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据

据民生观察报道，湖北籍居住于广州市的维权人士张五洲因于“六四屠杀”31周年之际举牌纪念英烈及抗议中共人大通过的“国安法”立法授权，而遭到广东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抄家，现羁押于清城区看守所。湖南省株洲市公民陈思明因纪念“六四”31周年，被株洲警方行政拘留十五天。另有四川维权人士、八九民主运动参与人陈云飞因在网络发表纪念言论被警方带走控制，云南维权人士、诗人、艺术家王藏“六四”前被警方拘押。中共当局如此种种对纪念“六四屠杀”31周年的人士迫害的行径，事实是在延续“六四屠杀”的罪恶，在肆意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应该受到世界一切正义力量的严正谴责与抗议！

6月4日，张五洲在广州白云山风景区举牌：“勿忘六世（四）、撤离恶法”以及“女律师被欧打、目击证人行乞”。并将举牌拍摄照片及视频，上传至多个微信群，以此纪念“六四”三十一周年及反对中共将在香港实施“国安法”。

6月5日下午两点左右，广东清远清城区石角派出所去到张五洲所住寓所，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其进行传唤，关押一日后于6月6日转为刑事拘留，罪名更改为“寻衅滋事罪”，现羁押于清城区看守所。警方并在6月7日上门搜查张五洲在广州居住的家，当时正在寓所的张五洲妹妹张唯楚（张七毛）被按警方要求在《搜查笔录》上签字。根据警方在《搜查笔录》上的记录，经侦查人员仔细搜查并未在张五洲的寓所发现“举牌”案的相关证据。

2018年9月20日，张五洲曾亲眼目睹广州孙世华律师（女）在办案时被华林派出所警员无故殴打，其后张五洲与另一目击者梁颂基分别公开发表声明，证明孙世华律师被殴打事件的事实。随后张梁二人遭到警方报复被捕，张五洲被以“危害单位秩序罪”及“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零四个月，梁颂基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零六个月，二人分别于今年二月及四月刑满出狱。

公开消息显示，张五洲系广州异见人士张六毛的胞姊，2015年11月因弟弟张六毛在广州第三看守所羁押期间无故死亡案而走上维权之路。张六毛与多人因被指控“反党”而被捕，羁押期间无故死亡，而当局在事后极力阻止家属（张五洲和张唯楚“张七毛”）了解真相，包括第三方验尸及自行处置火化等后事处理问题。张五洲因追讨真相而持续遭到警方的打压。这次出狱不久，因纪念“六四”再度被刑事拘留。

无独有偶，湖南株洲公民陈思明先生，“六四”前被所住辖区的庆云派出所按照株洲公安局芦淞分局国保大队的指示，带离株洲家中到别处“旅游”，以防其在“六四”敏感期内进行一些纪念活动，于6月5日上午才将其带回株洲家中。

陈思明获得自由后，随即补回“六四”三十一周年纪念活动，在住所附近公园拍照后，将纪念照片发至推特等平台。而照片发布后不久，大概下午三点多，陈思明发推称，接到庆云派出所电话，要求其立即去派出所接受问话，随后一直被关押到6日，期间多位株洲公民到派出所查问消息。

6日下午四五点，陈思明曾从派出所发信息给朋友，表示自己可能会被拘留，并要求女朋友准备一点换洗衣物送到派出所。最终陈思明告诉友人，自己会被行政拘留十五天，当晚即会被送往拘留所，并称已于下午被送到医院做过身体检查。

陈思明先生曾于2018年6月与株洲另一公民何家维一起在株洲一公园的坦克车前举牌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事后二人分别呗拘留十天及十五天。今年因被照一张纪念照片，居然再度被警方拘留。

今年是中共镇压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六四屠杀”31周年，中共当局惧怕民众纪念，早早就在全国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八九运动参与者进行传唤、威胁、警告，将大批人士软禁管制起来，有的被强迫失踪、强迫旅游。不仅如此，中共当局还对一批如四川陈云飞进行拘押（5日才放回），对可能会举行纪念活动的诗人、画家、社会活动人士王藏给予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事拘留。现在又对张五洲刑事拘留，对陈思明行政拘留。

“六四屠杀”事过31周年，中共当局不仅拒不正视屠杀罪恶，不在天安门母亲提出的“真相、赔偿、追责”下解决问题，而且每年持续镇压一切纪念“六四”的活动人士，这样不断使罪恶延续加重。今年在武汉疫病泛滥，祸害世界之际，中共当局不仅不悔改因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而带来的灾难，相反加重打压民间，严控“六四”纪念，再将一批人士投入监狱。

中共当局镇压纪念“六四”人士，是严重侵犯公民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与人身自由权利，是将当年“六四屠杀”的罪恶进行到底。中共当局的行径事实在向世界宣示拒不走向普世文明，拒不落实公民权利，拒不进行政治改革，也是拒不践行人权、法治、民主等等现代文明价值。中共当局如此倒行逆施的行径，必将遭到历史规律的严惩，也必将深度带给民族及人类以灾难。因此，文明世界对中共当局迫害纪念“六四”人士的违法侵权行径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与切实防范。

民生观察 2020年6月8日

【民生观察2020年6月3日消息】据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的妻子包艳透露，其夫君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将于2020年6月8日开庭审理。李怀庆的律师范辰及家属包艳认为，李怀庆案件缺少必备的法律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法律要求和精神，尤其对当事人及律师的辩护工作极不公正合理，不利于本案的公平审判。故此在今日上午（6月2日），包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正面回应李怀庆一案的辩护律师范辰于2020年5月8日向法院提出的11份（注：“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等共计11份，其中有申请法学专家兼证人张千帆教授、贺卫方教授出庭作证；申请对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进行鉴定；申请对李怀庆涉嫌诈骗等系列犯罪案件中重庆富华典当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涉案资金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并明确鉴定目的；申请本案侦查人员谭平、蒋家雄、熊良俊、王玺、康勇、郑文峰、翁维等出庭作证；申请调取侦查机关提取的、尚未作为证据提交的重庆富华典当公司或李怀庆客户的欠条、借款合同、担保书等案件材料，以及申请调取对李怀庆约120次讯问中其他未附卷的讯问笔录；申请对李怀庆、吴蜀等人涉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中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有关申请本案相关人员的出庭、鉴定、复制等申请，但截至6月2日，法院仍未就此作出正式答复。在此情形下，法院突然通知本案律师和家属李怀庆一案将于6月8日开庭审理，这不得不令本案律师和家属担忧该案是否会受到公平公正地对待。同时令律师和家属担忧的还有，法院还通知他们，由于疫情原因，李怀庆一方最多只能有两名相关人员可以出庭。对此，李怀庆妻子包艳提出异议和不满，认为法院在利用疫情做幌子，故意阻挠相关人员出庭作证及参与庭审。

据了解，重庆企业家李怀庆生于1966年，是重庆市富华典当有限公司董事长。其为人正直善良，长期热心公益事业，是“随手公益”的志愿者，也参与过救助尘肺工友的“大爱清尘”等活动。李怀庆不仅心怀慈悲仁爱，也长期关心关注国计民生，因此一再受到重庆警方的警告和威胁。2018年1月31日，李怀庆突然被重庆警方以“涉黑”名义抓捕，同时警方还以“涉黑”名义冻结了李怀庆及其公司以及他的姐姐的全部资产（金额超亿元）。李怀庆被捕之初，律师先后20余次要求会见未果，2018年4月24日，一直被以“涉黑”为由拘押的李怀庆突然被指控还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由此律师更加无法会见当事人，而家属及律师亦未收到任何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律文书。

得知李怀庆遭遇后，无论国内熟悉了解李怀庆的人还是海外媒体与人权组织，都对此充满关注关切，希望中国当局能够客观、理性、公正、公平地的对待李怀庆案件。然而从李怀庆被抓至今已经两年零四个月的经历来看，无论律师还是家属，在提出正当合理要求的时候，大都受到有关方面的干扰和阻挠，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有关方面是否能够公平公正地审理李怀庆案件。在中国法制越来越倒退的今天，在重庆经历了薄熙来、王立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唱红打黑”运动后，相信即将于6月8日开庭审理的李怀庆案件必将会引起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更多关注关切，因为透过本案的审理结果，可以让国际社会以及更多人认清当今中国法律的本质以及中国当局的本质，认清中国人民面临的越来越艰难困苦的时局。

据本网“民生观察”与“维权网”报道，祖籍陕西省现定居于上海的公民记者张展女士，因前往武汉通过自媒体微信、推特（http://twitter.com/consultorzhang）、油管（https://m.youtube.com/channel/UCsNKkvZGMURFmYkfhYa2HOQ）等不断报道武汉当地肺炎情况，结果日前遭致警方强迫失踪后，带回上海拘押。这是继因报道武汉疫情而被拘押的陈秋实、方斌之后的又一公民记者遭迫害。中共武汉当局何以如此接二连三地将到当地报道实况的公民记者拘押？显示武汉当局惧怕当地情况为外界所知，而不惜违法侵权竭力打压任何敢于向外报道人士，以掩盖事件真相，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

据了解，张展自今年2月1日左右去到武汉，一直在推特、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直播武汉的现场情况，并尽其所能地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人维权。她失联前数日，曾向朋友表示自己被人跟踪。张展5月10日的推文写道：“听见两个路人议论疫情舆论：怎么整天播报美国的疫情消息,中国的真实疫情不让人们了解？美国政府给美国人发钱，中国政府为什么给外国人发钱？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人们对新闻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评判。”她4月10日的推文内容就简单透露险情：“我旅馆住的人不多，有四个人是监视我的”。她5月13日晚还在汉口火车站广场进行YouTube直播，但自14日左右友人再没法联系上她。她朋友15日去其居住的汉口火车站附近的财广宾馆找她，宾馆职员说她已退房，并称“既然你来找她，应该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除了直播外，张展亦曾撰文批评疫情管控不应以逼害人权的方式施行，称“政府以治疗为名义，将个体与外界社会的信息进行隔绝。以稳定的名义，把疾病、死亡的人数进行掩盖。以正能量的名义，对新闻进行控制……要治理瘟疫，有太多的软性环境可以改善，有太多的细节都可以做。但我们偏偏不。我们就是强制、暴力地命令，单方面剥夺民众的人身、财产等等权利。”这些质疑与批评早就让朋友们为张展捏把汗，因为在中国，批评政府就意味着将陷牢狱。果然，到5月17日，外界终于获悉张展已于15日被上海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实施刑事拘留，现羁押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张展出生于1980年，原籍陕西西安，本科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取得上海户籍。因不满中国政治现状，多次到上海人民大道、南京路举牌，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数百篇文章，长期批评中共当局一党专政腐败滥权、宣传自由民主等政治诉求，作风尖锐颇具针对性，因此多次被上海公安部门约谈、传唤、威胁。2019年初，还曾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关押于上海市浦东看守所，后获释；2019年10月，她因为撑着一支写有“结束社会主义，共产党下台”字样的雨伞，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游行，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留，被关押两个月后获释。出狱后张展关注武汉疫情情况，在看到陈秋实、方斌等人纷纷被强迫失踪后，仍然坚持对武汉实地报道疫情，结果再次被警方拘押。

从张展女士所行可见，她就是如实通过自媒体来播报武汉当地疫情情况，以使外界了解真相。从中国现行的法律来看，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利，也有对社会重大公共事件的知情权。张展冒着被有高度传染性的武汉肺炎随时传染的生命危险，深入武汉当地报道真实情况，担当一个现代文明公民的社会责任，因此于法于理都是难能可贵的，是应该得到赞许褒奖的，然而却换来的是拘押。

从武汉肺炎演化到今天祸害整个人类来看，正是因为疫病爆发之初中共当局掩盖真相，训诫威胁知情如李文亮之类的医生向外透露真实情况，公然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与知情权，致使社会丧失对疫病防范的意识，终至疫病泛滥成灾，危及人类生存。这种掩盖真相，侵犯人权，违反法制，践踏文明的行径，业已造成了人类不可估量的生命财产损失与难以预测的前途凶险，成为这次疫病给中华民族沉痛的血的教训，然而中共当局却不仅不反省改过，相反继续坚持在罪恶的路上狂奔。

中共当局自武汉疫病爆发以来，先是训诫八名在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继而将到武汉报道的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强迫失踪，再而今天将张展刑事拘留。当然，在中国大地因为关心武汉肺炎而被拘押人士远远不止这些，如南京的郭泉、北京的许志永等等，众多试图追讨疫病真相人士，都被纷纷投入大牢，甚至仅仅记录武汉疫病的作家方方及其支持者都遭到围攻，不排除还有进一步的打压。

如此种种围绕武汉肺炎而出现的因践行公民权利而遭到迫害的情况，一则显示着中国人权被剥夺的惨状，一则也注释着武汉肺炎背后掩藏着多少不可告人的东西。否则，中共当局不会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疯狂抓捕一切关心疫病与报道及要求追查真相的人士。

当此武汉病毒肆虐人类，人类面临存亡危机之际，如何保护那些敢于报道揭示真相，勇于追讨事件责任，有人类忧患意识的人士，本质上就是捍卫人类文明准则，坚守人类人权与道义底线，保护人类免遭病毒的再度灾难，为人类生存建设防护屏障，这是人类无可回避的课题。从武汉的疫灾中，文明世界应该清醒认识到，保护勇敢的公民记者，落实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免受疫病的威胁。为此必须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如张展、陈秋实、方斌等等公民记者，追究一切掩盖罪恶真相者的法律责任。

民生观察 2020年5月18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于5月13日上午采取拦截前往旁听者、驱赶到庭旁听律师等违法手段，将一个原本所谓公开开庭审理的张贾龙案办成了秘密开庭审理案。这种违背法治原则与依法治国精神的开庭审理行径，必将难逃历史的追责。

据报道，在庭审现场，当局布置了大批便衣警察进行维稳，防止民众声援。早上8点钟，前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一行三人驾车去旁听张贾龙庭审案，被贵阳市公安局一行七八人在行车途中拦截，发生冲突，杨绍政等人最后被强制带到花溪区公安局阳光派出所，庭审结束后已获释。

从流传出来的视频可见，杨绍政一行人的车子先是被数名便装男子拦在公路中间，其后一辆车牌为贵ARY879的小车切缐到他们面前停下，并倒车将他们堵住。便衣一直拒绝出示证件，只是不断要求杨绍政等人配合，所用车辆也不是警车。

此外，李贵生和王宗跃律师亦有前往旁听，他们进到了法庭，却被审判长以没有旁听证为由不允许旁听。李贵生律师大声表示1、获得公开开庭是被告人的权利；2、旁听是公民的权利，有身份证即可。3、旁听不需要法官同意；4、不能以疫情为由违法。他们离开了法庭，到诉讼服务中心要求办理旁听证时，又被告知疫情期不办旁听证。结果能旁听庭审的只有张贾龙的父亲和妻子。当局宣称公开开庭，却釆用公路拦截、疫情理由等方式百般阻止公民前往听审，令人难以信服张贾龙可得到公平的审判。

从张贾龙案被贵阳法院办成如此做贼心虚般阻止公民旁听的开庭可见，贵阳法院又在受命构陷张贾龙，欲通过违法手段来达成非法判决，将张贾龙投入大牢的目的。

张贾龙1988年5月22日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前腾讯财经频道编辑，是活跃的推特用户和博客作者，曾报道过艾未未工作室被强拆的新闻，并曾关注和报道过赵连海等维权者。

2011年4月，因在twitter发表一条“今天在出租车上听司机说五一期间三分之二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将举行罢工”的推文，张贾龙被北京市公安局传唤24小时并抄家。随后被当局以“在境外网站推特发布虚假信息并被转发37次，扰乱社会秩序”为名，处以10日行政拘留。此事被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刑侦支队案件侦查中队列为“重、特大敏感性案件”。张贾龙被北京警方称为“在互联网上鼓吹罢工”“企图制造事端，妨害首都公交治安秩序的危险分子”。

2014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北京会晤应美国驻华大使馆邀请的四名中国博客作者谈论互联网自由，张贾龙为其中之一。张贾龙呼吁美国政府帮助渴望自由的中国人拆除防火长城，并谴责美国公司帮助中国当局限制互联网自由。张贾龙还表示，他很担心那些良心犯，特别是人权活动人士许志永和作家、活动人士刘晓波，想要知道克里是否会探访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并称刘霞健康状况不佳。克里没有直接回应，但表示他在北京只待一天半的时间。中共党媒《环球时报》称，此次会晤为“好萌的表演”。

2014年2月19日，张贾龙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我想告诉克里的所有事”，阐述了他对于这次会议的想法，他呼吁美国拒绝给中国负责防火长城的相关人员发放签证，包括北京邮电大学校长兼防火长城创建人之一方滨兴。

2014年5月23日，张贾龙被以所谓“泄露商业秘密等敏感信息行为”为名，遭到腾讯解除劳动合同，张贾龙认为真实原因是由于与克里的会谈。张贾龙经常在网上公布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令。2014年5月30日，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对于一名民间企业员工会因为表达自己的看法而被解雇感到非常忧心不安。

2019年8月12日晚9点前后，张贾龙被辖区派出所和维稳部门从家中带走，随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在贵阳市南明区看守所。9月13日，张贾龙遭正式批捕。直至2020年的5月13日开庭。张贾龙认为其发布和转发的推特信息仅是自己个人观点的表达，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构成犯罪。两位律师也均做了无罪辩护。案件将择期宣判。

从中共当局指控张贾龙的所谓罪证来看，无非就是罗织了张贾龙在推特上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及转推的几条推文，就此可见，中共抓捕张贾龙完全是因言治罪，而这次贵阳中院公然阻止旁听的违法开庭审理，更显示了其赤裸裸的深文周纳。

当然，贵州当局今天因言治罪张贾龙只是它们长期充当极权违法侵权打击迫害民间人权捍卫者的爪牙的持续。贵州当局长期顽固坚持极权意识，从文革到六四屠杀，再到近年来镇压维权，都充当着中共极权打手急先锋的角色。曾经贵州人权研讨会如陈西等等大批人士遭际重判与长期软禁迫害，无不显示着中共贵州当局在践踏人权、违反法制上的肆无忌惮与顽固反动。

今天张贾龙再次被违法审判，说明了中共当局对外宣称的所谓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完全是欺世谎言。大批因践行宪法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拘押、审讯、判刑案例，无不证明着在中国大陆法院不过是极权统治打压异己的工具，而不是维护公民权利与社会公平正义的裁决所。

民生观察 2020年5月14日

据中国大陆官媒报道，2020年4月18日，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盛和府建筑工地自卸车倾倒土方时，将在工地玩耍的4名儿童压埋，致其不幸死亡。该恶性事件报道后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4月21日中国大陆官办的红星新闻、上游新闻、新京报等三家媒体记者在征得受害人家属同意后前往采访，结果遭到口罩蒙面的“不明”身份人员阻挠、围殴甚至被抢走手机，撕破衣服，弄坏眼镜，抓伤身体，卡勒脖颈……

事发后，红星新闻、上游新闻等媒体纷纷曝光，面对汹涌的舆情，原阳县一位姓卞的副部长居然栽赃家属，对媒体说打人者都是受害人的家属。这个说法，显然与此前村民为保护记者与警方发生冲突自相矛盾，也与现场口罩女子说“没得到政府正规通知不能进”相矛盾。

4月22日有媒体报道，上述记者被抢的手机已经送回来了，不过手机已被刷机了，信息全部被删除了。

该施工致儿童死亡事件及其媒体前往采访被暴力阻扰事件，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其实本质上都是漠视生命。因漠视生命而轻施工安全意识与保障，致使儿童遇难，因漠视生命而觉得企业名誉与经济效益比生命重要，进而意欲掩盖致人死亡的罪错。所以施工单位及其施工人员，和暴力阻止记者采访的人员，都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意识，而是将别的利益置于生命之上。

至今虽然没有披露出暴力阻止记者采访势力究竟是些什么人，但是无须怀疑的是，这些人肯定是当地权贵，是与企业施工利益相关，且得到利益相关权力部门支持甚至指使，或者不排除就是当地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是中国大陆近几十年来的正常现象，而如果离开了权力的背景，恰恰是不能理解而不符事实的。

在此本文不想探讨暴力阻止记者采访的违法侵权，而是想说说在中国大陆为什么屡屡发生种种离奇的人命事件，小的不说那些强制拆迁致人死亡，各种层出不穷的事故，每年致人死亡数达十万百万计。其中很多事故是可以避免，但却反复发生。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对生命缺乏应有的重视，显然是最根本性的。

今天中国大陆普遍缺乏生命安全意识，没有培养起敬畏生命，生命至上的信念准则，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实。那么中华民族是否有史以来就缺乏生命敬畏意识呢？从几千年中国历史来看，的确有各种史料证明，如长平之战一次坑杀赵军40万，历朝皇权更替，多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可以说中国历史就是充满血腥屠杀的历史，其中对生命的轻贱，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样的民族的确是严重缺乏对生命敬畏的意识。然而，历史上的帝王却又不断上演出种种珍惜生命的故事，如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丹，刑不上大夫。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事实存在权贵惜命如金，而民众命如草芥的截然不同情况。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生命的轻重与地位相应，是权与利决定着生命的轻与重。而这种生命的轻重观本质上不是对生命的尊重，而是将生命世俗利益化。而真正尊重生命，就应该是不分身份地位，只要是人，命皆宝贵，王侯将相与平民百姓在生命价值上一样。

中国历史上缺乏对生命尊重意识，故而出现种种生命悲剧。然而，到了现代，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不仅没有尊重生命及生命平等的意识，而且将个体生命完全工具化，将民众生命当作实现极权理想的工具，由此提倡所谓为共产主义理想牺牲，将个体献出生命作为政治崇高来教化，以致从小孩上学的少先队，到中学的团员，到所谓的党员，宣教的宗旨都是要献身，都是时刻为了党的需要牺牲生命。这种将个体生命时时置于随时失去地位的意识是共产极权意识形态的原形，即根本不管个体生命的意义，更没有个体生命的价值，因此不存在任何尊重生命的意识。

共产极权在中国大陆统治以来，正是因为这种完全无视个体生命，不尊重个体生命的意识，致使一次次政治风暴肆虐，在70年统治中制造了8000余万无辜生命的罹难。正是这种漠视生命，才会祭出“稳定压倒一切”。为了所谓的权力稳定，可以肆意屠杀；为了所谓的权力稳定可以让民众饿死。直到今天中国武汉病毒泛滥，世界有各种不同解说，但无论千万说词，最终都离不开对生命的漠视。因为对生命漠视，缺乏起码尊重生命的意识，故而才会为了政治面子或稳定而掩盖疫情，这对于世界那些将生命尊为至高价值的文明民族，是根本无法理解，更无法容忍的，然而，在中国当下，这却是必然选项与政治正确。所以，在中国发生武汉瘟疫，从无视生命价值的角度，完全是一种必然。

今天河南发生施工致儿童死亡事件及为掩盖事件暴力阻止记者事件，无非是中共极权漠视生命意识的社会侧影，是一种毫无悬念的事件，而如果不发生这种事件，那才是一种意外。

中国大陆今天不断上演的各种生命死亡事故，本质上都可追溯到对生命缺乏应有尊重。而导致今天中国社会如此漠视生命，共产极权消灭个体生命的意识又是毒化之根。所以，中国要想真正扭转这种生命事故频发与漠视生命的掩盖现象，就必须结束极权将个体生命作为政治理想的工具化，树立现代文明的生命平等与尊严意识，将生命至上当作社会基本价值。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22日

据媒体报道，4月18日，正值世界因武汉病毒而深陷危难而无暇他顾之际，中共当局在香港展开疯狂镇压民主维权活动，对至少15名民主派领军人物进行大抓捕，显示了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借疫病掩盖而欲扑灭香港从去年以来反送中抗议运动。引起举世关注。

媒体披露，香港警方4月18日早上拘捕15名民主派人士，指他们组织或参与去年8月至10月三次未经批准的游行和集会。被捕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81岁高龄的李柱铭、前主席杨森、何俊仁、单仲偕、蔡耀昌、工党李卓人、何秀兰、社民连梁国雄、吴文远、黄浩铭、陈皓桓、公民党执业大律师吴霭仪、前立法会议员区诺轩、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身兼立法会议员的街工梁耀忠。

这是香港一个半月内第二次因所谓非法集会游行被捕。也是香港自反修例运动以来第4次涉及多名政界人士的拘捕行动，且本次人数是历次被捕人数中最多，各人分别涉嫌组织及参与去年遭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的示威活动，将被正式落案起诉。警方表示，拘捕行动仍在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相关人士于5月18日上庭应讯。

香港警方展开大抓捕的消息于4月18日上午开始陆续传出，至警方在下午约4点交代详情，惟记者会历时不到5分钟。港岛总区刑事部（行动）警司林颖濠表示，当日警方一共拘捕14人，包括12男2女，介乎24至81岁，涉嫌在去年8月18日、10月1日及10月20日，组织及参与港岛及九龙区的未经批准集结。

其中5人在去年9月30日及10月19日，涉嫌干犯公告未经批准的公众游行。全数被捕人已经或将会被落案起诉，将于今年5月18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不排除再有人被捕。被问被捕人个别所涉罪名、为何今日作拘捕、警方所掌握的证据及搜查程序为何，林颖濠未有正面回应，只表示警方仔细考虑所有证据，认为有充分证据，故作出拘捕和检控，又称任何人违法都会调查。

警方当日傍晚又发稿修正，新增一名被捕者，拘捕人数改为13男2女。保安局则发稿回应传媒查询表示，拘捕行动是根据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而进行，严格按照相关法例行事。

香港反送中或反修例运动，就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英语：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是指部分香港人因不满特首林郑月娥的政策，而自2019年3月15日开始、6月9日大规模爆发的社会运动。此次运动并无统一的领导和组织，示威者以游行示威、集会、静坐、唱歌、呐喊、设置连侬墙、不合作运动、“三罢”（罢工、罢课、罢市）行动等一系列行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抗议其提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由于该草案容许将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反对者担忧会削弱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地位，所以也叫反送中运动。

早于2019年3月15日，香港众志已于政府总部发起静坐，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在3、4月间，民间人权阵线两度发起示威游行。6月9日，民阵再度发起游行，有大批市民参与。6月12日，由于香港立法会将恢复二读辩论，示威者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事后警方被指滥用职权及使用过度武力。之后示威者提出“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撤回暴动定性、撤回控罪、追究警队滥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下台”等“五大诉求”。6月16日，民间人权阵线发起更大规模的游行。7月1日游行期间，部分示威者占领立法会综合大楼，其后并将林郑月娥下台的诉求更改为“立即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真双普选”。

之后，示威者几乎每周发起常态抗议活动。后来运动扩及至香港各地，与警方间的冲突加剧。7月21日大游行后，更爆发亲政府白衣人在元朗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由于有证据显示警方纵容甚至勾结这些疑似三合会成员去殴打市民，警队在事后受到部分市民批评与质疑，引起不满，被部分人视为警队信誉堕落的转折点。8月18日，民阵再度举办大规模和平集会。8月31日晚，港铁太子站爆发严重冲突，警方被批使用过度武力无差别袭击市民，甚至有声音指事件中有市民被警察杀死。9月4日下午，林郑月娥据报在征得中共党魁批准后提出四项行动，宣布将动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但将港民核心诉求普选搁置而遭到港民持续抗争。10月1日，全港多区爆发激烈示威，林郑月娥会同行政会议在同月4日引用《紧急法》制定《禁止蒙面规例》，触发更大冲突。随着示威活动进入11月，示威者发起新一轮的三罢行动，暴力程度以及民众对立进一步升级，并造成多人受伤。其后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创新高，建制派和乡事派遭到史无前例重创。此外，因应这次示威浪潮，促使美国正式落实《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虽然外界曾估计选举过后的运动将会大为降温，但是缓和情况未如想像中大，反而在12月及1月持续发生大型的游行和激进示威，包括“国际人权日”游行及2020年元旦大游行等大型示威。

该场社会运动于2020年1月下旬渐渐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肆虐所影响，大部分于农历新年期间举行的行动被多个主办单位取消，仅有小型集会持续进行，而跟抗疫相关的示威行动（如翠雅山房用作隔离营风波）则逐渐增加。

截至2020年3月19日，警方在多场示威活动共拘捕7,854人，年龄介乎11岁至84岁，被捕人士数字为香港历年示威活动之最；其中有1,252人被检控，包括被控暴动的564人。这次运动被视为自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危机，虽然未有如1967年的左派六七暴动造成最少57人死亡，但香港的政治自由遭到直接打压已削弱外国投资者对香港自治地位的信心。

从香港民众的诉求来看，完全是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落实中英联合声明中中共作出的承诺，保持自身人权与司法独立，因此是名符其实的民主维权运动。然而，如此正当合法诉求，并且早期一直通过和平理性百暴力的游行示威来表达，但却不能得到中共当局的良性回应，相反被一再暴力镇压，结果使事态不断升级恶化。

尤其今年以来，中共当局在武汉病毒肆虐全球，世界抗疫紧张开展之际，且香港民众也因疫情瑞大大减缓抗议集会活动下，居然发起大规模拘押民主运动领袖，在短短一个半月内，前后两次大规模抓捕民主派领导人，这次居然一天就拘押了15名民主派领袖。可见，中共当局不顾香港与人类命运的危机，不考虑香港民众诉求的正当与合法，只关注自身特权的稳固，疯狂镇压一切抗拒极权统治的力量。

中共当局对香港民主派领袖们的大抓捕，是公然践踏宪法有关公民有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一国两制承诺，违背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镇压香港民主维权的反修例运动，无罪释放一切因参与反修例被拘押的人士，切实遵守一国两制与《中英联合声明》承诺。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19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上海人权捍卫者陈建芳女士被上海警方羁押超过一年，得不到代理律师的会见，家属也被严格禁止与外界联系。律师依法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会见无果，进而提起司法监督与控告，但也如石沉大海。如此，陈建芳女士在狱中的基本律师会见权被剥夺，与外界一切联系被中断，致使外界至今无法得知其生死。

陈建芳女士和丈夫是2019年3月20日从上海的居所被当地警方抓走。陈建芳失踪多日后经友人多方打听查询才获知这一消息。陈建芳的丈夫在当年4月3日被取保候审。但陈建芳于5月22日，却被上海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8月30日陈建芳被以同样的罪名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9月案件被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

陈建芳被抓捕至今从未获准律师会见，外界也无法得到任何直接的信息。在陈建芳被抓捕后，其丈夫不仅受牵连被无故关押，女儿的工作和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一家人被警方威逼不得与外界联系，不得与任何人谈论陈建芳的案子。

一年来，陈建芳的委托律师数次前往上海，向办案单位、检察院及法院提交与陈建芳本人被抓捕之前签定的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函，要求依法会见当事人陈建芳，均遭警方推诿拒绝。
2020年1月，代理律师就陈建芳被剥夺律师会见权、上海当局侵害陈建芳诉讼权利提起控告，至今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陈建芳曾是居住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沉香村460号的农民。2005年上海当局在一没有当事人签字，二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将其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及住房非法征占、强拆，至今没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劳动力，也没有最低生活保障。为此陈建芳被迫踏上上访维权之路。

2009年3月27日，陈建芳在发放《人权状况调查表》时被一个自称是浦东新区政府派的人打伤，经鉴定为轻伤，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因参与维权活动以及更多情况下的捍卫人权工作，陈建芳先后被中共当局非法劳动教养一年零三个月，遭受刑事、行政、司法拘留共9次，取保候审2次，被绑架和非法拘禁（关黑监狱）至少300次。当局有关人员甚至公然对陈建芳发出威胁：“走在路上被汽车撞死”。

陈建芳一开始也是相信法律能讨还公道，于是从地方逐级到北京上访，结果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相反得到的却是被抓、被关和被打。由此引发她的思考：为什么这个社会不停地发生打砸抢，政府为什么无日不在制造冤假错案。最终，使她认识到这是制度的原因，制度这个大问题不解决，个人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只有以人权、自由、法治为根本的制度才会给人提供公平正义的保障。于是陈建芳投身于推进中国人权民主进步的行列，成为一个坚定的人权捍卫者，为此她多年来不懈致力于宣传人权价值与公约，在北京与曹顺利等人权捍卫者一道向中共有关部门递交人权信息公开申请，在上海联合访民学习人权法规。因此，也多次遭到上海当局的拘押迫害。

作为一个长期遭受各种打压的人权捍卫者，陈建芳预感自己有可能被以某种罪名刑事追诉，因此提前写下委托律师辩护的委托书，这当然是有法律效力的。然而，上海执法部门在陈建芳被拘押一年多中，拒不允许律师前往会见，而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合议庭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不确认受委托律师为陈建芳辩护的资格（其实法院根本就没有权力确认辩护律师的资格）进而不向律师提供起诉书、不安排律师阅卷，并且导致辩护律师无法会见陈建芳。中共上海执法当局如此行径，已经严重侵害了陈建芳获得律师辩护的诉讼权利，也严重侵害了代理律师作为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

当然，长期来中共当局对待人权捍卫者、异议人士，即一切不臣服于权力的人士，都采取这种公然剥夺律师会见，使当事人诉讼权利丧失，从而肆意制造各种罪证，对当事人予以构陷入罪的伎俩。看看整个“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拘押的人士，在关押直到判刑期间，都没有得到自己委托的律师会见，更没有得到自己委托的律师参与庭审辩护。

应该看到，从中共十八大新的当权者登台后，屡屡掀起的针对人权捍卫者、人权律师、宗教信仰者等等群体的打压，均采取了完全抛开法制，不顾司法程序，肆意剥夺羁押公民的律师会见权、通信权、医疗权等等基本人权，将拘押者完全置于没有任何司法救助与保障的状态，从而肆意构陷，任意罗织罪名，来予以打击报复。

中共当局如此枉顾法制，高祭起法院姓党的旗帜，公然将法律置于党权之下，使法律丧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本质，而沦落成极权寡头统治的工具。中共当局如此行径，是公然背弃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承诺，公然践踏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是公然挑衅文明世界，肆意开历史倒车。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悬崖勒马回到法治建设的轨道上，切实保障陈建芳女士及一切被羁押的人权捍卫者的律师会见权及司法救济权，切实兑现宪法保障人权的承诺。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2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随着武汉新冠状病毒蔓延中国祸及世界，中国各地出现了千奇百怪的歧视湖北人行为。近日，随着疫情演化，湖北一些地方逐步放开封锁，让人外出打工，结果外出的湖北人遭致务工地警方封门强制隔离，甚至带到酒店自付高昂的费用隔离，并且不认作核酸检查及出具健康证明等，这使湖北人感到外出处处受歧视。

对于这种公然歧视最明显的是，北京政府居然在2月27日公开对外发布，“在湖北没有返京的人员一律不得返京”。直到今天，北京当局仍不断传出不许湖北人入京的讲话。这给整个社会树立了一个歧视样本，为各地纷纷上演各种歧视行为提供了依据。

据湖北萧先生反映：3月18日晚我刚到东莞虎门南栅社区，就被警务区贴封条封锁在家隔离14天。19日早上，我打电话咨询附近医院被告知可以自费核酸检测200元/人次，通过检测后医院会出具健康证明，凭健康证明就可以自由出行了，我随后打电话给警务区申请自费核酸检测，但警务区人员不耐烦的回绝了，说只要是湖北来的一律封门隔离14天。

湖北施先生说：我18日下午到达广东南海市，防控人员说湖北籍人员要到酒店自费隔离14天。我稍稍想问一下工作人员“绿码有用吗？”检查人员就说我不配合防疫，要带走拘留，吓的我赶紧认错，表示完全服从指挥，自愿隔离。这就是广东南海这边的现状，其他地方不知怎么样！

抵达厦门的卫先生表示：厦门要求湖北人过去在指定的酒店隔离14天，一天200元，不包括早中晚餐，全部都要自费，租的房子也不让进，租金一分都不能少。湖北人已经在家隔离了2个月之久，基本可以认定安全了，每个出去打工的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难道在厦门指定的酒店消费隔离14天，才能算健康的吗？能否体谅一下湖北人的处境！

另据网民“陆北风”19日反映：我河南鹿邑的，年前回的湖北荆州洪湖，被困2个月，现在健康证明和绿码都开好了，准备回去。今天打电话回社区问，说还要河南那边开社区接收证明，回去还要集中定点隔离，费用自理，我和孩子三人一天费用就将近一千元，14天得一万多呢，无语呀！二个多月的隔离，回去再隔离，一年有多少天啊！这样还能活啊？

网民“范玉田”说:我去贵州也是一样，哪怕持有健康码、健康证明都没用，只要是湖北人一律自费隔离，可怜湖北人。因为我是自驾车来的，现在被要求在铜仁大兴卡口等两天检测核酸，目前只能在车上呆两天等检测结果了，唉！谁受得了这百般刁难哦。

网民“退休老余”说：网民一家被困湖北洪湖，今天打卡湖北“荆易行”通过了，打电话到上海那边，我们一家四口人，父亲80多了，小孩上海那边上学，14天费用4个人要22400元，想都不敢想，不知道国家出的政策是否考虑到打工者的困难!无语了！

由上可见，湖北人或被困于湖北者，现在要离开湖北到外地就得被强制隔离，并且还面临自付高昂费用。这种完全不顾身体健康的实际情况，而仅仅以地域区分来限制自由与损害财产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歧视。

然而，只要稍微了解中共历史就不难发现，其实歧视是极权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本色，在极权意识下的社会，歧视遍布于各个角落。因为极权意识就是金字塔社会结构意识，社会群体被以意识形态来区划成不同等级的所谓阶级，建立起一层层互相压制的所谓统治。这种不同等级的权利不同区别，事实就是违背平等原则的歧视。而制造这种歧视就是阶级先进专政理论的题中之意。

在极权意识指导下，中共展开夺权中将所谓资产阶级、地主作为政治劣等阶级而要消灭，而夺取政权后，实行土改、镇反、合作化、反右、四清，将一批批社会群体划入专政对象，剥夺他们自由、财产甚至生命。那些被划入“地富反坏右”的群体，是完全丧失基本做人权利的人，被政治宣传掀起的社会歧视所任意摧残。

当然，文革后这种歧视事实没有消除，只是变种为反自由化对那些被冠以自由分子的歧视，反精神污染对那些传播西方文明者的歧视。直到今天，中共当局又列出了新时代的黑五类，即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等，并对这些群体进行政治上的污名化，经济上的扼杀，人身自由上的限制。进而出现近年来持续的对709律师的大镇压，对宗教人士的大抓捕，对异见人士的大迫害，对网络领袖的大封杀，对弱势群体的大驱赶。这些公然将一个个群体扣上政治歧视的帽子而予以系统性打压行径，是新时代极权意识在社会制造歧视的闹剧。

今天，武汉爆发瘟疫，以极权固有思维模式，自然将武汉乃至湖北划入了另类圈子，成为了极权控制与抛弃的对象，进而掀起全国性对湖北人的歧视。这可以说是极权意识下的必然演化。因此，湖北人今天面临的歧视，不过是地富反坏右与新黑五类在当下社会歧视延续的变种，其深远的根由是极权意识中的阶级不平等外化。在极权意识中，一切有损于极权统治与极权形象的东西，都将被当作敌人或负能量被歧视与抛弃。所以，湖北人今天因瘟疫而面临被歧视的命运，不过是中国人民普遍命运的缩影。而要想结束中国人因这样那样原因被划入专政歧视对象的命运，就必须终结极权意识，确立现代文明的平等权利观念，树立普世的自由、平等、尊严、人权、法治、民主价值。惟有如此，中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歧视意识与歧视制度。

民生观察 2020年3月22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浙江省律师赵志强日前公开发出起诉武汉市人民政府的诉状，控告武汉市政府在本次武汉肺炎疫情灾难事件中“未依法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该法定职责”，要求：1.依法判决确认被告不及时履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职责违法；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显然，这是一起典型的律师对社会公共事件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对事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要求依法追责。此举不仅对分清当下武汉疫灾责任，追究过失罪错，以杜绝未来社会更大灾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公民伸张个人权利与促进社会法治建设具有深远助益。

赵律师在诉讼中列举了武汉市政府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灾难中所没有履行的各项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发布三级、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措施：（一）启动应急预案；（二）责令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三）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学者，随时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突发事件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级别；（四）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警告，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公布咨询电话”。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发布一级、二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除采取本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措施外，还应当针对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措施：（一）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并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二）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三）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四）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五）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六）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七）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场所，控制或者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上述规定表明：被告具有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的法定职责。

事实上，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显示：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将4位病人的反常结果汇报给医院，医院上报至江汉区疾控部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集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向省、市、区疾控中心反映情况；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2019年12月30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样本的收集和标准化入库；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卫生部门启动相关调查和病例搜索工作。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协和医院设立呼吸传染病隔离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大规模消毒；国家卫健委专家进入武汉。2020年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疫情领导小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关停。2020年1月2日，大批清洁工清洁华南海鲜市场；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获得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2020年1月3日，湖北华新医院CT医生李云华发现3例CT异常；武汉市全市启动对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监测、病例调查、华南海鲜市场环境及动物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中国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向世卫组织和周边国家通报疫情；武汉市卫健委当日通报共发现44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2020年1月4日，国家疾控中心研制出对新型冠状病毒高特异性的PCR检测试剂。上述事实表明：在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元月4日期间，被告应当可以作出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这样的判断。但实际上，被告并未基于该判断依法及时履行预警职责。

同时还阐述了自己因武汉市政府在新型冠状病毒灾难事件中的失职而遭受的损害：由于被告未依法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职责，直接导致2019年12月份左右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快速扩散，进而导致原告老家的黄冈市乃至整个湖北省疫情扩散，2020年1月2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针对湖北省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根据《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

原告作为湖北省省内居民，在传统节日春节于2020年1月18日从工作地浙江回乡探亲后，突然遇到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直接给原告的生活、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原告认为，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是因为从武汉最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造成的。被告没有及时依法履行突发公共卫生时间预警职责是本次疫情扩散导致湖北省启动I级响应的直接原因。因此，被告不履行突发事件预警职责与原告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赵志强律师本次行政诉讼将当下危害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生命安全的武汉肺炎疫灾中武汉政府的责任从法律上予以厘清，使世人看到一个政府在公共卫生安全上所应承担的法宝责任及其与公民生命安全的重大关系。警示人们铭记监督公权力就是保护自己生命安全的常识。

赵志强律师的行政诉讼，是一个律师的公益性行为，也是一个现代公民的权利践行，因此是中国当下律师的义举与公民的典范。值得关注、鼓励与支持！

应该看到，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律师队伍的壮大与公民意识的觉醒，涌现了一批批为了社会公益事务而奋起向各级公权力讨要说法与追究责任的行政诉讼。如多年来持续在多种公共事务诉讼上努力的山西郝劲松律师等等。他们的不懈努力，在一步步追补公权力履职上的过失，以向不受约束的权力不断发出警告。

从人类人权进步与法治建设的历史来看，大批致力于公益诉讼，对公权力失职提出依法追责的法律人士与公民的涌现，是现代文明社会到来的先决条件。只有不断涌现这些勤于监督政府履职且勇于追究政府失职的律师与公民，公权力才会不断忠于自己的职守，才会收敛自己的暴戾，权力才会被一步步关进法律的笼子中，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得到相应保障。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共当局一则高唱依法治国与保障公民人权，一则却不断将一批批监督政府的律师与公民投入大牢。尤其最近几年来，不仅一批批敢于起来起诉政府的人士纷纷被拘押，如709律师等，而且一切敢于监督政府的公民都被权力集团视为敌人，如本次武汉疫灾中报道真相的陈秋实、李泽华、方斌等等，均遭致强迫失踪。而这次赵志强律师挺身而出，依法追诉武汉政府的失职罪责，定然也会遭致打压。

面对武汉肺炎这种公权力失职而给公民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危害的现实，每个公民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对公权力的监督责任，就显得必不可少。对此，赵志强律师对武汉市政府的行政诉讼，为公民作出了表率。值得每个现代公民学习效法。

民生观察 2020年3月8日

据维权网报道，深圳律师胡正军因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却迟迟得不到答复而前往询问，结果遭致派出所副所长调动防爆警察实施殴打、捆绑、暴晒、干渴、饥饿、威胁等等酷刑虐待，致使身心倍受伤害，由此向有关方面举报，竟被“不予受理”及“约束控制得当”答复，可见中共警察执法当局滥施酷刑的普遍化常态化已经达到不以酷刑为酷刑的地步。

2019年6月初，胡正军到深圳市宝安区流塘派出所（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田一路17号，电话：0755-27585110）报案求助，请求警方查处传销组织的诈骗行为，追回自家被诈骗的财产。可是流塘派出所在受理后，一直既不立案也不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为此胡正军多次去流塘派出所询问、催促，可是派出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直不予回答。

2019年7月6日，胡正军再次到流塘所询问不立案的原因，再次被不予回答，气急之下说“你们不能这样一直拖着，你们这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的家庭已经走投无路、活不下去了，无论如何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副所长帕尔哈提就用电话叫来派出所反恐组队员将胡正军按倒在地上并把手别到背后用约束带捆上，反恐组长和其他三个队员用膝盖压在胡后背上，导致胡手腕部和胸部疼痛难忍、呼吸困难。后副所长公然说：“我没读过书，不认识字，我家里有钱，他妈比的我是花钱买到派出所的，我不懂法，不需要懂；我家里有三百头羊、三百头牛，出了事老子大不了回去放羊去！这四个反恐队员都是他妈比的我带到流塘派出所的，这里我说了算。”，说完后就将胡正军放置在流塘派出所食堂门前的台阶上继续捆绑了一个小时后才放开。因胡正军被捆绑、按压的时候已经受伤，疼痛难忍而要求副所长送医。结果副所长说“老子今天就耍流氓了，就不给你送医。”，并令四名反恐队员强行将胡正军拖走，扔到派出所大门外。

胡正军在派出所大门外再次向门卫及四名反恐队员说明已经受伤，要求送医治疗及赔偿损失。反恐组的组长说“想闹事是吧？”，就将胡正军推倒摔在派出所门前的水泥地面上，和其他三名反恐队员压着其头部、颈部、背部，用约束带捆住其手部，并且捆扎的特别紧（事后就医发现腕部被捆绑导致正中神经损害），造成其面部、膝盖、胸部多处擦伤，高度散光的眼镜也被撞到报废。胡正军痛苦之下只好大声呼救，反恐组的组长就从派出所内拿出橡胶毯子将其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带到派出所的院子中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并告诉胡不许呼救，并且要求胡不能倚靠墙壁借力，要站在院子的中间。当时正是下午两点钟，一天中最热的时候（7月份也是深圳最热的时候），胡又痛又渴，只能呼救！派出所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对胡的呼救置若罔闻。胡在被暴晒的过程中严重缺水，体温一直上升，有一个反恐队员看见胡几近虚脱就想喂胡喝点水，反恐组的组长却说“不要给他水喝！”。就这样几近昏厥一直到下午四点钟反恐组的组长才把包裹在胡身上的橡胶毯子拿下去，要求胡坐下，可是胡的双臂已经变形麻木了无法坐下；到下午四点半，反恐组的组长才同意解下胡手上的约束带，这时候胡的手指已经完全麻木，手腕部的勒痕深可见骨，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手腕部的静脉血管、淋巴管、韧带和骨骼。

当晚上6点又把胡关到派出所的侯问室，审至晚上10点多钟，胡才吃到午饭加晚饭。胡在侯问室被关押期间副所长多次去说：“胡正军！就是不给你立案通知书，老子整人的方法多着呢，这次打你是轻的，给你个警告，你他妈比的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弄死你，大不了老子回去放羊去！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让你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成！有本事你告老子去，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弄死你！”。

直至7月7日下午5点多，胡正军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7个小时，超过了公安机关依法传唤的时限。直到副所长帕尔哈提再到问讯室说：“你他妈比的再敢来派出所老子弄死你，老子让你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成！”之后才将胡放出。

胡正军前往医院诊断为“被殴打伤、全身多发伤、两处骨折、手腕部正中神经损害”，又到精神科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检查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双向性情感障碍”。

简单治疗后，胡正军前往宝安分局信访办举报，宝安分局先是做出“举报不实”的答复，又做出超出时限决定“不受理”的答复；胡正军又去深圳市局举报，深圳市局在宝安分局决定不受理后又予以受理，深圳市局在回复中说“对您的徒手约束控制得当，未发现对您虐待、殴打行为，传唤符合法律规定，未超期传唤羁押。民警帕尔哈提在执法中使用不文明用语的行为，现已予以批评纠正。”。

由胡正军律师亲历身心倍受警察伤害的经过，及医院诊断的结果，可见其遭受到了赤裸裸的酷刑，然而，深圳保安公安分局与深圳公安局对此却全然不当回事，保安公安根本不受理，而深圳公安局居然说“约束控制得当”，由此可见警方对公民身心残害的暴行之习以为常。

应该承认，在中国大陆今天，警方对公民实施身心伤害的酷刑是极其普遍的。只要稍微在网络上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各种令人发指的侵害公民生命的行径，以致每年发生各种因到警察局而离奇死亡的事件。当然，在中国大陆滥施酷刑的远不止警察衙门，事实上任何公权力都随时可能对公民施以酷刑。如城管抢夺殴打小贩，土管强拆民房，交管抢劫车辆等等，可以说任何公权力部门及其工作成员，无不是残害公民的利器，随时可能对公民实施酷刑。

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规定：“‘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可见中共深圳警方对胡正军实施了赤裸裸的酷刑。对照联合国酷刑定义，也会发现中国公权力正极为普遍地对公民施以酷刑残害。

中国公权力之所以如此广泛而普遍地以所谓执法名义下对公民施予酷刑，皆因中国公民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在没有公民权利约束下的公权力，必然成为出笼的猛虎与溃堤的洪水，残害公民身心，吞噬公民生命与财产。

所以，胡正军律师的遭遇，正是中国公民普遍生态的反映。中国公民要想摆脱这种随时可能遭遇公权力酷刑的命运，就必须努力争取落实自己的宪法权利。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