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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4年9月29日消息】自2024年7月25日至今，秋雨圣约教会吴五清传道家已经被断电2个多月了，在这期间，他还经历了在最酷热的季节被停水、被拘留。

自2024年7月25日以来，吴五清传道在成都市温江区涌泉街道租住的房屋被断电断水，之后供水暂时恢复；

7月29日吴五清家又被停水；8月7日被停气（经投诉，1天后恢复供气）；

8月21日，五清传道家不仅继续处于停水停电状态，而且他家楼上白天晚上都有看守，如果他出门就会被跟踪。更为过分的是，每天半夜，凌晨2点一次，4点一次，有不明身份的人故意敲他们家的门，吵醒他们。而且，五清传道家的锁和门把手多次被人故意喷胶水来破坏。

9月1日主日上午，秋雨圣约教会在一处租用的场地进行线下聚会，随即遭到成都警方的冲击。

李英强长老、吴五清传道、晏鸿长老(通知书上写的李友洪）以及曾庆涛副执事先后被警察带走传唤。至9月2日中午时分，得知四人均被警方以非法社团名义进行活动为由处于行政拘留14天。

吴五清传道从拘留所回来之前，他所在的楼层水表房的房门已经被物业打开，后来他们就自行打开水阀，开通自来水的供水，到今天供水仍然正常。但是电力供应尚未恢复，找物业修理，物业借故推脱不管。

到今天，吴五清传道家已经被断电2个多月了。

请弟兄姊妹为吴传道一家代祷，使他在患难中经历神的同在。

据悉，2018年12月9日，中共当局出动数千名警察，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进行查抄，逮捕了王怡牧师和教会长老、执事等上百名基督徒，造成让外界哗然的秋雨教案，随后教会被官方取缔。

2019年11月底，秋雨圣约教会长老覃德富被控非法经营罪，获刑4年；2019年12月30日，王怡牧师被四川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

秋雨教案虽已过去5年多时间，但会友们仍坚持进行线下聚会，教会持续处于被逼迫打压之中。

中国社会情绪现在已普遍进入认为中共已处于“历史的垃圾时间”的心理预期，宣告了中共专制政体正在走向失败的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相比同样席卷中国的内卷、躺平这些社会共同情绪，无疑“历史的垃圾时间”有相当巨大的进步，但仍然呈现出社会的习得性无助心理。

这种习得性无助体现在“历史的垃圾时间”的两重意思里。一是中共崩溃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结局难以改变，所以现阶段的历史已进入“垃圾时间”。这一点强调的是官方的无能为力。二是“垃圾时间”之所以为“垃圾时间”，是中共在大局已定下仍然徒劳挣扎，变本加厉镇压民间，企图挽回败局，在血腥的历史垃圾时间里，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镇压和威慑下，民间难有大的与专制对抗动作。这一点强调的是民间的无能为力。

我们认为，历史有垃圾时间，但是人没有垃圾时间。民主转型与巩固不会伴随中共的崩溃而自动到来，如果民间躺平被动等待，那么“历史的垃圾时间”后迎来的也可能是历史同样剧本的“垃圾循环”，就象前苏联土崩瓦解后在其废墟上建起的是普京的寡头政权。说到底，是否能真正终结中共的极权主义，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民间是否能直面房间里的大象，直接与专制政权冲击、碰撞、抗争的结果。因而，即使是在这血腥残酷的“历史的垃圾时间”里，民间理应并且是能有所为的。

要有所为，就必须要正视、检讨中国民间，特别是中国政治反对派自身的缺点与问题，不能把中国民主运动自身的困境全部归咎中共强大的专政机器镇压和威慑，镇压和威慑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政体的必然手段，把困境责任全部推给中共的后果就是让我们失去了吸取教训反思与前进的能力。

刘晓波在2002年的文章《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特别是作为实践自由主义的民主运动的贫困。这种贫困，绝非指数量而是指质量。从数量的角度讲，我们并不比其他转型国家落伍……四分之一世纪的坚持，曾经辉煌过的广泛动员，曾经悲壮过的献身精神，非但没有修成正果，反而越发陷于道义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贫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流亡者中间，这种组织上贫困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苍白。”

刘晓波认为：“中国的一党独裁制度之所以仍然稳定，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民间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民间精英阶层的良知和勇气的贫困……中国民间反对派在道义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日益贫困，民间反对运动的愈发孤立无援和边缘化，无法形成各阶层相互声援的广泛动员和持久坚持，每个群体对暴政的反抗都只局限于这个群体的既得利益之内，各扫门前雪的自私成为目前中国的道德常态。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上书还是难属群体的抗争，无论是弱势群体的示威还是法轮功信徒的殉难，所有的民间抗争几乎都是孤立的，因而并不能对独裁政权构成真正的民间挑战……每一次民间反抗暴政的行动陷于孤立无援的贫困，也就等于全社会都在参与对道义资源的变相出卖。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太多的道义资源被全社会合谋出卖。非常不幸的是，这种出卖于今犹烈。”

时间已经过去22年，刘晓波的洞察依然没有过时，民间的道义、组织、思想的贫困依旧。道义上我们有《零八宪章》、有至死仍得不到自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思想上我们有从西单民主墙迄今已数代人对极权、专制、暴政的揭露与批判，组织上我们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的组党运动的丰碑，但是现实又是如何呢?

道义上，刘晓波去世了，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主张他的殉道几乎被民间遗忘，民间反对派大都“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能亮自己的旗号就绝不扛别人的枪，如此丰富的道义资源就这样被闲置。思想上，民间自我固化、老化、凝滞甚至停滞，以一己经验简单化社会、政治议题的复杂性，这数年来围绕特朗普的争论就是这思想贫困的典型表现。组织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同山头各自为战，没有连接、积累、融合，因而从没有一个连贯性的社会运动，只有各个旗号“运动”的轮番上演，因此缺乏跨界、跨群、跨代的联合，从而失去对整个社会不同代际、不同人群的动员能力。

社会运动，特别是推动社会转型的政治运动，没有道义、组织、思想的积累，没有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圈子的连接合作，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运动积累，成功的可能性是天方夜谭。而这恰恰就是中国民间、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根本缺陷所在。所以，我们主张，中国民间在未来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达成共识，否则必然在时间窗口来临时再次丧失历史机遇。

首先，中国民间，特别是政治反对派，应在认知上对目前中国的政治进程有清醒的判断，严格区分开想象与现实的分野，不把中国社会的命运和自身的命运寄托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上，不焦虑，不绝望，不盲目乐观，不悲观失望，这是政治反对运动创建广泛社会共识、实施更广阔政治反抗形式的前提（参见《习天下的“历史垃圾时间”有多长？》https://msguancha.com/a/lanmu2/2024/0804/23664.html）。

其次，应该有清醒的角色意识。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反对派，只有认知是不够的，因此中国民间，特别是政治反对派，要把自己定位为抗争者，或者说抗争者才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身份、角色：我们，就是专制政权的反对者；我们，就是极权主义的掘墓人。一个政治反对派，Ta必然首先是一个抗争者，其次才是作家，记者，人权律师，政治异议者等职业人士。以极权主义抵抗者的角色构建中国社会转型的民间道义形象与价值观，此身份与立场的共识成为群体连接的基本纽带。

最后，建立民间信任网络。在“历史的垃圾时间”中共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下，无疑组织化是高风险的，但这并不是说民间束手无策。我们主张，中国民间理应做好构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圈子、不同人群的信任网络，以信任网络达成基本的道义、底线共识，在未来中共崩溃的时间窗口来临时以此建构清晰的反对运动框架，实现跨界、跨群、跨代的协同、联合，彻底终结中共极权主义。

未来的历史转折点必定是以中国民间现在的努力为开始。

“历史的垃圾时间”一词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横空出世，不断发酵，意义是相当重大的。在此之前的中文互联网网络流行热词，从内卷，到躺平，显示了在中共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下，习得性无助下民间一种无可奈何的个体消极反抗回应。而“历史的垃圾时间”则是对整个社会走向的判断，认为中共专制政权进入尾声，从而在总体上否定了中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宣告了其走向失败的必然趋势，这是中国民间在认知上的突破，所以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当说中共现在的统治处于“历史的垃圾时间”时，事实上是包含了两重意思。一是中共崩溃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结局难以改变，所以现阶段的历史已进入“垃圾时间”。这一点强调的是官方的无能为力。二是“垃圾时间”之所以为“垃圾时间”，是中共在大局已定下仍然徒劳挣扎，变本加厉镇压民间，企图挽回败局，在血腥的历史垃圾时间里，民间难有大的与专制对抗动作。这一点强调的是民间的无能为力。

鉴于民间的立场与作为决定了是加速还是延缓中共的极权统治崩溃，更何况民主转型与巩固并不会伴随中共的崩溃而自动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即使是在最残酷的“历史的垃圾时间”里，民间一样是能有所作为的，正确评估当下的历史进程，不盲目乐观，也不悲观失望。一直以来，中国民间有一种浅薄的观点认为专制必然垮台民主必然到来，所以有中共三五年垮台的说法，颇有市场。从大尺度时间来说专制必然垮台这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我们当下处于专制的哪一阶段？不加分析地以主观意志代替严谨的政治观察与分析，是中国民间多年来的通病之一。

与这种盲目乐观相反的是，近年来随着习近平政权实行恐怖统治对民间的打压变本加厉，民间的心理日益浮躁，迷惘感、无力感日深，从而也产生了两个极端的观点，一是愈加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改变上，先是意淫郭氏爆料革命，然后幻想美国、西方围剿中国导致专制快速垮台等种种虚幻情绪宣泄的寄托而不是现实政治可能发生的事实上。一是悲观失望，认为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中共极权垮台，既然不能改变社会那就改变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纷纷选择“润”去国外。

帝国的崩溃不会一蹴而就，而是帝国对社会的治理失败、人心思变的结果。帝国的崩溃往往与这个体制是民主还是专制无关，只能说专制体制限制乃至剥夺自由导致的政治衰败使其必然治理社会失败，从而导致其崩溃；而民主制度因为在个人权利、法治、平等、公正等问题上占据优势，有利于社会治理的自我纠正，所以更能应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挑战，使社会得以稳定。

中国民间一直以来受囿于专制必然垮台这另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影响，而低估了专制政权自我永存的能力。中共长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确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态，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的整体面貌有较大改变，而民众以政治上的犬儒妥协和容忍社会的不公换取了经济上的财富积累，使中共获得了相当庞大的政治红利，成为中共执政的主要合法性支柱。中共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到习近平执政间，在帝国的治理、控制上几乎没犯什么大的政策错误，通过与国内外资本的利益结合建立起一个高度垄断的市场专制主义帝国，有效地给中共续命。至于镇压民间，这本来就是独裁政权的必然逻辑，容忍民间对政权的挑战对独裁政权来说才是犯错。

历史进入垃圾时间，或者说中共政权的真正危机始于2018年习近平的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修宪抛弃了邓小平设置的为中共续命的游戏规则，习近平要延续其终身独裁野心，就必须否定、放弃邓小平的制度安排，把政党、国家的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权力定于一尊，党天下变成习天下，从而狠狠挖了共产党得以续命的生存根基。中共在改开年代各利益集团政治博弈形成的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这些权力更替潜规则被彻底破坏、抛弃，最坏的规则也是规则，当连糟糕的规则也不存在时，中共名为政党实际沦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野兽，天命已尽。

修宪的另一后果是西方社会对“接触改变中国”幻梦开始觉醒。对西方自由世界来说，“接触改变中国”政策曾经成为贯穿数十年与中国打交道的策略，企图通过框架（framing）、群体（community）和政策（policy）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接触政策，将中国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希望自由能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延伸，而不是再次成为国际规则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这个一厢情愿的幻想伴随着西方大大小小资本家与中共权力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紧密勾结获取暴利而产生的利益联盟，使“接触改变中国”政策21世纪代际成为了资本漠视、践踏中国人权的遮羞布。习近平修宪废除任期制让大部分西方人震惊不已，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触动了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敏感神经，才惊觉中共依然是那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党。世界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在习近平修宪完成即刻在华盛顿邮报撰文《中国的“坏皇帝”回来了》指出：“他已碾碎了很多中国人对更加开放、透明和自由社会的期盼。”

修宪是中共统治犯错的开始。及后的清零防疫制造的人道灾难，给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按下暂停键，造成民怨沸腾。在政治生活以一姓家奴取代利益官僚集团，在经济生活以以意识形态安全、党重新控制经济取代市场化发展，在社会生活以党重新控制社会，凡此种种，使国民丧失安全感的迷茫、焦虑取代了对未来的确定期待。2018年至今，与此前截然相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政策，中共都选择了最糟糕的结果，一系列的犯错让中共积重难返，回天乏术。

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习天下存在的每一天都在不断消耗中共的政治红利，这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长度，终点就是中共的彻底脆断。我们不能判断此过程的时间到底多长，但因为习天下对党天下的高伤害烈度使最高权力的失序更替问题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之踵重新成为中共的致命要害，所以可以判断的是，习近平生命消失的时间基本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结束的时间，中共的接班人危机全面爆发，帝国社会治理失败危机全面爆发，民主运动的时间窗口到来了。

所以，从终结中共的角度来说，习近平继续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而长期执政才是最有利于中国民主运动的，习近平是中共真正的掘墓人，破坏了中共得以续命的生存规则，亲手为中共这副僵尸钉下了棺材钉。相反，习近平统治如果三五年短时间就结束，那么中共极可能“拨乱反正”，那又是中国社会翘首望新政重新幻想中共善政的周而复始，只要有一丝可能，中国社会总习惯对可能导致社会剧变的民主运动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恐惧，希望能有渐变式的社会发育来推动社会变革，习天下每延续一天，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才有更强烈的改变意愿。

在这个角度来说，民间近期对习近平“中风”、“兵变”等的传言只是违背政治现实的心理上焦虑想象，把中国社会的命运和自身的命运寄托在变幻不定一厢情愿的想象上，说到底这还是下意识对痛苦感的减少渴望。因而，中国民间不必焦虑，更不必绝望。给习近平的天下更多一点垃圾时间，帝国终结的钟声已在准备震耳欲聋。

【民生观察2024年3月26日消息】云南镇雄残疾传道人常昊案原本今天开庭审理，律师和家属不允许进入法庭旁听，最后案件被取消开庭，下次开庭时间另行通知。另外，中国家庭教会西安丰盛教会牧师传道人廉长年、廉旭亮、付娟三人被控“诈骗罪”一案，目前在法院阶段，三人的量刑建议均为5年。

2024年3月25日上午，云南镇雄传道人常昊寻衅滋事案法院原本通知今天开庭。律师按通知时间到法院，但进入法庭后，法官突然告知，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不公开审理，不允许旁听。十多位早晨7点半就早早赶到法院想旁听案件的常昊亲友无法进入法庭。

另外，在没征求常昊和辩护人意见情况下，法庭想安排常昊视频开庭。律师严正指出其违法，要求程序公正。律师上午去看守所会见了常昊，他告诉律师，自己并没有收到今天开庭的传票。

最后，今天没能开庭，下次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常昊自2023年4月14日被公安带走，关押至今快一年了。家人都十分想念他，也十分担忧他的身体健康。盼望他早日能恢复自由，回归正常生活。公安抓常昊的时候，从家中搜走了很多书和《圣经》，都是正规出版的。这些书多与信仰有关，是常昊多年的心血。

另外，2024年3月23日，中国家庭教会西安丰盛教会发出代祷信息称，西安丰盛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廉长年、廉旭亮、付娟，自2022年8月17日因涉嫌“诈骗罪”被执行强制措施至今已超过一年七个月。

本教案已于2024年1月底进到法院，法院“依法”起诉；起诉金为39万元，三人的量刑建议均为5年。

西安丰盛教会自成立三十年以来，严格遵行《圣经》教导，未曾有人以被牧者诈骗为由报案，此教案纯属冤枉陷害！

2022年8月17日，西安丰盛教会廉长年牧师、师母郭九菊、儿子廉旭亮夫妇和九岁的儿子及教会同工邢爱萍姐妹、付娟传道，被西安市灞桥公安分局十里铺派出所强行搜家。廉旭亮牧师被暴力执法，身上多处受伤，随后几人被警方带走。

之后，廉长年、廉旭亮、付娟三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长达6个月，时间是2022年8月18日至2023年2月15日。在指监期间受到殴打、辱骂、恐吓、不让上厕所、挨饿受渴等方式的虐待、刑讯逼供。

2023年2月15日至2023年3月22日，三人被执行刑事拘留37天。

2023年3月8日至9日，律师分别会见了三位当事人，并受当事人委托，控告西安市灞桥区十里铺派出所张*波警官暴力执法、刑讯逼供、虐待等违法犯罪行为。

2023年3月22日，经灞桥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三人被执行逮捕。

2023年5月10日，经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第一次延期羁押一个月至2023年6月20日；第二次延期羁押二个月至2023年8月20日。

目前案件被起诉至法院。

时间：2021年7月19日
地点：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万安南路

被精神病，通常表现为正常公民被随意送进精神病院强制关押“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并且，可怕的是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被随意安上“精神病”的名义强行收治。在我国，部分维稳机关也使用“被精神病”这一手段让维权者，及不同政见者“消声”。

2021年7月15日，四川省德阳市不同政见者李宇先生告知本网，他因异地会友，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被四川德阳警方送进精神病院强制关押整治了10个月。7月19日，本网志愿者来到四川德阳，对李宇先生做了一次专访，向他了解被精神病的情况。全文如下：

志愿者：李宇你好！请你介绍一下你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是什么人，为什么事情把你关进精神病院的？
李宇：好的。事情是这样的，在201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我辖区的四川德阳市维稳警方找到我，说我有精神恍惚的症状，随后就把我绑到了辖区医院的精神病科强制关押了10个月。

志愿者：事情的起因是什么？
李宇：起因是这样的，我认为十八大后中国的民主运动就被打压的几近窒息，民运之路越走越窄，然后我就在2017年底到各地访友，与朋友交流民运之路该怎么走？当我从渤海湾一路南下抵达福建福清与几位朋友交流之际，维稳警方就监控到了这一情况，随即出动警力抓住我，当时警方误以为我要对某位国家领导人不利，就让福清警方专案组把我软禁在了一家宾馆调查了一周。经过详细的调查，警方没有发现我有违法犯罪行为，就通知我户籍地警方把我接回家中稳控。
抓回德阳家中以后，警方仍对我高度警惕，经常性的到我家骚扰我，还不准我自由出行、发文章。由于长时间被困，我开始出现偶发性精神恍惚状况，到了2018年3月全国召开两会之际，维稳警方就以我有精神病为由，把我绑去了辖区医院精神病科强制诊治了10个月。

志愿者：中国全国人大于常委会于2013年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你平日里有无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警方带你去精神病院有无法律文书？
李宇：没有，我平时没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警方根本无权绑我到精神病院强制整治，他们绑我走的时候没有依法出具任何法律文书，我认为着就是政治警察对我实施的政治迫害。

志愿者：你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你的家人知情吗？他们如何看待？
李宇：我和妻子已经离婚，我的父亲老迈多病，他们都管不了我的事，唯一能负责的直系亲属就是我的儿子。警方把我强关精神病院后，曾找到我的儿子要求他签字同意，但我儿子表示父亲没有暴力伤害情况，也没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不应该被强制关押治疗，于是就拒绝签字同意，在没有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警方依然非法强制关我精神病院10个月。

志愿者：你在医院里有无给你做精神病鉴定？
李宇：起初他们把我送到了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也就是我们这里最好、最权威的精神病医院，在这里，医生给我做了精神病的医学鉴定，鉴定的过程中一位女医生问了我很多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最后这家医院给出了鉴定结果是，李宇没有精神疾病。
鉴定结果出来后，医院拒绝了警方强制治疗的要求，警方没有达成目的，随后就开车把我送进一家宾馆软禁起来。

志愿者：你被软禁在宾馆多久？又是什么时间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的？
李宇：软禁一直持续到两会维稳期结束，之后就把我送到罗江医院的精神病科关押，并且他们还雇佣了一位劳工来陪护我，名义上是陪护，实际上就是派来监管我的人，在我病房外面，警方还安排了两名保安守着我，以防范我逃离医院。

志愿者：你认为警方关你精神病院的意图是什么？
李宇：我认为就是为了阻止我参与民主运动，防止他们所臆测的我会对某位领导人不利，以及上网发表反独裁、要民主等文章；警方的意图就是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言论自由，因为他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我违法犯罪，所以就采取这种强制“治病”的方式，企图把我长时间的关押起来。

志愿者：你被关押期间有没有要求出院？
李宇：有！被强制关押治疗我完全失去了自由，这对我来说十分痛苦，期间我曾强烈要求释放我回家，但是医院表示这需要警方批准。一段时间后，大约是2018年的4月初，维稳警方来到医院把我带走，我原以为是要送我回家，但却又被转送到了德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区诊治，据说这家医院更正规、更专业、住宿条件更好。关进这家医院后，我向医生述说了我遭遇，医生表示非常理解我的困境，也表示我没有精神病症状，然后医院就致电我辖区的警方和社区主管，要求他们出具权威机构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书，之后医院才能强制收治我，如果没有司法鉴定书，医院就只能放人，因为无法律依据的强制收治是违法行为，医院要承担法律责任。次日下午，辖区维稳人员就把我接回了原医院精神病科长期关押。

志愿者：你被强制治疗期间有无被打针吃药？
李宇：哦！这一点还好，我没有被强制打针吃药过。据我了解，这是我当地的一位副镇长来医院交代主治医生说“李宇不用任何药物治疗，就把他关在这儿就行了！”，所以在我被强制关押期间，虽然看到其他病人被强制打针吃药，但我没有被强制药物治疗过。我认为，或许是副镇长知道我不该被强制治疗，而精神病药物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会损伤身体，所以就良知未泯的交代医生不要给我用药。或许这就是专制之下的“枪口抬高一寸”吧！

志愿者：住院期间你的家人和朋友可以探视你吗？你有没有与外界的通信自由？
李宇：哦，我被关押以后，我儿子就到北京去上学了，其他亲属不被允许探视，我还有一个女朋友来医院看望过我，但医院以其不是亲属为由拒绝了，女友给我送来的物品也只能通过护士转交给我，根本不让她进门看望我。至于通信权利，我的手机在入院时就被非法没收了，根本不能与外界取得联系，被收治后，我既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通信自由，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坐牢处罚，漫长的十个月诊治让我感到十分煎熬、痛苦。

志愿者：依据《精神卫生法》，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你是怎样被释放出院的？
李宇：大约是在2019年的春节前，辖区国保来到医院告诉我说“其实你也没什么（意指没什么病），让你儿子来把你接出去吧！”我随即说“好、好、好”，不久我儿子就来到医院把我接出医院。回家后，我儿子告诉我说：“在接你出院前，社区维稳办人员还把我叫到了维稳办公室，让我给他们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监督你的言行不出格等内容，之后维稳人员才带我到医院接你出院”。也就是说，我出院不是依法保障“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是要经过维稳部门审查同意后才能放行出院的。

志愿者：你被强制“治疗”长达10个月之久，医疗费用应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吧？这笔费用是谁出资的呢？
李宇：是的，长达10个月的强制“治疗”，期间维稳部门还派来了一名监控“陪护”人员及两名保安，听说他们每人每天的劳务费就要120院左右，据此推算，对我非法“治疗”的费用相当可观。这笔钱我一分钱都没出，因为我是被维稳部门强制绑架来的，所以我不应，也不会出资一分钱。据我事后打听得知，这笔费用是我们镇政府的维稳经费支出的。

志愿者：你出院后有没有想过依法维权？
李宇：想过，但是我咨询了律师朋友，他们说由于维稳当局没有出具书面文书，所以证据不足，胜算不大，维权艰难，所以我决定暂时放弃，但我保留依法控告当局的权利，等到未来某一个合适的时机，我还会依法维权的。

志愿者：好的，谢谢你介绍我们的采访，祝你早日维权成功！
李宇：也谢谢你们对我被精神病情况的关注！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14日消息】本网获悉，就“武汉肺炎”网络言论而被警方拘捕的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师陈兆志所涉“寻衅滋事”一案出现新进展，原定开庭时间被取消，具体情况不得而知，陈兆志从三月中被捕至今已有9个月。

根据陈兆志的辩护人马纲权律师通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曾在11月下旬正式向海淀法院提起公诉后，不久便突然通知辩护律师称陈兆志涉嫌“寻衅滋事罪”案将于12月17日上午十点在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为此，律师考虑到案件即将开审，便于周五（12月11日）前往海淀区看守所会见了当事人陈兆志。而就在律师会见结束后，法院即通知马纲权律师，表示原定开庭时间予以临时取消，具体时间暂时未定，届时将再通知律师跟进。

此次律师会见时，陈兆志在得知开庭消息后，对庭审速度之快感到惊讶，并再次重申当局指控其利用网络平台侮辱、辱骂他人纯属莫须有罪名，指自己转发“武汉病毒是中共制造的病毒”、“李鹏是刽子手”等信息，目的是为了追求事实真相，上述言论并无不当之处，理所当然不构成所谓的“犯罪”。

2020年春节前后爆发特大疫情“武汉肺炎”事件后，陈兆志曾于3月上旬公开在网络发表相关言论，就网络“新冠病毒”来源之争发表评论称，“武汉肺炎”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共制造”，并批评中共隐瞒疫情及处置不当。

3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对陈兆志进行传唤，翌日即11日，陈兆志被刑事拘留，罪名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4月14日，陈兆志被海淀区检察院批准逮捕，罪名变更为“寻衅滋事罪”，羁押海淀区看守所。期间，家属聘请的律师申请会见，但遭到拒绝，其后辩护律师在陈兆志被批捕十天后才获准会见。

公开信息显示，现年68岁的陈兆志，是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师，长期致力于民主维权事业，多次遭当局打压抓捕。2019年7月29日上午，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当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车队经过时，陈兆志举拳高呼：“打倒李鹏！李鹏是刽子手！”当场被警察抓走，遭殴打，后获释。陈兆志被捕前Twitter账号最后的两条推分别是：1、2/13/2020路安艾时评：中共官场大斗争，习派人马全面接管王派系体现中共内部什么信号？气化炉到底意味着什么？2、武汉肺炎风声鹤唳！习近平下死令「应收尽收」储备10万张床位背后。

时间：2020年12月3日
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广场

“被精神病”是指正常公民或无攻击性的精神病人，被违背本人意愿强制送进精神病院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

“该收治者不收治，不该收治者却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遭受严重威胁。

“被精神病”的社会危害性：1、侵犯公民权利：人身自由、财产权、名誉权等；2、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家庭关系不美满，公民内心恐惧，怕“被精神病”故对不良现象不敢指出；3、恶化医患关系：医生误诊或谋取私利，恶意收治；4、影响政府形象（针对政府送治的情形）政府公信力下降。

为了克服“被精神病”的恶行，中国2013年生效的《精神卫生法》加入了很多针对性的条款，在那之后如果再发生“被精神病”案件，相关人员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然而，现实非常残酷，一些地方政府及当事人的亲属，依然会利用权力与金钱打通各处关系，以貌似程序合法的方式，把他们认为的“麻烦”人士投入精神病院强制关押、整治。

2020年12月1日，本网志愿者获悉江西南昌市不同政见者龚新华，因多次发表政见演讲及贴文后，两次被南昌政府部门关进江西省精神病院强制“诊治”。2020年12月3日，本网志愿者采访了龚新华先生，他向志愿者介绍了他被精神病的经过，全文如下：

志愿者：龚新华你好！请你介绍一下你被关精神病院的经过。

龚新华：好的，我是一名不同政见者，从1996年开始，我就多次在南昌市街头当众演说我的政治观念，演讲的内容与自由民主及六四事件有关，从那以后我就被政治警察监视。

到了1999年间（具体日期记不清楚），我又一次走上街头演讲，地点是我原工作单位南昌市东湖区建筑工程公司的一个招待所门口，当时演讲的内容主要是呼吁对八九年六四学运期间抗命没有镇压大学生的军人予以平反，对部分抗命军人被判刑、被开除的给与恢复原职及待遇。

在我演讲后不久，南昌市警方就赶来把我抓到江西省精神病院关押，地点在南昌市上坊路、省科学院附近。我被抓的时候，长期盯梢我的维稳人员叫来了一位姓聂的医生，他们合力把我按住，然后给我注射了不知名药物，之后就把我押送到了江西省精神病院关押，到了医院里面，注射进我体内的药物开始发作，很快我就失去知觉了，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志愿者：你被关了多久？

龚新华：关了三天，后来是我单位（东湖区建筑工程公司）来了两个人才把接出去的，单位的人说是经过政府部门同意才放我的。

志愿者：你被关精神病院，你的家人知道吗？他们来找过你吗？

龚新华：我被抓、被关精神病院，我的哥哥听我单位的人说了以后，很快就找到医院来证明我没有精神病，更没有暴力伤害过谁，要求立即释放我回家，但医院不肯，他们说只对送来的人负责，只有送医的人才能接走。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什么情况？

龚新华：我第二次被关，是因为我在2008年12月中旬（具体日期记不清了）的一个星期天再次上街演讲，并且在发表了一些政见贴文，结果当天就接到南昌市青云谱区政府一名自称姓李的工作人员电话，他要求我到他办公室去聊一下，而我自认为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去了。但当我到达办公室后，李姓工作人员就带着多名维稳人员对我说“你有神经病，我要送你去精神病院做鉴定。”，我就质问他说“凭什么说我有精神病？”，他又说“我不管，你在网上发帖的这些文字有问题，我就要送你去精神病院”。随后，他就拿出事先打印好的网帖给我看，并问这些是不是我发的文字，我看后说是我发的，他们就说我“你发这些内容就是精神病”，然后就动手把我绑架上了一辆汽车，并且在一辆警车的护送下，押送进了江西省精神病院关押，而且还直接交给了上次虐待我的那名聂姓医生管制。

志愿者：你发表的贴文内容是什么？

龚新华：主要是呼吁自由民主，反对专制、贪腐、社会不公等内容。

志愿者：你到了医院他们是怎么交接的？

龚新华：我到医院就看到押送我的5个人与医院登记交接，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这是事先就商量好了要抓来的。医护人员接手以后，把我拉到医院六楼的一间病室，然后拿出绳索捆绑我，他们说这是约束我、保护我，再后来护士就拿来了针剂给我强行注射。

志愿者：注射的是什么药物？

龚新华：他们没告诉我。

志愿者：注射不明药物，你是否担心有毒副作用？

龚新华：担心啊！我也拒绝注射，也声明我没有精神病，但是医护人员却说“你这就是精神病的表现”随后就强行给我注射了。

志愿者：注射以后你什么感觉？

龚新华：注射完毕我就感觉眩晕，四肢无力，意识模糊，想睡觉。

志愿者：你被捆绑了多久？

龚新华：捆绑了两天。

志愿者：捆绑两天那你吃饭、上厕所怎么办？

龚新华：吃饭的时候他们也不肯给我松绑，而是叫来护工给我喂饭，我斜躺着吃饭很难受，就叫护工给我松绑，说我自己吃，但是他们坚决不肯；喝水的时候他们会让其他精神病人给我喂水，这些真正的精神病人大都神志不清，时常把水水泼洒在我的脸上、身上、床铺上，让我睡在上面很难受。小便的时候，医生也不给我松绑，而是让其他病人拿来尿壶给我接尿。那些接尿的病人们神志不清，手脚不便，他们一次次的把尿液撒漏在我的裤子和床上，把我身上搞的异味很大，湿漉漉的裤子和床单我睡着特别难受，我叫医生护士给我更换他们也不换。大便的时候，医护人员就派来几个人给我松绑一会儿，但他们会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我，等我解决完毕他们立刻就把我拉上床再次捆绑起来。

志愿者：你这次被关了多久？

龚新华：关了两年四个月。

志愿者：你平时有精神病吗？你的家族有没有精神病史？你入院前有没有暴力伤人的情况？

龚新华：没有，没有，我从来都没有精神病，我的家人都没有发现我有精神病，我的家族近亲属也没有精神病史，我更没有暴力伤人的情况。

志愿者：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你如果没有暴力伤害的情况，当地政府人员凭什么强制关你进精神病院？

龚新华：我认为，这是地方政府为了“稳定压倒一切”而实施的非法维稳措施。现在大量存在的层层截访或“被精神病”，都是地方官员为了自身官位与利益，也为了上级“以政绩谋乌纱”、“以平安保乌纱”的目的，而无所顾忌、无所不为的结果。虽其行为出格、手段违法，但上级又怎么会对为己谋官保职的部属动真格查处、问责？于是，在扭曲的公权力面前，对不驯服者“被精神病”，对“以权致病”也就不足为奇了。

志愿者：你被关两年零四个月，期间可以在医院里自由走动吗？

龚新华：不能，关在精神病院里比坐牢还痛苦，坐牢还有放风的时候，但在这里没有，而且我还被单独禁止下楼活动。还有，在监狱里有检察院监督狱警，但在精神病院里医护人员可以随意呵斥、推搡、电击病人，病人们就是案板上的肉，任人欺凌，还投诉无门。尤其是在对待那些所谓的不听话的人，医护人员经常折磨他们，吓的我都不敢不配合诊治，因为我知道虽然我没有精神病，但是如果我不配合诊治，反抗他们打针喂药，我就会被折磨。

志愿者：“强制收治”是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除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之外，任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都不能非经法律程序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虽然“强制收治”说是为了“治病救人”，但它是以剥夺人身自由为前提的。既然需要剥夺人身自由，那就应当依法履行必要的程序，比如对疑似精神病人进行司法鉴定，若非司法鉴定也要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可，而且是否强制收治必须经过公安机关的审批或备案，不经过司法机关这一关，“强制收治”都带有非法拘禁的性质。你被剥夺人身自由长达两年多时间，期间有没有司法部门或警方出具法律文书？

龚新华：没有，没有任何法律文书就关了我两年零四个月，并且也没有做过疑似精神病人的司法鉴定。

志愿者：你被关精神病院两年多时间，期间的住院诊疗费用应该是很大一笔开支，这笔钱你和家人出了吗？

龚新华：没有，我和家人都没有出钱，应该是押送我进去的政府部门出资的。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龚新华：关了两年多的时候，一天突然听到楼下有很人在呼喊我的名字，我想下去看看，但是医护人员不准许，后来一位护士告诉说“你可能就要被释放了”，我问为什么？那护士说“现在经常有网民来医院声援你，这些喊口号的网民还被警察抓走了几个，你的事情闹大了，怕影响不好，所以估计你就快出去了”。果然，没过几天我就释放出来了。

志愿者：你获释以后生活就正常了吗？

龚新华：出来的前半年，因为突然断药了，我的身体反应很大，经常性的头痛眼花、昏昏沉沉，无法正常求职、生活。

志愿者：你被关精神病院这么长时间，你获释后有没有去维权？

龚新华：有，我曾经咨询过律师想起诉官方，但是医院不给我病例，我拿不到证据。还有，我还多次举牌控诉，也多次参加全国的维权事件，但南昌警方又以我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刑事拘留我，还超期羁押我八个月，最后以取保的形式释放的。除此之外，南昌警方还经常监视、跟踪、骚扰我的生活，在2017年8月9日，我为了避开南昌警方的长期骚扰，就前往广州一朋友处暂住，结果当日即被南昌警方找到并抓回，我问警方为什么抓我，警方不予告知，我猜测，可能是当年十月福建要召开金砖国际会议，还有“十一”国庆将至，以及“十九大”临近，南昌地方官员考虑到维稳风险，就非法抓我，稳控我。

志愿者：时间有限，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龚新华：也感谢网友的关注！

时间：2020年11月14日
地点：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

“被精神病”指正常公民被非法送进精神病院强制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

“该收治者不收治，不该收治者却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更迫切，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遭受威胁，基本人权遭到严重践踏。

志愿者：彭新莲你好！请你介绍一下你是为什么事情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整治的？什么人强制关你进去的？

彭新莲：我是因劳动诉讼官司到北京上访，于2010年10月18日被江西新余渝水区城北街道办事处会同当地派出所警察、老屋场村委会（彭新莲户口所在地）的截访人员共七人在火车站强行劫持。

从北京回新余途中当地截访人员再三承诺回家解决问题，但火车刚到新余车站，我一下车就发现很多阻扰我上访的政府人员在等候，其中有城北办事处的廖主任、张晓峰（音）等人，于是我就利用上厕所的机会用手机向外界呼救，结果很快被人发现，三个男截防人员冲进站内女公厕，在我还未擦屁股的情况下就冲进女厕所施暴把我拖出。然后，他们就在未经本人、家人访同意，就把我送往宜春赣西精神病学司法鉴定所做精神病鉴定、心电图等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我当时没有这些疾病，该所医生也承认我是正常的。但是，政府人员却不接受这一鉴定事实，最后决定直接把我押送进江西宜春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医）强制关押“诊治”，而该医院也是不顾事实，只听命于政府的安排和收钱关人。

10月22日，我弟弟和新余市多名维权人士，找到了宜春第三人民医院要求放人时，被告之“彭新莲现在没病不等于以后没病”“现在不能放人，谁送来的谁才能来接走”。

志愿者：你平日里有没有精神病发作伤人事件？

彭新莲：没有，我没有暴力伤人过，这在警方的报警记录里可以查到。

志愿者：精神病属于一种疾病，疾病应该自己去治疗，退一步说，即便你有精神病也应该是自己去诊治，为什么你们当地政府要强制押送你去治疗？我国《精神卫生法》也有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需同意。请问，你没有伤害他人和自身，当地政府有什么权力押送你去强制治疗？你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彭新莲：我认为他们就是粗暴的违法行政，其目的就是要阻止我上访告状，以及用精神病诊治的痛苦来恐吓我退让。

志愿者：你在精神病院里是怎么被诊治的？

彭新莲：首先就是医护人员强迫我吃药打针，但我不肯，他们就强行动手捏开我的嘴巴，然后把不知名的药物给我灌下。我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的时候，还被医护人员暴力捆绑在床上强行灌药、打针、电击。

志愿者：你被关了几次精神病院？

彭新莲：两次。

志愿者：你被灌药后身体有什么感受？你感觉这些药物有没有毒副作用？

彭新莲：这些药物肯定是有毒副作用的，我被灌药后就感觉头晕目眩，有时还恶心反胃。还有，打针吃药以后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多处浮肿，而且长期腹泻等问题，我向医生反映这些情况时，医护人员们却置之不理。

志愿者：你在医院能能和家人通电话吗？住在里面有什么感受？

彭新莲：其他病人都可以和家人通电话联系，家人也可以随时来探视，但是医院却受政府人员指使，不准，没收了我的电话，严禁我和外界联系，我的家人也不被获准探视我，我在里面感到孤独害怕。还有，精神病院里都是穿着病号服的精神病人，这些真正的精神病人行为怪诞、不可预测，让一个正常人与他们呆在一起感觉十分恐怖。在这里，除了神情麻木的医生、护士，就是冷言恶语的看守，没人可以沟通，也不准和外界联系，这导致我产生了抑郁情绪。

志愿者：你第一次被关了多久？

彭新莲：关了15天。

志愿者：你是怎么出来的？

彭新莲：是我弟弟和我的维权好友刘萍等人多次到医院要求放人，并且他们还在网上为我发声，政府和医院迫于压力才释放我的，否则他们可能关我一辈子，因为我曾经多次问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医生说政府人员的意思是长期关下去，反正有政府公款支付住院费用，医院也愿意长期收治，医生还说让我安心的就住在这里，政府包吃、包住、包看病多好。

志愿者：你第二次是为什么事情再被关精神病院的？关了多久？

彭新莲：我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2014年，是因为我又到北京上访了，这次被关了22天。

志愿者：第二次被关有什么遭遇？

彭新莲：这一次被关，比第一次惩罚还严重，他们把我推到在床上，用绳索强行捆绑我，然后用工具撬开我的嘴巴给我灌药，弄得我都呛到鼻子里了，非常难受。还有，在此期间，因为我第一次被关的时候，服药身体浮肿，我就一再拒绝服药，医护人员就强行把我拖进“电疗房”，把我捆在床上用电击针对准我的头部放电，打的我浑身哆嗦，身体瘫软。

志愿者：你第二次是怎么出来的？

彭新莲：第二次是我们辖区负责维稳的政法委书记，因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被抓后，新的政法委领导派人来释放我的。

志愿者：你出院后恢复自由了？可以自由出行及上访维权了吗？

彭新莲：没有完全自由，还是不让我到北京上访，我到火车站都会被地方维稳人员拦截阻扰。

志愿者：据了解，在我国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可能涉及到强制医疗、限制人身自由、名誉降低、经济受损等各类问题，这些都和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尊严、私人财产密切相关。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维稳部门可能把一个精神正常者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稳控，以达到减少维稳压力的目的，而精神病院可能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随意诊断收治，这就加大了正常人被强制收治的风险。你认为，你被送进精神病院诊治存在这种情况吗？

彭新莲：是的，我就是这种情况。我就是因为坚持举报和上访，我们当地的维稳部门就为了简单维稳，两次把我强行押送到精神病院强制“诊治”的。相关法律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目前我国并无法律授权，警方、企事业单位、精神病医院等部门，有将精神病人或者疑似精神病人强行收入院治疗的权力。因此，新余市维稳方、精神病医院等部门，擅自派人将我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强制诊治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的身体权和自由权，给我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并且，上述部门还涉嫌违法犯罪，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以及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志愿者：你出院后有没有依法起诉这些送你去精神病院的部门？

彭新莲：我想过，也咨询过一些法律人士，但是他们说这需要许多证据，包括医院的诊断治疗证明、住院费支付人的单位姓名等，然而我却拿不到这些证据，我曾经找医院索要我的病例及支付住院费的凭据，但医院却说不可能给我，只能交给付费的政府部门。没有证据，我难以起诉他们。

志愿者：好的，谢谢你接受采访，祝你早日维权成功！

彭新莲：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