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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年79岁的闽清钱依伯，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被家属送到当地一精神病防治院治疗了4年多时间。他愤而将相关方面告上法庭索赔损失。日前，福州市中院终审判令院方和当时送钱依伯进行治疗的责任人都要赔偿他损失。
2008年8月5日，钱依伯的妻子刘某某、儿子钱甲、女儿钱乙将钱依伯送到闽清某精神病防治院。该院以“老年痴呆”为由收治钱依伯。2009年10月16日，院方告知钱依伯的家属，他不适合长期住院治疗。刘某某、钱甲仍然签署知情同意书，要求将钱依伯长期收治。
2013年1月9日，院方再次告知钱依伯的家属，钱依伯不适合长期住院，刘某某再次签署知情同意书，要求将他长期收治。
2013年2月7日，钱依伯中风。院方于同年3月11日为他办理了出院手续。至此，钱依伯在这家精神病防治院共住院1680天。
2014年3月25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钱依伯在2008年8月5日被收治入院时不存在精神问题，且目前精神正常，防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一般过失的鉴定结论。
钱依伯在身体有所好转后，立即聘请律师，将精神病防治院、刘某某、钱甲、钱乙一起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
他诉称：他被强制收治长达1680天，健康上受到极大损害，同时还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名誉损害。因此，各被告应赔偿他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同时公开向他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庭审中，闽清某精神病防治院辩称：钱依伯在被收治期间，院方不存在对他滥用药物、辱骂、捆绑、殴打等情形，他主张的种种病症与院方的诊疗措施无任何医学和法律事实上的关联。院方在本案中仅负有一般诊疗过错。
刘某某辩称：她在此事件中不存在过错。由于钱依伯在入院治疗前有种种反常行为，因而他的子女把他送到防治院治疗。至于他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否需要住院治疗、何时出院等事项均只能由专业医院决定，与刘某某无关。
钱甲辩称：他对医学没有了解，是听母亲和妹妹说父亲有病并且殴打母亲，所以才将父亲送医院治疗。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人身自由权属于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法医鉴定结论，钱依伯在被收治入院时不存在精神问题，且目前精神正常，因此，精神病防治院和钱依伯的家属对钱依伯的人身自由权构成侵犯，4被告应按照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2008年8月5日，被告防治院仅根据刘某某单方提供的主诉和病史将钱依伯诊断为“老年性痴呆”，后又修改诊断为“人格障碍”，特别是在他住院4年期间，被告防治院没有对他进行及时必要的相关躯体、心理检查，也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在无明确症状的前提下，将被鉴定人作为精神病患者收治长达4年。
因此，被告防治院的上述诊疗行为违反了精神科相关诊疗规范，没有尽到应尽的医疗注意义务，存在一般过失，应对钱依伯承担一定的过错赔偿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被告防治院在收治后共两次书面告知钱依伯家属，他不适宜长期住院，而刘某某等家属仍然要求防治院继续对他进行收治，因而被告刘某某、钱甲、钱乙应对钱依伯的侵权后果承担主要的过错赔偿责任。
尤其是被告刘某某是钱依伯入院时记录病历单中的病情及病史的陈述者，又是经被告防治院两次告知钱依伯不适宜长期住院后，仍强烈要求防治院长期收治钱依伯的主要责任人，因而她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
钱甲、钱乙当时与其家属刘某某等人共同将钱依伯送进防治院，因而他们均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综合考虑4被告各自的过错程度与原因力大小，法院酌定被告刘某某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被告防治院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告钱甲、钱乙各承担15%的赔偿责任。即被告防治院、刘某某、钱甲、钱乙应分别赔偿钱依伯精神损害抚慰金1.2万元、1.6万元、6000元、6000元。
一审宣判后，钱依伯不服，提起上诉。福州市中院终审维持了原判结果。
（来源：福州新闻网http://news.fznews.com.cn/fuzhou/20150708/559c64512b14a.shtml  2015-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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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智障者，母亲是精神病人，生下了与猪相伴的“泔水男孩”。而他们的上一代也是这样的悲剧结合，似乎成了一种恶性的代际循环。

中国有1600多万重症精神病患者，既要保障他们在不发病情况下的生育权，又要维护下一代的健康权，需要政府与社会给予更多的关爱，更完善的医疗扶助，而不是歧视，更不是一禁了之。

六岁半的刘小宇坐在小凳子上，脑袋上贴着电极，刺激主管语言功能的神经区，医生举起手中的小卡片，让他跟着一起读。

他却站起来，想用手去抓，嘴里“哈，哈”地叫唤。

“妈妈，爸爸。”医生继续做着口型。

在城郊一个偏僻的废弃院子，他的妈妈李巧荣顶着乱糟糟的头发，正跟在丈夫刘振学身后，视察他们的十六头猪。

猪声哼哼，刘振学神情专注，李巧荣亦步亦趋。两个人似乎都不介意自己的儿子不见了好多天。

消失的还有另一个人，刘小宇79岁的奶奶，后者声称自己有103岁，成了村中的笑谈。小孩被送去医院恢复说话的能力，老人则被送到了敬老院。

“一家人，要么疯要么傻。”当地人盖棺定论道。

当这个奇怪的家庭被曝光在公众面前，家庭里的成员们便四散开来。他们破败的房子，如今也成了一堆瓦砾。事发后，村里决定给他们盖新房。

“泔水男孩”

所谓事发，指的是一组在网络上流传的“猪圈男孩”照片。

2015年6月30日，河南省清丰县，一辆来往餐馆收集泔水的三轮车车斗里，一个小孩和一头幼猪各据一方。小孩衣裳破烂，蓬头垢面，猪也满身泥污，差相仿佛。猪显得委顿，小孩精神倒好，瞅着镜头笑。

几天后，当地的爱心志愿者找到了小孩在车子营村的家。透过紧锁的门缝，志愿者看见他蹲在院子里的猪圈旁。邻居跑上前告状：有时候一天都睡在那呢。

这就是刘小宇了。不过，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得知，男孩平时并不住在猪圈里，“猪圈男孩”一说不准确。

后来，志愿者给小宇理发，发现他一头横七竖八的伤疤，和他说话，又发现他到了读书的年纪却还说不出一个字。

村民还说，他的父亲让他吃从泔水里挑拣出来的饭菜，所以他又被叫做“泔水男孩”。

而他头上的伤疤，则是母亲李巧荣打伤的。村民作证，李巧荣喜欢按着刘小宇的头往地上，或者墙上磕——比如，刘小宇的额头上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坑。

群情汹汹，当地政府很快作了情况说明：这一家人，父亲刘振学有着智力障碍，母亲李巧荣则是精神病患者，同住的还有刘振学的老母亲张爱菊，精神也不正常，不会说话的孩子则有着智力和语言障碍。

接下来，刘家迎来了最热闹的一周。

刘省朝是地方上的企业家，也是村委会的干部，分管车子营这个自然村，他说，那几天，他天天陪着爱心人士、媒体记者到刘家探访。

“那几天压力很大。”他坦言，在自己的村子出了这么大影响的事，给领导惹了麻烦。

刘家倒好，虽然人潮汹涌，当事人却大多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志愿者给小孩送来了一箱牛奶，母亲李巧荣一晚上就喝了半箱，第二天消化不良，刘振学不得不带着她去卫生所打针。

当爱心人士围着刘振学，质问他为什么任由精神病人虐待小孩，刘振学语无伦次的时候，李巧荣就靠在门边咧着嘴，怯怯地笑。

最高兴的是奶奶张爱菊，她可以向陌生人告状了。志愿者胡晓辉第一次来到他们家，张爱菊就向他告状：“媳妇把我吃饭的勺拿走了。”

领导也来他们家慰问了。刘省朝说，有一次，镇长、书记，县里的领导都到了他们家，表达政府的关怀，送来了慰问金。刘振学却硬要出门。

“我有事。”他说，他要去拉泔水。

“我恨不得踢他两脚。”刘省朝摊了摊手，颇有些无可奈何。

在车子营村，刘振学家左右闻名。他家的房子最破败，土墙围的院子，两间堂屋是几十年前的茅草顶。他们家又最臭，猪圈里的猪粪有一尺厚，一墙之隔的邻居都搬了家。

而最有名的，则是他们一家人脑子都不正常。每个人都有故事。

“小孩奶奶有一次说要去存钱，拿着纸钱就出门了。”

“刘振学养的猪，外面卖八块一斤，他卖四块八。”

“他媳妇基本不出门，就听见她打孩子，把墙撞得咚咚响。”

“小孩冬天也蹲在外面，脚都冻肿了，奇怪也不感冒。”

以前，车子营村的村民能看到他们一家的时候，是每天下午，出外拉三轮的刘振学回家做饭，将紧锁的院门打开，带着刘小宇和李巧荣出来玩。

玩也就是在家门前的小路上。刘小宇在泥里打滚，扔石头，李巧荣则倚着墙根，和她的儿子保持和平。村里的女人们围坐在一起谈天，她隔着老远看。

刘振学是这个家的支柱，村里人说，刘振学是那种见人情愿绕着走从不走大道的人。他的母亲张爱菊这时会出来倒垃圾，用一个脸盆装着，颤颤巍巍。他们在村里都没有朋友。

如今，这种景象看不到了。老人被送去了敬老院，小孩则由政府交给他姑姑，也就是刘振学的大姐抚养。

“门当户对”

这是刘银格替弟弟养的第二个孩子。

刘振学的大儿子一出生，就被抱到了她家。

“姐你帮我养吧。”刘振学说，他媳妇不会养。

刘银格今年52岁，比刘振学大4岁。他们兄弟姐妹四个，一母同胞，从小就是她照顾他们。刘银格是唯一一个读过书的。

那时，每天早上，刘家四姐弟一起出门，刘银格去村里的学校上学，刘振学和弟妹就留在学校外的柳树下，放学了，他们还在那等她回家。

“谁和傻子玩？”村里的同龄人记得刘家子女的童年：大女孩刘银格带着三个小小孩，在泥地里玩抓石子。

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还有个“疯子”妈妈。

在1963年嫁到车子营村之前，张爱菊的生活顺遂，念过书。她的第一任丈夫是老红军，据刘银格说，大饥荒的时候，她的孩子被饥饿的老鼠咬死了，老红军和她离了婚，才改嫁到了车子营。

第二任丈夫，也就是刘银格四姐弟的父亲，成分不好，是村里的富农，穷困潦倒。从此之后，张爱菊的精神就时好时坏。

四个孩子相继出生，张爱菊将他们和自己一起锁在院子里，就像四十年后她的儿子刘振学做的那样。这形塑了子女们的性格：孤僻、怕生、不合群。这种封闭的环境，对他们的智力发育大概也造成了影响。

刘振学的情况最严重。作为家中长子，他却是最后成家。

姐姐刘银格老早就嫁到了别村，二弟和二妹则与另一户人家换婚。二弟娶了对方家的女儿，女方家的儿子就娶了他的妹妹。

“那一户人家，穷，两兄妹脑子也不好。不然谁和他们结婚？”村民说，这样的换婚，两边都没有彩礼钱。

刘振学也决定找一个媳妇。媒人为他物色的，就是李家庄的李巧荣。两家的情况算得上“门当户对”。

李巧荣的父亲李增先年轻时也是穷得叮当响，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他只好像刘振学的父亲一样，娶一个精神病人。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有着程度不同的精神疾病。

十三年前，刘振学在骨粉厂打工，将动物骨头磨成粉添加进饲料，是个力气活。他带着自己辛苦攒下的一万多块钱去了李增先家，经过挑选，选中了二女儿李巧荣，将她带回来。这一年，李巧荣17岁，刘振学35岁。

他们一共生育了五个小孩，其中有三个女孩。母亲李巧荣身上似乎没有天然的母性。“她把孩子当做玩意儿，”邻居一个老太太比手画脚地说，“抱着孩子就知道咬。哪儿都咬，脸、头，抱着啃。”最后这三个女孩都在幼年时夭折了。

刘振学还要生，村里管不住他，反正罚款他也交不出。最后还是镇上的医生和他说——再生，再生你媳妇身体就垮了——他才不生了。

“傻人疼媳妇啊。”大家说这是有目共睹。

村干部刘省朝动手打了李巧荣两次，都是因为她打孩子，村民报告到他那，他赶到现场，怒火中烧。

“后来她看见我就怕，躲到屋里不敢出来。”刘省朝说，不光他，村里很多人都阻止过。

倒是刘振学说，看着他们打他媳妇，“我心里疼得慌。”

村民反问他，看着她打你儿子，你就不疼了？

恶性循环

“我和我姐说，现在国家养他呢。”

这么说的时候，刘振学刚从饭店拉来几桶新鲜的泔水。由于原来的房子已经推倒，刘省朝给他找了一个废弃的养猪场，让他接着养猪。

他找来空的桶和盆，先将浮在泔水表面的油捞出来，倒进空桶，再从泔水桶里掏出馊菜剩饭，倒进盆里。

李巧荣站在一旁，好奇地看。

养猪的爱好是去年才有的，“生小猪了，可以卖了赚钱。”

语调轻快，似乎没有什么可烦心的地方。谈起为什么不用饲料，刘振学说从小饭馆拉泔水也不要钱，语气还有些狡黠。

在这个幽僻的院子里，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一丝所谓的惶恐。让刘振学更为专注的，是将收集到的泔水冷冻在他的冰柜里，要给猪喂食的时候，就从冰柜里取出早已冻成冰块的泔水块，用电磁炉加热融化。

车子营村每个月交电费最多的一户，就是刘家。

这一匪夷所思的举动，倒是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刘家并不缺钱。清丰县政府的情况通报明确提到，2013年以来，刘家先后三次得到征地补偿款近9万元，每月还能享受失地保障金250元。

几年前，刘省朝曾打过报告，申请公费改造刘振学家的危房，他自己不修，刘省朝实在看不下去了。最后没有被批准，就是因为村里，有经济上比他们穷困得多的。

但被曝光后，一切都特事特办起来。不仅政府掏钱给刘家修建成本超过八万的新房、平整院落，孩子的免费康复训练外，还每个月资助1000元用于他的抚养。

“事情发生后，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刘省朝说，但他也有困惑，“若是没曝光，我真的无能为力。他们家也不缺钱，我也不能把小孩放到自己家养啊。”

作家陈岚长期关注中国农村精神病人婚育的状况，她说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经济状况。

“当我到了小宇家中时，看到的一切都符合我之前的想象。这是一个因为精神疾病仍在坚持生育的典型家庭。”陈岚说。

2013年，陈岚所在的公益组织曾在河南平顶山地区救助过一批困境家庭的儿童，40例中有12例都是母亲患有精神病所生的孩子。

精神疾病家庭之间的联姻、精神病人的生育，似乎成了一种恶性的代际循环。

在李巧荣的家，当她的父亲李增先成功将三个女儿嫁出去之后，用得来的钱为自己的精神病儿子，李巧荣的哥哥，从山东买来一个女性精神病人。现在，每天，李巧荣的哥哥上街乞讨，这个女人就在垃圾堆上嬉笑着坐上一天。

伦理困境

据估算，中国大约有1600万重度精神病患者，其中有超过300万适龄育龄女性。

现行的婚姻法禁止两类人结婚，一类是近亲，另一类则是“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后者通常包括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和重度精神疾病等。

实际情况是，在农村，精神病女子多数在没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嫁给或被卖给乡村底层或者同样是患有精神疾病的男性，没有任何节育地生下孩子，但是母亲和父亲往往都缺乏照顾孩子的能力。

近几年不少媒体的报道还指出，由于精神病患者家庭生育监管难度更大，部分地方出现不受控制，超生现象严重的情况，以至于有的地方人大代表甚至提议，应当禁止患遗传性精神病的双方结婚。

根据2015年起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不适格的监护人，可以由民政部门出面，起诉剥夺监护权。而这只是一种事后的保护。

陈岚倾向于从源头上加以控制。她曾提到一个救助的案例，一个精神病妈妈生了4个小孩，还在不停地生，他们后来给她做了节育手术。

不过，这种方式可能面临巨大的伦理争议。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精神卫生法研究者刘白驹就反对控制精神疾病患者的生育，他认为控制生育可能演变成“谁可以生，谁不可以生”，违背了人权。

“精神疾病和智力障碍，是有着遗传倾向。”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耿彤说，但这项研究目前缺乏科学的具体数据，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同样可能生育健康的孩子。

“关键在于我们提出的节育，是可逆的。如果精神疾病患者在自由意志的情况下，选择生育，自然应该保护他们的生育权。”陈岚补充了她的想法。

而悖论在于，可能并非所有精神疾病患者都能等到拥有自由意志的时候。国家卫计委2013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重性精神疾患管理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截至2013年3月，全国共有353.8万重性精神疾患得到管理。

在车子营村，村里人都知道李巧荣是个“疯子”，但她的病没有经过鉴定，也没得到过救治。村干部刘省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政府最近请了濮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濮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来给李巧荣做检查。南方周末记者给六院打电话得知，医生并未做专业检查，没法下结论，只看得出她智力低下。

“我去看过他了。”儿子被送到姑姑家之后，刘振学去看过一次。刘小宇抱着他的裤腿往上蹬，要和他一起走。

半个月的康复训练后，六岁半的刘小宇终于学会发出的第一个音，是“妈妈”。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刘小宇为化名。感谢小希望之家濮阳站提供的帮助）

（来源：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911  201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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