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后的

虽然已出狱一个多月了，然而，这近三年的刑期生活始终如做了场恶梦般，令我时常梦魇，我觉得有必要将我的经历写出来，让大家看看中国的法治现状和人权状况。

我是2022年2月14日上午在住家附近突然被重庆市两江新区康美派出所抓捕的，当时出示的传唤证上载明我涉嫌寻衅滋事。因当时是疫情期间，接下来就去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做了核酸检查，然后押至两江新区公安局的留置审讯大厅，对我的各项生物指针进行采集，包括指纹、掌纹、血样、眼睛虹膜、声音等等，当天坐在审讯椅上连续对我进行审问至十一点多钟，第二天一早又接着审讯，下午即押往了渝北区看守所，这一待就是近一年半。当年9.20开庭，直到12.30才拿到判决书。开庭前法官陈长明，说我的代理人不符合要求，取消了他们为我辩护的资格，同时提出要为我提供援助律师，被我当场拒绝；我要求他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因，他不予理睬。开庭时甚至他们参与旁听也不允许（我的代理人之一钟声牛这样说）。一审判决以后，为了让我的家人尽早的拿到判决书的内容（因法院不将判决书给我的家人及代理人），我不得不将判决书原件（看守所的管教说寄给他们只能是寄原件）交与他寄出，结果花了两个多月（元月初寄，三月二十几号收）。23年7月份执行到垫江监狱服刑后，信件更是难以寄出和收到，比如23年7月份我大姐因为做手术而未能来探视我，于是她让她女儿也就是我侄女寄信告诉我情况，就是这样一封普通家信也被监狱扣留，直到我大姐于九月份拖着虚弱的身体来监狱探视我，我才知道这一情况，通过监狱检察室投诉，他们才告诉我说，信件内容因涉嫌违规已被销毁。

监狱的每个监舍里是八张上下铺的铁床，可住16人，住在这里服刑的在押人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不管是杀人放火的还是坑蒙拐骗的，都能安排下铺，而我这样的“寻衅滋事罪犯”却一直享受上铺的待遇，不仅如此，犯人平时借用笔芯写信，只需要给事务犯（从事一定管理职务的犯人）那里签个字就可以领用，而我还得向当班狱警打报告申请，经同意后方可领用，甚至还要检查我所用笔写的内容。

为着与家中年事已高的母亲（90多岁）和重病的大姐早日团聚，24年的四月份，我在集好一个表扬（6个月时间内积累600分以上且每个月改造分未低于100分的）后，按规定可以申请三个月的减刑。当时同一时间申请减刑的垫江监狱减刑的共110多人，各种犯罪都有，最高的一次可减九个月。但所有材料报到监狱后，唯一被退回材料的只有我一人，理由是材料不齐。连我们监狱专门从事减刑材料登记的警察都说不清楚倒底缺什么材料——因为该交的都交上去了。是什么原因让比我刑期长得多的重型犯人都能正常减刑，而我却不能？我究竟犯的是什么滔天大罪？让我从我的判决书说起吧。

我的第一个犯罪事实是：编造姚姓盲人未足额享受一级伤残补助的谎言。

事实情况是：我的二审代理律师在查阅了案卷后写道，有多人的证人证言——享受了特困供养的，不再享受残疾补贴。庭审时，法官却不安排证人出庭质证。

我的第二个犯罪事实是：编造公安机关违法办案的虚假信息。

事实情况是：2021年9月15日下午，丰都公安趁我不在家的情况下撬门拗锁，进入我居住的房子，将我的一些财物拿走，事后没有任何说明。我后来回来发现家中被翻乱的情况下，报了110，希望警察能出现场调查，然而，既没人出警，也没有给我报案回执。为此我向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公安分局以及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等都反映了情况。

我的第三个犯罪事实是：编造唐云淑遭受非法拘禁和殴打的虚假信息。

实际情况是：遭受非法拘禁和殴打，是唐云舒多年来向有关部门进行控诉、控告的内容之一，这有她相关的法律文书为证。她本人也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然而庭审中却没有安排她出庭。

我于24年10月25日出狱，在处理完自己的一些私事后，就开始准备对我自己的案子考虑进行申诉，在依法调取我的案卷过程中，一中院以涉密为由拒绝；后来到我的一审法院申请阅卷，档案室说主审法官没有上传，让我向法官助理询问，11月20日我向法官助理寥助理表达了我的阅卷请求后，她表示要向领导请示汇报后再答复，然而，时至今日，没有得到她的任何回音。

我的案子既没有涉及到国家机密，又没有涉及到个人隐私，公明依法依规查阅案卷却是这般情景，我不知道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接下来，我会继续追问我的卷宗下落，让各位网友看看我的罪证在哪里？

我寻求公道、公理，不仅仅是为了我的个人，也是为了因我蒙冤而四处求助，最终命丧申冤路上的我的亲大姐。

让我们试目以待吧！

重庆公民肖真义
2024.12.03

近日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名为“关于加强‘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文件，称“要做深做细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网约配送员群体“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推动成立网约配送行业党委，还要聘请一批网约配送员担任兼职“社会监督员”，鼓励他们通过“随手拍”“随手报”等方式参与基层治理。

作为被中共盘剥的社会底层群体，韭菜们被这个不公的政体收割得遍体鳞伤，割完后还要对镰刀三跪九叩谢主隆恩，只有在这东方专制社会才会发生这种咄咄怪事，难怪这一消息在舆论场上引发一片哗然，公众对官方这一举动纷纷冷嘲热讽。

正如网民一针见血指出的“只要群体规模足够大，就有人关心和惦记了”，中共出台这份要求“不懂得感党恩的韭菜不是好韭菜”的文件的背景是因为网约配送员群体数量惊人，到了中共不得不正视的地步，文件中就提到2023年中国主要平台企业年活跃网约配送员已超过1200万人。由于近两年中西脱钩，经济进入下行轨道，外资持续撤离，企业纷纷倒闭，失业潮席卷中国，民众在走投无路下把进入网约配送业从业当作最后救命稻草的人越来越多，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

被俗称“外卖骑手”“外卖小哥”的网约配送员是中国就业人员中最底层最辛苦的群体。他们没有工作保障，没有最低工资，没有固定工作时间，没有社会保险，没有诉求表达渠道，除了自己的劳力，他们什么都没有。为了生计奔波劳累，手停口停，所以不敢生病，不敢出意外。这个庞大的群体被社会推向了一个不安全的境地。

而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人印象中从事网约配送员工作的都是受教育程度低、技能水平低的人群不同的是，一项调查显示，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水平的网约配送从业者占比近15%。简而言之就是，经济萧条下那些失业的中年人、那些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在这个社会只剩下一条活路了，就是去当外卖小哥。

2023年的中国网络，曾有一张图片在社交平台热爆传播，图片内容为一对北漂骑手父子钱灏和钱坤。50岁的北漂外卖骑手钱灏奋斗20年，供养儿子钱坤大学毕业，但工作难找，最后父子二人成了同事，一起做骑手送外卖。每天，父子俩一前一后，跨上摩托，在北京的大街上驰骋。

与此同时，和这个“两代外卖人”相对比的是，官媒几乎在同一时刻宣传河南濮阳一家三代都是烟草人的感人事迹，因此成为网络的典型翻车现象，因为，高垄断高收入的行业已经成为权贵的世袭领域，烟三代、油三代、电三代、铁三代……层出不穷，国企家族化、权力世袭化的现实深深地刺痛了网民，草根民众就因为投胎投得不好，就只能为生计而奔波。

穷人不得翻身，权贵享尽资源，这就是阶层固化。所谓“阶层固化”，是指一个社会的上升通道关闭，阶层流动停滞，社会上层凭借其先天的优势可以让后代居于上层，而处于社会下层的草根及其后代却无法通过后天的努力上升到社会上层。

阶层固化是当代中国的新极权主义社会典型现象。新极权主义下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加固，权力介入市场，权力操纵市场，不受制约的权力的贪婪和不受驾驭的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成为现实中国一切社会不公的渊薮。在社会不公下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日渐狭窄，下层社会向上流动受阻，社会结构调整速度变慢，社会成员奋斗动力减弱。

根据斯坦福教授Khor和Pencavel的一项研究，1998年后，中国社会流动性在降低，所以才出现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现在这权贵阶层里面还分层，比如红二代看不起官二代，官二代看不起富二代。

极权制度下，权贵利益集团得以持续侵蚀社会公义，侵吞社会资源，信息、教育、就业、升迁等人生重要机遇被权贵阶层操控，普通平民向上发展的通道加速收窄。在2022年轰动中国的江西南昌周劼事件中，周公子创造性的发展了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改成“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吾辈责”，显示了阶层固化下中国权贵家国同构家天下的自觉意识，把持社会资源的权贵利益集团唯一动力和目标就是不惜牺牲国家、社会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现代社会正常的分配结构是橄榄型结构，表现为“中间大、两头小”，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最多，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均占少数，这种连续性的排列结构社会流动性显着增强，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从而得以维持社会稳定。而中国社会现在为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上层约占1%，中产阶级约占15%，下层（含边缘化群体）占80%以上，这是一个两极分化的高风险社会结构，社会流动性无限减弱，流动性下降造成不平等加剧，体制性的阶层固化使代际贫困陷阱日益加剧。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民众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水平确实有了改善，因此对阶层固化和不平等的容忍度尚处可控范围内，而在现在的经济进入下行轨道后，掠夺社会财富成性的中共加速度消灭中产，收割底层，社会重新返贫，而阶层固化使世袭贫穷成为中国民众不能承受之痛，因此对社会不公义不平等的容忍度急剧下降，人们对于不平等程度的忍耐力差异的“隧道效应”在中国正在走向负数。

作为受到盘剥的社会底层，网约配送行业在生存压力下罢工事件开始层出不穷。零星的报道表明，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有100多起有记录的网约配送行业罢工和抗议活动。近年来影响比较大的该行业罢工和抗议活动有2023年4月的汕尾美团外卖骑手集体罢工事件、今年4月份的上海市饿了么外卖骑手集体罢工事件。而在中共统治的核心城市北京，外卖骑手甚至组织成立了“外送江湖骑士联盟”这个事实上的自发行业工会，发起11个骑士联盟群，成员超过14000人，其发起人陈国江因此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被逮捕。

在这种广大社会成员的戾气加重的现实下，网约配送员这个1000多万从业的底层职业群体自然成为中共维稳的重灾区，政权不断出台各种措施打上修修补补的补丁，加强对此群体的控制防止出现“天街踏进公卿骨”的可能性。

在2022年6月，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就率先成立省外卖行业党委，把中共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扩展至网约配送业，接着河南等省市先后跟进。这次中共市场监管总局的引导网约配送员群体“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是在其组织建设后紧接的意识形态建设，体现了中共对其政权存亡的忧虑感。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共的意欲是一回事，社会是不是要按照其步子走又是另一回事。极权主义任何举措都是从一家一党的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国民的利益之上这个根本点出发，必须掠夺国民财富垄断社会资源以维持专政统治，而不是解决社会矛盾，不曾在收入分配、资源分配、社会不公、社会福利政策等领域作任何改善与让步，没有解决阶层固化社会不公问题，因此中共的控制与洗脑活动对为了生计而奔波的底层民众来说不可能凑效，注定是徒劳的。

对底层民众的政治控制和思想钳制显示了在深重的社会危机下，中共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极端的极权主义体制的不安全感愈演愈烈，只能以铁腕统治把社会不断推向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而种种疯狂举措也在不断消弥中共的统治基础，瓦解其统治合法性。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无论其怎么折腾都无济于事，这是极权主义政体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整个三月份，民族主义狂热席卷中国。反智的、民粹的、粗鄙的、疯狂的民族主义浪潮甚嚣尘上肆意蔓延，持续发酵大行其道。恰逢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爆火，因此近期三个被狂热民族主义者所围剿的对象“莫言、农夫山泉、清华大学”被网民戏称为“新三害”。

小粉红毛星火向法院起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指他在包括《红高粱》等作品中丑化“八路军”、“侮辱革命先烈”及涉嫌诋毁毛泽东、抹黑中国人民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要求莫言向中国人民道歉及赔偿每人一元共15亿名誉损失费，引来大批民族主义狂热分子追捧，甚至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杨也加入闹剧，指责莫言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撰写的题词“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的语句为“政治反动言论”。

农夫山泉是中国民营企业巨头，高居中国大陆饮用水市场行业首位。三月份，农夫山泉陷入民族主义抵制狂潮中，“爱国网民”指责农夫山泉的产品包装含有日本元素，是“精日分子”，同时农夫山泉创始人、中国首富钟睒睒的儿子是美国公民也成为“爱国网民”的口诛笔伐对象，称“如果农夫山泉的继任者是美国人，那么这家公司的意识形态是不可接受的”。在小粉红出征全面围攻下，农夫山泉的货品遭便利店下架，销量断崖式下跌。中共党魁习近平曾镀金的母校清华大学也成为“爱国网民”的围剿对象，因“没有被美国制裁”。

民族主义一直是被中共当做一种整合社会意识的工具以及发泄民众负面情绪的万能钥匙。在1989年64天安门屠杀以后，中共的合法性及意识形态都陷入严重危机，中共越来越借重民族主义使其成为替代性意识形态，以此树立中共的统治合法性。而在习近平政权粉墨登场后，民族主义更成为其高扬的旗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习近平极权统治的核心思想，“中国梦”就是民族主义的典型包装，以依赖在社会上制造民族主义情绪来为政权提供支持基础。

习近平政权统治中国这十多年，中共曾经在所谓“改革开放”年代被迫赋予社会的一些空间已消失殆尽，即使是最温和的自由派言论也陷入失语状态，而在如今社交媒体大行其道时代，唯一能被官方容许、支持、鼓励的民族主义配方就成为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这些社交平台赚取流量百试不爽的万能鸡血针，成为一门大生意，呈几何倍数增长。

2023年7月1日，中共推出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大肆鼓励民众线上或线下提供嫌疑人线索或作出举报，更助长民族主义泛滥，举报亲日亲美成风。在中共的许可、暗示和资源支持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必然是反智的、民粹的、粗鄙的、疯狂的、极端的，才能成为舆论场唯一高占道德制高点的声音，才能迎合极权，才能影响公众，才能收割韭菜。利用空洞的、片面的、断章取义的信息包装出来的“爱国情绪”编造扭曲事实、制造社会对立、煽动网民情绪的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渐无处不在，越演越烈。

然而，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是具有双重性的，最常见的口头禅说民族主义是“双刃剑”，意思是国家既可以利用民族主义巩固政权，但同时民族主义也会挑战、削弱国家权威与权力合法性，而中共极力鼓吹、弘扬的极端民族主义更是具备无比庞大的破坏性，目前的极端民族主义狂潮已开始显示其反噬的一面。

被狂热民族主义者所围剿的“新三害”莫言、农夫山泉、清华大学，本质上来说都是中共的同路人—-莫言是中共树立的文宣形象代言人，莫言在国际社会上明目张胆美化中共的言论控制、箝制思想，公开称颂毛泽东为“伟大历史人物”，“习近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都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农夫山泉这些民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为中共积累控制社会资源立下汗马功劳；清华大学这些党办学校是中国思想控制的重灾区，知名教授许章润就被清华以“道德败坏”为由而革职。

极端民族主义泛滥成灾对党国统治已造成事实上的冲击，特别是对农夫山泉的“爱国出征”，在习近平政权急需走出经济困境，被迫变脸，开始对民企大开绿灯，希望能挽回信心尽丧的民营企业家，重启中国经济的引擎的时刻，对中国的民营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极端严重，使民营企业家对中共政权进一步失去期待感，完全抵消了官方的鼓励民企经济政策效果。

这种严重状况连中共吹鼓手、《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都不得不站出来在微博发文缓颊，称对莫言是“扣帽子，断章取义，热衷于搞对立，以此吸引眼球，刷流量和存在感”，对农夫山泉的诸多指控是“借助社会和市场特殊情绪冒充‘爱国主义’的兴风作浪”。但是，即使是胡锡进这样的“爱党爱国”人士也被“爱国网民”痛骂为“欺世盗名”的“双面人”，显示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在中共的有意纵容下已成脱缰野马，覆水难收。

在一个重新竖起高墙的世界里，中共鼓动的极端民族主义既愚化民众、煽动野蛮、虚无人性、强化党国体系，遮蔽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同时亦挟持整个政权越来越走向非理性，极大压缩中共的政策选择空间，反向危害极权主义的稳定性，其狭隘和排外加剧了族群、阶层、社会内部的对立，撕裂以极权统治强行整合的脆弱认同，加速度推动中共这个人类历史的怪胎走向深渊。就像《科学怪人》的寓意，弗兰肯斯坦创造了怪物，却失去了对怪物的控制。

九月份德国外长贝尔博克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谈到乌克兰战事时，将中共党魁习近平同俄罗斯寡头普京相提并论，并直言习近平是一位“独裁者”。贝尔博克不是第一个使用“独裁者”来形容习近平的西方政治家。今年6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出席加州的一场筹款活动时，也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独裁者”。中国当局也不出意外气急败坏地指责拜登、贝尔博克的言论“极其荒谬”，“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中国外交部并为此召见了德国驻华大使进行抗议。

美德两国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头羊，不约而同地以“独裁者”冠名习近平，是相当罕见的事。尽管西方舆论几乎都认同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国家，但数十年来西方主要政治家在公开场合从没有指名道姓地把中共党魁称为“独裁者”，甚至不乏以溢美之词吹棒中共独裁者，譬如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赞美习近平为是“百年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伟大的绅士”等。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态表明，中西之间一切默认的外交惯例开始打破。

国际知名媒体《华尔街日报》认为：“在外交场合，指名道姓地向外国领导人发难（即便是对手国的领导人），或者用讽刺和嘲笑来强调另一个国家的国内问题，这样的做法很不寻常。”这种“很不寻常”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共治下的中国的政权性质、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的解构、对人类社会的危害越来越趋向一致的认知和建立新的联盟以应对来自于中共新极权主义的挑战。

摒弃持续40年的对华接触战略，把中共政权视为威胁并进行对抗已成为西方政界的广泛共识，并且呈现加速度的趋势。美国国会年来通过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的法律以及拜登政府旨在加速中美高科技脱钩的行政命令，美国公众舆论的转变，以及政界众多的公开言论，包括美国前副总统彭斯近日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时更指中国将成为“邪恶帝国”，以及参加2024年11月美国大选的共和党内候选人几乎一致同意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外敌。这一切无不显示，中共政权正在成为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

自1978年起中美建立的“邓小平-卡特体制”亦即中美合作体制已不复存在。这一体制源自中国急需现代化和摆脱被世界孤立的状态，以及美国寻求“接触改变中国”的对华政策，当40年后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踌躇满志的习近平政权不再满足于“邓小平-卡特体制”下中国韬光养晦的权宜之计策略，渴望重塑国际秩序，欲图重新定义乃至规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致力于让世界对专制而言变得更安全的体系，提出了与“韬光养晦”截然相反的“积极有为”习近平外交策略，全面挑战世界现行秩序体系，因此使“邓小平-卡特体制”被终结。

对西方自由世界来说，“接触改变中国”政策曾经成为贯穿数十年与中国打交道的策略，企图通过框架（framing）、群体（community）和政策（policy）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接触政策，将中国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希望自由能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延伸，而不是再次成为国际规则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这个一厢情愿的幻想伴随着西方大大小小资本家与中共权力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紧密勾结获取暴利而产生的利益联盟，使“接触改变中国”政策21世纪代际成为了资本漠视、践踏中国人权的遮羞布。

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中共政权残忍虐杀下被病死，刘晓波去世前一星期在病床上与死神做最后搏斗之际，这个时候召开的20国集团高峰会一连两天的会议，西方国家的领袖竟然没有一个人向与会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任何关于拯救刘晓波生命的问题，对刘晓波的生死与中国人权不置一词。在经济利益面前，中国人的苦难不值一钱。法国《世界报》的社论对此愤怒批评说“刘晓波病逝后，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谴责北京政权残酷对待人权维护者的情况，这是一个令人愤怒、丧失伦理的姿态”。

直到2018年，西方世界“接触改变中国”幻梦才开始觉醒。当年习近平修宪废除任期制，让大部分西方人震惊不已，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触动了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敏感神经，才惊觉中共依然是那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党。华盛顿邮报认为，习近平正打造二十一世纪的极权模式，对世界民主和人权提出了挑战。英国的金融时报表示，西方国家必须制定出一致的战略来应对一个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更为霸道的中国。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则认为如果习近平能够毫无顾忌地改写中国四十年来的政治规则，那么北京在撕毁国际准则方面也会毫无内疚之感。《经济学人》杂志以《西方如何误读了中国》为题做封面报道，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从专制走向独裁。”

西方媒体、学者首先从“接触改变中国”幻梦中醒来，其后蔓延到政界。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讲话称，前几届政府选择与中国接触，是希望自由能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在经济方面，更在政治方面，“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这种希望没有实现。”彭斯公开了中共如何使用“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彭斯代表美国宣布将向中共的这些行为展开“决定性的回击”，被普遍认为是吹响了西方自由世界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号角，政治上与丘吉尔的“铁幕讲话”相提并论。

2020年5月，白宫制定了新的对华战略报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承认过去几十年的“接触改变中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报告认为，中国“选择利用建立在自由和开放基础之上的秩序，并企图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国际体系。”报告说，美国决定改变对华策略，采取公开施压的方法，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领域的扩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前发表谈话，指出：“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被一个残暴的威权政权、一个共产党政权所统治。几十年来，我们曾经认为，通过贸易、科学交流和外交接触、让他们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会让这个政权变得更像我们。这并没有发生。……我们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自由国家的敌对程度。全世界正在看清这一事实。”

2021年5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在出席活动时表示，“被广泛描述为（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随着2022年2月的中俄联合声明声称“中俄关系无上限”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与俄罗斯结成的极权同盟对抗世界民主国家的格局正式形成。

9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讲话，公开美国政府在这一“历史拐点”上对美国外交的力量与目的的看法。布林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了最重大的长期挑战，因为它不仅渴望重塑国际秩序，而且越来越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而北京，和莫斯科正在通过它们的‘无上限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让世界对专制而言变得安全”。布林肯狠批了中国俄罗斯这样的专制国家的荒谬逻辑，“在他们眼中，世界是由一个单一的迫切所定义的：维护政权和发财致富。在这个世界上，专制者可以自由地控制、胁迫和镇压他们的人民、邻居以及任何阻碍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他们声称，政府在其境内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人权是主观的价值观，因社会而异。他们认为，大国有权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力和邻近使他们有权对其他国家的选择指手画脚”。

所以，拜登与贝尔博克打破外交惯例以“独裁者”冠名习近平只是这历史大势顺理成章的结果。中国正式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敌，这个过程或许会有反复，却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根据美国知名的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7月底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约5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17%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第二大威胁。

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极少数专制国家对抗全世界而获得胜利的先例，这次中国对抗全世界的结果亦同样不会有任何例外，唯一的悬念是，中国共产主义极权大厦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轰然倒下。而中国、俄罗斯这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专制国家的终将消亡标志着人类的社会发展正式终结了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专制社会形式，人类的文明跨越了“三峡峡谷”进入一马平川的新历史阶段。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

民生观察 2023年10月8日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4月21日接受法国电视LCI专访，竟然说出前苏联国家地位未定，在国际法中也不具有有效地位，毛泽东杀人是无稽之谈等震惊世界舆论的话。卢沙野的言论在乌克兰和欧盟引起了愤怒，尤其是曾在苏联统治或占领下的那些东欧和中欧国家。卢沙野被批“鹦鹉学舌”，“俄罗斯宣传的喉舌”，其否认前苏联共和国主权地位的“奇谈怪论”，在前苏联国家引爆愤怒的海啸。法国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召见中国驻当地大使要求解释，乌克兰总统顾问也谴责相关言论。80名欧洲议会议员发表公开信，呼吁法国政府将卢沙野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出境。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后与卢沙野的言论切割，指卢沙野言论不代表官方立场，但中国外交公信力受到全世界的质疑。欧盟外交最高负责人博雷利表示，“欧盟只能假设这些不可接受的言论不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立陶宛外长蓝斯柏吉斯说：“如果有人还想知道为什么波罗的海国家不相信中国会在乌克兰谈判和平的话，请看，这里有一位中国大使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我们国家的边界没有法律依据。”

作为外交人员，公认要讲“外交风度”，要说“外交辞令”，对言辞要巧妙运用，言有尽而意无穷，即使锋利无比，也不失优雅体面风趣。即使是党国，亦经常强调“外交无小事”。卢沙野的胡说八道引发中国的外交危机是罕见的“外交事故”，但却是习近平时代的固有政治风景。

近几年来，中国强硬好斗的“战狼外交”大行其道，中国各级外交人员纷纷抛弃彬彬有礼的外交语言，转而采用咄咄逼人好勇斗狠的言辞甚至行为来挑衅对抗文明世界公认的道义规则。Wolf warrior diplomacy（战狼外交）这个词在国际社会不胫而走并成为中国外交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专用绰号，成为国际外交界的笑柄。

“战狼外交”最早可溯源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后所推动的《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该政策其中一个重要概念就是要“敢于亮剑”，中共干部被要求学习并在关键时刻要实行这种敢于亮剑的新形外交关系。2020年3月30日，路透社报道指有两名中国外交官证实，习近平在前一年曾亲笔下条子，要求外交官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必须立场强硬展现“斗争精神”。

在党魁的加持下，中国的外交人员四面出击挑起事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更以出位言论成为中国外交战狼时代的典型代表，如警告五眼联盟“小心眼睛被戳瞎”，散播美国军人把新冠病毒带到中国的阴谋论，发布伪造的澳洲军官杀害阿富汗儿童图片挑衅澳大利亚，贴日本画家在19世纪初创作的著名彩色浮世绘讽刺日本政府等，挑起了一场场外交争议。

另一个知名战狼外交官是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桂从友于2017年上任驻瑞典大使后争议不断，曾多次恐吓瑞典记者、政治人物、智库甚至政府，被瑞典媒体视为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威胁。瑞典媒体说罕见如此“没有外交手段的外交官”，以至瑞典数个平常不合作的政党都联合起来要求瑞典政府将他驱逐。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2020年6月至2021年2月间，至少有分散在126国的中国外交官，在推特上发布了超过20万则推文，获得近700万的点赞和上百万的转发。而美联社的一项统计显示，全球126个国家中，有270名中共外交人员活跃在推特和脸书，他们与中共官媒一起控制着这两个平台共449个账号，这些账号发布超过95万则讯息，被点赞超过3.5亿次、回复与转发逾2700万次。统计指出，这些言论以重构国际话语秩序，指责、挑衅、诽谤西方民主制度，挑动民族主义情绪为主，点赞和转发基本是使用大量的虚假账号或僵尸账号虚构人气，创造被广泛支持的假象，并且扭曲社交平台的算法，使其言论成为热议话题。

“战狼外交”不止只在言论上放刁撒泼，更在行为上好勇斗狠，完全丢失了外交官的体面。2020年10月8日，台湾驻斐济商务办事处举办中华民国国庆酒会，2名中国大使馆人员闯入会场拍照，当台湾代表处馆员请中方人员离开时，中国大使馆人员不但拒绝，更殴打台湾馆员，导致其脑震荡送医。2022年10月16日，一批香港示威者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中国领事馆外抗议，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曦原带领使馆人员冲出领事馆毁坏示威横幅，把一名香港示威者拖进使馆范围内拳打脚踢。

“战狼外交”虽然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丢尽了脸面，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持续恶化，但是中共外交系统仍然乐此不疲，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战狼外交官”迎合了习近平的叙事风格，因而获得了体制的奖赏。中国现任外交部长秦刚就是鼎鼎大名的“战狼”，外交界甚至给他起了“战士刚”的绰号，因为他对外咄咄逼人的言行而获得习近平的赏识，成为“狼群首领”，更鼓励了“战狼们”的疯狂行径。

“战狼外交”成为中共的外交手段是因为其体现了习近平政权的统治逻辑。维持专制统治是中共压倒性的目标，中共的现行的专制统治逻辑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内新极权，对外新冷战”。

“对内新极权”是通过高度集权、高度垄断、高度政治高压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封堵一切危及极权控制社会的路径，形成一种完美结合社会控制与效率的21世纪新极权主义体制。就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与控制效果而言已中共新极权已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专制王朝。

“对外新冷战”通过金钱外交、大外宣以及强硬手段争夺国际事务发言权，强化中共的叙事影响力，改变世界现行秩序体系，重新定义乃至规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冷战”以美国及西方民主国家为假想敌，腐蚀、摧毁自由民主价值观，直接挑战乃至意图颠覆民主体制。

对中共来说，“对内新极权，对外新冷战”是专制政权生存的必然逻辑，内政与外交相互支撑，镇压与挑战相互交织，成为红色帝国崛起的推动力。无论西方民主国家愿不愿意，但因为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只要存在就会成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直接危及极权在国内专制统治的根基，所以极权主义从来是把民主国家视为天敌。狼在弱小时会披上羊皮伪装，譬如邓江湖时代的“韬光养晦”，但只要有了爪子和利牙，就会撕毁所有假面具，露出其残暴的本质，一如习近平时代的“战狼外交”。

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显示了西方民主国家已意识到中共极权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蓬佩奥说，“北京的作为威胁了我们的人民与繁荣”，“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未来世界确实只有两个结果：改变中国，或被中国改变。

【民生观察2022年6月3日消息】因言获罪被判刑4年6个月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周远志，于2022年5月9日刑满获释。出狱后的周远志退休待遇全部没有了，成了“四无”人员，鉴于目前恶劣的生存环境，周远志向有关部门提出了7条基本诉求。

周远志，现年61岁，此前系湖北钟祥市地税局“被退休”人员。三十年前因为写批评对农民“社教”的文章（《中国内地农村正开展史无前例的社教》）被开除党籍及职务。三十年来痴心不改，笔耕不辍，以笔名“曾仁全”、“楚一杵”、“华梁兴”在海内外出版两本书，发表文章被国安关押（谷歌可搜）。

2001年“被提前退休”后，周远志认为应该为家乡人民做点事。于是，专著于环保调查和文化寻根，调查并制作8级纪录片《千湖之湖之殇》放到网上，调查并撰写数十篇文章《戏说神秘钟祥》（网上可搜部分篇章）。在这期间，许多失去工厂、失去土地的农民走投无路慕名而来，请求周远志帮助发声。

周远志便主动杠起了许多媒体、记者、律师应做而不敢做的责任，当起了公共事件吹哨人，先后义务为暴力强拆、隐瞒重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数十起事件网下申诉、网上曝光，被民间誉为“义工律师”。数十起事件几乎都促进了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解决，但也结下了梁子。这期间被国保约谈、被喝茶、甚至被威胁屡见不鲜。周远志始终不渝地恪守老祖宗遗训“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

2017年11月9日，周远志在前往参与京山市地税局到荆门市地税局讨说法“围观”时被警方抓捕。荆门司法采取有罪推定调查，在供证不一、证人与证人说法不一，无权威说法，认定其曝光的事件“细节虚假”、“数据虚假”，而认定“细节、数据虚假”的证据均来源于处理事件不当的监管及腐败官员，不仅如此，法律规定不具备证人资格、制造黑恶事件暴力犯罪分子、成了指控其帖文“细节虚假”的证人。以延伸的“关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法律若干解释”的“口袋罪”判决周远志网上“寻衅滋事”三年；以四篇不同事件点了五个官员姓氏的帖文认定为“诽谤官员”，在没有自诉人的情况下判决“诽谤（官员）罪”一年六个月；全省地税系统三千多人分别不同时间上访县、省及北京，与周远志都不认识，就因为周远志写了联名信，联系了尚未见面的“南都”记者采访，联系并出资律师介入事件，办了几个微信群就被“推定”为“组织人”，以“组织非法聚集罪”判决两年（此罪的前提条件是“经行政处罚不改正的”，而没有给予他“改正期”）。此起彼伏的全省地税系统维权事件由周远志一人买了单，合并共执行四年六个月徒刑。

在荆州看守所关押两年两个月后，于2019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送到荆州江北监狱。2022年5月9日刑满遣送回家时，六七个单位近百名维稳人员“迎接”。

在国保们“有罪推定式调查”的过程中，警方以“涉及国家安全”等借口历时9个月拒绝三批律师会见周远志（其中雷刚、王乐律师跑遍荆门司法机关的大街小巷、踏破楼梯、磨破嘴皮无果，愤然而去），在开庭时吊销了广州刘正清律师的执照，要给周远志弄个“法律援助”律师，被周远志以“不要浪费司法资源”拒绝。

随后给了周远志两个半天的时间阅卷，周远志发现采信的证据漏洞百出（以后的申诉会有详细解析），所谓“庭前会议”上他所提出的补充证据被公诉人拒绝，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被拒绝（证词上百人），对于周远志要求的公开开庭，竟然不通知他的家人。

周远志质问胡姓女审判：“为啥不通知他的家人”，女审判说：“没有义务”。两天的开庭除了一些玩手机的公检法人员外，能坐数百人的大厅无一个外人旁听，后在周远志的强烈质疑下，第二天中午才通知其家人参加了最后半天的旁听。

鉴于目前自己恶劣的生存环境，2022年5月31日，周远志向有关部门提出如下要求：

一是被国保非法扣押的两部手机、平板电脑，必须得到归还。

二是除高血压、脑梗、胃病在坐牢前就患有外，2020年在江北监狱三监区车间昏迷并抢救后检查出一个心窒壁瘤，还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此前，单位每年组织的检查并无此病。四年半来医疗费没有了，如果不能解决，本人将发起网上筹资或者外出务工，并起诉荆州看守所及江北监狱以寻求解决。

三是欠外债准备变卖唯一的住房——地税局西大院四楼的住房（因借给别人的钱无法收回），卖房后外出租房住。老伴去投靠儿子，本人初步打算到离申诉较近的省高院附近租房子住。

四是等北京疫情结束后陪老张到北京办她的签证。

五是请求给本人办护照，因为夫妇已十年没有见到儿子了，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儿子已过三十岁，急需我们夫妇过去安排他的婚姻及家庭。不给组织找麻烦，投靠到美国留学并已工作的儿子去养老。

六是如果不给办护照，那将只能走申诉之路，向北京及省高院、纪监委等部门申诉，因为我这个因言获罪的文字狱“被刑事犯”是钟祥和荆门已倒台和尚未倒台的腐败分子一手炮制的，不能雪耻就意味着“获刑人员不能办护照”的出入境规定，所以，只有洗清罪名才能出国。申诉的方法将是文字申诉与制作视频申诉同步，申诉材料在省高院答复之前将不放到网上。

七是由于四年半的牢狱生涯结束后，退休待遇全部没有了，出狱后成了“四无”人员：无工厂、无田地、无福利、无生活来源，将考虑边治病边外出打工。初步考虑效仿北京“被失业”的律师朋友刘晓原外出卖老鼠药——为社会除四害。

以上诉求请有关部门批准，刑事申诉的材料及视频将在近期完成并上交。

自由了，程渊妻女！

复活节刚过，我和女儿终于告别了黑暗国度，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美国国务院、大使馆、对华援助协会傅牧师，将我和5岁的女儿带到自由、光明的国度—美国！

今年的除夕夜，万家灯火，在无数次挣扎之后，我决定带女儿离开。
于是我们踏上了这背井离乡的遥远路程。疫情出行并不容易，一关又一关，孤独、恐惧又煎熬。出了中国的那一刻，心里又难过又激动，
大哭一场。

然而，“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今天，我们终于来到美国。
今天是我的丈夫程渊和他的两个同事刘大志、吴葛健雄被任意羁押的628天。这628天的时间，长沙公益仨、我和女儿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来自中共秘密警察的威胁和迫害。

我的丈夫程渊是长沙富能NGO的公益工作者，他过去十几年时间都在从事权益倡导，弱势群体平权的工作：程渊曾为1亿的乙肝携带者争取平等就业权、平等教育权，他参与推动了乙肝反歧视劳动法的出台；
-他全力呼吁生育权回归，倡导结束计划生育，开放二胎，并为几百万失独家庭争取合法权益，推动了失独家庭救助金的立法，使每年几百亿的社会抚养费（超生罚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失独家庭因此可以每个月领取1500元的救助金；
-他亦关注7500万残障群体的平等权益，曾援助中国第一例盲人上大学的法律诉讼，推动残障群体的平等教育权；
-他关注艾滋病群体，代理艾滋病反就业歧视第一案，为他们的平等权益而奋斗；
-他关注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化问题，倡导流动人口的孩子们的平等受教育权，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等。

程渊是中国民间社会参与的一个典型，积极建设公民社会，推动法治进步。然而，我的丈夫并没有因为他所做的公益事业，他推动的社会进步，他倡导的公民权利而被表彰，被支持。相反，在中共党内极左思潮的回归，斗争思维的回潮之下，他的机构变成了以“国家安全”之名被重点打压的对象。长沙公益仨的被抓捕，标志着中共政权对民间社会的进一步打压，权益类的NGO机构在中国的空间已经荡然无存。

然而，黑白顛倒的指控，只不过更加揭示着办案单位知法犯法、践踏人权、迫害NGO人士的作为。而长沙公益仨家属们600多天的抗争，更证实了办案单位长沙市国安局，长沙市检察院，长沙市法院办案人员完全无视法律，随意践踏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卑鄙行径。

程渊和刘大志、吴葛健雄#长沙公益仨于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国安以颠覆国家政权之罪名抓捕。至今623天，一直被剥夺律师会见，被剥夺通讯权，被指派官派律师并将官派律师作为秘密拒绝告知家属，2020年8月底到9月初长沙公益仨被秘密审判，至今没有通知过律师和家属任何信息。

在程渊被抓之日，只因我是他的妻子，即使我过去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商业公司上班，从未从事过NGO领域的工作，秘密警察随即给我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逼我写保证书，审讯我20多个小时，期间以3岁女儿威胁我。随后长沙国安和深圳国安对我监视居住180天，2019年7月23日，长沙国安任意冻结我的银行账户，扣押我的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等一切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并多次威胁我要将我抓走，如果我不闭嘴的话。

至今我仍记得2019年7月22日，拿我女儿威胁我的长沙国安办案人员，那个提着LV包包招摇过市来办案的女国安：“老实点，施明磊！你不好好交待，要不要我把你女儿带来一起审？！”，赤裸裸的威胁。我更记得2020年1月，长沙国安林圣新警官对我们的律师说：“如果不是她有个孩子，我向你保证，她1000%百分之一千，已经在看守所了！”，律师反问：“抓人家老婆干啥？她违法了吗？”，林圣新冷笑：“哼！哼哼！”。我亦不会忘记，林圣新警官多次对我、我的律师、我的家人，暗示如果我不闭嘴，我就有麻烦了，我的家人也会有麻烦，不但我家人有麻烦，连我姐姐家的女儿（一个残障孩子）也有麻烦了。

2019年7月27日，在我对外公开了我先生被抓捕的信息后，深圳国安韩警官一行5个人，在夜晚冲进我家，当着我三岁女儿的面审讯我，威胁我，辱骂我。
2019年8月13日，长沙国安林圣新警官、赵倩警官，两人从长沙到深圳威胁我，他们给我放了我老公的视频，视频中程渊眼神充满恐惧，不住求他们放过我。
2019年8月31日，我前去索要我的被任意扣押的物品，并要求解除对我银行账户的非法冻结，被长沙国安林圣新威胁，如果我不立刻回家，就要变更强制措施—逮捕我。
2019年9月29日，深圳国安韩警官两人又来到我深圳家中，审讯我，警告我违反监视居住规定，随时可以对我变更强制措施—抓我。我问韩警官我是因为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而被监视居住，那么我到底是如何颠覆的？我做了什么构成颠覆？事实和依据在哪里？韩警官答：“不要跟我谈法律，你们碰了政治，不要谈法律。”我不解，继续问他：“中国不是依法治国吗？难道我老公他们的案子不是依法审理吗？我没有违法，却对我监视居住，还冻结我银行账户，限制我人身自由，依法了吗？这个监视居住本身就是违法的！”韩警官答：“我不管它违法不违法，我只负责执行你的监视居住！我再警告你一遍，你违反监视居住规定，后果很严重！”

2019年11月，长沙市检察院邓峰、易丹两位检察官从长沙到深圳来，说要调查我控告长沙国安办案人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一事。我们在华侨城的一个茶馆见面，一见面，邓峰便对我发火，并威胁我我已经违反监视居住规定，让我回去查查刑法，他们可以随时对我变更强制措施—逮捕。我又诧异又气愤，本来我是原告，控告办案单位对我的监视居住不合法，检察院应该调查办案人员做了什么，而邓峰检察官却反复威胁我我违反监居规定，可以抓我。晚上回家路上，又收到邓峰检察官的威胁短信，我当时又恐惧又绝望。

就是这样，我和女儿渡过了600多个随时被威胁被迫害的黑暗的日日夜夜。
然而，迫害远不止于此。2019年9月，我女儿刚入学的基督教幼儿园便遭到深圳警察的骚扰，逼迫他们搬家。2020年6月，我女儿的幼儿园因多次收到威胁和打压，不堪重负，只好解散。从2020年7月至今，我们只好在家教育。

我的工作亦受到影响，秘密警察们向我的雇主们施压，出于对雇主的珍视和尊重，我选择了妥协和消声。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知道长沙的秘密警察们干的龌蹉的见不得人的事，而他们的意图便是要我和女儿，乖乖地做他们的人质，闭嘴，消声，逼迫程渊认罪。为了达到这目的，他们手段用尽，要将我变成一座孤岛：
2020年9月国安跟踪审讯我的朋友，而我只不过去探望刚生了二胎的他们；2020年3月，通过我老家的政法委给我母亲施压，试图通过威胁来逼我放弃依法维权；更不可思议的是，连我的前同事亦被他们反复审讯问及与我及程渊的关系，善良如斯的同事期间被威逼利诱，不堪重负而离开仍不罢休，又被迫离职，长沙国安的黑手，伸得太长了！！！
所有这一切，都记在账上了。

长沙市国安局局长李传思、办案人员林圣新、赵倩、张磊、吴钊，张鲁浩等。
长沙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勋爵、承办人韩冰囡、检察官邓峰等。
长沙市法院院长肖新平、法官赵喆、审判长刑庭负责人黎军。
长沙市司法局局长尹小英，律管处处长何沐。

这628天，你们参与迫害长沙公益仨的每一笔，都记在账上了。你们作为司法人员，却知法犯法，任意践踏法治，今天你们的作为，我会尽我所能，让全世界珍视自由和生命的人们都知道！

最后，我要致郑建新市长：
所有该案的办案人员，司法人员：
长沙公益仨的合法权利一天得不到保证，我们家属们一天都不会放弃
维权的脚步！
长沙公益仨一天不得释放，我们家属们一天不会停止发声！
“这世上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行在黑暗里的，是见不得光，但光终究会穿透黑暗，照亮黑暗。伤人者自伤，你们今天深挖的井，明天必落入自己挖的陷阱。”

#立即释放长沙公益仨！

尊敬的法官！公诉人/检察官！
尊敬的律师/辩护人！
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
您们好！

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因为艺术创作，因为多年前在国际互联网推特网站自己个人网络空间发布自己艺术作品日记行为，因为权大于法对作品解读，今天被送到审判席接受审判！这是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案例，我感到羞愧！在有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现代社会，在地球上所有人都知道言论自由，艺术创作自由的今天，所有人都知道艺术创作，艺术品的内容观念和任何对艺术品的印象解读都和犯罪无关。

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四>项，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起诉我触犯寻衅滋事罪与事实完全不合，在这里构成寻衅滋事罪，必须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主观动机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二、在事实情节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后果。本案起诉我寻衅滋事罪的证据，我的艺术作品都是在我自己家里用手机自拍完成，根本没有介入繁华的公共场所，更不可能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2016年8月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刘进兴在其住处，制作“呐喊”系列视频，编造严重损害国家形象的虚假信息言论，在境外网络平台大量散布。

2018年期间被告人刘进兴策划“慰问良心家属活动”将自己或者他人画作等作品所卖的部分款项对违法犯罪人员或其亲属进行“捐款”并将拍摄的“慰问”视频在境外网络平台上发布。

2019年5月5日，被告人刘进兴组织策划“良心运动在中国”巡展活动，刘进兴等人携带含有隐射内容的画作驾车途经河北省石家庄市、邯郸市，江苏省张家港市，浙江省杭州市等地，沿途进行画作展出。

2019年5月28日，被告人刘进兴在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292号附近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纵观整个事件，无非就是一拨艺术家一次人文艺术活动的旅游，一不小心在敏感的时间（5月28日六四前期）敏感的地点（南京总统府）误闯入公安布置的口袋被抓捕，以携带含有隐射内容画作寻衅滋事罪收监，经几个月的调查释放了贾穹、原国镭、赵金鹤、庞勇、程延安五个艺术家，留下我继续关押，因为我们无辜被抓捕因言入罪收监的同时，我们被网友关注，我们的艺术创作被网友关注，其中我的《呐喊》作品可能被网友新一轮转发“大量散布”，可能有办案公安非常高兴“联想解读”，这个被“大量散布”和被“联想解读”是我们被抓捕，因言入罪收监后所带来强大的“超自然”现象，非一般人力所为。我全部作品被网友关注的同时，公安同步紧急突审，逼供诱供和本次寻衅滋事罪无关的我所有的创作，包括公安认为重要的《呐喊》、《存在主义——温暖良心家属》作品，甚至被他们淘出来我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在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会面的合影，也翻来覆去审讯。案件入检后，玄武区检察院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侦。迫于无奈，公安想这个艺术家有精神病，强制戴着脚镣手铐送到南京市脑科医院做精神鉴定！可是这艺术家不上路不明白居然“不知趣”真的确实没有精神病。公安很上火，一定得落实了强加的罪名，这个艺术家几十年的生活只与艺术有关，这个罪也只能从艺术家的作品里找，可是艺术创作是思想领域，依据法律不存在犯罪，还是要生硬起诉，甚至于检察官都不好意思和被起诉人见面、沟通、签定了解公安新提供的素材是否真实有效，就匆忙起诉把材料直接转交给了法院。

《呐喊》是一个抽象的反观念影像作品，任何文字无法阐述清楚，系列作品每期两分钟左右短片只设定半句台词，有些作品根本没有台词，直接用一个形体动作表达，这半句声音、形体动作是强化作品的非定向表达从而表现作品语境宽阔。例如：第一期“不要这样对待人民……”第二期“不要和老百姓为敌”第三期“自由万岁”和N期“世界人权日不在中国”等系列作品都是散点式独立的抽象概念。《呐喊》是艺术作品不具有具象内容，预留的空间是观众的解读或者说观众的无限性解读才是《呐喊》作品的风格、灵魂核心特点，这也是现当代艺术的风貌。把创作《呐喊》作品解读成“编造严重损害国家形象的虚假信息言论”和一些小朋友认为《呐喊》是搞笑娱乐超级开心的节目一样，都是一种另类立场的印象解读。历史上伟大艺术作品解读都是具有无限性的，名作《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就有无限解读善、恶、美、丑、男女同体都有。

《存在主义——温暖良心家属》作品被解读成“慰问良心家属”把赠送良心家属礼物的“礼金”解读成“捐款”，把受赠对象中上访的访民、为民众维权的律师相关人士的家属解读成“违法犯罪人员或“其亲属”，这样的解读只是每个人每个团体、机构按自己知识结构、学识涵养、立场观点对作品的印象分析，也仅是一家之言。其实艺术家创作出艺术作品，作品的思想观念就介入文化认知领域，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机构都有解读的权利。作品解读在认知领域的互动属文化交流范畴，依据法律，作品认知解读已经和作者本人无关。知识产权归解读者所有。

作品《良心运动在中国》巡展活动，解读我们携带含有影射内容的画作，“影射”只是一种不确定的艺术解读。例如：作品画面中我张着“嘴”，你认为我在骂你，其实是我在“隐喻”我想吃饭！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不可能有罪，早就应释放回家。

作品中赠送他人礼物“礼金”，在国际互联网推特网站个人空间发布自己艺术日记，是落实个人情感自由和工作习惯！法律并不禁止。法律常识中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人们自由之地可以介入！

这无法起诉的起诉，谁都看得出这是无罪起诉！在检察官（公诉人）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罪，甚至认为原告作品只是一种言论的情况下还是要起诉，只能证明是受到权大于法的胁迫无奈的应付。起诉的内容只是强调对原告作品的解读，实际和刑法犯罪无关。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审判！

因为权大于法的任性，我现在被关押一年多还在狱中挣扎，因为艺术因为自由精神，这次同样以莫须有罪名第五次对我迫害，前几次在狱中止于行政处罚、取保候审、不予起诉，这次把无罪起诉到法院，把文明逼到绝境！我不能让无罪的起诉审判出权大于法满意成功的案例，接受不了人们同我一样任意被抓捕，在人均不到两平米的拥挤空间炼狱挣扎！在法院2020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开庭审判我高贵灵魂之时，执行我人生最后艺术方案“不食牢粮”又名人民自由传（卷）！现在我弥留之际有遗言相托，作品“不食牢粮”人民自由传（卷）我的遗体出狱，我妻子收到我遗体，她会和我的亲友为我主持仪式洗礼，洗净我身体疲惫和污辱。我的亲友、伙伴、同事会在北京宋庄艺术区举行我的追思会方便人们悼念！我每月的忌日可作为“不食牢粮日！”确切的说，人们要获得自由应该从不食牢粮的意识开始，要有一张自由的入场券！才能进入现代的世界文明体系！成为真正有良心的英雄人民！把我的骨灰撒到潮白河，在河岸立碑！照顾我年迈父母！寡妻、幼子，让我安然离去！

XXX先生！因为我即将离世，这些事必须告诉您，您的家人也是艺术家，您懂艺术，我真诚邀请您参加我的葬礼，在我的墓碑上刻“因为权大于法的迫害，逝者选择’不食牢粮’成就《人民自由传（卷）》而献身！在悲惨世界完成悲壮人生！一个知行合一，灵魂干净的人!”

我孩子妈！不要为我过度惋惜，一个职业艺术家自由工作者，死在自己的作品里，死在自由的路上，死在维护公众的道德良知里，死得其所！不颓废！希望能见到您最后一面，只要女人您能安好，您能活着！就是希望！永别了！这个国家容不下一个艺术家的灵魂守望！

谢谢大家！

追魂（刘进兴）绝笔于中国南京市玄武区法院视频法庭（南京市第三看守所）
2020.8.13

追魂妻子刘立姣：131616245992

我目前病重，自己觉得很恼火，肿的很厉害，肺上肿瘤又扩散，肝肾功能又不好，明天准备到华西去看病，看情况如何再说。

我现在是多病在身，年龄又大，身体又不好。

我在世的时间是不会长的。我自己的病态都是几种疾病，肿瘤对我的威胁太大了，而且肿瘤现在已经扩散了。去年11月12号照的片子，今年3月2号又照一次。做的薄层CT得出的结论是很准确的。现在肿瘤扩散是没得办法进行治疗。

我的病情不会好转，只有逐渐逐渐加重嘛。我在华西住院就已经做了诊断。当然这次诊断最致命的还是我的肺肿瘤，在原来的病灶上又长三公分多大，现在又新增了两个病灶。除此以外，双肺还有炎性病灶，这两个肺都没有什么好的全部都是炎症、肿瘤大小不等。另外我的肝肾功能有点不正常，肝肾功能一直都不很好。

我体重是明显下降。以前是104斤，现在只有86斤，都是洗澡的时候净称的。体重在逐渐下降，看起来身体条件是越来越差。自己都是尽量让自己不要倒下去，我是这样想的尽量打起精神。但是有时实在无能为力，没办法，因为心累气紧，心脏也乱跳，肿得厉害心累气紧，有点儿受不了了，就是这个样的。

我本身糖尿病不敢吃糖，加上我反酸，肾功又不好，所以禁忌的太多了。我不敢吃咸的，吃了咸的肿得更厉害。不敢吃甜的，糖尿病不能吃。肾脏功能不好，很多都要禁忌。豆类的、海鲜的都有禁忌，还有老百姓的观念说，吃了要发病也不能吃，比如鸡这一类的也不能吃，所以吃的东西的范围太窄了。加上胃子不好，吃的量比较少。但是我都尽量在调整。在我身边的同志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给我调整饮食，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尽了最大的力量在努力。由于我胃部反酸胃痛，饭量少，整天不到一两。胃痛胃酸，吃也吃不得。没有力气说话，吃也吃不多。很难，难啊，难啊，难得很啊！我知道，我知道啊，但是我无能为力啊，我是无能为力啊。

目前疫情没有解除，我又病成这个样子。不知道他（黄琦）在监狱内的情况。他在监狱四监区，进去那个地方就没有变动过。据监狱杨科长说，就在那个地方（学习）没有做工作啊。没有工作，没有分他工作。我担心的是黄琦的身体不好，没分他工作，我想肯定是他有病，很恼火，才不分工作。我觉的他活出来的希望和我活着的希望很小，小得很呢。没有分工作，肯定是身体不好，说明他的身体很不好。（黄琦）肾脏病后期有个高血压，进监狱以后才有高血压。对后期高血压，充分说明他这个高血压属于肾性高血压。就说明一般在这种情况都是很恼火的情况。他那个身体拖不得好久，出来的希望小得很呢。我们见面的机会可能都没得……（哭泣）。

另外，我找人找了律师，请了律师。现在疫情期间，那边根本不理。最先律师去过，说主要就是法官。法官出差，出差一个星期。法院说他学习没有完不能见，起码最慢也要两个月才能够见。（律师）到绵阳法院查阅卷宗，绵阳法院答应他只能阅读，不能复印、不能拍照。

我想见北京张磊（律师）。约好张律师跟我俩在绵阳见面，这个也被国宝阻挡。无辜的把我从车上拖下来不让我去。后来张磊律师又乘飞机到成都，到了楼下和他见面。等我到楼下的时候，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们（监控者）就打110，那边来了十几个人就把张磊律师拖着走，这边的人就把我鼓捣着拖回家。我跟张律师也就是想见个面，根本就没想到家和他签那个合同，请他当律师。他们都说他是人权律师，不可能请他当律师。就这都不让我们见个面。

我请了个张正林律师，签了合同都不准许看。回去又都把那些合同全部给他没收了，情况就是这样的。现在想请律师也很难，很难啊！

现在一直都在监控我。我看这个目的，就是不想让我活着。规定我第一个不能上北京；第二个不能接受媒体采访；第三个不能和目前正在告状、上访的人见面来往；第四个我请律师也有规定。不能请人权律师，不能请709那批律师。请律师都要通过他们批准，他们不批准的就不能请，请了也不让见。就这样拖下去，没有什么办法吗！

谢谢朋友的关心。我走了以后，就谢谢朋友们多关注，谢谢朋友们多关注。我现在简直就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了。可望而不可及啊！

当然我还是希望疫情早点解除，我的目的就是想见黄琦一面。了解他在狱中到底是什么情况？病例的情况如何？里头的待遇如何？我就想了解这些情况。想见他一下，给他做一个交代，说明我的病例情况。我看不到他出来，希望他在里头好好的，好好地度过这个时间。好好地度过这个时间。

有些问题我都考虑过了，在网上说不恰当，要有人直接见面说。但是当局千方百计阻止，外面的人不准跟我见面。没有办法跟朋友进行交流，所以目前的困难是很大的。

目前对我的监控是非常严的。到目前为止，连我去看病，去药店买药，到华西（医院）附近的医疗器戒（店铺）了解制氧机的情况都要监控。服务员很热情的给我介绍这一款那一款，带我到这里看那里看。结果带我到一个地方，是外面的人看不到的地方，很快他们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服务员就来告诉那个服务员，悄悄的说了几句话，服务员马上就从我的身边溜走了，马上都不跟我交谈啦，马上都回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坐着。这就说明了，当局带我出去，就是我在商店购买东西，他们都在进行监视。他们都在进行这种无理的干涉。当然不是正面的，是跟对方打招呼。

到底他们要玩到什么时候还不清楚。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他们对黄琦的案件是光明磊落的，是按政策办案的，他们就不怕我上访也好，接受采访也好，去见律师也好，见见朋友也好，就不应该受到干涉。正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虚的，不是真实的，黄琦是冤案是错案，所以他们才怕把这些暴露出去。把这些曝光出去，把他们的阴暗面，暗箱操作的情况曝出去后，他们的饭碗儿就没有了，他们就要受到纪律处分。所以他们怕到这个程度，连我外出都要禁止。

黄琦的这个案是个冤案，我们中国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知道。公检法的人他们内部都知道这个是个冤案。不是什么红头文件，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上访诉求，就是（陈天茂）上访诉求。（陈天茂）出来后不是还告了嘛？！他们就是一个冤案。律师还看见了那个里边不是红头文件，没有红头文件几个字、没有签字、没有落款，也没有文标，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份一个人的普通档案，把它封起不让人看就说成是绝密级文件。这是骗人的，说假话的。他们是光明磊落的还这样说假话，还这样乱制造冤假错案。他们没有好下场，他们没有好下场。终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相信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相信公检法的政策、上面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四川只是少部分的，极其个别的贪官，黑指挥棒在指挥这些人。这些人无知，这些人可能是从社会上招聘的，没有法律知识，所有违纪违法的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根本不讲法，他们是违法。所以老百姓都看清楚他们的面目，他们也没有什么脸见人，所以都在偷偷摸摸的做些事。只能监控人呐，不准律师来呀，不准朋友来，就怕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有理，他们怕什么？大家都到桌面上来说嘛！所以真是太多无理了，太无耻了。这些人太没有政策水平了，太低了，文化水平太低了！

我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谢谢朋友们的关心，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希望你们保重好自己，保重好自己。再见！

蒲文清
2020年4月11日

【民生观察2020年3月22日消息】3月19日、20日湖北连续两天实现“零增长”，显示疫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着实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也有一些网友，在朋友圈发帖，提点问题，以引起重视，防止反弹。

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也要给你注入一剂醒脑剂。有的时候，你从媒体上能看到的，并不一定就是真相，或者他们并没有把事情的全部，都告诉给你。

以下这段文字，是湖北一位主流媒体记者的亲身经历：《我最难忘的一天》。就在湖北宣布连续两日“零增长”的时候，他把自己3月19日从凌晨到晚上，经历的3位患者入院救治的经过，写成了真实的文字，发布在朋友群。

看看他最难忘的一天，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最难忘的一天》
3月19日凌晨三点，先去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是放鹰台社区里的一家三口。爹爹婆婆确诊入院（首诊省人民医院东院），姑娘疑似方舱，都治愈隔离回家后2-3天，婆婆又出现症状。
武昌区几家定点医院不收（可能怕影响数据，算一个新增），120凌晨3点把他们一家三口送省人民本部就走了。
省人民医院已经不是定点医院，拒收，在发热门诊僵持着。再打120，此后120也不理他们了。
下午3点，我们送完组织回社区，听到社区已经没办法了。我私下找省人民医院唐其柱院长协调，电话打了，微信发了，也没得到及时回应，只好跟格格一起赶到省人民医院本部，患者一家三口已经在那里僵持了13个小时，近乎崩溃。
发热门诊医生说，婆婆CT症状比第一次就诊时还严重。但他那里不是定点医院，不能收。
再打唐其柱院长电话通了，协调的120也及时赶到了，唐院长答应东院接受，120就送他们去东院。
救护车在前面跑，我们不放心东院情况，也在后面跟车赶到东院。
在东院门口，被东湖高新区驻守的干部拦在医院外，说武昌区的只能到武昌区医院发热门诊，不能跨区到高新区发热门诊来。等协调半天才放我们进省人民东院。
进医院才知道，120把一家三口丢到东院发热门诊。发热门诊以没有接到通知为由拒收。再次跟发热门诊医生沟通。病人一家开始情绪不稳定了，又不断安慰他们。
紧急联系唐其柱院长电话没接，再跟医生、门诊主任反复协调，给他们看我给唐院长发的微信，最后，门诊主任同意婆婆不办门诊挂号（减少一个发热门诊记录），直接收治入院。
暂时没有症状的爹爹和姑娘，在发热门诊挂号，晚上11点做核酸检测。为保证他们能够回来，又协调社区晚上派车接他们父女。
一趟走下来，感慨颇深。
新冠肺炎患者回家复发入院难的情况，已经不是一例两例。昨晚又跟省卫健委在省指挥部同学联系，反映要赶紧完善收治流程，否则，社区内一不小心还会发生聚集性感染，特别是大家都有放松警惕的情况下，会出大事。

这个记者难忘的一天，透露出以下几点信息：
1、目前，武汉有些医院已经不愿意接收病人，或者不愿意接收跨区的病人，导致患者无法入院接受检测。原因，是为了保住自己医院的数字。
2、有些出院的病人，回家后再次感染。这样的患者有多少？目前官方没有公布，也没有准确数据。复阳的情况，之前曾经被钟南山等专家多次提起，复阳率一度在14%左右，甚至有些医院的复阳率，达到20%以上。为了数据零增长，复阳率在近一周多，不再被媒体提及。
3、此前有媒体和医生质疑，“零增长”的背后，是为了让大家赶紧复工，是“政治压力下的零增长”。是否真的如此？网友普遍感觉，既然武汉的疫情已经控制下来，但官方对外的口径依然是“形势严峻”。这让网友很困惑：严峻在哪里？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方便说出口？
在上述网友发帖的同时，朋友圈还传来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下面这两个截图，就说明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可能还比较多。

两张图片透露的信息
01
第一张截图
武汉韩家墩街综合社区3月20日发布紧急通知，内容如下：
重要通知
昨晚丽水康城校区又有新增病例，再次提醒居民少出门，少聚会，勤洗手，戴口罩，减少购物，减少外出，继续坚持，坚持再坚持。
根据通知分析：19日晚上，武汉新增了病例。但病例并没有被统计进3月19日和3月20日的数据中，因为19日和20日，官方数据均是零增长。
网友嘟嘟xx3月20日13:26分发帖：武汉韩家墩丽水康城有新增。昨晚下去拿菜碰到一个家人在长航医院的邻居，直接说现在还有很多疑似，其实根本就是确诊，只是都不让报。社区也不想背这个责任，有一例如果小区没做好指不定就新增好几例，但是上面就是不给你确诊不算数字。一切又回到了一月份。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02
第二张聊天记录截图
网友@XX在3月19日下午5:43分发帖：同济医院（注：指华中科大同济医院）昨天确诊了100多例，铁路医院确诊一例。区长在医院陪了一晚上，不让报，报上去就下课。
网友@XXXX跟帖：为了复工，今天归零就是扯淡。武汉人们造业，上面一走，下面作妖。
这样的聊天记录和截图，其实很多人都有，很多人都保存在自己的手机里。从上面两个截图，可以得出以下信息：
在3月19日，至少华中科大同济医院、铁路医院、韩家墩街所属社区，发现了肺炎患者。但是，19日和20日的统计数据，是零增长。
为什么官方统计是零增长，网友却说还有新增？两者对数字的感受不一样？
这可能有三种解释：一是这些新发现的患者没有被确诊，或者连疑似患者都不是，不能被统计进数据；二是发帖的网友和街道社区在撒谎；三，是官方数据在撒谎。
民间的声音也是一种声音，你应该耐心地听听。特别是华中科大同济医院在19日确诊100多例，跟零增长的数据相比，反差如此之大。
官方应该出面做出解释：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网友是造谣，请官方出面辟谣，并追究造谣者责任。不要让悲剧，继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