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是常玮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在宝鸡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最后的日子，要么他被无罪释放，要么他被起诉，无法再延期或退回。这几日我多次致电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宝鸡市人民检察院案管中心及该案承办检查官刘渭及其助理张yu，但电话均未打通！因近期宝鸡市新冠疫情封城，律师无法前往，看守所亦以疫情为由拒绝会见。
我推测该案已经起诉到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案公安侦查阶段延期两次，审查起诉阶段延期两次，用尽各阶段所有时限，且伴随刑讯逼供，给常玮平身体造成各种后遗症，整个过程全部以涉密为由，侦查阶段拒绝律师会见，审查起诉阶段律师阅卷被迫签订保密协议。自始至终我不知道以何缘由指控常玮平颠覆国家政权。全过程不透明，毫无公正可言！
在此，我向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常玮平案公开开庭，网络直播！以达到公正透明，真正做到依法治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否则无论给常玮平安一个什么罪名，判多少年，我们家属一概不服，一概认为是陕西地方对常玮平的打击报复！
待清楚承办法官后我会向其提出此项要求！
陈紫娟
2022.3.28
每年3月的中共一年一度的“两会”，近日正在召开之际，网络上传出了上海大学教授李建勇先生向两会常委会提出了有关公开相关事项的建议，而被单位作出“停止一切公务活动”的处理，被网络称为“双规”，引起了网民的关注。当然，此事现在仍没有最后结果。不过，根据以往中国大陆当局对提出一些为权力集团所不喜欢建议者的处理贯例，外界有理由担心李建勇教授可能面临被进一步的惩罚。而从上海当局对李建勇教授因提出要求“公开”的建议遭受惩罚，可以看到中国公民知情权被剥夺的现实。
3月8日网上披露，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大学法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ADR与仲裁研究院副院长，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带头人李建勇先生向两会提交了如下建议：
为了增强两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推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希望两会（人大、政协）常委会：
1．公布人大代表和政协人大委员的国籍、绿卡、国别所占比例，以澄清有关两会成了不少外国移民聚会的传闻；
2．公布参会人大代表是如何被推荐或选举的详细过程，投票方式和赞成比例？政协委员怎么推荐协商的标准和程序？宪法规定人大代表任期不超过两届共十年，必须解释为什么人大委员超过连任多届的原因，如申纪兰已经担任了几十年的人大代表；
3．公布代表、委员们目前的职业，身份，政党界别以及所占比重；
4．分别公开人大委员和政协委员发起的提案数，被采纳数和提案内容；
5．公布两会的总支出和分项支出（建议精确到千元）；
6．公开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工作议程；
7．公开人大、政协、国务院、最高法、最高检的党组工作议程；
8．公开人大财经组是如何审核和监督我国对外援助资金的；
9．公开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是如何审查合宪性法规和文件，以及审核违宪行为的过程及其处置结果；
10.国务院公开一年国库资金库存和使用情况，特别是退休的副国级以及以上级别官员和人数的总开支，中共中央相关部门要公开党库资金来源、总数和使用情况。
李教授的10条建议，虽然涉及人大、政协、政府、执法等等众多方面，但归根结蒂就是要求“公开”，也就是伸张公民的知情权。
所谓公民的知情权，又称为知的权利，知悉权、了解权。即公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社会上当前发生的与普遍公民权利和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知情权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是保护公民自身利益的需要，是消除谣言，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来看，现代民主文明的社会，都重视公民知情权，通过宪法与法制来落实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因为公民知情权是公民选举权、监督权、参与权、言论自由权等等基本人权的前提与基础。
建立公民的知情权制度有宪法依据。中国现行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公民拥有知情权，但是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及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的规定，为公民知情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是宪法规定了公民参政权利的内容。中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34条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公民通过选举，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选举国家机关的组成人员来治理国家。
二是宪法赋予了公民监督权利的内容。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2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述、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三是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自由。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到法律保护。”四是宪法规定了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有限制性规定。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利益。”上述规定以根本法的形式为确立中国的知情权制度奠定了宪法基础。
所以，上海大学李建勇教授的建议，是依法要求有关人大、政协、政府、执法等等信息公开而落实公民知情权，是符合宪法与法律，是践行宪法赋予公民权利，是理应得到人大与政协常委会的尊重与实行的。
上海当局对李建勇教授采取“停止一切公务活动”的决定，显然是剥夺公民要求落实知情权，公然打击公民依法要求公开公权力有关事项，因而是公然违法侵权。而一个不能接受李建勇教授提出10项“公开”建议的两会，只能是个秘密的会议，是个不敢对国人公开的会议，自然也是不会代表人民，没有民意基础与不能取信于民的会议。
民生观察 2022年3月11日
【民生观察2022年3月5日消息】江苏省江阴市维权人士毛黎惠，自2022年2月16日之后失联至今，听说被当地警方截访截回。目前，南京公民张玲已向其户籍地派出所报警。
据悉，毛黎惠在失联前发出的最后一个信息如下：今天是2022年2月16日，我是江苏省江阴市申港街道申西村西毛三号毛黎惠，电话13376222228。我从河北石家庄定州转车去天津时，被定州火车站乘警以上访人员为由阻止我乘车，并通知申港派出所过来绑架我。请大家关注！
据南京公民张玲反映，毛黎惠因为土地拆迁维权讨公道，她被带回江阴原籍之后，电话微信一直打不通。毛黎惠在失踪之前曾公开声明绝不自杀，如死亡一定是被当地维稳人员杀人灭口，她曾表示要与黑暗组织斗争到底，我恳请大家关心并帮忙寻找毛黎惠。
以下是毛黎惠的声明：
我是江苏省江阴市毛黎惠，电话：13376222228，户籍地址：江苏省江阴市申港街道申西村西毛三号。
我遭遇了基层政府不作为！村霸，恶霸联合逼签被殴打致伤，政法层层造假，假口供，假鉴定，假结案，假材料，假回复，层层保护伞包庇黑社会组织。有案不立，有罪不究，断电断水毁房，农作物被毁地被抢，人被打伤，被非法拘禁182天，被剥光所有衣服凌辱，被受各种酷刑，被制造冤案构陷毛黎惠！
即使我遭受如此多的不公平待遇，我仍然不会自杀！如果哪天不管是行政代替司法，还是权力代替司法，或腐败司法份子发出通告称毛黎惠拒捕自杀，那一定是毛黎惠被杀人灭口！
毛黎惠是正义的，毛黎惠绝不自杀！我要与黑社会组织斗争到底！
我于北京时间2022年01月25日23:31:38，接到深圳宝安区民警卢祖光警长电话（详见录音），对方多次重复询问我的家庭住址和孩子情况，说我在网上发表言论，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回国。我的父亲和母亲分别在此之前也接到卢祖光类似内容的电话。
此前深圳国保和民警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情况下，多次抄我的家，他们完全清楚和掌握我家庭基本信息而故意重复强调，明显是一种赤裸裸的法西斯行为，以孩子作为人质对我及家中老人进行威胁恐吓，以图封口噤声，胁迫我回国。估计跟我最近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和为国内义士发声有关。如宋阳标、蒋艳红、胡新成、张展、常玮平、张海涛、王建兵、黄雪琴等人。
综上所述（包括以往行径），已经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包括但不限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法。
特声明如下：
1、有亲属关系中有任何一个成员受到伤害，施害方一定是深圳市上川派出所、宝安区国保及深圳市国保中个别人所为。
2、不管什么人以什么理由和借口伤害到我的家人，视作与我结下私仇，不惜任何代价报仇雪恨。
3、不受任何人任何组织的胁迫，继续将自己受迫害的遭遇公布出来，继续将国内发生的真相在互联网上传播。
4、必要之时将搜集的公安人员的资料和证据向荷兰海牙国际法庭提起控诉。
5、此声明中英文各具一份，分别抄送欧盟委员会总部、荷兰总统府和外交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
声明人：林生亮
2022.01.26
近日在网上看到丁家喜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共临沂检察院起诉。流传的起诉书内容事实部分3，4，5条涉及本人，对此特作如下声明：
第3条称：2018年丁家喜和许志永建立“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的Teleggram群组，作为颠覆活动的非法组织平台，丁家喜与境外组织成员吴明先后担任群主，王江松，张忠顺，戴振亚，华泽等20余名骨干成员使用Z00m软件召开线上会议和培训，策划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首先，“公民运动”不是个组织，这是一个倡导大家一起践行公民权利的理念，也就谈不上有组织成员。本人也没有加入过任何境外组织，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组织的资金或者任务。本人唯一一次加入组织，是在幼年无知时加入过中共少先队，建议中共临沂检察院更改起诉书内容，把“境外组织成员吴明”改为“中共少先队员吴明”。
其次，本人的群组运作和丁家喜没有关系。本人常年活跃于网络热衷讨论时政，曾经在Teleggram，Wechat，Whatsapp，QQ等平台大约做过几十上百次群主。网络时代，人们在我的群组里的同时也可能在别人的群组里，人们也可能离开别人的群组来我的群组里，也可能从我的群组里离开去别人的群组里，其他人也可以在作群主的同时来我的群组里做群成员。本人群组里的成员在别人群组里的事务与本人无关，本人组建群组也皆为个人独立行为，和任何群组成员的前任群主没有从属或者延续关系，因此就算我的群组里某些群成员曾今与丁家喜同在一个群组，也不能证明我的群和丁家喜的群有任何从属或者延续关系。
第4条与第5条称本人曾经参加公民运动的两次秘密会议。
本人从没有听说过中国公民运动是个组织，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秘密会议。本人曾经公开的去过中国的多个地方，无数次与很多群友一起聚会，每次都会和不同的群友讨论时政，呼吁大家践行公民权利，做个好公民，也在网络上和很多网友经常探讨如何做个好公民，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这样的会议和培训本人参加的有几百场而不是两场。本人逍责中共临沂检察院利用合法聚会指控和迫害丁家喜的行为。
最后，现在社会矛盾日趋突出，极端暴力事件频发，人民都在讨论社会公平、正义、自由、爱，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倡导公民践行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检察院本该捍卫法律，捍卫人民的这些权利，但是中共临沂检察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监督机关，指控中国公民倡导践行宪法是颠覆囯家政权，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迫害公民，以监督法律的名义践踏法律，这种违反和背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行为，是真正的颠覆人民的国家政权，中共临沂检察院的检察官才应该接受人民的公诉与审判。那些对丁家喜进行迫害的警察、检察官，审判人员，将在中国的历史上遗臭万年。
吴明
声明人：
1.常拴明，常玮平的父亲
2.解秋霞，常玮平的母亲
3.陈紫娟，常玮平的妻子，孩子的母亲。
因常玮平被宝鸡市公安局构陷，在此郑重申明：
常玮平无罪，应该立即释放常玮平；
宝鸡市公安局应该立即停止制造冤假错案；
宝鸡市检察院应该立即停止帮助宝鸡市公安局做恶。
理由如下：
1、常玮平没有犯罪行为，只是揭露酷刑的发生，本应受到国家的鼓励和保护，何罪之有？更何来颠覆国家政权？
玮平过往言论与行为，无任何犯罪之处。唯一惹怒宝鸡市公安局的，是他公开揭露他被酷刑的经历。宝鸡市公安局是借侦办“颠覆国家政权”案之名，行打击报复常玮平揭露他们实施酷刑之实。
2、常玮平在第二次指定监所居住期间仍可能受到严重酷刑
玮平已经公开揭露第一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受到宝鸡公安酷刑。第二次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仍然为同一办案单位，结合从2020年10月22日至今已233天，宝鸡公安先后拒绝5位律师多次会见申请，至今无一律师会见到常玮平，家属合理怀疑他又一次遭受酷刑，现阶段无法见人。
3、宝鸡市公安局封闭式关押常玮平，完全违背了法律规定
承办警官宝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支队长杨永科、宝鸡市公安局副局长向贤宏拒绝与常玮平的辩护律师交流案情，对辩护律师依法合理的申请会见、申请取保候审全部驳回，辩护律师与常玮平的信件拒绝转交，辩护制度形同虚设。
另，宝鸡公安多次无理投诉律师，导致几个月时间里多名律师被迫退出此案，现在已经是第五名辩护律师，宝鸡公安大有推翻中国律师辩护制度，只许公安一家办案的意图。
4、宝鸡市检察院与公安局沆瀣一气构陷常玮平
常玮平的辩护律师，多次前往宝鸡市检察院请求面见负责本案批捕的检察人员，以沟通案情；要求监督公安侦查活动合法性；提交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要求核实常玮平遭受刑讯逼供。但宝鸡市检察院均不回复律师的要求。以至于案情及案件程序的进展，律师不能掌握任何信息。
综上，违法犯罪的是宝鸡市公安局和检察院，你们在阻止常玮平揭露发生在他身上的酷刑事件，你们是在打击报复说出实情的常玮平。
2021年4月20日晚21:57许，广州人权律师陈科云在其住宅小区被多位不明身份者无端寻衅、辱骂、殴打，右眼角膜水肿且上皮缺损、瞳孔不规则，肋骨骨折，腹部、右臂有多处长约5—10厘米的出血伤口，损伤程度有待进一步确诊。
自2013年以来，陈科云律师为杨霆剑、刘远东、王爱忠、孙涛、“赤壁五君子”之一袁兵、谢文飞、王黙等大量人权案件辩护。2017年，湖南桃江四中肺结核传染事件曝光，陈科云律师发起组建律师团，为染病学生维权，因此而遭湖南、广东两省当局联手寻衅，被非法注销律师执业证书。
2021年年初以来，广州公安的国保警员多次无端约谈陈科云律师，遭陈科云律师拒绝，后国保警员更无理要求陈科云律师搬离天河区，被陈科云律师断然拒绝。此后陈科云律师的私家车又被不明身份者贴字恐吓；3月25日，其私家车玻璃更被不明身份者砸坏。
以公开骚扰、胁迫、恐吓、强行破门而入，或者安放窃听、窃录设备，跟踪、殴打，以及威胁房东解除租房合同等等非法和流氓手段对付人权律师、维权人士和访民是各地国保警员的惯技，并且显然一直被各级国保部门作为内部“合法”的“维稳”手段而默认、纵容和鼓励，而广州国保则尤其长于此技，如2019年郭飞雄先生出狱后广州国保竟蛮横阻止他在广州自己的私宅居住，2021年3月初“非新闻”创办人卢昱宇也被广州国保以此技“体面”驱离广州。在广州国保对陈科云律师软硬兼施驱离未果后，就发生了陈科云律师被不明身份者无端寻衅、辱骂、殴打之事，我们但愿此事与广州国保无关，尽管显然不能排除国保暗中指使的嫌疑。
陈科云律师被殴打时有旁观者拍摄了清晰的视频，至少两名以上的凶手无可逃遁！陈科云律师也已当即报警。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郑重声明，和平、自由、合法居住的权利是公民基本的自然权利、宪法权利和民事权利，任何人不得假“维稳”之名侵害公民的居住权利，以恐吓、殴打等非法手段侵害公民居住权的行为都只能适得其反！我们要求广州天河公安立即抓捕凶手，不可故意拖延，彻查幕后主使，并将真相公之于众！
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
2021年4月24日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暨谭权局长：
我叫李勇，是李翘楚的父亲。2020年11月26日我在大钟寺派出所警察的要求和指导下写下了一份《申请书》，现宣布作废。
理由如下：
2020年11月26日下午15:00警察打来电话将我和李翘楚的母亲叫去大钟寺派出所，一位不知姓名的警察张嘴就说“嫌疑人的父母”，让我们倍感侮辱，并以“你女儿有可能被收监”进行威胁，要求按照他的说法写下“申请书”。申请书大致内容包括“我们作为父母，没有在李翘楚取保期间对她进行监管。让她跟不法组织和不法人员进行接触，触犯了取保期间的相关规定。我们恳请民警同志能够再给她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们保证：1.要求她与我们同住；2.监管她的手机和电脑，不让她发布有损国家利益和违法的言论；3.禁止她与不法组织和不法人员接触；4.继续心理治疗；5.配合民警进行教育转化”。”
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相信女儿会跟“不法人员”接触，但是，警察说我们写了就让她回家，为了“救”她，我们只好按照警察的话写上。
李翘楚于2020年11月27日凌晨3点才被放出，我们得知，11月26日15:00至27日凌晨3:00，李翘楚在大钟寺派出所连续12小时接受讯问，并未被保证休息、睡眠时间。讯问期间，办案人员不断用“把你关进看守所”、“看守所、监狱多可怕”对李翘楚进行言语威胁，与此同时，他们向李翘楚表示“这是你父母主动提交的申请书，如果你同意做到申请书中提到的要求，可以向领导申请不对你进行收监”，并一再用“你父母身体不好”、“你父母快要给我们下跪”等编造的谎言用亲情胁迫李翘楚同意做到申请书中的要求。
当天凌晨我们把女儿带回家中，我们严格看管李翘楚，不许她用手机，不许她单独出门。虽然翘楚憋闷的难受，但是作为父母我们不再揪心了。万万没想到12月8日，李翘楚被若干警察从我家带走，从中午12:30至晚间22:30，被办案人员孙姓警察、朱姓警察（警号039966）、王姓警察（警号036323）、李姓警察以“约谈”名义叫去通州区蓝山国际小区物业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7:30，警察持《传讯通知书》再次将李翘楚带走4小时。鄂姓警察和王姓警察（警号036323）负责传讯。这两天我家门口的楼道里、楼门口、小区内都有不明身份的人员看守。
李翘楚在我家的十几天与世隔绝，还是没有逃脱警察对她的迫害，这让我们万分悲痛。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我们认为，我于2020年11月26日在大钟寺派出所写的“申请书”毫无意义，特此宣布作废！并希望谭权局长依法监督海淀区公安局办案人员归还李翘楚相关法律文书和被非法扣押的物品！
我是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现黄金坡社区二组）黄金坡村三社农民曹礼淑，在2019年5月19日晚上天下着小雨，举报人（以下简称我）一家独居的院子里突然闯进了一群不明身份的人，他们首先抢走我拿在手上的手机，然后反撩我双手使劲摁住我下蹲，我疼得喊叫起来，我老母亲和儿子听到我的声音就从楼上窗户探出头来呵斥，没有想到他们直接破门而入非法闯入住宅，并把74岁的老人群殴拖拽下来致伤严重，当场就不能站立，后由警察直接送医院救治，那晚我九岁的小孩被扇耳光受到惊吓，家中部分财物被毁坏……
第二天（2019年5月20日）早上，我在医院照顾母亲的间隙接九岁儿子上学，但是在约定的地点却没有找到儿子，电话也打不通，于是我就原路返回找儿子，没有想到刚好走到过桥的对岸，河边竹林里一下子冒出七八个不明身份的男女将我拦截绑架，把我强行摁在地上并抢走了我随身的钱包和两个手机。
大约过了半小时后来了一黑色商务车，他们快速把我推搡进控制在车座中间，后来直接把我拉进一间密闭房间对我进行关押。
我不服，强烈质问他们要干什么？车内的一个人告诉我：荣昌区国土局的人要来和我协商房屋征收补偿事宜。但是他们把我弄进一个密闭房间关押了两个小时后都没有任何人来和我谈，我强烈要求他们把电话还给我，我要寻找儿子！我要告诉住院的母亲我暂时去不了医院！可是他们对我的呼喊置之不理……
后来有个人实在听不下去了，才告诉我，他们正在拆我家的房子要拆完了才放我出去。听到这个消息我更加惊恐万状，我更加声嘶竭力地央求他们放我出去……
可是任凭我怎么哀求，他们都无动于衷甚至还有谩骂和嘲笑，想着苦命的母亲和无辜的小孩都跟着受罪，而自己却无力保护他们，现在自己都被非法绑架拘禁失去自由，唯一住房也没有了，我万念俱灰，决心以死抗争换回这群匪徒的良知，于是含着无比的愤恨喝下了洁厕剂……
我的房屋被强拆后，至今都没有依法安置，强迁卷宗一年多了也不给复制完整，变卖的家畜家禽资金一分也没有给，案件被枉法裁判，我申请国家赔偿，但重庆市五中院多方刁难不给立案……
经过北京的专业律师、法学专家和有关媒体人的帮助和介入，我在他们的指导下，展开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检察监督和实名举报控告等多项有效措施。
现在，案件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我的行为引起了腐败分子的痛恨，他们随时可能对我下毒手。特别是我举报并起诉了荣昌区政法委副书记李强，荣昌法院黄晓勇等勾结社会黑恶人员抄家毁房、暴力绑架侵害逼我自杀等等具体经办责任人，我被他们恨之入骨。
重庆市荣昌区有关信访、卫健委和法院等单位，还试图利用疫情来限制我的行动，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为了表明我曹礼淑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维权到底和他们斗争到底的坚定决心，也更好地保护自己，现在，我专门在互联网向全社会公开发表特别声明如下：
一、目前，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好，饮食完全正常，没有罹患任何疾病。
二、最艰难的岁月已经过去，现在我的案子已经见到了曙光，我不会再次自杀，也不会自伤自残。
三、我最近会特别注意自身的全方位安全，不会无故早出晚归，不会去不安全的地方。
四、每天我都会定时和有关舆论监督工作者、律师及其家庭成员保持密切通话联系。
五、如果当天在约定时间内，我没有和约定人联系，我授权舆论监督工作者、律师及其家庭成员可以随时向社会公开相关的证据材料，办理与我相关的案件与事情，对我的情况进行全方位跟踪报道，及时揭露相关事件的真相，并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和举报。
特此特别声明。
声明人：曹礼淑
身份证号：510231197105262224
我的电话：15923177931
紧急联系人电话15102338011（曹礼彪）15923540673（徐清）
公元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
（声明：本段是根据现在的回忆写的，对话内容和实际可能有所出入，具体的内容，得等到有朝一日，程渊和我儿子案件的档案公开，看当时的同步录音录像为准。）
此时的我，内心真的很平静。
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眼前的这几个人，微笑着，就等他们拿出刑事拘留证，让我在上面签字。
我始终认为，我儿子的此次遭难，都是因为我这个父亲，没有能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没有能给他找个好工作，或者，我当初为什么不把他留在我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然后慢慢让他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更主要的是，我认为，之所以我儿子会被以这样的罪名被课罪，是因为我们这整个一代人，都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当自己的小孩连为这个社会做点公益也会当成犯罪的时候，试问哪一个男人，有做资格做孩子的父亲？
所以，如果我真的被抓了，在我的内心，反而会得到一种解脱。也算是，对我儿子被捕的一种赎罪。
正是这样的想法，所以让我在听说要对我采取措施时，反而显得特别的平静，甚至还有点小小的期待。就指望着他们把拘留证放到我的面前，然后，我英雄般地在上面潇洒地签上我的大名，伸出双手，让他们把我铐上。
最终，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打破了沉默，拿出了所谓的证据继续对我进行审讯。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所谓的证据，只不过是下面这些：
一是我参加程渊他们组织的活动时，报过来去的机票钱；
二是，我因言论“危害国家安全”被停止执业十个月期间，在百无聊赖之中，为我儿子他们设立的微信公众号《萌动律心》写了一些文章，当时每篇文章给我的报酬是200元。
这，就是他们所说我收到程渊活动经费的证据！
这些，我全认了！干嘛不认呢？来去机票钱，是我自己先掏出来的钱，然后给我报销，也算是我收取“活动经费”？至于写文章的报酬，那也应当算是我应得的吧——那些文章都是公开的，文章的内容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在经过因言论而“危害国家安全”，又是被律协停止会员资格，又是被司法行政机关停止执业后，我写东西已经变得“胆小如鼠”了，更何况还在处罚期间，所以只能写些无关痛痒的东西，骗些茶水钱，总不至于这也算是犯罪吧？
这些问完之后，他们又从我父亲开始谈起，说父亲当年如何因带头反抗移民（其实是他们弄错了，应当是退出农业合作社），我母亲又怎么样，我和我妻子感情又怎么样怎么样，我和我儿子的感情怎么样。
这，已经纯属与家庭的隐私范围的东西了。
过去快四个小时了，这一场审讯终于接近了尾声。他们几个人低头侧耳了讨论了一番，我能清晰地听到了其中几个字：“基本一致”。
然后，结束了讯问，让我在打印好的笔录上签字按手印。
我拒绝了——我说，这有关乎一个律师的尊严。他们再怎么威胁，我坚决不签字，对那份笔录看也不看。不是有同步录音录像吗？干嘛还要签字画押？
又是僵持好久。
终于，他们再也没有坚持。只是让我在他们打印出来的那些文章中，让我签字确认哪些是我所写的。
这一切都完成后，那位穿便衣的领导终于正式坐到我的对面，开始和我谈话。
首先是说，他们如何同情我儿子，如何善待我的儿子，如何在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还把他带出看守所，专门为他买了生日蛋糕。在过年的时候，又把他带出看守所，给他吃饺子，我儿子又是如何感动得哭了等等等等。
最后，话题一转：“我们找你，主要是想你劝一下吴葛健雄，让他认罪认罚。吴葛健雄本人呢，也有这个意思。认罪认罚了，可以尽量地减轻处罚，你做律师的，是懂的，这个罪可以判多少年。我们也是为他好，因为考虑他还年轻。”
我终于明白了，这才是他们此次找我谈话的主要目的所在！就是要我对我儿子进行劝降。
“我连案卷材料都没有看到，你们所说的证据确凿，我也不知道确凿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我看了证据材料后，得出结论我儿子的行为确实构成犯罪，作为父亲的我，当然比谁都想让他取得一个从宽处罚的结果。我连什么证据都没有看到，我怎么去劝我儿子认罪认罚呢？”
“打死我，我也不相信我儿子和程渊他们会‘颠覆国家政权’的，一个国家的政权，就凭他们那几个人就能‘颠覆’了？”
那位做笔录的小子立即插嘴到：“你还是个律师呢，怎么连这点都不懂？颠覆国家政权罪，是行为犯，不是结果犯，只要你有这个行为就构成。”
我笑了，心里想，如果是结果犯，那你小子还能坐在这里对我狐假虎威吗？
于是，斜撇了他一眼，说：“你还是去翻翻刑法书吧，颠覆国家政权罪，是行为犯，但需要有‘组织、策划、实施’的行为！他们有组织吗？组织了哪些人？如果没有组织，那么又何来策划？他们策划谁去？没有策划，又何来实施？所谓的行为犯，是必须要有行为才构成，如果连行为都没有，又何以构成犯罪？”
见我坚决不愿意去劝儿子投降，他们也就作了罢。
下午六点快到的时候，这一场交锋，终于结束了。
林圣新警官送我出来。因为天色已晚，在长沙市内已经没有可住宿吃饭的地方，且各地封路的风声越来越多，我必须得抓紧时间往回赶。
于是我把妻子还让我带了许多东西给儿子，有衣服棉被、浴巾、擦脚布之类的，请求林警官代我把东西交给我儿子。林警官说，这些东西里面都有，没必要送，也可能送不进去。
“送不进去，那就扔了吧，”我说。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临走前，林圣新警官这么对我说。
“一定会，”说完，我开车离开了办案单位。
天已经很黑了——或许，冬天的这个时候，天本来就应当这么黑的，更或许，在我的内心，总感觉，长沙的天，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要黑！
大街的两边，已经亮起了街灯。行人和车辆很少，仿佛进入了一个荒凉的无人城市。偶尔见到路边，有一两个警察，象木偶似的，在十字路口站着。
上了高速，我打开了车灯，拨到了远光的位置。
我一边开车，一边回想着下午的一切。
想不到，这次他们会提起了我已经去世了快二十年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世时，一向寡言少语。小时候，他从来不会命令我们怎么做什么，怎么做，而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埋着头，闷着声做。脾气很好，鲜见他发火发怒。即使我们做错了什么，也很少会训斥我们，也从来不埋怨我们。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很敬畏他。
每到夏天，农忙的双抢季节，他的背，总是会晒得一层又一层地脱皮，然后就变得幽黑幽黑，就象挂上墙上久经熏烤的腊肉皮一样。
如果不是他们这次提起我父亲的事，我都几乎已经忘却了。
我父亲的心中，有一块深深的伤痛。这个伤痛，是任何人都提不得的。这块伤痛就是，所谓的“反革命份子”这个身份。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堂哥骂我父亲，说：“你这个反革命！”
我父亲听了，突然怒起，操起一把锄头，就朝着我堂哥的脑袋劈头砸去！幸好，旁边的人及时拉住了，否则，我堂哥的脑袋，当场就会开花。
事情要从上个世纪说起。那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我的一个哥哥（似乎还有一个姐姐），就是在这场大饥荒中饿死的。在这场大饥荒中，我父亲为了不至于让他的子女全都饿死，带头退出农业合作社，搞单干。尽管，但他的这个举动，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因为，1962年，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就开始纠正大跃进期间所出现的错误，提出了“三自一包”的政策，使当时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农业政策也就是自此而来。
但是，在后来的运动中，就是因为这一次退社，我父亲差一点就被打成反革命——或者说已经被打成反革命了，估计是当时“反革命”的指标不够，所以没有正式戴上，所受到的压迫没有别人那么严重。但这也导致了我父亲始终处于一种被批斗的边缘。我的大哥，后来参军的时候，就有人举报到部队，说父亲是反革命。于是，我大哥似乎就因此服役期还没到，就被提前退伍回家了。
“反革命份子”这个身份的阴影，或许已经深深地成为了我父亲内心的一个伤痛。
想不到，现在我儿子，也成了“反革命”（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即从以前的反革命罪中分解而来）！按下午那些领导的说法，意思是我儿子是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
我父亲去世时，我儿子才七岁！
如果受影响，也应当是受我的影响才对。
但是，这方面我影响过我儿子吗？我深信没有。因为，在家里，我从不谈政治，也不谈国事。只是我儿子有时看到了有关我的新闻，会对我说：“老爸，我发现你越来越象公知了！”
“你老爸本来就是公知，”我会回答道，然后就不再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在教育小孩方面，我似乎继承了我父亲的传统，那就是，从来不会要求小孩做什么，怎么做。我只是会对他说，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决定——但是，你也要对自己作出的决定，对自己负责。
在儿子被捕之后，许多人都说，我儿子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才会走到今天的这一步的——甚至包括我的家人也有这么说。但我始终不认为我儿子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
虽然，在早年，因同情学生，我差点成为“反革命”。因为这个，那年为了儿子读书，需要将户口转到杭州时，我差点无法转入。因为政府人事部门的人告诉我，说我属于“三种人”。而杭州，对“三种人”是不允许转入了。
以前，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居然是什么“三种人”。
后来还是通过关系，让户口转出地的国保部门出具了我已经“从良”了的证明，又让单位把我申报为“急需引进人才”，才得已将户口的问题解决。
前两年，我又因“不当言论”“危害国家安全”，分别被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处罚。想想，“危害国家安全”，基本也就是以前的“反革命”了！
我心里默默地想，人家有红色革命基因传承，莫非，我家有“反革命”的基因在传承？
我又对下午谈话的内容，在头脑中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我儿子没有认罪——所谓的他想认罪认罚，那都是一种误导我的企图。如果儿子真的认罪认了的话，还需要我这个父亲去做认罪认罚的劝降工作吗？
其次，办案单位，并没有查到他们所谓的犯罪证据！至少，证据是不确凿的——否则，经过了两次延长侦查期限之后，为什么还要再来延长两个月呢？
第三，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儿子和程渊他们并没有涉嫌犯罪！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他们只是从事了我所知道的那些公益活动！
这个结论的得出，是基于他们私下讨论时所说的内容“基本一致”。他们所说的内容“基本一致”，显然指的是我所陈述的事实，和我儿子及程渊他们所供述的——或者他们所掌握的事实基本一致！
这次延长侦查期限，已经是第三次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也是最后一次。这一次期限到了，他们就再也找不到延长侦查期限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了，最终，只能移送到检察机关去审查起诉。
案子只要到了检察机关，我就可以与我儿子会见，就可以去检察机关查阅案卷材料，就可以解开一个始终团在我心中的谜团：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抓我儿子和程渊他们！
我的车，在黑夜中行进着。虽然没有吃过晚饭，可我却一点没有感觉到饿。我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开始困扰着我：我该去哪里？
虽然，导航的终点是家。而我，此时似乎已经根本无法到达这个终点了！
我到的消息是，杭州市的高速公路出口都已经关闭了。而且，我所居住的小区也开始设立了卡口，禁止一切外来人员进入。每户只发一张出入通行证，而且只能两天有一人出入一次。小区那些回家过年还没有返回的外地务工人员，他们所租住的房屋的门，也已经被贴上了封条。
杭州肯定是回不去了。
那么，回武宁吧，去我大姐家。打电话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小村也已经封路设卡，不准任何外来人员进入。而且，回家的高速公路出口，也被关闭了！
这意味着，我已经无处可去。
突然，心中不禁产生了一阵恐惧：不会上了高速公路，就下不来了吧？
在当时，这不是一种可能，而且一种真实的存在。
温州某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公职律师，就因为回家参加一个亲人的葬礼，回到温州市时，高速公路已经关闭了。当她返回老家，结果老家的高速公路出口也被关闭，禁止下高速！尽管，这个人一惯很正能量，但这个时候，她的正能量，似乎并不能对她有任何帮助。更有些货车司机，因为车辆是湖北牌照，在高速上一滞留就是十几天甚至几十天！
整条高速公路，似乎永远只有我这一辆车在奔跑。听着导航的播报，已经到了江西境内。
也许，是经过了一个上午的开车奔波，又是一个下午的审讯，开车一两个小时后，我已经有些精神恍惚起来。开着开着，不是突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就去何方，就是总感觉这路，似乎越来越窄，而且经常会变形、扭曲！尽管限速牌上显示，最高限速是120公里，可是我把车速放到80公里，但看到的路面，却依然是变形，扭曲的。
迷茫、困惑、伤心、愤懑，似乎又有的是更多的孤独和无助，一种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随之而来的是，我的眼泪出突奔而出，模糊了我的眼，也模糊了整个黑夜和这个世界。
我忍不住大吼一声，猛然地一脚油门下去，开始狂奔起来。马达的轰鸣，伴随着我那从内心的深处发出的吼叫，我的车，犹如一头愤怒而又绝望的野马，飞奔着，疯狂地向着这个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的、铁幕一般的黑夜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