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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东大学孙健因抗议封校被开除

    【民生观察2022年4月4日消息】2022年3月27日,山东省烟台市是鲁东大学在读研究生孙健,因为在校园举牌要求解封,被当地警方处以警告行政处罚。3月31日,孙健遭到鲁东大学开除学籍处分,随后他本人发出致鲁东大学的檄文一封!

    据悉,3月27日下午5点,孙健手举写有“鲁东解封”以及“坚决反对如此高频的全员核酸检测”等内容的牌子,从鲁东大学南区研究生公寓出来,在校园南区和北区校园内行走约二十分钟,以此抗议校园封闭管理和全员核酸检测的有关规定,随后孙健被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世回尧派出所强制带离,受到该派出所的警告处罚。

    3月31日,鲁东大学作出了给予孙健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据该份通知书显示,孙健自2021年12月份以来,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多次发表针对国家、山东省、烟台市和学校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的言论。期间学院领导、指导教师、班主任、辅导员等多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但孙健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开反对并发动在校学生抵制学校疫情防控政策。3月28日,学校将孙健从公安机关接回后进行疫情防控,在隔离期间,孙健又通过个人抖音、微博、微信等,多次发布其举牌视频和有关疫情言论。

    3月31日,孙健致鲁东大学檄文一封,全文如下:

    檄文

    鲁东大学:

    你们以为解决我,比解决问题更方便,我今天在这里就要告诉你,你们这种处理方式,在我身上不好使。真的,不骗你们,我会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今天下午你们向我出示《拟对孙健同学开除学籍的告知书》,我想说的是,事到如今你我彼此针尖对麦芒,我说实在的,现在对鲁东一点不留恋,当然你们也肯定对我恨之入骨。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是你开除就开除的,我会就此进行抗争的,这个世界还没到你鲁东大学一手遮天的时候。只要你们没有就在我身上犯的过错,进行公开道歉,我就不会轻言放弃,我就是要以一己之力对抗你们这群官老爷!我嬴面可能不大,但,我就是让大家明白,你我到底谁野蛮谁文明!

    孙富贵(孙健)
    2022年3月31日晚

  • 前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被批捕

    【民生观察2021年11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前贵州大学良知教授杨绍政,在被贵阳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5个月后,于2021年10月28日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所涉罪名不详。

    2021年5月18日,杨绍政教授因网上言论,被警方多次警告,后被贵阳市花溪区警方秘密带走失联;

    2021年6月10日,知其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无任何具体信息传出,被关押地点不详。

    2021年9月中旬,萧云阳律师接受委托,担任杨绍政教授的辩护人,递交了要求会见的公函。警察告知,杨绍政现处于指定监视居住中,目前不可以会见。办案部门是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

    2021年10月18日,杨绍政教授被指定监视居住已经5个月整。当地国保对杨夫人发话,杨绍政不配合就要重判。家属质疑,这煽颠罪是不配合构成的吗?

    2021年10月28日,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5个月零10天后,杨绍政教授被检察院批捕。现被关押于: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三江农场第一看守所,邮编:550018

    杨绍政:1969年10月12日出生,四川省巴中市人,成都市温江区学府尚郡暂住居民,中国农工党党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前重庆工商大学教师,原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和贵州大学高等教育评估与研究专家,贵州大学经济类学科首个被引进人才,中国知名经济学者,民主异见人士,中国在押政治犯。

    自199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又于2006年起进入贵州大学任教,被该校视为经济类学科首个引进的人才以来,一直深得该校的好评和荣耀,然之后因其经常发表令中共当局敏感和忌讳的政治言论,随后屡遭贵州当局的监控与维稳打压;

    2017年11月10日,曾因网发揭露中共党政人员每年耗费20万亿元人民币等相关信息,而被贵州大学叫停授课,且此前就曾因涉政言论而两次被贵州省公安厅约谈和被明确警告在中共19大期间“闭嘴”;

    2018年8月16日,其被贵州大学以发表敏感言论为由正式开除;2019年“六四”期间,曾因其在微信群讲38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披露说六四杀了3000-5000名学生,随后立刻被贵州省政法委、贵州省网信办及多名警察以“寻衅滋事”为由传唤;传唤中,遭虐待式审讯长达8个多小时,双手被戴手铐、脚镣,和固定在老虎椅子上,并被要求其衣服脱光、抽血、采集十指指纹及尿检等;

    2019年中共“十一”期间,曾又遭贵州省政法委控制而软禁多日;

    2021年5月18日,因其频发政治敏感言论,虽遭警方警告也不停息,遂再次被贵阳市花溪区警方秘密带走,自此失联;

    2021年6月10日,知其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府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21年10月28日被检察院批捕。目前被羁押在贵阳市乌当区三江农场第一看守所。请各界朋友关注杨绍政教授案。

  • 原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的案情通报

    【民生观察2021年9月13日消息】近日,萧云阳律师接受委托,担任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杨绍政教授的辩护人。递交了要求会见的公函,警察告知目前不可以会见,办案部门是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杨绍政教授现在处于指定监视居住中。

    杨绍政:1969年10月12日出生,四川省巴中市人,成都市温江区学府尚郡暂住居民,中国农工党党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前重庆工商大学教师,原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和贵州大学高等教育评估与研究专家,贵州大学经济类学科首个被引进人才,中国知名经济学者,民主异见人士,中国在押政治犯。

    自199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又于2006年起进入贵州大学任教,被该校视为经济类学科首个引进的人才以来,一直深得该校的好评和荣耀,然之后因其经常发表令中共当局敏感和忌讳的政治言论,随后屡遭贵州当局的监控与维稳打压;

    2017年11月10日,曾因网发揭露中共党政人员每年耗费20万亿元人民币等相关信息,而被贵州大学叫停授课,且此前就曾因涉政言论而两次被贵州省公安厅约谈和被明确警告在中共19大期间“闭嘴”;

    2018年8月16日,其被贵州大学以发表敏感言论为由正式开除;2019年“六四”期间,曾因其在微信群讲38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披露说六四杀了3000-5000名学生,随后立刻被贵州省政法委、贵州省网信办及多名警察以“寻衅滋事”为由传唤;传唤中,遭虐待式审讯长达8个多小时,双手被戴手铐、脚镣,和固定在老虎椅子上,并被要求其衣服脱光、抽血、采集十指指纹及尿检等;

    2019年中共“十一”期间,曾又遭贵州省政法委控制而软禁多日;

    2021年5月18日,因杨绍政频发政治敏感言论,虽遭警方警告也不停息,遂再次被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警方秘密带走,自此失联;

    2021年6月10日,知其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府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至今无任何具体信息。目前被羁押地点不详。

  •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辞职公开声明

    亲爱的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和校友们、尊敬的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和同事们:

    请宽容我公开发表辞职声明。

    20多天前,我因去香港中文大学开学术会议,去机场路上突遭学校原因不明的劝阻。我坚持前往,出境和会议一切顺利。回来后,我被学校以“找人代课违反教学纪律”为由,予以通报批评处分。对于这一处分,我完全接受。我很感激黄兴超律师为我的学生奉献的精彩课堂,学生大赞受益,令我无比欣慰。以前每学期,我照例总会请几个校外知名学者律师到我课堂上给学生开阔视野。我承认这是违反文本上的教学纪律的,但我只好如此,甘愿受罚。我从来没有借此懈怠正常教学,反倒是除了课堂上尽职尽责,愿意多加课时之外,还常常以读书会、沙龙讲座、参与学生社团活动、书信网络深入交流等方式,和学生在一起。这没什么好炫耀的,不过是我作为教师最大的本分和乐趣而已。我问心无愧。

    更严重的是,香港开会回来,我却被吊销了港澳通行证,令我错愕不解。我数次去相关部门查询、提供书面说明并申请恢复,皆无果。后得知学校也配合提供了一份材料,说我当时办理通行证的签字手续不全。严格说来,这是事实。8月份办证时恰逢暑假,只口头给一位副院长打了招呼,然后去党政办盖了校领导签章,开学后又因教学事务繁忙而没及时补上表格。但我认为这一点并非注销通行证的理由,因为它只属程序瑕疵,我并没有伪造任何身份证明。在港期间,我也无任何违法犯罪言行。此次内地同去香港开会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数个高校的教授,他们皆没遭遇如此待遇。

    但我仍然尽量理解这一处理决定。作为妥协,我一方面接受这一后果,另一方面提出:既然上次我手续不全,那么这次我便严格按照程序要求申请补办吧。刚好我也需要办理一个因私护照,于是便提出了正式申请。没想到处处遭遇推脱。连续一周,一天数次,从早到晚,我往返于学院、职能部门、党政办、校长办公室、书记办公室,甚至相关领导家门口,费尽心思口舌,主动沟通交流。每个人都态度很好,没有人拒绝说你不能申请,却也没任何人说你可以办理。我反复申明,假如我因违法犯罪或政治问题而进入禁止出入境名单,或是有上面的禁令,我绝不会为难学校。但既然我是合法公民,既然所有教师都能办理,为什么我就不能?一切按规则办事,谁到底能担多大的责任呢?没有任何实质回应,没有下文,反复告诉我的就是类似的话:洪果,算了吧,听我的,从长计议,别想太多,等等。

    上周四早晨,我又一次与学院的张书记和王院长交涉。他们是非常关心我的领导,也是非常了解我的师友。一个多小时,我们已没法再重复说过多次的话,三个人坐在那里,无奈地你叹一口气我叹一口气。我知道再无任何结局,流着泪,黯然走在雾霾笼罩的冰冷操场上。就在头一天,我给即将上任的校党委书记发短信说,我愿意配合学校今后一切的和谐稳定工作;在之前的一次诉求时,我甚至有过向领导下跪的冲动。我终于理解了那些访民,他们居无定所,一次一次地,倾尽所有家当,赌上整个人生,只为了徒劳无助地、毫无结果地讨个说法;我还想到了这学期给学生讲的卡夫卡笔下的K,在三十岁生日那天受到莫名其妙的追诉,从此不由自主卷入根本不知何罪的起诉,每个人都很关心他的处境,但总是使他徘徊于法律的门前,他从开初的理直气壮慢慢被消耗得疲软无力,直到31岁生日那天,不明不白地,像狗一样地被处死。

    在这期间还遇到另外两件事情。12月初,我按之前的安排,应邀去外面一所大学作有关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问题的讲座,却再次遇到莫名的追问阻挠,但我当时还是坚持去了,无奈地想这次又该剥夺我怎样的出行权。讲座的内容全程有视频可公开,完全属于正常的建设性的学术探讨。而在上一周某个晚上,有学生社团邀请我跟大一学生聊聊如何读书和过好大学生活的问题,学生有前车之鉴,怕申请遇到麻烦,于是提前占上一个空闲教室,然后才通知我前往。我和本校学生进行这种本是光明正大的学习交流,如今都得如此偷偷摸摸进行,甚至还有学生因担忧我政治敏感而不敢前来。作为一介普通教师和文弱书生,我为自己这一被政治化的形象而感到悲凉。

    这些年,我在大学里做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是热衷于教学相长的活动,以各种方式和学生互动交流;不过是坚持请一些学者律师到学校讲座,满足偏居一隅的西北学生的知识渴求;不过是坚持和学生开展读书讨论会,而公开正当坦然地做出过抗争;不过是就学校一些具体的有违大学法治精神的规定和做法,提出过就事论事的建设性批评。我一向坚守理性、善意、坦诚的原则,坚守学术独立、师生平等、价值中立的学者操守。这些年来,我发表过一些公开言说,却都是从学术专业的视角出发;我做出过一些底线抗争,但从没能力并且也本能地拒绝成为一个斗士。我只是一个想保持独立和说说真话的个体,只是一个想好好上上课看看书写写文字的学者。

    然而,我的路却越走越窄,进行教学探索和学术交流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我心目中的并且也身体力行的美好大学,就是学术的自由、开放与包容。我的各种行为选择,包括我两年前宣布拒绝参与评审教授,都是从这一原则出发。我喜欢面对学生各种严肃的批判和质疑,享受与青年学子探讨知识和人生的状态。我尊重他人不同的思想、个性、风格和自我规划,所以也从不认为自己的观点论证是正确的,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恰当的。但是,多样性无比重要,我为这所大学提供的仅仅是多元存在中的一元。这是自我的独立,不是标新立异,不是自以为是,它仅仅代表着我愿意的生活。

    我也从来不是反体制的人。在读书会受阻期间,我说过,我热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也从来不会反党反政府。体制就是你愿意不愿意,它都在那里。体制支配着你的全部生活,却又看不见摸不着,有什么好反抗能反抗的?反对对抗又能有什么意义和结果?到哪不都一样吗?我因此从来不对此抱以期望和行动。然而,我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你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正因为哪里都一样,所以到哪里,我都有权为自己保留一点点独立自由尊严的空间,那是我珍爱的精神家园。所以,与拒绝单一化的大学相对应,我也拒绝被体制化和规训化的生活,我选择不参与一些体制内的游戏,却也愿意在体制下进行一些有益的推动合作。但为了自主自在的人生,我一向自觉与体制保持某种独立和距离,这种姿态,难道能叫反体制,跟体制过不去吗?我不喜欢那种非此即彼的泛政治化思维。

    是的,我害怕被体制化,为自己在这次争取基本权利的过程中几欲下跪而后怕。这是我想要辞职的原因之一。恰好是通过与各种层次的领导、管理者们一次次深入的交流,一次次感受双方的自说自话及沟通障碍,我才深味体制化力量的强大。那是一种每个人都对你很好、都在尽职尽责、都很无奈无辜的思维惯性。没有作恶者,一个都没有。我一直在困惑在思考:为什么在剥夺一个人的权利时,各个机构部门可以通力合作,非常高效;但为什么当事人想申请恢复或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却突然找不到地方和方向,不知道谁是决策者,谁为此负责,所有机构部门都显得如此无奈和忙碌,顾不上孤独的当事者的苦痛艰难?我认为这样不好,这对很多很多底层挣扎的人们太残忍。

    这种体制化的强大力量使我幡然悔悟:一个人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说服别人,甚至不是为了说服自己。连续数个夜晚,我不断怀疑自己,甚至彻底将自我否定,摧毁自己之前所有的信念和梦想。我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完全陷入了虚空幻灭的深渊。然而,在经历痛苦的挣扎后,我还是意识到自己付出如此代价坚守的位置,是最适合自己的。我深深理解不同人的选择,无论体制内外。我不反对任何东西,也无法改变任何东西。我虽然怀疑自己的辞职选择是否正确,是否给我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但我必须回归,回归到那个不下跪的自我。

    更重要的辞职理由,是我无颜再面对学生。我曾不止一次说过,我如此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如此喜欢跟学生在一起,这是我一直眷恋于此的缘由。但现在,我扛不住了。一个这么简单的小事,一项如此普通的权利,作为法学教师,我都无能争取,我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讲台上,给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们讲什么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权威、程序的价值、正义的底线、权利的重要?我不配,一点都不配。是的,我可以以曾努力过但没结果作为开脱的理由。要知道,我们总能为自己的妥协找到说辞。但是,我很清楚,当我抱着委屈求全的姿态,继续站在讲台上,我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为苟且偷生而放弃自己曾经捍卫过的原则和底线。我内心不安,不愿如此分裂。

    亲爱的同学们,自从2006年我博士毕业回西北政法大学任教,平均每年有上千名学生直接听过我的授课,跟学生各种方式的交往交流更是不计其数。这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是我最为荣耀的经历,是我最为宝贵的记忆。现在,我要离开这所学校了,尽管我是如此难过,但你们不必为此而忧伤。课堂只是大学教育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大学应该超越课堂和围墙,我们今后还可以以网络等方式进行探讨交流。而且,事实上,不同老师的课,都有各自的风格,都能让你们受益。西北政法大学有非常多敬业的学识深厚的优秀老师,他们好多人的课比我上得更好,也比我更加爱护学生。更何况,大学四年,重要的是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做好自我的定位规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重要的是你们自己,这是任何老师都不能取代也不该取代的。

    西北政法大学是我的母校,从本科到工作,我在这里生活了近二十年。我不想在此表白我对这所学校的感情有多深。有我这么多年各种欢笑眼泪为证,有我与学生各种公开的教学学术活动记录为证,有我各种爱与痛的行迹文字为证。也许我爱这所学校的方式和很多人不一样,如果这些年来我为教学学术底线的一些抗争举动、我对学校一些问题所做的公开批评损害了这所学校的声誉,我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次按照学校的规定程序内部维权的努力遭致失败,迫使我提出公开辞职,也是给关心我的学生师友一个交代,为此我再次向学校致歉。但请学校放心,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我再也不会给母校添乱惹麻烦了。今后,我也正式成了西北政法的校友,我盼望这所学校越办越好。作为西北法律重镇,学校近年来因各种原因而处于弱势,能有今天的发展实在不易。所有师生校友都有责任在各自领域为学校的进步和声誉做出绵薄之力。

    西北政法的领导和管理者们,这么多天反复深入的交流,我真切地理解了你们的苦衷,你们的压力,你们的付出,你们的辛劳。感谢贾宇校长、宋觉书记等对一名普通教职员工的尊重,感谢你们对我一次次诉说的耐心倾听。我感激你们。在此我要特别向教务处长王麟和刑事法学院张处社书记郑重道歉,请原谅在与你们交涉过程中我的误会和情绪过激的言辞。不过,人之将走,其言也善,我还是想坦诚说上两句。我不求多么理想的大学,也承认这是党和政府的大学,但这毕竟是一所大学,而且是培养法律人才的大学。我惟愿学校在应对各种事情的时候,能够不简单机械地执行上面的命令,能够多少深入了解一下师生做的事情,跟上面做一些沟通解释的工作,能够考虑一下政治与学术的边界。我真的不愿看到大家都在提法治的信仰,但一碰到问题,操持的话语和行事的方式就全变成了政治挂帅的考量。和谐的梦想说来不难,只要能更就事论事一点,更简单一点,更讲道理一点,更程序公正一点,更尊重大学规律一点。如果这些话多余、不对、越俎代庖、甚至对你们的工作有曲解,我诚挚请你们海涵。

    这么多年尤其是最近一直关心着我的许多师友们,对不起,这次我没采纳你们要我别辞职的意见。不少师友劝我忍一忍,放一放,宁愿被开除也不辞职,是的,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不再这么认为了,我何必为了赌一口气而耗在这里,让双方都那么不快乐?我是孤独的一个人,面对无影无踪的力量,我怎能耗得起?我很疲惫,像一个无知懵懂地闯入政治丛林的孩子,看不懂这里复杂而捉摸不定的游戏规则。连日来,我都在犹豫彷徨,不止一次后悔自己的道路,时时否定自我,但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走出这一步。也许这是糟糕的选择,但也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我选择自由尊严的生活而注定要付出的代价。我只能认命。

    我知道,体制无处不在,我无处可逃。所以,请相信,我的辞职,不是在逃避退缩,我只是害怕失去我所看重的尊严、底线和原则。失去这些,我的生命就没有依托,我就是行尸走肉,我不再是我。我的辞职与任何个人恩怨无关,与西北政法这所大学无关。请大家理解今日大学面临的各种无力抵挡的压力。我真的没有情绪,没有抱怨,我唯一要正视的,是自己的内心,我的内心是我唯一值得抗争的对手。说到底,我是在跟自己较劲、跟自己过不去,就像少年派与他心目中的那只老虎的搏斗。

    辞职后的日子很艰难,在体制内那么多年,我深深怀疑自己能否还有独自谋生的能力。而今临近不惑,却要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寻找新的去处。实在对不起,芳宁,让你无端承受了那么多的委屈重负。实在对不起,园园,我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辞职公开声明

    亲爱的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和校友们、尊敬的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和同事们:
     
    请宽容我公开发表辞职声明。
     
    20多天前,我因去香港中文大学开学术会议,去机场路上突遭学校原因不明的劝阻。我坚持前往,出境和会议一切顺利。回来后,我被学校以“找人代课违反教学纪律”为由,予以通报批评处分。对于这一处分,我完全接受。我很感激黄兴超律师为我的学生奉献的精彩课堂,学生大赞受益,令我无比欣慰。以前每学期,我照例总会请几个校外知名学者律师到我课堂上给学生开阔视野。我承认这是违反文本上的教学纪律的,但我只好如此,甘愿受罚。我从来没有借此懈怠正常教学,反倒是除了课堂上尽职尽责,愿意多加课时之外,还常常以读书会、沙龙讲座、参与学生社团活动、书信网络深入交流等方式,和学生在一起。这没什么好炫耀的,不过是我作为教师最大的本分和乐趣而已。我问心无愧。
     
    更严重的是,香港开会回来,我却被吊销了港澳通行证,令我错愕不解。我数次去相关部门查询、提供书面说明并申请恢复,皆无果。后得知学校也配合提供了一份材料,说我当时办理通行证的签字手续不全。严格说来,这是事实。8月份办证时恰逢暑假,只口头给一位副院长打了招呼,然后去党政办盖了校领导签章,开学后又因教学事务繁忙而没及时补上表格。但我认为这一点并非注销通行证的理由,因为它只属程序瑕疵,我并没有伪造任何身份证明。在港期间,我也无任何违法犯罪言行。此次内地同去香港开会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数个高校的教授,他们皆没遭遇如此待遇。
     
    但我仍然尽量理解这一处理决定。作为妥协,我一方面接受这一后果,另一方面提出:既然上次我手续不全,那么这次我便严格按照程序要求申请补办吧。刚好我也需要办理一个因私护照,于是便提出了正式申请。没想到处处遭遇推脱。连续一周,一天数次,从早到晚,我往返于学院、职能部门、党政办、校长办公室、书记办公室,甚至相关领导家门口,费尽心思口舌,主动沟通交流。每个人都态度很好,没有人拒绝说你不能申请,却也没任何人说你可以办理。我反复申明,假如我因违法犯罪或政治问题而进入禁止出入境名单,或是有上面的禁令,我绝不会为难学校。但既然我是合法公民,既然所有教师都能办理,为什么我就不能?一切按规则办事,谁到底能担多大的责任呢?没有任何实质回应,没有下文,反复告诉我的就是类似的话:洪果,算了吧,听我的,从长计议,别想太多,等等。
     
    上周四早晨,我又一次与学院的张书记和王院长交涉。他们是非常关心我的领导,也是非常了解我的师友。一个多小时,我们已没法再重复说过多次的话,三个人坐在那里,无奈地你叹一口气我叹一口气。我知道再无任何结局,流着泪,黯然走在雾霾笼罩的冰冷操场上。就在头一天,我给即将上任的校党委书记发短信说,我愿意配合学校今后一切的和谐稳定工作;在之前的一次诉求时,我甚至有过向领导下跪的冲动。我终于理解了那些访民,他们居无定所,一次一次地,倾尽所有家当,赌上整个人生,只为了徒劳无助地、毫无结果地讨个说法;我还想到了这学期给学生讲的卡夫卡笔下的K,在三十岁生日那天受到莫名其妙的追诉,从此不由自主卷入根本不知何罪的起诉,每个人都很关心他的处境,但总是使他徘徊于法律的门前,他从开初的理直气壮慢慢被消耗得疲软无力,直到31岁生日那天,不明不白地,像狗一样地被处死。
     
    在这期间还遇到另外两件事情。12月初,我按之前的安排,应邀去外面一所大学作有关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问题的讲座,却再次遇到莫名的追问阻挠,但我当时还是坚持去了,无奈地想这次又该剥夺我怎样的出行权。讲座的内容全程有视频可公开,完全属于正常的建设性的学术探讨。而在上一周某个晚上,有学生社团邀请我跟大一学生聊聊如何读书和过好大学生活的问题,学生有前车之鉴,怕申请遇到麻烦,于是提前占上一个空闲教室,然后才通知我前往。我和本校学生进行这种本是光明正大的学习交流,如今都得如此偷偷摸摸进行,甚至还有学生因担忧我政治敏感而不敢前来。作为一介普通教师和文弱书生,我为自己这一被政治化的形象而感到悲凉。
     
    这些年,我在大学里做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是热衷于教学相长的活动,以各种方式和学生互动交流;不过是坚持请一些学者律师到学校讲座,满足偏居一隅的西北学生的知识渴求;不过是坚持和学生开展读书讨论会,而公开正当坦然地做出过抗争;不过是就学校一些具体的有违大学法治精神的规定和做法,提出过就事论事的建设性批评。我一向坚守理性、善意、坦诚的原则,坚守学术独立、师生平等、价值中立的学者操守。这些年来,我发表过一些公开言说,却都是从学术专业的视角出发;我做出过一些底线抗争,但从没能力并且也本能地拒绝成为一个斗士。我只是一个想保持独立和说说真话的个体,只是一个想好好上上课看看书写写文字的学者。
     
    然而,我的路却越走越窄,进行教学探索和学术交流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我心目中的并且也身体力行的美好大学,就是学术的自由、开放与包容。我的各种行为选择,包括我两年前宣布拒绝参与评审教授,都是从这一原则出发。我喜欢面对学生各种严肃的批判和质疑,享受与青年学子探讨知识和人生的状态。我尊重他人不同的思想、个性、风格和自我规划,所以也从不认为自己的观点论证是正确的,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恰当的。但是,多样性无比重要,我为这所大学提供的仅仅是多元存在中的一元。这是自我的独立,不是标新立异,不是自以为是,它仅仅代表着我愿意的生活。
     
    我也从来不是反体制的人。在读书会受阻期间,我说过,我热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也从来不会反党反政府。体制就是你愿意不愿意,它都在那里。体制支配着你的全部生活,却又看不见摸不着,有什么好反抗能反抗的?反对对抗又能有什么意义和结果?到哪不都一样吗?我因此从来不对此抱以期望和行动。然而,我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你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正因为哪里都一样,所以到哪里,我都有权为自己保留一点点独立自由尊严的空间,那是我珍爱的精神家园。所以,与拒绝单一化的大学相对应,我也拒绝被体制化和规训化的生活,我选择不参与一些体制内的游戏,却也愿意在体制下进行一些有益的推动合作。但为了自主自在的人生,我一向自觉与体制保持某种独立和距离,这种姿态,难道能叫反体制,跟体制过不去吗?我不喜欢那种非此即彼的泛政治化思维。
     
    是的,我害怕被体制化,为自己在这次争取基本权利的过程中几欲下跪而后怕。这是我想要辞职的原因之一。恰好是通过与各种层次的领导、管理者们一次次深入的交流,一次次感受双方的自说自话及沟通障碍,我才深味体制化力量的强大。那是一种每个人都对你很好、都在尽职尽责、都很无奈无辜的思维惯性。没有作恶者,一个都没有。我一直在困惑在思考:为什么在剥夺一个人的权利时,各个机构部门可以通力合作,非常高效;但为什么当事人想申请恢复或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却突然找不到地方和方向,不知道谁是决策者,谁为此负责,所有机构部门都显得如此无奈和忙碌,顾不上孤独的当事者的苦痛艰难?我认为这样不好,这对很多很多底层挣扎的人们太残忍。
     
    这种体制化的强大力量使我幡然悔悟:一个人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说服别人,甚至不是为了说服自己。连续数个夜晚,我不断怀疑自己,甚至彻底将自我否定,摧毁自己之前所有的信念和梦想。我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完全陷入了虚空幻灭的深渊。然而,在经历痛苦的挣扎后,我还是意识到自己付出如此代价坚守的位置,是最适合自己的。我深深理解不同人的选择,无论体制内外。我不反对任何东西,也无法改变任何东西。我虽然怀疑自己的辞职选择是否正确,是否给我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但我必须回归,回归到那个不下跪的自我。
     
    更重要的辞职理由,是我无颜再面对学生。我曾不止一次说过,我如此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如此喜欢跟学生在一起,这是我一直眷恋于此的缘由。但现在,我扛不住了。一个这么简单的小事,一项如此普通的权利,作为法学教师,我都无能争取,我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讲台上,给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们讲什么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权威、程序的价值、正义的底线、权利的重要?我不配,一点都不配。是的,我可以以曾努力过但没结果作为开脱的理由。要知道,我们总能为自己的妥协找到说辞。但是,我很清楚,当我抱着委屈求全的姿态,继续站在讲台上,我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为苟且偷生而放弃自己曾经捍卫过的原则和底线。我内心不安,不愿如此分裂。
     
    亲爱的同学们,自从2006年我博士毕业回西北政法大学任教,平均每年有上千名学生直接听过我的授课,跟学生各种方式的交往交流更是不计其数。这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是我最为荣耀的经历,是我最为宝贵的记忆。现在,我要离开这所学校了,尽管我是如此难过,但你们不必为此而忧伤。课堂只是大学教育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大学应该超越课堂和围墙,我们今后还可以以网络等方式进行探讨交流。而且,事实上,不同老师的课,都有各自的风格,都能让你们受益。西北政法大学有非常多敬业的学识深厚的优秀老师,他们好多人的课比我上得更好,也比我更加爱护学生。更何况,大学四年,重要的是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做好自我的定位规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重要的是你们自己,这是任何老师都不能取代也不该取代的。
     
    西北政法大学是我的母校,从本科到工作,我在这里生活了近二十年。我不想在此表白我对这所学校的感情有多深。有我这么多年各种欢笑眼泪为证,有我与学生各种公开的教学学术活动记录为证,有我各种爱与痛的行迹文字为证。也许我爱这所学校的方式和很多人不一样,如果这些年来我为教学学术底线的一些抗争举动、我对学校一些问题所做的公开批评损害了这所学校的声誉,我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次按照学校的规定程序内部维权的努力遭致失败,迫使我提出公开辞职,也是给关心我的学生师友一个交代,为此我再次向学校致歉。但请学校放心,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我再也不会给母校添乱惹麻烦了。今后,我也正式成了西北政法的校友,我盼望这所学校越办越好。作为西北法律重镇,学校近年来因各种原因而处于弱势,能有今天的发展实在不易。所有师生校友都有责任在各自领域为学校的进步和声誉做出绵薄之力。
     
    西北政法的领导和管理者们,这么多天反复深入的交流,我真切地理解了你们的苦衷,你们的压力,你们的付出,你们的辛劳。感谢贾宇校长、宋觉书记等对一名普通教职员工的尊重,感谢你们对我一次次诉说的耐心倾听。我感激你们。在此我要特别向教务处长王麟和刑事法学院张处社书记郑重道歉,请原谅在与你们交涉过程中我的误会和情绪过激的言辞。不过,人之将走,其言也善,我还是想坦诚说上两句。我不求多么理想的大学,也承认这是党和政府的大学,但这毕竟是一所大学,而且是培养法律人才的大学。我惟愿学校在应对各种事情的时候,能够不简单机械地执行上面的命令,能够多少深入了解一下师生做的事情,跟上面做一些沟通解释的工作,能够考虑一下政治与学术的边界。我真的不愿看到大家都在提法治的信仰,但一碰到问题,操持的话语和行事的方式就全变成了政治挂帅的考量。和谐的梦想说来不难,只要能更就事论事一点,更简单一点,更讲道理一点,更程序公正一点,更尊重大学规律一点。如果这些话多余、不对、越俎代庖、甚至对你们的工作有曲解,我诚挚请你们海涵。
     
    这么多年尤其是最近一直关心着我的许多师友们,对不起,这次我没采纳你们要我别辞职的意见。不少师友劝我忍一忍,放一放,宁愿被开除也不辞职,是的,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不再这么认为了,我何必为了赌一口气而耗在这里,让双方都那么不快乐?我是孤独的一个人,面对无影无踪的力量,我怎能耗得起?我很疲惫,像一个无知懵懂地闯入政治丛林的孩子,看不懂这里复杂而捉摸不定的游戏规则。连日来,我都在犹豫彷徨,不止一次后悔自己的道路,时时否定自我,但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走出这一步。也许这是糟糕的选择,但也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我选择自由尊严的生活而注定要付出的代价。我只能认命。
     
    我知道,体制无处不在,我无处可逃。所以,请相信,我的辞职,不是在逃避退缩,我只是害怕失去我所看重的尊严、底线和原则。失去这些,我的生命就没有依托,我就是行尸走肉,我不再是我。我的辞职与任何个人恩怨无关,与西北政法这所大学无关。请大家理解今日大学面临的各种无力抵挡的压力。我真的没有情绪,没有抱怨,我唯一要正视的,是自己的内心,我的内心是我唯一值得抗争的对手。说到底,我是在跟自己较劲、跟自己过不去,就像少年派与他心目中的那只老虎的搏斗。
     
    辞职后的日子很艰难,在体制内那么多年,我深深怀疑自己能否还有独自谋生的能力。而今临近不惑,却要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寻找新的去处。实在对不起,芳宁,让你无端承受了那么多的委屈重负。实在对不起,园园,我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 耶鲁大学所在地市长吁释放“长沙公益仨”

    中国“春节”前夕,美国东部时间2021年2月8日,美国纽黑文市(City of New Haven)市长贾斯汀·艾利克(Justin Elicker)致信其“姐妹城市”长沙市市长郑建新,要求释放被长沙当局抓捕的三位公益人士程渊、刘大志和吴葛健雄(“长沙公益仨”)。数周前,旧金山市议员马兆明(Gordon Mar)曾致信建议旧金山市长考虑终止与长沙市缔结“姐妹城市”。

    市长致信:放人与否事关“姐妹城市”关系评估

    贾斯汀·艾利克(Justin Elicker)是纽黑文的第51任市长。在给长沙市市长郑建新的信中,贾斯汀市长对长沙市抓捕的三位公益机构工作人员程渊、刘大志和吴葛健雄(“长沙公益仨”)表示了密切关注。

    信中提到,这三位人士及他们所工作的机构“长沙富能”致力于消除中国社会最弱势群体遭受的歧视。长沙官员将这三人关押了一年多,不允许他们与家人或律师联系。在2020年8月至9月间,在未通知其家人的情况下对三人进行了法庭审判。联合国任意拘留工作组2020年6月发现长沙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这三人属于任意拘留、以及发现当局对三人的对待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许多条款。

    对于程渊、刘大志和吴葛健雄在他们工作中体现出的正义、平等和保护边缘人群的价值观,贾斯汀市长予以肯定。他表示,这些价值观对于纽黑文的人民而言非常重要,在与长沙的“姐妹城市”关系中,纽黑文也将忠于这些价值观。

    在信中,贾斯汀市长要求长沙市长郑建新确保立即释放“长沙公益仨”,以及确保以正当程序对待三人、确保三人有权接受法律服务、有权受到家人探望。信中并且指出,长沙市的回应将成为纽黑文评估“姐妹城市”关系时的考虑因素。

    这封信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给了长沙市对外友好协会负责人。

    百年友谊:推动中国教育、医疗事业发展

    纽黑文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第二大城市,世界名校耶鲁大学所在地,与长沙有一个多世纪的深厚渊源。早在1901年,纽黑文成立了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促进两国民间交流。1906年,雅礼协会在长沙创办了著名的湘雅医院、湘雅医学院和雅礼中学。自1909年至今,该协会累计派遣数百名耶鲁大学毕业生赴中国开展语言教学。2018年4月10日,纽黑文市时任市长和湖南长沙市时任市长签署了两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民间呼声:长沙方面勿以“干涉内政”搪塞、抹黑

    吴葛健雄的父亲、人权律师吴有水表示:“感谢美国纽黑文市长在春节之际对我儿子他们三人的案子进行关注、并向长沙市市长致函。但是,这种努力所产生的结果是否能够如愿?我是抱有一定的疑虑的。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在需要利用法律的时候,他们会称‘某某某什么不是法外之地’,当他们自己违反法律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什么‘法律不是挡箭牌’。所以他们是用双重标准来对待这个世界的。从这个案子本身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是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得知,说是‘案件已经公开审理了’,既然公开审理了,为什么我们在长沙市中院查询不到这个案件的任何信息呢?”

    长沙富能联合创办人杨占青表示:“很欣慰纽黑文市市长能注意到‘姐妹城市’长沙当局任意羁押、秘密审判我的三位同事。过去一年多,国内和国际社会也一直在持续关注、呼吁,但长沙方面始终不回应,也不向家属透露任何审判状况。这次,和长沙有友好关系的‘姐妹城市’的市长致信,我希望长沙市能认真考虑纽黑文市长在公开信中的建议,让‘长沙公益仨’早日得到家属委托的律师服务、早日得到释放、早日和家人团聚。”

    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联合创办人陆军表示:“在过去一百多年里,纽黑文市及其市民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医疗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友谊跨越了满清、民国、抗战、文革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年代,可以说,纽黑文是长沙和中国的最忠实的朋友之一。这次纽黑文市长的致信,一方面它体现出了纽黑文对自己价值观的坚守,另外一方面也是体现了对中国更加文明进步的一种殷切期待。希望长沙方面不要简单地、习惯性地以‘干涉内政’来搪塞、来抹黑。”

    旧金山议员:建议终止与长沙市缔结“姐妹城市”

    数周前,美国加州旧金山时间2020年12月23日,旧金山市议员马兆明(Gordon Mar)致信旧金山市长布里德(London Breed),建议关注“长沙公益仨”,并建议市长考虑终止与长沙市缔结“姐妹城市”。

    在给布里德市长的信中,马兆明对中国长沙政治打压民间组织的行径表示震惊和关注。鉴于长沙市已于2014年着手与旧金山建立姐妹城市关系(两市已签署《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马兆明议员恳请布里德写信给长沙市市长郑建新,要求立即释放长沙公益仨。马兆明议员表示,作为民选官员和多年的公务员,为促进旧金山的平权、民主与司法公正共同努力了几十年。他敦促布里德市长采取措施确保旧金山与其他城市的合作关系也秉承这些价值观。

    案件进展:当局拒绝病危探视

    程渊、刘大志(曾用名刘永泽)及吴葛健雄为公益机构长沙富能的成员,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议题。程渊更是资深的公益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及艾滋病歧视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性䜣讼。他们三人于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刑拘,后于8月26日被长沙市检察院批准逮捕,自刑拘至今未能见到家属委托的律师。家属辗转从“官派律师”那里得知此案已经开庭审理,但法院及“官派律师”拒绝透露开庭情况。

    2020年12月底,吴葛健雄的母亲突发重病,在吴母病危期间及病故之后,法院和看守所拒绝批准吴葛健雄前往探视。

    2021年1月19日,长沙公益仨家属施明磊、吴有水赴长沙市中级法院查询案件进展,法院工作人员拒绝他们的查询,还要求检查两人手机、删除现场拍摄的照片。双方僵持到傍晚五点法院下班。

    致长沙市市长郑建新的公开信:释放三名公益机构工作人员

    致郑市长:

    作为长沙的姐妹城市纽黑文的市长,我首先要感谢我们两个城市过去的合作、尊重和支持性关系。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我们共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的关系日益牢固。我热切盼望将来与您合作寻求有利于我们两个城市和两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机会。不过,我本次致信,是出于我密切关注在长沙市被抓捕的三位公益机构工作人员程渊、刘大志和吴葛健雄(“长沙公益仨”)及他们受到的待遇。这三位人士及他们所工作的机构“长沙富能”致力于消除中国社会最弱势群体遭受的歧视。

    据我了解,长沙官员将这三人关押了一年多,不允许他们与家人或律师联系。在2020年8月至9月间,在未通知其家人的情况下对三人进行了法庭审判。鉴于联合国任意拘留工作组2020年6月发现长沙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这三人属于任意拘留、以及发现当局对三人的对待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许多条款,此案令人感到不安。

    对于程渊、刘大志和吴葛健雄在他们工作中体现出的正义、平等和保护边缘人群的价值观,我予以肯定。这些价值观对于纽黑文的人民而言非常重要,在与长沙的“姐妹城市”关系中,我们也将忠于这些价值观。因此,我要求您尽最大努力确保立即释放“长沙公益仨”。在此过程中,我请您确保以正当程序对待三人、确保三人有权接受法律服务、有权受到家人探望。我想指出的是,您是否回应、以及如何回应,都将成为我们评估姐妹城市关系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以确保姐妹城市关系以最符合纽黑文人民的价值观和利益的方式开展。

    我本次致信,是出于对我们两个城市之间关系的认真考虑,这种关系建立在一百多年的相互援助、文化交流和教育交流历史的基础上。我本着真诚、有意义的交流的精神发出这一呼吁。我是作为一个真诚的朋友来找您,我愿真诚面对我们关系中的问题,并寻求与您和您的城市合作来克服这些问题。

    此致,

    Justin Elicker
    纽黑文市市长

  • 四川大学教授坠楼身亡其住宅遭强拆

    【民生观察2021年1月19日消息】据媒体报道,1月18日,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庹继光从该校一栋教学楼跳下,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其生前曾发文称其两套住宅遭强拆。

     

    公开资料显示,庹继光生于1971年,文学博士,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法学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251重点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入选者(新闻传播学学科唯一入选者),主要从事传播理论、文艺与传媒研究。

     

    庹继光的妻子李缨为西南石油大学副教授,新闻学博士。李缨称,庹继光出事前,因房子拆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精神压力极大,处于抑郁状态,她曾安慰丈夫,但庹继光觉得非常挫败,对不起家人。

     

    李缨说,庹继光出事后,她已经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将庹继光出事前的有关情况作了反映。 关于房子拆迁问题,庹继光生前曾写下《合法房产暴力拆迁情况反映》一文,其中详细讲述了其两套住宅遭遇暴力拆除的情况和家人遭受迫害打击的情况。以下为《情况反映》全文:

     
    本人庹继光,现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身份证号码4331011971XXXXXXXX,电话135********;妻子李缨,西南石油大学副教授,电话136********。

     
    从2011年起,我们家位于成都市成华区青龙场、万年场的两套住宅先后遭遇模拟搬迁,最终在我们没有签署拆迁协议的情况下,成华区政府指使该区棚户区惠民改造艰涩和有限责任公司暴力拆除了我们的房屋。最近,我们知道这一情形后,心情非常愤慨,在此提出举报,希望有关方面查处他们的违纪违法、乃至犯罪行为。

     

    一、我家房屋遭遇暴力拆除的简况我们家位于青龙场、万年场的两套住房,都是我们夫妻合法购买的产权房,其中位于西南石油大学青龙校区(成华区青龙路781号)的住房系李缨在婚前购买所在工作单位的房改房、万年场住房(成华区长天路2号云祥公寓)系庹继光婚前购买商品房(部分贷款归还延续到婚后),两处房屋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取得房产证(万年场住房另有国土证),属于家庭的合法房产。

    从2011年9月开始,当时的成华区统一建设办公室筹划对西南石油大学青龙场校区的职工宿舍实施模拟搬迁,这成为我们家噩梦的开端。在这次模拟搬迁过程中,由于拆迁方给出的房屋经济补偿极端不合理,我们提出与其磋商,但他们态度蛮横,不仅拒绝我们提出的所有合理诉求,而且使用了多种下三滥手段,对我们家人进行威胁、围堵、恐吓和诽谤等,具体内容后面将详尽列举。

     

    此后,从2013年11月开始,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我们家位于云祥公寓的住宅进行模拟搬迁,一方面他们将当时只有11年房龄的云祥公寓商品楼房定性为棚户房拆迁,恶意压低评估价格,不合国家法规,另一方面我们了解到“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成华区统一建设办公室”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鉴于青龙场住宅拆迁问题尚未解决,我们拒绝与之进行协商。

     

    此后,我们家的住宅在多年里一直被拆迁方断水断电,根本无法居住,家人甚至不敢前去查看,在此过程中我们曾请朋友去青龙场的住宅处拍照,当时房屋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本来三个单元的结构被拆除了一个单元,但我们家的房子仍在。9月下旬,我们得知两套住宅已被暴力拆除后,与自称“成华区方面谈判代表”的成都成华棚户区惠民改造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自称其前身就是“成华区统一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曾彻会谈,他宣称我们家住宅的拆除,都是经过成华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后部署实施的。

     

    今年10月,成华区方面在网络理政中回复我们时,也毫不讳言他们在没有履行任何合法程序的情况下拆除了我们的住房——

     

    庹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来信!您所反映的问题,成华区智慧城市治理中心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区棚改公司进行调查处理,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您所反映的两套房屋分别于2011年、2013年启动搬迁工作,因该两套房屋长年无人居住,后经鉴定其两套房屋为D级危房,基于此可能存在的危险隐患,区棚改公司为了排除此危险而对该两套房屋实施了拆除。成华区智慧城市治理中心。尽管这段话看似冠冕堂皇,实际上仍承认了他们没有签署拆迁协议、没有启动征收程序、没有申请司法强拆等合法手段,而是采用暴力将我们家人从住房中赶走、然后暴力拆除的事实。

     

    二、我们遭受的迫害与打击
     

    在我们家两套住房遭遇暴力拆除的过程中,成华区一些负责拆迁的人员对我们家人大肆进行威胁、迫害、污蔑和打压等,在许多方面给我们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

     

    1、围追堵截,逼迫签约。2011年12月21日,在青龙场围攻庹继光、李缨及李缨父母,随后谎称李缨及其父亲与他们的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恶意报警,试图借助警方的力量限制庹继光、李缨等人行动自由,达到逼迫签约的目的;在青龙警署,李缨因为出现头昏、恶心和软组织挫伤等病症,李缨母亲也因对方骚扰、惊吓导致病发,我们先后几次拨打120求助,要求前往医院检查、治疗,但均遭到成华区统建办人员极力阻拦,未能前往医院。在青龙警署调查、处理他们“报警事件”的过程中,这伙人原形毕露,现场就拿出搬迁补偿合同试图逼迫李缨父亲与他们签约,“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2、上门骚扰,家破人亡。自从青龙场房屋拆迁开始后,成华区统建办就不断组织人员上门骚扰,逼迫签约。2011年12月10日晚,他们组织近10人猛砸我们在四川师范大学校内租住房的房门,声称要与我们谈判,但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过,我家幼小的儿子已经入睡,我们只好向锦江区110报警,110警察到来后,听取了双方的情况介绍,觉得对方没有道理,要求他们离开。12月16日晚上9点过,成华区统建办部分工作人员带领西南石油大学青龙场校区个别不明真相的住户,再度前往我们位于锦江区的住宅骚扰,他们拼命推搡我们的铁门,晃动铁锁,肆意谩骂,在大门外闹腾了一个多小时,最终惺惺而去。12月20日晚上,成华区统建办组织的人员乘黑暗用万能胶堵死了我们的门锁锁眼,我们只好再次向锦江区110报警,110警察到场后帮助我们砸开了铁锁,我们才得以正常出入。

     

    同样在2011年12月20日晚上,成华区统建办人员在西南石油大学青龙场校区职工宿舍区内,采取砸门、断电等恶劣手段,骚扰仍居住于此的李缨父母,导致本来就患有严重的多发性硬化病症的李缨母亲旧病复发,痛苦不堪,紧急向我们求助。2011年12月21日下午,我们夫妻驾车去接李缨母亲去治疗,由于考虑到成华区统建办人员的手段卑劣,我们不敢进入学校接他们,转而委托朋友开车把他们送出来,我们在路上等候。即使如此,成华区统建办10余人仍尾随而至,竟然用两辆汽车前后夹击堵死了我们的汽车,一名周姓男子还直接上了我们的汽车,一把拔掉车钥匙阻止我们离开,恶狠狠地叫嚣“你们今天肯定走不脱”,并与其他人员一起,对李缨及其父亲进行殴打,导致李缨多处软组织挫伤。从此以后,我们家人相互提醒,再也不敢轻易踏入成华区范围内一步!

     

    这次恶性事件发生后,我们被迫安排李缨父母前往重庆亲戚家躲避了半年之久。由于重庆天气炎热,李缨母亲多年旧病愈发严重,加之被驱赶离家后心情极度苦闷、低落,返回成都后仍不能回家安居,只能在外租房栖身,导致病情迅速恶化,最终骤然离世。至此,由于成华区统建办实施的系列野蛮、无耻举动,致使我们痛失至亲,家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被迫忍受无尽的哀痛!

     

     

    2011年12月23日晚上,成华区统建办那名周姓工作人员伙同宋德军等人,驾驶“川A·B974D”长安铃木汽车,窜到我们在锦江区的租住房所在地,趁天黑之机,用匕首将我们停放在学校停车场内的东风标致307汽车右边前后轮胎均轧破,致使汽车无法行驶,停放在原地长达一年之久,该车系我们2011年6月底新购买的,他们如此野蛮损坏我们的新车,就是企图在心理上给我们制造巨大压力,迫使我们妥协。然后,这伙人借口自行解决21日晚上的纠纷,再度前往我们的住处砸门,无理谩骂,导致我儿子受到惊吓,痛哭不止。我们被迫向110报警,110警察赶到后将此事移送辖区派出所处理,派出所警察严肃批评了对方,告知此事必须按照成华区公安分局青龙警署的安排进行。2011年12月24日晚上,成华区统建办周姓工作人员伙同宋德军等人,仍然借口自行解决21日晚上的纠纷,又一次前往我们的住处砸门、谩骂,将前一个晚上的行径“重播”了一遍。我们被迫第四次向锦江区110报警。

     

     

    由于成华区统建办人员不断骚扰,我们全家老少五口(庹继光父母来成都帮忙照顾孙子)被迫分两批离开成都到湖南躲避,真正成了背井离乡、有家难归。当年春节,全家七口人只能分别在重庆、湖南等多个地方过春节,恰好当年春节李缨的弟弟一家人按照原计划从上海赶来成都探望父母,机票等已经提前预定,最终来到成都却未能见到亲人,被迫转道重庆与父母相聚,其凄凉之情景可见一斑。

     

    3、联手单位,恶毒打压。由于青龙场房屋拆迁过程中,成华区统建办与西南石油大学存在协作关系,因此成华区统建办在回复媒体报道时毫不讳言“我办搬迁工作组将会同西南石油大学继续与李缨户联系协商”,事实上成华区方面多次要求西南石油大学配合打压李缨,最终西南石油大学从2012年3月起无理停发李缨工资至今,并且无理阻挠李缨在2012年正常申报教授职称,导致李缨由此失去了在工作单位正常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权利,迄今已经8年有余,从不到40岁蹉跎到将近50岁,学术生涯彻底中断。这一切都是成华区统建办等单位联合西南石油大学恶毒打击造成的,所有后果都必须由成华区和西南石油大学共同承担。与此同时,成华区方面还通过西南石油大学等单位,向四川师范大学个别领导打招呼,企图压制庹继光。这些行为,对于庹继光的工作环境、学术发展等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失去了很多学术发展的良机。

     
    4、制造骗局,欺诈签约。成华区统建办、房管局等单位,为骗取我们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同意,在暴力威胁、骚扰和制造事端等伎俩败落后,又先后使出一系列骗局,包括在《成都日报》刊登虚假公告、前往四川师范大学向庹继光发放虚假的“征收调查决定”等形式,企图欺骗我们,使我们做出错误判断,与他们签约。

     

    5、网络诽谤,恶毒造谣。面对成华区统建办等机构的威胁、迫害等,我们坚决合法维权,通过网络披露了他们的恶行、劣迹,他们则通过在网络上造谣、污蔑等手段,对于我们的合法维权活动进行百般诋毁,例如该办信访安全科在其2012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中颠倒黑白写道:“一是加强信息监控:石油大学青龙校区未签约户李樱的丈夫庹继光(网名:马知远)为满足其个人要求大量发帖顶帖,声称在模拟搬迁中受到威胁,并诋毁我办及我办工作人员。对此恶意炒作行为,我科及时进行研判,加强同区外宣办对接,防止事态扩大。”此外,成华区统建办还安排大批“网络水军”发帖顶帖,例如在四川新闻网发布《四川师范大学居然具有如此卑鄙无耻之教授》等帖子,无耻地对我们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企图败坏我们的声誉,阻碍我们的事业发展甚至正常生存。

     

    6、凶残迫害,家人遭殃。成华区方面在拆迁过程中极端凶残,我们的家人也深受其害,李缨母亲由于拆迁方骚扰、迫害导致病发而死亡,这是最为直接的表征。此外,李缨父亲痛失相濡以沫四十多年的老伴,迄今无法走出这种晚年丧偶的痛苦,同时自己也无法住回自己的家,真正是“家破人亡、无家可归”,身心健康均遭到了极大的损害。我们的孩子同样遭受了极大的精神损害,从他三岁开始就生活在暴力拆迁的阴影之下,与我们共同经历了长期的抗争和躲避,曾为躲避成华区统建办雇佣人员的骚扰而长时间滞留湖南、耽误幼儿园学习,而且多年来都只能在外租赁房屋居住,孩子希望“住自己房子”的梦想迄今仍未实现。

  • 同济大学女博士为母鸣冤

    安徽省固镇县纪委、固镇县公安局一手炮制刘玉华贪污、涉黑冤案,关押母亲、骚扰女儿,一人涉案,全家遭殃。作为刘玉华的女儿,我发誓将不畏强权、不惧打压、不辞辛苦,用一生的时间揭发固镇县相关人员的罪行,与造恶者斗争到底,为我母亲伸冤,还法治一片净土!

    1.固镇县纪委、公安局联袂制造刘玉华冤案

    我母亲刘玉华是安徽省固镇县粮食局的普通职工,因业务经验丰富,于2016-2017年间协助固镇县粮食局,揭开了石湖粮库违反国家最低收购价政策,把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当成敛财工具、坑农害农的谜题。这一义举却触犯了石湖粮库郑良先家族的利益,郑家与固镇县粮食局领导蛇鼠一窝。固镇县纪委徇私枉法,污蔑我母亲刘玉华贪污、涉黑,在当地公检法的配合下,将该案定性为黑恶势力团伙大案,并在2019年1月被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十八年。

    2017年3月21日我母亲被双规当天晚上,固镇公安就来同济大学找我,要给我做笔录,并且带着搜查证。可谁知,他们把在公安局询问我的视频拿回去,竟修图做成我在监狱里的照片给我妈看,告诉我妈,我也被抓了,并且生了大病,击溃我妈心理防线,配合他们完成虚假口供。

    我妈的案子在2017年6月、7月一审两次开庭,我进一步了解了案情之后,我更加确定我妈的案子是一个重大冤案。一审判决认定我妈贪污、挪用的事实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出售濠城粮站小麦,货款不入账,直接占为己有,或者将货款挪作他用,几个月后才入账;二是巧立名目,假借职工集资名义,套取濠城粮站公款;三是出售濠城粮站小麦,做虚假的“代购代销”,货款不入账,占为己有。那么,濠城粮站的仓储记录以及银行账户流水便是至关重要的证据材料。但是这些材料从未在我妈的案卷中出现过。我妈开庭时多次申请,律师多次申请调取,我和父亲在禹会区法院信访局多次反映,如石沉大海,均无音讯。

    2.获得刘玉华无罪证据

    苍天有眼,世上终有良心未泯者。机缘巧合之下,我获得了固镇县农业发展银行和固镇县农业银行里保存的濠城粮站的仓储记录和银行流水。从这些证据可以看出,濠城粮站每年每个月每个仓库里有多少什么粮食都有账可查,每个月银行流水、账户余额也有账可查。

    当我母亲的辩护律师在2019年3月11日,将厚厚的包括新证据的132页发回重审意见书交到蚌埠市中院时,这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在如山铁证之下,我母亲的案情清晰而明了。但是对办案人员来说,却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些证据可以证明我母亲无罪,同时也就是在说上百号的公安以及检查、监察人员历时一年多,却办了一个冤假错案。这何其荒唐?

    3.固镇县公安、固镇县纪委到上海对我跨省抓捕

    在律师的发回重审意见书交上去一周之后,家里就传来消息:固镇县纪委要来上海抓我,他们说我泄露国家机密(指获取濠城粮站在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银行的财务资料),并且将曾经协助我获得无罪证据的人停职审查。

    作为一个在同济大学已经呆了10多年的学生,我从没有想过与之谈话的第一个校领导竟是学校的纪委书记。2019年3月27日,距离律师发回重审的意见书交上去两周,我导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固镇县纪委的人找到同济大学纪委了,要见我。由于我的党组织关系在同济大学,并不在固镇县,我没有同意见他们。第二天他们退而求其次,见了我导师,希望我导师劝说我,不要再发微博了,影响不好。同时威胁说我获取证据的事情可立案可不立案。纪委的道路没走通,固镇公安的孙某在3月29日多次打电话,继续要找我问询。后因手续不齐全,被我拒绝。

    此次,固镇县一共来了四个人,固镇县纪委两位,固镇县公安局一位,固镇县纪委驻公安一位。这四位同志最初齐身亮相同济大学监察室的时候,着实把我们的书记吓了一跳吧。四位同志驻扎了三天,威逼、引诱的事情做遍了,也还是没有见到我,未完成领导的任务。

    4.两次清晨砸门,终于带走我

    事情并未就此终结,他们终于还是“动手”了。

    4月11日早八点左右,就听得哐哐哐一阵的砸门声。误以为是快递或者物业,没有理会。12日,更早了些,七点多,又是哐哐哐急促的砸门声。睡眼朦胧的我穿着睡衣去开门,门口站着三四个人。隔着门问是谁,说是物业。开了门,一个身高两米的大汉把警证往我面前一亮,说我们是固镇县公安局的,来不及让人反应。终于还是来了。蓬头垢面的我获得了洗漱的允许,间隙告知律师和家人。洗漱完,发现家附近派出所又来了俩人,加上小区的保安,小区楼下还停着一辆警车,只是没有乌央乌央的警笛。一队人马,何其众多,害的我们固镇公安局的一位同志只能打车前往派出所。

    忙碌的警察们和警车,邻居以为我犯了多大的事,其实只因我获得了我妈的无罪证据。

    固镇县公安局的同志坚持认为我获取我母亲无罪证据一案与我母亲刘玉华冤案毫不相干,两案没有任何关联,在讯问时坚决不许我提我母亲冤案。在我多次抗议之下,勉强记载了几句。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我坐在特制的座位上,笔录完之后,就迎来了干瞪眼的时刻。两位公安和一位身份一直不明的女同志(非常有可能是固镇县纪委的人,拒绝回答我是谁,敷衍说是公安新进的同事,没有警证)玩着手机,耗时间。再后来,公安的两位同志开始不时地进出接打电话。也许是跟领导汇报情况吧。在这四个小时内,我得到一个信息,微博似乎让他们很困扰,他们认为我母亲的案子已经闹得够大了,不想再扩大影响。我思索了下,可能是最近我们发布的固镇县政法委副书记(固镇县前环保局局长)与其老公销酒之事(详见微博),又给他们引起了不少麻烦,所以又来威胁我了。之后,又要搜查我家,与两年前一样,一点新意也没有。

    5.我将记录下你们的一切

    之前,导师听了我的经历,说“你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书了,或者报告”。是啊,不写成书,如何能体现家乡的法制水平呢?将此事的前前后后,完整的记录下来,是我今后要做的事情。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安徽省固镇县有一帮子人,在2017年前后,是如何办案的。我要为你们书写一卷可以供公众阅读的案卷,参与的每个人都是主角。

    按照中国的平均寿命,不出什么意外,我还有至少五十年时间可以给我妈洗清冤屈。也许这个过程漫长而艰巨,我毫不畏惧。我妈的案情一日得不到澄清,我就不会罢休。固镇县纪委的各位,你们尽管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胡作非为,我已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相信心中的光明可以驱散法治的阴霾。

    感谢律师,为案件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摸清案件要点。

    感谢家乡的各位亲朋,在关键时刻的支持与帮助。也感谢各位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尽管你们迫于纪委的压力,迫于生计,言不由衷,或不便多言,但是正是你们的点点滴滴,看似微小的帮助才让黑暗越来越无处遁形。与你们的短暂接触,让我觉得,家乡的人,那么可爱。黎明前的黑暗让人心惊胆战,但是光明也即将到来。我的目标就是,终有一日,善良的人们不再被公权力任意肆虐。

    感谢早上微博上的各位朋友,你们的监督是最有力的支持。

    谢谢大家一直关注我母亲的案子。隐藏的证据已曝光,愿案件早日真相大白,让“阳光照亮阴霾,和风驱散尘雾”!

  • 山东被顶替上大学女子家人遭威胁

    【民生观察2020年6月28日消息】山东济宁的苟晶,在网上披露了其1997年、1998年两次高考都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情。随后家人遭到有关人员语言威胁,并被相关部门电话要求删帖。

    苟晶发帖称,第一次,是高中班主任邱老师的女儿顶替苟晶上了北京一所大学。后来,她还收到过邱老师的道歉信。

    这件事,邱老师是当事人,也是主谋,既然这件事被曝光了,他理应接受调查才对。

    但是,邱老师居然没有在济宁接受调查,而是在四处奔走。

    苟晶的帖子发出来没多久,已经八十多岁的邱老师就带着冒名顶替苟晶上了大学、现在在济宁一所学校工作的女儿、女婿登门拜访了苟晶的老母亲。

    邱老师送去了一袋桃子和一万元钱,苟晶的老母亲拒绝了。

    临走,80多岁的邱老师笑着对苟晶的老母亲留下一句话:你二女儿的孩子是不是马上要中考了?

    这么赤裸裸的威胁,这哪里是一个教书育人一辈子的老师,分明是个恶魔。

    随后,邱老师不顾年迈,居然去了杭州。为什么去杭州呢,因为苟晶如今生活在杭州,他是去找苟晶的。

    邱老师找苟晶想干什么?不知道,他没有对外说,当地官方也没有说。

    苟晶最近接到了很多电话,“中心思想不外乎希望我删帖,认为我在全国网友面前破坏了济宁的正面形象。也去我老家,联系我的亲戚朋友们劝我把帖子删掉。”

    邱老师去杭州,不是一个人去的,他带了几个人一起去。这一次,他带的不是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而是四五个大汉。

    苟晶本来想见多年未见的老师,但又怕见,她怕邱老师打她,更怕邱老师不顾脸面跪倒在地求她。犹豫再三,她暂时还没见。

    这些事,让人很不解。

    苟晶指控邱老师和其他人合谋偷走了本属于她的大学,改变了她的人生,这是严重的指控,如果属实,邱老师们那是犯罪。

    事情被公开披露了,当地教育部门、政法机关应该立即介入对此事展开调查才对,一方面调查苟晶说的是不是真事,若是真事就该对邱老师采取措施,对他本人及他背后的团伙进行深挖,然后给予打击。

    如果苟晶说的不是真事,而是构陷邱老师、抹黑济宁,那济宁的公安机关也应该进行调查,对散布不实谣言的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如若是这种情形,去济宁找苟晶的也不应该是邱老师,而应该是警察。

    影视剧里,谈判专家处置突发事件时经常用这样的技巧:有犯罪分子挟持了人质,或者有人遇到了人生难题想轻生,谈判专家一般会请当事人的家人、熟人去现场做工作,劝抚当事人。

    几个大汉陪着邱老师去杭州,济宁难道是打算让苟晶当年的语文老师、班主任邱老师去教化、说服苟晶认错的?以我们对当下某地地方的认知,这种可能性为零,他们不会对破坏了地方正面形象的人这么大度。

    不管是哪种情况,邱老师都应该是在济宁接受调查,他到底有没有让自己的女儿冒名顶替苟晶,他到底有没有操作其它类似的冒名顶替,他到底从中获得了什么好处,还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些冒名顶替的运作,他到底有没有犯罪……

    这些,是济宁当下最应该搞清楚的事情,这些,都必须从邱老师这里开始突破。

    那么,为什么邱老师能一会儿去苟晶家里威胁苟晶的老母亲,一会又能带着四五个彪形大汉去杭州找苟晶呢?

    出了这么大的事还跟没事人一样到处跑,当地的有关部门完全不对他进行调查,邱老师真的是不简单啊。他背后,难道还有更大的背景?

    不敢想,济宁那个地方水太深。

    大家还记得山东的厅官张辉吗?大学毕业仅仅五年,张辉就飙升到了副厅。如此神一般的人物,现在就在济宁担任市委政法委书记。

    不能小看邱老师,更不能小看济宁,那里卧虎藏龙,那里高人辈出。苟晶能给自己讨回公道吗,若无更高层级的调查组进驻,大家可真不要盲目乐观。

    而苟晶事件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最热,就是因为她之前看到了这个山东冠县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情,几乎就是自己的翻版,于是她转发了这个新闻,并且留下了这么一段话:

    我也是被顶替的,1997年,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我拿到的成绩是假的,我的班主任老师,让他的女儿顶替我的名字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而我落榜了,加入了复读。他的女儿毕业后,在济宁一所中学教书,任后勤部老师。1998年,我以全任城区前几名的摸底成绩,高考再一次落榜了,因为我拿到的成绩又是假的…许多年过去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03年,班主任老师托人给我带了一封手写信,两页半信纸,道歉与忏悔。说他女儿不争气,成绩太差,不得已顶替我的名字和成绩去上大学。时隔多年,我才知道被顶替。至于我第二次高考,全区几万考生,我在高考前一周的摸底考试中,是全区第4名,而我拿到的高考成绩又是很差的,志愿都不曾填报,就被湖北黄冈一个野鸡中专录取,那么,这次又是被谁顶替了,亦或是有更大的黑幕,至今是个谜!

    这帖子一发,很多网友慢慢都看到了,非常震惊,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班主任竟然可以权力大到让自己的女儿顶替一个女孩子的高考?简直匪夷所思……很多网友都发出了疑问,是真的吗?在大家的疑问中,更多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

    学生时期的苟晶家里很穷,她的父亲一直希望她能够靠着读书有出息,帮助家里摆脱贫困,可是没想到苟晶的2次落榜给整个家庭以非常沉重的打击。她们姐妹三人,苟晶读高中时,二妹为了补贴家用,初中读完就辍学去打工,接济上学的姐姐和妹妹。2003年小妹上大学后,学费、生活费,又由苟晶提供。

    2018年,她的父亲脑癌恶化,无意中从她和同学的对话中得知了苟晶极有可能是被人冒名顶替掉大学的机会,老父亲气到浑身发抖,却说不出话,只能努力颤抖着把手在空中乱抖,或许这件事情严重刺激到了老父亲。几天后,苟晶的父亲与世长辞。

    这再次在苟晶的心中猛烈一击!父亲当年种棉花供她上学,一车棉花卖120块钱,父亲为了给她补营养,花6块钱买了苹果。

    本来这个事情虽然苟晶完全没法平复,但是她已经决定不再去想,好好过自己的下半生。

    没想到山东接二连三的出现高考被顶替的事情,很多同学找到她为她鸣不平,她终于决定发帖!

    对于班主任的信这个重要证据,她表示可以找得到。

    以下是苟晶的实名举报:

    我是山东济宁高考被两次冒名顶替的苟晶,我最开始知道我的高考成绩被冒名顶替了,是收到了来自我高三班主任的一封道谦信,他在信中承认是自己的女儿顶替我去北京读了大学,当时我的孩子都已经出生了,我是抱着小孩收到这封信的,看到这封信的第一瞬间的感觉仿佛是被无力回天这四个大字撞到在地。我当时心里想,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结婚生子了,难道我还能抱着孩子再去上大学吗?我感觉我上大学的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当时除了这封信,我没办法搞到其他任何证据。在那个年代,连一部电话都没有,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无路可走。之所以没有在当时选择打官司追究,一方面因为我感觉一切仿佛已成定局,即使我去追究,我最好的年华已经没有了,合适上大学的时间也错过了,确实遗博但也只剩遗憾和无力。另一方面我当时刚生了孩子,边带孩子一边一个人养家,正式工作都没有,我有能力拿着这份微薄的收入去打官司吗?所有的现实,都好像不断的在我耳边说,你不得不放弃,不得不认倒霉。

    即使我已经看淡了,这件事也一直是我父亲心上的一块痛,最近相关的新闻出来之后,我选择了直接对这件事进行实名举报。不仅是给父亲在天之灵一个交代,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事实真相一个交代。我开始是举报到山东省教育厅,当天下午教育厅传到济宁市教育局。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正面的回应。这几天中陆陆续续有电话打到我家中,告诉我当地很重视,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但是也并没有说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个结果,或是通知我最新进展。对方虽然说得很委婉,但中心思想不外乎希望我删帖,认为我在全国网友面前破坏了济宁的正面形象。也去我老家,联系我的亲戚朋友们劝我把帖子删掉,我想说,不是所有人都想遮盖事实,息事宁人,想尽各种办法让我删帖的人,你们想掩盖什么?我发布自己被顶替的事实,是想要知道诸多我不知道的答案,什么样的操作能这样瞒天过海,天衣无缝的把我弄到湖北的中专去了?我说句真心话,我并不是想要多少赔偿,这些都不是我的初衷,我希望要的就是希望受贿的人、暗箱操作的人得到法律的制裁,把这些人找出来,给我们大山东铲除这种肿瘤。这些年我卖过化妆品,销售过软件,做过移动公司的话务员,可能也是天意,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是生活现在也过的简单平淡。我希望正义可以早日到来,让这些渎职的人得到应有的处罚,也希望这样的遭遇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一个年轻人身上。

    一个女生的大学梦一辈子都圆不了了,从她的话中可以感觉到苟晶是多渴望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生,以至于她现在连房子都买在大学对面。

    我们从她的话中看到了她的真正意义,现在即使让她再上大学也没有意义了……她想帮助更多的人,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受害者的整个人生而言,真的是没有“正义”了。

    著名的罗翔教授也谈了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很多朋友询问冒名顶替上大学问题,我专门请教了行政法方面的权威,结论是冒名顶替者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学位随时可以撤销,不受时效限制。至于刑事问题,冒名顶替者至少涉及渎职罪(教唆犯)和行贿罪,如果还在追诉时效之内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至于被冒名顶替还能否继续入学,这属于学校的自主决定权,由学校自主决定。

  • 顶替上大学是制度性溃败的应有反应

    连日来,山东接连爆出农村贫寒子弟参加高考获录取后而被他人顶替上大学的事件,山东省为此在全省展开对顶替上大学情况的调查,目前已公布查到242名顶替上大学的案例,而另有江苏爆出,有近千人冒名顶替参加高考情况。类似山东江苏等地高考存在的违法侵权舞弊事件,应该在中国各省都会存在,只是其他省市目前尚未揭露出来而已。

    中国高考制度是号称世界最严,对固化的中国阶层唯一尚保存一点公平竞争与改变命运机会的制度。然而,如此的制度从今天揭露出的舞弊情况来看,业已完全失守,即也丧失了基本的公平竞争与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通道机能。这就力证出中国制度性溃败的严重与彻底,中国公民基本教育权、生存权、发展权被阻碍、剥夺的严重程度。

    据中国大陆媒体披露,2020年5月21日,山东冠县陈春秀参加完成曲阜师范大学成人高考后,在学信网上查询学籍信息时,意外地发现自己竟已经“上过一次大学”。网站显示:陈春秀于2004年9月1日,曾在山东理工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科)入学就读,离校日期为2007年7月1日。2020年5月26日,山东理工大学招生处工作人员向陈春秀证实,她的学籍被同县考生陈某某顶替使用。之后,陈春秀辗转多个部门求证此事经过。在引起借古讽今关注后,学校表示已将冒名顶替者的学历信息注销。

    网络近日更爆出,:1997年6月,山东济宁市实验中学尖子班的高三学生苟晶高考落榜;1998年复读,明明平时成绩优秀,高考前摸底考还是全区第四名,结果依然低分落榜。一个多月后,她收到了湖北黄冈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是一所“野鸡学校”。

    苟晶在微博发文称,1997年自己拿到的高考成绩是假的,班主任老师让他的女儿顶替自己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班主任的女儿毕业后,在济宁一所中学教书,任后勤部老师。至于1998年录取自己的那所学校,她根本没有填过志愿。

    高考被冒名顶替上大学在中国不是新鲜事,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爆出过类似事件。然而,类似山东如此频繁爆出顶替上大学事件,的确还是第一次。为此山东教育部门被责成在全省对大学展开调查,结果公布出来竟然多年来有242起顶替上大学案例。相信在中国这种制度下,山东这个调查数字不会是客观准确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伴随山东追查顶替上学事件热浪,6月26日,一认证信息为知名历史博主、拥有137万粉丝的大V账号“盘子微谈”发布微博称,“寒门子弟被有钱有势的人顶替这事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大批量出现了,仅江苏灌南一个县就发现千名贫家子弟学籍被冒顶”。

    由此可见,中国教育领域号称最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已经完全失去了公平公正性,也已成为权贵肆意剥夺权利,借以谋取名利的场所。

    在频繁爆出如此严重的教育腐败事件后,网络舆论斐然,但人们反思仍多只是针对教育高考与录取层面的程序机制不完善问题,而没有从中国制度性崩溃与人权毫无保障角度来阐释。事实上,中国教育今天爆出如此触目惊心的腐败侵权问题,完全是极权制度下权贵肆虐的必然反映,没有任何可奇怪的。

    人类极权政体就是造就社会极端不公的等级特权政体,以特权来管控与赎买全体国民,在此情况下,极权腐败渗透毒化社会所有肌体,让社会不会存在任何丁点公平正义与法治人权。所以,社会中不会有任何一个部门与领域能够得到所谓的独善其身。教育自然也不能例外。而高考当然也只是权贵愚弄蚕食的对象。从中共统治70年的历史来看,权贵子弟不仅可以公然进入各种名校,如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孙子,可以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众多所谓高干元老的子孙,可以任意在中国挑选大学就读。这种特权是公开的,从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以来就实行的。至于地方上没有达到高干可以随意上大学的权贵们,那就通过途径来冒名顶替。从目前爆出来的情况来看,这种冒名顶替上大学,绝非一人一部门所能为,必是系统性多部门协调合作而成。可见,这种剥夺人教育权,将人人生命运肆意掳掠的行径,是长期的系统性的制度性犯罪。而多年来早已陆续爆出过顶替上大学,但均没有得到全局性追查整治,甚至屡屡不了了之,也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系统性腐败事实上是极权统治下权贵腐败的自留地,是受到制度性保护的。

    在中国等级森严的制度设置下,高考对于农村贫寒学子改变命运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如此事关一个人人生命运的大事,在权贵眼里不过是一个道歉与解除聘用来应对。而中国封建时期,科举腐败那是要斩头下狱的。就是国民党时期,清华大学校长的孩子想上清华大学因成绩不够都不可能。而中共极权统治占领大陆后,摧毁了大陆一切价值与准则,一切行事皆以极权统治特权需要为原则,肆意将所有社会道德法制准则抛弃,使高考都成为它们粉饰统治的附庸,而丧失选拔培养人才的公平正义机能。

    中国高考顶替上大学舞弊事件,再次向世界昭示了在中国没有任何一方净土,一切都是权贵肆虐蹂躏的对象,公民基本的教育权、改变命运的生存发展权,都是毫无保障的。中国人民要想获得生存发展机会,要想拥有公平正义的竞争,就必须结束极权主义,开启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

    民生观察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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