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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个精神病患大国，又多了一种让平头百姓“被精神病”的“创意”：摊派。
这个“创意”来自中国中部城市郑州的卫生管理机构，其要求各辖区按1000人中2个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标准调查并上报病患名单。
以往中国摊派成风，各项计划指标满天飞，最终无不以“放卫星”来荒诞收场。这早已证明，摊派这种想当然的施政思路是何其谬误。同样的，摊派精神病人指标也不靠谱。
一个城市到底有多少重症精神病患者，根本无法预知，不通过逐级调查再汇总，怎能得出真实情况？先入为主地订好了指标再调查，那这样的调查还有什么必要？
如果这个城市的重症精神病患者超出了想当然的指标，必然造成漏报情况——这就会耽误对真正病患的救治，也会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威胁社会；倘若低于这个指标，在“被扣分和督导”等重重压力之下，则可能出现更可怕的情况：“凑人头”，使健康人、亚健康人“被精神病”——这就会威胁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
如果说，之前中国广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案例，还主要是因为小民为拆迁、征地等等涉及切身利益之事而奋起反抗，被各级政府出于维稳需要而强行送进精神病院；那么，真要因为摊派指标而“被精神病”，就属于“坐在家中，祸从天降”，完全是无妄之灾。
《精神卫生法》酝酿20余年后好不容易成法，终于从今年5月起正式施行，说是填补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法律空白，可以让人不再害怕“被精神病”。但摊派精神病人指标的“创举”却告诉我们，公权力根本就没有将新法放在眼里，反而在加大中国公民成为“被精神病”潜在受害者的几率！
说到底，还是得先将滥用的公权力锁在笼子里，我们小民才不会人人自危，不用担心“被精神病”、“被自杀”、“被……”！
（来源：《大洋时报》http://au123.com/view/ocean/20131010/624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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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整个风信子协会的行动有两个主要轴线：一是伙伴位置的挪动；一是我们在这当中不断修正因着跟伙伴一道工作所发展出来的各种劳动模式。在伙伴的位置上，从一开始太过浪漫的期待精神病人是跟我们一起共构梦想的伙伴、也经历过理解伙伴的限制上的失望，处理期待上的落差，到现在重拾一种符合真实他们生精神疾病的生命限制的一种对待方式。在劳动的模式上，经历过一开始抵挡用产能来衡量薪水但却又真实面对伙伴的集体缺少动能的情况，以及慢慢趋向用产量来评价作为薪水的标准，到目前试图发展出其他更多产量之外、质上面的、与个人特殊性更有关联的薪水标准。这些转变，皆是工作人员与伙伴一次次的冲突与对话以及工作人员一次次跟自己跟其他工作人员的挣扎、冲撞与蜕变而共构的。这两个轴线在未来方案实作上都会因为经验的累积、工作人员与伙伴关系上推进变化而一再的被修正。
缘起
在大学社工系毕业后进入精神医疗担任社工，两年精神医疗社工的经验，感受到现有体制下精神病人在生存空间的局限，开始想要用自己现有资源开展一个合适于部分精障朋友的劳动与生存空间。由于整个实验行动牵涉的层面非常广，每个层面都可以是好几个小实作方案，以下单就两个层面—伙伴位置的挪动与劳动模式的修正扣回本次研讨会的主轴—社会实践与行动研究~辨认˙实作˙转化作讨论。
伙伴位置的挪移
1、权威与病人阶段
在所有关于「桃源二村」这个梦想的操作与工作中，与伙伴的相处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部分。它会花掉你大部分的精力，因为很多时候你得面对自己与自己的挣扎。在农场九十三年六月开始的初期，因为伙伴才刚从医院模式出来，且对于我们要做什么并不是真的那么清楚。甚至有些伙伴是因为医师安排他来所以他就乖乖地每天都来。这时候跟他们相处的挑战在于自己很容易就上了一个类医疗角色的位置。伙伴对你言听计从，那是因为他把你当成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很多时候他们到了农场都等着听你发号司令，也相形地是很依赖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挑战在于不想坐上那样的位置，想要他们真是像我们对他们的称呼——伙伴一样有一起工作的感觉，想要他们有自己的动力出来。在这个时期，「规定」与「下达命令」总是非常容易就产生，得十分注意自己不要重复了医疗的模式。
今天是第一天带大家到农场来，每个人都叫我刘小姐、刘小姐的，听了真刺耳，当然，我也知道对伙伴来说我是他们之前在医院认识的社工刘小姐，…….只能慢慢请大家叫我的名字就好。(930621小许田野笔记)
当我意识到伙伴比较是把农场当成是医院中职能治疗的一部份，而我是医院外的职能治疗师时，便开始设想除了用语言来化解或缩短彼此的距离还能用什么方式？我发现自己现在跟伙伴在一起务农时会故意装傻、装无能、问他们要怎么做，有时候大家工作时吆喝来唱歌或是开玩笑或是聊天等等，下农场后，带他们去吃冰、或是安排出游等。（931017小许田野笔记）
伙伴不知是在医院待久了还是为什么，也很习惯听工作人员的指示做事。（930908允冈田野笔记）
2、父母与小孩阶段
在农场上一起工作几个月后，伙伴开始渐渐习惯称呼我们的名字了，也慢慢知道我们想要做什么以及我们期待伙伴的位置。但是，伙伴的背景是一个在医院当病人多年的身份，病房生活中的大小事务都是要禀报医疗人员的，如何转化刚从医院退掉病人身份进而回到一个人与人之间与劳动有关的工作同事身份，这中间还经历过一个『父母与小孩』的阶段，这个阶段工作人员的位置虽然还是有权威的部分，但比起医疗的权威，父母的权威至少像是家人一般、是带有情感成分的。
「伙伴关系」说来简单，但在初期执行起来，为了让伙伴适应农场生活，我们还真像是体贴且十项全能的「妈」与「爸」，关注每个伙伴的状态、情绪、工作学习，处理纷争，要能接纳伙伴的各种状态，这样的「爸」与「妈」有一天也终于想要离家出走，想要缷下这个照顾者角色，也发现到我们想要的伙伴关系没有出现，伙伴并没有承担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工作状态，没有去看到其他伙伴的状态，于是我们开始将爸妈的责任放回到各个伙伴身上，特别是工作带领的角色（实施分工及组长制）及冲突解决协调者的角色（透过工作会议、小组会议处理彼此的纷争）。
也在过程中，渐渐从资源决策权力中发现不平等（工作人员＞伙伴），从情绪表达上发现不平等（伙伴＞工作人员），渐渐发现双方拥有的权力本来就不平等，也整理出平权是要渐进式的结论，而非一开始就期待伙伴要能上的了伙伴的位置，但我们仍要时时觉察自己有意无意所掌握的权力是否已渐渐释放出去。而伙伴从初期的被照顾者，伙伴依赖工作人员处理所有的事，也在过程中区辨自己与工作人员的位置、区别工作人员与医疗人员的差异，逐渐熟悉团体决策模式、团体相处冲突的解决责任，工作人员与伙伴皆渐渐往协同工作者关系前进，而未来的伙伴关系仍持续前进建立中。(951020市疗演讲资料)
曾有一位伙伴比喻工作人员为农场大家庭的父母，伙伴为小孩子。但我们不是要那种大家庭和乐融融的气氛，难道做爸妈的要养小孩子一辈子？（940602允冈田野笔记）
3、雇主与员工阶段
大伙一起在农场劳动一段时间之后，基于想要精障朋友重拾劳动角色的理想，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坚持伙伴的劳动要能有相对的薪资回馈，这样的薪资回馈不是那种政府设计弱势族群在使用政府资源的残补式补助(像是庇护性的薪资一个月几百元)，而是大伙一起讨论出来的薪资结构。但也因此使得工作人员有一段时间像是资方，而伙伴是我们所聘请的员工。
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我们新的挑战是面对伙伴出现各种欲望的能动性。他们愈来愈有自己的想法，对于要工作或是休息也有自己的节奏，甚至常常表达想要加薪。每一个动能考验着我们对于自身是如何看待他们。是病人还是工人？是偷懒还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要叫他一起工作还是放着让他自己来？是管理者还是一起工作的伙伴？到底有没有平等还是权力的问题无所不在？(940612小许田野笔记)
今天开农场会议，不知进行到什么，昌哥竟然说我是发钱官！(940807小许田野笔记)
到前几个礼拜，我对于自己的位置感到很厌烦，要负责叫人上工、问人累不累、要不要休息、要不要帮忙做什么，要跑D区，看在D区的人进度如何，有没有没有注意的疏失，一起做一做，又要跑到E区看在E区的人休息够了没？是否要准备继续翻土了。哦！对了，慧丽在房子里不知道她是不是没事可以做。分析起来有三个原因。一，担心菜会有损失，因不是每人都是我带出来的，只有文禾做最久。二，会有进度，要在时间内完成工作（不然灯昌会一直催）。三，我以我的公平标准来要求他们，当别人在工作而有人在休息、抽烟、聊天，我会担心做事的人会不爽。（941212允冈田野笔记）
这不是我们要的伙伴关系！尤其在初期没有方案没有募款资源进入时，所有农场开销、伙伴薪水、工作人员薪水都是个人去借来的，我们对于这种老板的位置感到非常沉重，一来是这跟我们当初想要弄一个空间让还有能力而被医疗体制限制住的精障朋友展现他们工作能力的理念会有所抵触，二来工作人员不愿意当时时刻刻得监督伙伴工作的监工，这距离我想要的伙伴关系、大家都是在同一艘船的理想还好远。我们开始理解到所谓的伙伴关系太过浪漫。工作人员开始反思现在与伙伴的关系到底走到哪里？我们还能够怎么设计一些行动继续往前？也因此，工作人员决定将自己真实的情感跟伙伴表达、将协会赤字的财务窘境跟伙伴分享、一起跟伙伴面对所有在农场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所要面对的种种细节与情绪跟伙伴分享。
4、互相体谅的阶段
在我们更突破与松动自己想要扛起所有农场、协会大大小小的事以及情绪上的承担后，更在去年五月，我们与伙伴一同面对过协会的财务问题，目前，与伙伴的关系更朝向是一起经营协会的生命共同体！伙伴能够体谅工作人员的辛苦，进而在自己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伙伴也在协会面临财务困难时提供各种意见、甚至突破精神病人被污名化的限制同意媒体拍摄报导协会的现况。
农场、面包坊的伙伴，谢谢大家的努力，愿意与工作人员共同分担协会的困难、愿意克服对媒体的恐惧、愿意面对因曝光而在小区中被指认出来的压力，虽然，有时我会期待大家可以走的更快，可以一起与我们并肩作战，但你们有你们每个人不同的步伐，当在我看不到我期待的努力时，我会泄气、会无力、会失望、会怀疑，曾经出现过冲突被伙伴质疑时，我躲在农场E区痛哭着想着我到底在干么？不过经过这次大家愿意站出来，一起与我们作战，有你们的努力－我们大家才能大声的告诉社会中的朋友，虽然我们是精障者，但我们和大家一样，有工作的意愿有工作的能力，希望大家能不再只戴有色眼镜看待精障者。你们的站出来，除了告诉大家你们在工作上的表现、对抗疾病污名的努力之外，也可以激励其他的精障朋友。所以，现在我想说，你们真的很棒！！（芯婷异言堂采访播出后的心情与感想950521）
劳动模式的修正
期间 劳动模式 薪资结构 伙伴位置 工作人员位置 协会资源
初期 集体劳动 卖菜的钱 病人 医疗人员、全能父母 工作人员借款
 
中期 集体劳动 平头式 病人身份开始过度伙伴身份 抵抗权威、工头
 
多元方案进入
组长制、认领制 平头加加给 伙伴关系初期 伙伴关系初期、工头
后期(目前) 分组制 基本薪加卖菜钱 伙伴关系再进展 伙伴关系再进展 募款、多元方案
一路走来我们脑子里带着几个问题：工作能力为何？是以产能或工作效率来衡量吗？如何看待那些『效率不佳』的伙伴在农场上的意义？
在一般社会的职场上，要求产能是天经地义的，手脚慢的、效率低的、态度散漫的、不合群的都是难以接受的。而我们在农场上想要创造的就是有空间容纳这些不符合一般职场要求的精障者的一个自主工作空间。注意，是工作空间，而且是自主喔！这对工作人员是一大挑战。在看重工作表现的同时，我们更在乎伙伴在『表现』背后的状态。是身体功能的限制、药物的副作用、本身工作的动机、人际沟通的困难、亦或是情绪的不稳定，使得伙伴的工作『效率不佳』？每一位伙伴都有她的特殊性，而在面对每一位状态不同的伙伴，我们也会发展出不一样的相处模式。
例如：在面对一位住院将近三十年的老病号，因为他的退化导致他在农场上的工作效率有限，我们曾经考虑是否要将他换成更有机会回到社会生存的伙伴。但我们经过反省之后，认为他跟了农场两年，人生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我们还有条件的情况下，要继续让他在农场工作。更何况若我们轻易就将一位伙伴因为自身限制而请他离开，那我们农场运作的逻辑不是跟一般的工厂一般吗？
有另一位伙伴，时常因为睡眠作息不规律，到农场会以撒娇的姿态喊累、不想顶着太阳工作。咋看之下，一般会认为他很会摸鱼；但她为什么会动不动就喊累或者睡眠不规律却是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她的一个起点。睡眠的不规律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因为她会觉得路上的人都在看她，所以她都很早起来买早餐，避免被路上的人看；晚上半夜会爬起来看高中课本，因为她想完成她的梦想—考上大学。我们同时试图贴近她的经验以陪伴她在生命当中继续前进，同时扮演她与现实、工作的桥。
在农场上，光是工作人员理解还不够，我们甚至希望其他伙伴能理解彼此的差异，并带着差异一起继续前进。
以下简单介绍农场工作模式的演进：
相见欢阶段～集体劳动
起初农场刚成立的时候有五位伙伴。由于大家对农务都一窍不通，也对彼此不了解，都是工作人员带着一起农务，啥事都是身先士卒。野心勃勃想建立一个平等、无上下之分、同甘共苦的工作关系。这个阶段大家在工作人员『带领』及『体贴』下都工作的很累但也愉快。但工作人员开始体认到在与伙伴的工作结构中，没有权力关系是骗自己的，领的钱就不一样，工作也都是工作人员在规划、在带。
起初工作人员带领伙伴工作，希望种菜产量能够提升来证明精障者是有工作能力的（同时也证明自己是会种菜的）。但慢慢的体认到人的价值不是由是否有工作能力来评断的，且不应是由种菜的产值来证明的。对于产能要求也就慢慢的松绑了。
设计分工阶段～组长制、认领制
务农是很累的，特别是夏天。有的伙伴身体不耐热，这使得我们思考发展伙伴工作的多元性。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务农，农场的运作也有其他面向。在我们休息的房子盖好后，我们开始让伙伴负担计算机文书及煮饭、打扫的工作。
慢慢的，工作人员本身也快带不动了，心有余力不足了。农场上的事，大到农务的规划，小到垃圾的清洁也要提醒，再加上处理每个伙伴的状态，工作人员不愿再扮演工作上是带领者、生活上是照顾者的角色了。之前都是工作人员面对、处理或容忍因故而没有一起工作的伙伴的状态。有可能是把他拉出来一起工作，或让他休息一下，或着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处理而放着。也该是让伙伴面对压力的时候了。于是设计让两位伙伴当组长，让他们练习农事的规划与分配、带头工作，以及处理伙伴间的工作状况，并与以加级。这一阵子农场的变动性还蛮大的。开始有人不服其他组长，组长也因个别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带法，也有声音希望能回到由工作人员带领。
持续了几个月后，又增加了个人认领的加级。由伙伴在例行会议上提出，经实习后开始。分农务与室内打扫两部份，再由农场上所有人评量。工作时间区分公共与个人时间，公共时间由组长负责，个人时间自行负责。这一来主要是让伙伴个人发展工作节奏与内容的差异性；二来减轻组长的压力，培养伙伴对自己认领的工作负责。
这一段时间是对伙伴是艰苦的。但对伙伴或工作人员都是必要的。伙伴需要自己长出能力来，而工作人员也需要空间来找寻自身的定位。
这一直进行了半年左右，又因新伙伴的加入与现实条件的改变而有发展新的制度。
分组卖菜阶段
两年下来伙伴已累积了相当经验，也该让他们面对自己种的菜到底能不能卖。让付出的多寡真实的反应在薪资上。经过一个多月的实习后，多了五位新伙伴。我们让伙伴自行分组、排班，以小团体的方式集体务农，同时分担煮饭、记账、打扫工作。在每一组当中持续让伙伴面对彼此的差异、产生的动力与沟通。工作人员在农场上的角色透过在旁协助务农观察小组的动力及协助小组内作沟通。
分组自评阶段
这个阶段的分组打破之前所有的伙伴在务农上分成三组，而是重新跟伙伴讨论农场所有工作以及每位伙伴的兴趣之后，不断修正分组的形式、不断讨论与投票后决定将农场所有事务依照个人兴趣做分组与认领，总共分成务农组、煮饭打扫组、网络组、生态组等四组，后期更设计一种伙伴可以更对自己的行为表现扛起责任的评比方式（见附件）。这份评量的所有项目是跟伙伴一起讨论出来的，除了一到四项是跟工作有关（1.努力、2.持续度、3.工作完成度、4.配合度），我们也希望在农场上大家可以像是家人一般的彼此帮忙彼此尊重（5.帮助他人、11.尊重），同时间伙伴也提出除了照顾别人也应该照顾自己（8.情绪管理、9.照顾自己、10.金钱管理），最后，这份评量最特殊的是，在照顾到伙伴工作、个人情绪、金钱管理、群体生活等层面外，我们更希望所谓的薪资除了反应一个劳动者是否有工作能力外还能够照顾他们生病的生命，因此，设计了一个项目是『对抗疾病』，用意是说，如果伙伴这个月不幸地受精神疾病所干扰，影响了工作上的表现，但至少在这个『对抗疾病』的项目上他是可以拿高分的，因为伙伴必须用他身上很多的精力来对抗他的疾病，这样的努力要能被看到与照顾到！！
结语：
这样一个行动方案亦是一种集体社会治疗的过程。从一开始我们带着如同一般社会大众对精神病人长久被媒体养成的理解，但也同时对这样特殊生命限制有吸引，开始试图想要开创一个非医疗的空间与不同的对待方式的实验。在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工作人员与精神病人或者精神病人本身其实都是有一些共同经验的。这些共同经验很容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没有被觉察到。然而，这些共同经验或是共同经验所被个人理解后所产生的行动会再次无觉察的被集体复制着。也就因此当工作人员与伙伴（在医院时是精神病人）一同共构开创这样一个想要找回伙伴主体性以及强调精神病人劳动权益的桃源二村农场空间时，我们彼此带在身上的经验会被唤起、觉察、反思并形成一个新的行动，原先每个人自己脑袋中被紧紧圈住又十分痛苦的理所当然会被慢慢松动。松动之后，因为彼此关系的层层交错（工作人员、伙伴、家属、医疗人员、社会大众等等）会因这样一个空间的开展而重新去理解精神疾病与精神病人，集体的社会治疗便有可能发生。
很多人曾问我想象这个梦想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或是我想要让这个梦想变成怎样？老实说，我并没有预设这个梦想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期待可以跟这群一起工作的伙伴或是工作人员一同修正并依照每个人的特殊性发展出一个可变动的梦想。也许会因为伙伴来来去去属性的不同、也许因为工作人员个性的差异、也许因为整个台湾环境对于精神疾病的接受程度等等，我们不断地累积经验，透过跟伙伴的对话、工作人员的反思、与外界的沟通以及类似机构（不论是医疗院所或是其他）的参照都是左右这个梦想如何持续往前的质地。我期待，在我年轻生命的这个梦想经由已经有好多人一起的开创后，在未来，能够整理出这几年来工作人员及伙伴的经验，并持续以文字及影像累积纪录这个实作方案的历程，伙伴藉由叙说自己的生命经验、工作人员的反思历程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辨正，进一步开创一个真正可以跟伙伴互为主体的有机空间，让有心于相同领域的人可以一同参照，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对话，协助彼此前进！
（来源：行动研究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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