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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潜江维权人继续在北京抗争

    【民生观察2020年1月4日消息】旧迎新送走狗年引来鼠年,湖北潜江维权人士伍立娟从2004年到2020年走过了整整16年,2020新年上班的第一天,伍立娟与往常一样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正常(工作)一样上下班到本市政府部门与银行进行维权。

    转眼间十六年的维权无果,十六年的艰辛与困难还有委屈与泪水这一切都只有自己知道,常人无法想象,十六年的泪水无法计量,十六年的委屈与伤痛无处诉说,无数次的绑架,无数次的软禁,老教,坐牢,行政拘留,刑事拘留,辱骂,殴打,酷刑都经历了,这十六年的足迹都会铭记在我内心深处永远无法忘记的痛。以上的所有迫害都是由湖北仙桃中级法院枉法裁判所导致,还有潜江工会与中共总工会都没有保护职工利益所致。今天伍立娟给湖北仙桃中级法院邮递了判决书与材料,另外还向北京其他八个部门邮递了信件,有信访局,检察院,最高法,中共总工会,银监会,公安部,中央督察部工商银行总行等相关单位。

    观察员得知北京维权情况:2020年元月2号,小康之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湖北省潜江市工商银行黄行芝,潘向荣两位维权人士,因不服工商银行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再次向北京市国家信访局反映自己的诉求,同行的还有内蒙呼伦贝尔市的韩春荣等三位维权人士,还有河南省的周柄胜,冯珍两位退役军人来到国家信访局,反映诉求。

    我们一行人四点钟起床,顶着北京最气温最低的一天恶劣的天气,在国家信访局冻的瑟瑟发抖,脚象站在冰水里一般,等待信访局开门。到了大约七点半左右,信访局终于开始放访民进去,警察同志让我们排队,交上我们一行七人的身份证,看了我们同是工商银行一个单位的集体诉求,并录像,然后留下潘向荣,韩春荣两个人作为代表,其他的人在外面等候
    潘向荣与韩春荣俩满怀希望,站在访民的队伍里排队等候接访,终于排到了我俩,我们就过安检,工作人员让我们举起手来,前后左右无死角转动安检,完了存上自己的包,手机也不让带进去,不允许录音录像,都一起排队存在进信访办公室的门口,进入信访办公室的门口再一次进行安检。

    这次更加仔细,工作人员要求把棉袄,外套脱下来,放在一个框子里,过机器安检,还有几位工作人员依次按照顺序再次全方位无死角的扫了一遍进行安检,然后让我们脱下鞋子,再扫一遍腿部和脚步四周,然后还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鞋子倒一倒,算是安检通过了来到信访办公室门口,工作人员要求坐下等候,过了一会,来了一个工作人员,让我们填补,我们将七个人的姓名,地址,年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填好之后,工作人员给我们取号,听见他们在商量说是同一件事,同一个单位问题,但是不是同一个省的人,应该去哪个窗口接待呢?

    最后他们商量后其中一个人让我们去五号窗口,五号窗口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到三号窗口,然后又重新取号,来到三号窗口,三号窗口的工作人员让我把身份证交进去,我全部放在窗口下面的小口子里,工作人员看了一下,只收了五个,退回来两个身份证,我说这两个人的身份证没刷,保安就很不耐烦的说收起来,里面接访的工作人员就看了一眼诉求,放在打印机里分别传真给了各自的省里,我说接谈吗?我们的事国家信访局有什么说法?有没有回执?里面的工作人员摆摆手,保安就请我们出去。

    潘向荣,黄行芝等七个人天寒地冻的零下温度下排队几小时,接待输入电脑不过两分钟,就把我们打发了,我们七个人又跑到工会,工会的同志说你们属于国资委和银监会管,我们只能帮你们转给那两个部门,我们又来到银监会,银监会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只管银行的业务,以后一件事情就不要重复的过了,这次给你们转到工行去,以后不接待了这么多年,我们很明朗的一个劳动争议,一直得不到解决,踢皮球,年复一年。

    观察员:通过潘向荣黄行芝等人在北京的维权行动,我们看到所有的信访窗口全部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敷衍维权访民老百姓东奔西跑,工会本应该替下岗职工维权,这是工会的本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工会履行职责,工会部门应该是维权娘家,而这娘家却不爱自己的孩子,中国的所有工会都是由权贵掌握,根本没有职工参入其中,更谈不上让下岗维权职工参入,我们要学习民主公平的工人工会法,其实《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工人工会》,任何一个单位都应该遵守工人工会法,任何个人也有权利组织工人工会,工人工会要调节在劳动合同纠纷中的问题,还要维护企业利益,必须达到《双赢》才能使下岗维权的工人得到合理合法的权益。

    黄行芝,潘向荣,韩春荣,周炳胜,冯珍还有其他两位断友一共七人,加上伍立娟在本地维权,她们的命运不是她们几个人的命运,中国法律制度缺陷导致职工维权特别艰难:中国劳动法律体系虽明确保护职工权利,但具体法律中没有规定法律后果对违法企业给于足以遏制其再次违法的内容,没有规定足以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内容,还有就是劳动仲裁制度缺陷:劳动仲裁机构设立于政府劳动部门,而涉及国有企业职工劳动争议的案件,劳动仲裁机构很难保持中立,更难以侧重保护职工权利,而中国法院体系中缺乏劳动法院,现法院体系更是不重视职工权利的保护。

    最后再看看湖北汉江中级法院的判决,本院认为:本案属于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特殊现象,应由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然后就是按照XXXX法律条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北潜江市人民法院(2005)潜民初字第334民事判决,
    二,驳回伍立娟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由伍立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由中国工商银行潜江市支行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潜江市法院判决:被告工商银行在合同期未满时,以待岗竞聘的方式对原告作出待岗和终止合同的处理,违反了劳动合同约定,对此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请求及其他部分诉求,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驳回伍立娟其他诉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00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负担,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不予退还,该费用在执行中由被告承担。

    我们看到一审,二审所有费用都由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大家都知道一般打官司输了的一方承担法律费用,赢的一方不承担费用,一审潜江市法院与湖北仙桃中级法院都玩弄法律于手掌,不为弱势群体主张公平正义,为权贵藐视法律法规你们将是历史的罪人,所有冤假错案都是你们这些无视法律法规的人所为,你们两家法院给当事人造成了十六年的冤案,现在应该由你们出来承担全部责任,给当事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该给予补偿。两家法院院长应该承担责任,撤职处罚,追究责任,追查是否存在行贿受贿的嫌疑。



  • 一个中国企业家的拼搏抗争

    徐彩虹,湖北襄阳人,祖籍辽宁,自小随父母支援三线单位迁到襄阳,有着北方人的豪爽,南方人的聪慧。

    聪明伴随着极强自尊心的徐彩虹在学校成长,徐彩虹的学习在年级中一直保持着名列前茅,进入了保送名单,却因没有家庭背景,最终与自己的梦想失之交臂。于是进厂做了工人,聪明能干的徐彩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光彩照人,同样的岗位总是比别人提前胜任,不甘于平庸的徐彩虹,停薪留职自费到武汉、深圳进行商务学习深造。徐彩虹不放弃每一个商务实战与吸收知识的机会。

    在1999年徐彩虹和丈夫何斌夫妇一起开了自己的实体店面“爱點”,爱點位于两个超市的中间地带,在那民生如同钢丝串豆腐的时代,徐彩虹在商海中显示超前的商业头脑,生意极其红火,更成为学生们、年轻人、时尚达人们的必进之店,每天人气爆棚,引起了两边超市琢磨、效仿,开始跟货、捆绑销售,对待扑面而来的不正当竞争,夫妇本着诚实守信,从不参与恶意竞争,总是以自己独有的经营制胜对手,夫妇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不久又接手旁边做垮的一家超市,扩大经营规模并增加了餐饮项目。

    凭借诚实的本性与用心敬业的精神,徐彩虹夫妇的文具、高档礼品、餐饮生意,齐头并进,很快生意规模、人气均超越当地同行。就在商业对手们穷尽手段无法与之竞争制胜,夫妇生意蓬勃发展,一路高歌猛进时,一个代表某个“领导”的黑道人员找到家中,(单位发任何福利都在此领导指定的超市处领)说领导希望夫妻俩让出生意和店面,以后可以“堤内损失堤外补”,否则后果自负。未予理会的徐彩虹夫妇不久即遭到了利益集团、黑白道的轮番打击。丈夫何斌被下到了监狱,

    从未经历官司的徐彩虹花钱请律师、买书学法律,想尽办法营救丈夫,甚至一度策划用热气球撒传单飘进看守所去劫狱,在卖掉房产,耗费巨大后才发现,公权力想判你坐牢,不一定你真的有罪才能判你,法律在一些人手里只是如强盗手中劫财的工具。无奈,徐彩虹一面收集证据,一面各级申告,可在一切证据已证明何斌无罪的情况下,法院庭长却一再推迟开庭,甚至放言黑白道通吃,扔在里面(看守所)几年的多的很……,当时徐彩虹发抖冰凉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紧握发颤的拳头冲向刑庭庭长欲一决死战、共同赴死跳下十楼……,就是这样的生死无惧,最终丈夫何斌才得以走出监牢。

    在丈夫出狱后的第二天被怀恨在心的法院干部指使黑恶人员再次将经营中的店面打砸,将丈夫打伤。

    意识到在没有公正、平安、安定的经营场所、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让事业发展,企业壮大,还会遭受各种更加危险的境地,徐彩虹夫妇只有遣散员工,继续抗争维权。从区、市、省、京,逐级反映问题到北京,从盲目告状到提起行政诉讼对加害者和单位进行反击,在2003年开始在当地访民中率先对公安机关展开民告官的行政诉讼,2004年与襄阳17个大案要案上访者一起将各自案情合并录入磁盘,在当地率先进行网上举报,从2001年开始维权到民告官的十几起行政诉讼,徐彩虹夫妇被成为湖北省黑名单首要人员,当地腐败对徐彩虹夫妇怀恨在心,多次威胁要将其关押整治。不久夫妇遭遇摩托车车闸被破坏,高速行驶时无法刹车的险境等……

    在一次徐彩虹被关“法教班”黑监狱时,家人被暴力胁迫在外,母亲被左右大汉按倒,与徐彩虹仅一门之隔,徐彩虹被一群大汉轮番换着样式的虐打,踩踹,并被用实木大方桌踩在桌下、任凭徐彩虹高声呼叫都无济于事,并用抹布塞嘴、棉衣帽子捂头险些窒息死亡,徐彩虹因此流产,再也不能生育。(徐彩虹至今保留这件见证真相的棉衣)

    当时的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对徐彩虹说:你们没有背景,吃亏是没办法的。并告诉叫徐彩虹抓住这次谈判机会,身心俱疲的徐彩虹夫妇听从家人的劝说,同意政府的调解,对方却更加的无耻借机将本该给徐彩虹夫妇的繁华地段四十多平米的门面房换成了十二万元加低保的条件,为换来家人的平安,并相信只要肯干,凭自己的实力,钱和门面都可以很快赚回来的徐彩虹夫妇被迫接受条件。

    很快,夫妻俩又筹集资金开餐饮,率先在当地美食街以新概念餐厅模式经营,用自己独有的特色、诚信经营、积累人气,生意达到天天爆满,每天开门前都有人在店门前等候,从一个后来者走到行业的前列,让一个店引来了同行各大餐饮连锁的效仿和研究,在离他们百米远的同行连锁穷尽手段也竞争不过他们,更有餐饮大咖欲与夫妇联手打造餐饮航母。自己发展的同时夫妇还希望通过自己的成功模式带动更多创业者一起发展,在众多年轻人、创业者甚至公务员等,纷纷要求加盟、餐饮连锁大咖要求合营时,为了向大家负责,决定先进一步改善流程、量化工艺,完善管理,再接受加盟,以保证加盟者的成功回报。

    可就在夫妻俩专心经营、努力拼搏、钻研,积极开始筹备展开加盟时,

    噩运再次降临,红火的事业再次为夫妻俩招来祸患,又有想夺这产业的人屡屡前来寻滋闹事,因闹事者的老板是法院的合伙人,于是徐彩虹夫妇的坚持不退让,引发了黑社会流氓和法院的联合迫害,终于在吸毒者、赌徒、流氓的滋事扰乱,黑社会的死亡威胁、法院的积极打压迫害下,徐彩虹夫妇的连锁企业链条被生生掐断,所有辛勤拼搏的积累被掠夺一空。

    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在这强权当道,特权横行,权、钱互换的地方,法律在一些人手里只如强盗手中劫财工具的时代中,埋头做企业、干事业的企业家们,辛勤拼搏积累的事业与财富不知何时就会被强权采摘,纳入别人的囊中。

    2013年初徐彩虹夫妇再次进京,同年5月,之前曾多次为汶川地震、雅安地震灾区捐赠的徐彩虹夫妇却因一次爱心捐款被投进了牢狱。

    只因这是一次“爱心无国界,为美国飓风灾区献爱心”的爱心捐款活动,当局以此次捐献给国家形象造成极坏影响为由,抓捕十多人(捐款门事件),徐彩虹被关押三十三天,何斌和许乃来被认定为组织者,分别被判刑八个月和一年。徐彩虹再次为丈夫奔走呼吁,何斌、许乃来开庭时前往法院外声援者一度达到百余人。

    就在2014年1月26何斌出狱的前两天,去看望生病基督徒弟兄的徐彩虹等13基督徒被北京市局抓捕(通州梨园教案),何斌刚出狱又和余文生律师一起去各派出所、看守所寻找徐彩虹等基督徒被关押的地方,跑了几天终于打听到众基督徒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关押对象主要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经余文生、梁晓军等律师的介入,胡石根长老等基督徒的尽力呼吁,及国际社会的发声,徐彩虹等人被关押30天后陆续被释放,至此这对被牢狱分离的夫妻才得以团聚。

    经历了太多磨难,使徐彩虹夫妇认识到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对每个公民特别是普通百姓的重要性,他们的理想就是在公正和谐、安全、安宁的社会环境中,专心钻研技术,尽情发挥才能,安心经营发展自己喜欢的事业。可惜现实中社会环境连实现这样的愿望都是奢望。

    出狱后,徐彩虹夫妻俩在前门陕西巷23号开了个小酒吧餐厅取名“彩虹之约”,记取《圣经》中上帝对人类的约定,也寓意徐彩虹夫妻对雨过天晴后美景的向往。

    在这里他们招待全国各地的朋友,接待两岸三地、世界各国的友人,他们夫妻的小微酒吧餐厅模式及产品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和认可,激发了很多旅游的年轻人想要创业的热情,受到外国友人的喜爱。

    各界朋友亦不时前来把酒言欢,品茗论道。但酒吧受到监控和各种打压、骚扰,徐彩虹夫妇多次被警察半夜撬门抓走押回湖北襄阳,流氓滋事、街道找茬、房东刁难,使夫妻俩经常举步维艰,入不敷出,用以前积累的积蓄支撑着这个能让朋友们在首都中心把酒论道的空间。尽管如此,经营的同时,徐彩虹夫妇也经常参与各种公义活动,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一些受苦难者,龚进军受审、建三江律师受难……等,徐彩虹总是500-1000的积极捐款。许志勇、丁家喜……等开庭徐彩虹夫妇被带走押回……。

    徐彩虹也因这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在因丁家喜开庭被押回湖北的那次,回襄阳的路上维稳的“书记”意有所指的对徐彩虹说:“你父亲去世了吧!”徐彩虹诧异的说:“我父亲身体好好的。”谁曾想,就在徐彩虹从襄阳打算回北京时,一向身体健康的父亲莫名突发心脏病住院,徐彩虹只有留下照顾父亲,当时香港黄伞活动正热,父亲本该11号出院,徐彩虹12号因发起为宋某某联名呼吁的帖子,13号父亲病情立即恶化,转入ICU,医院办公室里,夫妇看到的却是主治大夫打电话不是召集人做手术,而是向某个书记打电话请示!不久父亲抢救无效去世,看着父亲内出血,满是淤血的口腔、身体,徐彩虹哭干了眼泪,并一直自责是自己连累了父亲,这成了她一生的伤痛。

    2014年6月4日徐彩虹夫妇在天安门广场被抓进北京西城看守所关押30天,随后的几年,徐彩虹、何斌夫妇每到6*4都会被监控或关押,数年间徐彩虹陆续被关押过北京朝阳看守所、第一看守所(七处)、东城看守所、丰台看守所、西城看守所。

    期间,各种莫名的抓捕、骚扰、打压,从不曾停止,北京、地方一直想逼迫夫妻俩离开这个中心地带,消灭掉这个证明维权公民并不是他们所说“好吃懒做靠上访挣钱”,完全能凭实力创业、经营、挣钱的实例,铲除这个被各界人士喜欢的谈天说地畅舒胸臆的地方。湮灭掉这个经历、见证、烙印了公权肆意、执法无法、公民苦难,诸多印记的地标。

    虽经徐彩虹夫妇努力抗争、艰难维持,终于,2017年11月几方联手,先以大阅兵维稳之名将徐彩虹夫妇押回湖北襄阳,然后北京这边派出所和房东一起将凝聚着徐彩虹夫妇心血的店面强撬,把所有店里资产夺走。街坊后来告诉徐彩虹夫妇:“来了好多穿制服的,装了一大卡车拉走,警察不让我们录像”。

    回到北京的徐彩虹夫妇报案无答复,反应无结果,资产被席卷一空的他们连冬衣都没给留下,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季身穿薄衣被迫流落北京。

    一年多过去了,徐彩虹夫妇的资产依然没有说法,派出所连当时的报案手续都推脱不给。期间地方把徐彩虹夫妇带回湖北襄阳,说解决地方的问题,结果几次“接待”商谈,热情的官员们关心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热衷于接待时各个角度的拍照、摄像,经过几轮“摆拍”之后,便再无音讯。后来被告知:负责解决他们夫妻问题的法院院长升迁到上级反腐部门当领导去了;便再无下文。在当地生活遭到各种骚扰、逼迫的徐彩虹夫妇便又逃回北京,继续着他们的《漂流记》。

    数月间露宿于北京草坪、空地、树下,体人间冷暖、尝世间百味,有时常夜宿地点被浇水驱赶的艰难,有难友前来探望的温暖和露天畅谈的舒畅,有夜半梦醒抬眼看月影横斜,霜挂枝头的清苦。

    有春节不能回家,在北京看“寒风捋枝欺叶残”的冷酷,体“昨夜梦中把家还”的心酸。

    徐彩虹夫妇的遭遇清晰展示了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民营企业家特别是不会钻营贿赂的纯粹企业家所遭遇和即将遭遇的苦难、艰辛与归宿。

    在企业总裁思维培训时曾有老师说:“在中国想要做百年老店的企业家都是脑筋坏掉了的,因为天随时会变的!”

    徐彩虹夫妻俩在北京中心这个“相对守法”的地带,用一个小微企业从诞生到兴盛而后被扼杀的历程,如一部情景剧,生动的向世界演示了在这个环境下民营企业的生存不易,不管你产品如何过硬,经营理念如何优秀,也不敌公权的肆意翻覆。你妄想用法律保护自己时,执法者一句:“这是上边的指示”。便能将你彻底击败。这个威力无穷、法力无边、法上之法的“上边”可以是协警后边的警察或城管,也许是某个“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机关,也可能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这个“上边”就是老师口中那掌握企业生死、左右百姓命运的“天”!

    同时这个情景剧用夫妻俩起先辛勤工作、苦心经营,被抢夺;到后来依法反映,无结果的事实经历,向世界演示了所谓“访民”的产生历程。

    他们夫妇周围有类似经历的维权企业家也不在少数。

    他们常说:“我希望民主,向往民主,我不愿作虚无缥缈的梦,我有一个理想,就是在民主、自由、公正、安全的社会环境中自由经营事业,尽情发挥才能。”

    这也许也是许多民营企业家共同的心声吧!

    如今徐彩虹夫妇仍流落北京城,夫妻携手走天涯,哪怕一路青丝到白发,向着自己的理想努力进发……。

  • 计生受害者李万凤、陈美玲的抗争

    【民生观察2018年7月6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潜江计划生育结扎失败者、独立参选人李万凤,数十次手术其身上女性器官尽失,绝望至数次自杀。另一名绝育手术失败者陈美玲,术后以药当饭,生不如死。在中共当局一手炮制的计生风暴席卷全国的年代,正值生育巅峰期的湖北年轻女子李万凤、陈美玲也没能幸免逃脱这场毁灭性的灾难。

    据知情人士讲述,1992年,湖北潜江王场镇李万凤被迫节育手术失败后,其爱人带着她四处求医问药,家里的田地全部荒废。李万凤此生唯一感到幸运的是她遇到一位有责任心的好丈夫,在她遭遇苦难时不但没有抛弃她,而且悉心照顾、四处奔波到处借钱为她继续做手术。

    李万凤结扎失败,不仅是她自己的灾难,而波及到的是整个家庭的灾难。不但她从此走上了遥遥无期的寻医问药之路,一双儿女从小就缺失母爱,幼年就承担起了家务事,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照顾爷爷奶奶。

    李万凤在被迫绝育而失败后,在经历了26年求生的苦苦挣扎中先后做了十几次手术后,身上十几处刀口。作为女性特征的器官如:宫颈、子宫、卵巢等部位已全部被切除。

    绝育手术失败后遗症,致使李万凤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描述。这次手术的失败,带给她的不仅是身体与精神上的重创,26年来的医药费及时几次的手术费,导致这个家庭债台高筑。为此,她多次到乡政府、市政府,以及到北京维权都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她的痛苦正常人无法想象与测量,很多时候,她的痛苦是难以启齿的。这次绝育手术的失败,致使她不能过夫妻生活,同时也没有尽到照顾老人的义务,对儿女同样没有尽到教育抚育的责任,计划生育结扎失败后的痛苦导致她喝过两次农药,被家人与乡亲发现及时送医院抢救过来。后来,她又吃过几次安眠药自杀、上吊自杀,均被人发现救了下来。后来她又割腕动脉自杀,鲜红的血流到床上被丈夫发现送医院抢救几天才脱离危险。

    知情人士说,绝育失败后,用“生不如死”这个词汇对李万凤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李万凤说现在政府说的国家这么好,为什么计划生育结扎失败的人还是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幸福与快乐与我们这些计划生育结扎失败的受害者是绝缘的。李万凤常说自己的痛苦无法言表,活着真不如死了好,活着遭罪,政府说“照顾了”,爱人说“尽力了”,爱人常年在外面打工赚钱不够她看病的开销,一身的病痛导致家不像家,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在李万凤维权上访的过程中,她到省政府反映情况,被地方截回,强行到家里恐吓她,在她无力站立的情况下还给她带上刑具到审讯室询问到凌晨几点,村书记见李万凤的身体情况又怕她出什么事才把她拖回家。她几十年都奔波在看病求医与上访的路上真的不容易,李万凤说“国家这么强大,难道就不该为我们这些被计划生育结扎失败的受害者承担责任吗?”。

    随着在维权过程中不断的觉醒,李万凤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加了潜江市人大独立候选人的选举活动。潜江政府为了阻止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在半夜三更派出所几个人曾带枪到家里威胁她,并且还审问参加选举的幕后指挥是谁,直接问她伍立娟给你发了什么信息等等。李万凤说选举是我自己的事,我想选举出自己信任的干部领导潜江人民有什么错吗?因派出所几个警察带着枪威胁恐吓,导致身体虚弱的李万凤两天起不来床。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计生运动中,湖北潜江当局首当其冲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一胎环,二胎扎,怀上三胎刮刮刮!潜江市泽口街道谢弯村三组的陈美玲,也是这场计生高潮期间的受害者,生育了二胎的她同样没有逃脱被宰割的命运。

    1989年11月,陈美玲被潜江市泽口开发区及村干部要求她到潜江市计划生育服务站做结扎手术,但当时陈美玲已怀孕一个多月的身孕。陈美玲哀求他们(计生委领导)先做检查,看是否合适做结扎手术,但他们根本不予理会,强行把陈美玲拖去做绝育手术。(根据湖北省1950~1992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输卵管结扎常规手术时间选择,妊娠中带有避孕器具的,必须先终止妊娠,再取出节育器,然后再做输卵管结扎手术)。

    但是,潜江市计生委服务站人员却没有给陈美玲选择余地,尽管她怀着孕、带着节育环,他们还是强行把陈美玲按在手术台上,陈美玲奋力反抗,拼命挣脱了他们对自己像阉割牲畜一样的野蛮的行为,逃出了手术室。但潜江市计划生育服务站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又毫无人性、不顾陈美玲死活,再次将她拖回计划生育服务站设置的简陋手术室,面对一群强壮野蛮打手,一个怀孕的女人已毫无反抗能力,陈美玲就这样生生的被强行阉割了。

    据知情人士口述说,当时,陈美玲被强行按倒在手术台上后,他们(计生委)给她输卵管注射了两针后,又考虑到她说过怀孕的事,又再次将打胎的药物注入陈美玲的子宫,违规将结扎与打胎同时进行,在手术过程中,陈美玲感动浑身不适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而医务人员告诉陈美玲说:刚结扎有点药物反应是正常的。

    手术后回到家不到一个月,陈美玲便开始大量出血昏死几次。后来送医院抢救才保住性命。

    医院参与抢救陈美玲的一位好心医生告诉她,虽然你的命保住了,但是在结扎过程中所用的药物苯酚药物致使胎儿霉烂导致流产,以后还会导致子宫有粘连,子宫一旦被粘连就失去了子宫的功能,还会引发更多的病发症,这是属于计划生育结扎失败导致的。

    陈美玲说“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痛苦中度过,天天吃不好睡不好;不能做任何家务;不能下地干活;更不能过夫妻生活。作为母亲也不能照顾孩子,也没有能力照顾父母。三十来年就是靠药物与抗生素缓解病痛,每天可以不吃饭但是不能不吃药,不吃饭不会马上死掉,不吃药就会有生命危险,几十年的医药费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已经一贫如洗,整个家庭受到连累,债台高筑,亲朋好友都离我们这一家远远的”。

    知情人士说,被病魔折磨的痛苦不堪的陈美玲,也曾多次找乡镇市各级领导,但均无济于事,相互推诿。后来,陈美玲参加了几次计划生育服务站搞的免费鉴定活动,专家虽然口头说是因为结扎用的药物苯酚所导致引起的后遗症子宫粘连,又因粘连后引发多种病发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专家敢在鉴定书上说明是计划生育结扎失败用药苯酚的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陈美玲与其他计生绝育手术失败者开始维权,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还遭到当局的威胁恐吓。陈美玲说“谁来管管我们这些因计划生育结扎而失败造成的后遗症患者啊,这一切身体、精神与经济上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责任?”陈美玲期盼着能有领导来解决她们的问题,还她们一个公道。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关注她们。



  • 面对打压覃永沛律师开始“反腐”抗争

    【民生观察2018年5月19日消息】本网获悉,广西南宁百举鸣律师事务所最近频频遭到司法部门打压,继早前律所主任覃永沛律师被当局注销后,日前又被司法当局口头宣布其名下南宁市百举鸣律师事务所已被取缔必须解散,律所内多名律师遭到约谈,为此覃永沛在推特及微信群组发帖悬赏寻求司法部和广西及南宁司法系统领导的贪腐“白材料”以及其他个人信息。

    据悉,覃永沛律师的律师执业证书于早前被南宁司法局在其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注销。日前,南宁市司法局领导一行六人去到覃永沛律师持有的南宁市百举鸣律师事务所,口头宣布百举鸣律师事务所必须解散,百举鸣这个名称以后将不能使用,律所内执业的各位律师全部分流转所,并宣称目前律所所在的办公场所今后将不能再做为律师办公之用。司法局来人并无解释解散律所的原因,亦暂未出示书面文件。

    覃永沛律师表示,这一次自己及律所被当局打压的原因,是因为百举鸣律师事务所是广西人权律师集中的律所。据南宁司法局领导上门时的说法,是司法部要取缔他的百举鸣律师事务所。连日来,百举鸣律师事务所其他执业律师(如人权律师覃臣寿律师等)均遭到南宁司法局的约谈,除了传递解散律所的消息,另外指称其余律师可以转所。

    鉴于自己及律所被当局以莫须有罪名打压,为此,覃永沛律师在推特账号及微信群组等平台发出重金悬赏公告,公开向社会公众寻求司法部部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及南宁市司法局领导的贪腐“白材料”,宣称“二天后我会奋起反击,凡惹覃永沛的未必有好下场”。

    春节过后,大陆当局对人权、维权律师群体的打压正式进入白热化阶段,最近一个月内,相继有谢燕益、李春富、李和平、隋牧青、文东海、杨金柱、覃永沛、祝圣武等等知名律师的律师执业证书被当局以各种理由或罪名吊销或注销,而且大有不可燎原的地步。有分析认为,当局此举旨在加强对异见言论、维权抗争等社会反抗运动的稳控和遏制,而人权律师则是上述运动最坚强的法律援助后盾,因此,人权律师首当其中遭到正面打压,同时大面积打压也起到杀鸡儆猴的目的。从布局来看,当局切中此七寸具有战略意义,在扫清民间抗争的法律援助这个棋子后,当局今后打压反抗群体的时候将会最低限度地减少抓捕信息源,尽可能降低国际人权较差的问题。



  • 狱中王默身体欠佳 抗争一年多才见到律师

    【民生观察2018年4月20日消息】本网获悉,历时一年多的坚持和抗争,今天(4月20日)下午,陈进学、范标文律师到广东乐昌监狱终于成功会见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4年零6个月的江苏籍良心犯王默。

    据悉,王默江苏淮安人士,1972年生人,网名:“黑犬走天涯”“菜王默刀”、知名新浪“转世党”、坚定的人权捍卫者、著名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标杆性人物之一、长期出现在街头围观第一线。近年来曾参与了山东曲阜事件,新余三网民开庭围观;郑州十君子事件;焦作张小玉事件等公民街头围观活动,并在围观“张小玉事件”时被抓捕拘留一个月。

    2014年10月3日,因在广州市多地拉横幅声援香港民主抗争、“真普选”,被警方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带走,并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2014年11月17日,被广州市检察院更换罪名,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2016年4月8日,广州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宣判,王默获刑4年半。王默已系狱三年,现在广东乐昌监狱“服刑”。

    下监后,王默在狱中多次写信说身体状况不佳,称自己“左肾水肿、右肾囊肿,一身病”。希望能有律师前去会见。但前后有覃臣寿律师、闻宇律师、范标文律师两次去会见后,均被监狱方以各种理由拒绝。

    为此,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同样身患重病行动不便的王默父亲便开始委托律师要求会见王默,但屡遭乐昌监狱方刁难拒绝会见王默。

    在经历了多次按狱方要求的繁琐手续终于完善后,2018年2月12日,陈进学律师到乐昌监狱会见王默再次遭到狱方拒绝。

    今天(4月20日)下午,陈进学、范标文律师再次来到广东省乐昌监狱递交了相关手续要求会见王默,乐昌狱方仍以“要请示领导”为由进行刁难,在陈进学、范标文两位律师的据理力争下,狱方“领导"终于同意会见,不过会见限时只给了30分钟。

    会见时王默告诉律师他痰中带血,腰椎和颈椎出了问题。疑似肺部除了问题。为此,陈进学律师下午和乐昌监狱“狱政科”陈姓主任进行了沟通。陈姓主任解释了王默的身体状况,关于痰中带血,其说王默有鼻炎和牙龈炎,并两次和陈进学律师确认王默肺部无问题,并称2017年9月有带王默去到韶关的三甲医院进行全身体检,身体无问题。

    关于王默想转交给律师的申诉书,陈姓主任称是写给最高法院和广东省高级法院的,监狱方会寄给法院,坚决拒绝转交律师。陈进学律师称,王默的真实意思是转交律师,并让陈姓主任将王默的《申诉书》退还给王默。

    王默从2016年8月31日开始到乐昌监狱服刑,至此,经过覃臣寿、陈科云、闻宇、范标文和陈进学五位律师及王默本人、亲属、朋友历时一年多的坚持和抗争,今天(4月20日)范标文和陈进学律师才第一次在乐昌监狱见到了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于此的王默,王默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并要求申诉到底,并感谢各位朋友对他的关心。

    民生观察会继续关注狱中人权捍卫者王默的情况。



  • 东北复核案囚者向心理医生袒露抗争理念 遭转送小榄精神病院

    梁颖礼facebook本周一(20日)发布其在狱中寄出的信件内容。信中提及梁指自己本月14日从高院返回塘福惩教所后,被转送小榄精神病院。

    而梁表示,被转送精神病院的原因,是因「初入册时见心理医生,他问我是否清楚自己因甚么事入来、心情如何之类(都只是一些基本问题)」,而梁坦承自己想法,包括「关于东北发展规划的不公义(四万份反对书VS七份同意书、强行收地实况等等),又提到素食合作社和他与乐队意色楼AN ID SIGNAL的巡演。心理医生问及有甚么搞抗争的人值得尊重,他提到甘浩望神父和行为艺术家程展纬。梁又指,事后该医生「向同事大嗌:『四个大字』,之后我知道『四个大字』即是要送去小榄或精神有问题的意思」。

    梁在信中指,次日即被转送小榄精神病院并遭单独囚禁,期间听到「其他房间的人大嗌、不停拍门、哀求不要打针」。他又批评「只要相关人员在他手上的表格上一剔或交叉,我就很难证明自己不是他们说的精神有问题,他们手上的纸笔是极暴力、残忍的工具。」他指入狱后再被送入精神病院,是「极端情况」,没有比「二度伤害更贴切的形容」。

    (来源:香港01 https://goo.gl/ov9GtS 2017-11-24)

  • 《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徐为抗争14年只为离开疯人院

    自由是所有生命锲而不舍的追求目标,自由是光!

    2017年9月27日上午,徐为终于正大光明的离开了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相恋12年的女友迎春。杨卫华律师欣慰的见证了这一切。为了这一天,徐为花了14年设法逃离精神病院。“徐为”这个名字,是他为自己改的,“为”是“为自由”的意思。

    过去14年,徐为很少见到夜幕一点点降临的样子,倒是每天把天空从黑暗到蒙蒙亮的过程看得清楚真切。对他来说,夜晚是漫长的。在他居住的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病人们被严格规定按照一套特殊的作息时间生活:

    清晨6:30是早餐时间,10:45午餐,3:45晚餐,午睡到下午1:30,4点就要回病房睡到第二天。
    长夜难捱,每天凌晨一点左右醒来后,徐为会打开广播,听听新闻,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然后等待天亮。

    “一个正常人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吗?”他反问道。即便不愿忍受,从2003年7月12日入院以来,他已经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5000多个日夜。

    2003年,徐为住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后,此处就成了他在上海唯一的“住所”。2001年到2002年,他在上海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住了近一年。

    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当时说徐为可以出院了,他就借了1元钱坐公交车回了家。一年之后,当他再次住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后,就再也没这样的机会了。徐为形容自己“较有自制力”。之所以两次接受精神障碍的治疗,他认为都是一些琐碎的家庭小事引起的。

    徐为曾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1年。23岁出国,34岁回国。2002年从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回家后找到过一份工作,为一位外国人做翻译。不过很快就辞职了,理由是“工资很低”。为此,他和父亲吵了起来,父亲坚持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争吵中,徐为伸手推了父亲,指甲划伤了父亲。

    当时,70岁的父亲将徐为的举动告诉了居委会。居委会打算将徐为再次送到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但被院方拒绝。父亲也不同意将他转送往其他医院。那年37岁的徐为不清楚被拒绝的原因,也不知道父亲的想法。他记得,“有一天,一辆车开到家门口”,在警察和居委会人员的监督下,他住进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

    2004年,徐为病情没有反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可以出院了”。但是当居委会代表来到精神病院准备接徐为回家时,院长却将居委会的人叫到一边交谈了一番。谈话结束后,居委会代表没有接徐为出院,也没有再主动提出接他出院。“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反正没让我回家!”

    对于本刊提出的“当时父亲他们送你到精神病院有没有任何书面鉴定或依据?”的问题,徐为的回答很干脆:“没有”。

    徐为知道的情况是,入院之初没有安排任何精神病诊断,入院一周后,徐为要求进行精神情况鉴定,再三催促下,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开始了为徐为“会诊”。这一过程就是双方的问答。徐为还记得的问题有:“树上有10只鸟,打死1只,还剩几只?”徐为当时开玩笑地回答:“还有几只鸟在等着被打……”医生还用手指比划着问:“这是几?”,或者直接问他“1加1等于几?”

    徐为用“简单”来形容这次“会诊”,但他至今还不知道这次“会诊”的结果。徐为目前看到的书面诊断结果只有一份:2012年11月上海普陀区法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结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残留期。徐为本人对此并不“满意”

    为了自由,为了回归正常的生活,徐为尽力抓住每一丝光亮:他求过亲人,苦心策划过出逃,但那些光亮,却总是从手中溜走——哥哥不愿接他出院,他出逃当天就被抓回,在2013年5月6日,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康复院和作为其监护人的兄长告上法院。官司经过一审、二审,以败诉告终,再审申请也被驳回。

    媒体纷纷将徐为的故事冠以“中国版飞越疯人院”之名。使得徐为案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此类案件中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在电影《飞越疯人院》的结局中,主角迈克·墨菲历经曲折,最终没能摆脱现实的桎梏。徐为不愿要同样的结局,十几年来,他使尽浑身解数,只为一个结果:“能出去”和“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

    入院头两年,徐为也试过一次跳楼,精神病院最高的楼层是5楼,到楼顶的通道是一扇天窗,攀爬天窗时徐为摔成了脚踝骨裂,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不敢告诉医生实情,只说是下楼时不小心磕到,“他们会认为你发病了,就更出不去了”。但徐为称帮助他爬天窗的病友最后翻墙逃了出去,从此结束了精神病院的生活。徐为曾踩着病友的肩膀意图翻墙逃跑,可是没成功。

    后来,他发现,很多翻墙爬出去的病友,总是隔不了多久就回来了——家人不接纳,身上又没钱,只能流落街头,被警察送回来。他告诉自己,要出去,就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徐为开始帮康复院做事——为病友理发,采购点心、香烟等物品,顺便赚些跑腿费。徐为甚至获得自由出入精神病院的“特权”。

    在和医生、守门阿姨搞好关系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是徐为的底线:医生让大家帮忙把发病的人绑起来,他从来不参与。为了存钱,他不乱花钱,他很节省,七八年下来,徐为一共存了两三万。

    2011年2月,他特意挑了春节后的时间,因为“那时买火车票不用身份证”,准备带着女友迎春逃跑,他选择凌晨4点动身,靠徐为自由出入的“权力”,守门的阿姨打开了医院大门。他们打车直奔上海南站,买票进站。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候车室里,两人又冷又饿,手里握着的,是两张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票,徐为记得发车时间是早上8点,站票。但两人最终未能搭上南下的列车,早上7点,医院来人了,“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派药的,直接到我们的座位上把我们带了回去。”

    徐为至今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落网”的。

    徐为关注新闻,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学习能力非常强,他会使用网络,学习、购物,为生活的更便捷,还会下载各种软件,找房、共享单车等,在律师黄雪涛眼里,徐为是个“很有公民意识的人”。

    在《凤凰周刊》记者曽鼎、杨卫华、黄雪涛和其他接触过徐为的社工的眼里,徐为一直克制、有礼貌,即使心里着急,也从不打夺命连环call,更不会像有的精神病人那样不管不顾地宣泄情绪。只有在得知判决结果时,徐为曾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地大声喊了几句,气得摔了手机。隔一个小时再见面时,他即使面色有些难看,也没了脾气。但对情绪的克制,也让徐为的崩溃、沮丧都郁结在心,没有出口,“没地方可以说。就是想死,但又死不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徐为被剥夺的,正是为自己做选择的权利。

    父亲死后,被指定为徐为监护人的大哥徐兴(化名)从不肯答应接他出来。要想出院,徐为就必须放弃父亲留下的一处公房的租金,并将户籍迁出公房——徐为称,案件审理期间,大哥曾打来电话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不肯。徐为至今都不知道父亲的祭日。徐为已经没什么“亲人”,一家兄弟4人,两个哥哥一年来一两次,通常不说什么话就走。弟弟在他入院不久后,也因身体残疾住进了上海一家福利院。

    为了出院,他试图变更监护人,联系上了半辈子没见面、连样子都记不清的生母。母亲出家多年,给他带来了一个半导体播放佛教音乐,徐为自己摆弄着,把它调到了别的电台听新闻,但法院判决认为,徐母年事已高,且无稳定经济收入来源,不适合担任徐为的监护人。

    这次获准出院后,他给哥哥打电话,商量着拿家里的公租房开个棋牌室做生意,再把租金补给哥哥,“他不答应,说你就是没有房子,没有钱”。“我们那代人小时候,品德好就是一切,后来长大了,社会变了,什么都是有钱才行,全破碎了,只认钱。”在徐为眼里,哥哥对自己如此,部分病友的家属也一样。

    徐为一直记得,有个跟他要好的病友爱抽烟,但是对方的哥哥只给他抽发霉的,“他哥哥做香烟生意,卖不出去的烟才给他抽”。还有同屋的一个病友,他母亲一个月只给20块钱,“这里伙食不好,20块钱根本吃不饱,我让她多给点,她说,反正他也不懂”。

    “这样的亲人,就不是亲人。”徐为劝病友们维护自己的权益,把没履行好义务的监护人告上法庭。但大家只会无奈地回答他:“那他们要是不高兴了怎么办,现在一个月来一次,以后半年、一年都不来”

    从36岁住到51岁,从正当年步入老龄行列,精神病院里的徐为掉了两颗门牙,眼睛也开始老花,看不清护肤品瓶子上的小字,好在,不管什么结果,他终于可以走出疯人院了,这一切不禁让人唏嘘!16年的光阴,人们不禁想问,当初在没有任何手续和书面诊断就把人给送进去并给收治了,象这样的一个特殊行业为何如此随意、不负责任。

    徐为靠自己的劳动攒下了两万多块钱。这两万块钱,徐为一度想付给杨卫华做律师费,被拒绝了。杨卫华说,徐为在待人处事上一直有着自己的体面:不爱麻烦人,也不愿受人恩惠,庭审时跟律师、记者一起在外边吃饭,徐为总抢着买单。

    黄雪涛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徐为的时候,徐为拿出一份经历介绍的材料——边缘上都是他用铅笔、圆珠笔写的批注,对于事情的细节,他回忆得清楚具体,逻辑完整。

    徐为是在2012年底,通过网络联系到深圳衡平机构律师黄雪涛。也因此结识了后来向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杨卫华。徐为案是2013年5月6日作为依《精神卫生法》起诉、被法院受理的第一例案件,被称作“精神卫生法第一案”。此案中徐为欲携其恋爱了十余载的女友逃离精神病院失败后,而对康复院和其监护人的兄长发起的人身自由权力保卫战。

    黄雪涛当初接触徐为的案子,觉得徐为的案子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但过程还是超过了她的想象——立案就花了将近一年,本以为可以胜诉的一审、二审也接连吃了败仗。这份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仅5天后就提交的诉状被上海闵行区法院当场拒绝立案,理由是:徐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促使法院立案,2013年7月29日开始,徐为每天写一封信给法官。2013年12月20日,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徐为已立案。2014年7月28日,该案首次开庭,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到庭应诉,但拒绝让徐为出庭。徐兴(兄长)出庭。11月17日,第二次开庭。2014年11月25日一审延期判决。2015年4月,海闵行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法院认为,“徐为属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不适用《精神卫生法》关于‘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规定。2015年7月23日,二审在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开庭,徐兴(兄长)同样没出庭。2015年9月,二审维持一审结果。

    二审败诉之后,徐为在电话里求着杨卫华想办法,让自己再做一次司法鉴定,也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前,他曾做过两次鉴定,2012年的结果是“精神分裂症残留期,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014年是“症状基本缓解,具有诉讼能力。徐为已经下定决心,这一次,要么出去,要么杀死自己。如果这次的鉴定结果还不理想,他打算让自己有尊严的死去。

    “他当时说的那些话,是很悲壮的。”为此,杨卫华把案由想了个遍——申请宣告徐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徐为生母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徐为大哥的监护权。2017年5月10日,徐为做了鉴定,结果为“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对徐为来说,总算有一寸光照进了现实。过去5年里,徐为把康复院告上法院,但同时他还住在这里——在这种微妙的关系里,徐为不得不处处谨慎权衡,让自己的行为不被挑出毛病。病友没来由地拿碗砸他的头,他不吭声;记者、律师和社工来找他,康复院不乐意,一度没收过他的手机。但这一切,徐为都能坦然面对。

    2017年7月6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给出了对徐为精神状态和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经协商,院方同意在代理律师到场的情况下,为徐为办理出院手续。

    得知鉴定结果的那一天,徐为立马联系了代理律师杨卫华,催促他赶紧帮忙把鉴定书取回来,“不能拖,一拖,不知道又出什么问题”,徐为害怕夜长梦多。

    徐为说,只要出了精神病院,总有办法可以生活。他翻出一个已经四处脱线的背包,是从迎春的哥哥那要来的,里头放着手机、银行卡、身份证——为了准备好随时离开,2008年康复院组织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徐为找理由把身份证要到了自己手里。如果不是迎春想住的离儿子近,徐为最想去的是广东——“没人认识我,混得好不好都不怕,而且天暖和,睡在马路上也没什么问题。”

    徐为不怕飘零,“哪怕流浪,那也是自由的”。

    9月25日凌晨,徐为给本刊发来一条信息“星期三出院”(9月27号),短短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兴奋与期待!问起今后的规划,徐为说:“只有初步的,想往公益方面发展。”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帮助更多人。

    祝福徐为今后的日子阳光灿烂。



  • 福州访民林炳兴会见律师 表示坚持抗争不妥协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7年6月20日消息】今天上午,广州隋牧青律师与福州本地资深律师林洪楠一起在福州第一看守所会见了福州维权访民林炳兴。

    据隋牧青律师讲述,林炳兴身体和精神状态均良好,并称在看守所内没有受到特别对待,其请律师代为转达大家对他的关注和声援,同时表达了维权抗争不妥协的决心。

    据悉,林炳兴因多次上访、聚众抗议等行为于去年(2016年)6月福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逮捕,目前该案已被福清法院第二次退回侦查。据闻,去年发生的福州六月大抓捕事件林炳兴等人的案件由北京高层指示,另有人指出,也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借机打击报复访民,维护地方政府官员私利。

    有关林炳兴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福建省福清市访民林炳兴被拘留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6/0901/14854.html

  • 曾关四次精神病院的男子张波 从青海到深圳求助

    2016年2月13日,见到律师的一刹那,张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救救我、救救我!”“我被家人强送精神病医院之后,我的几百万现金和2间商铺全被家人霸占了。而且我弟弟还把我左胳膊打成骨折.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也被他用刀割断,我好好的人不光失去财产.还被整成了残废。请您一定救救我,我弟弟杀过警察.心狠手辣,当时他未满18岁才没被判死刑,我做梦也没想到:他出狱之后,会以我有精神病为名残害我”。

    原来,张波一年内四次被关精神病院,胳膊被打骨折,右手两指被割断,自由、财产、人身权力遭受严重侵害。在当地求助维权无果。查询到深圳黄律师是精神卫生法领域的专家,远道从青海到深圳寻求帮助。

    坐定后张波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张波,户籍湖北监利,2001年西部大开发迁到西北,现在青海做生意。

    80后的张波13岁辍学跟父亲学做副食批发生意,妈妈喜欢打牌,在九几年一输就是上万元。弟弟经常在外打群架,终有一日犯下大错,杀了一个协警,被判无期徒刑,13年后出狱。因不满家庭状况张波提出分家,为此还与父亲发生了冲突。多年打拼张波在西宁挣得了一份家业,商铺、房子、存款、汽车,商铺租金一年收五十来万。“我们做的是零售生意,面对的是零散客户,我们地段非常好,买的人多。进货都是我爸爸送过来的,这都是父子嘛”。张波这么介绍到。但有次张父亲到东北进货,因马虎进了烂货,亏了十几万。后来张波不再相信父亲,对父亲的投资建议亦不予 理会,不再给父亲投钱。父子矛盾加深。

    张波谈起了自己一年被四次精神病的经历……

    “第1次:是2016年2月份,过年前的两天,腊月28号到腊月29日,我的胳膊被他们打残了。第一次是父亲、弟弟,和请的几个社会人员,还有我老婆,他们骗我说我爸生病发烧,要我陪他去,骗进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把我关了两天,把病历拿到了,说我是“偏执型精神病”,医院的诊断书上是我老婆和我爸爸共同签名的。 ”

    问到事情起因。

    张说:“就是为了钱嘛!我妻子这边就是,我把钱控制的比较紧,这次的冲突,就是有一笔61万的欠款,我妻子说对方已经还了,但是连一个欠条都没有,爆发的冲突比较大。”

    谈到手臂受伤的经过。

    张说:“是他们抓我的时候,我弟弟弄断的,我弟弟说‘你不是很拽吗?你一直以大哥自居,直接弄断你的手’,他们几个人控制了我,就把我手弄成这样了”。 这次受伤的是左臂。

    问:“你有没有验过伤”?

    张说:“我最开始去督察队去告他们的时候,那个人(警察)就给他们出主意,你要拿东西来,意思就是拿精神病鉴定。他们拿了医院的病例,就说,'他有精神病,我们是为他好,我们是控制它的时候不小心弄伤的,是为治病,他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好',我现在就是一个奴隶,不是一个人,我没有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好”。

    问:就是在你报案说你的手被打断的时候,说了这些话?警察就信了这些话?

    张:信他们的话,不信我。

    问:你弟弟说的这些话也有记录吗?就是承认他们是在把你控制的时候打伤你的。

    张:这个我弟弟他是承认的。

    第2次:是过完年后的两三个月(大概是2016年4月份),他们说我到处乱跑告状,把我关了四五天,我向我爸求情说好话,他才放我出来,我老婆是坚决不同意(我出来),医院的“知情同意书”是我爸和我老婆俩个人共同签的,我老婆精的很,不愿意单独签名。这次诊断也是“偏执型精神病”

    第3次:这次是夏天,大概是216年6、7月份吧,我想跟一个亲戚去西藏昌都,晚上准备走的时候,我被车撞了,警察来了,给我爸打电话,我爸说“他有精神病”,警察就把我送到“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这次住了一个月零八天,我和一个男护士的关系很好,他很同情我,他帮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张波的情况很好,你们来把他接走”。为妈妈同情我,坚持要让我出院,妻子来成都接我出院。这次诊断也说我是“偏执型外向”。

    张:“自从是我被精神病后朋友都疏远我,我没地方去了,就找我小舅子,以前我帮过他,就跟他说的好话,他就跟他父母打的招呼,让我在岳父家住了两个月。他们知道了,就发短信,“再不回来就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我没办法,就想跟我小舅子去昌都去,你现在可以查查,成都去昌都的机票都是爆满的,这样我就滞留在成都了,就出了这个事情”。

    问:他们说你有病的理由是什么?

    张:说我和老婆吵架,玩网络游戏,胡言乱语,疑神疑鬼,疑别人害我。

    问:说你什么胡言乱语?

    张:我不知道,医生只听他的,不听我的。

    问:在你的兄弟和父亲眼里,他们是怎么看你的?

    张:他们是知道我没病故意说我有病,在成都医院护士站的电脑上,我看到档案,他们说我“在家里称王称霸,胡言乱语,疑别人害我,玩网络游戏”。

    问:疑神疑鬼是什么意思?

    张:就好像我怀疑别人要害我。

    问:医生叫什么名字?

    张:成都的医生叫闵力,青海的第一位医生叫董翔。

    第4次:我从成都回来西宁以后,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我去找法律援助中心咨询,人家给我出主意,让我去别的医院做鉴定,比如说兰州、西安。我就找了个借口去西安看牙齿,去西安偷偷做了个鉴定;后面律师又说要做司法鉴定,律师帮我查了,西安有十几家做司法鉴定的,司法鉴定是很麻烦的,我去西安的次数太多,被我父母兄弟猜到了,说不要我(今后)签字什么的,就用刀把我的手割成这样(伸出手指的动作),我现在洗个头发都洗不好,又把我丢进“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把我弄了三个月,我是过年前5天出来的,我妈妈来看我,说他们不应该把我的手弄成这样,我妈妈和我爸爸打架,把我爸爸脸抓花了,我妈妈同情我,要把我弄出来,我弟弟不同意还砸东西,后来在我妈妈坚持的情况下,他们才把我放出来。

    “他们还说,'再抓进去就不是按月算,是按年算'。反正我现在在家里,我讲话都不算,什么话都要顺着他们说,稍一不如意他们就指着鼻子骂,'你有病,你是不是病又犯了,要送你进去',现在我在家里连奴隶都不如,我不能离开青海,离开青海的话就是有病,就把我抓进去关一辈子,他就是一直要把我掌控在手里。”

    聊起自己的家产

    张说:“有商铺、房子、存折,西宁的两家商铺,一个年租金20万,一个30万,还有一个房子和停车位,还有一部丰田凯美瑞车,还有银行存款,全给我老婆她搞走。现在房租都是我妻子伪造我的签名去收取的。我开的银行账户的密码,我老婆是知道的。”

    问:你虽然现在有精神病的有病诊断,但你,第一没有经过限制行为能力的宣告,第二你还没有去领残疾证,程序上、在法律上,你应该还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但你是如何被设置监护人的?

    张:他们是靠暴力喽。

    问:靠暴力就和精神病没关系了,不需要精神病作为理由。

    张:反正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我爸爸说,'你现在有了精神病,你没有行为能力,你也管不好生意,生意必须由你老婆管'。现在一分钱都不经过我这里,都是打到我老婆卡里,现在的话,你想要去告,只要我往派出所去一趟,马上就把我关起来。我也想过去法院打官司,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被他们关起来的。

    问:为什么你的财产控制权能被转移?财产控制权是怎么被搞走的?

    张:有高手在指点她,她收的房租是这样写的,那些名字都不是我签的,他们伪造我的签名,她以共同财产的名义接管了我的商铺。有高手在指点她,伪造我的签名收我的房租。

    问:你的房租收入是这样被转移的。那你原来的存款呢?

    张:存款当时因为太相信她了,全部都交给她在管。

    问:你开的银行账户,密码她知道吗?

    张:她知道!

    问:如果现在你还可以开银行账户,你可以要求你的租客把这个钱支付到你的新的银行账户里面去。人家冒充你的签名你都不吭声,你都不敢把事情说明白!

    张:我不敢吭声,没有律师接手我的案子之前,我没有安全感!

    第四次从医院出来后,张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找到律师进行求助。

    对张波的情况律师表示:“现在国内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不被看作是暴力侵犯,对精神病人对侵权,不被视作为侵权,所以让这种家庭内部的暴力与侵权,外界没有任何救济,这种家庭暴力就可以在家庭内部把你的钱全抢了,想打残就打残,想关你就关你,这些行为在现行法律下,都是不合法的,但要公权力执法,提供保护,依然很难。所以受害人没有安全保障,改变这种状态,需要做很多事情。难,但不必完全绝望”。

    律师就他的情况给出建议:第一,在物理上,防止他们对你的伤害,侵害包括直接侵害,暴力上的打,还要防止再次把你关进去,还有语言上的伤害;第二,你的资产,他们现在占用你的资产都是非法的,他们对你资产的掌控没有拿监护人的资格,没有法律依据的,靠的是暴力,所以你可以先考虑怎么把你的财产拿回来,比如说你换卡,你重新用你的手机去(关联),重新掌控你的财产,这是技术上可以做到的;第三,一旦被再关进去,如何重获自由。建议你找同样遭遇的人互相帮助。

    本刊再次联系上张波时,他说已经在西安和武汉做了鉴定并已拿到没有精神病的鉴定书,准备继续再作司法鉴定,继而起诉侵占他财产的人。谈话间他担心被定位找到匆匆将电话挂断。


  • 被精神病男子的艰难抗争

    2016年2月13日,见到律师的一刹那,张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救救我、救救我!”“我被家人强送精神病医院之后,我的几百万现金和2间商铺全被家人霸占了。而且我弟弟还把我左胳膊打成骨折.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也被他用刀割断,我好好的人不光失去财产.还被整成了残废。请您一定救救我,我弟弟杀过警察.心狠手辣,当时他未满18岁才没被判死刑,我做梦也没想到:他出狱之后,会以我有精神病为名残害我”。
    原来,张波一年内四次被关精神病院,胳膊被打骨折,右手两指被割断,自由、财产、人身权力遭受严重侵害。在当地求助维权无果。查询到深圳黄律师是精神卫生法领域的专家,远道从青海到深圳寻求帮助。
    坐定后张波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张波,户籍湖北监利,2001年西部大开发迁到西北,现在青海做生意。
    80后的张波13岁辍学跟父亲学做副食批发生意,妈妈喜欢打牌,在九几年一输就是上万元。弟弟经常在外打群架,终有一日犯下大错,杀了一个协警,被判无期徒刑,13年后出狱。因不满家庭状况张波提出分家,为此还与父亲发生了冲突。多年打拼张波在西宁挣得了一份家业,商铺、房子、存款、汽车,商铺租金一年收五十来万。“我们做的是零售生意,面对的是零散客户,我们地段非常好,买的人多。进货都是我爸爸送过来的,这都是父子嘛”。张波这么介绍到。但有次张父亲到东北进货,因马虎进了烂货,亏了十几万。后来张波不再相信父亲,对父亲的投资建议亦不予理会,不再给父亲投钱。父子矛盾加深。
    张波谈起了自己一年被四次精神病的经历……
    “第1次:是2016年2月份,过年前的两天,腊月28号到腊月29日,我的胳膊被他们打残了。第一次是父亲、弟弟,和请的几个社会人员,还有我老婆,他们骗我说我爸生病发烧,要我陪他去,骗进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把我关了两天,把病历拿到了,说我是“偏执型精神病”,医院的诊断书上是我老婆和我爸爸共同签名的。 ”
    问到事情起因。
    张说:“就是为了钱嘛!我妻子这边就是,我把钱控制的比较紧,这次的冲突,就是有一笔61万的欠款,我妻子说对方已经还了,但是连一个欠条都没有,爆发的冲突比较大。”
    谈到手臂受伤的经过。
    张说:“是他们抓我的时候,我弟弟弄断的,我弟弟说‘你不是很拽吗?你一直以大哥自居,直接弄断你的手’,他们几个人控制了我,就把我手弄成这样了”。 这次受伤的是左臂。
    问:“你有没有验过伤”?
    张说:“我最开始去督察队去告他们的时候,那个人(警察)就给他们出主意,你要拿东西来,意思就是拿精神病鉴定。他们拿了医院的病例,就说,'他有精神病,我们是为他好,我们是控制它的时候不小心弄伤的,是为治病,他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好',我现在就是一个奴隶,不是一个人,我没有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好”。
    问:就是在你报案说你的手被打断的时候,说了这些话?警察就信了这些话?
    张:信他们的话,不信我。
    问:你弟弟说的这些话也有记录吗?就是承认他们是在把你控制的时候打伤你的。
    张:这个我弟弟他是承认的。
    第2次:是过完年后的两三个月(大概是2016年4月份),他们说我到处乱跑告状,把我关了四五天,我向我爸求情说好话,他才放我出来,我老婆是坚决不同意(我出来),医院的“知情同意书”是我爸和我老婆俩个人共同签的,我老婆精的很,不愿意单独签名。这次诊断也是“偏执型精神病”
    第3次:这次是夏天,大概是216年6、7月份吧,我想跟一个亲戚去西藏昌都,晚上准备走的时候,我被车撞了,警察来了,给我爸打电话,我爸说“他有精神病”,警察就把我送到“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这次住了一个月零八天,我和一个男护士的关系很好,他很同情我,他帮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张波的情况很好,你们来把他接走”。为妈妈同情我,坚持要让我出院,妻子来成都接我出院。这次诊断也说我是“偏执型外向”。
    张:“自从是我被精神病后朋友都疏远我,我没地方去了,就找我小舅子,以前我帮过他,就跟他说的好话,他就跟他父母打的招呼,让我在岳父家住了两个月。他们知道了,就发短信,“再不回来就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我没办法,就想跟我小舅子去昌都去,你现在可以查查,成都去昌都的机票都是爆满的,这样我就滞留在成都了,就出了这个事情”。
    问:他们说你有病的理由是什么?
    张:说我和老婆吵架,玩网络游戏,胡言乱语,疑神疑鬼,疑别人害我。
    问:说你什么胡言乱语?
    张:我不知道,医生只听他的,不听我的。
    问:在你的兄弟和父亲眼里,他们是怎么看你的?
    张:他们是知道我没病故意说我有病,在成都医院护士站的电脑上,我看到档案,他们说我“在家里称王称霸,胡言乱语,疑别人害我,玩网络游戏”。
    问:疑神疑鬼是什么意思?
    张:就好像我怀疑别人要害我。
    问:医生叫什么名字?
    张:成都的医生叫闵力,青海的第一位医生叫董翔。
    第4次:我从成都回来西宁以后,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我去找法律援助中心咨询,人家给我出主意,让我去别的医院做鉴定,比如说兰州、西安。我就找了个借口去西安看牙齿,去西安偷偷做了个鉴定;后面律师又说要做司法鉴定,律师帮我查了,西安有十几家做司法鉴定的,司法鉴定是很麻烦的,我去西安的次数太多,被我父母兄弟猜到了,说不要我(今后)签字什么的,就用刀把我的手割成这样(伸出手指的动作),我现在洗个头发都洗不好,又把我丢进“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把我弄了三个月,我是过年前5天出来的,我妈妈来看我,说他们不应该把我的手弄成这样,我妈妈和我爸爸打架,把我爸爸脸抓花了,我妈妈同情我,要把我弄出来,我弟弟不同意还砸东西,后来在我妈妈坚持的情况下,他们才把我放出来。
    “他们还说,'再抓进去就不是按月算,是按年算'。反正我现在在家里,我讲话都不算,什么话都要顺着他们说,稍一不如意他们就指着鼻子骂,'你有病,你是不是病又犯了,要送你进去',现在我在家里连奴隶都不如,我不能离开青海,离开青海的话就是有病,就把我抓进去关一辈子,他就是一直要把我掌控在手里。”
    聊起自己的家产
    张说:“有商铺、房子、存折,西宁的两家商铺,一个年租金20万,一个30万,还有一个房子和停车位,还有一部丰田凯美瑞车,还有银行存款,全给我老婆她搞走。现在房租都是我妻子伪造我的签名去收取的。我开的银行账户的密码,我老婆是知道的。”
    问:你虽然现在有精神病的有病诊断,但你,第一没有经过限制行为能力的宣告,第二你还没有去领残疾证,程序上、在法律上,你应该还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但你是如何被设置监护人的?
    张:他们是靠暴力喽。
    问:靠暴力就和精神病没关系了,不需要精神病作为理由。
    张:反正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我爸爸说,'你现在有了精神病,你没有行为能力,你也管不好生意,生意必须由你老婆管'。现在一分钱都不经过我这里,都是打到我老婆卡里,现在的话,你想要去告,只要我往派出所去一趟,马上就把我关起来。我也想过去法院打官司,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被他们关起来的。
    问:为什么你的财产控制权能被转移?财产控制权是怎么被搞走的?
    张:有高手在指点她,她收的房租是这样写的,那些名字都不是我签的,他们伪造我的签名,她以共同财产的名义接管了我的商铺。有高手在指点她,伪造我的签名收我的房租。
    问:你的房租收入是这样被转移的。那你原来的存款呢?
    张:存款当时因为太相信她了,全部都交给她在管。
    问:你开的银行账户,密码她知道吗?
    张:她知道!
    问:如果现在你还可以开银行账户,你可以要求你的租客把这个钱支付到你的新的银行账户里面去。人家冒充你的签名你都不吭声,你都不敢把事情说明白!
    张:我不敢吭声,没有律师接手我的案子之前,我没有安全感!
    第四次从医院出来后,张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找到律师进行求助。
    对张波的情况律师表示:“现在国内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不被看作是暴力侵犯,对精神病人对侵权,不被视作为侵权,所以让这种家庭内部的暴力与侵权,外界没有任何救济,这种家庭暴力就可以在家庭内部把你的钱全抢了,想打残就打残,想关你就关你,这些行为在现行法律下,都是不合法的,但要公权力执法,提供保护,依然很难。所以受害人没有安全保障,改变这种状态,需要做很多事情。难,但不必完全绝望”。
    律师就他的情况给出建议:第一,在物理上,防止他们对你的伤害,侵害包括直接侵害,暴力上的打,还要防止再次把你关进去,还有语言上的伤害;第二,你的资产,他们现在占用你的资产都是非法的,他们对你资产的掌控没有拿监护人的资格,没有法律依据的,靠的是暴力,所以你可以先考虑怎么把你的财产拿回来,比如说你换卡,你重新用你的手机去(关联),重新掌控你的财产,这是技术上可以做到的;第三,一旦被再关进去,如何重获自由。建议你找同样遭遇的人互相帮助。
    本刊再次联系上张波时,他说已经在西安和武汉做了鉴定并已拿到没有精神病的鉴定书,准备继续再作司法鉴定,继而起诉侵占他财产的人。谈话间他担心被定位找到匆匆将电话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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