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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政权比鬼怪更恐怖

    万圣节成为中共眼中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人的经验是无论如何也是想象不到的,然而,自从在去年的上海万圣节引爆了中国网络,把万圣节成功改造成万梗节此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批判狂欢,直接触及了当局的敏感区以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可能性,当时就有网民在知乎上发问“你觉得2023年上海万圣节会是最后一届吗?”

    在2024年万圣节到来的时候,中共以其一贯的尿性向社会给出了答案。上海一片风声鹤唳,警方严控、逮捕、清查“奇装异服者”的行为处处可见。万圣节在现代的西方更多是人类以鬼怪、荒诞和狂欢为名的世俗欢聚,在极权主义中国,万圣节成为政权的威胁,为那些荒谬至极的传说、故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真实cosplay(角色扮演):一个反人类的政权比鬼怪更恐怖。

    万圣节成为中共的禁忌,原因一是2023年的上海万圣节大大拓展了此节日的边界与意涵,使其成为一场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在不断压缩自由空间严控民间声音表达的当下是当局所不能容忍接受的;一是城市年青人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是不安全感日增的中共严重忌讳的。

    万圣节作为西方国家来历悠久的传统节日,在现代已几乎仅仅是为节日的娱乐性而以鬼魂为名制造的一个噱头,它展现的已不是对鬼怪的恐惧,而是对人生的热爱和追寻。而在中国,传统的节日不是与家庭伦理身份认同有关如春节、中秋等,就是与宏大叙事有关如三八、五一、十一等,唯独缺少彰显个性、表达自我的快乐节日,同时由于中共严控社会而造成的民众公共参与公共表达渠道缺乏,所以万圣节这样的舶来节日完全迎合了新一代年轻人精神生活的诉求,迅速成为很多中国城市年轻人的新流行时尚。

    一切变化发生在三年疫情时期。中国年轻世代经历了一个他们从来想象不到的漫长噩梦,他们从小被塑造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党国一体的价值观以及在消费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观念在这三年里被摧枯拉朽,从而重新定义了他们的社会认知与国家认同。以前所憧憬的所喜爱的在那以后一切都不同了,如果说在以前欢渡万圣节只是小众的年青人“亚文化”,从中寻求自我、表达自我和创造自我,那么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对把不确定不稳定的未来带给他们的这个操蛋的时代操蛋的社会的失望和愤怒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和接受。这就是在2023年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万圣节中出现的以年青人的审美表达出他们的态度的原因。

    固然万圣节中他们向公众展现出来的绝大部分还是希望在安全线内的态度,以自嘲的艺术宣泄这个苦闷时代年青人的伤痛、逃离,然而其中对现实的戏谑、冒犯已是对习天下的戏谑、冒犯,是对“新时代”所刻意构建的“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主流叙事的戏谑、冒犯,更不用说不少年轻人把现实政治、社会议题联系起来的勇敢表达,所以它成为了中共绝对不能容忍的充满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视之为对政权的重大威胁因素。

    另外一个对中共政权来说不能容忍的重要因素就是年轻人群的聚集。公众聚集活动一直是中共的维稳对象,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江河日下的今天,年轻世代受到影响最大,受伤最深,就业、生存陷入困境成为常态,“躺平”、“内卷”、“佛系”、“社畜”、“摆烂”、“韭菜”、“人矿”等高频热词在年轻世代的热传无不显示着他们对这个彷徨时代的压抑挣扎情绪,在中共政权眼中是构成重大风险的,而群体聚集活动就极有可能成为对政权的不满和抗议场所。尤其是在2022年的白纸运动发生后,为了防止再度出现类似的群体政治抗议,按照中共维稳体制的一贯逻辑,必须要把任何“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阶段,所以万圣节必须成为中共的禁忌。

    如果专制政权的预防、控制、扼杀社会有效的话,那么专制政权确实可以江山永固了。事实上正相反,中共的应对恰恰暴露了专制政权越维越不稳的弱点,陷入危机不断和应付危机的恶性循环,就如在这次的政权扼杀上海万圣节活动,当把年轻人在安全线内的对社会意见表达加以禁止时,事实上是在更加刺激这个世代的不满情绪把他们完全推向政权的对立面,重新定义他们对政权的认知与集体经验,孕育出年轻世代的新反抗选项,从而成为中共政权崩溃的导火索。

    这就是万圣节成为中共禁忌的最重要意义。中国人习惯敬鬼神而远之,都是借鬼来说人间事,譬如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借鬼怪情讽人间事,最荒诞的故事反映的都是现实,当一个政权比鬼怪更恐怖时,这个政权运行的逻辑已然是荒谬的,在美学上亦然是审丑的,是被戏谑和嘲弄的,根基全然腐烂,只有等待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

  • 尸山血海的“运动治国”史

    (编者按:当新的“五反”号令发出,世人惊恐的发现中国仍然没有跳出运动治国的魔咒,一场可以预见的新的祸及全民的灾难正在降临。翻开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史,不难发现那尸山血海下累累冤魂,几乎没有任何阶级与阶层能得幸免。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唯有实现宪政民主,国民才能最终摆脱遭受运动荼毒的命运。)

    一、开展新“五反斗争”运动

    4月29日,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陈一新在《学习时报》头版刊发了重要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安全》。这是陈一新近期再度就国家安全发声。

    就在半个月前(4月15日),陈一新在《求是》杂志刊发了题为《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文章。

    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10周年——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4月15日和4月29日的这两篇文章,都着重提到了“五反斗争”——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要求打好反颠覆保卫战、打好反霸权总体战、打好反分裂主动战、打好反恐怖阻击战、打好反间谍攻防战。
    其中明确提出:

    1、反间谍,挖“钉子”、除内奸

    1)有法可依
    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
    2)打击间谍行为
    间谍行为见附件。
    3)坚决挖“钉子”、除内奸、内鬼
    4)抓重点
    加强重点对象、要害部位保护
    5)建设举报平台
    推进12339等线索举报平台建设。
    6)各部门有责
    要压实各部门反间防谍主体责任。
    7)秘密安全
    筑牢守卫国家秘密安全的坚固防线。

    2、反分裂,惩治充当“台独”“马前卒”的台湾间谍人员

    1)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台独”分子变着花样分裂国家,要识破、打击、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图谋。
    2)反制外部势力干涉行径
    外部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必须予以反制。
    3)惩治“台独”间谍人员
    要依法惩治充当“台独”“马前卒”的台湾间谍人员。
    4)作隐蔽战线贡献
    全力发展爱国统一力量,促进两岸同胞齐心合力,为祖国统一作出隐蔽战线贡献。

    3、反颠覆,防范抵御“颜色革命”,确保政治安全
    1)对外筑长城
    陈一新部长说:对外筑起维护政治安全的钢铁长城,高度警惕反华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严厉打击境外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决防范抵御“颜色革命”。
    2)对内铲土壤
    陈一新部长说:对内铲除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守好互联网、高校等意识形态阵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严防各类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传导。

    4、反霸权
    反对设置壁垒,反对制裁,反对霸权、强权,反干涉、反“长臂管辖”。
    高水平科技要自立自强,国家安全自己掌握。

    5、反恐怖
    1)严打境内暴恐活动
    要坚持凡“恐”必打、露头就打、依法严惩,确保境内不发生暴恐案事件。
    2)严防境外恐袭风险
    健全预警机制,加强反恐国际合作,从源头治理,确保海外我国公民、机构、项目安全。

    二、老“三反”、“五反”运动

    中共自称过去善于运用“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曾经发动的老三反五反运动被中共作出如下描述:

    1、在机关工作人员中“三反”运动

    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根据当时暴露出来的浪费、官僚主义、贪污腐化问题,国家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采取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抓住典型、严肃处理等方式,揭露了大中小贪污事件,打击了大贪污犯;教育改造了中小贪污犯。通过“三反”运动,清除了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恶习和腐朽思想的腐蚀。

    2、在私营工商业者中"五反"运动

    在1952年初到1952年10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五反"运动。

    当时,部分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向国家机构内部派遣代理人,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活动,腐蚀了干部,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为了打击当时的破坏活动,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旧“三反五反”的实质及其所真正造成的危害详见后述。

    三、中共建政后(1950至1978年)历次运动

    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在短短的28年中开展了56次全国性大规模运动,达到一年两次大运动的频率。如下是中共官方媒体对历次运动的总汇。

    1.“土地改革”运动(1947至1952)
    土地改革的实质是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

    2.“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0至1951.10)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镇压敌对分子100万人(有说71万人)。

    3.“抗美援朝”运动(1950.10至1953.07)
    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配合。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结束。

    4.“第一次整风”运动(1950.05至1951)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运动于同年冬结束。

    5.“连队民主”运动(1950.09至1951)
    在有领导有秩序的条件下,全军开展一次连队的民主运动,提高连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连队官兵关系,达到连队爱兵尊干加强战斗力之目的。

    6.“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1951.05至1952)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教职员专科以上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按照“运动”的规定,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感情问题和家庭生活。

    7.“清理中层”运动(1951.08至1952.10)
    1951年《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在1951年夏秋两季,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清理范围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及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

    8.“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05至1952)

    9.“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951.04至1954)
    “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使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体。

    10.“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1.09至1956)

    11.“民主改革”运动(1951.09至1953)
    以上海为例:在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中,新政权如何通过诉苦、交待、典型示范等动员技术,对旧工人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改造,从而为自上而下地重塑一支新的"工人阶级"队伍奠定基础。对旧工人的改造,不仅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也构成了新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整合的一个方面。

    12.“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09至1952.10)
    建立初期大约有200多万知识分子。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大多数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参加祖国建设。为帮助他们摆脱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广泛组织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习,采取各种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

    13.“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10至1952)

    14.“三反运动”(1951.12至1952.10)
    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紧接着又在8日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951.12至1952)

    16.“五反”运动(1952.01至1952.10)
    五反运动是指建国初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17.“反对违法乱纪”运动(1953.01至1954)
    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在1953年紧接着发动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

    18.“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1954.09至1955)
    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进一步消灭私营企业和企业主。

    19.“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4.10至1955)
    20世纪50年代大陆理论界开展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与资产阶级思想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左"的倾向;党的领袖直接具体干预学术领域;政治批判干扰正常的学术争鸣;胡适对新政权的敌视及胡适对党的统战政策的抗拒最终导致了大陆理论界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20.“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01至1956)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

    21.“增产节约”运动(1957.02至1957.12)
    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2.“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07至1957)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的反映。根据这个判断,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次肃反运动,从1955年下半年起分批进行,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

    23.“整风”运动(1957.04至1958.08)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章,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整风运动。1958年8月底,整风运动结束。

    24.“反右”运动(1957.06至1958.05)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根据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未获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计96人。

    2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1957.08至1958)
    1957年,农村出现了部分群众反对合作化,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甚至出现闹退社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推动下,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并且在农村开展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教育运动是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在农村进行的又一次政治运动,它对随后批判"反冒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之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政治上的动员和实践上的预演。

    26.“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运动(1958.04至1960)
    马寅初提出的“平衡论的新人口论”,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由此引发了马寅初与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学术论争。由于受到康生等人的利用,学术论争变成了政治问题。马寅初也因此受到长期的错误批判。

    27.“大跃进”运动(1958.05至1960)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28.“放卫星”运动(1958)
    放卫星,指的是从1958年开始的、在大跃进中的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悲情运动。在“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这些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在各行各业中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为“放卫星”。

    29.“除四害”运动(1958)
    “除四害”运动是大跃进时期的第一场运动,在运动最开始四害的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此后遭到动物学家一致反对后,1960年四害被重新定义为:老鼠、蟑螂、苍蝇以及蚊子。

    30.“拔白旗”运动(1958)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插红旗"。

    31.“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07至1958.10)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它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32.“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08至1960)
    1957年11月,毛曾提出要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

    33.“反对右倾思想”运动(1959.07至1960)
    8月2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庐山会议,成为当代中国三大事件的分水岭:在社会性上,中共由其建国后一直朝向的民族利益目标,即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向毛泽东主导下的权力斗争转变;在政治体制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原则”,确立了毛泽东个人专权的地位;在历史行程中,改变了对大跃进的修正调整,将中国社会,由大闹剧推向了大悲剧的灾难深渊。(本段摘自余习广博客)

    34.“反瞒产私分”运动(1960)
    瞒产私分,是指农民及所在的生产组织,在国家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以获得更多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自由支配。
    “瞒产私分”这一消极行为,属于无权者对制度的抵抗。

    35.“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1960.05至1961)
    “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使“左”的思想重新抬头,“五风”又盛行起来。这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1960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工作,以肃清“五风”。

    36.军队“两忆三查”运动(1960.10至1961)
    两忆就是所谓的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

    37.“四清”运动(在农村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02至1966)
    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38.“学习雷锋”运动(1963.03.05始) 

    39.“忆苦思甜”(写三史运动)(1963至1964)
    为了使知识青年能够扎根农村,顺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针对知识青年的忆苦思甜运动,召集大会,由贫下中农现身说法,痛诉旧社会的苦,描述新社会的甜,使知青“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促进他们的思想认识。

    40.“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01.25始)
    “工业学大庆”是1964年党中央对全国工业战线提出的号召。中央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主要是要求学习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推动全国工矿企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

    41.“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02至1976)
    农业学大寨是继学雷锋运动和工业学大庆之后,中共宣传部门树立的又一典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雷锋是只知奉献,不求回报,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后来的宣传语境中,大寨的事迹同样也能切合各种需要。

    42.“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05.16至1976)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43.“红卫兵”运动(1966)
    红卫兵运动是发生在60年代后期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在错误路线指导下适应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需要的千百万学生、青年的造反活动。

    44.夺权风暴(1967)
    1967年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到上海伙同王洪文等策划夺权。他们相继夺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权,并策划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1月8日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夺权之风从此刮遍全国,更加剧了全国混乱的局面。

    45.“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运动(1967)
    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46.“三忠于、四无限”运动(1968)
    三忠于四无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术语,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其思想的忠诚,在文革结束后遭到官方批判。三忠于四无限一般和“四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连用。

    47.“上山下乡”运动(1968.12至1978.10)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毛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48.“学‘红宝书’”运动(1969)
    这就是那个时期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方针、行动指南。人人红宝书不离手,时时学、天天学、月月学、年年学。虔诚也好,荒唐也罢,这就是历史事实。(新浪语)

    49.“全民挖防空洞”运动(1969.08至1970)
    1969年3月,中苏双方曾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形势非常严峻,6月,国务院成立了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接着中央军委办事组下达指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从那时开始,全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人防工程,挖防空洞、修地道、储备粮食和布匹等战略物资,掀起全民备战运动。

    50.“一打三反”运动(1970.01至1971)
    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次日,周恩来又将《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送毛泽东审批。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这两份文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文件强调要打击“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搞资本主义的活动。

    51.“清查‘五一六’”运动(1970.03至1971)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提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52.“批陈整风”运动(1970.11至1971)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

    53.“批林整风”运动(1971.12至1972)
    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至1973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为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

    54.“批林批孔”运动(1974.01至1975)
    1973年7月,毛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
    这个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

    55.“开展对《水浒》评论”运动(1975.08至1976)
    毛泽东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目前正在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
    《水浒》宣扬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歌颂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宋江,鼓吹了一套投降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充分利用这个反面教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论《水浒》,弄清楚它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揭露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这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56.“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11至1977)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由毛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邓为扭转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在毛去世,文革结束后,华仍然推进对邓小平的压制,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方告结束。

    还有人统计说,仅仅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全国性的运动就有七十多次。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中共老资格报人,曾经担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和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胡甫臣在《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一文中说:“我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大本,好像毛泽东总在指挥各种运动。他是各种运动的总指挥,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运动员,人们都生活在运动中。”根据他的统计,毛泽东批准的全国性运动有52次。

    四、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造成多少无辜生命被害

    综合各种研究资料,可以发现中共建政后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上亿。

    土改运动(1950-1952)
    50年代初期,中国有二千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非正常死亡100万~200万之间(《康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非正常死亡就是被中共处死,活埋,整死,自杀等),毛泽东估计有200-300万人

    镇压反革命(1950-1952)
    判死刑78万,实际处决100万~200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到1952年底,中共官方公布的消灭“反革命分子”达240余万人,实际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有500万人以上

    三反五反(1951-1952)
    非正常及致残达133760人(《南方都市报》)
    2万余人被判死刑,4千余人自杀或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

    肃反运动(1955-1957)
    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反右运动(1957-1958)
    有7000余人被逮捕,有200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据解密档案,全国317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估计被整死,死于劳改,还有农村的自生自灭。

    “大饥荒”(1959-1962)
    非正常死亡4300万~4600万(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着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纪中国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还有一个说法声称,中共元老杨尚昆通过公安部统计得出一个更加惊人的数字:9600万人。

    文化大革命(1966-1976)
    非正常死亡210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
    非正常死亡773万(中国县志记载统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六四屠城(1989)
    中共“六四”大屠杀死亡人数至今是谜,当时西方媒体几乎都说“六四”期间有几千人遇难。死亡约400~800人,千人受伤(纪思道、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引述北京医生提供的信息)
    死亡约3000人(纪思道、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
    死亡约3000人(苏联情报部门)
    死亡超过3700人(国际红十字会)

    迫害法轮功(1999~至今)
    延续至今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性迫害,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政治迫害,上亿人的信仰自由被打压,上百万万人被非法关押,非法判刑和劳教,更多的人无家可归被迫失去工作,流离失所,很多人被非法强制关进精神病院遭受折磨……,中共和江泽民迫害致死几百万法轮功学员,中共还惨无人道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数目巨大。

    对西藏人的屠杀
    51万人被逮捕,25万人死于狱中。(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述)
    非正常死亡超过50万人(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
    非正常死亡120万,达赖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死亡达120万,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万人死于饥饿,86万人死于迫害、枪杀。”

    中共屠杀蒙古人
    据旅居纽约的蒙古学者清格尔图(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写的长达20页的研究报告《中共对蒙古人的大屠杀》(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的数字,文革中,内蒙古有5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字比上述中共官方数字高出三倍多。据清格尔图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统治下,有15万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此外中共还对新疆维族人进行屠杀
    对海外华人,中共向东南亚各国输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东南亚华人被杀戮,印尼被杀50万,柬埔寨红色高棉杀华人20多万,越南没有数据,我估计被杀有几十万,被剥夺财产后赶走的有上百万。

    另外,中共暴力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中国每年堕胎2,300万例。那么36年来,最少有8亿2千8百万多胎儿被中共屠杀。

    五、互害运动(整人者被整)

    毛泽东的前政治秘书、前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组织部副部长李锐说:“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恶果之一。”

    整人是互相整。今天整别人,明天被人整。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在1943年中共“延安整风”期间的“抢救运动”时担任中共北方局党校校长,整人十分积极。被他整过的一个人就是后来曾经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

    1964年,毛泽东对当时被称为党内哲学专家的杨献珍提出的“合二为一”论表示不满。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红旗》杂志随后发表文章,说杨献珍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杨献珍因此被降级,后来被开除党籍,流放陕西。

    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发,牵连到当时的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李常青。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就是当年被整的任仲夷。他在文革后公开承认对李常青的“不公正的错误的批判”“负有很大的责任”。在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当时担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在市委里揪出了一个“反党集团”。文革中,任仲夷再次挨整,被文革派打倒,到1972年林/彪事件以后才复出。

    1957年到1958年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当时的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军队内部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批判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并且将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和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打成“反党宗派集团”的主帅和副帅。一批高级军官被打成“反党分子”,其中一些人后来被迫害至死。粟裕大将和叶剑英元帅等高级将领也受到点名批评。刘伯承在1959年被迫辞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一职,从此在家赋闲。

    就在同一年,彭德怀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写信给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左倾冒进表示了不同意见,结果和黄克诚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彭德怀后来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

    还有文革以后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年是主持“反右”运动的主将,被毛泽东称为自己的“副帅”。文革中,邓小平先后两次被打倒。然而在文革之后,邓小平非但没有彻底否定“反右运动”,而且亲自下令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并且用中共传统的做法对付与他意见不一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赵/紫/阳最后在软禁中郁郁而终。

    六、运动治国,误国害民

    中国工人出版社前总编辑胡甫臣说:毛泽东“领导着我们党和国家,好像主要就是领导运动,或者说就是通过运动来领导。似乎可以说我们是运动治党,运动治国。”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道:“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然而正像胡乔木所说:“过去的经验证明,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经常成为妨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说:“从49年毛泽东在中国当政,一直到76年毛泽东病故,在他统治中国的这几十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一场浩劫。”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毛泽东可以说,1949年以后每一项运动都是错误的。每一项运动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陈一咨说:“在毛泽东统治这几十年中,阶级斗争造成的这种裂痕,造成的对每一个家庭的伤害是前所未有的。而这种公有制带给人们的痛苦,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也都体会得很深。76年毛泽东死了以后,当时全国8亿农民,两亿人吃不饱饭,他们的年收入不足50块人民币。城里人生活得也很拮据。”

    七、唯有民主才能摆脱运动治国的宿命

    那么,中国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艰辛都要归咎于毛泽东吗?如果当年是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主政,结果是否会好呢?

    严家其说:“刘少奇,实际上他的做法同毛泽东相比,没有什么区别。刘少奇不过是毛泽东专制制度的受害人。刘少奇的政策在有些方面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少奇的一些极左表现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毛泽东。但是关键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严家其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共产党1949年以后基本上延续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模式,以前叫家天下,1949年以后就变成党天下。

    陈一咨认为:“即使刘少奇、周/恩/来掌权,这个制度仍然是早晚会解体的。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20世纪以来,所有按照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建立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取得成功嘛。因为它们违反了人的基本的天性。人是希望富裕,不希望贫穷的。那么公有制带给人们的就是贫穷,物资大量匮乏。老百姓分配贫穷,领导人分配特权。

    “长期的这种阶级斗争,人失去了各种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长期忍受这种局面,他也是难以维系的。所以这种制度是天然不合理的,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的。”

    严家其说:“这种政治不取消,不改变,不论是周/恩/来,还是胡锦涛,甚至更温和的人来治国,他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要从根本上来把这个专制主义的毒瘤从中国挖掉。现在挖掉了一半,这一半就是皇位。就是中国没有皇位了。谁都不可能像皇帝一样终身任职。这叫皇位。但是还没有挖掉皇权。权力的授予要依靠人民的授予,要依靠选票,要依靠选举,要依靠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更迭。”

    详情请参看:

    1、开展“五反斗争”!国安部部长陈一新发声,要坚决“挖‘钉子’、除内奸”
    https://mp.weixin.qq.com/s/tOFEyy71SNm11LpJyFTY-Q

    2、老"三反"、"五反"运动与新“五反斗争”,“挖‘钉子’、除内奸”
    https://www.sohu.com/a/776002106_121862424

    3、国家记忆:五十余场运动翻腾而过(1949-1977)
    http://www.personpsy.org/Info/Details/2134

    4、【时讯】:1950年至1978年新中国搞了多少场政治运动?
    https://m.sohu.com/n/465362697/

    5、1949之后:中国几十年的运动史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21-w2007-06-15-voa61-62985742/1037977.html

    6、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
    https://is.gd/HzEO4H

    7、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与规律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87-mcs-2005-issue-1/896-20.html

    8、中共历次运动害死多少中国人
    https://is.gd/vZz9t2

    9、历次政治运动害死了多少人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243316/article-116040.html

  • 当住所变成监狱:在习近平领导下扩大使用软禁范围

    中国政府的官方新数据显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对软禁的使用剧增,达到了数十万起。在使用剧增的同时,2012年和2018年对《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进行了两次重大修订,进一步将软禁使用编入法律,因此软禁被滥用的空间巨大。

    今日发布的新报告《囹圄家中:中国监视居住手段的扩张》首次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警方长期以来软禁其公民的做法,既通过法律规定的合法措施,也通过任意和完全非法的手段,后者经常被用来对付维权者。

    2020年,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软禁的使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不过,在此之前,中国对软禁的使用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所有数据均表明,在习近平刚上台时,监视居住作为一种特殊措施,因此当局对它的使用非常罕见,但自2014/2015年以来,当局对该措施的使用大幅增加,而且其持续大规模的使用没有暂缓的迹象。

    正如保护卫士组织最新报告《囹圄家中》中列举的一系列案例所示,软禁或“监视居住”不仅仅是警察在不适合逮捕某人时使用。相反,它被用于无数种方式,允许警察、检察院和法院有权持续将人羁押,即使司法程序中的正式时限已经用完。这是一个使当局在法律不再允许拘留或逮捕时,能够控制嫌疑人的强大武器。

    由于实施该系统不要求司法审查,因此其滥用的范围巨大。例如,如果检察院拒绝了警方提出逮捕某人的请求,警方即可将人控制在其住所中为期半年,并且使其与外界失去联系。

    众所周知,由最高法院管理的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录入数据非常不完整(见保护卫士关于该问题的研究:China’s Missing Verdicts仅英文),检察院在审判前放弃起诉一部分案件(因此这些案件从未进入数据库)(见保护卫士关于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中国刑事司法系统的研究报告:China’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the Age of Covid仅英文),以及其他一些变量–例如每个案件的平均人数(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平均高于1),因此在呈现的预估数据中采用了两个估值,一个较低的估值和一个较高的估值,以对其真实使用规模进行更现实的评估。尽管数字惊人之高,但为避免高估,这些数据还属于保守估值。

    保护卫士根据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官方政府数据,以及中国学者的研究,估计相应时期遭到软禁的实际人数在566,585人(最低估计)和862,757人(最高估计)之间。

    报告还比较了“合法”软禁与警察任意非法使用软禁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对维权者进行人身控制一直是一种既定的做法,合法使用软禁只占其总使用量的一部分。然而,没有任何官方数据可用于估计其非法使用的规模。

    本报告呈现了一系列软禁案例,包括合法的和完全非法的,以及软禁在何种情况下被如何实施的情况类型。报告还介绍了哪些政府机关有权实施软禁,以及在2012年和2018年分别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两次重大修订后,法律框架内的软禁范围如何扩大。

    合法软禁的使用范围包括:代替拘留——作为取保候审的替代办法,用软禁代替正式逮捕,或因案件的"特殊需要"而采用监视居住。在其非法形式中,它经常被短期用来对人权捍卫者维稳——在临近"敏感日期"时以限制他们的行动和/或通信,将人权捍卫者置于严密监视之下,禁止他们的维权活动,实际上是将软禁作为正式拘留的替代办法。近年来,当局还开始将那些从监狱中获释的人们软禁,作为管理舆论的一种方式,确保当他们从监狱中获释后得到外界和媒体最少的关注。

  • 河南王心灵在京遭诱骗回当地拘留

    【民生观察2022年3月8日消息】2022年3月3日河南访民在北京遭到当地信访工作人员的诱骗说回当地谈问题如何解决,但是回去后确遭到当地的非法拘留10日的决定。

    王心灵信访案由是:2003年5月13日在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被入室抢劫至重伤至残至今罪犯逍遥法外,这么多年王心灵自费看病无人承担责任遭事者一直逍遥法外。

    在两会开幕前一天2022年3月2日下午2点多,王心灵在北京国家信访局对面、被河南省周口市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跟踪发现,找到她让她回老家,她问要她回去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男人叫李明他说:谈问题如何解决,但是王心灵没有看到任何领导出面,反而就把她强制带回老家,河北的案子回老家河南谈?在离开北京的一个高速公路加油站停了一个多小时,等老家相关的人来交接,然后才又上高速,上高速后,王心灵感到自己被骗了,说的是见领导谈话,说这话的人现在不见了,截访王心灵的是4个男士2个女士都是看望王心灵的。

    在2022年3月2日河南省周口市王心灵在复印店复印材料,准备邮递信访投诉材料,在复印店被河南当地截访的一个叫王民的发现,截访人员对王心灵说:市领导要见你了解你的诉求,跟她谈她的问题怎么解决,然后王心灵就跟他们去了,王心灵与他们到指定地方后,根本没有什领导出现,上车后直接强行遣返将王心灵回当地。

    王心灵有严重癫痫病,不能断药,可当地截访的根本不理会,照常出京,丝毫不顾忌王心灵的身体需要随时带上药物。以免发生她癫痫突发,王心灵曾经暂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栈道村。

    王心灵事发2003年5月13日一场入室抢劫案毁了终身,身体多出被砍,最重要的头部被砍多刀,经多次抢救算是留下一条命,可是至重残生活不能自理,后期还需要开颅手术,昂贵的医疗费是最大的困难,生活全靠社会好心人帮助才能维持基本活着。

    河北省公检法完全不作为胡作为乱作为,都能干些啥!罪犯抓一逃一,抓到的放了,在逃的继续在逃,追究刑事责任不影响民事诉讼,这是正常的法律程序,公检法正常程序不履行。这背后有多大的利益关系?或者是有更大的保护伞?河北公检法你们与河南相互勾结,共同执法犯法,非法拦截王心灵,勾结河南省出面非法抓人,以户籍属地管理为由非法到北京抓捕王心灵被遣返回河南,这些非法拦截访民的工作人员不顾王心灵身体有病的情况下继续连夜赶往河南。

    这些非法拦截访民的行为严重侵犯人权,老百姓是无力对抗,公安人员公开截访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王心灵有严重的癫痫病症,随时都会发生危险性呼吸困难而死亡,希望王心灵深呼吸别犯癫痫病,安全渡过难关,河北省公检法与河南省当地共同迫害访民。

    王心灵被入室抢劫所害致残无钱就医,后被河北省公检法权力滥用不作为所害,从2003年至今王心灵19年的大好青春年华都在维权路上,至今靠好心人帮助和乞讨维持生命,这一切都源于河北省公检法顽固职守、胡作为乱作为所导致,依法治国在河北省存同虚设,依法治国在河南同样是聋子的耳朵是个摆设,遣返回王心灵进行对其构陷迫害王心灵,你们的行为严重违法。是你们毁了中国依法治国的形象。王心灵被入室抢劫伤害一案19年无果,社会要和谐安定必需要有法可依,国家的形象要靠法律法规公平公正来维护,不是当权强制受害人忍痛来掩盖你们的违法行为,做这些掩耳盗铃的事情。

    河南当局截访人员在连夜奔波中直到3月3日下午才到,在路上王心灵一直在与维权访民朋友联系,在回去的路上王心灵听到他们谈话说要拘留”谁”让他们叫先把拘留证先开好,王心灵对朋友说:如果联系不上她就是被拒留了,到地方后没有让王心灵回家,直接把王心灵带到医院检查身体了,是派出所的一个警察领着她去做身体检查的,王心灵对朋友说:姐:我在体检,五项检查,体检什么都有,包括精神,还有血压,还有心电图,脚脖都检查了,也不太清楚检查的结果,他们还没有送王心灵回河南留福镇。

    王心灵自己猜想可能是做完才能回家,检查的结果没有让王心灵看检查结果,也没有给王心灵开药,检查结果被警察拿走了,派出所的警察说一切都正常。随后好长时间没有王心灵的信息,朋友发信息也不回,朋友几次发信息问:你回家了吗?过了好久王心灵才回复说:姐我还没有回家,还在医院派出所领导也在检查!在医院几个小时后,又把王心灵带到公安局刑事办公处,朋友告诉她,你要是回家了要报平安!

    王心灵说:嗯,知道了姐。这是王心灵最后回复的信息,直到3月3日下午14.37分,一直关注王心灵的维权好友伍立娟再次发信息问王心灵:你到家了吗?一直没有等到她的回复,15.50分伍立娟拨打电话王心灵电话通了但是没有人接听。到晚上伍立娟联系了河北石家庄维权访民张翠磊,张翠磊联系了王心灵老家的朋友说:哪位朋友告诉张翠磊说:王心灵的妹妹告诉说她姐姐被拘留了10天,王心灵被非法拘留后的第二天、王心灵的爸爸到拘留所要求会见女儿王心灵遭到拘留所的拒绝不让会见。

    河南当局完全无视法律,王心灵在北京只是复印材料没有去任何信访部门登记,回去后竟然被拘留了,目前为止家属还没有拘留证手续发出来。本网将继续关注王心灵被拘留后的情况,强烈谴责河南当局这样野蛮迫害访民的行为,立即释放王心灵回家。

  • 当我的丈夫常玮平被控煽颠以后

    我的丈夫常玮平,中国人权律师,代理多起信仰案件、拆迁案件、平权案件(HIV,性别、LGBT)。因参加“厦门聚会”,2020年1月被陕西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2天,期间受到严重酷刑,后取保。2020年10月22日,再次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至今杳无音讯。

    2021年的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常玮平被第二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已经102天了,他的案子被陕西警方侦办一年零二十天了。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一年多来他和家人所经历的一切做个记录。虽然我们命如蝼蚁,但我们揭露真相绝不停息。

    (一)祸起聚会

    2019年12月27日左右,他突然跟我打电话,很着急的说因为去厦门参加聚会,他的一些朋友被抓了,他要躲起来了,让我保重。并把他所有的银行卡寄给了我,让我照顾好家人,说了一声“爱你”之后挂断了电话。大概躲了十几天的时候,他跟我说,看大家好像都安全了,他也没做什么事,要不就别躲了,出来吧。我跟他说,还是再等等吧。没想到,说完这话两天之后(2020年1月12日)他就被抓了。噩梦开始了。

    2020年1月14日上午,宝鸡高新分局给我打电话,告知:常玮平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要了我的通信地址,要给我寄通知书。可是一直没收到。我给宝鸡警方打电话要求寄书面通知,他们回复说口头通知就可以了,领导说不寄了。再后来就不接我电话了。至今,家属没有收到第一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书。

    (二)老虎凳上的十天

    2020年1月23日晚上,他突然被取保了。但是他在这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了严重的酷刑。他被关在一个宾馆的地下室,连续10天警察把他铐在老虎凳上,除了上厕所,都在老虎凳上坐着,导致右手拇指、食指至今麻木无知觉。他的双腿肿了,疼的他哭,他要求就医,但是警察跟他说,他们有经验,像他这种情况,还不需要就医,死不了,被他们铐了一个月的人都没死。每天只是中午给他吃一碗面条汤,晚上给他吃一块鸡蛋大小的夹着辣椒油的冰凉的馒头,每天饿得他头晕眼花肚子疼。警察和公安局从外面花钱雇来看守他的人则故意坐在他身边吃饭喝水吃零食,常玮平被馋的要发疯。

    每天晚上,那些雇来的看守他的人就在看管他的宾馆的房间里面打牌、吃饭、喝酒、抽烟,故意大声喧哗,吵得他没法睡觉。实在困极了趴在桌板上,就立刻被叫醒坐好。他坐了几天就便秘了,痛苦不堪。警察对他实施疲劳审讯,10天里做笔录16份。

    2020年1月23日晚取保候审时,他父亲说他看起来面容疲惫,脸颊深陷,眼睛布满红血丝,瘦了很多。后来玮平跟我说,事实上,雇来看守他的人就是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他们对自己的看管对象犯了什么事并不知道。他们说自己一个月也就赚两千多块钱。取保的那天,那些人对他说,没想到他还能走出那个地方,一般他们的看管对象都是要去监狱的。

    (三)取保了,但威胁恐吓并没有消失

    取保后第三天,宝鸡国宝给他打电话,要求他每天要接电话,汇报行踪,每周见面,汇报思想动态。自此,每天早上九点镇派出所就会给他打电话,让他汇报一天的计划。宝鸡国宝每周要到凤翔县来和他见面谈话。而中国的法律对取保人并没有这些规定。宝鸡国保就是要通过这些方式制造恐惧,让他不敢说出他所遭受的酷刑。2020年3月的时候,深圳的小学开学了,玮平父母要带小孩来深圳上学的前一天,宝鸡国宝跑到家里来质问他,他父母去深圳为什么没有向他们报备,没有经过他们的允许,他父母不得离开宝鸡。后来他和国保吵了一架,说:“我取保了,难道我父母,我孩子也取保候审了吗?”,最终他父母和孩子才得以离开宝鸡,但是他不能送到机场,只好请别人去送。这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恐惧,宝鸡国保不仅限制当事人的自由,他们还会非法限制家属的自由,我怕我回到宝鸡,他们也不让我离开宝鸡,而我的工作在深圳。所以,玮平取保的十个月里,我没敢回陕西。

    取保期间,宝鸡国保就是不断通过这种方式给常玮平制造压力。而这种施压在2020年5月份高新分局副局长向贤宏接管后力度更大了,向曾多次到凤翔找他谈话,这段时间玮平开始变得悲观。2020年10月16日,由于心理压力极大,常玮平录制了一段视频,讲述了他在2020年1月指监期间,被高新分局酷刑的经历,并将该段视频发送到网站上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dvDjbHr85k)。6天以后,他被高新分局第二次抓捕。

    这一次被抓捕后,高新分局依然不愿给出书面通知,10月22日抓的人,10月26日律师去交涉了三天之后,10月28日晚上18:00点高新分局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给我寄通知书,因为之前他们不知道我的地址。这是很扯淡的理由,10月22日高新分局的人已经来过我在深圳的家。终于11月1日我收到了常玮平第二次指监的通知书,也是目前为止我唯一收到的法律文书。

    (四)将家属限制成一座孤岛,让常玮平的案件秘密进行

    1.对父母亲友的软禁

    10月22日下午六点多,我接到常玮平父亲的电话,说宝鸡国保到深圳的家里来了,要见我。晚上八点多,我回到家,三个宝鸡的国保坐在我家门口,两个深圳本地的警察陪同。他们跟我的谈话内容主要是问:常玮平取保期间有没有律师朋友到我深圳的家里来?以及让我同意不接受外媒采访。

    12月14日,他的父母去办案公安局举牌后,即被软禁在家,收走他父母的手机,不允许与外界联系。出门都有警察跟踪。我已经一个多月不能和他父母联系上。他父母家周围被装上了四个摄像头,两个对着他家,两个对着路口,村委会设有监控室,警察全天实时查看监控情况,只要有人出现在常玮平家门口,警察会立马飞奔出现。盘问来客,态度恶劣,要求登记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所有亲属被要求不得去常玮平家里,包括同姓宗族,只要去过的,都会被警察找。目前已无人敢去常玮平家。隔了几个村子的他大姐家也被装上了摄像头。他二姐夫本来是小学校长,却被县教育局安排在他父母家全天24小时上班,负责上报他父母的一举一动。我的父母和妹妹家门口也被安装了摄像头,我父亲出门被警察跟踪。我妹妹出家门超过两小时需要向村领导报备。玮平的姐姐姐夫都被威胁不得为玮平发声,否则影响他们工作影响他们孩子上大学考公务员。所有的亲友都被扫荡一遍。

    2021年1月16日谢阳律师与陈科云律师欲前往宝鸡看望软禁中的常玮平父母,到达西安后,被陕西国保以疫情防控为由,带下由西安开往宝鸡的动车,被带到酒店中,强迫在西安旅游,当晚两位律师各自所在地国保赶到西安,他们在被非法限制自由超过24小后,由所在地国保带回,始终不被允许见到常玮平父母。身在宝鸡的玮平的多位朋友也屡遭禁声,非法拘押到高新分局多次,非法搜查手机,甚至有人被强制离开生活多年的宝鸡。宝鸡国保还全国打击,凡是有为常玮平发声的律师,都被他们找过,甚至要求律所与律师解约。让我不禁感慨宝鸡国保违法办案,迫害家属律师之肆无忌惮!。

    2.对妻子的威胁恐吓

    一边在宝鸡对玮平的父母严加管控,一边对在深圳的我的威胁也一刻没有停止:从2020年10月22日到12月25日,两个月时间,陕西警方向贤宏等人先后9次到深圳威胁我不得为常玮平发声,否则将让我失去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1)2020年10月22日晚六点左右,我接到常玮平父亲电话,称宝鸡警方到深圳的家里来了,要见我,让我回家。晚八点我回家时,见到了宝鸡市公安局庞定明、高新分局宋子新及不愿出示工作证的中年男子坐在我家门口。后他们对我录像、做笔录,让我承诺不得对外发声,不得接受外媒采访。否则,对常玮平没有好处。

    (2)2020年10月24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宋子新及不愿出示工作证的中年男子,到我深圳家中,对我做笔录,继续让我承诺不得对外发声,不得接受外媒采访。此次谈话中,中年男子警员询问我是否聘请律师及律师的名字,以方便律师去了他们接待,我告知他们后,下午张庭源律师即收到重庆市司法局约谈电话。

    (3)2020年11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宝鸡市高新分局向贤宏、宝鸡市公安局杨永科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叫我出办公室后,在我办公室的走廊上,威胁我不得为常玮平发声。向说常玮平是意识形态犯罪。杨说要告知我的工作单位,用单位纪律处分我,让我失去工作。

    (4)2020年11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向贤宏、杨永科到我办公室门口来找我,继续威胁我不得为常玮平发声。

    (5)2020年11月23日中午1点左右,我突然接到我单位警务室电话,说陕西警方找我。去了之后,是向贤宏和付勇强找我,要求我删除微博。事后证实,他们当天在找我之前还找了我工作单位的领导。

    (6)2020年11月24日下午1点左右,接到我科室秘书电话,说陕西警方找我,让我去警务室。向贤宏、付勇强继续要求我删除微博。

    (7)2020年12月15日上午,宝鸡市高新分局给我工作单位领导打电话,称我要去北京上访,让单位领导找我谈话。

    (8)2020年12月23日下午16:30左右,接到我单位保卫科电话,说陕西警方找我,去了之后,见到四位陕西“警察”:自称陕西省公安厅工作人员的、不愿向我展示完整工作证的、只露出“公安厅”三个字的一位老年男子、自称宝鸡市公安局工作人员的不愿出示工作证的老年男子、向贤宏、付勇强,和两位没有向我出示工作证的深圳警察。陕西警方主要说了三方面内容:第一,我的工作很好,一般人找不到,希望我要珍惜;第二,我不了解常玮平,说他经常住在别人家里,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企图让我不要为常玮平发声;第三声称常玮平加入了一个反华组织,如果夺取政权成功,常玮平将成为中国某个部长或陕西省省委书记,我将成为部长夫人或省委书记夫人。又同时声称常玮平裹挟不深。

    (9)2020年12月25日,陕西警方到我工作单位,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非法拷贝了我的工作电脑硬盘。

    除此之外,受陕西警方要求,深圳警方2021年1月14日凌晨00:20敲我家门,来表示对我丈夫和我的关心、1月14日晚上21:00,深圳警方又来向我普法,教育我发微博要言论得当。这两件事对我的家人造成了严重影响:与我同住的我的妈妈被吓的发抖,听到敲门声就紧张。我7岁大的小孩被吓到失眠,夜里不断翻来覆去睡不着,睡着又一夜惊醒好几遍,甚至问我如果警察拿枪指着他的头他该怎么办?

    综上,陕西警方的做法只有一个目的,通过将常玮平污名化,通过不断的威胁家属,让家属闭嘴。

    3.对律师辩护权的非法剥夺

    除了掐死来自家属的声音,常玮平一案中,律师也被严禁参与。只要有律师去高新分局,陕西方面就一定会给律师所属司法局通报,甚至歪曲事实,说律师大闹高新分局。张庭源律师多次被重庆司法局谈话,威胁退出此案代理,他在第二次去宝鸡办理常玮平案件时,重庆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连夜赶到宝鸡,以吊销律师证为威胁强行将他从宝鸡带回重庆。张科科律师亦被湖北各级司法局多次谈话,表示不得参与此案。付爱玲律师和陈进学律师一到陕西境内,即被广州市司法局多个电话要求马上回广州,导致他们只在宝鸡呆了一天就回广州了。

    2020年10月26日、2020年11月23日、2021年1月28日,律师三次要求会见常玮平,都被高新分局拒绝,问及已查明案情,都以秘密为由拒绝。让我不禁感慨,只要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就浑身上下都是秘密。秘密二字掩盖所有事实真相。

    律师要求会见不予批准,2020年11月25日,高新分局却安排玮平父亲与他见面十分钟。这十分钟玮平不敢多说话,语速慢的如同背诵,全程只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让他父母,让我不要在外面给他发声,仿佛他在关押时还能接触网络,对外面的声音了如指掌似的。只是在见面结束时,他凄惨大呼让父母好好活着,如同交代后事一般,可能才是唯一一句他真实意思的表达。为了让家属停止发声,宝鸡国保可以动用一切手段。我们合理怀疑玮平可能又遭受酷刑。

    4.以非法手段威胁与常玮平共事过的朋友作证指控

    维稳家属的同时,宝鸡国保跨省对与常玮平曾经共事过的朋友进行非法约谈,用言语恐吓威胁他们作为案件证人对常玮平进行指控。有一些朋友甚至与常玮平只有过一面之缘,却被非法抢夺手机对手机中的通讯录进行拍照,以此制造恐惧感。有朋友被胁迫按照国保事先写好的指控词照着念,还有朋友因为拒绝指控被带去当地派出所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毫不掩饰他们给常玮平强加罪证的企图,令人发指!

    针对常玮平遭受的酷刑和宝鸡国保多次到深圳来威胁我的事情,2021年1月6日我向宝鸡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控告,要求调取2020年1月常玮平被指监期间录像等记录。1月22日,宝鸡市人民检察院只短信回复了我一句话:经审查,公安机关均在依法办理之中。对我所提调取指监期间录像等诉求没有任何答复。中国没有一条法律允许酷刑,不知道宝鸡市人民检察院依的哪个国家的法律?又不知道他们遵循的哪里的法律允许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可以多次威胁不得发声?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感谢大家这一年来对常玮平案的关注和支持,新的一年,我将继续对玮平一案中,宝鸡国保的各种违法行为进行控告。希望大家一如即往的保持关注!

    常玮平律师妻子陈紫娟

  • 本来就不是病,何来“矫正治疗”?

    当同性恋还被当作精神病的时候,一个诊断带来的不止是冷言冷语,更是创伤极大的“矫正疗法”,一个诊断足以影响另一个人的终生。

    “相信我,没有人会跟你做朋友的。”

    “你是爷爷临终时的最大遗憾。”

    “社会负累、人渣。”

    “你一定会染上艾滋病的。”

    “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基佬。”

    也许你不会相信,专业治疗师会说出这些恶毒言语。

    但这只是恶梦的开始,更不人道的“治疗方式”陆续有来。

    治疗师会强迫“患者”观看男人与男人亲热及做爱的影片,然后轮流用冰、火、电流等刺激他的身体,目的是让绑在椅子上的他,把这些伤痛及煎熬与眼前的画面联系在一起,从而扭转他的性取向,变回“直男”。

    旧时代的笑话,中世纪的折磨,依然存在

    这就是所谓的“性倾向矫正疗法”(Conversion therapy),而这疗法的发展基于一个错的假设: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病,而人的性取向是可以强行改变的。

    很多人或会以为转换疗法只是旧时代的笑话,或是中世纪的折磨方式,但其实在大部份国家这种“治疗”依然合法,很多同性恋者仍要为此担惊受怕。

    我们不难想象这种“治疗”会为无辜者带来多大的创伤,甚至可以说是另类虐待。有研究指出大部份接受过这“服务”的人都感到被伤害,有些人更衍生出抑郁的征状、自杀的念头、社会孤立等问题。

    即使“性倾向矫正疗法”没有科学根据,不少国际医疗机构亦表示做法不合医学伦理,但若一日不立法禁止错误且野蛮的所谓疗法,我们便不能确保没有新的受害者出现。

    在美国,性倾向矫正疗法在超过四十个州份仍然合法,纽约市也是在最近一个月才全面禁止。

    在中国,一名男同性恋者于2014年控告一间提供“性倾向矫正疗法”的诊所,北京法院最终判他胜诉,而2016年亦有类似的个案成功争取赔偿,中国的同志组织正就著这两宗判决,向有关当局要求立法全面禁止。

    在香港,虽然大多数执业医生都根据国际组织的标准,不会视同性恋为精神病,但无奈于香港进行“性倾向矫正疗法”依然合法。有同志平权组织曾于2010年向立法会提出禁止相关“疗法”,但最终还是遭特区政府拒绝。同时,有报导指不少社工仍会转介同性恋者接受“疗法”,2011年社会福利处亦曾举办讲座,邀请精神科医生向社工介绍“性倾向矫正疗法”,反映香港在LGBT议题上的发展依然非常落后。

    在台湾,禁止“性倾向扭转(回转)治疗”的立法,因为反对意见令立法迟迟未能实行。2017年1月,台湾卫生福利部预定将“医师执行性倾向扭转(回转)治疗”列为当地医师不得执行之医疗行为,到同年5月的时候却突然喊停,原因是当局在数月间涌入了80份反对意见,所以担心贸然实行会引发争端,反同婚团体“护家盟”更在2017年12月向卫福部表示,禁止“性倾向矫正疗法”会侵害家长权益及漠视同志人权。

    终于在2018年2月22日,卫福部以函释方式确定禁止性倾向扭转治疗,违者将触犯强制罪或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轻则罚锾,最严重者可能会面临3年以下刑期。

    一个诊断足以影响一生

    1973年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移除,尽管医学界的主流不再视同性恋为疾病,提倡尊重每人与生俱来的性取向,但历史遗留下来的标签对性小众的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同性恋者,不论男女,不论年龄,不论场合,还是会受到不同形式的差别对待。在童年会以为自己是个怪胎,把心声告诉父母可能换来一轮说教毒打;在成长期,男的若是娘娘腔便可能会被欺凌,女的剪了短发便会被嘲笑说是TB男人婆;出来工作,又得担心上司或同事知道自己的性倾向,怕会因而影响仕途;终于找到了称心的伴侣,却不知如何向家人交代,被三姑六婆追婚只能支吾以对……

    种种对同性恋的误解、标签、偏见及歧视,都使他们的不能毫无顾忌地活出自我,可能会因为这份不必要的伤痛,诱发出精神或情绪的问题。

    医生的责任是何其重大。回到1973年之前,同性恋还被当作精神病的时候,当时的一个诊断带来的不止是冷言冷语,更是创伤极大的“矫正疗法”,一个决定可能会影响另一个人的终生。同样的道理能应用在所有的医学诊断上,医护人员在下诊断时必先有足够的理据支持,医学界亦需要与时并进,在科学及社会急速发展下不断审视自身,永远从病人的利益出发。

    同性恋者喜欢同性,跟异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一样,都是很自然的心理及生理反应。喜欢同性不是伤天害理的事,他们只不过是忠于自己,又何罪之有呢?

    虽然近年社会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有所提高,在街上牵手接吻的情侣不再一定是一男一女,议员、歌星、艺人相继出柜,平权运动迎来一道又一道的彩虹。然而,要建造光辉宏伟的彩虹桥,自然需要积聚不少水分,可想而知之前的暴风雨有多么的惨烈。

    可悲的是,现在的彩虹大桥还不足以承托所有同志,究竟还要经历多少场腥风血雨,躲于衣柜里的人才能从缝隙间瞥见七色幻彩,鼓起勇气做回真正的自我?

    (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303-notes-life-and-death-cheuk/ 2018-03-03)

  • 细思极恐 美一男子因重名被当精神病患者拘捕

    美国一名男子刚出家门就莫名其妙被警察拘捕,送进精神病治疗中心。后来多亏女儿作证,这起因重名引起的误会才真相大白。

    英国广播公司5日报道,尤金·赖特现年63岁,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德维尔市。赖特去年11月走出家门准备去开车,这时走过来两名警察将他拘捕,现场还有一名当地精神病治疗中心工作人员。尽管赖特再三说明自己不是他们要找的在诊室威胁医生的人,但没有一个人核实他的身份。赖特说,自己还被注射了治疗焦虑症的药物。

    后来,经赖特女儿证实医疗纠纷发生时父亲在上班,赖特才摆脱困境。

    目前,涉事警察和医务人员已向赖特道歉。赖特以非法监禁、疏忽、攻击人身、侵犯公民权和隐私权等罪名起诉涉事人员。

    (来源:新华社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1/06/c_129784165.htm 2018-01-06)

  • 芳华:她因个性叛逆被当精神病,31岁接受“脑切除”后判若两人

    ——悲情缪斯弗兰西丝·法默(下)

    她,14岁写下一篇文章,获得100美金奖励,名为《上帝死了》。

    之后,她成为耀眼的银幕新星,风华绝代,才华横溢,万众瞩目。

    然而因为个性叛逆、爽直,公然对抗好莱坞的腐败,她被人陷害成了“精神病人”。

    在《芳华:29岁美女被诊断为“精神病”,只因14岁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中,我们了解了弗兰西丝这位才女的上半生。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她成为“精神病人”后的生活——

    她被转到了洛杉矶一家医院的精神病房。这或许是救她出狱的下策,可此后却弄假成真,弗兰西丝在人们眼里,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

    那时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十分简单粗暴——电击和胰岛素注射。

    尤其是胰岛素注射,不断诱发病人呕吐、抽搐、昏迷,以此来疏散病人“过剩的精力”。

    对一个相对正常的人来说,这些治疗方法无异于酷刑,就连性情刚烈的弗兰西丝,也只能屈尊求饶。

    她忍下了所有的不甘,做得像一个乖乖女,苦苦哀求医生和母亲,才终于得到“被治愈”的诊断。

    然而回到家里后,她仍被视为病人,被限制了行为能力。她,一个已然成年的女子,却不得不听从母亲这位监护人的命令。

    本就强势的母亲,此时更是对弗兰西丝横加干涉,甚至私自联系代理人,想让女儿再次回到好莱坞。

    这激怒了弗兰西丝!她感到自己成了母亲获得虚荣的玩偶、捞金的工具,她激烈地反抗,甚至与母亲打了起来。

    在一次争吵中,她一气之下,将母亲推倒在地。母亲勃然大怒,竟再一次将女儿,送进了精神病院。

    1944年3月,弗兰西丝被关进华盛顿州立医院精神病房。

    这是一家陈旧、拥挤的医院。有超过2700名患者,挤在年久失修的病房里。而护士数量严重不足。

    在这个管理混乱的医院,弗兰西丝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她数年后曾痛苦回忆,那时常常与老鼠为伴,甚至遭受男医生的强奸!

    在那种地狱般的环境中,即使是意志坚定的正常人,也会被逼成疯子。

    弗兰西丝接近崩溃了,她只好同意接受一种手术,一种仍处在探索阶段的手术——脑白质切除。

    因为,做过这种手术的人,最后都被放回家了。

    这种手术,是在病人眼皮下,插入一种仪器,进入大脑的额叶,来切断一些神经。据说,正是这部分神经,让人变得癫狂、情绪化、思维敏捷。

    在一次病房的医学演示中,弗兰西丝无力地躺在病床上,任凭医生将冰冷的仪器插入大脑……

    在一部名为《弗兰西丝》的电影中,再现了这个让人痛心的场景:

    主刀医生说:“我的手术,将切除那些输送感情能源的神经……病人失去的将是精神上的复杂情感,留下的是削弱了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脑页切除的手术,根除了她的病根。”

    ……

    弗兰西丝慢慢苏醒,缓缓地睁开眼睛。她还像从前那样娇美,白皙的皮肤、浓密的睫毛、倔强的嘴唇。可如今,她的目光少了从前的睿智,变得呆滞而毫无生气。

    她,变成了一朵塑料花,美则美矣,却没了生命力。

    她,觉得一切都还好,可一切又不一样了。她的周围和她自身,都变得缓慢了。

    她曾经充满愤怒、激情、创意的脑海,如今只剩下了一种向往:自由。

    1945年5月,术后的弗兰西丝,再次回到母亲身边——因为她仍被视为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此后她仍频繁出入精神病院,但麻木的神经让痛苦,也不那么难以承受了。

    1950年,这位昔日的美丽明星,开始在洗衣店打工糊口。

    又过了3年,她终于结束了长达11年的梦魇——她被恢复了完全的公民权利。

    此时,芳华不再,美人迟暮,她人生最好的时光,都被浪掷在荒唐的地狱。

    1954年,她与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的工人结婚。几个月后,她不辞而别,只身来到了加州。

    或许,她迟钝的意识里,仍记得一件事:逃离。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她找了份秘书的工作,隐姓埋名度过了3年。

    3年后,当媒体记者偶然发现,她就是十几年前的大明星时,兴奋不已,大肆报道,引起轰动。

    最终,她被一位经纪人发掘,开始就职于一家电视机构,主持一档名为《弗兰西丝·法默的礼物》的节目。

    这档节目很受观众欢迎,弗兰西丝再次成为明星。

    可埋藏在心底的创痛,像是表面平静的火山,总在伺机爆发。

    在公众上曝光后,一些往事在弗兰西丝心底蔓延。那种痛苦是绵长的、深沉的,她无法像从前那样,怒吼、搏击、发泄。

    她发泄的唯一方式,就是夜夜独醉。对这个世界,她愤恨而无奈,她不知该如何原谅,如何救赎。

    那年,她45岁。一个夏天,她独自坐在角落里。一个5岁的小女孩,悄悄来到她身边。她是朋友家的孩子,像精灵一样可爱。

    女孩看着她忧伤的眼睛,突然贴近她的脸颊,悄悄地对她说:“你知道吗?我有多么爱你,因为你是个好人。”

    那轻声的耳语,如同天籁之音,拨云见日,积雪消融!

    女孩蹦蹦跳跳地跑远了,弗兰西丝突然哭了起来。她从来没有这样哭过——她觉得世间一切邪恶,都因为那句话消散了。

    在那一刻,她那铁石般的心肠,一下子变得柔软、温暖了。她原谅了已经死去的父母,原谅了曾背叛她的世界。

    接下来的日子里,弗兰西丝不再叹息,她拾起破碎的生活,仿佛获得了重生。

    她虽然不及从前才华超群,却仍能胜任演员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52岁的弗兰西丝,再次回到了戏剧舞台上。

    当结束精彩的表演时,她站在舞台中央,沉默了很久很久。接着,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她热泪盈眶:“我知道,这是我最好的表演,也是我最后的表演。”

    1970年8月1日,57岁的弗兰西丝,因食道癌去世。

    她曾绽放过美丽芳华,曾惨遭命运捉弄,曾失去真实的自我。最后,她获得了真正的宁静,她彻底放下了……

    (来源: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a6501132731135558158/ 2017-12-20)

  • 母女分离30年!控抱错娃被当精神病 丢工作险被丈夫谋杀

    明知道医院抱错婴儿,心急的妈妈向医院反应却被认为精神出现问题,导致两名女孩身分交换了30年,已经高龄70岁的妇人,近日才终于和亲生女儿相认,而医院也被判赔51万元。

    据《每日邮报》报导,俄罗斯一名70岁妇人Zoya Tuganova,1987年在医院生下女婴Luciya,但几日后要从医院回家时发现孩子被抱错,但当时医生认为她患有精神疾病,不但没抱回亲生女儿,还因此影响工作被迫离职,甚至差点被丈夫谋杀成功。

    Luciya住进的家庭并不富裕,多年来身体都有残疾,且男主人因为Luciya长得不像自己,怀疑老婆与村长有私情,长期施暴,甚至将村长杀害因而入狱,Luciya也因此被送到孤儿院。

    同一天出生的Katya,则意外的来到Zoya家,有较好的成长环境及教育,现在为一名铁路管理员。如今真相大白,母女分离30年终于重逢,医院判赔100万俄罗斯卢布(约新台币51万元),Zoya也将拿这些赔偿金,弥补流落在外30年的女儿。

    (来源:三立新闻网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87834 2017/08/28)

  • 少女情绪困扰想自杀 入院求助被当精神病

    情绪困扰相信人人都经历过,现年十八岁刚考完公开试的凯莉,就是其中一个。她回忆起中一那年,她更试过萌生自杀念头。在美术室,她鼓起勇气问她的同学:“我快撑不下去,你可否给我一把*刀?”最后,同学通知老师,凯莉被带到医疗室。

    当年为什么想自杀?她说原因有很多,“被欺凌、学业压力大、和兄长关系差⋯⋯”所以,当时的她真的想不开。不想自己再沉在情绪的低潮,凯莉又再鼓起勇气,要妈妈带她去医院。“我以为去医院真的可以帮到我,事实并非如此。”,她指当时在未了解她的问题前,一到医院就已被要求穿上约束衣。更有一天,无故被要求吃药,负责的护士和医生都带点恐吓,指她如果不吃药就可能要打镇定剂,要被锁起。凯莉苦笑说:“原来入医院这么一回事。”

    这个住院的经历无疑是吓怕了凯莉,但也的确令她正视自己的情绪问题和需要。“每个人也有不开心的时候,而导致人不开心的原因每个人也不同。”她承认自己的确有情绪问题,亦正努力面对。同时,她希望外界对情绪问题多一分关注。“这未必是病,是一个过渡期。我不会被精神病标签,每个人都有低潮的时间。”

    (来源:苹果日报 https://goo.gl/2sX4mv 201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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