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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寻找小花梅

    2022年2月10日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称,经部、省、市公安机关对杨某侠、花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已去世,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进行DNA检验比对,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

    对话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花某英。以下是对话实录(对话时间2022年2月12日16点):

    问:徐州方面是怎么找到你的,是电话还是现场?
    答:人找来的,大概一个礼拜前,来了三个人。晚上11点到我家门口给我打电话,我都睡着了。他们说是派出所的,有点事想了解一下,就带我到了镇上派出所。他们问我是不是有一个姐姐失踪了,姐姐叫什么名字,刚开始还问了我有什么亲戚,我就把我的小姨小舅的信息给了他们。
    问:他们当时有给你看视频吗?
    答:没有。就说那个可能是你姐,就这样说的。
    问:后来警方告诉你DNA鉴定结果了吗?
    答:没有,他们没有告诉我。
    问:你姐姐是哪一年出生的,有印象吗?
    答:我不知道她是哪一年出生的,但是我妈和我说过,我姐比我大9岁。
    问:你是哪一年的?
    答:我是1988年出生的。
    问:那你应该对你姐姐有印象啊。
    答:没有什么印象,我大概7岁的时候她就嫁过去保山了,我都不记得她的样子,后来她第二次回来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妈跟我说的有一个姐比我大9岁,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她用的雨伞不是烂了吗?她就用那个布给我做过一个花裙子,然后其他的都不记得了。
    问:做裙子是什么时候?
    答:应该是还没出嫁的时候。
    问:你读书到几年级?
    答:我读到5年级。
    问:你姐姐去江苏的时候,你在家吗?
    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妈说是我妈的亲戚带走的,然后是带到什么地方去,她也不是很清楚。
    问:她有没有往家里写过信?
    答:在我的印象里面是没有。走了就走了,我妈就是说找不到了现在失联了这事也不知道咋办。
    问:没有尝试过寻找吗?
    答:反正她就说想找带走她的那个人(桑某妞),她听别人说是那个人回来过,但是她一次都没见过,所以就问不到。
    问:徐州警方说提取了你的DNA,是怎么提取的?
    答:他们也没说要拿去做比较,就直接就说需要抽弄点我的血,在我的手指上扎了一下。
    问:还提取了你母亲生前的遗物,是什么?
    答:我妈给我留的一件衣服他们拿走了。
    问:是一件什么样的衣服?
    答:就是我们那里的民族服装,用汉语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基本上都是我妈礼拜天去教堂时候穿的。
    问:你出去打工,还带着妈妈的衣服。
    答:我妈去世后我拿回来的,我就她那一件衣服,她没走之前给我的,所以我就留个念想。
    问:***妈最后的情况怎么样?
    答:2019年4月份到10月份,我妈病重,我就回来照顾她了。她得的是食道癌,很痛苦,吃东西是吃不下去,食道那里给堵住了,吃一点吐一点,后来连水都喝不下去了,打针连血管都找不到了,等于活活饿死了。
    问:你后来看到那个视频了吗?
    答:看到了。
    问:你感觉是你的姐姐吗?
    答:我感觉不出来,让我用肉眼去看的话,我绝对没办法。
    问:听口音呢?
    答:她口音不是很清楚,也听不出来。
    问:如果徐州警方已经认定她就是你姐姐了,你有什么想法?
    答:如果确定是我姐的话,我肯定想去看一下。
    问:他们(徐州警方)现在和你联系了吗?
    答:没跟我联系。
    问:你们现在在周口靠什么为生?
    答:我现在没有上班,我老公赚钱,他是跑外卖的。
    最后,光某英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他们江苏那边的人说是确认了我姐的话,我能跟他们要求看DNA吗?”

    被遗忘又被想起的小花梅

    小花梅是谁?
    如果不是这份徐州官方通报,在小花梅出生的村落,在跟随改嫁的母亲生活过的另一个村落,她的邻居、儿时玩伴、老支书、她的舅舅、堂弟、表弟,都遗忘了她的模样。现在,他们仔细看着视频中被铁链拴身的“八孩女子”,耐心辨识她说话的口音,比对她的五官、眼神,却无法确认,视频中的杨某侠就是小花梅。
    他们能回想起来的小花梅的模样只是她小时候有一张白白胖胖的脸。他们努力想起的过去,却呈现出小花梅、她的母亲、她的生父及其三个继父,曾经在怒江边碧落雪山深处的悲苦人生。

    在子里甲乡亚古村
    怒江州福贡县子里甲乡亚古村,位于怒江边,是一个傈僳族村落,村里现有469户人家,部分人口是近年从附近村落搬迁来的。2020年1月通车的“美丽公路”就从村边通过。依靠便捷的公路和近年实施的扶贫措施,亚古村民的生活已明显得到改善。
    2022年2月7日,徐州发布通告称,警方通过查阅户籍底册,组织亚古村村干部及村民比对照片、口音,确定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
    木娜是土生土长的亚古村人,她现在的家在亚古村主街的中段,之前她家在亚古小学旁边,离小花梅家很近,“我们差不多就是邻居”,木娜说,“小花梅是随母亲从匹河乡改嫁到亚古村的,她来这里后还上过小学,经常从我们家门前经过,我们没有过多交往,但那时候,她是正常的,后来听说她从保山回来就有点不正常了”。
    木娜看了两遍铁链女的视频,又把手机凑近耳边仔细听,“这个说话的口音听不出是我们这边的,长相也认不出来”。
    木娜也是傈僳族,平常讲傈僳语。
    南安建村村干部刘秀珍也不能确定铁链女是本地口音,我们离开后,她又反复听了很多遍,然后发来微信说“有点像彝族口音。”
    今年68岁的于罗四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任亚古村村长,小花梅母亲普桑玛的第三任丈夫是他老婆的弟弟,也就是他的小舅子。有这层关系,他一直叫小花梅为“阿花”。
    “阿花小时候脑子没病,后来嫁去保山那边,回来后有点不正常了”。老村长于罗四说。“她洗被子,就把整个被子放进盆子里洗,不把里面的棉花拿出来。应该是在保山那边受了什么刺激。”
    小花梅从保山返回后的反常举动也得到亚古村木匠桑开益的证实,2022年2月10日,他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新房,他已得知铁链女和小花梅的事,看视频的时候说铁链女和小花梅的脸型有点相似。但他旁边的女人并没附和这一说法,“太多年过去了,我们认不出来了。”她转头对桑开益说:“你喝了酒,就别乱说啊!”
    小花梅曾经的家在山坡上,一个名为三玛付的女子带我们走过杂草丛生的泥泞小路,指着一片废墟说,她的家是这里。
    在靠近南安建村美丽公路边的山坡上,曾经因拐卖妇女被判刑的娜某言如今寄居在一间借来的简易房里,向我们抱怨没有依靠的生活。她“认不得”铁链女,也对“小花梅”毫无印象。当有人提及她拐卖妇女的过往时,就再也不愿交谈,除了说“记不得”,然后在警惕中沉默。

    匹河县普洛村
    小花梅出生地是云南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普洛村麻子一窝村民小组,这个村落位于海拔1900余米的高寒之地,一条水泥路与外界相连。沿着曲折狭窄的山道蜿蜒而上,内心充满恐高感。
    “普桑玛已经死了三年多了,她是得了食道癌死的”。普洛村一位村干部说。
    普桑玛是小花梅的母亲,这个女人的一生充满坎坷与悲苦。
    她跟麻子一窝村民小组的思罗子结婚后生下小花梅。思罗子是一位在铁房干活的打铁人,虽然收入很低,但还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人们已无法记得关于思罗子这个人的更多详情,只是说他是个好人,后来掉进怒江淹死了。有人说他是见义勇为救落水儿童时淹死的,也有人说他打鱼时失足落水的。桑普玛的弟弟、小花梅的舅舅李永元说,“思罗子就是淹死在怒江,具体怎么淹死的,谁也不知道。”
    思罗子落水而亡的悲剧,也造就了普桑玛和小花梅的人生悲剧。因生活所迫,普桑玛带着年幼的小花梅,搬到亚古村,嫁给比她年长许多的亚古村村民恒益占,生下了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花某英。
    普桑玛嫁过四个男人,这四个男人都相继死去。小花梅失踪后,她经常哭诉:我女儿不见了,找不到了。
    在普桑玛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她搬回老家普洛村麻子一窝村民小组独自居住,她每天都喝很多酒,然后在酒后哭泣。
    在她离世的前,她的另一个女儿花某英从河南周口回来照顾她,2019年,母亲死后她便离开了。
    普桑玛的弟弟李永元说,他姐姐死的很难受,食道癌让她无法进食,“也肯定惦念再也没见到的另一个女儿”,他说。今年58岁的李永元至今独身,他确认不了视频中的铁链女就是自己的外甥女,他也无法准确说出小花梅是哪年出生的。
    桑碧生是小花梅的堂弟,他之前已看过被铁链拴身的女子的视频,他说那是徐州过来的警察发给他的,他们在2022年2月6日晚上22点52分当面互相加了微信。“无论被铁链拴着、生8个孩子的女人是谁,干这个事的不是人”,他说。
    我们离开的时候,徐州警方还在怒江走村进户继续工作。

    手记:跟所有人一样,我们也想得到真相。

    一、缘起

    2月7日徐州警方发布信息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以下简称八孩母)是云南怒江福贡县人,我立即把消息转给了怒江的朋友H,并请他帮忙核实。
    然后马萨留言说,这事儿值得咱们去一趟。我立即赞同。
    我对怒江有感情,从2005年第一次徒步“最后的马帮茶道”进入独龙江,到后来怒江建坝的联署,到2007年9月一个月内三进怒江,其中还在独龙江被困了一个星期,再到后来政府搞“三区三州”深度扶贫,都有深度的参与和探访。
    在我眼里,怒江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穷,穷到没朋友的那种穷,在精准扶贫之前,如果说云南其他地方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观,但是怒江却见不到明显的痕迹,囿于交通和地形地貌,这里的很多东西都出不去,城镇化需要巨量的资金,更难;一个是美,美到无法言说的那种美,原始的高山峡谷,三江并流,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民族民俗文化。
    对于外人,领略怒江之美的人更多,体悟怒江之穷的人很少。
    由于感冒,我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只能自驾车,沿途出了一点小状况,耽搁了大约一个小时,到大理收费站接上了马萨和TM。
    车上我们再一次明确了此行的目的,第一,福贡县亚古村到底有没有一个小花梅;第二,如果有,小花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至于小花梅是不是八孩母,实话说,这超出我们的调查能力范围,是无法做出判断的。
    此前网上舆情汹涌,我们虽然愤怒,但也没有逞情绪的口舌之快。徐州警方被放在火上煎烤,现在突然指向云南,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地的事实核查。
    这是一次老媒体人自愿自发自费的事实核查行动,内心深处,大概还有一点点对行业旧时光的救赎。

    二、初探

    2月8日,正月初八,晚7点,我们抵达六库。
    朋友H安排了晚饭,烤羊排,喝一种38度的石斛酒。席间话题围绕“小花梅”展开,另一作陪的小朋友是个90后傈僳族,他说他的四个姐姐,都嫁到了山东。在很多年前,这里的女子外嫁现象,非常普遍。
    这一日早晨,当地福贡警方也派员去亚古村做了调查,并邀请了当地融媒体全程拍摄。但是直到晚上,并未有任何信息露出。
    我从县政府的朋友得到的消息是:小花梅确实是亚古村人,小花梅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目前徐州警方调取了八孩母和小花梅的妹妹的DNA进行检测对比。
    所以到这里,还不能确定八孩母就是小花梅。
    地图上看了一下,亚古村就在219国道边,距离六库100多公里,车程2小时。
    下半场,朋友H喊来另一位朋友,说明早安排他的弟兄带我们直奔亚古村委会,找村主任了解情况,然后再上山找其他线索。
    感觉这个调查轻而易举。是夜,大家既痛心又开心,四个人喝了6瓶半石斛酒,都醉了。
    次日早,H告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当地政府已经下了舆情管控的命令,昨晚的朋友不能带我们前行;一个是进入福贡县必须持48小时核酸报告,否则无法进入。
    无奈,我们临时去了怒江州人民医院做检测。
    这对我个人意义重大,因为自疫情以来,我尚未做过任何一次核酸,自诩是“一个完整的人”。马萨记录了这一重要的时刻,说为了寻找小花梅而破防,值了。
    午饭后马萨说有北京的自媒体朋友也正赶过来,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李良华同学。良华算是供职于一家医疗媒体,出的是公差。
    良华曾于多家媒体从事深度报道,非常健谈,甫一见面,既将共识的调查报道江湖上的兄弟姐妹们梳理了一个遍。
    有他的加入,我想是有力地充实了我们队伍。
    我们沿着219国道向福贡县出发,途径唯一的防疫站匹河乡防疫站,检查人员仅仅看了健康码和行程码,并未过问核酸检测情况,我有点小失落。
    219国道是目前中国最长,并且唯一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的国道。起点是新疆阿勒泰,终点是广西东兴,经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号称“海拔最高、道路最险、环境最恶劣”。
    从州府六库到最里面的贡山县丙中洛,仅长286公里,是219国道中紧沿着怒江行走的一部分,左边是高黎贡山,右边是碧罗雪山,这是目前大峡谷唯一的对外通道。在过去的20年里,我听闻了这条路上无数的事故,落石、泥石流、塌方,每一次都有人因此丧生,但是峡谷里的人要出来别无选择。
    2019年年底,云南的一家大型国企投入近69亿元,将原来的老路扩建成为二级公路标准,成为现在的“美丽公路”,将原来8小时的车程缩短一半。
    9日下午3时,我们抵达亚古村。亚古村村口就是一间教堂,大门紧闭,非常显眼。此前曾有在当地常年从事社区工作的花花叮嘱我,进入傈僳族和怒族的这些村寨,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一些习俗,比如双手握手,吃饭前等主人的祷告等等。
    我们吃过午饭,随即前往村委会。村委会设在一片异地搬迁的新楼里,和全怒江州异地搬迁的楼房相似,这些楼外表呈明黄色,饰以傈僳族怒族等特色棕色纹饰,并都立有大标语“感恩共产党,感谢总书记”。
    对于怒江这种98%的国土面积都是高山峡谷的地方来说,异地搬迁应该是最好的脱贫方法。于是从扶贫攻坚以来,整个怒江州先后有10万余人从山上搬进了楼房,占全州人口的五分之一。
    亚谷村委会只有两个工作人员,询问得知村主任和支书都不在,打电话也不接,估计是这两天被各种电话询问,一看是外地号码,已经有防备之心。
    本来预料中极其简单的求证,变得有些复杂起来。
    是夜宿福贡。旧年的气氛未去,夜空里烟花绚烂。如果小花梅没有离开福贡,还应该沉浸在这年味之中。

    三、再探

    10日早,我翻出小花梅的视频,仔细看了几遍,其中语言模糊部分,我觉得和怒江本地人的口音相似。此前有网友说让她说一段傈僳语,不就立即破案了吗?
    我把视频发给了一些傈僳族朋友,请他们辨认视频中女子的语言是否是傈僳语。
    小花梅持续发酵,期间不断有朋友传信息来。其中一个比较有价值,就是2001年新华网转载了《滇池晨报》的一篇报道,里面提到亚古村支书报警本村有两人走失,后警方出动在保山市的芒宽镇解救了二人,同时将南安建村的娜某,子里甲村的娜某,以及亚古村的车某三个人贩子抓获。
    我们决定从外围先入手,了解一下当年这个地区的妇女被拐卖情况。此时,“先生制造”专访陈业强的文章已经刷屏,里面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有兴趣了解这些的朋友,可自行搜索。
    如果没有小花梅这件事儿,陈业强的那本《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估计都没什么人关注。
    看来,人类学家和调查记者才是近亲。另,小花梅事件发酵到现在,也就是这个“先生制造”出了这么一篇相对严肃的文章。媒体境况,大概也就这样了。
    还是花花帮助了我们,找到了南安建村宗教科的刘老师。我把视频拿给她看,她辨认女子的口音,不是傈僳语,也不是怒族语。
    她简单地介绍了20年前当地的女子外嫁情况,和陈业强说的差不多。不过因为在当地获取不到尊严,很多女子后来也陆续返乡,有的甚至带着孩子跑回来,在这边找个人继续嫁了,大部分也不用领结婚证。
    拐卖的事情也挺多,她们村子就有个人贩子娜某,前述新华网的新闻里的人物。刘帮我们找到了电话,我们辗转找过去,在219国道旁边半山的板房里,我们见到了她,如今已经60多岁,一心想着让政府补贴建她的新房子,欲聊当年往事,她立即缄口不言。
    想一想时过境迁这么多年,放在眼下的场景,谁还会提这种往事,也就释然。
    听说我到了南安建村,H给我发来几个字,“中国的南安建,世界的俄科罗”,说这是怒江州脱贫攻坚最为坚硬艰苦的两个村子。村民都是“住着木楞房,窝在穷山坡。挣钱无门路,两眼无光芒”,工作组穷尽了办法和手段,才将一部分搬下山,一部分人盖上新房。
    下午一些朋友陆续传来消息,说无法辨认视频中女子的语言,但是肯定不是傈僳语和怒族语。刘老师后来给我发信息,说可能是彝族话。
    其实这个环节是我一个耿耿于怀的,如果徐州方面怀疑八孩母就是福贡的小花梅,在她神志清醒(假设她真的有精神障碍)的时候,找个当地人用傈僳语通个电话,从语言上不是很容易鉴定吗?

    四、证实

    我们决定采取最笨的办法,就是回到亚古村一家一家去走访。
    亚古村虽然是一个村,但是因为紧邻219国道,往来商客频繁,主街上还有酒店和KTV。
    现在回头看徐州方面的第三次发布,有一句是“以亚古村为重点,扩大多个乡镇调查走访,并发布协查通告”,“还组织干部比照照片、口音”,事实上亚古村就一条主街,人流也都集中在这里,我们先从商店和饭店的老板开始,打探情况,无人知晓视频中女子,也都否认有人来调查过。
    徐州发布里的这个说法,既草率又官僚。
    久寻无果,正绝望想要再去村委会硬闯时,路边一削姜片的大姐引起我们注意,马萨说再问问这个吧。
    我把视频拿给她看,她说不认识,我说知道小花梅不,她立即打开了话匣子。
    早年她就借住在现在的亚谷完小旁边,小花梅经常到她那里玩,印象中“胖乎乎”的。我们蹲在门口聊天的时候,两名身穿夹克带手包的男子转过了街角,显然他们是从徐州来的,也正和我们一样在做调查。
    这位木大姐对小花梅的家世颇为了解,说她的妈妈名字叫做普桑玛,80年代从匹河乡普洛村带着小花梅改嫁过来,前夫系溺水而死,在亚谷和改嫁的丈夫又生了一个妹妹,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又改嫁了两次,送走四任丈夫后,三年前她也孤独死去。
    随后我们探访了小花梅曾经的房子旧址,现在已经荒草丛生。在旧址下面道路旁的一处正在施工的民房里,又遇到了普桑玛生前的邻居。
    这哥们显然是喝多了,指着视频里的女子说,就是她就是她。他媳妇在旁边则不停打断他,你一个喝多了的人胡说什么。
    这是在我们所有走访中(包括后来她的舅舅等)唯一指认小花梅即是铁链女之人,但显然无法采信。
    至此,我终于发了一条朋友圈,亚古村确实有个小花梅。
    很多人留言,是不是就是八孩母,我说不能确定。
    终于找到了小花梅,心情转好,走回街上准备去老支书家拜访,孰料一辆警车正好停在街心,三位民警一看我们是陌生人,上前例行盘问登记,我们积极配合,倒也无大碍。但是良华兄弟看到民警,凭借多年调查记者的经验,转头连夜开车跑回了保山。
    中国的调查记者多年来形成的与公权力的“猫鼠游戏”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甚至杯弓蛇影,我深表理解。
    老支书的印象里,没有什么小花梅,大家都喊她阿花,是个圆滚滚的小姑娘,小时候未见智力有什么障碍。但是流传甚广的是,小花梅94年嫁到了保山,据说遭到了前夫的殴打,回来后精神有些失常,洗衣服的时候把棉被带着棉花一起洗了。
    这是目前唯一被多人证实小花梅可能有精神障碍的说法。
    老支书回忆的另一个细节是,普桑玛嗜酒如命。自从小花梅走失后,夫妻二人经常念叨女儿死了,女儿死了,整日借酒浇愁。为了喝酒,把田地抵押了出去,最后,把房子拆掉木材卖了换酒。
    当日晚,徐州警方发布了第四份通报,说经过DNA对比,小花梅确系八孩母。
    但是网络上依旧舆情汹涌,更多人和我说,到底该不该相信徐州方面的话,并表述徐州这个场面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五、亲人

    确定了小花梅是真实存在的,徐州方面说DNA能对得上,小花梅就是八孩母。那除了那个妹妹,小花梅在世间还有没有其他亲人?
    11日早,我们奔赴小花梅的出生地——匹河乡普洛村,寻找小花梅还在世的亲人。
    到村委会说明来意,他们派了一个年轻的武装干事陪我们去小花梅的姨妈家走访,也就是普桑玛的姐姐家。
    路上小干事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徐州调查组打来的,请他陪他们去一趟麻子一窝村。小干事说正陪另一拨人去探访,对方询问我们的身份,我通过免提告诉他们,是来救援的。对方无话。
    我心里其实很想和他们聊聊,他们的工作的进度,以及这件事情的各种。
    小花梅的姨妈家无人,我们在山下找到了正在帮邻居修葺房屋的表弟。
    对于小花梅,表弟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她比他大2、3岁。表弟是1980年生。这是目前所有走访中唯二能够明确给出小花梅的年龄范围的表述(另一个是她的妹妹的表述,小花梅比她大9岁,而她是1988年生)。


    小花梅舅舅李永元

    她的舅舅李永元58岁,读书到初中,会写字,至今单身,他说这村子周边有50多个光棍,讨不到老婆。他介绍说家中有5姐弟,小花梅的妈妈排行老二。小花梅的的亲生父亲思罗子就住在麻子一窝村,是打铁厂的临时工人,在某一年的6月份,下河游泳溺水而亡。随后妈妈带领小花梅改嫁到亚古村。
    由于亚古村与普洛村相隔10多公里,道路难行,此后交往很少。
    据他们了解,小花梅走失后,也曾尝试报警,无果。而此次抓到的人贩子桑某妞,也正是普洛村人。至于桑某妞是如何与小花梅沟通并未经父母同意就带走的,无人知晓。
    桑碧生是李永元的侄子,在他的手机上,我看到2月6日晚上10时52分,江苏一名卢姓警官加了他的微信。而此前一天,江苏警方走访了李永元,并请他辨认视频中的女子。
    事实上,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能辨认出来那个带着铁链的女子,是不是他们的亲人小花梅。
    我把徐州方面最新的发布消息转给了桑碧生,他才知道,那就是他的姐姐。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yOchXZ-os3ly_eeRMCLmNA

  • 李莹亲叔叔的申请书

    【民生观察2022年2月8日消息】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徐州丰县8孩母亲杨某侠,有网友将其与98年登记在“宝贝回家”上的12岁失踪女孩李莹的照片进行比对,结果相似度极高,怀疑杨某侠可能就是当年失踪的李莹。

    目前李莹的父亲已因思女成疾去世,母亲已经改嫁,李莹父亲李大忠的弟弟、李莹亲叔叔李大成手写申请书:确认徐州丰县被锁虐、被拐卖、强奸的女性与其失踪多年的侄女李莹极其相像。要求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调查此案,要求对杨某侠与李莹的亲属现在重新采集样本进行DNA亲子亲缘鉴定,并要求第三方机构对鉴定进行监督。以下为申请书全文:

    申请书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

    本人李大成,身份证号:512921196705201815,现向贵办提出申请如下:

    近日,广受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欢口镇董集村被锁精神病妇女杨某侠,经本人通过视频、照片再三辨认,认为其与本人于1996年12月在四川南充失踪的侄女高度相似,本人是李莹的亲叔叔,李莹的父亲李大忠(已去世)是本人亲哥哥,本人在李莹失踪前多次见过其本人,对其印象深刻,经过再三比对,本人可以肯定该“杨某侠”极有可能就是本人失踪多年的侄女李莹。

    李莹的父亲(即本人兄长)李大忠是中共党员、援藏干部、专业军人,李莹是兄长的独生女,李莹的失踪对我们家庭的打击是极其巨大的。二十多年来,我们作为亲人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但哥哥已因思女成疾英年早逝,嫂子也已改嫁他人。

    鉴于上述情形,本人恳请上级部门重视此案,希望能在贵办主持下,重新采集李莹亲属及其杨某侠的DNA样本,并由有公信力的机构进行比对,及时宣布比对结果,本人作为李莹的亲属,愿全力配合贵办的一切调查活动。

    特此申请

    申请人:李大成
    2022年2月7日

  • 流氓不可怕,就怕权力流氓化

    2021年10月25日北京市司法局下达京司审【2021】1191号《关于注销蔺其磊律师执业证书的决定》,谎称“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报请的《关于注销蔺其磊律师执业证书的审查意见书》,截至2021年8月30日,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已被依法注销满六个月。您未被其他律师事务所聘用。依据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决定注销你的律师执业证书”,同时装模做样另称如对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司法局及整个中共北京市委及北京市政府所在地北京市通州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知名人权律师蔺其磊就这样被中共当局轻描淡写、非法却又“合法”地终结了律师生涯。

    在瑞凯所被中共北京市司法局非法注销之前十个月,2021年1月4日,蔺其磊律师于2009年发起设立并担任主任的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已被北京市司法局以“未参加2020年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为由非法注销,司法局亦假模假式地声称如对注销决定不服可向通州区法院起诉。

    自20118年6月起,北京市司法局及其下属的朝阳区司法局即以各种流氓、无赖理由拒不对瑞凯律师事务所及该所全体律师进行所谓的年度考核(俗称“年检”),致使瑞凯律师事务所及该所律师无法正常执业,尽管这种考核完全是非法的,因为中共司法部曾明确书面答复程海律师这种年检并不是对律师执业证书继续有效的确认,不参加年检并不影响律师继续执业,但中共公检法司(含监狱)等部门事实上却总是以未参加年检、律师执业证书未加盖司法局的年检印章为由拒绝接收当事人对律师的委托手续。

    在非法注销瑞凯律师事务所之前,中共司法局、主要是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曾多次无理要求蔺其磊律师主动注销瑞凯律师事务所,并许诺蔺其磊律师本人和瑞凯所其他律师均可转往北京其他律所执业。司法局的这一非法要求理所当然地被蔺其磊律师拒绝,中共北京市司法局遂于1月初单方面非法强行注销了瑞凯律师事务所。

    1月初,蔺其磊律师收到注销瑞凯所的决定后当即向通州区法院对中共北京市司法局提起行政诉讼。搞笑的是,通州区法院收到并且拆封了诉状,却又将诉状重新打包退寄给了蔺其磊律师。

    流氓,真流氓啊,真正的权力流氓啊!国际主流社会称北韩等国为流氓国家(rogue state),通州区法院以及北京市司法局、朝阳区司法局也堪称流氓局、流氓院(rogue bureau,rogue court),流氓权力的本性原来到处都是一样一样的啊!

    有了前一次为瑞凯所被非法注销、起诉流氓局而被流氓院以流氓手段退回诉状的荒诞经历,不知蔺其磊律师还有无心气再跟流氓法院和流氓局玩一次捉猫猫的死循环游戏?网传蔺其磊律师已蓄发明志,对中共司法流氓局和流氓院进行无声的抗议,并启用别名“初心”,寓意对中共的法律彻底丧失了最初的信心。未知“初心”之名会否被中共认定为寻衅滋事?

    大陆民间有言“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其实流氓有文化也不可怕,最怕流氓权力化,最怕权力流氓化。当今流氓权力化和权力流氓化的巅峰是北韩金三胖家天下,而中国古代流氓权力化的第一个代表是刘邦,这货不仅往知识分子的帽子里撒尿,在项羽要烹煮刘邦他亲爹时,更居然笑嘻嘻地说“你尽管煮吧,煮好了分我一碗羹”,差点把项羽气得发疯又大笑;另一个权力流氓化的祖师爷是土包子和尚皇帝朱元璋,早年饱受欺凌,尝尽世间冷漠,导致心理变态,一生挖空心思屠杀功臣、梃杖百官,密织特务网络,侦缉人民、窥探大小臣工,使得大明成为中国最劣质的封建皇朝。

    尽管一定还会被流氓院退回诉状,我们还是建议蔺其磊律师再次起诉流氓局,多给流氓法院流氓局留下一笔历史负债,以供后人了解21世纪二十年代中共自吹的最好的法治、最好的民主的庐山真面目。

    以搞笑的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律所聘用之非法而“合法”理由注销人权(维权)律师的执业证书,是“709”大抓捕后中共流氓局迫害人权(维权)律师的标配手法。2018年8月9日,北京市司法流氓局以这一非法的“合法”理由注销了程海律师的执业证书,而程海律师当年7月30日已与北京良知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聘用合同,可门头沟区司法流氓局在收到程海律师的调动申请后,竟厚颜无耻地腆着屁脸要求程海律师撤回申请;2019年6月14日,北京市司法流氓局以这一理由非法注销了刘晓原律师的执业证书,而在注销之前流氓局竟无耻地在网络调动申请程序上施以无赖手法,使得刘晓原律师无法启动网络申请程序。上海彭永和、北京王宇等人权律师也都自主联系了律师事务所,却均被流氓局暗中对拟聘用他们的律所进行恐吓,致使他们六个月内被无律所接收,蔺其磊律师原本也能自主联系并转往北京的律所,可北京市、朝阳区两级司法流氓局却横加阻挠,于是三位律均以同一非法而“合法”的理由被流氓局们注销了执业证书。除注销执业证书外,山东李金星、袭祥栋,四川卢思位,河南任全牛等人权律师更被流氓局们罗织罪状吊销了执业证书,当然更是复议、申诉无门,李金星律师向“709”大抓捕发起者、而今已成阶下囚的傅政华所把持的中共司法流氓部提起复议,流氓部竟堂而皇之地拒不回复,卢思维律师向成都的流氓法院对四川司法流氓厅提起诉讼,流氓院不仅拒不受理,其法警甚至更对卢思维律师动起手来。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权力,就怕权力流氓化啊!

    这,就是中共自吹自擂的最好的法治和民主!

    中共流氓法院和流氓司法局的流氓本性与刘邦、朱元璋、北韩金三胖相比,谁更胜一筹呢?

    中共当局各权力部门不仅在内部对人民大耍流氓,对律师大耍流氓,对数千万访民大耍流氓,对许章润教授等知识精英大耍流氓,对整个民间社会大耍流氓,把合法行使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女律师张展关进监狱,把披露武汉肺炎疫情真相的市民方斌强迫失踪,而且还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在国际社会大耍流氓,如外交流氓部以华春莹大妈为首的男女战狼发言人们对国际媒体撒起谎来无不胸有成竹—华大妈面不改色心不跳,尽管难掩内心虚弱、不由自主地眨巴着俩眼;男战狼耿爽在联大会议上撒谎竟至各国使节纷纷“败退”,却仍能故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状,面对仅剩他一个的空荡荡大厅和满屋空气唾沫横飞、自娱自嗨。

    服不服?真服!不服不行啊!

    对中共及其权力的流氓本性,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了!中国民间各界,数千万底层访民,该放弃对中共的幻想了;国际主流社会需要痛彻思考该如何迎击中共的公然挑衅,不能继续听之任之了。否则,整个国际民主法治社会,欧洲、北美、澳洲、亚洲日韩等国,将铸下难以逆转的历史性错误,欧美各国对纳粹德国绥靖、导致二战灾难的一幕恐将重演,勿谓言之不预也!

  • 厦门聚会案亲历者纪实

    2019年12月26日,以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等4人被抓捕为标志的厦门聚会案进入公众视野。在随后的半个月内,各地警方对参会者进行传唤、拘留,甚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部分参会者逃亡海外,部分参会者离奇失联,许多人对案件讳莫如深。时至今日,整个案件仍然是个谜。作为厦门聚会案的亲历者,我愿意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与大家分享,让大家了解这次聚会的来龙去脉。2020年12月自由亚洲电台对一些参会者做了访问,该访问评论理念多于记录事实,还是没有满足公众对案件真相的关切,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知道的一切写出来,当然,有些细节可能会因记忆而有出入,我也希望其他参会者有机会把自己所知道的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聚会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烟台警方大张旗鼓,搞得全国各地鸡犬不宁,无外乎是想办一个所谓的大案要案向上级邀功,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他们无限上纲上线,甚至不排除有杀良冒功的嫌疑。

    厦门聚会案最开始抓人是在2019年12月26日,从法律文书上了解到的是,该案的代号为12.13专案,实际上真正聚会的时间是在2019年12月7号和8号两天,因此民间也把厦门聚会案称作12.26专案或者12.13专案。

    我参加这个聚会是一个偶然因素造成的,记得在2019年11月中旬左右,有人用聊天工具在一个聊天群里发了信息,大意是十二月初有空的朋友可以到厦门来吃海鲜,晒晒太阳,因为那时候已经冬天,厦门市靠南边比较暖和,最初大家说的是去厦门大学外面的沙滩玩,然后去鼓浪屿什么的,后来确定先报名,根据参加人数的多少,再确定具体地点和方式。当时群里似乎说过参会者来回路费自付,这个群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无外乎是电报群、微信群或者WhatsApp群,那时好像还没有大规模用signal群。我因为想出去散散心,也想结交一些朋友,就报名要去玩两天。大概在十二月初,我收到私信,说聚会时间定在12月7、8号两天,地址是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李林社266号奈斯轰趴别墅,这个名字真拗口,我早就忘了,因为要写这个纪实,我问了其他朋友才记录下来的。

    我是12月6日晚上飞到的厦门,打了一个出租前去,司机根本找不到地方,在那条路上转了几圈,最后我不得不下车自行询问了路边的人才找到那个别墅。进门后,我看到几个人在唱歌,喝啤酒,就像KTV的风格,我因为比较累,给大家打了个招呼后就睡觉了。老实说,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合睡觉,床铺还是通铺,似乎淋浴设备也无法正常使用,这也是第二天换酒店的原因之一。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也比较晚,大家都很随意,因为有很多人并不认识,其中一个我熟悉的朋友介绍了其他人给我认识,这些人有很多在同一个微信群,但是没有见过面,有三四个在网上聊过天,一见面还是有点脸熟,更多的人都是不认识的新朋友,直到今天,有些人我都想不起长相来。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前面是一个小院子,有些植物,房子好像是四层,二楼有个大阳台,晒太阳不错,房间里面有卡拉OK厅、台球桌、游戏厅等,很像那种私人会所,这个会所房间里面有录音录像的监控设备,不过大家也没有觉得什么大不了。

    吃了早饭后,已经九点半左右了,大家就在一个卡拉OK厅的包间里面开始聊天,当然也可以说是开会,这就是官方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的戏开场了,12月7号参会的人员现在我也记不得有几个,一是因为有好几个人不认识,二是因为有些人进进出出,大家也没有注意,反正坐了一圈,十几个肯定是有的。按照罗规方式,当时有个主持人,也就是计时并提醒发言人注意时间、不要偏离主题等等,12月7号的主题就是各自谈谈自己的现状,以及自己遭受的一些打压,或者谈谈对香港局势、中美贸易战的看法等等,每人好像是五分钟,其实大家也就是泛泛而谈,因为很多内容都是媒体报道过的,也没听到什么很有见地的观点。相对而言,几位律师谈得更具体,比如办了什么案件,受到司法局或者律协什么样的打压等,访民也谈了一些自己的遭遇,希望律师们能帮忙维权。但总的来说,没什么敏感议题,其中有两个人谈到中央可能对香港的策略问题,不过从今天的结果来看,我们都不是非常合格的政治评论员,几乎没有人会预见到大陆会以通过港版国安法这种措施来管制香港。因为人多,发言一圈下来就是近两个小时,很快就到了中午,大家叫了外卖过来,吃完饭,定好下午三点再继续聊。中午有些人出去转了转,有些人睡睡午觉,精力好点的就在哪里唱歌、打台球、聊天,下午好像也没干啥,就三五成群地在那里喝茶、喝咖啡闲聊。然后有人提出来说这个地方有监控,加上住宿条件不好,建议最好换个地方,很多人附和这个建议,于是有人去张罗晚上的饭局,有人就去订新的酒店,大概在5、6点钟,大家就分乘几辆车子去了一个饭店,这个饭店的名字我已经忘了,晚饭比较丰盛,吃了些海鲜,席间大家无外乎也是聊天喝酒,谈的话题天南海北,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香港局势、特朗普、中美脱钩、人权律师等等,我后来给一个朋友开玩笑说,幸好当时还没有发生BLM运动和新冠肺炎,否则以今天泛自由派的分裂状况来看,如果当时有这些问题,恐怕会有人吵架,甚至不排除打一架,这样也好,免得党国抓人,聚会就结束了。吃完饭,大家又分乘几辆出租车到了新的地方,新的地点是厦门市集美区孙坂南路港头二里的墨和小院,这个酒店有点像农家乐,还算干净,大家两人一间分好房间后就各自休息了。我是和一个律师住在一起,大家聊了些律师江湖的趣事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吃了早餐后,大概九点半又开始在墨和小院的一个会议室开会,我记得有两位朋友订的机票或者高铁比较早,在8号上午十一点左右就走了,也有一两位似乎是12月8号上午十点过才到的,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厦门聚会颠覆案,在我看来既无组织性,又无纪律性,后来被当局无限拔高多少让我有些意外。如果说12月7号的开会内容多少有点务虚的话,12月8号的内容可以说相对实在些,总的来说,整个8号的会议谈了三件具体的事情,第一是要评选2019年中国十大公共事件,由谁具体负责我已经忘了;第二是要发表2020年元旦新年献辞,这个献辞当时确定是由常玮平执笔,后来常玮平还没有动笔就被监视居住了,我猜想这也是常玮平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的原因之一;第三就是要评选2019年度的杰出公民奖,但是谁负责牵头,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从我后来在媒体上了解的情况看,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评选过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抓人,这次要抓人,我就不清楚缘由。8号上午在茶歇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做一个游戏,就是让大家预测一下共产党在多少年内会垮台,有人预测说就在这两三年,有的人则认为至少三十年,大家不过就是随便说说而已。紧接着这个游戏,有人提出讨论一下中国民主转型后面临的社会问题,大家都提出了一些观点并指出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做的一些预案,同时有人也谈到了联邦制和单一制的问题,谈到了民族矛盾如何化解的问题,总之讨论很广泛,但观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更多的是学术上的假设和探讨。在讨论过程中,有两位朋友还因为罗规适用规则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也算是一个小插曲了。很快就到了十二点过,主持人提议结束,于是大家就分头离开厦门,出来的时候,时间充裕的参会者就在路边一个小饭店一起吃饭,我们大概还剩下十五个人左右,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发现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似乎在对我们进行拍照、跟踪,不过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因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平常的聚会,讨论了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根本不用遮遮掩掩,把自己弄得杯弓蛇影的。但是,以现在的情形来看,我们这些人还是太年轻了,太幼稚了,压根没有想到普通的聚会最后会演变成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的大案。我大概在下午两点离开了饭馆,赶往厦门机场,其他人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这次厦门的聚会,严格来讲是一天半,因为8号中午就结束了,具体每个人谈的什么内容,我现在确实也记不得,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个案子要定颠覆国家政权,的确是高看了我们这些人。这个聚会纯粹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探讨问题的交流会·,没有任何其它目的。其实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参会人员的名单,就可以看出,律师占了大多数,数量超过了一半,当时媒体报道是另一个“709事件”,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我了解到的参会人员应该有丁家喜、许志永、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常玮平、黄志强、王江松、卢思位、卢廷阁、庄道鹤、文东海、唐荆陵、刘家财、吴绍平、庞琨、刘四仿、王应国、丁灵杰、王磊,另外有两人通过视频聊了两句,分别是刘书庆和吴明。

    这就是整个厦门聚会案的来龙去脉。

    厦门聚会案的待解谜团

    厦门聚会案到了今天,已经侦查结束,因被牵连而仍然羁押的还有四人,分别是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李翘楚。常玮平和李翘楚是真正的冤枉,我了解到的常玮平不过就是公开了宝鸡对他进行酷刑的事情而已,李翘楚是因为与许志永的特殊关系,一直在外面为许呼喊而开罪了北京和山东国保,就顺便把她也收拾了。厦门聚会案,到今天还有几个谜团没有解开。第一,为什么当初是山东烟台立案,现在又让山东临沂来办理?厦门开会和烟台临沂有什么关系?第二、为什么陕西宝鸡警方要对常玮平第二次下手,除了因为常玮平公布宝鸡警方滥施酷刑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第三、许志永最终被捕究竟是因为厦门聚会案还是因为他在逃亡过程中写了著名的《劝退信》?

    厦门聚会案,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仅仅因为这种就餐聚会就可能会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现在也被当地国保列入敏感名单,给我生活带来了很多烦恼。以我后来对这些参会者的了解,这些人都是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普通公民,他们现在有的被吊证,有的人为了生计奔波,有的人不得不流亡海外,有的则被羁押待审,命运堪忧。比如丁家喜、许志永,他们仅仅为了追求一个美好的中国,却不得不面临三、五年的刑期,这对他们是何其残忍?常玮平,一个普通的律师,不仅丢了证,遭受酷刑,还面临判刑,这对他又是何等的不公?李翘楚,一个90后女孩,仅仅因为对爱情的执著,为了自己所爱的男人呼吁而身陷囹圄,遭遇办案人员的羞辱,这又是何等的荒唐?我有时在想,这些办案机关的警察真的就如此缺乏最基本的良知和人性吗?他们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就不怕报应吗?当我要结束这篇纪实的时候,我祝愿因厦门聚会案受到羁押的人尽快获得自由,祝愿那些因本案受到牵连的人生活恢复正常。

    一个厦门聚会案的亲历者小L

  • 村官殒命后 家属揭露贿选酒席

    【民生观察2021年3月3日消息】2021年新春之前,是全国基层组织换届选举的关键时期。四川泸州叙永大石镇驻乡蹲点县官胡翔,为了能在本次选举中顺利获得副县长职位,邀请龙井村、红洞村和旺龙村干部在2021年元月30号和31号的选举前,在川贵交界处贵州柳沱山水人家餐馆聚餐聚会。

    为了统一思想,确保各位选民在选举时不出差错,也为了结果的平稳顺利实现,由大石镇人大主席罗其祥预定20人左右的宴席,由大石镇党委书记王剑(18715778700)通知参加宴会的村官。参加的人有:县镇官员胡翔、王剑、罗其祥、易浩、张霖(18208329616),刘建平(18008216551)等。三村干部有雷鸣、李井义、李增明、宋须明、罗加刚、赖月容(15328344467)赖永刚(15328319069)、李增平(13568625616)等。其中大石村何茂华和宋某在外站岗放哨。

    元月29号17点到19点半酒席解散各自离开。酒力不胜的龙井村主任雷鸣,模模糊糊的将车开往赤水方向,走了大约300米便翻车坠崖死亡。大石镇互助村麻秀坎从赤水回家经过此地时发现公路下有灯光知是翻车,随即报了110和120,贵州赤水市交警唐警官(085122821244)全权处理,拿走山水人家饭店的监控,找吊车把雷鸣的车吊上来拉回赤水,雷鸣的尸体拉回赤水殡仪馆存放。

    社会后果:此宴是由大石镇政府官员为胡翔能够顺利当选副县长而开展的贿票事件。县乡村三级官员出谋贿票暗中策划,不仅严重违反《选举法》,而且破坏了中央一再强调的“八项规定”与“团团伙伙”陋俗,属于非常恶劣的政治事件。当时正值习近平总书记也在贵州,考察调研扶贫建小康成绩的真实情况。不知道是否处于这个原因,这个事件一直被地方政府隐而不宣,压着不允家属对外诉说,更不允许各类媒体知情参与和调查披露。

    雷鸣死后还有隐情。雷鸣是2004年到龙井村工作的一个年轻村官,因雷鸣正直公道待群温和,为民办了一定的好事实事。同时也跟个别乡镇领导意见不合,并知道大石政府以及王小松(15883026799)填表发往各村款项的贪污腐败事实,还有发生在本村2O11年8月12日连续烧了七天七夜的山林大火事故,烧毁自然山林一万多亩这个事实,最后被瞒上欺下虚报中央等内部丑闻。

    处理结果:由于上面这些主观因素,事后在如何处理雷鸣后事的问题上,县乡两级官员采取了非常不人道的亵渎生命的绝情做法。大石政府安排人员到贵州赤水市交警处谈判私了,由大石政府拿45万专项资金,把雷鸣尸体在赤水殡仪馆火化。到了2月8日晚上,突然把雷鸣尸体拉回大石镇龙井村雷鸣老家,第二天就草草掩埋了。因雷鸣有妻无儿女,八十多岁的母亲又是常年卧病不起,妻子老实本分又胆小怕事,最后政府仅拿了25万给雷鸣的母亲,再送到大石养老院,这个事件就算彻底摆平。化解了一场危机和矛盾。

    举报人:雷鸣妻子蒋明贤18308306742、妹妹雷明秀18384342952、舅舅李增齐18228973132赖永成(15386568092)

  • 四川姜成芬

    姓名:姜成芬,性别:女
    出生日期:1973年5月28日
    电话:13551596228
    地址: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小堡藏族彝族乡丁家村2组
    身份证号:513124197305285264

    上访原因:
    原汉源县大树镇小堡乡熊曰华乡长和汉源县公安局杨晓勇局长,伙同敲诈姜成芬家长子(常精果)和次女(常亚奥)共2.4万元上户费未随,熊、杨二人心有不甘,伺机对姜成芬家赖以生存的田地、房物进行打砸、抢劫、损毁,致使姜成芬家寸草不生,迫使姜成芬逐级向上上访控告。因为这个行为对部分官员的政治前途有所损害,所以更加对姜成芬怀恨在心,并在姜成芬寻求解决的往返过程中,不惜血本和代价穷尽一切手段,对姜成芬的上访上诉行为进行捏造、隐瞒,同时使用枪械等给予姜成芬多次的打击报复。时至今日,已经造成30个行政案件和一个刑事案件!

    维权经历:
    2006年10月出,姜成芬位于大渡河左岸的农业种植农田遭10余人毁灭。11月地方官员官员指示放水淹烂姜家农业种植价值上万元辣椒苗。12月姜成芬遭遇7人一拥而上的殴打。
    2007年1月,县政府官员和村级官员安排多方见面,导致再一次当场矛盾激化,再将姜成芬关押进汉源强制戒毒所,对她进行毒打昏死,使用脚镣铐刑床。
    2007年8月,警察(057896)、保安、公务员在雅安市政府大楼向递交控告状的姜成芬,用枪顶着姜成芬的后背。
    2008年5.12汶川地震,国家下拨给的生活补贴和救灾物、款地方政府被克扣。
    2009年8月,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向东等人,对姜成芬位于大渡河左岸种植的花生、玉米、豌豆16亩损毁,还造成姜成芬的身体轻伤。姜成芬多次向110报案求救,警方让姜自己取证。
    2009年11月,30多人使用大型挖掘机将姜的房屋夷为平地,迫使姜全家大小从此逃亡。
    2010年5月,在北京上访被关押到内江大厦地下室黑监狱6天,回汉源后又被县政府关押一天一夜。
    2010年9月,姜成芬在北京被黑关3天,再转移到永定河大桥关押6天。
    2010年10月,在北京再被黑关4天。
    2010年11月,在北京又被黑关7天。后绑架押送回汉源看守所同强戒毒人员合并关押11天。
    2011年1月,在北京被黑关多日。地方政府暴力强制送回汉源看守所关押10天。
    2011年2月,姜成芬去北京到联合国开发署上访喊冤,北京警察拘留5日。
    2011年3月,姜成芬在北京遭绑架,押送到汉源县某酒店关押5天。
    2012年5月,在北京郊区被不认识的人劫持,戴上手铐火速逃离,搜枪走手机并拘留15日。
    2012年5月,给姜成芬1年3个月劳动教养。
    2013年9月,姜成芬等人在北京筹备中外记者会,汉源以姜在北京“扰乱公共秩序”给予行政处罚13日。
    2014年3月,姜成芬等前往公安部送【中国30名警察持械营救访民】锦旗,被官方送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无证关押1年半。
    2014年10在,北京上访反映问题。先被黑关后被汉源县公安局,以“在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为由拘留10日。解除后又被限制自由10日。
    2015年3月给予行政处罚10日,后被软禁到骨堆山。
    2015年8月,京警(040377)等数人,在吕村将姜绑架,没收钥匙、优盘、身份证、手机,至今不予归还优盘和钥匙。
    2016年11月,因为参与基层人大选举,被汉源公安局抓捕,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酷刑经历:分别在汉源、北京遭遇毒打共4次。用武器枪弹、警械脚镣、手铐刑床、老虎凳惩罚数次。被黑监狱黑关也多次多地多日。一家三代俩死俩伤,其中一伤者系未成年而且伤势不轻。私拆个人信件。多次遭遇死亡恐吓威胁,以及未遂的灭杀行为。抢夺霸占私人物品。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恶官恶警:
    地方官员黄燕、警察刘志、
    雅安市公安局局长曹长江

  • 四川何艾芩

    姓名:何艾芩,性别:女
    出生日期:1969年9月13日
    地址:四川成都市青羊区文家场董家坝村二组
    身份证号:351082219690913406x
    微信账号:qinglianzhi

    上访原因:2008年,维持生活生计的耕地,被地方政府不协商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办理了以租代征的不透明手续。到了该分享利益的时候又说不出合法的理由,对何艾芩的权益进行了剥夺。为此找本地直接责任的政府部门,讨要说法维护权益,但是政府一直都是无为无果。
    2010年4月,一群与何艾芩个人并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本村村民,刻意来到何艾芩的住处挑事。何艾芩报警求救,出警警员却说何艾芩寻衅滋事,要求做笔录被拒。警察粗暴野蛮强扯手指按下手印。几天后,感到委屈恼火的何艾芩,拿上笔录到成都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告状,此后指令所在地派出所进行解决。没有想到所长张文杰(007333)亲自动粗动手,何艾芩出于自卫需要予以还手,结果遭遇更加暴力的执法过程,被八个发狂的警察暴力殴打,当场吐血便血,在身体内留下暴力后遗症。

    维权经历:
    2010年6月,身体稍微恢复一点,第一次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控告当地政府和官员的粗暴野蛮和非法行径。
    2011年全年先后五次来到北京。其中一次去了中南海附近,被北京府右街派出所训诫。
    2012年一年内六次抵达北京,向有关部门递交信访喊冤的材料。汲取了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基本上都是在规定的地方平缓活动。
    2015年来到北京,一边谋生一边上访。6.4那天随大流去了天安门,随后被青羊区公安分局处以行政治安拘留9天。
    2016年两会期间来到北京喊冤递交材料,被强制送回成都关押。5月5日以“寻衅滋事罪”送进成都看守所,7个月后,在律师和本地公益组织的帮助下,不予起诉释放。
    2017年和2019年两年内,多次到北京上访,先后被行政治安拘留和刑事拘留多次,累计失去自由总共308天,限制自由一年,关押黑监狱30天

    酷刑虐待:审讯提问时,不准吃饭,克扣饭菜,不准入厕,不准眯眼。经历过刑讯逼供,脚镣手铐,双手背拷。威胁绑架,制造车祸,暴力恐吓,腐烂食物,有病不医。在关押期间经常睡在潮湿的地上没有棉絮,冬天只给一床夏天的薄凉被。回归社会后又遇到黑社会性质的不明身份人对何艾芩的人身安全进行威胁攻击。

    恶警记录:2010年4月14日,参与暴力殴打何艾芩的警察是成都市青羊区文家场派出所所长张文杰,以及数名警察分别是:聂卫东、邹澄、杨莉、崔生飞、郭栋、吕珑、穆际平、徐晖、左正、王平江、杨永清、毛宇等。

    特殊经历:2013年秋,与时任四川省公安厅长兼副省长、政法委副书记的寺俊,在访民接待日相遇。他给乐山一位访民搞恐吓,何艾芩奋不顾身上前阻拦。
    2014年,在寺俊的工作地点成都市文庙后街偶然遇见,何艾芩拦住他的去向,要求接受材料和倾听诉苦。
    2018年2月,何艾芩在北京昌平拜会朋友,被时任公安部付部长的侍俊,指名道姓要求关押教训刑事拘留。

  • 四川陈明燕

    姓名:陈明燕,性别:女
    出生日期:1976年9月9日
    地址:四川雅安武安街34号
    身份证号:513101197609090066
    电话:18981614719
    微信:Cmy13881636942

    上访原因:2009年由于家庭婚姻变故,发生子女抚养和财产变更的内部纠纷。启动司法诉讼,才知道很多司法丑闻,继而信访、上访,依据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维权经历:
    2009年9月,被雅安公安局雨城分局以“妨害企业管理秩序”罪刑事拘留,一个月后无罪释放。
    2010年,对家庭纠纷处置和刑事拘留不服,继续上访雅安、成都等地纪检机构、信访部门和公安系统。
    2012年3月,在北京喊冤过程中被从北京送回四川雅安。
    2012年6月,因为经常上访令当地政府非常气愤,随后送进精神病医院,先后羁押10个月。
    2012年5月,在不知情也不告知实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了精神鉴定。鉴定结果:符合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的症状作案时处于发病期,按照(HXFYJD/JS-01)《法医精神病学作业指导书》,对其2009年5月至2011年9月的违法行为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2014年6月,个人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农田,成为“恒天集团雅安汽车生产基地”的超范围征地范围内。雅安雨城政府在没有协商补偿的情况下,动用几百人加大型工程机械的暴力方式,将陈明燕的耕地和房屋强拆强征。
    2015年1月,地方官员煽情式的鼓动陈明燕“这是习近平的项目,我们就这样处理了。你不服气那就去北京告吧!”从此再次定居北京,一边打工谋生,一边上访喊冤。
    2015年10月,在北京中南海附近被限制自由,由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给予“训诫处罚”。
    2015年12月,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被刑事拘留。2016年1月25日正式逮捕。期间再次做过精神病疾患,确定是否有刑事能力的鉴定。意见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应该承担部分刑事责任。
    2016年7月,雅安雨城检察院提及诉讼,指控陈明燕“利用微信在朋友圈发布全民起诉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宣传图片。”
    2017年1月羁押一年后,官方考虑陈明燕“因有两个未成年孩子的抚养教育”和“犯罪行为后果并不严重”等自圆其说的理由,决定给陈明燕“取保候审”处罚。
    2017年5月,再次收押送入看守所,随后判处有期徒刑4年。于2020年4月刑满释放。

    酷刑虐待:失去自由、身体疾病、孤独无援,还不是陈明燕感受到的最大的痛苦和折磨,更多的还是两个未成年子女遭遗弃无人管,形成孩子叛逆性的人格性格,对陈明燕更大的打击和伤害。如今家庭不和睦也不完整。生活和身心都是需要安抚和自己来面对。

    案情点评:陈明燕事件,不管从家庭,还是案由,或者是身份性别来说,本来应该是现行法律体系重点特别保护的对象和群体,但是却在强权和腐败加上司法无能的环境下,变成了被侮辱、被打压、被迫害的上访受害者,进而轮回到被限制、被精神、被判刑的蒙冤者,沦为国家公器的神圣司法成为权贵工具、权贵家法、权贵获利的受害见证者。

  • 四川何鹏

    姓名:何鹏,性别:男
    出生日期:1976年10月1日
    身份证号:512921197610016013
    住址:西昌市太和镇太和西街116号
    联系方式:19960283713

    上访原因:何鹏是重钢西昌太和铁矿的正式职工。上个世纪末,国有企业内部改制实行定编定岗,时任矿长陈大元内部规定,要求每个职工付两千元上岗费。何鹏迟交,1998年11月,陈大元强令何鹏写辞职报告,何鹏不写。事后通知何鹏到劳资科解决问题。刚进劳资科就用木棒暴打何鹏。陈大元又责令劳资科伪造何鹏签名,将何鹏辞去(当时何鹏昏迷不醒一天多,造成二级智力残障的惨重后果)。凉山州劳动仲裁委员会也支持倾向太和铁矿。
    此后上诉到法院。从1999年3月的民初审,到1999年9月二审中院,和高院的第240号终审,都是维持太和铁矿胜诉。其中川高院法官徐高玉篡改笔录,隐瞒真相枉法判决,导致了何鹏开始在成都、北京等地的上访喊冤与投诉举报。

    维权经历:
    1999年11月,何鹏去成都上访,被西昌民政收容44天。
    2001年,何鹏去北京上访,被刑事拘留30日。
    2002年11月,劳动纠纷案起诉至西昌市法院。
    2003年以超期为由,做出初字第3号驳回起诉书。
    2003年4月,中院做出终字第2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
    2004年3月,做出凉中民监字第3号驳回再审申请。何鹏不服向四川省高院申请再审。
    2008年4月,省高院在凉山州中院进行听证会。太和铁矿和两级法院弄虚作假,且拒绝当事人出庭参加。
    进京上访后于2008年7月做出行监字18号裁定书,指定凉山州中院再审。
    2008年10月,做出撤销(2003)川凉中行终字第20号裁定书和(2003)西昌行初字第3号裁定书。
    2009年4月,做出行再初判决书,确认西昌市公安局收容何鹏44天属于行政违法,予以国家赔偿。
    2009年10月,做出川民监字裁定书,驳回再审申请。何鹏不服,继续去北京上访喊冤。
    2011年4月26日,西昌公安局对何鹏以“妨碍公务罪”下达刑亊拘留通知决定。释放出来后,继续上访喊冤。
    2014年7月,做出行政处罚3001号决定,将行初字第20判决书撤销,对何鹏予以国家赔偿。
    2014年8月,何鹏据第3579号决定书起诉西昌法院,做出4119号决定书。何鹏不服上访北京。
    2015年开庭审理做出维持3579号裁定书。
    2015年1月,做75号和第8号决定,维持原判决定。何鹏不服上诉中级法院。
    2015年,中院做出行终字第52号判决,撤销第8号判决和75号决定。
    2015年3月,太和铁矿对何鹏做出1065号决定书,随后西昌行初判字做出第9号判决,维持1065号行罚决定。何鹏上诉至中级法院。
    2015年4月,中院做出行终字第53号判决,撤销第9号判决书和1065号行罚决定,给何鹏予以国家赔偿。
    2015年9月,西昌市公安局以何鹏“寻衅滋事罪”刑亊拘留。
    2015年,中院终字第50号判决,撤销2004年一审法院的第3号判决书,撤销3579号决定,予以国家赔偿。
    2015年,行初判字第4号判决维持4119号决定。何鹏不服上诉至凉山州中级法院。
    2015年,中行终字第51号判决,撤销第4号判决,撤销4119号行罚决定。
    2015年5月,何鹏劳动争议裁字第1号案卷正卷,被有关部门销毁。何鹏不服上访申诉。
    2016年2月,州公安局做出第2016号决定,对何鹏予以国家赔偿。
    2016年5月,获得国家赔偿协议,签名生效金额9591元。
    2016年6月,何鹏被太和铁矿公安科故意找茬殴打为轻微伤。
    2016年9月,何鹏向法院起诉,做出3401行初25号判决不予受理。不服继续上访北京。
    2017年9月,获得赔字第3号判决书,总共赔偿10477元。
    2019年2月,何鹏被构陷“敲诈政府”而“寻衅滋事”罪,逮捕判刑两年半,目前正在服刑。

    案情特色:这是一起典型的拿法律当儿戏浪费法律资源,并和地方政府、国营企业相互勾结联手串通,抵触司法非常恶劣的案列。将一个智障的残疾人不当人看待,而且落井下石搞歧视的恶意迫害,变相对行政法简单粗暴的游刃和践踏。

  • 湖北尹旭安

    姓名:尹旭安,男,出生日期:1974年8月27日
    户籍地: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镇金塘村尹四房湾38号
    身份证号:420221197508271297

    上访原因:尹旭安于2002年5月17日登记结婚,2003年因夫妻感情不和女方提出离婚并在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尹旭安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控告梁子湖区民政局就其夫妻离婚争议非法登记一案,被判决败诉,随被迫于2007年到北京上访。

    维权历程:
    2007年12月3日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10天。
    2008年7月17号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10天。
    2008年12月6日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10天。
    2009年1月16日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5天。
    2009年9月28日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15天。
    2009年11月11日因申请游行示威被大冶市政府非法拘禁。
    2009年12月11日被大冶市警方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15天,同年12月25日撤销该处罚决定转为劳动教养2年,期限自2009年12月11日至2011年12月10日止。但被劳教所延期三个月后释放。
    2012年7月—10月因举报和起诉湖北省当地政府非法征用土地、起诉湖北省劳教委非法延期及非法选举等问题被非法拘禁42天。
    2014年2月27日被北京丰台警方传唤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同年3月29日被取保候审1年。
    2015年3月8日因使用微信转发“湖北大冶市驻京维稳人员名单”被行政拘留15天,3月24日以涉嫌“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转刑拘,2015年4月30日释放。
    2015年7月29日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15天。同年8月20日因涉嫌寻衅滋事转刑事拘留,2017年5月27日被湖北省大冶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2018年12月27日刑满释放。
    2019年3月1日被大冶市国宝警察绑架并非法拘禁,同年3月4日被行政拘留,2019年3月19日释放。
    2019年5月5日因在厦门拍摄有8964字样的车牌发布在推特上于2019年5月23日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15天,同年6月5转刑事拘留,现羁押在大冶市看守所。

    湖北省大冶市法院出具的判决书中显示:尹旭安利用社会热点等问题,无事生非,起哄闹事,在公共场所拉横幅、举标牌、拍照,制造虚假表现,并编造虚假图文信息上传至信息网络,引发众多不明真相的网民浏览、转发,造成公共场所混乱,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酷刑迫害:被非法拘禁十余次,期间多次遭到殴打、辱骂、曾经三天三夜不允许睡觉,2008年母亲去世不许回家奔丧;被拘留期间,多次疲劳审讯,最长连续52个小时不让睡觉,第二次坐在审讯椅上,被上脚镣丶手镣,腿肿得很厉害,被侮辱、谩骂等等。左眼被打得出血不止,缝了四针及多次遭到围殴;高血压最高达到260/180时,及左眼间歇性失明近半小时,不让到医院治疗。审讯的时候被打骂,抓住手脚丶四脚朝天,把药强行塞到他嘴里,用脚踩头的刑罚;在监狱时,用手铐铐吊2个多小时,强迫值班,而且因为病重,多次申请外医不被允许。另外吃饭是算账的,但是算了账也不给饭吃,还遭狱警和牢头狱霸的殴打。
    2012年妹妹遭受株莲,在患有红斑狼疮的情况下被刑拘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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