下,在这个号称依法治国的国度里,潜江当局将一位无辜的受害者刑拘、取保;取保结束移送检察机关;再被取保;再被移送检察机关,将法律如面团般任意揉捏,如此反反复复侵犯一位合法公民的权利,到了随手拈来的恶劣行为令人膛目结舌。不受约束权力的傲慢与任性,在万小云一案体现的淋淋尽致。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共当局一手炮制的“计生风暴”铺天盖地的席卷了中国大小城市,作为二等公民的农村人,所遭受到“计生风暴”的伤害更加惨烈。一胎上环,二胎必须结扎。从城市到农村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一胎政策好,政府来养老”、“一人结扎全村光荣”、“做下来、打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等口号铺天盖地的贴满了大街小巷乃至田间地头,导致孕龄期想生二胎的妇女天天东躲西藏。成功逃脱了孕检生下来的,政府开出天价罚单进行惩罚,没钱就抢老百姓的粮食饲养的牲畜,甚至拆老百姓的房子。计生办为此还成立了抓捕孕龄期妇女的队伍,队员们身穿迷彩服,就如抓坏人一样,拿着棍棒鸡飞狗跳的到处抓人,住不到孕龄期妇女就抓老人甚至是孩子,将他们关进大牢逼迫进行亲情绑架,逼迫孕龄期妇女就范。一旦抓到了人,对她们就像牲畜一样随便按到在一个地方就地结扎,毫无法律、人权及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概念。

    这场“计生风暴”愈演愈烈,延续到2007年,在民间终于激起了强烈的反弹。据公开消息显示,在这年的5月份,广西博白县政府从社会上招了800多名闲散人员,又从各单位抽调了一部分人员,每到晚上,便开始出动,上千名人员,一个村一个村的去围村抓人、抢物。所到之处,鸡飞狗跳,片甲不留,喝斥声,哭骂声,打人声,砸门声,婴儿哭声,汽车声,交织在一起,一片恐慌。

    直到一天早上,16岁的中学女生张同学,正走在上学的路上被抓到一家医院,强行结扎;与此同时,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也被强行抓去结扎。导致博白民众奋起反抗,大规模群体事件爆发,愤怒的老百姓连烧带砸了7个乡政府,发泄上期以来被政府暴虐镇压的不满。

    博白这场计生风暴最终以县委书记王伟下台收场。在当今中国人口逐步呈老龄化的今天,中共当局又毫不廉耻的颠覆了以往的计生口号,达到了孕龄妇女不生二胎就要罚款的滑稽之谈。

    中共当局一手炮制的惨绝人寰的计生风暴虽已成为过去,然而,在这场血淋淋的屠宰过程中因被强制结扎受到伤害妇女们的苦难却远远没有结束,特别是那些被做绝育手术失败的妇女们尤为惨烈。

    湖北潜江计划生育绝育手术失败后遗症患者万小云就是其中一位。

    万小云在2016年湖北潜江人大选举中又遭到当局不间断的迫害,被连续几次抓捕拘留及取保,现在仍在随时被限制人身自由状态。

    万小云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计生风暴中被强行做节育手术惨遭失败,这种失败对她的伤害是致命的、殃及她后半生幸(性)福的。

    据知情人士透露,源于绝育手术的失败,导致万小云几乎把身体上的女性器官双边卵巢,子宫等全部切除了。绝育手术失败后的女人们基本失去了女人应该享有的夫妻间的性生活,并且长期不能有任何的体力劳动,长期需要服用大剂量的药物保命。

    本网人权观察员问一位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知情人士:你了解当年中国政府倡导执行的“计划生育”的情景吗?

    知情人士说:“在计划生育时期的那个年代,农村生两个小孩后都必须做节育手术,否则就会遭到政府的严厉打击,如果不做节育手术就不得安宁,当时做节育手术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简直就是像杀猪一样,把人按倒在一张简易的木床上就开始手术了”。

    人权观察员:这些计划生育受害者是被使用了那些药物隐患,才导致了今天她们的厄运?

    知情人士说:“当时它们(政府)用的苯酚是一种具有特殊气味的无色针状晶体,有毒,是产生某些树脂,杀菌剂防腐剂以及药物(如阿司匹林)的重要原料。苯酚不但对皮肤有粘连作用,并且还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可抑制中区神经或者损害肝,肾功能,急性中毒,吸入高浓度蒸汽可致头痛,头晕,乏力,视物模糊,肺水肿等。误服引起消化道烧伤,出现烧灼痛,呼出气带酚味,呕吐物或大便可带血液,有胃肠穿孔的可能,可出现休克,严重损害肾功能衰竭,当时在计划生育节育手术中就是违规用了苯酚药物才导致节育者失败”。

    人权观察员:你所知道的当年因被政府强迫实行“计划生育”而遭失败的受害者大约有多少人?

    知情人士:“像湖北潜江计划生育手术失败的例子就有几百人,他们的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述。万小云只是计划生育绝育失败者之一,还有很多绝育失败的人没有维权意识,她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伤害,还是那种愚昧的认为自己倒霉遇到了灾难。她们没有想到这完全是当时官员的错误所导致的。当时做绝育手术的人在为这些受害者做伤定时,根本不为她们所受到的伤害着想,而是用推却责任的方式认定,她们的伤残级别普遍低于所应该享受的伤残级别。她们大部分受害者都经历过无数次再次手术,摘取其它器官卵巢,子宫等,长期不能正常饮食只能吃流食,并且肠子经常粘连每年都要做手术,长期要用抗生素药物。由于抗生素过多使用导致身体根本没有一点抵抗能力,有一点风雨都会使她们感冒,体力劳动根本不能做,严重影响家庭生活及夫妻感情”。

    人权观察员:女人做了绝育手术就影响了夫妻感情生活了?这事倒是听到的不多……

    知情人士:“在农村的女人结婚都比较早,大都在20岁左右就做了妈妈,到绝育时也大都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有的更年轻。做了绝育手术失败后引发了她们许多后遗症,致使她们的身体非常虚弱不能碰,她们的丈夫也都处于精力旺盛的青年时代,不能过夫妻生活导致丈夫对妻子不满,家庭关系难融洽,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许多家庭因此导致破裂”。

    人权观察员:大约有多少因计划生育绝育手术失败的受害者站出来为自己维权的?万小云是何时开始觉悟作为一名“独立参选人”站出来参与选举的?

    知情人士:万小云等人在手术失败后遭到极其痛苦的折磨,她们各村镇的受害者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十几个人在维权上访,万小云在维权过程中不断遭到当局的打压,但也正是这种当局在打压她的过程中,使她逐渐的懂得了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合法权利,所以她才要努力争取以一个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合法的参与人大选举,她要选举出自己信赖的能够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人做人大代表“。

    人权观察员:据说万小云曾与彭峰一起被抓捕,能讲一下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作为独立参选人大家在一起都做出了那些努力吗?

    知情人士:“大家都是因为维权而认识的。万小云在参加选举中,多次与同样参与选举的公民:彭峰,张玉还,彭平,丁元顺,陈美玲,邱永红,谢书珍,余桃珍,杨玉兰与老公赵木挺,余后群,彭冬香,陈严素,李万风,康娇英,彭孝儿,杨中年,黄行芝,潘向荣,伍立娟等人相聚在一起,大家多次要求潜江选举人大办公室,公布相关选举信息与选举财政支出等问题,在没有得到公正公开的答复下,大家都一起去了湖北省人大选举办公室投诉潜江选举不合理行为”。

    人权观察员:不断有报道称这些参与选举的独立参选人遭到当局的打压,比如彭峰和万小云,那么现在彭峰刚刚出狱,为想问的是:他们现在还在做为独立参选人继续参加选举吗?这些参与选举的独立参选人大都属于哪些群体?大约有多少人?

    知情人士:“这些参入选举的公民全部受到了当局的威胁与打压,不得已被迫放弃了参选。计划生育绝育手术失败者参加选举的有:邱永红,谢书珍,余桃珍,万小云,杨玉兰老公赵木挺是做了男性节育受害者,余后群,彭冬香,陈严素,李万风,康娇英,彭孝儿,杨中年《男》等人。其余参加选举的都是失地农民,下岗人员还有社会其她公民参加,潜江人大参选总人数是58人,以上参加选举人员大都遭到了被拘留的命运”。

    人权观察员:你所了解的万小云在维权过程中被当局拘留打压过多少次?

    知情人士:“万小云在维权过程中在2016年1月5日,2016年4月13日,2016年5月18日,2016年10月19日,2016年11月22日,以上是分别拘留10天,7天不等,2016年12月8日行政拘留10天后转为刑事拘留,在刑事拘留期满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铺。由于万小云身体原因两个月后取保候审释放回家,在万小云取保候审一年即将到期时,湖北潜江公安局再次将万小云案件送检察院起诉,万小云一个计划生育手术失败的受害者却遭到如此的打击报复,精神是受到双重打击伤害,万小云说;在检察院没有给任何手续,检察院要她签字,她拒绝签字所以检察院没有给她出具任何手续,万小云说;她目前是村里一个不相干的一个人担保再次给予了取保候审,潜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相关机构就是如此违法打击报复参加选举的万小云的”。

    人权观察员:现在彭峰刚刚走出监狱,万小云目前又陷入了如此的困境,你有什么要对外界讲的话吗?

    知情人士:“万小云与彭峰都是参加选举遭到打击的受害者,彭峰被判刑一年四个月,而万小云一个计划生育绝育失败的受害者,身体极为不符合拘押与牢狱环境,却要如此的严重打击,这些计划生育节育失败的受害者,得不到国家相应的赔偿与保护,反而在维权道路上是如此的艰难,计划生育绝育本身就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更何况她们还是其中受伤害最严重的,当年这些执行者应当受到审判,请各社会关注她们的疾苦。”

    本网感谢这位知情人士接受采访,同时,民生观察会继续关注因中共“计生政策”所导致众多受害者的命运。



  • 律师为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受害者吁请紧急救助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3日消息】本网获悉,由八位维权律师于12月10日成立的“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律师服务团队”,在今天向中国红十字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中国红十字给予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受害者紧急人道救助。全文如下:

    【请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紧急人道救助的呼吁】
    ——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维权公告(第一号)

    2017年8月19日,湖南省桃江四中爆发大面积的肺结核传染病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媒体大量报道后,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和高度地关注。

    被感染肺结核的患病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家庭,家境贫寒。遭此飞来横祸,对这些患病学生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根本无力承担巨额的治疗费用。而在这次事件的患病学生中,治疗费用超过十万元的病例,已不鲜见。为了减少医疗费用,节省生活开支,包括那些被感染了传染性肺结核的患病学生在内,很多人不得不采取“居家治疗”的方式,有的甚至还边服药边上学。如果无力医治,他们最终都会成为慢性传染源,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潜在风险,令此次事件所波及的范围更广,涉及的人群更多,受害的人数更巨!

    桃江四中是市级重点中学。其高三364班,是该校15个文科班中唯一的优生班,也是这次事件中的重灾区,全班至少有55例被确诊感染。这些品学兼优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未成年的花季少年。他们明年即将参加高考,充满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无限向往,逢此变故,莫不意志消沉,精神萎顿。他们的身心健康遭受如此重创,亦令许多家长痛心疾首,苦不堪言,终日忧心忡忡,以泪洗面。

    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在2015年05月15日以《结核病:曾经的“白色瘟疫”,现在的“潜伏杀手”》( 结核病:曾经的“白色瘟疫” 现在的“潜伏杀手”)为题,警示海外那些不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告诫他们说:“一名具有传染性的肺结核患者,若不加以治疗,一年平均可传染10到15名易感者”; “对于绝大多数结核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而言,结核病是一种灾难性疾病,是导致许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因素”。文中表示:“结核病始终是我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传染病之一”……

    基于上述事由,为帮助家境贫寒的患病学生得到有效的医治,降低疫情进一步传播的风险,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恢复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帮助他们的家庭摆脱生活困境,作为部分被感染学生的代理律师,我们特向贵会呼吁:

    请贵会立即向这次事件中家境贫寒的患病学生家庭(名单附后)提供紧急人道援助,给每个家庭提供不少于十万元的紧急医疗救助和生活补助费用。

    《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第十条规定,贵会“在和平时期履行的职责”,包括“在突发事件中,向灾区群众和受难者提供急需的人道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十一条也规定,贵会“应当履行的职责”,包括“在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提供紧急救援和人道救助”。

    我们相信:贵会一定会遵守自己的章程和红十字会法的规定,一定会维护中国这个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尊严,不让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看笑话,一定会对我们申请救助的患病学生家庭提供人道救助!

    如果贵会确实无力在本次公共卫生事件中承担救助义务,也请贵会给予回应,我们将依法另向国际红十字会请求人道救助!

    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律师服务团队
    2017年12月12日

    相关报道:八律师为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成立服务团队
    http://msguancha.com/a/lanmu9/2017/1211/16785.html



  • 律师为上海4·13强拆受害者韩晓峰紧急申请取保

    【民生观察2017年11月28日消息】本网获悉,昨天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广东德纳(武汉)律师事务所的朱孝顶、尚满庆律师,紧急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寻衅滋事罪”被羁押公民韩晓峰申请取保侯审。

    据朱孝顶律师消息,他和尚满庆律师现为上海2016年4·13维权件当事人韩晓峰的代理律师。韩晓峰是一位在山东某大学就读的大四学生,其因2016年家里遭遇拆迁他坚决阻止强拆与人发生冲突,后被警方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寻衅滋事罪”羁押在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目前,韩晓峰病情危重,辩护律师紧急为其申请取保侯审。

    以下是律师为韩晓峰申请取保侯审全文: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我们是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广东德纳(武汉)律师事务所的朱孝顶、尚满庆律师,根据韩晓峰本人委托和各自律师事务所指派作为韩晓峰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寻衅滋事案的辩护人。根据韩晓峰本人请求,辩护人紧急向贵院致函,请求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立即纠正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拒不安排韩晓峰康复治疗之错误,立即采取对韩晓峰予以取保候审,以及时救治年仅23岁大学本科四年级的学生韩晓峰。

    辩护人通过在上海市监狱总医院会见韩晓峰、走访上海市监狱总医院院长、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普外科室主任以及韩晓峰被抢救、手术治疗的上海市长征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初步了解到:上海市静安警方侦办的“4·13”案件中警方采取的“击伤制服”措施中韩晓峰身中数枪、韩晓峰的母亲及舅舅均中枪以致重伤;其中韩晓峰的舅舅鞠海良2017年5月4日因枪伤医治无效而死亡;韩晓峰四肢均有枪击而形成的贯通伤,右股骨干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右侧坐骨神经损伤另外右大腿并有严重伤口感染;上海市监狱总医院不具备枪伤康复治疗条件,韩晓峰强烈要求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立即将其转往专业康复医院治疗”并称伤情有“致死致伤危险”。

    为了紧急救治一个大四学生生命之取保侯审申请书:

    辩护人自2017年5月21日起履行辩护职责时,先后遭到上海市静安区看守所非法阻挠,经投诉,后被告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作出的《拘留通知书》称韩晓峰被羁押在上海市静安区看守所,但韩晓峰本人从未被送到静安区看守所羁押,至于韩晓峰人在何处,应向静安公安分局了解”;静安公安分局民警仅仅口头告知“韩晓峰自4·13事件后一直在长征医院治疗,现正在长征医院重症监护室治疗,律师不能会见韩晓峰”。辩护人在与静安公安分局沟通时反复请求上海警方采取必要措施及时救治韩晓峰,接待民警口头承诺会尽全力救治韩晓峰。

    辩护人直到 2017年7月14日才被允许在上海市监狱总医院里会见韩晓峰,会见后,辩护人又根据韩晓峰的请求致电静安公安分局转达韩晓峰请求转往康复医院治疗的意见。

    但2017年8月31日,辩护人再次会见韩晓峰时发现韩晓峰的病情明显恶化,右大腿伤口感染较为严重,会见过程中伤口一直在流浓。辩护人紧急约见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外科主任、主治医生和医院院长,医院院长坦诚告知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确实不具备枪伤康复治疗条件,建议向静安公安分局请求办理转院治疗事宜。辩护人立即将韩晓峰手书请求安排转院治疗的申请书当面递交给静安公安分局的民警,接收申请书的民警称将向领导报告后给辩护人答复。但迄今,静安公安分局未向辩护人作出答复。

    为保障犯罪嫌疑人韩晓峰的生命健康安全,辩护人于2017年9月14日以中国邮政EMS特快专递形式分别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张本才检察长、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陈思群检察长、向上海市公安局李道安局长、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党委钟杰书记紧急发送《敬请立即纠正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拒不安排韩晓峰康复治疗之律师意见书》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对静安公安分局的侦查活动予以监督!然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收到辩护人提交的紧急律师意见函后,迄今未予以答复,且未采取任何救治措施。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自上述单位收到该紧急律师意见函后,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又无任何正当理由拒绝辩护人会见韩晓峰,致使辩护人对于韩晓峰人生命健康情况完全无从了解,致使辩护人完全无法履行辩护人职责。

    为了保障被告人韩晓峰的生命健康安全,辩护人依法向贵院递交《取保侯审申请书》,辩护人认为韩晓峰遭受警察枪击病情危重有致死致残危险,现在已经丧失自主行动能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予以取保侯审由其家属对其予以紧急康复治疗并辅之以必要的营养,被告人韩晓峰或许尚有重新站立越来、右下肢功能或许尚有恢复的一线可能;韩晓峰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项“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女,采取取保侯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的法定情形。

    综上,敬请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保障被告人韩晓峰的生命健康权,及时作出取保侯审之决定!

    韩晓峰的辩护人: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 朱孝顶律师
    广东德纳(武汉)律师务所 尚满庆律师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数百名涉法涉诉案件受害者最高检维权未果

    [访民之声2017/7/24消息] 今天上午,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涉法涉诉案件受害者集体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被押送至信坊接待室,但他们的维权行动仍然遭遇困境,未能如愿表达诉求。

    在场受害者表示,我们400多人一早就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接待室,他们不给登记,随后我们赶到检察院的办公机关被警察围起来,用车送到信访接待室,但接待室的人让我们找个男的接谈,然后也迟迟没人接谈,我们对此提出异议并投诉,直至下午未能进行登记接谈。

    据悉,涉法涉诉案件受害者原本的诉求是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最高法违反宪法,随意做出《立案驳回通知书》的行为进行进行监督,对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进行监督纠正,但在今天反映诉求过程中却发生了不应有的插曲,直接导致今天受害者们无法进行登记接谈,引发他们投诉一号接待员的工作作风问题。尽管如此,今天又有200多人加入了联名维权的行列。



  • 将精神病患者假定为“受害者”真的是一件好事?

    近年媒体热切关注精神病患者,抑郁症、躁郁症这些关键词,都成为媒体增加浏览量的工具。大众喜爱看疯掉的人有多疯,悲惨的人有多惨。台湾女作家林亦含自杀,大家马上追查她小时候被诱奸的惨状,亦想一窥侵犯她的老师有多丧心病狂。连续有学童自杀,大家纷纷揭开各种绝望真相,看看莘莘学子有多惨,家长、老师、社工有多疯。《一念无明》成为一时佳话,大家凑凑热闹,比较一下电影世界与现实世界,哪一边较惨,哪一边较疯,乐此不疲。

    对于应该如何看待精神病及精神病患者,一种看似较前进的论述方式,自不是主流传媒般着重juicy的疯癫与悲惨,而是强调须了解精神病患者的处境︰他们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什么将他们迫至精神绝境?有人可能会尝试从这些问题找出社会结构问题;有人则希望唤起大众同情,从而消除精神病的负面标签效应。后者往往将神病患者放在“受害者”位置,并强调他们是个“好人”,甚至有时候将他们神圣化。笔者认为这种论述方式,放在现实处境显得苍白无力,根本无法有助除去负面标签。

    先谈谈《一念无明》。试想想,导演与编剧为了令观众同情阿东这个角色,制造了多少对立与映衬的人物设定?父亲与弟弟离弃母亲,只有阿东不离不弃;好友结婚,座上客不尊重一对新人,只有阿东凝神倾听,众人皆醉他独醒;只有阿东接近冬菇头小孩,其他人都受俗世蒙尘,阿东却拥有澄明的童心。简单而言,阿东是个躁郁症患者,同时是观众眼中的“好人”。

    一部好的电影,往往能够描写人性的复杂,而不是将人性简化。人有很多面,精神病患者亦然。如果阿东是个好色之徒,如果阿东是个自大狂,如果阿东为求私利不择手段,如果他是个“坏人”,你还会同情他吗?让我先分享两个故事。

    我曾经有一个有躁郁倾向的朋友V。他很有才华,年纪轻轻已成立公司,单靠艺术创作足以支撑物质丰裕的生活;他非常自恋,总觉得自己魅力四射,只要他一出手,多漂亮的女生也可玩弄于股掌之间;他非常自大,深觉自己的才能之高,应当上全世界的皇帝才合理,那样全人类定必蒙福;他极度大男人,在他眼中,(漂亮的)女性都需要他保护,而很多时候他也视(漂亮的)女性为性玩物。无法让每个(漂亮的)女生服侍他,或许他会觉得太可惜,也觉得自己太吝啬。

    他曾经有一个女朋友L,跟他一起有几年时间;另一位朋友Y亦曾长时间替V工作,与他紧密相处过一段时间。你可想象到两人的苦况吗?他们都一致认同,跟V相处日久,心里总是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就是说很inferior,这自然部分由于V总是表现出高人一等,同时亦有成就可依。“我成就,我能干,为何我不可自恋,不可自大?”这就是V的态度。另一方面,两人跟V的感情却又真挚深厚,于是他们陷入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佩服V的才干与成就,另一方面却累积着不甘与郁苦。

    V一直都展现出躁郁倾向,平日情绪高涨,他就会像阿东出院后联络到Jenny一样自信满满。阿东问父亲︰“你究竟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V则会问身边的人︰“你到底有什么梦想?”彷佛他们都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可以达成最了不起的事。直至有一段时间,V与L的感情终于出现危机,加上工作上遇到重大挑战,V才始真正“病发”,像阿东一样,不时躲在家中不断哭,不断哭,呼天抢地的哭。

    后来,L与Y相继与V断绝联络,V继续“有order地bipolar”,旁人在facebook上只知V的才华与成就,不知V的性情与躁郁,更遑论得知曾经陪伴在他左右的L与Y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再谈另一个故事。

    朋友A在某一间设计公司工作,他有一个女同事C,她患有抑郁症。C最初入职时,没有人知道她的病。直到数个月后,C开始无故失踪,主管用尽一切方法也联络不上她,这时A与一众同事方知C是抑郁症患者。工作量不变,上班人数却减少1名,其他同事便需要摊分C的工作量。起初大部分同事得知C的情况,都抱以同情。一众主管亦非常善良,希望大家可以体谅、原谅同事。后来,C失踪的次数愈发频密,情绪与精神状态似乎没有改善。曾经有人劝她转为兼职,她不愿意,声称家里经济压力大,看精神科专科价钱亦昂贵。

    这听起来非常合理,可是当A及他的同事发现,C在无故失踪或因病告假时,常常跟男友到处旅行,有一次还飞到欧洲游玩。于是,一众同事的态度逐渐改变。为什么他们会发现呢?因为C每次出游,都会在facebook上载大量游山玩水、天高地阔的照片,偶尔还配上文采飞扬的文字,你说怎令人不为之气结?同事困在公司做生做死,还要摊分C本身的工作量;C却正常出粮,开心旅游,供养父母的责任都由他人摊分。主管对此事感到为难,估计该公司的人事部亦不能随便解雇C,因为这牵涉歧视问题,须考虑到C会否告上劳工处。

    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些图片与文字,“指引”大家如何面对精神病患者,列举一大堆什么“关心精神病患者不能说的10句话”。如果根据这些指引而坚持政治正确的态度阅读上述故事,结论很可能是︰V与C面对的痛苦有多大,旁人根本不能明白,他们到底面对什么处境,旁人亦未必知道。具批判精神的读者也可能会说︰在V的故事,其实L与Y若感到不妥,应该及早与V沟通,他们所谓的心理阴影,自己也有责任;至于C的故事,C可能正正是情绪出问题,才需要旅游散心。

    是的,以上的说法,统统有可能成立,而笔者分享上述故事,相信一定会招来“责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批评。笔者仍然这样做,是想带出一个重点︰精神病患者身边的“一般人”,也可以面对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扭曲的心理,而正正因为他们是“正常人”,因此不会被关注。相信要他们跟V与C“斗惨”,他们很可能不会“认输”,认定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至少V靠着其才干得到一番成就,生活得比L与Y还好;至少C可以利用“抑郁症”这个标签,来争取生活的最大资源,而C的同事却没有。可以想象,要同情精神病患者的论述,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廉价与可笑。在这情况下,将精神病患者预设成受害者,根本毫无意思。

    两个故事的另一重点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出精神病患者所面对的问题,到底是性格问题,还是精神与情绪问题。当然,两者本来就并非可以简单二分,而可能是互为影响。但为了让大众同情精神病患者,电影与媒体往往要将精神病患者塑造成“好人”,才可顺理成章地将他们放进被同情的受害者位置。在现实中,精神病患者在他人眼中却可能不是个“好人”,正如V与C在他们身边的“一般人”眼中那样。那么,我们又是否因为一个精神病患者不是“好人”而不同情他/她?显然不是,这正正反映出将精神病患者塑造成“好人-受害者”论述方式的无力,它不但将精神病患者与现实简化,也无法让人学懂如何面对眼中不是“好人”的精神病患者。

    对于身边没有精神病患者(或就算有但没有为他们带来负面影响)的人来说,要了解、同情、善待精神病患者,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事情,这亦日渐成为代表着现代文明的一种意识形态,犹如在这时代我们要无条件接纳性小众一样。对于受精神病患者影响而感到困扰的人,他们则很可能会说︰“我同情他们,谁同情我呢?”因此,将精神病患者界预设为受害者,根本无助处理现实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都同意,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所谓精神病患者的话,那么,与其要求人预设精神病患者为受害者,要求人无条件同情精神患者,不如不要界定到底谁人是受害者,而是要同情人的处境本身。更重要的,是着力寻找出令人出现精神或情绪问题的社会结构问题,因为精神病除了源于个人因素,也源于各种社会因素。当然,精神病患者本身的确要面对一般人所不会遇到的问题与压迫,例如要面对西方医学霸权的暴力,医生只懂开药,不去了解每个病人的创伤史、不顾他们的死活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课题,在此不赘。

    读完以上故事,读者可能会觉得是道听途说,亦包含传递故事者包括本人的偏见,难以作准亦难以讨论。那么,让我们来作个思想实验︰如果希特拉患有严重精神病,身陷极大痛苦,才迫使他下令屠杀犹太人,你会同情和原谅他吗?如果特朗普情绪极度不稳,难以控制自己口出狂言与推出各种损害人民利益甚至涉及种族歧视(如穆斯林禁令)的政策,你会体谅他吗?

    不少专家也曾判断希特拉患有多种精神病,如精神分裂与妄想症等等,当然亦有另一些专家反驳。至于特朗普,今年2月就有33个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与社工发联署公开信,对特朗普的精神状态表示关注,认为他有“将反对者踩烂在脚下”的持续需要,难以容忍任何异见,不能同情他人等等问题。他们相信,特朗普情绪极度不稳,不能胜任总统一职。

    不论希特拉与特朗普事实上有没有精神病,相信大部分人面对上述的假设问题,答案也是“不”。或许部分读者会又再有种错觉,认为笔者这样问,是要污名化精神病患者,这当然不是笔者的原意,道理显然易见︰即使特朗普与希特拉真的是精神病患者,也不等于所有精神病患者等于特朗普与希特拉。笔者问这样的问题,是想提出最极端的情况,尝试进一步反思,当我们说“要同情精神病患者”,其实意思是什么?

    我们会不其然同情《一念无明》的阿东“意外”杀母,但不能同情希特拉屠杀数百万犹太人,这就反映出我们的“同情”并非无条件,而是会考虑到精神病患者本身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其“清醒程度”、掌有多大权力等等因素。从此,我们会发现,要定出同情与不同情之间的那一条界线,根本不是易事,当中或许牵涉到伦理学的问题,有人可能会重视精神病患者是否有自由意志,有人可能会侧重精神病患者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来源:立场新闻 https://goo.gl/WUkUxl 2017/5/10)

Are you sure want to unlock this post?
Unlock left : 0
Are you sure want to cancel sub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