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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名人权律师卢思位7月28日在老挝（寮国）欲乘火车前往泰国之际被老挝警方抓捕。在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下，老挝当局近日对外回应，称卢思位律师涉嫌以欺诈性旅行证件进入老挝，正处于被调查和刑事诉讼程序之中，如罪名成立会将卢思位律师驱逐出境。

此前，老挝警方已于5月31日联手中共警察在老挝境内非法抓捕了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运动（拆墙运动）发起人、自由记者乔鑫鑫（本名杨泽伟）。乔鑫鑫至今下落不明，显已被中共非法押回中国。

二十多年来，在越南、泰国、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中共不断采取直接跨境绑架或胁迫各国警方配合等方式，将众多异见人士抓捕回中共境内。影响较大的有，2002年6月，中共公安非法从越南境内把王炳章先生绑架至中国，王炳章后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2015年10月，瑞典籍华裔桂民海被中共从泰国抓回中国，后被中共强迫电视认罪，并被中共判刑十年；还是2015年10月，泰国移民警察拘留已获联合国难民身份的姜野飞、董广平，并罔顾联合国难民署的抗议于同年11月将二人递解给中共，泰方的拘留和递解行为显系受中共指示和胁迫，2018年7月二人分别被判刑六年半和三年半；刑满出狱后，董广平于2020年1月出走越南，2022年8月被越南警方非法抓捕，随后被递解给中共，据信被单独囚禁于河南郑州。

近年来，中共越发变本加厉地实行流氓统治，一方面广泛滥用颠覆政权、寻衅滋事等恶法迫害律师、维权公民等民间人士，一方面以无赖手段滥施禁止出境措施，限制、禁止民间人士的国际旅行，企图迫使民间人士屈服、就范，最为恶劣的例子就是2021年乘人之危、丧尽人性，禁止郭飞雄（杨茂东）先生、唐吉田律师出境陪护病危的亲人。

卢思位律师此次假道老挝、前往美国与妻女团聚，也是以中共非法对他施加出境禁令为背景的，中共禁止他出境是对他代理十二港人案的赤裸裸报复和迫害，而十二港人案则是香港人民反抗中共专制、阻击中共祸乱香港、捍卫香港民主政治的缩影；中共祸乱香港的终极目的是铲除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切断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对中国内地的影响，永久斩断中国内地迈向宪政、法治、民主的可能性。由此，代理十二港人案的卢思位律师就被中共视为敌对势力，禁止出境就是中共对卢思位施加的精神酷刑。

最近几年，卢思位律师备受中共迫害，先被中共非法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后又持续被中共公安党保部门专人、专车、专班盯梢，住处被党保安装监控设施，私家车底盘被党保安装窃听和跟踪设备，他不仅被中共禁止出境，而且连国内旅行都严重受限，成都党保甚至曾不惜糜费公帑、多人专程飞往北京把他从北京逼回成都。

卢思位律师借道老挝前往美国的途中既已被老挝当局依中共指令抓捕，依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第一条，卢思位律师完全具备难民的地位，并且是律师难民，老挝当局不得仅以所谓欺诈性旅行文件之类入境手续瑕疵为由对卢思位律师科处刑罚，更不得将卢思位律师送还对其长期施加迫害的中共政府，而应允许卢思位律师自行选择前往美国，此即国际法的难民不驱回（不推回）原则，与政治异见人士的庇护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有着共同的法理基础，即人道主义。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1998年即已签署但至今拒不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的权利。尽管中共拒不加入该公约，但中共所窃取权力的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当恪守而无任何理由拒绝该条款。

对卢思位律师被抓，老挝当局事后好歹给出了一个所谓欺诈性旅行证件的说辞，而对乔鑫鑫被老挝和中共警察联手抓捕且下落不明，老挝当局至今拒作任何交代。乔鑫鑫享有老挝的合法居留权，无任何违反老挝法律的行为，他在网络上发起的拆墙运动不仅根本无害于老挝，而且即便按中共自己的法律也不构成任何违法或犯罪，尽管违背中共对中国人民实行信息封锁和欺诈、以虚假信息对中国人民强行洗脑的邪恶意志和利益。中共以防火墙对内实行信息封锁和信息专制是其反人民、反宪政民主之专制独裁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乔鑫鑫发起的拆墙运动便是实质合法的。对这一实质合法的行为滥施警察暴力，对既未违反老挝法律、也未违反中共法律而仅仅忤逆中共一党邪恶意志的乔鑫鑫实施抓捕，任由本国主权受到中共的侵害，出动警察协助中共警察在本国土地上抓捕乔鑫鑫，老挝政府和警方甘为中共鹰犬，实属为虎作伥，实乃自甘下贱、丧权辱国。

卢思位和乔鑫鑫在老挝境内被老挝、中共警方联手非法抓捕，凸显出中共霸权和党权在老挝、泰国、缅甸、越南等经济上对中共有所依赖和乞求的东南亚小国和弱国的深度渗透。即便越南这样对中共心存忌惮、与中共面和心不和的东南亚地区大国，对中共跨境从越南非法抓捕王炳章的侵犯主权行径也听之任之、装聋作哑，老挝、泰国、缅甸等一心祈望从中共那里获得嗟来之食的国家甘受中共摆布、听任中共警察非法跨境在本国抓捕中国民间人士，也就不足为怪了。

卢思位和乔鑫鑫事件还凸显了世界范围内美国及其欧盟、北约盟友等民主阵营与残存的中共、俄国、北韩专制独裁阵营不可调和的对立和对决，这种对立和对决体现在人权、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等根本问题上。这种对立和对决终将导向并且越来越接近最终摊牌，美欧民主阵营对此必须立即形成清醒的共识，绝不可对中共、俄国、北韩等专制独裁阵营抱有幻想和继续绥靖。

民生观察 2023年8月9日

一个国家公权力丧失对公民生命安全的保护职责，则这个国家民众的苦难就深不见底。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欢口镇董堂村，一妇女被拴铁链，关冷屋子，先后生育八个孩子的视频引起网络高度关注。而另一相关消息说，有一女同期进该村，比“8孩母”更惨，长年光着，地上活20年，已精神失常。这些消息为中国传统万家团聚的节庆平添一份悲剧。让人看到这个所谓盛世之下民众的深重苦难。

据网友1月28日拍摄发出的视频显示，董堂村一名女子穿着棉裤、上衣单薄，其脖子上拴着一条铁链，铁链上的锁垂在女子下巴下方。女子旁边有张床，脏乱不堪，床上还有一碗饭、一个馒头。该女子口齿不清，似乎无法与人正常交谈，无论拍摄者怎么询问，女子的回答都难以听懂。据拍摄者称，她是8个孩子的妈妈，并表示该女子冬天穿得很少，于是便给其拿了一件厚外套穿。在此视频的评论区中，有网友称村里人说孩子妈妈来的时候有学历，会说英语，是被其丈夫董某某打傻的，并表示不听话还会拔她牙齿。而在网友的另一个视频中，却听到该女子说出“这个世界不要俺了。”的绝望话语。

2月1日，大陆前资深调查记者邓飞在微博爆料说，8个孩子的母亲所在的董堂村，还有另外一户人家的女子被铁链锁住。网传视频显示，一名女子身上裹着粉色棉被，趴在地上不断摇动自己的头，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该女子所住房间十分杂乱。视频中一名男子说，“这二十多年了都是在地上生活，衣服都不能穿，就是弄条被子就这样裹着，很可怜的……”

邓飞透露，这名女子和8孩母亲差不多时间来的，现在她已经无法行走，精神不正常。邓飞还说：“她来的时候长得很漂亮，皮肤也很白，会认字，会算账。以前老一辈人说的，她会算账。以前卖粮食不是要算账吗？所以大家就说，她很有文化。一开始的时候，她就想走，因为来的时候年龄不是很大。”

江苏丰县连日披露出来妇女遭遇拴铁链关屋中的不幸事件，只是中国众多被拐卖妇女遭遇痛苦之冰山一角。据大陆作者谢致红和贾鲁生1989年出版的著作《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引述官方数据指，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48100名，年龄最小的13岁。该书披露，徐州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几年内增加人口200多名，几乎全部是从云南、贵州和四川被拐卖来的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书中还披露了当地官方与人贩子勾结的现象，并举例说，一名贵州女子被拐到徐州，人贩子将她捆绑着招摇过市，送往买主家。该女向路过的警方求救，结果警方不但放过人贩子，还将她带给自己的堂兄弟，任其强奸并将她倒卖获利。

2017年重庆市巫山县童养媳案件的当事人马泮艳近日在得知董堂村相关事件后，在推特上发文说：“徐州八个孩子妈妈的事，有人问为什么没人报警？为什么没人管？还以为是地方政府不知道呢！我12岁被大伯和村里人卖掉后，也经历过被拴铁链锁屋里，我把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是没人报警，当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们就是不管！我当年那么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吗？没有！”

如此触目惊心的被拐卖妇女遭受虐待的事件，就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公权力眼皮下，并且大量事实证明，身为维护公民生命安全的警方，有的还直接参与其中。当然，也许有人会说那是过去的事了，那么今天丰县被拴铁链妇女难道是过去的事吗？可见，今天这片土地仍然上演着种种严重虐待妇女，践踏妇女尊严与权利，残害妇女身心安全与健康的罪恶。而导致这种罪恶的根由，虽然有人贩子与购买者的人性的恶，但根本原因是负责保护公民生命安全的公权力严重失职。

众多被拐卖遭虐待的妇女切身经历证明，当她们在痛苦绝望中向政府求救时，遭受的是漠视，甚至被警察转手再卖。这才是中国拐卖人口泛滥的根源，也是妇女遭受摧残的病症。

中国号称崛起与强大，的确在控制公民能力上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这个公权力可以随时监控到公民的一言一行，可以将上访维权民众从天涯海角拘押控制赶来，可以让任何表达对政府不满的意识消灭于萌芽状态，而对这片土地发生的妇女遭受虐待拐卖拴铁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却视而不见。

这些长期遭受种种非人虐待的妇女就生活在这个熙攘的社会中，就在村镇乡邻的日常生活中，在世人的众目睽睽下。政府可以控制到社会每个角落，每个毛孔，怎么可能不掌握这些被摧残得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这显然是公然的漠视。而一个公权力漠视公民生命遭遇危险时，这个社会公民的尊严、权利、健康就荡然无存。那种丰县女子发出“这个世界不要俺了”的绝望，就属于这片土地的每一个公民。因为这种不幸会随时降临到每个人头上。

当丰县董堂村两妇女悲惨遭遇热传于网络时，公权力在这种不幸中应该承担的角色，是政府，是社会中每个公民必须认真思考与直面的问题。如果不能从这些不幸事件中看到公权力失职的首要责任，不能真正对从村寨到乡镇到县区各级干部责任的追究，就无法扭转这种悲剧重演，就无法杜绝妇女遭遇拐卖虐待的惨剧延续。

民生观察 2022年2月3日

2021年10月25日北京市司法局下达京司审【2021】1191号《关于注销蔺其磊律师执业证书的决定》，谎称“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报请的《关于注销蔺其磊律师执业证书的审查意见书》，截至2021年8月30日，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已被依法注销满六个月。您未被其他律师事务所聘用。依据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决定注销你的律师执业证书”，同时装模做样另称如对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司法局及整个中共北京市委及北京市政府所在地北京市通州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知名人权律师蔺其磊就这样被中共当局轻描淡写、非法却又“合法”地终结了律师生涯。

在瑞凯所被中共北京市司法局非法注销之前十个月，2021年1月4日，蔺其磊律师于2009年发起设立并担任主任的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已被北京市司法局以“未参加2020年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为由非法注销，司法局亦假模假式地声称如对注销决定不服可向通州区法院起诉。

自20118年6月起，北京市司法局及其下属的朝阳区司法局即以各种流氓、无赖理由拒不对瑞凯律师事务所及该所全体律师进行所谓的年度考核（俗称“年检”），致使瑞凯律师事务所及该所律师无法正常执业，尽管这种考核完全是非法的，因为中共司法部曾明确书面答复程海律师这种年检并不是对律师执业证书继续有效的确认，不参加年检并不影响律师继续执业，但中共公检法司（含监狱）等部门事实上却总是以未参加年检、律师执业证书未加盖司法局的年检印章为由拒绝接收当事人对律师的委托手续。

在非法注销瑞凯律师事务所之前，中共司法局、主要是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曾多次无理要求蔺其磊律师主动注销瑞凯律师事务所，并许诺蔺其磊律师本人和瑞凯所其他律师均可转往北京其他律所执业。司法局的这一非法要求理所当然地被蔺其磊律师拒绝，中共北京市司法局遂于1月初单方面非法强行注销了瑞凯律师事务所。

1月初，蔺其磊律师收到注销瑞凯所的决定后当即向通州区法院对中共北京市司法局提起行政诉讼。搞笑的是，通州区法院收到并且拆封了诉状，却又将诉状重新打包退寄给了蔺其磊律师。

流氓，真流氓啊，真正的权力流氓啊！国际主流社会称北韩等国为流氓国家（rogue state），通州区法院以及北京市司法局、朝阳区司法局也堪称流氓局、流氓院（rogue bureau，rogue court），流氓权力的本性原来到处都是一样一样的啊！

有了前一次为瑞凯所被非法注销、起诉流氓局而被流氓院以流氓手段退回诉状的荒诞经历，不知蔺其磊律师还有无心气再跟流氓法院和流氓局玩一次捉猫猫的死循环游戏？网传蔺其磊律师已蓄发明志，对中共司法流氓局和流氓院进行无声的抗议，并启用别名“初心”，寓意对中共的法律彻底丧失了最初的信心。未知“初心”之名会否被中共认定为寻衅滋事？

大陆民间有言“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其实流氓有文化也不可怕，最怕流氓权力化，最怕权力流氓化。当今流氓权力化和权力流氓化的巅峰是北韩金三胖家天下，而中国古代流氓权力化的第一个代表是刘邦，这货不仅往知识分子的帽子里撒尿，在项羽要烹煮刘邦他亲爹时，更居然笑嘻嘻地说“你尽管煮吧，煮好了分我一碗羹”，差点把项羽气得发疯又大笑；另一个权力流氓化的祖师爷是土包子和尚皇帝朱元璋，早年饱受欺凌，尝尽世间冷漠，导致心理变态，一生挖空心思屠杀功臣、梃杖百官，密织特务网络，侦缉人民、窥探大小臣工，使得大明成为中国最劣质的封建皇朝。

尽管一定还会被流氓院退回诉状，我们还是建议蔺其磊律师再次起诉流氓局，多给流氓法院流氓局留下一笔历史负债，以供后人了解21世纪二十年代中共自吹的最好的法治、最好的民主的庐山真面目。

以搞笑的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律所聘用之非法而“合法”理由注销人权（维权）律师的执业证书，是“709”大抓捕后中共流氓局迫害人权（维权）律师的标配手法。2018年8月9日，北京市司法流氓局以这一非法的“合法”理由注销了程海律师的执业证书，而程海律师当年7月30日已与北京良知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聘用合同，可门头沟区司法流氓局在收到程海律师的调动申请后，竟厚颜无耻地腆着屁脸要求程海律师撤回申请；2019年6月14日，北京市司法流氓局以这一理由非法注销了刘晓原律师的执业证书，而在注销之前流氓局竟无耻地在网络调动申请程序上施以无赖手法，使得刘晓原律师无法启动网络申请程序。上海彭永和、北京王宇等人权律师也都自主联系了律师事务所，却均被流氓局暗中对拟聘用他们的律所进行恐吓，致使他们六个月内被无律所接收，蔺其磊律师原本也能自主联系并转往北京的律所，可北京市、朝阳区两级司法流氓局却横加阻挠，于是三位律均以同一非法而“合法”的理由被流氓局们注销了执业证书。除注销执业证书外，山东李金星、袭祥栋，四川卢思位，河南任全牛等人权律师更被流氓局们罗织罪状吊销了执业证书，当然更是复议、申诉无门，李金星律师向“709”大抓捕发起者、而今已成阶下囚的傅政华所把持的中共司法流氓部提起复议，流氓部竟堂而皇之地拒不回复，卢思维律师向成都的流氓法院对四川司法流氓厅提起诉讼，流氓院不仅拒不受理，其法警甚至更对卢思维律师动起手来。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权力，就怕权力流氓化啊！

这，就是中共自吹自擂的最好的法治和民主！

中共流氓法院和流氓司法局的流氓本性与刘邦、朱元璋、北韩金三胖相比，谁更胜一筹呢？

中共当局各权力部门不仅在内部对人民大耍流氓，对律师大耍流氓，对数千万访民大耍流氓，对许章润教授等知识精英大耍流氓，对整个民间社会大耍流氓，把合法行使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女律师张展关进监狱，把披露武汉肺炎疫情真相的市民方斌强迫失踪，而且还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在国际社会大耍流氓，如外交流氓部以华春莹大妈为首的男女战狼发言人们对国际媒体撒起谎来无不胸有成竹—华大妈面不改色心不跳，尽管难掩内心虚弱、不由自主地眨巴着俩眼；男战狼耿爽在联大会议上撒谎竟至各国使节纷纷“败退”，却仍能故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状，面对仅剩他一个的空荡荡大厅和满屋空气唾沫横飞、自娱自嗨。

服不服？真服！不服不行啊！

对中共及其权力的流氓本性，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了！中国民间各界，数千万底层访民，该放弃对中共的幻想了；国际主流社会需要痛彻思考该如何迎击中共的公然挑衅，不能继续听之任之了。否则，整个国际民主法治社会，欧洲、北美、澳洲、亚洲日韩等国，将铸下难以逆转的历史性错误，欧美各国对纳粹德国绥靖、导致二战灾难的一幕恐将重演，勿谓言之不预也！

据中共大陆官媒披露，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石婆固镇，近期张贴给民众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要对“一户一宅”制定标准，农户只有一个子女的认定为一户，两个以上子女，但只有一个儿子的，认定一户，两个以上儿子，父母随其中一个儿子居住，认定一户，而且规定超过167平方米标准的住宅，其占用部分要按阶梯收取“有偿使用费”。比如一幢300平方米的楼房，每年需要缴纳540元人民币费用（81.65美元）。而一幢500平米的楼房，每年需要缴纳人民币2,455元（371.24

美元）。此消息一经传出，农村居民质疑，城市可以一户多房，农村却要取消一户多宅。更多农民表示，“宅基地”是祖先留下的土地，政府这种收费对农民肯定不利。

对农村宅基地收费传言由来已久，今天中国大陆媒体公开披露石婆固镇公开信，坐实了这个传言，说明中国大地对农村宅基地收费时代已然到来，而绝非河南石婆固镇私自所为。事实上，中共早前各地政府已经出台了有关农村宅基地收费标准，如河北省当地农村宅基地的标准面积约为200平方米，城市或郊区面积约120平方米。地方法规将用于超过标准地区的部分收费使用，超过20平方米以内的不收费，超过20平方米以上的开始收费，具体标准如下：0~220平方米的部分不收费;220~270平方米的部分3元/平方米;270~320平方米的部分6元/平方米;320~370平方米的部分9元/平方米;370~420平方米的部分12元/平方米;420~470平方米的部分15元/平方米;470~504平方米的部分18元/平方米。

对照河北，今天河南石婆固镇收费标准显然更低，以167平米为收费起步点。由此可推知全国更多地区应该出台了各种不同收费起步标准的政策法规，并且借本次农村土地确权而展开对农民宅基地使用的大规模收费。

据现今中国人口分布状况，居住于农村人口仍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农村宅基地收费是中国农民普遍面临的情况，这样一来，宅基地收费不仅涉及到广大民众，将对全国大多数人口带来负担，而且也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千百年来的农村土地使用观念。

中国农村宅基地多是千百年祖辈传承的财物，与世代安居及祖业承继根深蒂固的理念相关。应该说中国传统千百年中并没有出现过向祖业宅基地征收费用之说，而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先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农村千百年传承的祖业宅基地也变成了集体所有，但几十年来，中共还是没有因此设立什么征收费用，还将宅基地当作村民自然传承的产业存在，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共极权统治日益深化，对社会资源管控日益精细与严密，对农村宅基地终于开启收费的闸刀。

中共今天对农村宅基地收费不仅增加着农民的直接经济负担，破坏了固有宅基地世代传承习惯与观念，而且向整个社会宣示了：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一切民众生息之地尽在共党掌控之中，必得共党批准，方有立足生存之地，且立足生存之地也必须时刻承受听党话，服从党管，时刻服务党的需要，时刻接受党收费与征收。也就是说，这种对宅基地的收费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是共党需要且能够统治、勒索全民的宣示。在这里，农民的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等等基本权利事实并没有得到保障，而是成为公权力随意切割榨取的对象。

从农民世代传承的宅基地被收费，可以看到农民地权的缺失。同样，农民承包耕种的土地经营权也是没有保障的。虽然中共一再表示说3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而事实上全国各地只要政府需要征用土地，就随时不管承包权，有的甚至签订承包权没几天，政府就前来征用，根本不考虑承包经营权保障问题。因此，中国农民事实上是没有土地使用权可言的，从宅基地到承包地都没有权利保护。

当然，在中国当下不仅农民土地权利没有保护，随时可以被公权力收费、征占，事实上在中国所有公民的无论经济权利而或政治权利都是没有保障的，都随时面临被侵害与剥夺。只要公权力需要，随时就可以将公民的权利变成渔利的对象。由此可以产生计划生育，将公民生育权变成权力罚款与收费对象，甚至在人大政协上还出现对呼吸空气的征税提议，并且很可能在不久将来成为现实，至于饮水缴费，那已经成为了边远山村都逃避不了的课题。由此可见，一切的自然资源都将成为权力苛税收费的对象。在中国今天，公权力可以肆意根据需要列出种种千奇百怪的名目来收费，而公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唯有承受剥夺的份。

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依靠暴力抢夺得来的政权，又依靠暴力掠夺来维持统治，自然不可能给予公民任何真正得到保护的权利，因为任何切实得到落实的权利，都将成为权力肆虐的阻碍，所以极权统治从来不容许任何公民权利得到落实。中国今天农民宅基地收费，既是中国农民丧失安身立命基本地权的反映，也是中国公民缺乏基本权利保障的写真。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16日

控诉人：王永红，女，1968年出生，户籍：辽宁省大连市普兰，电话：15141402317.

冤情如下：

一、公权力的打压、迫害始终没停。
王永红系大连一命案中被害人之一，从1989年7月到2019年7月，整整三十年，王永红上访反映的诉求，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还遭受公权力的疯狂打压及迫害：1995年至1999年间，大连个别当权者勾结辽宁省信访局驻京领导（原辽宁省委省政府信访接待室）、辽宁省高级法院驻京接访法官，曾分别将王永红送往北京昌平民政收容遣送站【将王永红用白布绳子捆绑在铁床上二十几个小时】，辽宁省民政收容遣送站、大连市民政收容遣送站，多次非法关押；2001年3月，大连市公安局、普兰店公安分局（原新金县公安局）对王永红进行刑事拘留长达82天（至今不给说法）后强行送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劳教三年，后虽被沈阳市中级法院行政判决撤销大连市劳教委的劳教决定，但大连市公安局至今不给说法；2012年12月、2014年3月，大连警方以在北京扰序为由分别对王永红行政拘留两次，其实两次拘留是为后来的判刑而凑数的（国家有文件规定两次行政拘留后就判刑或劳教），在拘留所里，他们指使违法人员对王永红滥用私刑，用两副手铐将王永红双手分成“Y”字型，锁在床板上五天五夜；2015年10月26日，大连市公安局普兰店区分局星台派出所称接到上级交办：“王永红又去北京上访了”，以此，对王永红刑事立案、刑事拘留，并以寻衅滋事罪迫害王永红冤狱九个月。

二、错案求告无门，公权力何在？
八九年七月，王永红母亲尹淑英被邻居万德成故意用刀杀死，王永红被其妹妹万春梅用刀杀成重伤，由于案发地原新金县公安局（现普兰店分局）政委辛树功系杀人犯姥爷（本案发生不久，辛被提升政法委书记），在辛的操纵和授意下，大连两级公、检、法公然“偷梁换柱”、制造假案、伪造杀人凶器（被害死者尹淑英系A型血，被害重伤的王永红为O型血，而所谓的杀人凶器上竟检验为“B”型血……），案发当时，公安机关到案发现场只逮走不满十六岁的万春梅顶替该案杀死、杀伤两大罪责，近三年之久后，大连市公检法又将幼女顶罪转换成老太太辛士清杀人（杀人犯母亲）。为掩盖该案中假证、假事实，三级法院垄断了该命案的所有法定程序，不仅剥夺该案二审、再审，还掌控了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近三十年，至今不审不判！

三十年来，王永红的诉求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还屡遭大连公权力疯狂打压、迫害：使王永红陷入投诉无门、冤上加冤的绝境！

公安部竟然与大连市公安局相互勾结！受害人还上哪说理？

王永红向公安部门反映：（一）、公安机关用幼女顶罪及“B”型血鉴定结论的原因；（二）、超期羁押（刑事拘留82天）、违法劳教；（三）、滥用职权违法立案（违背刑事、行政立案规定）；（四）、拘留所里滥用私刑。然，大连公安机关一直推诿，让找法院，王永红认为所提出的诉求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管辖。

2019年12月18日，公安部警号000232的警官说：“法院将对方都已经判了，王永红还没完没了地告了二十多年！”请问000232：“你可敢与王永红在媒体上公开对质！你可愿意请示有关领导，对王永红的信访诉求进行公开听证！”

当天的事实经过如下：
2019年12月12日，公安部信访接待室的大连籍民警口头通知我（王永红）：“到12月18日，你正好满两个月登记，大概在17号、18号这两天，部里有领导亲自接待你，回去等着吧。”13日，我又接到普兰店区分局驻京王主任电话，称：“部里领导接待时间定在18号。”因此，这几天，我全力准备领导接待。
18日早上，街道主管信访的梁书记来电话说：“你在哪？一会儿和你一块去公安部。”我很纳闷，并问：“怎么是你来？今天部里领导接待，应当是市局与区分局来人听听。”梁说：“这个不清楚。”当时，我虽感奇怪，但想到部里领导接待，就没再多想。大约十点左右，我与梁一行三人到了东堂子胡同。此时，区分局的王主任、市局的温处长等人已经在等着，一切看着都很正常，约在十点半左右，我被叫去安检时，之前口头传达“部里领导接待”的那个大连籍民警告诉我，领导在窗口接待，我当时很疑惑，领导约见，怎会“窗口接待？”（按照公安部的信访接待规定，18号，是我正常到大厅窗口登记的时间，不用约见，在窗口也能见到领导），可想到是市局与部里联系好的，只要领导接待，都是反映问题的机会，所以，经他们安排，我到了接待大厅，里面很多上访人排队，我被安排站在左面窗口（左边窗口我前面只一人），窗口里面有两个领导（一男一女），我站的这边是男领导，警号为：000232。

当窗口外面警察把我的身份证及材料递给000232时，我感觉对方根本没有接待我的意思，即不看材料也不让我讲话，就把我的材料推出来，我又把材料递给他，请求让我说两句话就好，这时，那边的女领导伸手欲拿我的材料，000232却不让拿，一边把材料再次往窗口外面推一边说：“不用看，她这案子我太清楚了，人家对方法院都已经判刑了，她还没完没了的告了二十多年，”我听了这话，就哭着再次请求他：“领导，不是你说的那样，你就让我说两句话。”然，000232竟告诉窗口递材料的警察，“把她拖出去。”我如五雷轰顶，期盼一周的“约见”，得到的却是羞辱！

出了接待大厅，我嚎啕大哭，真的很伤心，公安部怎么变成这样？！我喊：“000232，是你与大连市局约定接待我，为什么不让我说话？还要羞辱我？你000232说话的口气，简直就是大连个别当权者的代言人！”
多大事情？哪来指令？能让省信访局调动区政法委书记！

政法委书记接到什么指令？回区召集相关部门开什么会？

12月19日，我带着证据、法院判决到公安部信访接待室，想与000232当面谈，这起命案公安机关存在过错，我找公安部是有依据的，你不能偏听偏信，歪曲我三十年的付出。可到了公安部信访接待室门口，保安不让进，地方截访人员过来把我拦到西边三十几米处，过了一会儿，接访的对我说：“今早，省里因你的事，把区政法委书记、区信访局局长、办事处书记调到省里，”当时，还转告我，“耐心等待省里开会结果，”我听后，就与地方接访一起离开了东堂子胡同。
傍晚，梁书记来电话说：“省里会议内容不详，只知道明天上午八点半，政法委书记王国文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等明天开会看看结果。”第二天（12月20日）中午，梁来电话：“区政法委王国文书记要见你，”我说：“不见，我的事，程序不在区里，区政法委解决不了，”后来，梁又来电话：“家里问你想见谁，再给你联系。”我说：“见杨耀威局长，”梁说：“好，你等电话。”傍晚，梁来电说：“王姐，我要回去了。”显然，他们是利用政法委书记王国文接访为诱饵，把我骗回去，再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治罪，多可怕！这些“官老爷”整天想的不是如何解决上访问题！而是想着怎么整人！普兰店区政法委书记王国文说：“上访人员在我这不分有理没理，”这是什么逻辑？“不分有理没理”还能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那就是想打压就打压！在他们眼里，领导的“看法”大于“国法”！因此，而所谓的“公安部领导约见”完全是圈套，000232的话，就是故意气我，知道我会激动、会哭喊，以此为把柄对我进行打压。中国强起来，但决不是对自己的国民狠起来。

中央一再强调，要用感情、带着责任去做信访工作。000232，作为公安部的信访干部，你应当保持中立，应当倾听信访人的陈述，2019年12月18日，是你000232和大连市公安局约定接待我，000232，你可知道，当得知有部里领导接待，我什么心情？寄予多大希望！可盼了一周，得到的却是你的羞辱！000232，每个人都有自尊，王永红虽上访多年，但，我也有尊严，你哪怕带有百分之一的责任来接待，我也不会对你有那么大的怨气，也不会那么伤心，“法院已经将对方给判了，她还没完没了告了二十几年。”你什么意思？连最高法院都没有资格对我这样说，你的话，让我万分惊讶！更让我明白，你压根就没有想接待我的意思，你作为公安部的信访干部，当众羞辱我，证明你所谓的接待，就是个“圈套”！是你与大连相互勾结，对我进行打压、迫害的手段！000232，三十年上访，我是无奈的，我自认为，我的冤情，在中国司法界也是极少的案例，也是极大的耻辱！对于这起命案，我敢与你000232以及三级公检法，在媒体面前公开对质，你敢在媒体面前再说一遍“法院已经将对方给判了，她还没完没了告了二十几年吗？”000232，该命案，公安机关的错是永远抵赖不掉的，我和你反映四个诉求，你一个都没听，就让人把我拖出去，你违背事实、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你的言行，公然充当大连恶警的保护伞！

人民来访接待室本就是倾听群众呼声的地方，老百姓在地方寻求不到公道，来京就是相信中央，就是向中央诉哭、诉冤。在国家信访局、最高法院、最高检有时也会看到上访群众在喊冤、也有嚎啕大哭的，也有在大喊官员不作为，但结果，有的被劝走，有的喊一会儿、吵一会儿也被劝走离开。
而2019年12月18号，我的哭声、冤声，竟然遭跨省调查、抓捕！（2019年12月19日，辽宁省信访局某领导亲自调遣普兰店区政法委书记王国文，20号，王国文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可见，为了打压，迫害，个别当权者还真是费尽了心思!

权，究竟为谁所用？公权力沦为某些官员横行霸道的资本！

2019年8月31日，区政法委王国文书记接待我时说：“上访，在我这不分有理没理。”这话听的我很惊讶！辽宁省2018年就在搞“五级书记抓信访”，“不分有理没理”的信访如何来抓？！我申诉、上访三十余年啊！！他们不仅视而不见、还不停地打压、迫害，他们听不得、也不准百姓有冤（怨）声、哭声、在他们的眼里，王永红上访影响他们的政绩，他们就可以定你违法、逮你定罪。
目前，我（王永红）的人身安全仍遭受威胁，随时会被构陷定罪！虽北京律师已找好，但在依权治国的当下，法律能斗过权力吗？兹公开本人遭遇，以供党政司法领导及公众评审、关注！

同时，请公安部相关部门亲自调取2019年12月18日东堂子胡同人民来访接待室内、外监控。

命案被害人：王永红

——我看大连律师被惩戒案

最近注意到一则消息，大连市律协对隶属于该协会的某律师，下了一纸处理决定，给予该律师警告处分。相对于律师被吊销、注销甚至被犯罪，警告这种层级的处罚原不值得关注。你我他，谁不是或明或暗的每天被自己或者他人警告着?

但处罚的事由，却能让人看出某种端倪：他们试图用权力的惩戒权神圣化权力。

权力一旦被神圣化，就成为一个让国民敬畏的存在，它只可以被服从，不可以被批评，当你说到它的时候，你会有动辄得咎的恐惧，你会下意识对话语进行审查，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最终你的表达是扭曲的，姿态是矮化的。而且一个神圣化了的权力，其权力的执行者也会自带神圣光环，会起到类似神父对信徒所起的思想压制效果。

事件的起因是该律师在为一公司涉黑案辩护时，针对警方以某些外在行为特点比如统一着装、统一手机号段、统一配车配房、组织纪律严明等来定性黑社会组织提出质疑，说如果不考虑公司成立的目的，单纯以这些外在特征来定性黑社会，公安机关更符合这些特征。

该律师在发表该质证意见时，还特别谦卑地强调“打一个并不恰当的比喻”，后来还补充说“但我们知道公安机关是我们国家为了打击犯罪，为维护社会治安所成立的组织，所从事的也是合法的行为”。可见从安全着眼，也是做足了功夫的。

这一比喻当庭就被控方投诉，律师当庭也表示了诚挚道歉，法庭也予以接受，没想到警方余怒未消，大连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市公安局扫黑办）郑重其事投诉，没说是向司法局还是市律协，估计律协入不了扫黑办的法眼，可能是司法局转律协处理。

扫黑办投诉书中说“律师的不当言论给某某涉黑案件庭审工作带来极坏的恶劣影响，性质严重，如不严肃处理，将对我市扫黑除恶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并引发其他律师效仿，后果无法预料，特投诉至大连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对被投诉人予以严肃查处”。

可以从这段话中梳理出该投诉脉络，出庭检察官出于维护公安机关高大无玷的形象，出于维护扫黑除恶大局的政治敏感性，在律师当庭道歉后，仍然觉得不能就这样简单地让该律师蒙混过关，于是向市公安局扫黑办“投诉”，此处用“汇报”更妥，估计市扫黑办再投诉于市司法局然后转市律协处置。

这一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很值得探究一番。也的确引起了很多法律人的关注，尤其是律师。基于唇亡齿寒的感受，很多律师自然会觉得公检两家过分了，小题大做得理不饶人。

但在我看来，该律师并无过错可言，尽管他自己诚挚的表示了道歉。公检的错误不在于其咄咄逼人，而在于根本上是无理的。这对法律人来说应该是常识。

首先，公权力应当是谦卑的，并不具有任何神圣性。

公权力，从应然的角度来说，无论是行政的公安，还是偏行政的检察院，抑或是司法的法院，其权力来源都是人民的授权。是人民让渡部分权利组成政府，政府再组建上述机关，当然这里的政府做广义理解，并非特指行政系统。所以公权力人员才叫“公仆”，什么是公仆？不就是公众的仆人吗？神圣化一个仆人或者仆人的办事机构，把它们视为正义的化身，这合乎基本的政治伦理？

甚至正好相反，警察的存在本就是一种必要的恶。检法又何尝不是？不过相比于警察更消极谦抑一点而已，其职责定位的客观中立公正与个案正义并不能划等号。

或者撇开公检法本身是否善恶不论，但公检法权力的行使却肯定可能成为一种恶。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是具体的人在行使权力，是人都可能作恶，违法犯罪皆有可能。

这也正是制度设计中分权制衡和权利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虽然我们这里不这样说也确实不存在分权制衡体制，但监督制约机制是有的。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有通过权利来限制权力的立法原意。

不谈论这种监督制约机制及权利制约权力在现实中是否有效，是否合理，起码它们的存在证明，人民意识到任何一种权力都可能作恶，都应当被限制。所以权力机关并非正义的化身，它只是一个个机构而已。

其次，公权力要禁得起批评和质疑，至于讽刺调侃，更应该容忍。

如果尊重基本的政治伦理，就应该认识到权力机关不享有法律意义上名誉权，所以现实中指控某人损害权力机关的名誉、声誉、形象是不当的。虽然其工作人员作为自然人享有名誉权，但对其是否廉洁，是否渎职等的批评质疑举报指控不应当被视为侵犯其名誉权，哪怕这些批评质疑举报指控并无确凿证据，甚至根本上没有证据。这是做公职人员的代价。如果这些人心理不平衡，就该多看看特朗普的裸体充气娃娃，多看看日本的首相如何低头认错，多看看网络上对他们的批评讽刺调侃甚至辱骂，尽管辱骂是不对。所以，既然吃这碗饭，心理素质就要好点，被批评被质疑，被投诉被控告都要忍受。

再次，公权力通过掌握的惩戒权，来压制公民的批评、质疑、举报、控告的权利，是权力的滥用。

米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说，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批评质疑都是表达异议的方式。而如果一个公民基于自知的事实和内心确信，认定某国家工作人员涉嫌与其职务有关的违法犯罪，对其进行举报控告，这是弥足珍贵的公民责任心的体现，是完全合法且值得鼓励的行为，哪怕这种举报和控告的事实最终并不成立。公权力不能以诬告陷害或者损害其名誉的名义来打压公民，否则就是权力的滥用，是打击报复。

回顾该律师被处分过程，可以看到在投诉书中，警方一直在上纲上线，夸大事件的严重性并虚构可能的危害后果，使用一系列带有强烈施压色彩的词汇和语句。如“极坏的恶劣影响”、“性质严重”，如不“严肃”处理，“将对我市扫黑除恶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并引发其他律师效仿，后果无法预料”。

警方在这里，故意对律师作比喻的事实，即“警方只是以公司外在表现来定位黑社会”是否存在避而不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律师描述的事实成立，那么律师的比喻有问题？

他们觉得这无需去论证。他们自我加冕为正义的化身。他们受不了这种比喻背后的轻慢和造次。这是神圣化的第一步。

然后通过高位施压，借助另外的权力——具体到本案就是出庭检察官和司法局或者律协——对造次者进行惩戒，给他者一个示范，杜绝他们所担忧的“引发其他律师效仿”。这是神圣化的第二步，也是基础。没有惩戒权加持的自我神圣化寸步难行。

他者权衡利害，一般会敬而远之，如果要谈，尽量用敬词，即便批评，都会圆滑暧昧丧失锋芒。这是神圣化的第三步，也是权力想要达成的目的。

如果稍微引申，你会发现古往今来，宗教的传播和个人葱白的建构，与这三个阶段有点类似。

本来是一种世俗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却要像信仰一样行事。如果真成功了，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关心法律圈的人都知道，这并非孤立个案，就我目力所及，至少听过多个律师因为对检法人员所谓“不敬”被投诉，进而被律协或者司法局处罚。

法官诚然应当被尊重，是因为法律应当被尊重。但尊重不是驯服状态下的盲从，不是恐惧之下自由意志的熄灭。当法官蔑视法律，丧失其应有的中立公平立场，对他们进行批评质疑举报控告是公民的职责，是对法律最好的尊重和维护，当然我指的是真正的法律。

请大家记住，权力是有示范性的，而沉默往往是无垠悲剧的开始。

刘书庆 2019年4月21日

——权力入侵私域与不服从者不得食

在公众心里，改革这个词是隐含有社会进步内涵的。在这一点上，最早朝野双方心照不宣是有共识的。因此改革天然自带一种正义光环，不是任何改变都可自诩是改革的。

那又如何衡量一项变革是否正义呢？是各花入各眼？有没有相对普适的标准？我认为是有的。端看这项变革是否能扩大公民自由，是否能守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从这几项核心标准着眼，那么建构一个政府更谦抑，更谨守权力边界，更尊重公民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更相信市场裁汰机制的体制则是应有之义。

这种体制不惟是正义的，其副产物也会导致产生一个更具活力，更有创新精神，更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对照这样的标准看，律师分级制度本质是anti-reform的，哪怕它是打着reform的旗号。当然发现这点，也谈不上任何洞见。但人总要说话嘛，不平则鸣。在当下，个体讲道理虽然无力，但如果因之都沉默，恐怕更糟。没有武器的批判，就不妨把言说形而上的看待，我说故我在。

所以还得穿上西装和他们辩论。

他们力推律师分级制度台面上的理由，包括有利于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促进专业分工，提高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等。

这些目标当然是美好的，措辞也一贯讲究，满满的父爱主义的慈悲。

问题是这些目标的达成，依靠市场自发的裁汰机制就足够。

首先，律师职业是有准入门槛的，虽然门槛不是很高，就是全国司法职业资格考试，通过了就说明一个人具备相当的法律知识，然后再跟一个师傅实习一年多时间，就在具备相当法律知识的同时了掌握了一定的实操技能。

其次，律师是个高度竞争的职业，典型的买方市场，一张律师证不能保证你衣食无忧，事实上，律师收入符合二八定律，自然存在优胜劣汰。一个律师的名气大小、学历背景、人脉资源、办案经历、术业专攻、办案态度等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通过客户的评价反映出来，现在自媒体也发达，客户有渠道表达对委托律师的满意与否，律师自身也都在不遗余力推介自己。公权力或者行业协会只要能堵住虚假宣传这一关就足够。

何况，律师是个实操性很强的职业，一纸文凭和执业年限，甚至执业经历都无法作为指标来衡量律师办案水平，其办案态度、勇气、韧性、技巧、知识储备、写作水平都难以量化，一个很难量化的评比注定也就很难公正。基于这种很难公正的评比结果，通过权力掌控的平台对特定律师推介和排除，既是不公正的，也是一种行政侵权行为。那些被排除的律师不仅声誉受损，也必然导致机会的丧失和收益的减少，料必产生大量行政诉讼和侵权诉讼。再次，权力主导的律师分级，必然增加权力的寻租机会，左手反腐右手制造之，不言自明。

所以，问题不在于律师分级制度是否正义。正义不是他们行事的尺度，稳定才是。

在完善评价标准一栏，说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突出考察申请人的政治表现和诚信状况，引导律师讲政治、守规矩，重品行、做表率，严格依法、规范、诚信、尽责执业”。

中国语境下，这评价标准说白了就是要求律师讲政治、守规矩，其他都是陪衬，IQ80以上的人都懂。

如果以一个马基雅弗利者的角度看，这也是符合逻辑的，一个高压锅，如果压力越来越高，又不准备开启阀门，就只能拧紧所有螺丝。

要求律师讲政治守规矩，不是要律师懂政治懂规矩，政治和规矩要真懂了，离“两面人”，离“高级黑”也就不远了。

政治是高端的，规矩是多变的，任何恒久的制度都意味着束缚，没有可预测性才可以更恣意，一个基层律师要紧的是听话。这才是他们想要的。

现在看，这个分级制度与市场准入还没有直接挂钩，但这只是开始。绞刑是一门技术活，先要上套，然后慢慢勒紧，最后让你窒息。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人会束手待毙，律师们最擅长的诉讼，也许会集中爆发，但最终注定会被碾压。

回头看这几年，无论遭受多少非议，bigboss都在有条不紊的布置极权的拼图，借助于体制本身的内聚力，对资源的绝对掌控力，借助于AI和大数据，一个完美的极权愿景正出现在地平线上。一旦这样完美的社会愿景实现，将没有人权律师和死磕律师的位置，要么服从，要么出局。

届时也许不服者的沉默，也无法再令他们满足，你必须参与赞美的合唱，再接下来你唱的是否动容，是否入戏，都可能成为打分的依据。人的面部表情与心理活动高度相关，AI和大数据之下，读取你的心理活动并不存在多高的技术壁垒。

律师分级制度，我不认为有谁能阻止，我写这点东西也无意去阻击。事实上，在当下民意如柳絮，纷纷扬扬也都无足轻重。写出来也只能是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在政治极化的今天，李德们上行下效已经无意做开明绅士状，此时再不把自己当外人，以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姿态，连哄带吓去劝谏，就有点尴尬了。所以，这个制度的推出，是否能如他们所愿，起到维稳的效果抑或最终南辕北辙，我选择冷眼旁观。

我只知道，每个人都会死亡，这是彼岸意义的平等。我只知道，面对死亡，只有被青史铭记的人才是胜者。我只知道，只有那些能顺应潮流造福国民的人才能为青史所铭记。我只知道，那植根于人天性的对自由的渴望，谁也无法真正压制，如地火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