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年10月29日消息:今天上午,浙江民师代表徐玉林(浙江省民办教师代表徐玉林今被软禁于宾馆中http://msguancha.com/a/lanmu11/2014/0526/10034.html)致电本工作室说,浙江民师代表童田灿、吴子莲十多天前被抓走,到今天还关着。
徐老师说,童田灿是宁波慈溪人,10月17日被从家中抓走,现在控制在杭州监狱医院,据说是拘留了。吴子莲是丽水市民师代表,吴子莲此前在外开宾馆,10月19日被当天叫回去后,至今一直关着。
徐老师,他自己最近也被严密监控,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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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师代表童田灿、吴子莲被抓走逾十天未放
河北被精神者病王秀芝——拼死也要寻求人间的正义和法理
王秀芝原籍是内蒙古锡盟太仆寺旗马坊子乡吹家洼村人,1983年王秀芝的丈夫聂炳荣被自己的表弟杀害致死,由于公安局处理不当,王秀芝为避免灭门惨祸,变卖家产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女离开原籍,与1986年远嫁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原安次区)旧州乡坎庄村。不幸母子三人又被丈夫伤害致残,财产被抢劫一空。公安局对此置之不理,王秀芝为了把凶手捉拿归案,上访20余年。在上访过程中,王秀芝多次被拘留、劳教、关精神病院,近日王秀芝向本刊记者讲述了她的悲惨遭遇,她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她,为了满足她的心愿,也为了担当一份社会责任,我把她的讲述整理出来,希望能对她有所帮助。
记者:王秀芝,首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的事我有所了解,为上访被拘留、劳教、关精神病院,受了很多苦,这次能详细说说你是怎么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吗?
王秀芝:可以,那是1993年5月22号那天我到安次区公安局信访科要我控告事项的调查结果,当时是腾科长接待的我,他坚持不给结果,让我等。我又急又气,88年的事拖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我真的不想活了,就告诉他“我也不告了,也不访了,你把我三个孩子看好就行了,管好他们上学,别让他们在受害了”。他还是说不管,我就趁他不注意喝了敌敌畏。瓶子掉地上他听见响声,回过身问我“你干嘛呢?是不是喝药了?”我没吭声,他拿起瓶子来闻了闻,问我喝的什么药,我还是没吭声。就是觉得嘴里难受就用水漱口,就吐白沫了。他一看这样子就赶紧打电话叫人,不一会公安局孟政委和好多民警就进来要抬我出去抢救,我拉着门不出去,他们掰开我手把我抬到车上,送到廊坊市第七医院抢救。到医院我拽着门不进去,他们又掰开我手把我抬进去。滕科长把药瓶交给朱院长化验,化验结果出来后朱院长说,“这人真的是不想活了,喝的是敌敌畏”。
“开始抢救的时候我拒绝抢救,大夫用网子把我套住,给我打了一针,我就渐渐什么都不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正在给我洗胃。我看见一桶半洗出来的乳白色的水,大夫说,两桶半了,后来水清了就不洗了,开始输液。”
“2月25号那天我拔了液跑到安次区公安局信访室要结果,他们说让我等着,他们研究研究看这事怎么处理。不一会安次区公安局、信访局、旧州乡政府(现九州镇)来人强把我带上车,我的大女儿也在场,她跟着去的精神病医院。”
记者:“孩子们还那么小,你怎么会想到自杀?他们把你送到哪个精神病医院了?”
王秀芝:“是天津市五家窑安康精神病医院。我上访这么多年,丈夫被杀,我大女儿被伤害致残,面部严重毁容。我和儿子的头上都留下了很深的疤痕,儿子的伤还影响到了眼睛,到现在还是一个眼大一个眼小。两地公安局就是不立案,任由凶手逍遥法外。88年出事的时候我大女儿才13岁、儿子11岁、小女儿8岁,事解决不了,生活又没找落,93年2月我上访,政府、公安还把我非法拘禁了17天,我被迫害的实在没活路了才自杀。”
记者:“以后不要在这样了,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家人需要你,反腐也需要你,你还要为社会、为家庭尽职尽责,不能再办傻事了。精神病医院收治你的时候给你做检查了吗?”
王秀芝:“没检查,大夫要留我看病,我说我没病,我是来伸冤的,我丈夫被杀了,我母子被人害残了没人管,我要伸冤。滕科长想留下我走,我拉住他不让他走,我说我没病,你走哪我就跟到哪。几个大夫就把我拽到一间小屋子里扎电针,这时我听到我孩子哭喊“妈妈,你们不要打我妈妈”,大夫说“没打你妈妈,是在给你妈看病”。“
打完电针我浑身发软,大夫说给我检查,把我领到病房强行扒我衣服。我挣扎反抗,他们4、5个人还是扒光我衣服,连内裤都不剩,给我穿上了条纹的病号服。我往外跑就把我绑在床上,外边好几个人看着。
记者:“他们给你吃药吗?吃的什么药你还记得吗?”
王秀芝:“吃药,一天三次送药去,我不吃护士就用筷子撬开我嘴往里灌,还绑在床上,大小便都是其他的精神病人接。这样过了两天,我害怕把我吃傻了,不如自己吃药偷吐掉。我就求大夫把我放开,我自己吃药,大夫让我听话我也答应了,他们才把我放开。再吃药时护士拿着药和水,护士把药给我放到嘴里喂水,让咽了。然后让我张开嘴看药咽下去了没有,还用筷子翘起我的舌头看藏没藏药,根本就没机会吐掉,还不让我知道吃的是什么药。”
记者:“给你治疗这期间你找大夫说过你没精神病的事吗?”
王秀芝:“说过,没用的。有一天下雨一直下了一夜,雷打的可响了,我想起我女儿胆小怕雷,三个孩子没人管我就哭。监督我的病人告诉了大夫,第二天大夫问我晚上怎么不睡觉还哭?我说我担心家里孩子没人管。他说让我好好养着,过几天就可以回家了。”
记者:“什么时候让你回家的?药物对你有伤害吗?”
王秀芝:“到71天的时候公安局、信访局、乡政府都去了,就是送我去的几个部门。他们一看见我就笑了,说我胖的跟猪是的,把我接出来送回家了,我女儿也来了。”
采访人:“是医院伙食好吃胖了,还是药物作用?”
王秀芝:“里边伙食不好,勉强吃饱。是药物作用,我原来才120斤,出来的时候他们说我最少胖了40斤。不会哭也不会笑,别人说什么我也知道,就是不愿跟别人说话,头也回不动,一想的事多了就头疼,这都是吃药吃的。吃了药整天睡,还打体针,药物让我反应迟钝,走路都走不动,像机器人。”
记者:“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王秀芝:“现在还行吧,我出院后我妹把我接到内蒙老家调养,到94年下半年才恢复过来。”
记者:“你出院后有没有找过医院?做没做精神病鉴定?”
王秀芝:“95年秋天我去找过医院,让他们给我做个精神病鉴定,他们不给做。还说公安局也找他们要做精神病鉴定,也没给做。他们说我没精神病,是气的、急的。
98年区公安、乡党委、村委会还还勾结天津市西青区公安局来车把我从家里绑架走又送进这个精神病医院,住了11天后被家人解救出来,99年又送去两次,医院都没收我。”
记者:“这次是怎么被送去的?”
王秀芝:“98年两会期间乡政府派出所、村委会的人在我家看着我,他们自带粮食,在我家做饭,晚上也住我家。白天四个女的看着我,晚上两男两女看着,白天晚上都不许我出门,去厕所都跟着。这样过了5、6天,乡党委陈红做在我家床上打电话联系天津市西青区公安局和医院一起来我家。医院的人让我到医院检查身体,我不去,他们就把我手从背后绑住,还拉我家被子要把我卷住,要找东西堵我嘴。我怕有危险就跟他们走,一出院门我就喊冤枉。他们把我强制带上车,到医院又把我拽下来,拉到病房和上次一样扒光我衣服……开始一天三次灌药。第二天我自己吃药,这次看的没那么严,我把药藏在舌头底下,包在卫生纸里到厕所偷偷把药扔了,到11天的时候我家人就把我救出来了。”
记者:“你家人是怎么把你救出来的?”
王秀芝:“我家里人发现我不在家,就问政府要人,政府的人说没见我,我家人说,人是你们看着,出了事就要给你们拼命。还四处找我,在医院找到我后,就又找政府,乡政法委书记单双勇只得陪我家人到医院看我。在单双勇和医院领导谈话的空挡,我家人到病房让我换了衣服偷偷把我带出来了。单双勇出来发现了,急的拍了一下大腿,只好回去结账了。”
记者:“你怎么知道你的医药费是他们结的?”
王秀芝:“是单双勇自己说的,他给了医院 4000多元。我第一次在精神病院的钱也是由公安局、民政局、信访办、旧州乡政府各出资1000元,作为我的医疗开支,廊坊市安次区信访局、公安局、旧州乡政府关于我问题的情况报告上写着,是安次区信访局给我的。”
记者:“这以后他们还这样对你吗?”
王秀芝:“后来又两次把我送到这个精神病院,医院拒收,转送天津市戒毒所,戒毒所也不收我,就把我关进了廊坊市看守所,3、4月的天白天、晚上只能在水泥板上睡,连铺盖都没有,关押6天我就被折磨的失去了活动能力。他们以看病为由强行把我抬上车,送到河北唐山市开平区第一劳教所,劳动教养3年,我一共被劳教5次,每次被劳教都是因为上访,不管是他们说的非访还是正常访还是没上访,只要他们不高兴,抓住了就以非访的理由劳教。不劳教也是关黑监狱,我5次劳教长达8年9个月的时间,关黑监狱21天,还多次被非法拘留。”
记者:“好多人从劳教所出来后都说受不了哪的生活,能说说你对那的看法吗?”
王秀芝:“不干活了就让坐小凳子,背监规,很少有其他学习。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干活,好多人为了减期愿意干,超体力劳动累的让人受不了,产生了怨恨心里。劳教所对上访人员还有“思想教育”,就是不让上访了,只要写保证不在上访了,就可以提前放出来。不服这样的管理,就被用警棍打、戴手铐、脚镣、绳子捆、关小号、打耳光、不准大小便等多种多样的虐待。我无端的家破人亡,又受这样的虐待,我都不想活了,几次自杀都没成功,绝食还被“鼻饲”可难受了。死不成还要受惩罚,别人受过的这些罪我全受过了,甚至比别人还多,导致我双腿不能走路,架起了双拐。”
记者:“你出来之后还上访吗?”
王秀芝:“93年我丈夫干完农活回家途中被截杀,杀人凶手不但没有被绳之于法,还扬言要斩草除根。我多次求助公安,他们为了包庇凶手,仍是不立案,不做任何处理。为了3个孩子的安全,不得不变卖家产带着孩子远嫁到河北廊坊。婚后不久,后夫见我变卖家产钱多起了歹心,夜里11点手持菜刀破窗而入,把我母子3人砍伤,还抢走了我的所有财产。就这样的大案公安局不立案,还迫害我,我肯定得告。”
记者:“你为上访受了这么多年的苦,问题一点没解决,为什么还要坚持,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王秀芝:“我已经没有活路了,他们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和孩子唯一的口粮被他们抢光,法院又把我家合法的私有住房强拆。他们劳教我还逼我儿子承担车费,第二次非法劳教我时把我儿和我儿的两个同学,两个拷在水泥杆上,一个关在狗笼子里,还向每人勒索5000元,不交钱就劳教,最后一共拿了6800元才了事。我的冤情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多,谁逼我也没用,我不会做当代“杨白劳”,事情不解决不签任何协议,拼死也要寻求人间的正义和法理。”2013年4月 秋韵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街陈小群的控告书
我叫陈小群、女、52岁、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街石桥村村民、无业、联系电话:15871729066
在我一家人毫不知情地情况下,因武汉市“城中村”改造,几个所谓的村民代表,一举手、一夜之间、我们一家四口,由村民变为“外来户”。因此,被理所当然地无法享受其他村民变为股民地,所享有的安置、就业、住房和其他福利待遇等保障。对此,我也理所当然地不服!
因维护自己一家人,与生俱来的、天赋的人权,我数年不懈上访,想讨回公道。因上访,我多次被行政拘留。在北京某拘留所,甚至被脚镣手铐大半天而不屈服。今年1月份上旬,我在“马家楼”因缺衣少被,被冻病高烧39.4º数天不退。武汉市接访人员半夜将我从“马家楼”接出后、不管不顾地扔在寒风刺骨、无遮无垫无盖冰冷的北京大马路上。
我们一家数年来,有米无钱买、有病无钱医、有国无家!我是中国公民!我被写在“宪法”纸上的权利,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我上天无梯、求告无门!马克思所说的“衣、食、居、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与我荡然无存!我要吃饭!我要治病!我要生存!还我天赋人权!还我生存权!
一年一度的中国传统春节已临近,我一家人的春节在哪里?我的明天在哪里?
2014、1、25
河北省鹿泉市王爱肖携子再嫁后遭政府排斥
王爱肖,河北省鹿泉市寺家庄镇高迁东街村人,69年生人,由于那个年代医疗技术的落后,聪明漂亮的王爱肖患小儿麻痹未能治愈身体落下残疾,在父母的悉心呵护下她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母为她的婚事费劲了心思,就是希望她和别的女孩一样有幸福的婚姻生活。可是老天偏偏和她做对,1999年王爱肖的丈夫不幸病逝,抛下了没有劳动能力的她和年幼的儿子。王爱肖的父母年事已高,已经没有能力在抚养王爱肖母子,为了不荒废孩子的学业,2008年王爱肖携子嫁给了刚刚刑满释放的杜金路,杜金路家里房屋在他服刑时就已坍塌,土地也被村委会于1998年转包给了别人。为了留住王爱肖母子,杜金路承诺三年内把房子盖起来,把地要回来,担当起男人的责任。
可是事情并没有像他想的那么容易,王爱肖母子的到来,让村委会觉得自己吃了亏,坚决不肯还地。经过5年多的上访,直到2013年6月30日村委会经才答应给她们解决土地问题,原本4.45亩地仅归还了2亩,剩余部分由寺家庄镇政府出资11.3万元用于补偿,并达成协议王爱肖夫妻不得再因4.45亩土地上访,但是镇政府至今才给了8万元。
不但钱款没有如约给付,就连村、镇两级领导答应让建的房子2013年9月21日也被村主任杜立波阻止施工,建房用的沙子也荒废在了路边。杜立波又以沙子影响通水为由挑起事端,带治保会三人在村委会门口用警棍把杜金路打到后,四个人又是一番拳打脚踢直到杜金路昏迷不醒才罢手,
王爱肖报警后警方不管,村主任杜立波还带人到王爱肖家里乱翻,找出了两把做饭用的刀具, 2013年11月11日杜金路遭诬陷,当地警方以杜金路9月19日扰乱了镇政府办公秩序的罪名对他行政拘留7天,以他9月21日持刀威胁村主任的罪名罚款300元。王爱肖本打算有个家能平平安安过日子,没成想政府却想尽办法要把她母子赶走,他们夫妻不但因为上访被劳教,拘留,她的儿子也被人雇凶打伤,两颗门牙被打掉。监控录像里清楚的录下了村治保会的人和凶手对话的场景。
王爱肖的爱人杜金路也说,村里就是接受不了她们母子,但是婚姻自由谁都管不了,不让我们过好日子,我就给他拼到底!
维权志愿者
2013-12-15风信子协会—精神病人在台湾的劳动权益实路经验
回顾整个风信子协会的行动有两个主要轴线:一是伙伴位置的挪动;一是我们在这当中不断修正因着跟伙伴一道工作所发展出来的各种劳动模式。在伙伴的位置上,从一开始太过浪漫的期待精神病人是跟我们一起共构梦想的伙伴、也经历过理解伙伴的限制上的失望,处理期待上的落差,到现在重拾一种符合真实他们生精神疾病的生命限制的一种对待方式。在劳动的模式上,经历过一开始抵挡用产能来衡量薪水但却又真实面对伙伴的集体缺少动能的情况,以及慢慢趋向用产量来评价作为薪水的标准,到目前试图发展出其他更多产量之外、质上面的、与个人特殊性更有关联的薪水标准。这些转变,皆是工作人员与伙伴一次次的冲突与对话以及工作人员一次次跟自己跟其他工作人员的挣扎、冲撞与蜕变而共构的。这两个轴线在未来方案实作上都会因为经验的累积、工作人员与伙伴关系上推进变化而一再的被修正。缘起在大学社工系毕业后进入精神医疗担任社工,两年精神医疗社工的经验,感受到现有体制下精神病人在生存空间的局限,开始想要用自己现有资源开展一个合适于部分精障朋友的劳动与生存空间。由于整个实验行动牵涉的层面非常广,每个层面都可以是好几个小实作方案,以下单就两个层面—伙伴位置的挪动与劳动模式的修正扣回本次研讨会的主轴—社会实践与行动研究~辨认˙实作˙转化作讨论。伙伴位置的挪移1、权威与病人阶段在所有关于「桃源二村」这个梦想的操作与工作中,与伙伴的相处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部分。它会花掉你大部分的精力,因为很多时候你得面对自己与自己的挣扎。在农场九十三年六月开始的初期,因为伙伴才刚从医院模式出来,且对于我们要做什么并不是真的那么清楚。甚至有些伙伴是因为医师安排他来所以他就乖乖地每天都来。这时候跟他们相处的挑战在于自己很容易就上了一个类医疗角色的位置。伙伴对你言听计从,那是因为他把你当成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很多时候他们到了农场都等着听你发号司令,也相形地是很依赖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挑战在于不想坐上那样的位置,想要他们真是像我们对他们的称呼——伙伴一样有一起工作的感觉,想要他们有自己的动力出来。在这个时期,「规定」与「下达命令」总是非常容易就产生,得十分注意自己不要重复了医疗的模式。今天是第一天带大家到农场来,每个人都叫我刘小姐、刘小姐的,听了真刺耳,当然,我也知道对伙伴来说我是他们之前在医院认识的社工刘小姐,…….只能慢慢请大家叫我的名字就好。(930621小许田野笔记)当我意识到伙伴比较是把农场当成是医院中职能治疗的一部份,而我是医院外的职能治疗师时,便开始设想除了用语言来化解或缩短彼此的距离还能用什么方式?我发现自己现在跟伙伴在一起务农时会故意装傻、装无能、问他们要怎么做,有时候大家工作时吆喝来唱歌或是开玩笑或是聊天等等,下农场后,带他们去吃冰、或是安排出游等。(931017小许田野笔记)伙伴不知是在医院待久了还是为什么,也很习惯听工作人员的指示做事。(930908允冈田野笔记)2、父母与小孩阶段在农场上一起工作几个月后,伙伴开始渐渐习惯称呼我们的名字了,也慢慢知道我们想要做什么以及我们期待伙伴的位置。但是,伙伴的背景是一个在医院当病人多年的身份,病房生活中的大小事务都是要禀报医疗人员的,如何转化刚从医院退掉病人身份进而回到一个人与人之间与劳动有关的工作同事身份,这中间还经历过一个『父母与小孩』的阶段,这个阶段工作人员的位置虽然还是有权威的部分,但比起医疗的权威,父母的权威至少像是家人一般、是带有情感成分的。「伙伴关系」说来简单,但在初期执行起来,为了让伙伴适应农场生活,我们还真像是体贴且十项全能的「妈」与「爸」,关注每个伙伴的状态、情绪、工作学习,处理纷争,要能接纳伙伴的各种状态,这样的「爸」与「妈」有一天也终于想要离家出走,想要缷下这个照顾者角色,也发现到我们想要的伙伴关系没有出现,伙伴并没有承担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工作状态,没有去看到其他伙伴的状态,于是我们开始将爸妈的责任放回到各个伙伴身上,特别是工作带领的角色(实施分工及组长制)及冲突解决协调者的角色(透过工作会议、小组会议处理彼此的纷争)。也在过程中,渐渐从资源决策权力中发现不平等(工作人员>伙伴),从情绪表达上发现不平等(伙伴>工作人员),渐渐发现双方拥有的权力本来就不平等,也整理出平权是要渐进式的结论,而非一开始就期待伙伴要能上的了伙伴的位置,但我们仍要时时觉察自己有意无意所掌握的权力是否已渐渐释放出去。而伙伴从初期的被照顾者,伙伴依赖工作人员处理所有的事,也在过程中区辨自己与工作人员的位置、区别工作人员与医疗人员的差异,逐渐熟悉团体决策模式、团体相处冲突的解决责任,工作人员与伙伴皆渐渐往协同工作者关系前进,而未来的伙伴关系仍持续前进建立中。(951020市疗演讲资料)曾有一位伙伴比喻工作人员为农场大家庭的父母,伙伴为小孩子。但我们不是要那种大家庭和乐融融的气氛,难道做爸妈的要养小孩子一辈子?(940602允冈田野笔记)3、雇主与员工阶段大伙一起在农场劳动一段时间之后,基于想要精障朋友重拾劳动角色的理想,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坚持伙伴的劳动要能有相对的薪资回馈,这样的薪资回馈不是那种政府设计弱势族群在使用政府资源的残补式补助(像是庇护性的薪资一个月几百元),而是大伙一起讨论出来的薪资结构。但也因此使得工作人员有一段时间像是资方,而伙伴是我们所聘请的员工。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我们新的挑战是面对伙伴出现各种欲望的能动性。他们愈来愈有自己的想法,对于要工作或是休息也有自己的节奏,甚至常常表达想要加薪。每一个动能考验着我们对于自身是如何看待他们。是病人还是工人?是偷懒还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要叫他一起工作还是放着让他自己来?是管理者还是一起工作的伙伴?到底有没有平等还是权力的问题无所不在?(940612小许田野笔记)今天开农场会议,不知进行到什么,昌哥竟然说我是发钱官!(940807小许田野笔记)到前几个礼拜,我对于自己的位置感到很厌烦,要负责叫人上工、问人累不累、要不要休息、要不要帮忙做什么,要跑D区,看在D区的人进度如何,有没有没有注意的疏失,一起做一做,又要跑到E区看在E区的人休息够了没?是否要准备继续翻土了。哦!对了,慧丽在房子里不知道她是不是没事可以做。分析起来有三个原因。一,担心菜会有损失,因不是每人都是我带出来的,只有文禾做最久。二,会有进度,要在时间内完成工作(不然灯昌会一直催)。三,我以我的公平标准来要求他们,当别人在工作而有人在休息、抽烟、聊天,我会担心做事的人会不爽。(941212允冈田野笔记)这不是我们要的伙伴关系!尤其在初期没有方案没有募款资源进入时,所有农场开销、伙伴薪水、工作人员薪水都是个人去借来的,我们对于这种老板的位置感到非常沉重,一来是这跟我们当初想要弄一个空间让还有能力而被医疗体制限制住的精障朋友展现他们工作能力的理念会有所抵触,二来工作人员不愿意当时时刻刻得监督伙伴工作的监工,这距离我想要的伙伴关系、大家都是在同一艘船的理想还好远。我们开始理解到所谓的伙伴关系太过浪漫。工作人员开始反思现在与伙伴的关系到底走到哪里?我们还能够怎么设计一些行动继续往前?也因此,工作人员决定将自己真实的情感跟伙伴表达、将协会赤字的财务窘境跟伙伴分享、一起跟伙伴面对所有在农场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所要面对的种种细节与情绪跟伙伴分享。4、互相体谅的阶段在我们更突破与松动自己想要扛起所有农场、协会大大小小的事以及情绪上的承担后,更在去年五月,我们与伙伴一同面对过协会的财务问题,目前,与伙伴的关系更朝向是一起经营协会的生命共同体!伙伴能够体谅工作人员的辛苦,进而在自己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伙伴也在协会面临财务困难时提供各种意见、甚至突破精神病人被污名化的限制同意媒体拍摄报导协会的现况。农场、面包坊的伙伴,谢谢大家的努力,愿意与工作人员共同分担协会的困难、愿意克服对媒体的恐惧、愿意面对因曝光而在小区中被指认出来的压力,虽然,有时我会期待大家可以走的更快,可以一起与我们并肩作战,但你们有你们每个人不同的步伐,当在我看不到我期待的努力时,我会泄气、会无力、会失望、会怀疑,曾经出现过冲突被伙伴质疑时,我躲在农场E区痛哭着想着我到底在干么?不过经过这次大家愿意站出来,一起与我们作战,有你们的努力-我们大家才能大声的告诉社会中的朋友,虽然我们是精障者,但我们和大家一样,有工作的意愿有工作的能力,希望大家能不再只戴有色眼镜看待精障者。你们的站出来,除了告诉大家你们在工作上的表现、对抗疾病污名的努力之外,也可以激励其他的精障朋友。所以,现在我想说,你们真的很棒!!(芯婷异言堂采访播出后的心情与感想950521)劳动模式的修正期间 劳动模式 薪资结构 伙伴位置 工作人员位置 协会资源初期 集体劳动 卖菜的钱 病人 医疗人员、全能父母 工作人员借款中期 集体劳动 平头式 病人身份开始过度伙伴身份 抵抗权威、工头多元方案进入组长制、认领制 平头加加给 伙伴关系初期 伙伴关系初期、工头后期(目前) 分组制 基本薪加卖菜钱 伙伴关系再进展 伙伴关系再进展 募款、多元方案一路走来我们脑子里带着几个问题:工作能力为何?是以产能或工作效率来衡量吗?如何看待那些『效率不佳』的伙伴在农场上的意义?在一般社会的职场上,要求产能是天经地义的,手脚慢的、效率低的、态度散漫的、不合群的都是难以接受的。而我们在农场上想要创造的就是有空间容纳这些不符合一般职场要求的精障者的一个自主工作空间。注意,是工作空间,而且是自主喔!这对工作人员是一大挑战。在看重工作表现的同时,我们更在乎伙伴在『表现』背后的状态。是身体功能的限制、药物的副作用、本身工作的动机、人际沟通的困难、亦或是情绪的不稳定,使得伙伴的工作『效率不佳』?每一位伙伴都有她的特殊性,而在面对每一位状态不同的伙伴,我们也会发展出不一样的相处模式。例如:在面对一位住院将近三十年的老病号,因为他的退化导致他在农场上的工作效率有限,我们曾经考虑是否要将他换成更有机会回到社会生存的伙伴。但我们经过反省之后,认为他跟了农场两年,人生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我们还有条件的情况下,要继续让他在农场工作。更何况若我们轻易就将一位伙伴因为自身限制而请他离开,那我们农场运作的逻辑不是跟一般的工厂一般吗?有另一位伙伴,时常因为睡眠作息不规律,到农场会以撒娇的姿态喊累、不想顶着太阳工作。咋看之下,一般会认为他很会摸鱼;但她为什么会动不动就喊累或者睡眠不规律却是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她的一个起点。睡眠的不规律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因为她会觉得路上的人都在看她,所以她都很早起来买早餐,避免被路上的人看;晚上半夜会爬起来看高中课本,因为她想完成她的梦想—考上大学。我们同时试图贴近她的经验以陪伴她在生命当中继续前进,同时扮演她与现实、工作的桥。在农场上,光是工作人员理解还不够,我们甚至希望其他伙伴能理解彼此的差异,并带着差异一起继续前进。以下简单介绍农场工作模式的演进:相见欢阶段~集体劳动起初农场刚成立的时候有五位伙伴。由于大家对农务都一窍不通,也对彼此不了解,都是工作人员带着一起农务,啥事都是身先士卒。野心勃勃想建立一个平等、无上下之分、同甘共苦的工作关系。这个阶段大家在工作人员『带领』及『体贴』下都工作的很累但也愉快。但工作人员开始体认到在与伙伴的工作结构中,没有权力关系是骗自己的,领的钱就不一样,工作也都是工作人员在规划、在带。起初工作人员带领伙伴工作,希望种菜产量能够提升来证明精障者是有工作能力的(同时也证明自己是会种菜的)。但慢慢的体认到人的价值不是由是否有工作能力来评断的,且不应是由种菜的产值来证明的。对于产能要求也就慢慢的松绑了。设计分工阶段~组长制、认领制务农是很累的,特别是夏天。有的伙伴身体不耐热,这使得我们思考发展伙伴工作的多元性。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务农,农场的运作也有其他面向。在我们休息的房子盖好后,我们开始让伙伴负担计算机文书及煮饭、打扫的工作。慢慢的,工作人员本身也快带不动了,心有余力不足了。农场上的事,大到农务的规划,小到垃圾的清洁也要提醒,再加上处理每个伙伴的状态,工作人员不愿再扮演工作上是带领者、生活上是照顾者的角色了。之前都是工作人员面对、处理或容忍因故而没有一起工作的伙伴的状态。有可能是把他拉出来一起工作,或让他休息一下,或着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处理而放着。也该是让伙伴面对压力的时候了。于是设计让两位伙伴当组长,让他们练习农事的规划与分配、带头工作,以及处理伙伴间的工作状况,并与以加级。这一阵子农场的变动性还蛮大的。开始有人不服其他组长,组长也因个别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带法,也有声音希望能回到由工作人员带领。持续了几个月后,又增加了个人认领的加级。由伙伴在例行会议上提出,经实习后开始。分农务与室内打扫两部份,再由农场上所有人评量。工作时间区分公共与个人时间,公共时间由组长负责,个人时间自行负责。这一来主要是让伙伴个人发展工作节奏与内容的差异性;二来减轻组长的压力,培养伙伴对自己认领的工作负责。这一段时间是对伙伴是艰苦的。但对伙伴或工作人员都是必要的。伙伴需要自己长出能力来,而工作人员也需要空间来找寻自身的定位。这一直进行了半年左右,又因新伙伴的加入与现实条件的改变而有发展新的制度。分组卖菜阶段两年下来伙伴已累积了相当经验,也该让他们面对自己种的菜到底能不能卖。让付出的多寡真实的反应在薪资上。经过一个多月的实习后,多了五位新伙伴。我们让伙伴自行分组、排班,以小团体的方式集体务农,同时分担煮饭、记账、打扫工作。在每一组当中持续让伙伴面对彼此的差异、产生的动力与沟通。工作人员在农场上的角色透过在旁协助务农观察小组的动力及协助小组内作沟通。分组自评阶段这个阶段的分组打破之前所有的伙伴在务农上分成三组,而是重新跟伙伴讨论农场所有工作以及每位伙伴的兴趣之后,不断修正分组的形式、不断讨论与投票后决定将农场所有事务依照个人兴趣做分组与认领,总共分成务农组、煮饭打扫组、网络组、生态组等四组,后期更设计一种伙伴可以更对自己的行为表现扛起责任的评比方式(见附件)。这份评量的所有项目是跟伙伴一起讨论出来的,除了一到四项是跟工作有关(1.努力、2.持续度、3.工作完成度、4.配合度),我们也希望在农场上大家可以像是家人一般的彼此帮忙彼此尊重(5.帮助他人、11.尊重),同时间伙伴也提出除了照顾别人也应该照顾自己(8.情绪管理、9.照顾自己、10.金钱管理),最后,这份评量最特殊的是,在照顾到伙伴工作、个人情绪、金钱管理、群体生活等层面外,我们更希望所谓的薪资除了反应一个劳动者是否有工作能力外还能够照顾他们生病的生命,因此,设计了一个项目是『对抗疾病』,用意是说,如果伙伴这个月不幸地受精神疾病所干扰,影响了工作上的表现,但至少在这个『对抗疾病』的项目上他是可以拿高分的,因为伙伴必须用他身上很多的精力来对抗他的疾病,这样的努力要能被看到与照顾到!!结语:这样一个行动方案亦是一种集体社会治疗的过程。从一开始我们带着如同一般社会大众对精神病人长久被媒体养成的理解,但也同时对这样特殊生命限制有吸引,开始试图想要开创一个非医疗的空间与不同的对待方式的实验。在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工作人员与精神病人或者精神病人本身其实都是有一些共同经验的。这些共同经验很容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没有被觉察到。然而,这些共同经验或是共同经验所被个人理解后所产生的行动会再次无觉察的被集体复制着。也就因此当工作人员与伙伴(在医院时是精神病人)一同共构开创这样一个想要找回伙伴主体性以及强调精神病人劳动权益的桃源二村农场空间时,我们彼此带在身上的经验会被唤起、觉察、反思并形成一个新的行动,原先每个人自己脑袋中被紧紧圈住又十分痛苦的理所当然会被慢慢松动。松动之后,因为彼此关系的层层交错(工作人员、伙伴、家属、医疗人员、社会大众等等)会因这样一个空间的开展而重新去理解精神疾病与精神病人,集体的社会治疗便有可能发生。很多人曾问我想象这个梦想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或是我想要让这个梦想变成怎样?老实说,我并没有预设这个梦想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期待可以跟这群一起工作的伙伴或是工作人员一同修正并依照每个人的特殊性发展出一个可变动的梦想。也许会因为伙伴来来去去属性的不同、也许因为工作人员个性的差异、也许因为整个台湾环境对于精神疾病的接受程度等等,我们不断地累积经验,透过跟伙伴的对话、工作人员的反思、与外界的沟通以及类似机构(不论是医疗院所或是其他)的参照都是左右这个梦想如何持续往前的质地。我期待,在我年轻生命的这个梦想经由已经有好多人一起的开创后,在未来,能够整理出这几年来工作人员及伙伴的经验,并持续以文字及影像累积纪录这个实作方案的历程,伙伴藉由叙说自己的生命经验、工作人员的反思历程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辨正,进一步开创一个真正可以跟伙伴互为主体的有机空间,让有心于相同领域的人可以一同参照,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对话,协助彼此前进!(来源: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7%B2%BE%E7%A5%9E%E7%97%85%E4%BA%BA%E6%9D%83%E7%9B%8A&source=web&cd=190&ved=0CGMQFjAJOLQB&url=%68%74%74%70%3a%2f%2f%77%77%77%2e%70%73%79%2e%66%6a%75%2e%65%64%75%2e%74%77%2f%64%6f%77%6e%6c%6f%61%64%2f%32%30%30%37%30%35%30%34%2d%36%2f%30%35%30%34%2d%31%2d%33%61%2e%64%6f%63&ei=PfF4Us2sMKeziQfp_wE&usg=AFQjCNG73ESTYY_cdYwiFLAslnAI-2d4bw&cad=rjt)风信子协会—精神病人在台湾的劳动权益实路经验
回顾整个风信子协会的行动有两个主要轴线:一是伙伴位置的挪动;一是我们在这当中不断修正因着跟伙伴一道工作所发展出来的各种劳动模式。在伙伴的位置上,从一开始太过浪漫的期待精神病人是跟我们一起共构梦想的伙伴、也经历过理解伙伴的限制上的失望,处理期待上的落差,到现在重拾一种符合真实他们生精神疾病的生命限制的一种对待方式。在劳动的模式上,经历过一开始抵挡用产能来衡量薪水但却又真实面对伙伴的集体缺少动能的情况,以及慢慢趋向用产量来评价作为薪水的标准,到目前试图发展出其他更多产量之外、质上面的、与个人特殊性更有关联的薪水标准。这些转变,皆是工作人员与伙伴一次次的冲突与对话以及工作人员一次次跟自己跟其他工作人员的挣扎、冲撞与蜕变而共构的。这两个轴线在未来方案实作上都会因为经验的累积、工作人员与伙伴关系上推进变化而一再的被修正。
缘起
在大学社工系毕业后进入精神医疗担任社工,两年精神医疗社工的经验,感受到现有体制下精神病人在生存空间的局限,开始想要用自己现有资源开展一个合适于部分精障朋友的劳动与生存空间。由于整个实验行动牵涉的层面非常广,每个层面都可以是好几个小实作方案,以下单就两个层面—伙伴位置的挪动与劳动模式的修正扣回本次研讨会的主轴—社会实践与行动研究~辨认˙实作˙转化作讨论。
伙伴位置的挪移
1、权威与病人阶段
在所有关于「桃源二村」这个梦想的操作与工作中,与伙伴的相处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部分。它会花掉你大部分的精力,因为很多时候你得面对自己与自己的挣扎。在农场九十三年六月开始的初期,因为伙伴才刚从医院模式出来,且对于我们要做什么并不是真的那么清楚。甚至有些伙伴是因为医师安排他来所以他就乖乖地每天都来。这时候跟他们相处的挑战在于自己很容易就上了一个类医疗角色的位置。伙伴对你言听计从,那是因为他把你当成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很多时候他们到了农场都等着听你发号司令,也相形地是很依赖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挑战在于不想坐上那样的位置,想要他们真是像我们对他们的称呼——伙伴一样有一起工作的感觉,想要他们有自己的动力出来。在这个时期,「规定」与「下达命令」总是非常容易就产生,得十分注意自己不要重复了医疗的模式。
今天是第一天带大家到农场来,每个人都叫我刘小姐、刘小姐的,听了真刺耳,当然,我也知道对伙伴来说我是他们之前在医院认识的社工刘小姐,…….只能慢慢请大家叫我的名字就好。(930621小许田野笔记)
当我意识到伙伴比较是把农场当成是医院中职能治疗的一部份,而我是医院外的职能治疗师时,便开始设想除了用语言来化解或缩短彼此的距离还能用什么方式?我发现自己现在跟伙伴在一起务农时会故意装傻、装无能、问他们要怎么做,有时候大家工作时吆喝来唱歌或是开玩笑或是聊天等等,下农场后,带他们去吃冰、或是安排出游等。(931017小许田野笔记)
伙伴不知是在医院待久了还是为什么,也很习惯听工作人员的指示做事。(930908允冈田野笔记)
2、父母与小孩阶段
在农场上一起工作几个月后,伙伴开始渐渐习惯称呼我们的名字了,也慢慢知道我们想要做什么以及我们期待伙伴的位置。但是,伙伴的背景是一个在医院当病人多年的身份,病房生活中的大小事务都是要禀报医疗人员的,如何转化刚从医院退掉病人身份进而回到一个人与人之间与劳动有关的工作同事身份,这中间还经历过一个『父母与小孩』的阶段,这个阶段工作人员的位置虽然还是有权威的部分,但比起医疗的权威,父母的权威至少像是家人一般、是带有情感成分的。
「伙伴关系」说来简单,但在初期执行起来,为了让伙伴适应农场生活,我们还真像是体贴且十项全能的「妈」与「爸」,关注每个伙伴的状态、情绪、工作学习,处理纷争,要能接纳伙伴的各种状态,这样的「爸」与「妈」有一天也终于想要离家出走,想要缷下这个照顾者角色,也发现到我们想要的伙伴关系没有出现,伙伴并没有承担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工作状态,没有去看到其他伙伴的状态,于是我们开始将爸妈的责任放回到各个伙伴身上,特别是工作带领的角色(实施分工及组长制)及冲突解决协调者的角色(透过工作会议、小组会议处理彼此的纷争)。
也在过程中,渐渐从资源决策权力中发现不平等(工作人员>伙伴),从情绪表达上发现不平等(伙伴>工作人员),渐渐发现双方拥有的权力本来就不平等,也整理出平权是要渐进式的结论,而非一开始就期待伙伴要能上的了伙伴的位置,但我们仍要时时觉察自己有意无意所掌握的权力是否已渐渐释放出去。而伙伴从初期的被照顾者,伙伴依赖工作人员处理所有的事,也在过程中区辨自己与工作人员的位置、区别工作人员与医疗人员的差异,逐渐熟悉团体决策模式、团体相处冲突的解决责任,工作人员与伙伴皆渐渐往协同工作者关系前进,而未来的伙伴关系仍持续前进建立中。(951020市疗演讲资料)
曾有一位伙伴比喻工作人员为农场大家庭的父母,伙伴为小孩子。但我们不是要那种大家庭和乐融融的气氛,难道做爸妈的要养小孩子一辈子?(940602允冈田野笔记)
3、雇主与员工阶段
大伙一起在农场劳动一段时间之后,基于想要精障朋友重拾劳动角色的理想,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坚持伙伴的劳动要能有相对的薪资回馈,这样的薪资回馈不是那种政府设计弱势族群在使用政府资源的残补式补助(像是庇护性的薪资一个月几百元),而是大伙一起讨论出来的薪资结构。但也因此使得工作人员有一段时间像是资方,而伙伴是我们所聘请的员工。
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我们新的挑战是面对伙伴出现各种欲望的能动性。他们愈来愈有自己的想法,对于要工作或是休息也有自己的节奏,甚至常常表达想要加薪。每一个动能考验着我们对于自身是如何看待他们。是病人还是工人?是偷懒还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要叫他一起工作还是放着让他自己来?是管理者还是一起工作的伙伴?到底有没有平等还是权力的问题无所不在?(940612小许田野笔记)
今天开农场会议,不知进行到什么,昌哥竟然说我是发钱官!(940807小许田野笔记)
到前几个礼拜,我对于自己的位置感到很厌烦,要负责叫人上工、问人累不累、要不要休息、要不要帮忙做什么,要跑D区,看在D区的人进度如何,有没有没有注意的疏失,一起做一做,又要跑到E区看在E区的人休息够了没?是否要准备继续翻土了。哦!对了,慧丽在房子里不知道她是不是没事可以做。分析起来有三个原因。一,担心菜会有损失,因不是每人都是我带出来的,只有文禾做最久。二,会有进度,要在时间内完成工作(不然灯昌会一直催)。三,我以我的公平标准来要求他们,当别人在工作而有人在休息、抽烟、聊天,我会担心做事的人会不爽。(941212允冈田野笔记)
这不是我们要的伙伴关系!尤其在初期没有方案没有募款资源进入时,所有农场开销、伙伴薪水、工作人员薪水都是个人去借来的,我们对于这种老板的位置感到非常沉重,一来是这跟我们当初想要弄一个空间让还有能力而被医疗体制限制住的精障朋友展现他们工作能力的理念会有所抵触,二来工作人员不愿意当时时刻刻得监督伙伴工作的监工,这距离我想要的伙伴关系、大家都是在同一艘船的理想还好远。我们开始理解到所谓的伙伴关系太过浪漫。工作人员开始反思现在与伙伴的关系到底走到哪里?我们还能够怎么设计一些行动继续往前?也因此,工作人员决定将自己真实的情感跟伙伴表达、将协会赤字的财务窘境跟伙伴分享、一起跟伙伴面对所有在农场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所要面对的种种细节与情绪跟伙伴分享。
4、互相体谅的阶段
在我们更突破与松动自己想要扛起所有农场、协会大大小小的事以及情绪上的承担后,更在去年五月,我们与伙伴一同面对过协会的财务问题,目前,与伙伴的关系更朝向是一起经营协会的生命共同体!伙伴能够体谅工作人员的辛苦,进而在自己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伙伴也在协会面临财务困难时提供各种意见、甚至突破精神病人被污名化的限制同意媒体拍摄报导协会的现况。
农场、面包坊的伙伴,谢谢大家的努力,愿意与工作人员共同分担协会的困难、愿意克服对媒体的恐惧、愿意面对因曝光而在小区中被指认出来的压力,虽然,有时我会期待大家可以走的更快,可以一起与我们并肩作战,但你们有你们每个人不同的步伐,当在我看不到我期待的努力时,我会泄气、会无力、会失望、会怀疑,曾经出现过冲突被伙伴质疑时,我躲在农场E区痛哭着想着我到底在干么?不过经过这次大家愿意站出来,一起与我们作战,有你们的努力-我们大家才能大声的告诉社会中的朋友,虽然我们是精障者,但我们和大家一样,有工作的意愿有工作的能力,希望大家能不再只戴有色眼镜看待精障者。你们的站出来,除了告诉大家你们在工作上的表现、对抗疾病污名的努力之外,也可以激励其他的精障朋友。所以,现在我想说,你们真的很棒!!(芯婷异言堂采访播出后的心情与感想950521)
劳动模式的修正
期间 劳动模式 薪资结构 伙伴位置 工作人员位置 协会资源
初期 集体劳动 卖菜的钱 病人 医疗人员、全能父母 工作人员借款
中期 集体劳动 平头式 病人身份开始过度伙伴身份 抵抗权威、工头
多元方案进入
组长制、认领制 平头加加给 伙伴关系初期 伙伴关系初期、工头
后期(目前) 分组制 基本薪加卖菜钱 伙伴关系再进展 伙伴关系再进展 募款、多元方案
一路走来我们脑子里带着几个问题:工作能力为何?是以产能或工作效率来衡量吗?如何看待那些『效率不佳』的伙伴在农场上的意义?
在一般社会的职场上,要求产能是天经地义的,手脚慢的、效率低的、态度散漫的、不合群的都是难以接受的。而我们在农场上想要创造的就是有空间容纳这些不符合一般职场要求的精障者的一个自主工作空间。注意,是工作空间,而且是自主喔!这对工作人员是一大挑战。在看重工作表现的同时,我们更在乎伙伴在『表现』背后的状态。是身体功能的限制、药物的副作用、本身工作的动机、人际沟通的困难、亦或是情绪的不稳定,使得伙伴的工作『效率不佳』?每一位伙伴都有她的特殊性,而在面对每一位状态不同的伙伴,我们也会发展出不一样的相处模式。
例如:在面对一位住院将近三十年的老病号,因为他的退化导致他在农场上的工作效率有限,我们曾经考虑是否要将他换成更有机会回到社会生存的伙伴。但我们经过反省之后,认为他跟了农场两年,人生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我们还有条件的情况下,要继续让他在农场工作。更何况若我们轻易就将一位伙伴因为自身限制而请他离开,那我们农场运作的逻辑不是跟一般的工厂一般吗?
有另一位伙伴,时常因为睡眠作息不规律,到农场会以撒娇的姿态喊累、不想顶着太阳工作。咋看之下,一般会认为他很会摸鱼;但她为什么会动不动就喊累或者睡眠不规律却是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她的一个起点。睡眠的不规律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因为她会觉得路上的人都在看她,所以她都很早起来买早餐,避免被路上的人看;晚上半夜会爬起来看高中课本,因为她想完成她的梦想—考上大学。我们同时试图贴近她的经验以陪伴她在生命当中继续前进,同时扮演她与现实、工作的桥。
在农场上,光是工作人员理解还不够,我们甚至希望其他伙伴能理解彼此的差异,并带着差异一起继续前进。
以下简单介绍农场工作模式的演进:
相见欢阶段~集体劳动
起初农场刚成立的时候有五位伙伴。由于大家对农务都一窍不通,也对彼此不了解,都是工作人员带着一起农务,啥事都是身先士卒。野心勃勃想建立一个平等、无上下之分、同甘共苦的工作关系。这个阶段大家在工作人员『带领』及『体贴』下都工作的很累但也愉快。但工作人员开始体认到在与伙伴的工作结构中,没有权力关系是骗自己的,领的钱就不一样,工作也都是工作人员在规划、在带。
起初工作人员带领伙伴工作,希望种菜产量能够提升来证明精障者是有工作能力的(同时也证明自己是会种菜的)。但慢慢的体认到人的价值不是由是否有工作能力来评断的,且不应是由种菜的产值来证明的。对于产能要求也就慢慢的松绑了。
设计分工阶段~组长制、认领制
务农是很累的,特别是夏天。有的伙伴身体不耐热,这使得我们思考发展伙伴工作的多元性。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务农,农场的运作也有其他面向。在我们休息的房子盖好后,我们开始让伙伴负担计算机文书及煮饭、打扫的工作。
慢慢的,工作人员本身也快带不动了,心有余力不足了。农场上的事,大到农务的规划,小到垃圾的清洁也要提醒,再加上处理每个伙伴的状态,工作人员不愿再扮演工作上是带领者、生活上是照顾者的角色了。之前都是工作人员面对、处理或容忍因故而没有一起工作的伙伴的状态。有可能是把他拉出来一起工作,或让他休息一下,或着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处理而放着。也该是让伙伴面对压力的时候了。于是设计让两位伙伴当组长,让他们练习农事的规划与分配、带头工作,以及处理伙伴间的工作状况,并与以加级。这一阵子农场的变动性还蛮大的。开始有人不服其他组长,组长也因个别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带法,也有声音希望能回到由工作人员带领。
持续了几个月后,又增加了个人认领的加级。由伙伴在例行会议上提出,经实习后开始。分农务与室内打扫两部份,再由农场上所有人评量。工作时间区分公共与个人时间,公共时间由组长负责,个人时间自行负责。这一来主要是让伙伴个人发展工作节奏与内容的差异性;二来减轻组长的压力,培养伙伴对自己认领的工作负责。
这一段时间是对伙伴是艰苦的。但对伙伴或工作人员都是必要的。伙伴需要自己长出能力来,而工作人员也需要空间来找寻自身的定位。
这一直进行了半年左右,又因新伙伴的加入与现实条件的改变而有发展新的制度。
分组卖菜阶段
两年下来伙伴已累积了相当经验,也该让他们面对自己种的菜到底能不能卖。让付出的多寡真实的反应在薪资上。经过一个多月的实习后,多了五位新伙伴。我们让伙伴自行分组、排班,以小团体的方式集体务农,同时分担煮饭、记账、打扫工作。在每一组当中持续让伙伴面对彼此的差异、产生的动力与沟通。工作人员在农场上的角色透过在旁协助务农观察小组的动力及协助小组内作沟通。
分组自评阶段
这个阶段的分组打破之前所有的伙伴在务农上分成三组,而是重新跟伙伴讨论农场所有工作以及每位伙伴的兴趣之后,不断修正分组的形式、不断讨论与投票后决定将农场所有事务依照个人兴趣做分组与认领,总共分成务农组、煮饭打扫组、网络组、生态组等四组,后期更设计一种伙伴可以更对自己的行为表现扛起责任的评比方式(见附件)。这份评量的所有项目是跟伙伴一起讨论出来的,除了一到四项是跟工作有关(1.努力、2.持续度、3.工作完成度、4.配合度),我们也希望在农场上大家可以像是家人一般的彼此帮忙彼此尊重(5.帮助他人、11.尊重),同时间伙伴也提出除了照顾别人也应该照顾自己(8.情绪管理、9.照顾自己、10.金钱管理),最后,这份评量最特殊的是,在照顾到伙伴工作、个人情绪、金钱管理、群体生活等层面外,我们更希望所谓的薪资除了反应一个劳动者是否有工作能力外还能够照顾他们生病的生命,因此,设计了一个项目是『对抗疾病』,用意是说,如果伙伴这个月不幸地受精神疾病所干扰,影响了工作上的表现,但至少在这个『对抗疾病』的项目上他是可以拿高分的,因为伙伴必须用他身上很多的精力来对抗他的疾病,这样的努力要能被看到与照顾到!!
结语:
这样一个行动方案亦是一种集体社会治疗的过程。从一开始我们带着如同一般社会大众对精神病人长久被媒体养成的理解,但也同时对这样特殊生命限制有吸引,开始试图想要开创一个非医疗的空间与不同的对待方式的实验。在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工作人员与精神病人或者精神病人本身其实都是有一些共同经验的。这些共同经验很容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没有被觉察到。然而,这些共同经验或是共同经验所被个人理解后所产生的行动会再次无觉察的被集体复制着。也就因此当工作人员与伙伴(在医院时是精神病人)一同共构开创这样一个想要找回伙伴主体性以及强调精神病人劳动权益的桃源二村农场空间时,我们彼此带在身上的经验会被唤起、觉察、反思并形成一个新的行动,原先每个人自己脑袋中被紧紧圈住又十分痛苦的理所当然会被慢慢松动。松动之后,因为彼此关系的层层交错(工作人员、伙伴、家属、医疗人员、社会大众等等)会因这样一个空间的开展而重新去理解精神疾病与精神病人,集体的社会治疗便有可能发生。
很多人曾问我想象这个梦想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或是我想要让这个梦想变成怎样?老实说,我并没有预设这个梦想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期待可以跟这群一起工作的伙伴或是工作人员一同修正并依照每个人的特殊性发展出一个可变动的梦想。也许会因为伙伴来来去去属性的不同、也许因为工作人员个性的差异、也许因为整个台湾环境对于精神疾病的接受程度等等,我们不断地累积经验,透过跟伙伴的对话、工作人员的反思、与外界的沟通以及类似机构(不论是医疗院所或是其他)的参照都是左右这个梦想如何持续往前的质地。我期待,在我年轻生命的这个梦想经由已经有好多人一起的开创后,在未来,能够整理出这几年来工作人员及伙伴的经验,并持续以文字及影像累积纪录这个实作方案的历程,伙伴藉由叙说自己的生命经验、工作人员的反思历程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辨正,进一步开创一个真正可以跟伙伴互为主体的有机空间,让有心于相同领域的人可以一同参照,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对话,协助彼此前进!
(来源:行动研究学会)武汉塔子湖街拆迁户继续在北京上访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0-14消息:9月30日进京上访的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街新春村七段村的居民们继续在北京上访,到今天还坚持在北京的有黄小丽、赵春丽、李长青、涂华梅、周玉华、周翠饵、胡秀琴、朱红霞、李带群、梅翠英、郭凤梅等人。
塔子湖街新春村拆迁户们反映,2011年7月29日、2012年3月21日这里都发生了暴力强拆行为。数百名强拆人员开着十几辆推土机、挖掘机,手持棍棒强行拆迁,居民们稍有不满即遭殴打,居民汪裕平、吴学玉、董方四、屈正雄、姜艳春、任正稳等人当时被打伤。居民们走上上访路后,聂玉华、董方四、蔡会琴、胡秀琴等人曾被关 “学习班”。
正在北京的拆迁户们
以下是遭暴力拆迁的图片:



浙江温州乐清刘子美
姓名:刘子美(化名)
性别: 男
年龄:60左右
籍贯: 浙江温州乐清
受难者单位、职业浙江温州乐清商人
案件发生地上海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其妻子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2008年11月26日,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这次总计被关210天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初鉴定为偏执型无行为能力,后通过诉讼纠正。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普通精神病人对待
有否联络方式无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刘子美的企业一下子遭遇经济困难。2008年11月26日,刘子美的妻子指使女婿将刘子美骗至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关押。210天后,刘子美终于出院。
2009年3月23日,温州浙南司法鉴定所受乐清市人民法院的委托,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对刘子美进行司法鉴定。通过与刘子美本人多次交谈,设置问答,调取病历等,温州浙南司法鉴定所法医精神鉴定中心认为:“被鉴定人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的偏执状态标准,因此,被鉴定人的医学诊断:偏执状态。由于受疾病的影响,被鉴定人对自己在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作用、权利和义务没有完全正确了解,对诉讼的程序及有关法律规定没有完全正确了解,因此民事行为能力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011年11月8日,温州市人民法院受理刘子美案。法院经鉴定,申请人刘子美医学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法律能力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院认为该鉴定结论能证明申请人刘子美原被宣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原因已消失,申请人申请内容合法,依照《民法通则》第十九条第二款,《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0】温乐民字第3号民事判决;二、宣告申请人刘子美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案件来源:乐清日报
http://www.21yq.com/zixun/yqcenter/2012-04-10/19755.html
收集时间:2012-9-21江西贺子珍
姓名:贺子珍
性别: 女
年龄:
籍贯: 江西
受难者单位、职业
“革命者”
案件发生地
苏联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玛尕洛夫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1943年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有否联络方式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1937年底,与毛泽东离婚后的贺子珍在一气之下带着女儿离开了陕北,经西安去苏联学习以及治病。1943年,国际儿童院新来了一位院长,名字叫玛尕洛夫,他的妻子叫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中国孩子们和他们接触没有多久,就发现他们歧视中国人。他们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孩子都还可以,可就是对中国的孩子另眼相向,总是挑刺儿、找茬。爱憎分明,脾气大的贺子珍哪里忍受得了,她们之间经常吵架,一次院长看到贺子珍竟敢顶撞她,更恼怒了,恨恨地说:“我看你今天是疯了,我叫人把你送到疯人院去!”
谁想,过了两天,几个穿着白衣服的彪形大汉真的闯进了贺子珍屋里,捉住她的手,揪住她的衣领,不问青红皂白就往外拉。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日夜都戴上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他们强迫她服用这些药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
贺子珍进了苏联精神病院后,特别是在初期,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与折磨,至今鲜为人知。她什么时候提起这段往事,都是热泪盈眶,痛苦万分。她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
案件来源: 网易http://haxon.blog.163.com/blog/static/317601420116311622489/
收集时间:201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