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大抓捕”至今已达五年，其间人权律师团的律师们为维权和法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很多抗争活动情节跌宕、令人感奋，甚至崔人泪下，并为未来的维权和宪政、法治实践积累了珍贵的经验和教训。值此709五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发起此次征文活动，呼吁709事件的蒙难者、辩护律师、709家属、关注709事件及中国维权、法治事业的公民、国内外各界人士、媒体和记者等709直接或间接相关人员将自己亲身经历、所知所闻的709故事诉诸笔端、固定为用永久记忆，时机成熟结集出版，以为中国民主、宪政、法治进程之见证，并为将来回顾、研究这一事件提供可信之史料。
2020年5月27日
第一篇 中国人权捍卫者，荆棘之路的行者
文/吕氏冬夏
五年前，2015年7月9日，北京，王宇律师一家三口，父子俩被警察从北京首都机场直接带走，留在家中的王宇深夜被警察砸门、凌晨被暴力抓走；第二天，北京，更多律师、律师助理、维权公民被抓，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规模人权迫害事件，由此拉开序幕。
之后，全国各地数百名律师、公民被警察带走、传唤，或羁押、或喝茶问话……该事件震惊了海内外，世人称之为“709”律师大抓捕，这是中共得位后对国内人权领域律师进行的最大一次清洗运动。
后来，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都难以见到自己的当事人，甚至不知当事人下落，也找不到办案单位；之后，当事人被各种”花式“指定监视居住；接着，有辩护律师被司法局施压、被迫退出代理。
第二年7月底8月初所谓公开审理时，几位被抓律师、公民竟然“电视认罪“，再后来，电视台播放了周世锋律师等人的庭审直播，当事人“认罪”态度普遍较好，庭上洋溢着一派颇具中国特色的和谐气氛。
2016年10月，网络媒体连续曝出”709“被抓律师谢阳遭遇酷刑的报道，引起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11月，江天勇律师乘坐高铁时被抓。2017年1月，谢阳辩护人陈建刚律师再次曝料谢阳遭酷刑虐待，又一次引起了轩然大波，执政党的流氓行为遭到海内外一致谴责……
2017年3月，国内媒体突然大量报道，称”记者调查发现谢阳遭酷刑的文章均系江天勇编造“，并且，再次出现了江天勇的电视认罪。再后来，谢阳的辩护人被换，该案被庭审直播，谢阳当庭否认受酷刑，最终，该案判决”定罪免罚“。获释后，谢阳律师在家中被当局筑起了一道铁栅门封锁了起来，再后来，他终得正常执业。
明眼人一看，即能推断出谢阳案件的幕后交易：你为我遮羞抹去酷刑虐打一事，我让你继续当律师且不修理你的辩护人。当局确实未就此事处理陈建刚律师，但对陈律师他加强了监视，并且，还实打实地上演了一场”武装警察将在云南旅游的陈律师一家抓回北京“的戏码。
2019年1月，”709“被抓律师王全璋案出了判决结果，这场历经4年、耗费大量财力人力物力的清洗运动，终于有了一个官方结局。
"自信"的中共当局发动这场运动，明显意在打压中国人权捍卫者，尤其是人权律师，但运动的结果，却显然不能如当局之意，反而让更多民众看清了当局的”假法治真专制“面目，依法治国幌子再也难以遮盖独裁者实施国家恐怖的现实。
这场运动中，有一道最瑰丽动人的风景，那就是被抓律师妻子的靓丽身影。
这些妻子们，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无罪，在她们的心中，自己的丈夫是顶天立地、正义勇敢的好男儿，无论当局如何施压，无论给他们扣上什么罪名，都改变不了妻子的信念。凭着这种信念，她们为亲人一次次奔走、一次次呼吁：为亲人委托正义律师，要求办案单位告知亲人下落，控告办案单位的违法行为，要求依法会见和探视…..
这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王峭岭、李文足、袁珊珊。她们原本是寻常主妇，默默地照顾家庭，丈夫被抓后，她们从惊慌、彷徨，一步步成长、成熟。世人见证了她们的完美蜕变，见证了她们的眼泪与笑颜、她们的愤怒与哀伤，以及她们的智慧、勇气和自信。最后，她们已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原本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的柔媚女子，经历这场磨难之后最终绽放成为这世上最美丽、高贵的花朵，她们成为了一个个智慧美貌并存、刚柔并济的人权捍卫者。
中国的人权道路依然布满荆棘，人权捍卫者的群体数量仍远远不够，为了心中的法治梦想，他们依然得踽踽而行，而当局发动的这场运动，及其后延续至今的一次又一次打压，便是在锻造着一批又一批的人权捍卫者。
人权之路艰险而漫长。虽然艰难清寂，却是一条走向光明的路。期待更多的国人醒来，加入人权捍卫者群体，为了让自由、民主、法治的空气徜徉在神州大地，我们需要一起努力。
第二篇 709锋锐蒙难记
文/华夏声
2015年中国当局以其相沿已久、内在固有的冥顽不化、我行我素和蛮横无忌，颟顸而动，公然蔑视本国国民和世界人民，恣意践踏普世价值，赤裸裸地与宪政、法治、人权为敌，悍然对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发动了非法的“709大抓捕”（709）。
“709大抓捕”始则貌似其势汹汹，终则狼狈不堪、丑态百出，仓皇拼凑垃圾证据，生吞活剥强行定罪，当局完全失算、得不偿失，落得个一地鸡毛、自我暴露，正应了当局最乐于使用的一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央视、新华社等党媒在709之初散布谎言开始，就能看出当局精心烹饪、杜撰了三个所谓的集团，即胡石根先生的公民维权和独立教会集团、李和平律师与外方合作的反酷刑项目集团、周世锋律师的锋锐律师事务所（锋锐、锋锐所）敏感案件代理集团。鉴于三个所谓集团中胡石根先生与李和平律师在709之前已有较高的知名度，而锋锐所及其主任周世锋律师在律师界以外较少为人所知，本文仅根据网路信息回顾锋锐所的709蒙难历程。
锋锐所709蒙难始于2015年5月18日屠夫吴淦在南昌江西省高级法院门前参与乐平冤案抗争而被行政拘留，期满后又被转为刑事拘留。今天回望，吴淦被抓实乃709赤色恐怖大网已经张开的信号，但当时大陆民间大概无人意识到当局会疯狂和颟顸如斯，会把反宪政、反法治之网撒得如此之大。吴淦的被抓以及央视无耻撒谎、对吴淦大肆丑化未能促使民间敏锐地嗅出不久之后“709大抓捕”的气息，尽管有个别分析家预料吴淦会被转为刑事拘留。
吴淦被抓之后不到一月，2015年6月上旬，高层，显然是中共政法委和公安部统一策划，一夜之间，新华网、天津政法网、河北政法网、山东政法网等等官媒、党媒同时高调抽风，开足马力，突然翻出五年前王宇律师被天津铁路公检法合伙炮制的一起所谓伤害案件，掩盖天津铁路法院无耻滥判以及所谓的附带民事赔偿早已超过执行期限的真相，轮番炒作，欺骗不明真相、眼睛并不雪亮的底层善良民众，污蔑王宇律师拒不执行这个枉法的判决。后来的信息表明，此时“文革”式的“709”专案组已经成立。
官媒、党媒为何宁冒天津铁路法院对王宇律师所炮制的冤案再次被民间质疑之风险，也要炒作这起已成陈谷子烂芝麻的所谓案件、以对王宇律师进行丑化？当局的这一怪诞举动没头没脑、不合常理、极其笨拙，暴露出高层即政法委和公安部将对律师和民间维权人士以及集中了王宇等多位人权律师的锋锐所大开杀戒的蛛丝马迹。毫无疑问，锋锐所及其主任周世锋律师等人当时想必有所警觉。然而，身处明处的锋锐所及其众多律师哪里能够料到当局会在何时、会以何种方式以及会罗织何种口实对锋锐下手！更哪里能够料到当局会以臭名昭著的“文革”方式，以赤裸裸的罪刑擅断的手法，以公然挑战宪政、法治、人权并与所有法治、文明国家为敌的强横姿态悍然发动“709大抓捕”！
政法委、公安部之所以要对锋锐这样一家名不见经传、规模并不大的律师事务所痛下杀手，是由于锋锐集中了王宇、王全璋、刘晓原等长期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强拆民房和强占土地等维权案件、弱势群体案件、异见人士案件的律师，屠夫吴淦这样的著名民间维权和公益人士，以及前律师、因被当局构陷冤狱而不能执业的刘四新博士。“709大抓捕”之前，王宇、王全璋、刘晓原三位律师即因代理当局眼中的各类所谓敏感案件而屡被国保和司法局打压，被迫转所，且转所过程也屡遭刁难，有意聘用他们的律所均遭司法局寻衅，刘晓原律师自己设立的律所更被司法局强迫注销。三位律师都是在“709大抓捕”前的一到三年经多方努力才转入锋锐。
为律所生存以及众多敏感律师能够正常执业计，周世锋律师本人作为律所主任一向行事低调，之前并不直接代理当局眼里的敏感案件，也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仅在709之前数月，为分担其他律师的办案压力，周世锋律师才亲自代理了北京被强拆公民叶洪霞女士被行政拘留案和德国国家电视二台北京记者站助理张淼被强定寻衅滋事罪一案，并突破了警检两家长时间不许会见的禁令，成功会见了张淼女士，迫使警检两家取保并无罪释放张淼，此举直接促使当局对周世锋律师本人和锋锐全所暗动杀机。加之锋锐所接纳王宇、王全璋、刘晓原、吴淦、刘四新这些当局眼中的乱臣贼子，周世锋律师以主任身份为这一干人等提供职业平台，在当局看来实属大逆不道、包藏祸心、谋反叛乱，当局尤其是一向强横成性的公安一定早就对锋锐和周世锋律师恨入骨髓了。
此外，“709大抓捕”的前一年，王宇、王全璋以锋锐所律师的身份，吴淦、刘四新以个人身份均深度介入“建三江事件”，使得建三江以及全国各地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法制教育基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当局大为光火，已经恼羞成怒、怀恨在心。“709大抓捕”三个月前的庆安事件、两个月前的江西乐平冤案抗争，吴淦又强势参与，更使得当局气急败坏、如坐针毡、杀心大起，竟至全然不顾国际观瞻，祭出专政法宝，从各地公安抽调人员，拼凑出贻笑世界和后人的“文革”式法外专案组，动用军队看管，使出非法秘密关押之野蛮、陈腐老套，调遣央视等早已声名不佳的党媒以及御用女记者董倩等人，肆意践踏禁止自证其罪的现代法治原则，强逼、诱骗周世锋律师电视认罪，愚弄本国大众，欺骗国际社会，企图凭借非法的强迫认罪掩饰“709大抓捕”的非法性。这一自娱自乐、自欺欺人的表演愚蠢之极、丢人现眼，当局不以为耻，反倒自鸣得意，实属无可救药的极品阿Q也，已经并将永远成为国际笑柄！
“709大抓捕”使得拥有六十位律师、已达中型律所规模的锋锐律师事务所遭受灭顶之灾。2015年7月9、10两天的非法大抓捕中，锋锐所先后共有王宇律师、周世锋律师、黄力群律师、谢远东律师（实习期已满）、李姝云律师（实习）、刘四新博士（前律师）、王芳（财务人员）七人被非法抓捕；约一月后，王全璋律师被非法抓捕。加上5月18日已被非法抓捕的屠夫吴淦，锋锐所共有九人蒙难。锋锐所的关联人，王宇律师的丈夫、内蒙实习律师包龙军及其未成年的儿子包卓轩于9日凌晨在首都机场率先被非法抓捕。锋锐所合伙人刘晓原律师被江西国保非法约谈、软禁达三天。
像709所有蒙难者一样，锋锐所被非法抓捕的律师和职员均在非法的刑事拘留期间被非法关押于秘密的宾馆，而不是法定的看守所；非法的指定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长期单独囚禁、长时间站立、不许睡觉、禁止洗澡、连续非法审讯、殴打、限制食物量、被逼坐脚不能触地的高凳、全天候被士兵贴身监控、连续八个月以上不见阳光和足不出户等等酷刑。
2015年7月10日下午，锋锐的办公场所遭公安非法地毯式搜查，印章、财务凭证、银行账户和资金被公安非法扣押、冻结，全体律师无法承接案件，正常经营已被公安、司法局非法终结。2015年底，因资金被冻、无法支付房租，锋锐所不得不退租办公场所，约六十位律师先后被迫转所，锋锐所名义上仅余刘晓原、周立新两位合伙人律师以及黄力群、谢远东等少数律师。锋锐所事实上已被官方肢解，名存实亡。
2018年3月19日，北京市司法局非法吊销锋锐所的执业证书，11月9日，又非法注销锋锐所的执业许可证；同年6月14日，北京市司法局经过无耻、持续的非法阻挠，以六个月无律所聘用为由，“合法”注销了刘晓原律师的执业证书，终遂其驱逐刘晓原律师出律师界之夙愿；同年11月23日，锋锐南充分所被四川省司法厅注销；2019年8月12日，周立新律师取得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贵阳分所的执业证书，北京市司法局终达其将周立新律师驱逐出境之卑劣目的。蒸蒸日上、稳步迈向规范大所并力争建成国际化律所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就这样被反宪政、反法治、反人权、反普世价值的势力联合绞杀了！
2018年1月15日，周世锋律师的执业证书被非法吊销；2019年3月，王全璋律师的执业证书被非法吊销，但北京市司法局做贼心虚，竟不敢公告！王宇律师持续受国保、司法局的打压、刁难，至今仍不能执业。（注：王宇律师也于2020年11月30日终被北京市司法局以荒唐的超过六个月无律所聘用为由注销执业证书）
锋锐九位蒙难律师和职员初则均以莫须有的煽动颠覆政权罪、寻衅滋事罪被天津市河西区公安非法刑事拘留，继而被转为指定监视居住，终则有六人更被当局以亩产万斤之人民公社浮夸手法吹嘘为颠覆政权罪而被逮捕。九人中，三人被当局强加实刑共十九年半：所主任周世锋律师获七年重刑，且当局为诱骗其认罪而承诺的保外就医至今仍为镜花水月；屠夫吴淦获八年重刑，其中至少一年是对他法庭之上那句“不反对共产党我还是人吗”的奖励，其余七年是对他自邓玉娇事件以来所有公益维权行为的一并清算和奖励；王全璋律师屡遭扇耳光、不许睡觉、法庭上被按倒在地等等酷刑和羞辱，最终仍被强加四年六个月刑罚。其余六人中，黄力群、谢远东、王芳于2016年1月8日—其他所有709蒙难者被以颠覆政权罪逮捕之日—取保，李姝云律师于2016年4月8日取保，王宇律师于2016年7月31日取保，刘四新博士于2016年8月6日取保，分别被非法抓捕半年至一年一个月。
1949年以来，以举国暴力打压、迫害并全盘端掉一家律师事务所，锋锐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家。然而，锋锐显然不会是最后一家。2019年5—10月，同样是长期代理当局眼里敏感案件的广西南宁百举鸣律师事务所（百举鸣）被当局全盘端掉，百举鸣的主任覃永沛律师及陈家鸿律师同样被以颠覆类罪名非法抓捕，民间和律师界遂有“北锋锐，南百举”之说。
万事万物，凡第一次者无不自然多享几分格外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锋锐被当局整体端掉的这个第一次注定也会在中国的宪政史、法治史、司法史、律师史上留下挥之不去的厚重一笔。抓捕、坐牢是极其痛苦的，是对生命的无端浪费，没有人平白无故甘愿坐牢，锋锐及其律师无意成为这样的第一。然而，既然当局一味蛮干，一味颟顸，执迷于载沣的“不怕，有兵在”之不可理喻的蛮霸逻辑，这个第一，锋锐及其律师以及所有709人也就只得当仁不让、欣然领受了！这是一个光荣、值得自豪并必将被载入史册的第一！相反，那些不识天时、冥顽不化、悍然逆宪政和法治潮流而动的强权者们—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是谁并且很害怕我们知道他们是谁—将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709大抓捕”是“六四大屠杀”之后当局又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暴力神经质发作。五年了！当局貌似取得了饮鸩止渴般的“胜利”，周强、曹建明亦不甘落后，权令智昏，蠢不可及，争相分享公安专案组的盖世奇功，把709和胡石根、周世锋被强加刑罚作为勋功写入报告，试图让自己的名字不朽下去。然而，无论华人世界还是国际社会，都确信709已使当局深陷其自掘的塔西佗陷阱，709必将成为又一个令当局寝食不宁、惶恐不安、心惊肉跳的梦魇！
姑且反其意借用著名蠢货老太慈禧太后宣战诏书上的话来激励律师同道，并谕劝所有参与炮制709惊天荒案的强权者：
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
天理者何？宪政、法治、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也！悍力者何？公安、检察、法院、监狱、“文革”式专案组是也！天理胜悍力，人心有定论，终将见分晓！如若不信，拭目以待！
第三篇 关于“709事件”称谓的商榷
“709事件”从2015年7月发生至今正好五周年，但是关于这次事件到底该怎么称呼，民间一直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有的人认为应该叫“709律师大抓捕”或“709维权律师大抓捕”，有的人认为应该叫“709大抓捕”或“709事件”、“709大镇压”、“710大抓捕”（当时一些人误以为王宇是7月10日被抓，实际上王宇的丈夫包龙军与孩子在7.8日上半夜就已被中共控制），还有的叫“七九逆流”。有些叫法比如“709律师大抓捕”或“709维权律师大抓捕”，引起了社会上部分人士的一些非议，甚至导致一些人相互间产生不满。因此有必要对“709事件”的叫法作一梳理——这次事件究竟该怎样称呼？哪些被抓人士应当列入“709事件”范畴？以便于大家准确称呼这个事件。
在最初的报道中，并没有媒体称之为“709律师大抓捕”，在谷歌上目前可搜索到的，最早称呼“709律师大抓捕”的是一个作者叫“芦昊”的中国民主党党员，他发表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网站的一篇小短文题目中写为：《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此后称为“709律师大抓捕”或“709维权律师大抓捕”的媒体仍然是相对少数。截至2020年7月30日，通过谷歌搜索引擎，输入“709律师大抓捕”或“709维权律师大抓捕”搜索到的文章数量分别是1,040,000个与848,000个；搜索“709事件”关键词得到的结果是25,900,000个；搜索“709大抓捕”关键词得到的结果是6,900,000个。相比之下，使用“709律师大抓捕”或“709维权律师大抓捕”称谓的文章数量不占多数，更多报道将这次事件称为“709事件”或“709大抓捕”。一些重要人士的发言也称此次事件为“709大抓捕或709事件”，比如最近一次美国（前）国务卿彭培奥的讲话就称之为“709大抓捕”，而不是“709律师大抓捕”。
有家属为了营救王全璋，将其称为709案最后一人，虽然情感上可以理解，但这是不客观的。王全璋只是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受害律师，但绝不是“709事件”的最后一人，何况吴淦先生还在监狱服刑当中，再怎么遭他才算是最后一个。对于江天勇、李昱函、余文生三人被抓属于“709大抓捕”范畴，在人权律师群体里意见分歧不大，但很多人对“苏州大抓捕”列入“709事件”就表示了不解，或认为苏州抓捕跟“709事件”相关，但它属于一场独立的迫害事件，不应列入“709大抓捕”范畴，应将其称为“苏州大抓捕”。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是了解苏州案件详细情况的人，可能就不一定会这样去称呼苏州的这次大抓捕了。
2015年7月9日起截至2016年5月27日，中共公安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访民及其亲属，部分人士长时间下落不明，受影响的人士多达319人，涉及25个省份。但这次事件并没有就此停止，在2016年9月8日清晨开始到2017年初，中共当局又抓捕了苏州的大量维权人士王婉平、吴其和、朱雪英、倪金芳、周金丹、邢介忠、王明贤、陆正国、金根男、胡诚、徐春玲、顾晓峰、胡诚、左翼、徐文石夫妇等人。其中，戈觉平在2015年7月就已被正式立案，但在2016年11月4日早上才被抓捕，同时还抓不了他的妻子陆国英女士。因为苏州抓捕还波及到了不少外地的维权人士，比如王健、刘星、孙涛、孙东升、王芳、李文先、顾建忠、陈兴伟、张忠等人。接着中共当局在2016年11月21日抓捕了江天勇律师，在2017年10月抓捕了李昱函律师，2018年1月中旬又抓捕了余文生律师。中共的整个抓捕行动前后持续三年多时间。
纵观709事件，中共显然是把维权律师群体作为主线和打压重点，并同时对相关民间各界异议人士、草根维权人士及其亲属等等自2012年以来被公开视为“新黑五类”的敌对势力进行一次全面扫荡，企图一举达到让民间永久噤声之效果，其中草根维权人士中尤为突出者有吴淦、戈觉平等。只是这次大抓捕细分之下律师所占比重更大一些，也由于律师职业很强的法律专业性和特殊性，受到媒体的关注度较其他人士更高，社会的反响更强烈，更吸引公众的眼球，加之辩护律师、受害律师家人在律师同行等各界人士的积极互动、帮助下，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影响能力，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重点，故难免给部分人士造成“709”只是针对维权律师进行大抓捕的片面印象。若大家因此就追随部分人士或媒体的称谓，把这次事件狭义地称为“709律师大抓捕”或“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不仅不能涵盖全部客观事实，而且难免有片面和不够公允之嫌，也是对历史的不尽负责。
那为什么说苏州的大抓捕属于“709大抓捕”的一部分？因为被抓捕的苏州草根维权人士在之前历次维权活动与重大热点事件中均有广泛参与，并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苏州维权人士的参与使得许多“709”所涉事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民间维权活动高潮迭起。“709”之前，苏州维权群体参与公共事件之积极、活跃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且与维权律师互动非常频密，对律师的维权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维权律师在“709”之前若干年的长袖善舞、风生水起，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以苏州维权公民为代表的各地维权公民的支持和帮助。正是由于苏州公民圈参与的众多社会事件的叠加与累计，以及各地、各界别民间维权力量的自发配合与协调，才最终触发了中共权力独断的敏感神经，对民间“新黑五类”发动持续不断的疯狂镇压。可以说，苏州维权公民群体是“709大抓捕”的重要影响因子，没有苏州维权公民群体这一因素，“709”的发生或许会延迟时日。
苏州维权公民群体当中当属戈觉平最为突出。戈觉平因为自家房屋被非法强拆而走上艰难维权的不归路，逐渐从只关心个人维权提高到“关注他人就是关注自己”的为所有公民维权、舍小我而为大公的境界。在长期的维权、抗争中，戈觉平广交各界人士，朋友遍及知识界、律师界、访民圈，思维和认知得以根本改善，逐渐认识到维权问题、腐败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共一权独大的专断体制，于是积极地、热心地参与到诸多社会公共事件中，在访民和维权公民群体中积累了较高的声望，成为苏州当地乃至全国都颇有影响性的人权捍卫者，是苏州维权圈的核心人物之一，苏州当地访民和维权公民长期以来自发地与他一起在范木根正当防卫案等重大事件中抗议中共当局的不义不公。他带领苏州维权圈跟人权律师密切配合，举办讲座、发动维权声援活动、与各地访民和维权公民互相生源，使“709”之前各地的维权活动有声有色、成效卓著，不少事件产生了巨大反响。正因为他的突出作用，最终导致中共当局无端指控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强判他四年半有期徒刑，不顾他罹患癌症、急需治疗状况，始终不给他变更强制措施，羁押至今。此外，戈觉平于2015年7月就被当局正式立案，因此，“苏州大抓捕”属于“709事件”的范畴有其直接根据。
从公安对他们抓捕后的讯问笔录看，也可证明苏州大抓捕属于“709大抓捕”。中共公安在讯问他们的时候，主要是相互围绕着或涉及到——王宇、唐吉田、王全璋、刘晓原、刘卫国、包龙军、刘四新、吴淦、戈觉平及其妻子陆国英、范木根、吴其和、王健、翟岩民等。而涉及的事有：建三江事件、范木根事件、庆安徐纯合事件、常熟看守所声援刘卫国律师事件、常熟法庭“闹庭”事件、新公民运动、祭拜林昭、夏俊峰案、接待外地访民与律师等。这些几乎都是“709事件”中涉及的重要的人和事，因此对苏州公民圈的大抓捕显然不是中共一次单独的抓捕行动，它事关整个“709事件”。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看，既然后面参与“709”辩护的律师，如李昱函、余文生、刘正清、蔺其磊、文东海、程海、陈建刚等人都属于709律师范畴，那就更没有理由将苏州公民的这次大抓捕单列出来。无论是从他们案件涉及的事件，还是涉及到的人，及参与的时间上，都与709案的当事人高度重合，据此也可以说明这次苏州大抓捕属于“709大抓捕”，而不仅仅是“709事件”的续集，也不宜列为一次单独的事件。
基于上述事实，民间不应片面地把“709事件”称为“709律师大抓捕”或“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人权律师群体尤其不应将此事件聚焦于自己身上。把此次事件称为“709事件”或“709大抓捕”比较符合实际，这两个称谓也最为国内外各界所认同，同时把苏州大抓捕也归属于“709大抓捕”才最为妥当。如此则既符合客观历史事实，也更有利于人权律师群体和维权公民群体继续相互依存，而人权律师群体之所以获得民间各界的认同，原本就离不开民间各界尤其是维权公民群体的支持。
“709事件”至今并没有结束，被抓捕的戈觉平、吴其和等苏州公民还在审理中（注：二人已分别被判刑四年半、三年八个月），吴淦在服刑中，李昱函案件还遥遥无期，余文生律师案件也在上诉过程中（注：二审已维持）……只有这些事件都走完诉讼程序了，才算是暂告一段落。如果进一步放大到未来的中国历史中，“709大抓捕”所有蒙难律师和公民终将被人民、被后世宣告无罪，“709”将是一起直到中国实现真正的宪政、法治之后才算最终结束的历史事件。
第四篇 “709”五周年忆胡石根先生
2015年，中共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了“709大抓捕”，举世为之错愕。整整五年了！广受国内外民间各界尊重的著名异见人士胡石根先生，中共眼中的老牌反革命分子，再度身系缧绁，牢笼生活尚余两年有半。五年或七年半，对于一个曾遭受十六年囚牢迫害、2008年出狱后尚不满七年的六旬老者，无论身体抑或精神都是严峻的考验。
胡石根先生生于1954年11月14日，66周岁生日在即。他1983年毕业于北洋时代以兼容并包享誉寰宇而今却已堕落不堪的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中共现副总理胡春华与他是同班同学。胡石根先生大学毕业当年考取北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按年龄推算，胡石根先生是“文革”中的初、高中生，是学业被无端政治狂飙所荒废的一代，外语基础无疑较为薄弱，而他能在29岁的较大年龄考取硕士，必定对外语下了苦功。1986年硕士毕业时，胡石根先生原本有机会就职于中共某部，步入中共的仕途，却因大学期间不满官办伪学生会、自主参选学生会而被污蔑为有政治倾向问题，就业时未通过中共的所谓政审，彻底断绝了进入中共政治正途的可能，转赴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任教。胡石根先生这一看似偶然却又极具要害的人生契机与孙中山先生1894年求见李鸿章被拒，既而走上与清廷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革命之路颇为相似。时也？势也？命也？运也？
1980年代初、中期，在中国大陆，不仅硕士生属凤毛麟角，大学生也都是高度稀有的物种，更遑论胡石根先生所就读的是顶级珍稀的北京大学。按中共国的政治逻辑，如果胡石根先生安分守己，而非怀有一颗济世之心，满足于经营自己的小家庭，按部就班地做一个教授，日子必将过得相当的惬意。然而，胡石根先生是那种生来就以天下为己任的奇男子，绝非那种满足于安逸小日子的鄙俗男人。他抛弃了原本舒适悠然的生活，走上了与中共专制毅然决裂的人生之路。这是一条专制不亡则其个人人生即永无宁日的坎坷之路，是一条时时通向中共监狱的艰险之路，是一条挥别家庭温暖和人伦享乐、长夜漫漫我独往的孤寂之路。因为选择了这条荆棘之路，胡石根先生失去了妻子，失去了本可亲密的父女关系，失去了完美的家庭。网传他前妻为了阻止他走上这条不归之路，曾在1991年前后激情之下以剪刀怒刺其目，大呼“刺瞎了你我养你，也比你这么下去好！”又传胡石根先生女儿后来考取了北大的博士，虽仍与他鲜有往来，但他自己仍深以女儿为自豪，每与友人谈起女儿，脸上颇有得色。呜呼！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志向高远、以天下为己任的胡石根先生，何尝不也是一位有血有肉、深爱女儿的慈父？！
89.64屠戮之际，胡石根先生正担任北京语言学院讲师。公开资料显示，他似乎并未直接深度参与89学运，但他一定密切关注了这场空前并永久载入史册的正义运动。尽管这场运动遭中共血腥镇压，但毫无疑问，此后苏东共产暴政集团的接连崩盘实乃肇始于中国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6.4屠戮也一定使胡石根先生及其同代异见人士更加认清了以老邓为首的中共体制的暴虐嘴脸，这才有了他1991年开始的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惊天之举。民间组党，在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体制中本属正常人权，然而在共产暴政阵营，特别是中共暴政体制里，从来就被当局直接视同谋反，即反革命。在89.64之后的赤色恐怖气氛下，组建政党实属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举，实在是飞蛾扑火、自我牺牲，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果不其然，1992年6.4前夕，胡石根先生筹划6月初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派发传单，抗议6.4屠杀，纪念六四死难者；5月27日，因被人举报他计划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用航模飞机散发传单，胡石根先生被抓捕，后获刑二十年，服刑十六年后于2008年8月26日出狱。
2014年5月底，因参加“6.4”研讨会，胡石根先生和多位与会者一同被中共公安刑事拘留一个月，6月5日获释。
2015年7月10日，在震惊中外的“709”大抓捕中，胡石根先生再次被中共抓捕。据臭名昭著的中共央视的欺骗性报道，胡石根先生的罪状竟然仅仅是当年2月1日在一家名叫“七味烧”的饭馆餐聚中的一番言论！当局以言论入罪，国民因言论获罪，貌似强大、实则虚弱不堪的中共效仿起明清皇权时代的文字狱手段，企图以暴力恐吓、压服人民。在这种暴力恐怖政治下，胡石根以及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男儿，注定了要以自由、健康、生命为代价与不肯还权于民、不甘真正实行宪政的中共进行终生抗争的命运。
2016年8月3日，中共天津第二中级法院以荒诞的颠覆政权罪对胡石根先生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他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放弃上诉。
臭名昭著的中共央视报道了胡石根先生的所谓“认罪悔罪”，中国大陆民间一时间有少数人士对胡石根先生的所谓“认罪”颇有微词，但更多人士则对胡石根先生抱以充分的理解。显而易见，应当谴责的是中共的暴力治国、任意抓捕、赤色恐怖、刑讯逼供、酷刑折磨、单独囚禁等等野蛮行径，而不是胡石根先生等人的权宜性自保。对中共暴政的邪恶程度，全体华人尤其是海外华人甚至全人类尤其是民主领头羊美国和美国人民都要有清醒的认识，而绝不能低估！中共暴政是有史以来所有暴政之集大成者，是所有共产暴政之最邪恶者和最无恶不作者。胡石根先生年逾六旬，已遭受长达十六年的牢狱磨难，身患心脏病等多种慢性疾病，面对中共这样绝无仅有的邪恶暴政，采取适度妥协、有屈有申、有原则有权宜的策略，保全自己、以待将来，应当得到各界的理解。如果民间不把驳斥的矛头对准中共，却对胡石根先生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恰恰中了中共企图丑化胡石根先生等央视“认罪者”、对其非法的强迫认罪伎俩予以正当化的诡计！
据传，2008年出狱后，中共当局曾有意让胡石根先生出国，条件是永不回国、在境外不再发表所谓反共言论，遭胡石根先生拒绝。
胡石根先生淡泊名利，从不突出、张扬自己，也从未有意经营与外方的联络，以至多年以来，除华人世界外，国际社会对他的关注度并不算高，“709”大抓捕后国际社会的呼吁、营救行动并未给予胡石根先生应有的分量。
直此胡石根先生66周岁生日之际，仅以此文向胡石根先生本人、所有“709”受害人以及其他身陷中共牢狱的志士仁人致敬！祝胡石根先生生日愉快、身体健康！愿胡石根先生熬过此劫，平安归来，见证中国宪政、法治之实现！
第五篇 寫給709事件五週年
2015年7月9日凌晨四點多，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王宇律師發出消息說家中突然斷電並有人強撬門鎖，王宇律師隨後失聯，外界可能還沒有意識到一場席捲中國的政治鎮壓風暴已然來臨。
次日晨7:00時許，先是該所主任周世鋒律師在北京宋莊一個酒店房間被人蒙頭強行帶走的消息在網上擴散，其後接連傳出多位該所律師及職員被不明人士帶走或失聯的消息。接下來幾天時間，中國十多個省市上百位律師和公民行動者相繼遭當地警方拘捕或傳喚約談。
如此同時段、大範圍、大規模針對律師和公民行動者的政治鎮壓風暴，顯然是當局蓄謀已久的。事後得知，除湖南謝陽律師、廣東隋牧青律師、廣西陳泰和律師之外，其他被拘捕者都先被轉移到北京而後又轉往天津羈押。而在這之前不久的5月19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行政助理、以網名“超級低俗屠夫”活躍於各種公共抗爭事件中的吳淦先生，在南昌市江西省高院門口遭當地警方帶走，後輾轉移送福州再移送至天津羈押。
屠夫是當代中國社會極具代表也最為優秀的抗爭行動者，他參與抗爭行動的勇氣、創新抗爭劇目的方式、拓展抗爭空間的能力、動員公眾參與的智慧、堅持抗爭的理念之篤定，在在彰顯了他在當下中國大陸社會運動中的非凡價值。可以以為，屠夫被拘捕才是709事件這場政治鎮壓風暴的濫觴。
這些遭拘捕或被傳喚約談的律師和公民行動者，此前都是在各類公共抗爭事件中積極踴躍的台前幕後行動參與者，也是當代公民社會運動的領導者和踐行者，還是信奉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理念並身體力行的人權捍衛者，更是一黨專政極權統治下逐漸嶄露頭角、初具群體雛形的政治反對者。
709事件至今已逾五年，當初這批遭拘捕的人士，都被當局指控顛覆國家政權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除了周世鋒律師被判刑七年、胡石根先生被判刑七年半、吳淦先生被判刑八年，三位至今仍在獄中，其他被拘捕者均已或取保、或緩刑、或期滿而獲釋。就連該事件最受公眾關注、超過三年未有任何音訊、此前亦屬北京鋒銳所的王全璋律師，也於今年（注：2020年）四月刑滿出獄並與家人團聚。
不可否認，709事件中，政治鎮壓風暴是人權律師特別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中心，再蔓延擴展至與該所有關聯的其他抗爭行動者，這可從被拘捕者名單以及眾多遭警方約談人士的經歷中得以確認，公安的問話矛頭重點指向該所周世鋒主任和王宇律師。所以後來外界在對709事件的關注和聲援方面，多是重點突出人權律師的身份，由此讓外界產生被拘捕者都是律師的錯覺，使得胡石根長老、勾洪國、劉永平、屠夫吳淦、望雲和尚、翟岩民等非律師身份的被拘捕者未受到足夠關注。
對於這些被拘捕者，本人尤其想說說王宇律師、老木劉永平、考拉趙威、望雲和尚林斌、屠夫吳淦、謝陽律師這幾位朋友，他們都是本人在709事件之前就曾見面認識且比較熟悉的。
和王宇律師第一次見面認識是2013年8月下旬的某天在北京，她給我的直覺印象是非常親和友善，那天她和一位高高瘦瘦的外籍人士帶我走訪某個維權家庭，具體聊什麼我已經忘記了。後來我才想起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過遭天津鐵路公檢法系統構陷的女律師就是這個王宇。2018年3月初，被迫電視認罪獲取保後的王宇律師陪母親外出旅行路過……，本人和太太開車陪她們去……遊玩了好幾天，一路上我們天南海北聊了很多很多，能夠明顯感受她對中國法治現狀和政治環境的深深失望和無奈。
和老木劉永平也是那次去北京認識的。他在北京多年，老家是江西萍鄉的，和本人常住地……相距不遠，加上此前在網絡也彼此知道對方，所以很容易就親近起來。他在網絡上比較活躍，一些和他認識的外地網友都說，到北京只要聯繫他，他都會召集北京的朋友們接待，多數時候，胡石根長老也會參加。但在聚會中，老木卻不善言辭，顯得沈穩和謹慎。709事件中老木取保獲釋送回老家萍鄉後，本人曾私下去拜會他兩次，也想試圖了解他被羈押期間的經歷和狀況，但他對此絕口不提。
考拉是709事件這批被拘捕者當中相對最年輕、關注度也頗高的女生，不僅因為其活潑的性格和清新的外表，而且她在大學時就曾參與政治公益活動遭警方傳喚過，擔任李和平律師助理期間，積極參與和宣傳為各地冤假錯案申訴的“平冤大篷車”行動。這不禁讓本人聯繫到一位和考拉年齡、外形都相仿，經歷也類似的台灣政治人物賴品妤，二人都是在學生時期就參與社會政治活動，賴品妤在2014年6月曾與多人堵路抗議中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一行而遭地檢署提起公訴，後終判無罪。賴品妤還擔任過台灣立法委員林昶佐的助理，並於今年初自己也競選成功獲當立法委員，而考拉在取保獲釋後便已淡出公眾視野。可見不同的政治制度，造就她們兩人不同的人生道路。
望雲和尚是這批拘捕者當中唯一的佛教徒，而且宗教色彩非常明顯，他2013年10月到訪……約本人見面的時候，就是穿著一身深黃色僧服。2015年5月下旬，本人也曾赴福建寧德在他任住持的九仙禪寺客居多日。佛教作為中國傳統社會主流宗教，一般都是與世無爭置身事外，即便慈悲為懷的教條式勸誡，也多是停留在對于個體層面的樂善好施，佛門中人極少有質疑和批判政治制度並主動參與公共抗爭行動的。
在這批被拘捕者當中，本人與屠夫和謝陽二位交往最為頻繁，眾多公共事件中都有溝通和合作，私人關係也很好。2017年12月26日，這是西方國家最傳統、最隆重的聖誕節假期期間，他們兩人的案件於這天分別在天津和長沙法院開庭，當局挑選這個日期顯然經過刻意、精心的政治算計，企圖降低國際社會的關注度。判決結果也是雲泥之別，屠夫被判八年，是709這批被拘捕者當中獲刑最長的，謝陽則被判有罪免刑，由此就讓外界關注者對兩人的評論意見產生對立態勢。二位都是本人的好朋友，在網絡或是線下知悉那些辯論和攻訐，本人只能盡量保持審慎，但還是有自己內在的判斷。
本人從不諱言，對屠夫兄是發自肺腑由衷的欽敬！即便他不得已認罪妥協，也絲毫不會折損我對他的看法，這是基於平常在生活中和他多次的接觸了解。對謝陽亦是如此，雖然他在被迫公開認罪悔罪並否認酷刑換取免刑後受到某些批評，但身陷囹圄時對未來無法預估的那種巨大恐慌，還有隨時可能降臨的酷刑虐待，相信一般人在此境況下都渴望一根救命稻草，而且之前他就已經遭羈押一年多時間，709事件中就有其他獲釋者講述過羈押經歷，加上辯護律師陳建剛披露的會見謝陽的筆錄，稍有思考的人士不難給出理性判斷。若要責難，也是應該指向加害方。對於一般人，我們用平視的眼光即可，但對於屠夫吳淦這樣的決絕抗爭者，必須仰視！
然而，由“709”開始的這場政治鎮壓風暴並沒有就此平息下來，到目前也看不到任何停止的跡象。勇於擔任王宇律師辯護律師的李昱函，和敢於公開發表修憲公民建議書的余文生律師，在2017年10月和2018年1月先後遭當局拘捕，至今仍遭羈押。長期從事NGO工作的公益人程淵、劉永澤、吳葛劍雄去年（注：指2019年）7月遭拘捕，積極倡導和致力推動公民運動發展的丁家喜律師和許志永博士也於去年12月和今年（注：指2020年）2月相繼遭拘捕，今年還有實地報導武漢肺炎疫情的公民記者方斌、陳秋實、張展，以及街頭抗爭者謝文飛、詩人王藏、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等遭拘捕，很抱歉未能一一列出所有遭拘捕者的名字。
以上所述，只是本人對709事件五週年的一點感想。但願公眾在關注和聲援遭受政治打壓和迫害的人權律師的同時，也請別忘了其他非律師身份但同樣遭受政治打壓和迫害的公民抗爭行動者。
2020年7月11日於……
第六篇 709五周年记事
一晃眼709过去五周年，还记得当天晚上，我一直关注王宇一家在机场被带走的后续消息，以及随后当局对锋锐律师所的野蛮扫荡。此后几天，我有意避居某个城市的山区，但还是躲不过派出所的电话追击，我大概是在7月14日左右到派出所接受像犯罪嫌疑人一样的讯问，被问及是否与王宇、王全璋等认识、有何联系等，并要求不得关注锋锐律所。其后几天，在我所在的城市，几乎所比较活跃的人权律师都被派出所约谈警告。
实际上，就我自己所办案件、所接受的媒体采访，实在想不出被约谈警告的理由，更扯不上什么危害国家安全。在2017年到前往北京与时任司法部长张军对话时，我也讲过，如果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公检法等率先发布对委托人不实的案件信息，律师是可以对媒体作出澄清的，可以对媒体采取法律行动的。而当时作培训的几个老师所发的讲义（讲欧美律师与媒体关系与互动）也都支持我的观点。就是在那次赴京的一个晚上，我们与最高检、公安部来人沟通，公安部的人对锋锐所的评价是，锋锐所完全应该在我们建设法治社会发挥建设性贡献，而非破坏性力量。我至今没想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锋锐所周世峰判刑七年还在监狱中，王全璋被折磨得没人样刚刚艰难地跟妻儿团聚，王宇、包龙军还在为重新执业和生计奔波（注：王宇律师已于2020年11月底被非法注销执业证）。
而在美丽的南方绿城，百举鸣律师事务所在当局无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不知道是否因接待过北爱人权组织前线卫士的席丹，突然被搞没了，先是覃永沛主任因24年前的事情被撤销律师执业许可证，其后其他律师被司法行政部门极限施压转所，说现在不转所以后有处理文件下来想转就没那么容易了。强权威逼下，几十号律师的百举鸣律师所就这样呼啦啦没了。再之后，陈家鸿律师因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触痛党国脆弱神经被吊销执照，第二天即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关押至今，并在关押过程中被逼解聘其事前委托的律师。沛公（覃永沛）也在党国19届四中全会后第二天因控告及网络发言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关押至今。据说，百举鸣所曾经有五人被国安盯住，现两人被山巅（煽颠），其余三人苟且执业，付出的代价可谓惨重！沛公时常说的啥北锋锐、南百举鸣，我原本是一直有保留的。现今百举鸣被强迫吊销、两人山巅，我还是不明白当局是怎么对一个律师所如此恐惧。我更相信，一颗种子种在地里，吸收水分，它死了，它又活了，长成参天大树，是为了结出更多的种子。
唐志顺、幸清贤两位义士尝试将王宇、包龙军夫妇的儿子包蒙蒙带离令人窒息的故国，已过云南边境却仍被公安越境抓捕，被控偷越国边境案，直到被逮捕抓回了天津的看守所，家属和律师才知道他们的被确切关押地址，此前都是了无音讯，律师也是毫无头绪一样乱撞，也只是猜测人应该关押在天津。几次去天津要求会见都被无理拒绝，负责他俩的警员貌似叫管建童、李斌。之后唐志顺被秘密判刑，辩护人一次也未获会见，这大概才是正宗的中国特色了！文东海、程海以及所有受709家人委托的律师都未能会见王宇、王全璋或任何其他709蒙难人士。，唐志顺在看守所的两年减肥成功，暴瘦80斤，从240斤掉到160斤，不知道被折磨到何种程度。说没被酷刑，鬼才相信！
人权律师团按照国际人权标准为维护当事人的基本人权，不可避免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与当局发生各种冲突，这个完全可以在法治轨道内解决，完全没必要运用国家暴力机器去暴力关押、山巅指控、判刑一个只凭借一张纸一支笔和平执业的律师。当局将人权律师视为洪水猛兽、新黑五类之首，刀把子及喉舌文宣极尽抹黑打压，人权律师陷入灭顶之灾，青黄不接。所有人权律师都应该深思，要进一步加强以案聚人，要探索被剥夺律师执业证之后的生存和职业之路，而不能停留于空洞口号喊得震天响。面对当局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神经过敏式反应，作为明规则的法律事实上已被当局彻底践踏，已被当局扭曲为抗拒宪政、法治、民主、人权的滥权工具，法律的预判、指导、心烦功能已完全失灵，或者说眼下的中国大陆已没有了正常的法律，所谓“建设法治国家”不过是虚与委蛇、欺世盗名的遮羞布而已，所要建立的其实是法家之国而非法治之国。人权律师被政治化、标签化和恶意丑化，如何保障人权案件有更多的律师尤其是新涌现出来的律师代理，如何保障人权律师被打压、被剥夺执业证后的基本生活和职业生涯，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河南任照律师（其后可能是伤害彭永和律师）被剥夺执业证，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缺乏应有的支持。当局的意图显属司马昭之心，就是要陷人权律师于生存绝境，迫使人权律师屈服、听命，放弃宪政、法治、民主、人权追求。人权律师尤其是被剥夺执业证的人权律师的生存是一个不容回避、急需设法解决的重大问题！
人权律师办理人权案件，客观上当然会产生一定的政治效果，但人权律师所追求的仅仅是个案的法律后果，并不追求任何政治目的。然而，当局却不能并拒绝理解律师的这一职业属性，其七十几年的政治惯性和本能就是一味打压，绝不容忍任何个体和职业独立于其直接的掌控之外，要求人人跪服，否则轻则端其饭碗，重则刑罚伺候，余文生律师就是这样被消失至今，生死未卜。人权律师先行者高智晟律师则活生生被强迫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当法律沦为单纯的统治工具时，它就不可能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可能实现公平、正义，因为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大权操控于权力之手，权力者是永远不会对法律作出有利于公民的解释的。律师、公民和整个民间社会对此都应有清醒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对当局处理大量所谓敏感个案的权力逻辑了然于心，如雷洋案、建三江案、凤山看守所死亡案等，以及层出不穷的拆迁、访民被抓、访民敲诈勒索政府、个人对政府寻衅滋事等等都。在当局眼里，法律之外还有所谓的政治，政治是绝对高于法律的，法律只是政治的工具和仆从，而不是像正常的宪政、法治国家那样，法律至高无上，政治必须在法律之下。高于法律的政治是只讲立场，不讲证据的。
追求、实现、巩固宪政、法治、民主、人权并不仅仅是包括大陆人权律师在内的全体大陆华人的使命，也是全体华人的使命，香港的年轻一代自去年（注：指2019年）6月开始就为捍卫他们已经到手却正在失去的宪政、法治、民主、人权而牺牲。香港发生的一切告诫华人世界，宪政、法治、民主、人权不是免费的午餐，即便已经在手也有得而复失的危险，更况远为到手的中国大陆！
“709”之后至今，人权律师的执业环境和生存环境已被压缩到极限，几至寸步难行。披露黄琦被刑讯逼供的隋牧青律师和刘正清律师被非法吊销执照；余文生制止一审宣判，家人委托的律师都没能会见；王默被寻衅滋事案的多位律师被强逼解除代理……
没有朝野协商与和解，明末景象就会重现，宪政、法治就是程序化协商与和解、避免暴力轮回的最优机制。相反，残酷高压之下，大明百万朱姓子孙被屠戮殆尽，生灵涂炭百姓遭殃。
在中国大陆当下的格局之下，期待荒唐的、将为后人所耻笑的“709”大抓捕不在重现显然是幼稚的。尽管如此，全体华人仍应坚信，“709”人的牢狱灾难等等代价不会白白付出，宪政、法治、民主、人权在中国大陆终将实现，悍然发动“709”大抓捕的责任人也一定会被记录在册！
试问苍天饶过谁！如说不信，拭目以待！
中华民国109年7月4日
第七篇 “709”五周年祭
岁月匆匆、时光如梭，不经意间，震惊中外的“709大抓捕”已经五周年了！
五，在中国民间文化中有着圆满、自足、周期的意义，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仁义礼智信，宫商角徵羽，都蕴藏着中国人对五的偏好。五周年，对于“709大抓捕”事件本身，对于“709”蒙难者及其家人，对于与“709”直接相关的中国大陆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对于一直关注、声援和支持“709”蒙难者的大陆内部以及国际社会各界人士，都是一个值得回顾也应当回顾的时刻。今天回望整整五年前的“709”，应该能够更清晰地透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象征意义。
借用邓总设计师1989年的那句话，“709”也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必然产物。
一、“709”前奏：为什么发生
2015年7月8日夜至9日凌晨，以大陆公安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对包龙军，著名人权律师王宇的丈夫，及其未成年的儿子包卓轩下手为开端，中国当局拉开了打压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的大幕。9日凌晨3:00时许，公安又破门而入，非法抓捕只身在家等候丈夫和儿子登机消息未果、已有不祥之感的王宇律师。次日，7月10日早上7:00时许开始，借用赵本山的那句著名台词，各地公安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霹雳手法，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搜捕、约谈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此举不仅令精通法律的人权律师群体本身以及维权公民群体莫名惊诧，不仅完全超乎大陆内部学界、法律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想象，也同样令国际社会为之瞠目。可以说，除了“709”的发动者，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华人或国际人士—都很难理解这次大抓捕，不仅“709”当时，而且五年后的现在！
五年之后，人们仍然困惑、疑惑、迷惑，“709”为什么会发生？即便对当局自身而言，发动“709”真有必要、真有正收益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往前倒推若干年，甚至需要倒推到1980年代。
1980年，中国大陆恢复了1957年废除的律师制度，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国际惯例的方式，即把律师作为公职人员、作为司法局干部，而非国际通行的私营的、市场化的、提供法律智力服务的自由职业者。律师的这种公职人员身份持续到大约1992年前后。这种公职身份无疑与律师为委托人尤其是刑事被告人提供辩护等法律服务的职能相悖，与现代法治时代律师制度的本质、功能及律师的角色、身份相悖，不仅使得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身份极其尴尬，难以实质性地维护被告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而且律师自己更因履行辩护职能而屡屡被官方视为妨碍了对犯罪人的打击，频遭当局无端报复，甚至身陷牢狱。例如，在日后被公认为大规模公然践踏法治的1983年严打中，地方当局明确要求律师不得为不认罪的被告人辩护，重大案件需党组织决定才能辩护。辽宁台安县律师王力成不认可当地的土政策《严打中律师如何履行辩护职能》中某些公然违法的规定，依旧在一个强奸案中做无罪辩护；翌年，该案被告被执行死刑后一个月，王力成律师与两名同事先后被捕，台安县司法局官办的法律顾问处全军覆没。
律师官办这种先天不足的体制性弊端倒逼当局不得不对律师体制进行改革。1992年前后，先是加快步伐把官办律师事务所改制成合作制律所；随后，鉴于合作制律所与司法局的历史暧昧关系及所有权泛化问题，又于1993年初，在无明确的法律、规章可循的情况下尝试推行完全私营、私有和市场化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经过约三年的摸索之后，1996年10月，中共司法部才制定《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此后，私营、私有和市场化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得以大规模推行，成为中国律师业的主要机构形式。
律师业的私营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之后，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一个令官方始料不及且极为头疼的后果：官方对律师和律师业的羁縻大大地削弱了，律师和律师业不好操控了，律师群体如鱼得水、部分律师开始不那么听话了！
必须正视，只要宣称实行法治，这一后果就是注定要发生的。改革本身就是权力、权利和利益的调整，就是官方要放权、民间要扩权，就是还权于民、还权于市场。然而，官方显然对放权的必要性并无足够的认识，对放权的结果并无充分的预料，甚至原本就从未准备真正放权。官方显然不愿见到律师游离于其权力半径之外，尽管律师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脱离权力的控制，因为作为律师立身之本的法律原本就是权力制定的，律师信守法律在根本上即已处于权力半径之内。只是，在官方眼中，律师仅仅自由自在地信守法律、仅仅是单纯地服从法律还远远不够，律师还必须以官方认可的方式、以听命于官方的方式、以官方所苛求的那种为权力和政治所用的方式来遵守法律、代理案件；在法律之外和之上，律师更必须首先讲政治，讲政治之余才能讲一点法律。一句话，律师必须戴着权力的镣铐跳舞，而不能果真只把法律当做法律帝国的帝王。这一点，担任司法部长仅约两年的傅政华—“709”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被外界疑为“709”的主要操刀手之一2018年在青岛律师会议上已经毫不隐晦地亮明了。
律师的私营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程度随着2000-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同时期的互联网普及和加速度的全球化进程而急剧深化。尤其是，2000年后，信息技术带来法治、人权、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等现代政治、法律理念在中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这些过去仅仅流传于学术界的高端抽象理论在互联网、博客、微博、微信时代竟然能够那么轻易、便捷地为公众、为不计其数的访民所接受、理解、主张和践行，互联网新媒体已经实质性地消解了央视、人日等习惯于板起面孔、端着身架的传统官方电视、报纸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消解了官方空洞、抽象的老套说教。中产职业阶层率先启蒙了，市井大众醒悟了，访民觉醒了，民众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空前地提高了！2000年以后的互联网时代，信息、知识、理念、理论不再被官媒和官员单方掌控，而是能够全方位、无中心、扁平化地交互传播；不同阶层、地区和职业的人群不再彼此封闭，而是可以即时双向和多向交流。实践和实务导向的律师与理论导向、坐而论道、深藏象牙塔的法学家之间的隔阂被打开了，行动导向的维权公民、访民群体与律师行业之间的隔阂被打开了，知识界、传媒界、艺术界等民间各界的地域、职业、身份隔阂被打开了。NGO组织这一时期也获得官方首肯，许志永、滕彪等人发起的公盟以及几乎所有的NGO都诞生于此一期间。总之，互联网信息技术引起了全社会的互联互通，催生了民间的自组织能力，为维权律师及后来的人权律师长袖善舞、发挥职业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律师在个案代理中穿针引线、媒介各界提供了无远弗届的舞台，维权律师及人权律师客观上也被民间各界寄予了某种贯通各方、赞化枢机的职能。
于是，一向秉持你死我活的斗争思维、不容权力分享、对异己力量严加防范和敌视的大陆当局开始视维权律师（人权律师）为巨大威胁，对维权律师（人权律师）高度警惕起来。2012年，网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官方授意下出笼了一份长篇报告，把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并称为危害所谓政治安全的“新黑五类”，并由官方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同年7月31日在人日海外版发表题为《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坐实了网传社科院的“新黑五类”之说，预示当局日后必将对维权律师动手。
从现代宪政、法治、主权在民的立场看，大陆当局这种重拾“文革”阶级斗争老套的施政理念显然不可理喻、不合时宜，实属笑柄！借用许章润教授所言，实乃使自己成为人类文明的孤岛。再借用大陆官方的经典“文革”语汇，实属自绝于宪政、法治之文明世界。
2013年5月开始，大陆《红旗文稿》、《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党媒大张旗鼓地公开攻击宪政、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令人错愕之至！这股显然是当局策划、用以试探民间底线的无厘头反宪政逆流立遭民间各界一致反击，落得个灰头土脸、一地鸡毛，不得不草草收兵，却仍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在2014年上半年，更加神秘的“七不讲”传说又风行网络。
把维权律师视为“新黑五类”之首以及反宪政鼓噪所暴露的远非如何对待律师、如何定位律师的角色和职能这一局部法律领域的问题，而是在根本上暴露了中国大陆一直潜藏着的深刻宪政、法治痼疾，即如何在整体上对待宪法、法律的问题，是真正落实宪法、实行法治还是像1950年代那样明里一套、暗中一套，实行法为我用、权力不受法律约束的问题，是确保律师独立执业、只服从法律，还是强迫律师就范、在法律之外配合权力和政治表演的问题，即真宪政还是假宪政、真法治还是假法治的根本性问题。
大陆官方对维权律师的打压政策虽然是在2012年后才开始公开化并已完全定型，但是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行动却早已与互联网的发展相始终。在2004年开始的博客时代，维权律师的主要先驱人物高智晟律师就已成为官方的打压重点；即便高智晟律师曾于2001年获评大陆司法部的全国十佳律师，当局也并未对他稍有客气。稍晚几年，李和平、滕彪、唐吉田等律师的维权活动也被纳入官方的严密监控之下，并于2007-2011年间均遭官方绑架、恐吓、殴打；2008-2009年北京李苏滨、程海、唐吉田、童朝平等多位律师发起的律师协会直选活动显然也极大地触动了当局敏感的神经，时任最高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出于其所属体制斗争思维的本能，无限夸大，将律协直选活动定性为“改变制度”，所有参与律师无不遭到严厉报复。所有这些打压事件都发生曾在被一些民间人士寄予幻想的胡温“小阳春”时期，并一一被中共记录在案。2014年3月下旬的黑龙江“建三江事件”，把当局为整治法轮功学员而法外设置的所谓“法制教育中心”曝光于天下，令当局恼羞成怒，直接成为一年后“709大抓捕”的导火索，而2015年5月初的庆安事件和中旬江西高院门前律师与吴淦等公民为乐平冤案而展开的抗争则成为当局发动“709大抓捕”的火星。
上述发生于2015年之前的一连串事件表明，“709大抓捕”是2000年互联网普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加速度的全球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和思想广泛交流和共享的结果，是中共当局的传统权力之治与现代法律之治、宪法之治即民主、宪政内在冲突的结果，反映出大陆当局对法律职能的定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198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期对法律的积极评价转向暗中的消极评价，当局越来越认识到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法律已经反过来束缚了他们自己的手脚，于是试图回到195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的那种“法律于我不利时就要踢开法律”的状态，尽管迫于国际国内局势而不能像“文革”那样公然踢开法律。于是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自上而下大范围的被默许和纵容的公权力违法，如乱抓乱捕、非法监听手机和微信、公然或暗中侵入公民住宅、寻衅滋事和颠覆政权罪名泛滥成灾等等荒诞不经的反智和妖孽现象。
总之，“709大抓捕”是在2000年以来互联网、全球化时代西方与国际的宪政、法治、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在中国迅速传播，以及国内人心思变、人民大众普遍追求宪政、法治的背景下发生的，是民众的宪政、法治、人权、民主追求与大陆官方对宪政、法治、人权、民主的抗拒激烈交锋的产物。而之所以对维权律师和人权律师下手，则根本上又是源于律师的职业身份—律师因为精通法律而在整个民间社会中成为制约权力最得力、与权力交锋最激烈因而也最开罪于权力的群体。尤须特别提及的是，2013年由维权律师发起的人权律师团一定更是让大陆政府极其忌惮和光火—仅仅“人权”这一令官方深感刺激的敏感词语就足以被用来对人权律师强加罪名了。
二、“709”之中：官方打压与国内、国际回应
就结果而论，“709大抓捕”显然未能如官方所愿—一举消弭民间异议、一劳永逸迫使民间噤声，尽管官方决定发动“709大抓捕”时显然对达成所愿有着相当的自信。借用毛泽东的持久战三阶段论，“709大抓捕”也可分为三个阶段：官方抓捕和民间退却阶段、双方相持阶段、民间反击阶段，第一阶段较短，第二阶段长于第一个阶段，第三阶段则持续最长。
2015年7月8日夜至9日凌晨当局对王宇、包龙军、包卓轩一家动手之际，大陆律师界、整个中国大陆、全部国际社会，几乎无人预料到第二天大陆公安会采取此种全世界任何理性政府都绝不会作为选项的大抓捕行动，一时间全国一片恐怖，被抓捕律师、公民的家人自然更是陷入强烈的恐怖之中，全国各地未被抓捕却遭非法约谈、恐吓的数百位律师初期自然也不免被恐怖氛围所笼罩。在经受住了初期的惶恐之后，被抓捕的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家人以及未被抓捕的人权律师很快恢复镇定，大约在2015年7月底、8月初稳步展开反击，并迅速获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宪政、法治文明国家的关注和支持。官方抓捕和民间恐惧阶段基本结束。
2015年8月初，双方进入相持阶段，这一阶段大致结束于当局决定进行所谓审判的2016年7月。在这一阶段，由于被抓律师和公民家人的坚决狙击，由于众多人权律师如余文生、文东海、程海等等律师前赴后继、勇敢介入，由于其他许多律师无私地协调、参与，由于大陆民间各界以多种方式声援，由于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大陆当局不得不稍加收敛，大大缩小了抓捕以及之后判刑的范围。这一期间，中共公安颟顸地上演了花样繁多的践踏宪法、法治并与普世价值和文明世界为敌的恶劣手段：央视董倩等御用记者非法的且诱骗性的“采访”、强迫上央视认罪、编造虚假案件事实以骗取不明真相的底层民众的认同、恶意丑化被抓律师和公民、蛮横剥夺被抓律师和公民自行委托律师的权利等等……
民间反击阶段大致开始于2016年7月底、8月初的非法审判，结束于2020年4月27日王全璋律师出狱。“709大抓捕”发展到2016年7月底、8月初，大陆官方已被自己的颟顸、蛮干整得狼狈不堪、无法善后，用他们最爱用来指责美国的那句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得不草草收兵，决定对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国、周世峰四人进行自嗨式的开庭审理，而对屠夫吴淦和谢阳律师的所谓宣判则鬼鬼祟祟地推迟到2017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之日，对王全璋律师的所谓审理更推迟到2018年12月26日，所谓宣判再推迟到2019年1月28日。至此，官方在“709大抓捕”闹剧中全面退却，同时却仍然不顾国际观瞻，非法抓捕积极参与“709”救援的江天勇律师并在之后强迫认罪、强加刑罚，而大陆民间尤其是尚未被释放的王全璋律师、李和平律师、谢燕益律师的家人则继续反击，在道义上和气势上全面压倒了中共当局，王峭岭、李文足、原珊珊、陈桂秋、樊丽丽、刘二敏等“709”夫人群体直面恐怖、富有创意、卓有成效的控告、曝光使得中共当局心烦意乱、一筹莫展，臭名昭著的国保们，如北京石景山区总是眯缝着小眼、满脸奸笑和坏笑的国保队长陆凯之流，除了一味施展盯梢、恐吓、阻拦等等权力流氓手段外，已无计可施。被抓律师和公民及其家人一方、律师界、民间社会和国际正义力量在道义上获得完胜。
三、“709”后续：官方与民间的继续相持和胶着
“709大抓捕”之后官方的打压势头并未停止—既然已经认定“新黑五类”对政权构成了威胁，打压自然也就不会停止。当然，由于当局未能在“709大抓捕”中完全遂愿，反倒使得自己在国际上更加深陷原本就是孤家寡人的状态，在国内则进一步丧失了民心，特别是彻底摧毁了知识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最后幻想。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士心失则民心士，丧失士民残存的那么一点幻想，长期后果是很危险的！当局也不得不很快调整打压策略，对律师不再采取集中抓捕的颟顸行动，转而采取以吊销或注销执业证为主、以个别抓捕为辅从而降低国际关注度的手段，而对维权公民则继续采取铁腕抓捕的手段。
2018年1月，北京公安非法抓捕了在2015年7月底、8月初较早对当局“709大抓捕”展开反击的余文生律师，并于2020年6月由江苏省徐州市法院对余文生律师非法判刑四年。另两位较早对“709大抓捕”行动予以反击的文东海律师、程海律师也于2018年分别被湖南当局、北京当局非法吊销、注销律师执业证书，程海律师的个人律师事务所也被非法注销。除获刑的周世峰、李和平、王全璋三位“709”律师被非法吊销执业证外，另有隋牧青、刘正清、李金星、王理乾、王龙得等多位人权律师被非法吊销执业证。积极参与“709”营救、接续其他律师代理王宇律师的女律师李昱函被非法抓捕逾三个年头，广西百举鸣律师事务所人权律师陈家鸿、主任覃永沛先后被非法抓捕，至今既不宣判也不释放。山西著名公益法律人士郝劲松也被当局非法抓捕，强加多项罪名，女律师张展仅因亲赴武汉实地报道疫情而身陷囹圄（注：已被判四年）。另有多位人权律师或被注销执业证，或屡受各种名目的非法刁难。
“709大抓捕”一年之后，大陆当局对苏州和福州维权公民群体大肆抓捕。2018年开始又对劳工维权群体、NGO群体大开杀戒，2019年又发动”12.26”厦门大抓捕，出狱不久的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再度蒙难，常玮平律师两度被非法指定监视居住。
……
可以预料，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宪政、法治与反宪政、反法治的博弈仍将在未来不确定的期间内相持和胶着。中国迈向宪政、法治的具体路径难以判断，但宪政、法治的大趋势是任何人也不能抗拒的。在微观和个案上大陆人民难免会不时悲观、绝望，但在宏观和全局上则完全不必悲观、绝望。大陆当局必须正视，如果真想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就必须真正实行宪政、法治，幻想既被国际主流社会接纳、既获取全球化的红利却又抗拒宪政、法治则纯属痴心妄想。如果大陆当局一味颟顸，无视、抗拒人民的宪政、法治诉求，则未来的历史一定会无情地对这种无视和抗拒强力纠偏，就像中国1910年前后的历史那样。
如果说1989年中国的国际背景是国门乍开、西风初渐，三十一年前的八九学运以规模、激情见长并长存史册，那么2015年至今中国的国际背景则是中国已深深地卷入全球化进程，宪政、法治等由西方率先发现但本质上为全人类所共有的普世价值已深入人心，五年前的“709大抓捕”中的律师和公民则以专业的法律理性及较为成熟的宪政、法治、民主、人权理念为特色，也必将成为中国宪政、法治转型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709”被抓律师和公民及其家人以及“709”救援律师们也必将继续在中国大陆的法治史上留下印记！
七十多年来，大陆当局不断重复着伤口撒盐、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蠢行，一面竭力掩盖“大跃进”、“文革”、“六四”屠杀的真相，企图抹煞人民的记忆，一面又总是痴迷枪杆子，滥用暴力，继续制造新的事端来强化着人民的记忆。“709大抓捕”是当局继“六四”之后的又一大臭棋！
祭者，记也，悲也，怀念也，追思也，抚今思昔、憧憬未来也。“709大抓捕”的痛楚和恐怖，人权律师、维权公民和已经矢志追求宪政、法治的中国人民会记下的，正如“六四”屠杀一样，当局越发极力掩盖，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就越发不会忘却。“709”五周年之际，我们仍然痛苦、愤怒，也依旧满怀希望、充满激情。Wethepeople，永远不绝望！
谨以此文为“709”五周年祭，并向“709”律师、公民以及参与“709”声援、救助的国内外各界人士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