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和，男，58岁，回族，北京通州人，1979年1月因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权同盟、西单民主墙等民运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在看守所关押19个月后又被送进延庆监狱的精神病医院，1981年获释。2007年10月2日，张文和又被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非法关押了15个月，于2008年12月底被释放。2009年9月3日，张文和再次被强制送进北京通州区精神病医院，长达32个月，于2012年5月被释放。
2013年2月26日、3月2日、3月17日《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编辑柳梅连续三次采访了张文和老先生。老先生曾三次被关精神病院，饱受折磨，尽管略现苍老，但老先生精神矍铄，待人接物处处流露出儒雅、慈祥、善待他人的和蔼可亲态度，其谈吐自然，逻辑清晰、条理明确，根本看不出有精神病的样子。
问：您好，张先生，请首先谈谈您的经历？
张：我是北京通州人，回族，50岁以前信仰伊斯兰教，51岁以后皈依基督教。1979年1月，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权同盟，参加了西单民主墙的活动。在那一段时期，我曾在在京上访的人们中进行调查和串联，计划成立“在京上访人员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合在京的人权民主人士，到中南海门外静坐请愿，要求中共政府为饥寒交迫、处境悲惨的上访人员解决食宿问题。为此，我四处寻找串联同志，计划建立兴中会。
1979年3月，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关进了看守所，在那里我遭受了警察的毒打和酷刑，也经历了预审处、检察院和法院。我认为我无罪，我要求法院公开审判。被关押十九个月之后，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押送到了延庆监狱中的精神病医院。狱医对我说，你有精神病，要老老实实的接受治疗，若不接受治疗，就把你绑起来，给你灌药、给你电疗，治死你我们都没事！我在延庆监狱中的精神病院被关押八个月，每天三次，每次数粒，被强迫吃了大量的药片，直到1981年6月被释放。
2001年我母亲去世后，我重返民运战线，曾积极参加帮助重庆的李玉芬申冤维权。2004年，我在香港参加了“七一”大游行，香港太阳报把我的照片登在了报纸上，我曾拜访过香港的“支联会”和人权民主人士。2005年，中国国民党江丙坤副主席前往北京香山碧云寺拜谒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我前去迎候，欲与他们联络。在衣冠冢的门前，我被警察带走，关押在派出所，关了一天。我被关押时，警察到我家中，恐吓我的妻子，叫喊着要把我抓起来，要开除我妻子的公职。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亲民党主席来大陆访问期间，我受到通州区公安局的软禁和监控，被禁止外出，手机也被扣押。2006年2月，我参加了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抗暴接力绝食活动。去看望高智晟时，在他家的楼门处，被便衣警察扣留，随后被通州区公安局关押在招待所里和旅馆里，关押了两个多月。这之后，又被关押了两次。2007年1月，我参与中国人权论坛的开办，并陆续在论坛的专栏中发表文章，积极宣扬抗议暴政、维护人权、争取民主的理念。
2007年7月，我和北京的一些人权民主人士去看望胡佳、曾金雁和袁伟静母女，声援胡佳、曾金雁和陈光诚、袁伟静。之后我被通州区公安局扣押了约八个小时。警察说，你不说清楚谁组织了这次活动，不说清楚你们都说了些什么事，你就别想回家，但我坚决的返回家中。2007年9月，在中秋节之前，我邀请北京的一些人权民主人士来通州聚餐。我在车站接人时，被便衣警察抓上车，拉到派出所关了一天。一个叫徐建强的警察头目在现场指挥，对我破口大骂。
这样，警察经常对我进行监控、跟踪，他们还剪断我家的电话线，抄走电脑主机。但当他们看到用这种办法对我不起作用后，他们又故伎重演，在2007年9月下旬，他们找到我的儿子，告知我儿子，说我有精神病，并要求我儿子把我送进精神病医院。听到这个消息后，2007年10月1日，我在家中开始绝食，抗议中共匪帮对我的迫害。10月2日，警察来到我的家中，说我涉嫌破坏公物，叫我跟他们走。这次，警察把我送进了北京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北京市安康医院），对我进行强制治疗。我声明我没有精神病，拒绝吃药，狱警就把我绑在床上，给我电疗、灌药，我被关押在强制治疗管理处长达十五个月，被强迫吃了大量的药片，直到2008年12月底才把我释放。2009年9月3日，胡佳仍被关在狱中，我去看望曾金雁母女。在胡佳家的楼门处，我被便衣警察拦住，他们不允许我进入，我只好回家。回到家中，警察让我跟他们去派出所，到了派出所门口，警察又把我送进了通州区精神病医院，使我遭受了长达三十二个月的折磨，期间被强迫吃了大量的不知何名的药片，2012年5月才被释放回家。
我被公安机关关进精神病医院三次，都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诊断书和鉴定，也从来没有给我做过诊断和鉴定。
问：能请您再谈谈精神病院里面的情况吗？也许这样会勾起您痛苦的回忆，望您谅解。
张：那我就说说通州区精神病院吧，我在2009年的9月到2012年的5月被关押在通州区精神病医院，在这家医院里，有的护士就是经常打骂病人，有的护士指使病人摔打病人，有的病人被打伤，有的病人被致残，有的病人被致死。病人还经常遭到护士的虐待、体罚，有的护士甚至扣留病人的饭食拿回家喂狗。
比如：在（一次）一个护士吃午饭的时候，因为发脾气，就用吃饭的铁勺，打在一个病人的头上。那个病人经手术，缝了5、6针。但是，被打伤的病人不敢说是护士打的，说是自己摔伤的。护士向上报告也是自己摔伤的。
（他为什么不敢说是护士打伤的？我问。）
他就是精神病人，他也害怕。因为护士对病人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像这个每天晚饭，刚吃完饭，病人就要在走廊里走步，快步走，谁不走也不行，不走就要受惩罚。有的因为身体有病，就走不了。向有一次有个病人叫张英（音），他本身就是个重病号，腿脚有毛病，走不了，他也不愿意走，护士就叫一个叫孙伟（音）的病人拽他、推他、打他让他走。孙伟也是个精神病，他脾气很暴躁，过去就又打、又摔，所以就把张英这个病人摔成了骨折。张英也不敢说是孙伟这个病人给他摔伤的，孙伟这个病人就报告说我没摔，是他自己摔的。实际上我看到就是孙伟给摔的。精神病人挨打、挨骂，没有一个敢说话的。还有一个病人，叫李文生（音），因为惹了护士就被捆起来了，就挨打。李文生坐在凳子上，护士就叫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叫王小波的病人就抽李文生的嘴巴。抽了十几个嘴巴，李文生站起来就走了，没说什么，护士就叫王小波这个病人把他弄回椅子上去。王小波这个精神病人也很疯，他过去就操起李文生的腿、脚，李文生头就撞在墙上了，就起不来了。护士就说：把他抱到椅子上去。又叫别的病人把他捆起来。没多久，李文生就死了。护士向上报告就说，他是自然死亡，是病死的。但是我看到就是王小波给他摔死的。
还有，就因为一点小事，就把一病人捆在床上，一捆就是六、七天，甚至十多天。不管大小便，被捆的病人憋得很难受，有的就拉在裤子里。也不让别的病人给被绑的病人喂水。还有就是每天让坐在椅子上，除去上午八点钟有一次活动，下午有一次活动，其他时间都坐在椅子上不能动。有的病人说站起来活动活动，甚至说趴在桌上睡觉，那就会被护士叫到墙角去罚站。一罚站就是几个小时，就这样体罚病人。
这是护士折磨病人，还有就是护士虐待病人，就象洗澡，六七十个病人在一小时内就要洗完，就五、六个喷头，挤挤插插，根本洗不了。而洗澡这笔费用是让家属交了的，但一个星期就给一次热水让洗澡，这就是虐待。象这个吃饭，护士想给谁多就给谁多，想给谁少就给谁少，完全在他个人喜好，剩下的，你想吃，他也不让吃，他就拿出去喂狗——这也是在侵犯病人权益。
还有，不许病人向外打电话、不许病人听收音机，电视也由护士控制，每天也看不到新闻，护士想看啥你就得跟着看啥。环境上，保温桶房间特别脏、卫生间也特别脏，被子、枕头也特别脏，没有人打扫卫生，没有褥子，只有一个垫子。病人经常丢东西。我把通州区精神病院这些恶人恶事曝光，希望大家能为这些精神病人们维权。希望政府严肃调查，认真处理。
问：在医院期间，是否能让家属探望您|？
张：第一次在延庆监狱的精神病院，前期不让看，后来让看了；在07年的十月到08年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由公安机关带着家属来探望的，一个月一次；2009年到2012年在通州区精神病院是允许家属探望的，家属还可以带一些食品，次数也不限制。
问：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张：我要求政府给我做一个客观、公正的司法鉴定或医学鉴定；我想看看这么多次的强制治疗，政府给我做过诊断没有，如有，就将诊断书和鉴定公之于世，让大家看清楚政府对我有没有搞鬼把戏；我要求政府允许我去香港、台湾或者国外做医学鉴定。拜托各位主持公道，发表意见，说一说我张文和是否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
问：您对我们的要求
张：我的儿子和亲属不支持我参加人权民主运动，他们希望我专心服侍我妻子。他们扣住我的身份证，不让我和外界联系。但是，我愿作一个人权民主运动的先锋，我愿作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吁请大家支持支援我，欢迎大家与我联络。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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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采访完张老先生，我不禁陷入沉思，中国多一些这样的志士，民主将会早一些到来。希望是因为他们不屈的斗争才渐渐燃起的，愿他们年轻。
2013-3
张文和
以下是对张文和的采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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