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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按：应本刊之约，合肥维权人士周维林对合肥被精神病者韦朝芝进行了采访。9月初，周维林对韦朝芝进行了视频采访，并取得了韦朝芝被精神病的许多原始材料。正当周维林着手撰写这篇文字稿时，他被刑拘了。周维林虽然没有完成这篇稿件，但自有后来人完成它，以下就是合肥居民韦朝芝被精神病的经历。
 
韦朝芝是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竹西村的农民，男，1955年5月18日出生，住合肥市经济开发区翠微西苑1栋102室。2000年韦朝芝家和该村其它村民家的土地被政府征占，当时农民获得的补偿只是每亩六百元的青苗费。生性倔强的韦朝芝对此不服，于是开始了他的上访讨说法之路。
 
为讨说法，韦朝芝成了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各个部门，尤其是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发展局的常客。2004年3月18日，韦朝芝被电话通知下午四点去合肥市技术经济开发区农村发展局解决他的问题。韦朝芝如约而至，但到那里后是一女二男接待了他，这三人此前韦朝芝没有见过。见面落坐后，这三人问了韦朝芝个人的基本情况，如是干什么的。其中韦朝芝印象比较深的是三人问他：“为什么不敢在外喝水？”“为什么不敢在外吃饭？”这让韦朝芝感到很奇怪。
 
2004年5月10日下午，韦朝芝再次去合肥市经济开发区农村发展局讨要说法，结果该局的人员很快叫来了合肥芙蓉派出所的警察。芙蓉派出所的孙明安（音）等人开着警车来后，即强行要求韦朝芝上警车，韦朝芝问去哪里，孙明安等人不容分说就将韦朝芝塞上了警车。
 
让韦朝芝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次直接被送到了合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到该院后，韦朝芝就被逼着吃药，韦朝芝不吃，就被人用手铐将双手铐了起来，双脚被绳子捆了起来，然后开始灌药。就这样，韦朝芝被五花大绑着连灌了四天的精神病药物后，他才被解除松绑。稍许获得自由后，韦朝芝就要求回家。院方和当局于是要求他妻子张绪珍写保证韦朝芝不再上访了就放他，张绪珍为了让丈夫早日回家就写了保证，但保证过后当局就变了脸仍然不肯释放韦朝芝。
 
后来幸得安徽商报的记者闻听此事后，对合肥市技术经济开发区农村发展局进行了采访，韦朝芝才于当年的7月13日被从医院释放。韦朝芝说六十四天药吃下来，他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当时是他妻子张绪珍搀着他从安康医院内走出来的。回家后，他在家瘫痪了一个星期才能动弹出门。
 
其实，早在5月10日被送精神病院一个多月前的3月22日，合肥市经济开发区农村发展局就委托合肥市精神病院对他进行了所谓的“精神病”鉴定。韦朝芝似乎又想起了3月18日的那三个人。当年的4月1日，合肥市精神病院对韦朝芝作出了鉴定结论。尽管该院承认韦朝芝“意识清晰”“接触合作”“应答切题”，但认为韦朝芝“不敢在外喝水和吃东西，怕被杀人灭口，更担心家人被害死”“存在明显的牵连观念和被害妄想”，虽然“发病较晚”，但韦朝芝还是属于“偏执性精神障碍”。正是这一纸鉴定给韦朝芝扣上了“精神病”的帽子，让他成了一名“精神病人”，并将他送入了“疯人院”。
 
离开精神病院后，韦朝芝首先为自己的“精神病”讨起了说法，他说他没有“精神病”，他不能戴着“精神病”的帽子。于是，韦朝芝选择了司法维权，他打起了官司。案子一打就是数年。在打官司期间，合法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曾于2004年10月9日，委托南京脑科医院对韦朝芝再次进行了精神病鉴定。2004年12月31日，南京脑科医院下达了鉴定书。鉴定结论为 “韦朝芝自幼个性倔强，认死理“此次上访事出有因，围绕拆迁补偿事件，要求虽不合理，但构不成妄想。警惕性高，敏感多疑属超价观众，故认定韦朝芝系偏执性人格障碍，有行为能力”。
 
很显然，即使是官方组织的这两次精神病鉴定也出现了重大的差别。
 
现在，韦朝芝的案子和上访仍没有最终的一个说法，他仍然奔波在上访路上，他仍然在为他的维权行动付出代价。2009年农历正月十三，韦朝芝正被关押期间其父去世；2010年3月19日，韦朝芝因“扰乱单位秩序”被行政拘留十日；2011年6月28日，韦朝芝因“故意伤害”被行政拘留十日；2012年4月6日韦朝芝因致使安徽省人大等“无法正常工作”而被劳教一年半。
 
对于自已被劳教，韦朝芝说如果自己真是“精神病”，就不应该被劳教；如果自己不是“精神病”，就应访将他此前的“精神病”档案撤销。
 
周维林、江河
 
2013、9

韦朝芝

以上是韦朝芝的第一次精神病鉴定

以上是韦朝芝的第二次精神病鉴定

以下是对韦朝芝的视频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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