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政治

10月1日，旅美人权律师滕彪的妻子王玲发表文章《细雨中的独白》，揭露当局对滕彪的打压株连到她，中国有关部门向她所在的中国利亚德公司施压，使她被迫离开工作了17年的岗位。
 
一人获罪，全家受到株连，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时代的特色，令人愤怒的是，在号称要建立文明、公正、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中国，对良心犯家属进行株连的极端做法愈演愈烈。
 
根据民生观察工作室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当局连坐惩罚在押人士家属，对他们进行监控、骚扰、盯梢及迫害，造成恶劣影响的重大案例有：
 
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的女儿格格，在北京一度被禁止上学，由于长期无法和外界沟通，又不能上学，格格的精神几乎崩溃，多次自残。后来上学了，每天有7名警察如影随形；为了更便于监控并减少她与同学接触的机会，校方将耿格所在的大楼腾空，警察把所有的门，包括女厕门拆掉，不给她任何私密空间的可能；校方积极地配合警察，禁止全班与耿格说话，而午休时间，警察会将她带到操场上殴打并羞辱。和母亲及弟弟历经艰险逃离中国到美国后，耿格也长期未能摆脱精神折磨，经历多次自残、割腕自杀、吞食安眠药等。
 
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的妻子刘霞就一直被中共软禁，与外界隔绝，网络、电话等各种通信手段被切断，长期的软禁、威胁给刘霞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患上严重抑郁症，一度生命垂危。对刘霞的非法软禁已长达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解除。
 
2005年贵州省著名异议人士陈西由于主持召开首届贵州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贵州警察不远千里跑到陕西，对陈西的岳父施加压力，致使不肯退却的陈西被迫写下了离婚协议书。
 
2014年，71岁的资深记者高瑜被指控泄露中共内部关于“七不讲”的文件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当局同时逮捕了他的儿子赵萌做人质以威胁高瑜，出于保护儿子的考虑，，高瑜被迫违心地认罪悔过，并上央视受辱。
 
身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族记者肖赫来提·霍休，其在新疆的家人遭到当局报复，三个兄弟均被关押，三弟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5年。
 
多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维族民主人士热比娅，流亡海外后，她的两个儿子阿里木·阿不都热依木和阿不力克木·阿不都热依木以“涉嫌暴力抗法罪”被刑事拘留，其女茹先古丽·阿不都热依木被监视居住。当局托人警告她说，如果她不担任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她的儿子会轻判，否则将重判。而2006年热比娅被选为主席，第二天她的一个儿子就被判刑7年。
 
2015年“709大抓捕律师”事件后，对被羁押的人权律师的家属的政治株连达到了高峰。
 
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峭岭租住的房屋房东2次被国保叫去训话施压，在压力下房东只能在8月11日租约届满后，便不再租房王峭岭和她女儿居住。当局同时拒绝发暂住证，令已被小学取录的6岁女儿因证件不齐不能保留学位而失学。王峭岭为了追问丈夫李和平的信息，数度遭到警察的短暂拘留。
 
王全璋律师被捕后，当局派人到王全璋家乡向王全章的父母和姊姊施压，要求他们劝儿子认罪，又在他妻子李文足的北京住所门口，安装监视镜头，家门外每日都有被称为“朝阳群众”的秘密警察和大妈守着，每次出门都被人拦阻和跟踪，要用不同方法才能摆脱追踪。8月27日李文足接到房东电话，对方称无法再将房子租给她了，无奈之下，她于一天后出外寻找新的住所，但在随行国保的介入之下，新的房东当即就表示不能租房。
 
律师谢燕益的母亲在他被拘押期间过世，谢燕益的妻子原珊珊仅仅是想要求当局允许丈夫出席他母亲的丧礼，却被拘押三天，怀着身孕的原珊珊被关在警局侦讯室，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水，不能上厕所，还有二十多名警员围着她恐吓、斥责。2016年7月，原珊珊和三名子女被迫迁出租赁房屋，因为她的房东受到警察威胁。迁入新居次日，她又遭新房东下逐客令，说有“来自当局的压力”。在不得已下原珊珊让孩子借住在姐姐家中，她的姐姐也因此受到当局骚扰。
 
对良心犯家属的政治株连甚至殃及未成年人。当局对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的未成年子女采用的手法有绑架、强迫失踪、拘禁、殴打、禁止入学、单独讯问、贴身监控、禁止出境等侵犯人身自由的手段，遭到辱骂、恐吓、威胁、污名化其父母、孤立、当众羞辱等心理和精神折磨。
 
著名人权律师王宇年仅16岁的儿子包卓轩，在父亲陪同下准备出国留学时，在北京机场被绑架，其护照被没收、电话被抢走。包卓轩被强行带到天津后，数次遭到国保的暴力殴打。后来包卓轩因无法忍受当局持续的监控、恐吓及骚扰，在他人协助下试图离开中国时，被当局从缅绑架带回内蒙严密禁控。迄今为止709事件受难者共有六名律师子女被禁止出国，他们大多是想出国寻求教育机会，同时逃离在家中受到的骚扰。
 
对良心犯家属的政治株连，越来越呈现出高度统筹和步调一致的特点，显示出在国安机制建立后，用国家机器制造恐惧的手段治国已成为基本统治手段。在此主导思维下，把良心犯的家属当做人质扣押，既可以以此迫使良心犯屈服，又能要胁家属阻止向外传递对当局不利信息，同时威慑社会公众制造恐惧。于是一人获罪，株连全家已成为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手段。
 
对良心犯的家属进行政治株连，侵犯了公民的居住权、就业权、教育权、出入境权、身心健康权等最基本的人权，是不折不扣的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犯罪行为。
 
 
民生观察严正声明：
 
1. 促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人权的保障条款，追究违反宪法、制造政治株连的有关部门与个人法律责任。
 
2. 促请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新闻机构高度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人权灾难，敦促当局立即停止一切侵犯人权的政治株连行为。
 
3.无条件释放一切在押良心犯。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6-20消息：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访民关维双，女，1967年3月22日出生，2005年被营口市东华集团以养蚂蚁为名骗取关维双投资款，关维双为此诉至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枉法判决致使关维双上访至今。
 
2009年国庆前期东洲区政府怕她上访又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拒收的情况下把她送到黑监狱，直到国庆结束才把她放出来，期间受尽了打骂折磨。
 
关维双说，她因为上访被多次关黑监狱，被拘留、还被北京警方4次刑拘。经历这么多苦难之后，关维双觉得在这个没有人权的国家没法好好的活着，为了她后半生的幸福，一直单身的她欲觅以外国男子托付终身，以逃避中国的政治迫害。
 
关维双对于征婚提出了3个条件；一、能接受她访民身份的；二、能帮助她逃避中国的政治迫害的；三、 能接受她的访友在自家逃避政治迫害的。
 
至于年龄或身体状况只要能做到上诉3个条件则不受限制。关维双说，这是没办法的选择，实在是受不了政府的迫害了才想嫁出去，希望有意者给他联系。
关维双电话；15898327539

—-民生观察关于许志永等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受审的声明
 
从1月22日开始到1月24日，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马新立、侯欣、袁冬、张宝成、李蔚等八位新公民运动倡导者和参与者将在北京的法院受审。
 
民生观察严重关切许志永等八位因争取基本公民权利而受审的公民，以及去年12月在江西新余受审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和此前遭到关押的王功权、李化平、刘远东等新公民运动积极参与者，呼吁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些遭到逮捕、关押、审判的公民，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公民权利。
 
新公民运动是一场民间主导的社会革新运动，不以政权为目的而以健全公共生活丶培育公民气质丶促进公民合作为内容之持久的公民训练，以提倡“自由，公义，爱”为宗旨，以推动整个国家以和平方式朝向宪政转型和推动整个社会从臣民社会朝向公民社会转型为诉求，争取的是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
 
我们注意到，新公民运动推动的教育平权、财产公示、公民同城聚餐、公民守望工程等活动都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崛起和公民意识的增强，新公民运动倡导大家堂堂正正做公民，以建设心态推动民主法治，推动中国以最小代价完成宪政文明转型，这样的新公民运动对当下官民强烈对立的中国社会来说不是敌意，而是善意；不是破坏，而是建设。
 
我们认为，新公民运动无论是宗旨、诉求，还是推动的方式，都是在合法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所有被捕的新公民运动参与者都没有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相反，是公权力在滥用法律打压公民的合法活动和合法诉求,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公民进行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我们观察到，在过去的一年中，已经有160名合法行使基本权利的中国公民遭到拘捕，这种大规模的镇压行为是对宪法的公然践踏和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公然侮辱和挑战。这种政治迫害只能震慑一时，长远看却是酝酿更大的社会爆发。
 
为此，民生观察强烈谴责当局对合法行使基本权利的公民的打压行动，呼吁当局：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和中国早已于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
 
二、停止政治迫害，立即无条件释放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马新立、侯欣、袁冬、张宝成、李蔚等在内的所有因和平行使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表达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的被关押者。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1-22

社交媒体时代的抗争
 
传统的社会运动一般而言都是领袖-追随者模式，通过组织、动员和决策，建立联盟、协调资源、提出诉求、规划行动。从组织者到参与者的自上而下模式，是传统社会运动的特点。但中国的现行体制对一切有组织反对一直是零容忍打压，集权政府最愿意看到的是一盘散沙的社会。当公民运动的领袖被构罪时，由于缺乏运动网络和引导社会运动的核心，运动就陷入低潮之中，抗争总体上停留在弱组织状态。
 
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传统社会运动的模式，以互联网和手机网络使用的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成为社会运动最主要的讯息传播和号召工具，被视为“虚拟革命”之开端。旧有的反抗极权的历史经验模式被彻底颠覆，它不需要领袖、不需要领导核心，不需要组织和政党，鼠标和键盘就是战斗的武器，只需要在网络虚拟世界点火、传播、串连，集结民众走上街头，在街道，在广场，发出沉默太久的声音。
 
人类历史每一个传播手段的变革，都会改变一个时代的文明。印刷术使西方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互联网时代是一切极权的天然克星，它使全民参与政治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是信息与语话发布的中心，极权的语话与信息垄断被彻底打破。而作为web2.0版的社交媒体时代打破了极权体制对人际交往的隔离和孤立的社会控制，扩大了交流的空间，减少了交流的成本，塑造了公民的认知框架和政治身份认同，形成了社会组织和动员的平台。
 
Facebook、Twitter、whatsapp、viber、kik、line、微博、微信、易信等社交网络媒体彻底改变了中国民众的生活。微博、Twitter等打破了官方对信息的垄断形成自媒体，而whatsapp、微信等成为自由结社的雏形，活跃在上面的各种讨论组成千上万，形成了事实上的网络虚拟结社。这种虚拟结社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出现，是被体制严防死堵的，而社交媒体使“没有组织的组织”成为可能，打破了高压政治下有限的动员网络，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社交媒体上网络虚拟结社的雏形呈现出在威权国家下中国社会抗争成长的独特路径，以其无组织无中心策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体制打压的风险，成为社会抗争得以组织和动员的重要平台。
 
社交媒体的去组织化去中心化事实上造就了象南方街头行动者这样的崭新的公民运动阶层。每个人在互联网的节点上都是平等的，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没有谁是真正的领导者，消解了传统运动领袖的权威；每个人的节点都是开放性的，所以人人都是组织者。于是个人化行动框架替代了集体性行动框架，成为运动的表现特征，而基于信念上的身份认同成为社交媒体运动的主要凝聚力。
 
南方街头运动的特点是无组织、无领袖、无纲领，行动者是基于信念认同的自愿合作行动，充分体现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特色。无组织，消除了参与者的政治风险担心；无领袖，意味着这是无层级制的平等，也避免了传统运动一旦领导人被捕则运动一蹶不振的状况；无纲领，有助于扩大运动对更多的群体的吸引力。南方街头行动者以个体的行动去表达社会议题以此为个人行动赋予公共性，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媒体来构筑出可以作为公约数的公共符号，吸引潜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南方街头运动的抗争，是对旧有的反抗极权经验的颠覆，对社交网络媒体运动经验的运用，
这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抵抗博弈，不同于在大陆出现过的任何公民运动。无组织、无领袖、无纲领将使其持续时间更长久，而不是因打压只是昙花一现。这种长时间的公民运动，在坚持过程中将会形成松散联盟，并且将越来越成熟。
 
现行体制缺乏成熟民主政治形态下的博弈与妥协，这种“僵滞”型政体有限的谈判能力使得其民主转型通常是一个危险的进程。促成社会转型的破局，只能靠各种公民运动持续壮大，持续抗争，才可能有比较根本性的发展和变化。南方街头运动无疑提供了社交网络媒体时代公民运动抗争的新思路。
 
只要坚持，街头抗争便具有了意义，终点远未到来，但必将到来，持之以恒的努力必将使涓涓细流汇聚成滚滚洪流，冲开未来的道路。正如图图大主教所说的：“我想一般人会认为，武力是独裁者和暴君最感到害怕的东西。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人民想要自由的决心才是对独裁者最可怕的威胁。人民一旦对此下定决心，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他们。”
 
——民生观察首发

照片：2013年1月9日南方街头行动者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打出“民主中国”标语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25按：在许志永、郭飞雄等国内维权人士纷纷被送上审判台之际，本工作室邀请身在广州的独立作家野渡撰写了2013年的南方街头运动一文，以供读者回顾、总结这场非暴力运动，并对许志永、郭飞雄们以示声援。该文将纳入《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系列。
 
近两年以来，在中国南方的广州、深圳等城市的闹市区和公园，经常能看到街头行动者就各种社会事件举牌抗议和呼吁民主自由的政治化行动，而今年元月的南方周末公民表达行动，随着官方秋后算账指控郭飞雄、刘远东二人参与组织抗议“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使南方街头行动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彻底的政治反对
 
中国跛足改革的发展模式，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极权政治弊端日益凸现。就民间而言，市场化进程带来了社会空间的扩大，社会有了更多的自己的利益。社会利益分化促成的广义利益政治，新兴社会阶层尤其希望更多的权利与政治参与以体现自身的价值，政府在医疗、教育、环境、公正等社会问题的政治责任、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自由思想启蒙和传播，这些因素使中国的公民运动得以兴起及成长。
 
就官方而言，集权国家的权力不受监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政府权力在利益驱动下更不断扩张，必然和社会利益冲突，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滥用到极致。连封建王朝时代都懂得把“食禄者不得与民争利”视为官员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这个极权时代，公权力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去侵占社会的利益，国家与社会的持续冲突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在此意义上，中国目前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是权贵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和社会渴望摆脱国家专制的冲突。
 
集权国家与不断扩大的社会空间的矛盾，垄断资源的少数权贵与绝大部分社会利益阶层的矛盾，使得中国社会对政权的不满可说是达到了建政以来空前的程度，各种社会抗争运动此起彼伏。社会想要更多的权利和政治参与要求和国家继续企图控制社会的冲突，这就是亨廷顿的著名公式“高参与/低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在中国的验证。面对危机的权贵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却没有任何改变的欲望，竭力维护现状继续其谋利行动，对民间的维护权利和政治参与诉求，采取零容忍的立场，建立起全面的网格化维稳体制打压。
 
警察国家、特务政治的维稳体制不断地激化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矛盾，不但使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而且也刺激民间走向完全的政治性反对。从民主墙运动始，到零八宪章为高潮，中国民间的政治反对运动前赴后继。官民几乎在所有领域对立，社会形成了鲜明的“我们”、“他们”两极对立话语体系。官方和民间越来越走向零和博弈的态势。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现行体制的“两个不走”和“三个自信”明确向社会发出信号：“我们就是不改，你们能怎么办!”。在现行体制丧失了任何自我改革实现民主转型可能性的现实下，民间不得不面对“他们就是不改，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民间的政治反对获得了越来越多人认可为促进体制转型的希望所在。南方街头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民间彻底的政治反对运动。
 
南方街头运动指的是发源于中国南方城市以广州、深圳两地为主的民众在闹市区的抗议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是在闹市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举牌、示威、发传单，然后在网络发布和传播。南方街头运动与争取利益的维权活动不同，是完全的政治抗争行动。
 
南方街头运动是彻底的政治反对运动。南方街头运动者既有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抗议朝鲜核爆等社会议题表达，更有直接地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政治反对诉求。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从来没奢望过现行体制能自我改革，指望极权统治者自动转变，无异于将思想、自由、良心毫无保留地放到监管我们的狱卒手中，幻想他们能够某一天大发慈悲拱手奉还。政治反对的兴起及其规模才是决定极权国家民主化进程及其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迄今为止一系列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的经验表明，街头运动作为主要的政治压力是民主转型必不可少的部分，与民主化的过程同步发展，某些时候甚至是抗争的关键的一跃。南方街头行动者以良知和勇气身体力行街头示范的方式唤醒民众的群体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激励民众走出沉默，学会主动表达，主动抗争，克服对游行示威这种自由制度下普遍的政治参与政治表达手段的恐惧心理。
 
在正常的宪政体制，不但认可、包容政治反对，而且还是以制度化的反对活动作为民主社会的存在条件，民主的关键就是反对的自由，没有政治反对，民主制度不复存在。只有在非民主体制才把政治反对视为洪水猛兽。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言论上的政治反对就要当心被构罪，而行动上的政治反对也毫无例外随时被投狱。南方街头行动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郭飞雄、刘远东、袁小华、袁奉初、黄文勋、孙德胜、杨霆剑被刑事拘留，贾榀、杨崇、王爱忠、徐琳、肖青山、张圣雨、欧龙贵、谢文飞、李小玲、陈剑雄、聂光、刘辉、杨林、黄敏鹏等人多次被拘押，行动者被逐、被驱赶、被搬家、失去工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更是家常便饭，但行动者依然义无反顾，继续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到来而抗争。道义、历史站在行动者这一边，没有任何强权能阻挡人性对公民权利和社会公义的追求，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可以持续、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
野渡
2013-12
（未完待续）

年初的声援南方周末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