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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日必将成为香港法治历史的耻辱日，香港人权民主的黑暗日，事实上也将成为人类文明的耻辱日。这一天香港47名民主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7月的“35+”初选，遭到中共当局指控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在不准保释须通宵扣留下，进行大审判。

这是香港自从2019年掀起反抗中共极权的送中条例抗议后，中共当局无视民意，不仅不检讨自身罪错，而且丧心病狂地变本加厉强行推出香港《国安法》，采取对香港民主人士集中而疯狂的大镇压，妄图清剿香港追求民主、法治、人权等等现代普世文明人士，消除香港百年来积淀的文明元素，使香港彻底成为中共极权魔掌下的奴役之地的大劫难事件。

据媒体披露出，香港警方2月28日表示，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47名曾参与去年民主派“35+”初选的参选人，各人不准保释须通宵扣留，并将于3月1日早上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53名曾参与去年香港民主派“35+”初选的参选人，今年1月被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后获准保释。相关民主派人士日前陆续收警方通知，要求于2月28日“提前报到”，其中47名面临审判。

47名通宵扣留审判人士，分别为39男8女，年龄23至64岁，部分报到时收到警方国安处控罪书。他（她）们分别为：戴耀廷、朱凯迪、陈志全、毛孟静、胡志伟、黄碧云、尹兆坚、区诺轩、赵家贤、林卓廷、谭文豪、郭家麒、杨岳桥、李予信、梁国雄、岑子杰、黄之锋、岑敖晖、余慧明、吴敏儿、谭凯邦、范国威、谭得志、林景楠、锺锦麟、王百羽、吴政亨、袁嘉蔚、梁晃维、郑达鸿、徐子见、杨雪盈、彭卓棋、何启明、冯达浚、刘伟聪、刘泽锋、李嘉达、施德来、张可森、黄子悦、伍健伟、何桂蓝、刘頴匡、邹家成、吕智恒、柯耀林等47人。

中共操控下的香港司法当局如此大规模集中对民主人士进行拘捕审判，事实宣告着香港彻底告别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现代文明发展轨道，而完全沦陷为中共极权的奴化区。同时，中共当局也意在威吓香港民间民主力量，破灭一切对香港法治抱有期待的梦幻，摧毁港民追求自由民主的信心。

香港历史上从晚清一个南国小渔村而在租借给英国百年中成为世界金融贸易中心，成为世界大都会，根本原因是仰仗着英国现代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制度。然而，中共极权团伙夺取大陆政权后，一直将香港视为威胁极权统治的堡垒，因为香港的现代人权民主文明光辉日日强烈地映照着中共极权专制、野蛮的丑恶，使中共极权团伙如芒在背，不拔不足以心安。所以，中共依靠谎言而骗得英国乃至世界相信“五十年不变”后，于1997年收回香港。

应该说中共从收回香港之日始，就在着手为今天彻底消灭香港现代文明而努力。期间出现过修改23条，修改教课书，直到修改送中条例，可见中共团伙将香港大陆化的进程一刻也没有停竭过。只是因为香港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执着捍卫，通过多种集会抗议、占中、雨伞等等顽强的抗争，才使中共极权团伙一次次被迫暂停伸向香港的魔爪。然而，2019年6月香港再掀反抗中共送中条例后，在历经一年多的抗争中，中共团伙利用武汉瘟疫使世界无暇他顾之际，悍然推出香港《国安法》，并且通过暴力残酷镇压香港民众抗议，扑灭香港反抗怒火，对香港民主力量展开一轮轮大清洗，直至今日如此大规模对47名参选民主人士进行审判。这意味着香港已经完全沦陷入中共魔掌中，一个现代文明繁荣充满活力的香港已经终结。

中共极权统治团伙如此大肆践踏香港人权，毁灭香港法治民主，狂捕香港民主人士，就是在公然挑衅人类普世文明，对人类千百年探索凝聚起来的现代人权、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等价值予以否定，而要将中共极权吞噬一切个体权利的奴役强加于香港民众身上。

中共当局对香港民主人士的大抓捕与大审判，公然背弃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人权捍卫者宣言》、《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等等，是赤裸裸的挑衅国际人权准则与人类文明底线。

面对中共极权团伙如此穷凶极恶地清剿香港民主力量，香港何去何从是每个港人每个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的追问。然而，从被捕人士仍然抱持着对香港民众的信心，相信港人不死，民主永存！而香港民众冒着中共极权镇压风险，仍于3月1日聚集于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前，高呼“香港加油”，“五大诉求”等等，也注释着香港不息的抗争与民众骨血中充溢的文明向往。这一切都宣告着香港今日的耻辱不会成为永远，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光芒必将重耀东方。

香港在中共极权团伙铁蹄下沦陷，香港民众在极权蹂躏下呻吟，香港民主人士被群体性拘押审判。当此香港人权、民主、法治危机，人类普世文明危机之际，一切向往现代文明生活的人，都应奋起声援香港，捍卫香港自由，拒斥香港沦陷。

民生观察 2021年3月1日

民间设置社会议题的一次尝试
——对“全民真话日”倡议的一种建构性解读

假如一个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大的威胁——哈维尔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索尔仁尼琴

2020年2月6日是李文亮医生的殉职日，次日（2月7日），人权律师刘书庆在微信公开倡议以他的殉职日作为“全民说真话日”（《南华早报》2021年1月26日），嗣后人权律师们联合发了倡议声明。这件事在我看来很值得说说。

不夸张地说，这一行为如同人权律师节的建构，都一定程度表征着公民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换。

“全民真话日”是直接向民间喊话，而不再是惯常地向权力机关呼吁、吁请，这既体现出一种对权力的失望，也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生长。

当权力堵塞一切民间对良治社会建构的努力，权力体系成为一个完全僵化封闭的系统，再面向权力说话既是无意义的，也在折损自己的尊严，这时候背过身去面向民间，摆脱权力中心的既有范式，自我设置议题并主导议题的进程，意义重大。

在一个极权国家，民间力量非常孱弱，对国家走向的影响与权力相比，隔着几个量级，权力就像一条大河，而个体不过一洼浅水，这条大河汹涌澎湃泥沙俱下，裹挟着几乎所有的资源，而一个国民无论你亲近它还是疏远它，都会被它影响，那些亲近它的人借机汇入其中，扬其波而逐其流，成为弄潮儿，那些疏远它的人也会被河床的流沙所带动，因为没有另一条独立的河流可以选择，一洼浅水无论多么不情愿，最终要么干涸要么被裹挟进入这条大河。

但是如果民间意识到我们完全可以自主地汇聚成一条与大河并行的河流，哪怕它是一条又窄又浅甚至随时可能断流的小溪，我们都可以部分的逃脱被裹挟的命运，不被淹没在那条权力大河的洪流中，从而彰显出自己。

民间只有具备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的能力，民间的努力也才能真正留下一点建构性的遗产，这是一种不关乎政治权力的社会性遗产，对一个良治社会的生成会起到独有的作用。

如果民间不能尝试自己设置议题主导议题，而只是采取一直以来的模式，围绕着权力的运行发声，发现权力违法作恶的热点，大家秉持良知，秉持悲天悯人的情怀围观批评见恶就上，舆论压制和反压制你来我往几个回合，然后批评的话语穷尽，话题开始沉寂，然后被下一个新闻热点转移掩盖，循环往复，看上去很热闹，从中也能管窥体制的僵化和丑陋，几乎每个良知者都怒火中烧，但权力完全不为所动，即便收敛改变也只是个案，没有任何制度性进步，如果回头审视来路，发现全是些碎片。民间良知者遍体鳞伤身心俱疲甚至不间断地折损却没有真正改变什么，甚至境况反而每况愈下，民间的批评非但没有给权力套上任何枷锁，反而让他们恼羞成怒，提醒他们弥补上极权制度的漏洞，进一步收紧民间的生存空间。

每念及此，直叫人心生悲凉。

这不是说以后就要放弃公民责任，放弃对权力的监督，而只是想说，民间应当对此进行反思，应当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上来，一旦民间对此形成相当的共识，民间才算真正成熟。

一旦设置一个议题，就要持续耕耘跟进，假以时日，就会发现在权力之外，民间或许已经为良治社会的建设打了几个深桩，树立了几个里程碑。

一个不需要权力认可允仍的议题，民间完全可以自在自为的完成。它做它的鸿篇巨制，我们做我们的小成本，对改变他们不再心存执念。我们把主要精力用在讲好自己制作的小故事。

在我看来，“全民真话日”这个倡议就是这样一次尝试。它不需要调动多少资源来做，事实上民间也没有多少资源，民间只能是小成本制作，民间需要的就是坚持，就是用心培育。

这个倡议虽然没有进攻性，但体现了一种温和的决绝，体现了民间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它所倡议的内容根本不需要权力的认可。

而且这个倡议的内容也并不会让参与者处于特别的危险中，多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担任公民记者的角色，有时只要随手一拍就足矣，看到各种灾难各种违法及时发出信息，只是发出一则信息，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即便存在一定风险，相比于无视灾难而可能引起的更大的灾难最终可能殃及自身，这种风险也是值得的。

倡议并没有向民众提出一种多高的道德要求，而且也没将倡议绝对化，它必然受传统、习俗、人情世故的制约，它把讲真话置于人性之下。从倡议文本来说，它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去论述人应当讲真话，而是从功利的角度论述人应当有共同体意识，每个人都可以做吹哨人，不要等到雪崩的那天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片雪花也是有责任的，当然这种责任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而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每个人都逃避这种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共同体就会危机四伏，个体也必然面临更深的奴役，但从法律意义上，人有逃避这种社会责任的自由，这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所以讲真话无论何时何地，也只能是一种倡议，它不能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否则它就是压迫性的，而压迫性远比不讲真话可怕的多。

他们倡议讲真话，但文本篇幅所限没有对何谓真话展开论述，那么什么才是真话？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他没有能力占有很多信息，他掌握的信息可能仅仅是碎片，也很难期待他能有多深刻的思辨能力，对于眼见耳听的纷繁芜杂的信息，也难以指望他能去伪存真，所以一个普通人更可能处于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

但这些人愿意传递信息很重要，哪怕其传递的仅是碎片甚至可能会被证伪。而且在我看来，这些人就是在说真话。我们倡导的真话有点类似于实话，它的真不体现在其内容与客观事实的契合，而是一种内心确信。当然对于非亲眼所见而是传来的二手信息，人们应当养成更审慎转发的习惯。

而且真话并不仅限于事实信息，它也涵盖表达真实的情绪，表达真实的好恶，表达真诚的批评与赞扬。因此，公民践行言论自由的权利，对政府进行批评也属于讲真话的范畴，可以作为讲真话的一个子集。

甚至，在相当大意义上，倡议讲真话重点不在于真话而是讲真话这个行为，与讲真话对应的一般不是讲假话、讲虚伪的话，而是沉默和冷漠。

从应然角度，一个具备基本法制的国家，更不用谈法治国家，对一个国民都应当容忍上述这种真话。不能对一个普通国民发布自以为真的信息（特别是亲眼所见的信息）课予很高的真伪性审查义务，只要不是故意编造，哪怕最终证明为假也应当容忍。当然，民间根本无法影响权力的恣意，说真话比曲意逢迎肯定多一份风险，但是如前所述，每个人都不是孤岛，发现堤坝出现管涌而不出声，整个堤坝都可能被摧毁，最终可能付出更惨的代价。

综上，“全民真话日”这个社会议题由民间设置，由民间主导，代表一种民间主体性意识的生长，是民间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变，让孱弱的民间逃离权力的洪流裹挟，自为自在的培育成长，从而彰显出自己。

尤陆沉
2021年2月5日

假如一个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大的威胁——哈维尔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索尔仁尼琴

2020年2月6日是李文亮医生的殉职日，次日（2月7日），人权律师刘书庆在微信公开倡议以他的殉职日作为“全民说真话日”（《南华早报》2021年1月26日），嗣后人权律师们联合发了倡议声明。这件事在我看来很值得说说。

不夸张地说，这一行为如同人权律师节的建构，都一定程度表征着公民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换。

“全民真话日”是直接向民间喊话，而不再是惯常地向权力机关呼吁、吁请，这既体现出一种对权力的失望，也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生长。

当权力堵塞一切民间对良治社会建构的努力，权力体系成为一个完全僵化封闭的系统，再面向权力说话既是无意义的，也在折损自己的尊严，这时候背过身去面向民间，摆脱权力中心的既有范式，自我设置议题并主导议题的进程，意义重大。

在一个极权国家，民间力量非常孱弱，对国家走向的影响与权力相比，隔着几个量级，权力就像一条大河，而个体不过一洼浅水，这条大河汹涌澎湃泥沙俱下，裹挟着几乎所有的资源，而一个国民无论你亲近它还是疏远它，都会被它影响，那些亲近它的人借机汇入其中，扬其波而逐其流，成为弄潮儿，那些疏远它的人也会被河床的流沙所带动，因为没有另一条独立的河流可以选择，一洼浅水无论多么不情愿，最终要么干涸要么被裹挟进入这条大河。

但是如果民间意识到我们完全可以自主地汇聚成一条与大河并行的河流，哪怕它是一条又窄又浅甚至随时可能断流的小溪，我们都可以部分的逃脱被裹挟的命运，不被淹没在那条权力大河的洪流中，从而彰显出自己。

民间只有具备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的能力，民间的努力也才能真正留下一点建构性的遗产，这是一种不关乎政治权力的社会性遗产，对一个良治社会的生成会起到独有的作用。

如果民间不能尝试自己设置议题主导议题，而只是采取一直以来的模式，围绕着权力的运行发声，发现权力违法作恶的热点，大家秉持良知，秉持悲天悯人的情怀围观批评见恶就上，舆论压制和反压制你来我往几个回合，然后批评的话语穷尽，话题开始沉寂，然后被下一个新闻热点转移掩盖，循环往复，看上去很热闹，从中也能管窥体制的僵化和丑陋，几乎每个良知者都怒火中烧，但权力完全不为所动，即便收敛改变也只是个案，没有任何制度性进步，如果回头审视来路，发现全是些碎片。民间良知者遍体鳞伤身心俱疲甚至不间断地折损却没有真正改变什么，甚至境况反而每况愈下，民间的批评非但没有给权力套上任何枷锁，反而让他们恼羞成怒，提醒他们弥补上极权制度的漏洞，进一步收紧民间的生存空间。

每念及此，直叫人心生悲凉。

这不是说以后就要放弃公民责任，放弃对权力的监督，而只是想说，民间应当对此进行反思，应当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上来，一旦民间对此形成相当的共识，民间才算真正成熟。

一旦设置一个议题，就要持续耕耘跟进，假以时日，就会发现在权力之外，民间或许已经为良治社会的建设打了几个深桩，树立了几个里程碑。

一个不需要权力认可允仍的议题，民间完全可以自在自为的完成。它做它的鸿篇巨制，我们做我们的小成本，对改变他们不再心存执念。我们把主要精力用在讲好自己制作的小故事。

在我看来，“全民真话日”这个倡议就是这样一次尝试。它不需要调动多少资源来做，事实上民间也没有多少资源，民间只能是小成本制作，民间需要的就是坚持，就是用心培育。

这个倡议虽然没有进攻性，但体现了一种温和的决绝，体现了民间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它所倡议的内容根本不需要权力的认可。

而且这个倡议的内容也并不会让参与者处于特别的危险中，多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担任公民记者的角色，有时只要随手一拍就足矣，看到各种灾难各种违法及时发出信息，只是发出一则信息，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即便存在一定风险，相比于无视灾难而可能引起的更大的灾难最终可能殃及自身，这种风险也是值得的。

倡议并没有向民众提出一种多高的道德要求，而且也没将倡议绝对化，它必然受传统、习俗、人情世故的制约，它把讲真话置于人性之下。从倡议文本来说，它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去论述人应当讲真话，而是从功利的角度论述人应当有共同体意识，每个人都可以做吹哨人，不要等到雪崩的那天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片雪花也是有责任的，当然这种责任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而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每个人都逃避这种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共同体就会危机四伏，个体也必然面临更深的奴役，但从法律意义上，人有逃避这种社会责任的自由，这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所以讲真话无论何时何地，也只能是一种倡议，它不能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否则它就是压迫性的，而压迫性远比不讲真话可怕的多。

他们倡议讲真话，但文本篇幅所限没有对何谓真话展开论述，那么什么才是真话？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他没有能力占有很多信息，他掌握的信息可能仅仅是碎片，也很难期待他能有多深刻的思辨能力，对于眼见耳听的纷繁芜杂的信息，也难以指望他能去伪存真，所以一个普通人更可能处于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

但这些人愿意传递信息很重要，哪怕其传递的仅是碎片甚至可能会被证伪。而且在我看来，这些人就是在说真话。我们倡导的真话有点类似于实话，它的真不体现在其内容与客观事实的契合，而是一种内心确信。当然对于非亲眼所见而是传来的二手信息，人们应当养成更审慎转发的习惯。

而且真话并不仅限于事实信息，它也涵盖表达真实的情绪，表达真实的好恶，表达真诚的批评与赞扬。因此，公民践行言论自由的权利，对政府进行批评也属于讲真话的范畴，可以作为讲真话的一个子集。

甚至，在相当大意义上，倡议讲真话重点不在于真话而是讲真话这个行为，与讲真话对应的一般不是讲假话、讲虚伪的话，而是沉默和冷漠。

从应然角度，一个具备基本法制的国家，更不用谈法治国家，对一个国民都应当容忍上述这种真话。不能对一个普通国民发布自以为真的信息（特别是亲眼所见的信息）课予很高的真伪性审查义务，只要不是故意编造，哪怕最终证明为假也应当容忍。当然，民间根本无法影响权力的恣意，说真话比曲意逢迎肯定多一份风险，但是如前所述，每个人都不是孤岛，发现堤坝出现管涌而不出声，整个堤坝都可能被摧毁，最终可能付出更惨的代价。

综上，“全民真话日”这个社会议题由民间设置，由民间主导，代表一种民间主体性意识的生长，是民间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变，让孱弱的民间逃离权力的洪流裹挟，自为自在的培育成长，从而彰显出自己。

尤陆沉
2021年2月5日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12日消息】2020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上海重多维权人士在北京维权抗议她们多年被上海当局侵犯人权，她们都是多年维权的访民，长期奔波在上海与北京的维权路上，被当局打压迫害抓捕判刑关押黑监狱酷刑等等，这非法行为都是严重侵犯人权，今天在北京维权的上海访民有:高文婻，陶永芳，徐佩玲，陈国英，黄月华，申琴芳，彭妙林，刘憨，孙洪琴，万文英等访民。

12月10日人权日，上海公民孙洪琴、万文英财产权、居住权、生命健康生存权、人的尊严等合法权利权益屡遭不法侵犯！万文英10多年，孙洪琴20年维权冤复冤，无数次的被关黑监狱白监狱，却找不到一个诉理的地方！万文英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竞被上海市公安局警号033702恶警打断4根肋骨控诉无门。
孙洪琴的母亲冤死在北京，到2021年1月2日已经是五周年祭日，孙洪琴母亲死无葬身之地5周年的祭日！求告无门的孙洪琴、万文英来到北京南站再次举牌呼吁人权日要关注访民的生活环境与人权严重被侵犯的问题，这是宪法赋予权利，但是合法的举报、控告、申诉的行为都遭到牢狱之灾，今天她们再次用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国的人权？法治？在哪里？

孙洪琴案件简介：
孙洪琴2002年遭遇上海原闸北区法院、第二中级法院、上海高级法院枉法裁判。起因，2000年底原上海大隆机器厂法人洪琛（前夫单位）在孙洪琴改变儿子由她抚养案件中，向上海长宁区法院出具伪证败坏了孙洪琴的名誉，导致案子败输、10岁儿子与孙洪琴反目成仇、致使孙洪琴家破子离。2006年本案得到最高法院发回重审，然而上海法院钱权交易将发回重审的案件买通销号。从此，走上了慢慢血泪维权上访路致今。2000年开始至今灾难连连，成为静安区积案例最高的一个老访民，没有一个责任部门官员及司法部门直面和解决孙洪琴的任何信访事项。唯一只有2016年孙洪琴住北京天坛医院太平间3个月期间，天天披麻戴孝去中南海请愿《要回家》被送久敬庄，天天邮信去国信局上访。迫于北京的压力和社会各界媒体的关注，及国际媒体的呼吁，于2016年4月1日写了借条住进了政府借给的房子里。

万文英案件简介：
2010年3月，万文英和年幼儿子赖以为生的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下两层祖传房屋被中共当局非法强拆，从此母子俩流离失所九年，当局始终没有依法进行安置补偿，连本来早已符合迁移入户法定条件的入户请求也被一再刁难和拖延。为此，不得不走上艰难的上访之路。十年上访，不但未能维护和讨回自己的拆迁等合法权益，长期遭到打压，多次关押软禁等。
2013年3月8日因在中南海上访维权被当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名义非法行政拘留10天；
因上访维权，曾先后被强关在宾馆等黑监狱多次多天。

孙洪琴，万文英现在北京市右外东庄90号接济站（黑监狱）请关注！

孙洪琴手机：15900775907
万文英手机：13816370905

本网将继续关注在京维权的上海公民，接济站是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地方，但是北京当局把接济站用于关押访民，限制访民随便进出，访民来到接济站只能进不能随便出，出去必须由当地接访工作人员的交接手续后方可出去，其实就是一个关押访民的黑监狱，生活环境卫生极差，每个人每天生活标准发吃饭的票，以前是四元一天，一天三餐每餐两个馒头，早上馒头加咸菜，中午晚上就是馒头，一个菜冬天就是大白菜，遇到节假日有米饭，菜里面有点肥肉，平常是没有肉的，绝大多数访民都是不愿意去接济站的，很多访民愿意住在路边也不愿意去接济站，北京接济站已经失去了帮助贫穷流浪乞讨人员的公益性质，完全是一个挂着公益骗取国家财政的一个猎财机构。养肥了一些接济站官员，全国所有信访机构部门都是访民在养着这些机构，所有信访机构解决了多少信访问题？请国家信访局以公开公布出来，让人民群众监督是否合理合法。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12日消息】2020年12月10日为世界人权日，为纪念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而设立的纪念日。

世界人权日提醒人类，现时在人类的社区及全世界，还有持续的人权问题。要让人权在全世界得以落实推行，还有赖全人类的努力。

上海访民一行维权人士，冒着严寒于2020年12月9日来到北京，为了纪念世界人权日72周年，为了人权奔波在维权的路上。

时间进入到2020年12月10日凌晨二点二十分，正在休息熟睡的上海维权人士郑建明、董振贵、李粮刚、林龙，在北京房山区窦店镇的出租屋内，被北京治安总队和窦店镇派出所十几位民警敲门吵醒，当李粮刚开门后，警察问：郑建明在吗？没人回应，随后警察说要出示身份证，他们手上拿着一份郑建明身份信息的A4纸，在确认了身份之后，随后四人被带到窦店镇派出所。

在窦店镇派出所4人相继做了询问笔录后，都拒绝签字，窦店镇派出所民警说是联系送到相关部门，4人问是否送久敬庄，民警回答正在联系，要么送过去，要么久敬庄派车来接，让大家休息一下。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上海治安总队一行七、八个民警出现在派出所，大家意识到被“卖了“。随后表示不跟治安总队民警走，时间为凌晨三点多，接下来一场拉锯战开始，一直持续到早上七点半左右，上海治安总队民警表示已经反映给领导，回去让领导约谈。随后一辆上海牌照的依维柯警车送4人到北京火车站。

当日中午11点55分，4人乘坐1461火车出发，送回上海。

火车中途经过济南火车站，一行4人下车留影。

姓名：傅淑清，性别：女，
民族：汉
出生日期：1968年6月1日
居住地：现住重庆市长寿区晏家六
联系电话：18883970459

上访原因：
傅淑清2005的房屋353.09平方米和土地，2013年丈夫任术清的房屋86.4平方米和李必容（母亲已含冤而死）的房屋82平方米的房屋都被当地政府违法偷拆的房屋强征的土地未解决，所有问题都没有解决。

维权经历：
2010年6月份被非法劳教两年先劳教后上访。
2016年12月25日被非法拘留15天。

解决情况：
傅淑清2005的房屋353.09平方米和土地，2013年丈夫任术清的房屋86.4平方米和李必容（母亲已含冤而死）的房屋82平方米的房屋都被当地政府违法偷拆的房屋强征的土地未解决，所有问题都没有解决。

目前现状：
自己的家园财产遭到掠夺，在当地政府部门各个信访部门都没有得到解决，然后逐级上访到北京信访，被多次冤关狱中，维权路上受尽折磨和摧残。他们随时会捏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将傅淑清投进监狱。傅淑清说：我们的冤案公检法不立案，立了案法院也是听从政府官员的指示行政干预给予枉法裁判。到现在还在不停止迫害，傅淑清等重庆访民在双节日期间还坚持在北京维权中希望社会关注。

姓名：何鹏，性别：男
出生日期：1976年10月1日
身份证号：512921197610016013
住址：西昌市太和镇太和西街116号
联系方式：19960283713

上访原因：何鹏是重钢西昌太和铁矿的正式职工。上个世纪末，国有企业内部改制实行定编定岗，时任矿长陈大元内部规定，要求每个职工付两千元上岗费。何鹏迟交，1998年11月，陈大元强令何鹏写辞职报告，何鹏不写。事后通知何鹏到劳资科解决问题。刚进劳资科就用木棒暴打何鹏。陈大元又责令劳资科伪造何鹏签名，将何鹏辞去（当时何鹏昏迷不醒一天多，造成二级智力残障的惨重后果）。凉山州劳动仲裁委员会也支持倾向太和铁矿。
此后上诉到法院。从1999年3月的民初审，到1999年9月二审中院，和高院的第240号终审，都是维持太和铁矿胜诉。其中川高院法官徐高玉篡改笔录，隐瞒真相枉法判决，导致了何鹏开始在成都、北京等地的上访喊冤与投诉举报。

维权经历：
1999年11月，何鹏去成都上访，被西昌民政收容44天。
2001年，何鹏去北京上访，被刑事拘留30日。
2002年11月，劳动纠纷案起诉至西昌市法院。
2003年以超期为由，做出初字第3号驳回起诉书。
2003年4月，中院做出终字第2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
2004年3月，做出凉中民监字第3号驳回再审申请。何鹏不服向四川省高院申请再审。
2008年4月，省高院在凉山州中院进行听证会。太和铁矿和两级法院弄虚作假，且拒绝当事人出庭参加。
进京上访后于2008年7月做出行监字18号裁定书，指定凉山州中院再审。
2008年10月，做出撤销(2003)川凉中行终字第20号裁定书和(2003)西昌行初字第3号裁定书。
2009年4月，做出行再初判决书，确认西昌市公安局收容何鹏44天属于行政违法，予以国家赔偿。
2009年10月，做出川民监字裁定书，驳回再审申请。何鹏不服，继续去北京上访喊冤。
2011年4月26日，西昌公安局对何鹏以“妨碍公务罪”下达刑亊拘留通知决定。释放出来后，继续上访喊冤。
2014年7月，做出行政处罚3001号决定，将行初字第20判决书撤销，对何鹏予以国家赔偿。
2014年8月，何鹏据第3579号决定书起诉西昌法院，做出4119号决定书。何鹏不服上访北京。
2015年开庭审理做出维持3579号裁定书。
2015年1月，做75号和第8号决定，维持原判决定。何鹏不服上诉中级法院。
2015年，中院做出行终字第52号判决，撤销第8号判决和75号决定。
2015年3月，太和铁矿对何鹏做出1065号决定书，随后西昌行初判字做出第9号判决，维持1065号行罚决定。何鹏上诉至中级法院。
2015年4月，中院做出行终字第53号判决，撤销第9号判决书和1065号行罚决定，给何鹏予以国家赔偿。
2015年9月，西昌市公安局以何鹏“寻衅滋事罪”刑亊拘留。
2015年，中院终字第50号判决，撤销2004年一审法院的第3号判决书，撤销3579号决定，予以国家赔偿。
2015年，行初判字第4号判决维持4119号决定。何鹏不服上诉至凉山州中级法院。
2015年，中行终字第51号判决，撤销第4号判决，撤销4119号行罚决定。
2015年5月，何鹏劳动争议裁字第1号案卷正卷，被有关部门销毁。何鹏不服上访申诉。
2016年2月，州公安局做出第2016号决定，对何鹏予以国家赔偿。
2016年5月，获得国家赔偿协议，签名生效金额9591元。
2016年6月，何鹏被太和铁矿公安科故意找茬殴打为轻微伤。
2016年9月，何鹏向法院起诉，做出3401行初25号判决不予受理。不服继续上访北京。
2017年9月，获得赔字第3号判决书，总共赔偿10477元。
2019年2月，何鹏被构陷“敲诈政府”而“寻衅滋事”罪，逮捕判刑两年半，目前正在服刑。

案情特色：这是一起典型的拿法律当儿戏浪费法律资源，并和地方政府、国营企业相互勾结联手串通，抵触司法非常恶劣的案列。将一个智障的残疾人不当人看待，而且落井下石搞歧视的恶意迫害，变相对行政法简单粗暴的游刃和践踏。

据民生观察、维权网等关注中国大陆人权的媒体报道，12月10日的世界人权日前夕，中共当局将一批受邀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参加人权活动的维权人士予以阻止并拘押传唤，且对这些人中的非京籍人士予以遣返。另有北京石景山警方出动十几名警察、便衣，公然囚禁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不准她出门，并明言要控制到10号之后方能撤岗，同期，还有一大批709大抓捕受害律师及家属也受到严控。由此可见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对人权日的恐惧、忌恨、防范，及在人权日仍公然践踏人权的疯狂。

媒体说，在世界人权日到来之际，因为受邀参加美国大使馆在京举办的“世界人权日联谊会”，二十多名中国参会者于12月9日晚赴约途中，在驻北京美国大使馆附近被北京市警察粗暴抓走。

10日上午，被抓人士王和英透露：2019年12月9日18时许，北京公民马新立、重庆维权人士陈明玉、吴绍坪、蔡邦英、赵安秀、杨兴仪、曾文、苏州维权人王和英等二十余人，在赴约美国大使馆举办的“世界人权日联谊会”途中，被北京警察无理拦截，之后被粗暴的推上警车，抓到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派出所关押审讯。

期间，陈明玉、马新立要求警方依法出具法律手续，但却被一个警号为：023109，自称叫张健的警察及其多名同僚粗暴推搡、拉扯，并在无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抓进了北京麦子店派出所强制传唤。

审讯结束后，因未查出被传唤人的任何违法行为，警方直至当晚11点多后陆续将这些无故被关押者释放，但对非京籍人士，采取直接通知当地维稳部门的方式，让当地驻京办专司维稳人员赶到派出所将人接走，而依照过往贯例，这些非京籍人士将会被遣送回户籍所在地控制。

获释后，被抓人士通过电话联系，一致认为：此次北京警方的无理拦截、抓人、审讯，可以看出就是通过窃听公民通讯信息，获得了这些维权人士将在2019年12月9日晚间参加美国大使馆举办的“世界人权日联谊会”的情况。为了防止维权人士向美国使馆反映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恶行，北京警方就以莫须有的调查违法行为为名，粗暴的拦截、推搡、阻扰、破坏这二十多名维权人士前去赴会。

其实，中共阻止维权人士参加西方文明国家于人权日举行的联谊交流活动由来已久。可以说，中共当局从来就将一切人权活动视为敌对，无论是西方国家组织而或中国公民自身组织有关人权活动，中共都会设法防范与阻止。为此，中共不仅屡屡公开谴责文明世界以人权问题干预中国内政，还公然以所谓中国特色来歪曲普世人权原则，用所谓发展权、生存权作为优先人权来替代、忽视其他平等而不可分割的人权，并且在自己标榜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拒绝将人权列入其中。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对人权的仇视与抵制。

中共当局为了维护自己奴役国民的特权，而拒斥公民的人权，长期对致力于推进中国人权人士严酷打压，制造了罄竹难书的人权灾难。曾经贵州一批以陈西为代表的人权捍卫者于每年世界人权日组织召开学习交流《世界人权宣言》的研讨会，并将整个活动就取名为“贵州人权研讨会”，结果却遭致中共残酷镇压，不仅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陈西，而且将参加研讨会的众多人权捍卫者长期软禁、监控、失踪。

中共当局虽然面对人类文明发展，不得不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并且对外口头承诺融入世界文明，建设法治社会。但是现实中却极度抵制、仇视人权，不断将一批批致力推进人权进步者投入大牢，如胡石根、秦永敏、刘飞跃、黄琦、吴淦、王全璋、周世锋等等，并且将曹顺利、刘晓波、彭明、杨天水等等争取人权人士迫害致死。

可以说，多年来中共当局从来就没有让世界人权日在中国大地真正开展过。并且还将每年这世界人权日，变成了中共严控打压人权捍卫者的灾难日。这不，就在今年人权日，北京石景山警方就又公然派出十几名警察看守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强行阻止她外出，公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当然，整个全国一大批“709大抓捕”受害者及其家属也受到严控，以及数以千万计的上访维权人士也被剥夺行动自由。

中共当局将世界人权日变成了公民人权灾难日，这说明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从骨子里敌视人权，拒绝落实宪法承诺给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顽固维护权贵奴役统治14中国人的特权，誓与人类普世文明相对抗，与世界发展潮流相背道。

面对中共极权统治集团的反人权、反人类、反文明，世界人民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与防范，并努力结成捍卫普世文明的共同体，以阻止中共当局的反动，使世界人权日也能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节日。

民生观察 2019年12月10日

2019年12月4日，旅游到了湖北荆门市，决定去看守所探望刘艳丽女士。

刘艳丽（女）1975年6月1日出生，汉，大专文化。湖北省荆门市人，中国建设银行荆门市分行金龙泉支行员工，网名“拽拽重出江湖”，网络和博客写手，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民主人士，中国在押政治犯。

起诉书中称:2016年9月26日，因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和发送10余条涉及国家领导人信息，遂被荆门市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8个月，后虽被取保候审释放，但2018年5月25日又被以涉“诽谤罪”监视居住半年；2018年11月22日，被荆门市东宝分局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转正式逮捕，12月3日，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依法审查查明:2010年9月以来，被告人刘艳丽长期在QQ空间、微信朋友圈、网易、博客，辱骂、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恶意炒作社会热门事件，起哄闹事，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

2019年1月31日，其案在荆门市东宝区法院开庭受理，据起诉书中控方指，2010年以来刘艳丽长期在网上散步虚假信息，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恶意炒作社会热门事件，共有29项消息和文章。刘艳丽和辩护人都认为指控罪名不成立，言论自由是公民的权利，批评时政和关心公共事件反而是公民良心和社会责任的体现，并且控方也没有提供损害社会秩序的后果的证据。至今尚未宣判。

目前被羁押于湖北省荆门市看守所。

对于这样一位有着传奇色彩般的知识型女性我感到好奇。12月3日联系到她弟弟见面。经了解，刘艳丽家兄弟姊妹五人，刘艳丽原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幸福的小家庭，儿子出国留学，丈夫是教师。她原本可以和中国大多数女性一样，相夫教子，安稳工作，过着岁月静好的“舒服日子”，可她为何会“走进”监狱呢？

据她弟弟讲，她的性格比较倔强，在里面坚决不认罪。强烈要求法院尽快判她实刑或是还她自由。进去前一个月，她预感不妙，就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刚进派出所被控制起来后曾割腕自杀未遂，导致左腕几根神经断裂。。。

12月4日上午，刘艳丽弟弟开车送我去荆门市看守所，在门口登记后我们一起进到里面，这里
集拘留所、戒毒所和看守所在一个大院内。我们进入到看守所办公大厅后见里面有几个人在等着送钱或衣物，办公人员不在。等了一二十分钟，办公人员进来后，我也很顺利的给刘艳丽存了200元表示一下心意。

据我所看到起诉书中罗列的29条罪状中，都是用文字记事、评论或转帖之类的内容，她的言辞大胆犀利。为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如今她夫离子散，独自一人被丢在冰冷的看守所里。

对于她的文章是对是错我不去评论，更或者说是我不敢评说。还是那句话，或许时间会证明一切。她到底有罪没罪？眼下也只能由法院决断。开庭都快一年了，如刘艳丽所盼，是判是放，需要尽快有个答案。我也拭目以待。

期盼刘艳丽早日出狱！等她出狱后我一定再去荆门会会这位豪气干云的女侠。

王和英 写于国际人权日

附：刘艳丽：我的自辩书及最后陈述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9/02/blog-post_3.html

【民生观察2019年12月10日消息】今天是世界人权日，因为受邀参加美国大使馆在京举办的“世界人权日联谊会”，二十多名中国参会者于12月9日晚赴约途中，在驻北京美国大使馆附近被北京市警察粗暴抓走。

今天上午，被抓人士王和英透露：2019年12月9日18时许，北京公民马新立、重庆维权人士陈明玉、吴绍坪、蔡邦英、赵安秀、杨兴仪、曾文、苏州维权人王和英等二十余人，在赴约美国大使馆举办的“世界人权日联谊会”途中，被北京警察无理拦截，之后被粗暴的推上警车，抓到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派出所关押审讯。

期间，陈明玉、马新立要求警方依法出具法律手续，但却被一个警号为：023109，自称叫张健的警察及其多名同僚粗暴推搡、拉扯，并在无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抓进了北京麦子店派出所强制传唤。（麦子店派出所电话号码+861065063295）

审讯结束后，因未查出被传唤人的任何违法行为，重庆维权人士陈明玉被释放，随后陈明玉致电联系上了一同被抓的冯红霞，冯说她也没有查出违法行为，警方正准备释放她，但是却通知了户籍地的驻京办来接人，按照惯例，驻京办接人后就会非法强制遣返原籍稳控。

约一小时后，被抓人士蔡邦英致电陈明玉等人说，自己也没有查出违法行为，但北京警察却叫来了自己户籍驻京办人员，驻京办人员正在联系我老家的街道办人员及辖区维稳警察，让他们进京来把我押送回原籍维稳。

至昨晚11时许，被抓人员均已“无罪”释放，但多数非北京籍维权人被各自户籍地驻京办押走，照惯例，这些人将被非法押送回原籍稳控。

获释后，被抓人士通过电话联系，一致认为：此次北京警方的无理拦截、抓人、审讯，可以看出就是通过窃听公民通讯信息，获得了这些维权人士将在2019年12月9日晚间，将参加美国大使馆举办的“世界人权日联谊会”。为了防止维权人士向美国使馆反映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恶行，北京警方就以莫须有的调查违法行为为名，粗暴的拦截、推搡、阻扰、破坏这二十多名维权人士前去赴会。

据悉，中国政府和警方每到12月10世界人权日前夕及当日，就会启动全国维稳预案，派出大批警力抓捕、驱赶、拘禁、稳控全国的不同政见者、维权人士。如：

2014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来自全国各地数千访民，在北京的天安门、中南海府右街、联合国驻中国开发署等地进行抗议活动，有抛撒传单，有高呼口号，有拉横幅。从上午8点当局就派遣大型警车及公交车，将和平表达意愿的访民集中抓捕、押送到北京久敬庄、马家楼等黑监狱关押。

2017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当天，北京多个地点发生当局清理驱赶的外地劳动者拉横幅喊口号要求人权保障的群体抗议事件。朝阳区崔各庄乡费家村的抗议者称，到村委会外面示威者一度多达千人，此后警方派出大量武装警察及警车、大型转运车辆，抓走十余车示威者押送到黑监狱关押及强制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