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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卫生巾事件触动女性权益长期被忽视敏感神经

    从11月份开始,卫生巾产品的质量问题持续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最高关注的焦点之一,延烧至今仍未停止。在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上,“卫生巾长度”、“卫生巾测评”成为热门话题。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关于卫生巾尺寸和质量的讨论越来越激烈。从女性消费者的关注点来看,除了就事论事讨论卫生巾安全外,还有不少声音反映出女性消费者对长久以来女性在卫生巾及其他女性消费品中遭受歧视的不满。炮火源自卫生巾,但远不止是卫生巾。

    这场风波始于11月初,几位博主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由“为什么卫生巾总是不够长”发问,并直接对卫生棉长度、厚度进行测量,发现这些产品比厂商所宣传的尺寸小的多。这样的测量视频在大陆网路上迅速走红,许多社媒用户纷纷效仿,自发测量买到的卫生巾,结果大家发现这样的短斤少两非常常见,由此,名为“卫生巾长度造假”的话题出现在微博热搜榜单上。

    面对大量卫生巾尺寸不合格的情况,有不少网民担忧:“是否没有卫生巾可用?”更有女性网民指出,作为几亿女性日常消耗品的卫生巾,可以出现这样大规模的“缺斤少两”情况,是否意味着“商家完全没有把女性当一回事?”有中国网友将国产卫生巾与宠物尿垫相比较,官方对宠物尿垫的相关标准要求竟高于女性生活必需品卫生巾。对此,微博网友评论说:“我真的破防了,我很爱我的狗狗,但是我真没想到我不如狗。”“卫生巾市场都管理成这样,你们还指望我们三胎!”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卫生巾集体“塌房”引发了全网的强烈关注,微博“卫生巾塌房”话题登上热搜,超过1.7亿阅读量。诸如“卫生巾C类”“卫生巾PH值”“黑心卫生巾”等数十个话题冲上了热搜。网民发现不单单是长度问题,还有甲醛、荧光剂、增塑剂、虫卵、致癌物等一系列质量问题。事件发酵至今,已经引发小范围恐慌。很多女性网友在网络上发问,到底该买哪个品牌的卫生巾,医疗用卫生巾或是男士用卫生巾的搜寻量飙升,甚至有人放弃买任何市面上的卫生巾,开始自制卫生巾。有网民则慨叹,“卫生巾过敏多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不能接受清凉款,原来不管哪款都是细菌款”、“毒卫生巾、毒洗发水、毒奶茶、毒外卖……到底还有甚么是能信的!”

    事件愈演愈烈,多个社交平台有网民分享到港抢购卫生巾,到香港买卫生巾成网络热话。社交平台亦出现“到香港买卫生巾”、“今天去香港囤卫生巾,做女人真难”、“从香港甚么没买,背了一箱卫生巾回来”等贴文。“以前是去香港买奶粉,现在变成买卫生巾,悲哀啊。”“我要打飞的去香港买卫生巾”“谁可以代港澳卫生巾的”;甚至有网民询问:“如果我买半个行李箱的量应该不至于收税吧?”而不少民众看见商机,开始宣传代购卫生巾的生意,包括到台湾、澳门甚至英国代购。中国多个品牌卫生巾爆出质量问题后,大量中国人前往日本当地商店抢购卫生巾。部分日本商店已经对卫生巾开启限购,但仍有部分商店出现断货问题。

    制造商最初在回应消费者时,态度傲慢。在中国卫生巾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的知名卫生巾品牌ABC对一名投诉的女性说,如果对产品不满意,没必要非买它们。这种傲慢的态度更是加剧了女性消费者们的愤怒。其中,一家名叫“ABC”的卫生巾品牌客服在回应顾客的疑问时回应,“不用你操心,你想买就买,不买别来”,酿成公关灾难,恶劣的态度不仅招致网民讨伐声不断,也为卫生巾热点再添一把柴火,导致ABC在一群翻车品牌里成为翻得最彻底者,也逼得品牌创办人被迫出面道歉,承诺改善产品质量。

    除了质量有问题之外,有的品牌则是在广告宣传上出现厌女的言论,像是“喜得男票”、“比男友还会吸”,或是说经血恶心、在广告中让男性将卫生巾拿来当作鞋垫或抹布。提供给女性消费者的产品,却出现不尊重的女性的言论和表述,部分网民更是列出广告中涉及“侮辱女性”的商家,并试图发起抵制活动。女性呼吁抵制她们认为质量低劣的品牌,并分享了在家里制作可重复使用的卫生巾的指南。网上关于这个话题的数十个标签,例如“黑心卫生巾”、“卫生巾们正视女性需求很难吗?”等标签被广泛传播。

    在不断升高的声讨声中,甚至官方媒体也下场质疑卫生产品质量和厂家态度。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中国官方媒体陆续发文批驳卫生巾品控问题,多家中国媒体还就卫生巾的定价、添加物是否健康展开讨论,关于卫生巾的争议范围进一步扩大。由全国妇联主管的《中国妇女报》在11月21日刊文表示,“卫生巾的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女性的身体健康,不容疏忽大意”。《北京日报》旗下的《北京商报》则指“舆论不断发酵背后是卫生巾行业面临标准落后的问题”、“此次卫生巾舆论事件可以看出,女性卫生用品市场在过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产品创新、安全性研究等方面”。

    此次卫生巾质量问题获得广泛关注,并且被多家官媒报导、讨论,或许是近年来中国较少有的舆情现象。部分女权议题再次随着消费者运动的型态进入公众视野。不少女性消费者开始仔细审视自己每个月都在使用的卫生巾,这才发现原本习以为常的日常消费中隐藏着没有被满足的尊重。卫生巾话题如同一股强劲的风暴,不仅撕开了产品本身质量问题的遮羞布,更触动了社会对女性权益长期忽视的敏感神经。

    女性意识抬头推动更多人站出来捍卫自身权益,是本次事件的重要特点。越来越多的女性群体开始意识到,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她们正在付出比男性更多的金钱,同时承受着更多的不便。这恐怕才是此次卫生巾话题不断冲上热搜的根源:当女性消费者讨论卫生巾缩水、卫生巾国标、卫生巾价格、卫生巾购买渠道的时候,其实是在讨论自身的需求是否被看到,自己的权益是否被满足。这一呼声已在近几周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延伸到在其它事务上更多地将女性纳入考虑这一更广泛的要求。对卫生巾长度的批评迅速扩大到对其质量和价格的审视。而且,有关的讨论已扩展到学校不提供足够的性教育、身体羞辱,以及缺乏女性企业领导人等话题上。

    目前网络上所表达的对卫生巾的愤怒有了非常政治化的转向。2022年10月中共20大中央委员会的24名委员中没有女性,这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是这样。一位女性网民11月22日在社交网微博上写道,“女性群体虽然很大,但我们缺少为女性说话的声音。”一位北京女人回答说,“因为失血的不是男人,没人在乎。”还有一位女性说,“他们之所以忽视我们的需求并降低应该有的质量,是因为我们太不团结了。”一位广东女士则写道,“女性总是被要求去无私地贡献。但是,如果我们女性保持沉默的话,我们的权益是只会减少的。”

    作者BT财经在其同名网易号发表文章《雷军救不了卫生巾?》,文章说,一场网络玩梗闹剧之下,既是消费者觉醒争取自身权益的真实写照,也写满了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对健康、便利、安全等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无奈。标准滞后、监管不全、厂商自驱意愿低、消费者感知力度不强等种种因素堆叠,导致了今天的乱象。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女性消费者需求始终没有得到准确调研、定向满足的必然结果。

    BT财经的文章说,“找小米造卫生巾”是事件表象,本源在于女性消费者想要更安全、舒适、高性价比的经期用品,她们想要让业界乃至世界正视她们的诉求,没有雷军,也会有张军、李军。2022年,互联网上也曾经掀起过“高铁上能不能卖卫生巾”的讨论。从“能不能卖”到“怎么卖”,变化的是消费者心境,是基础的“买到”到进阶后的“买好”,不变的是这50%的消费需求,从来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作者冰川思想库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喊话雷军整顿卫生巾荒诞的背后是悲凉》,文章说,一部分网友戏谑雷军“能不能生产卫生巾”,甚至自发设计了一张逼真的、带有小米logo的卫生巾宣传图。这是调侃,也是讽刺。一个以做手机、做车而闻名的科技公司老板,却被网友喊去“整顿”女性用品卫生巾市场,这样的“地狱笑话”暴露的正是当下卫生巾行业的普遍心态:厂家将“达标”视为产品质量的上限,而不是竞争起点。“厂厂都糊弄”,网友迫不得已,才喊一个“外行”来整顿卫生巾行业。

    冰川思想库的文章说,任谁也想不到,都2024年了,一个曾在舆论场严肃讨论“女性月经贫困”“高铁该不该提供卫生巾”的时代,眼下的厂商连生产一片让消费者安心的、满意的卫生巾都如此艰难。卫生巾看似小小一片,它承载的不仅是女性的日常基本需求,更折射出了当下社会对品质、标准与女性权益的关注。“喊话雷军生产卫生巾”的调侃虽显荒诞,却是一个提醒,提醒企业关注女性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益。卫生巾的质量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态度问题,只有当行业回归本心,把消费者利益放在首位,才能真正推动市场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作者刘天在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发表文章《做一片安全、好用的卫生巾,很难吗?》,文章说,女性作为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她们每个月、十几年都需要用到卫生巾。因为生理差异,每个女性每个月不仅要承受身体的不便、不适,还要付出额外的花费。当女生们习惯了醒来和起身时突如其来的侧漏、后漏,习惯了卫生巾磨腿闷痘,忍受了卫生巾奇怪的香味和设计却丝毫不解决任何问题,到头来却发现连卫生巾的质量都岌岌可危,甚至是最基本的长度都无法满足。但也希望大家的目光不要只停留在卫生巾,因为和社会上很多事一样,它被忽略、被污名、不被重视,只因为我们是女性。忍耐并不会让事情有转机,争取才会。

    刘天的文章说,月经是刻意被忽视的,就如女性总是被迫隐身的。女性也想要大大的衣服口袋,出门不想背包;汽车的安全气囊都是按照成年男性的身体标准制定的,车祸中女性受伤往往更严重;安全带都是按照男性身高设计的,所以女人开车的时候总觉得勒脖子;女性如厕的时间是男性的两倍多,每增加1-2个厕位,女性的平均等待时间能减少三分之一……为什么女厕所有婴儿座椅,男厕所就没有?人们天然地认为带孩子是女人的事;女性承担了75%的无偿照护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和社会支持;女性的隐形也体现在语言里,就如社会把人类默认为男性(man),“他们”亦可指代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内的所有人……世界对女性的漠视无处不在。我可以沉默,但我不说,谁来说呢?纵然面临万千困难,但我们不该停止呐喊。

  • 人大博导性骚扰事件 女性权益保护受关注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一在读女博士生王迪实名举报导师王贵元教授性骚扰事件,将导师性骚扰问题推向公众视野,迅速升温成为社会热点,激起社会对学术圈内权力滥用与性别尊重缺失的深切关注,引发公众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广泛讨论。

    7月2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在读女博士王迪在社交平台微博以及视频分享网站哔哩哔哩发布长达58分43秒的视频,实名举报遭到其导师、人大文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贵元的性骚扰及强制猥亵。不同于其他通过实名举报寻求正义的人,王迪没有选择撰写所谓“小作文”,而是以清晰的逻辑,将性骚扰事件细分为“最直接录音证据”、“按时序讲解录音及聊天记录中的重点内容”、“完整无剪辑录音文件及其他证据”三部分,详细呈现了王贵元教授两年来对她的性骚扰以及威胁的过程。通过使用“人大”、“导师性骚扰”与“女博士”这三个关键元素,对该事件进行了简洁的概述,维权策略清晰且有力,情绪管理得当、证据确凿,这一系列措施显著提升了事件的处理效率,成功吸引了网友的高度关注,当天晚上就获得网民220万个赞,并冲上了热搜榜第一。

    “织心青年”创办人、微博大V“耿向顺”发博文说:“中国人民大学一女生爆料导师王贵元对其行不轨之事,真的觉得她好勇敢,也非常沉着冷静应对、收集证据,然后曝光出来。这样做真的要冒很大的风险,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赌上了学业与未来,开始做就得做好最坏的打算,所以很少有人敢这么干。硕博研究生导师对学生的权限很大,学生的前途命运很大程度是掌握在导师手里的,资深教授的人脉圈子也很广、在其行业圈子能量大,有钱有势有资源,到处都有人维护有人帮忙,很难被一次性扳倒,学生在他们面前太弱势了。”

    经济学家、微博大V“余丰慧”说:“女博士王迪挺身而出,实名举报导师滥用职权、侵犯学生权益,其勇气可嘉,亦映射出沉默背后的沉重。学术伦理不容践踏,性骚扰零容忍!期待公正调查,还受害者公道,重塑学界清风,让求学路不再有阴影。教育净土,需共同守护!”

    热门作家、微博大V“秦祎墨”说:“在车上刚听了两分钟,还是第一个录音证据就被恶心到了。人大刚发布回应,扫了一眼整个系列的视频证据,人大这一次你最好说到做到。”

    在舆论压力下,人民大学22日通报称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给予王贵元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与此同时,在谴责这名教授时,该校和随后的官方媒体评论刻意避免将他的行为描述为性骚扰,而是将其描述为道德上的缺陷,在女权主义活动人士和学者看来,他们使用的措辞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将外界的关注从受害者身上转移开。

    随着王贵元事件的曝光,人大这所高校也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更离谱的是,人大已不是第一次被爆出性骚扰事件,女博士王迪也并非个例。除了王贵元之外,人大的顾海兵、王以培、张康之、李炳海都曾性骚扰女学生被举报,相关证据可查询。学校管理者往往更关心保护学校的声誉,而不是受害者的权利。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校一直让学生对此类指控保持沉默。目前,当事人已将最初所发布的微博删除,不少网民担心她遭到当局“捂嘴”。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在微博上发帖称,尽管大学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被官方描述为违反职业道德,但学术界倾向于淡化这一问题。然而“周围的环境似乎都默认这是小事,甚至将此种现象当作男性不可避免的风流韵事,”劳东燕说:“希望这次的事件能成为一个转机,改变高校乃至整个社会对性骚扰的乡愿氛围,并促进反性骚扰常态机制的建立。更希望下一次遇到这类事件,受害一方的学生在校内就能获得正常渠道的救济,而不是需要冒二次伤害的风险,将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才有获得救济的可能。”该帖子已被点赞900万次。

    微博用户“一年克死十二个老公”说:“希望你真的不是被捂嘴了,一定不要放弃生活。”微博用户“CN风软一江水”说:“但愿你删博只是因为事情已解决或尚在解决中,而不是被什么东西给逼迫。”微博用户“九把吹风机”说:“祝福学姐,也希望学校以及其他国内高校都能建立起基本的性骚扰防范保护机制,让学生有合适的举报渠道,而非每次要学生自揭伤疤来争取保护。”

    微博用户“天空永远蔚蓝”说:“请问这是学校给您施加压力,要求你删除原微博吗?不管真相如何,我们都希望您能勇敢,并且过好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同时,也请不要随便就这件事妥协,因为这件事在社会上发酵之后,代表的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中国的学术腐败,应该是一个特别要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所以,请慎重做出决定!”

    作者林秋铭X端木异在微信公众号“看理想”发表文章《人大男教授性骚扰事件,为何令人愤怒?》,文章说,在性骚扰立法方面,影响力最著名的作品是凯瑟琳·麦金农的《对职场女性的性骚扰》。麦金农等人指出,性骚扰有非常长的历史和社会渊源,由于女性长期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低下,很多女性被迫要以性作为条件来换取自己的生存。因此性骚扰不是个人原因而是社会性原因,并且这个事情是由于性别造成的。麦金农认为,女性是因为性别而陷入弱势地位的,这不等同于两个自然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她指出性骚扰行为是对女性地位的一种贬低和打压,它是一种系统性的、专门针对性别的手段。性骚扰使女性不单屈从于她的老板,同时还要接受其他男性的歧视,这是一种双重伤害。

    文章认为,在性侵和性骚扰上会存在一种认知偏差,受害者经常会被指责“比较笨”,因为她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性骚扰或性侵。这种认知鸿沟是由于我们的教育没有告诉过女生什么是性骚扰、性侵害,她们没有概念。甚至父母们还会说,只要注意安全就不会遭遇到性骚扰。包括很多女性遭遇性骚扰后的第一反应是去洗澡,把这些证据全部销毁掉,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教育过女生应该如何做,她们实际上是非常无措的,甚至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是性骚扰,但那时候可能已经错过报案的机会了。有一个概念叫做认知不公正(也称“诠释不正义”),性骚扰就是非常典型的认知不公正。这实际上也是不正义的一种形式,我们讨论各种性别正义的时候,认知正义也是讨论的一环。

    文章指出,两性之间的边界,是在大家不停的讨论交流中一点点协商出来的。麦金农她们这些人发明了一整套女性主义的话语,比如说把这些行为全部定义为“性骚扰”,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了一种沟通,让这些女性遭遇被更多人看到,也让男性理解到这种性骚扰为什么是一种很可恶的、不应该被容忍的事情。所以女性主义话语就是一种试图在沟通和翻译的话语,她们在不停地重新解释和创造女性经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女性主义前辈们干的是翻译工作。

    作者陈碧在微信公众号“法律圆桌”发表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性骚扰事件,为何不能仅仅是师德问题?》,文章说,职场、校园的性骚扰,为什么要单独规范呢?因为这些场所是性骚扰发生的重灾区,先天存在着权力属性、从属关系,受到骚扰的一方很难强硬说“不”——套用性侵犯罪中的术语:“受害人可能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知反抗”。讨论高校性骚扰问题,就必须回到性骚扰的本质是“权力不对等”这件事——导师利用了权力地位。理解了这层关系,也就理解她的言行已经表达了最大程度的“不受欢迎”。

    陈碧的文章说,高校性骚扰绝不仅仅是师德伦理问题,它已经延展为人格权的法律问题。因此,高校性骚扰涉及的法律责任也应同样关注,它会从职业道德领域延展到民事侵权、行政处罚甚至刑事犯罪领域。总结这一事件,最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社会公众对性骚扰问题的讨论,人们对性骚扰的认识更加清晰,对性骚扰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就像公共场所的禁烟令一样,这根红线的存在改变了我们之前的生活。反对性骚扰也是如此,它也将改变职场关系和两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立场必须坚守: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每个人的尊严都不容侵犯。

    作者艾大荀在微信公众号“艾大荀”发表文章《举报性骚扰只能靠网络,是社会系统的失能》,文章说,在一个保护受害者权益的社会,受害者根本不需要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伤疤。当微博变成了受害者求助的唯一途径,恰恰说明了社会系统的失能。作为行动者,以及女性议题的关注者,我发现,其实大家很容易对这些事件感到疲惫。尤其是当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愤怒和抗争过后,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改变。当太多的同类型事件发生之后,好像大家已经脱敏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关注,保持愤怒。越是现状没有改变,越是要继续质问,怎么会这样?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为何不在场,为什么需要一名又一名受害者在聚光灯下撕开自己的伤疤才能受到关注。

    艾大荀的文章说,在这次事件中,举报王贵元的博士生的讲述相当理性克制,甚至制作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视频展示相关证据和事件经过。但是,每个受害者都有这样的讲述/保留证据/制作视频/传播事件的能力吗?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受害者十八项全能全然证明自己的无辜。我们应该,努力让每一名受害者都能受到托举。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支持系统里的一环。

    作者宗和在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发表文章《人大女博士公开举报导师性骚扰,维权本不该这么难》,文章说,在此前多次曝出老师性骚扰学生丑闻后,倡议高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呼声就一直很高。但出于种种原因,相关机制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目前类似事件仍多以“学生网络曝光引发舆论关注,学校迅速介入处理”的方式解决。这就很容易让人遐想,在露出的冰山之下,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丑恶。

    宗和的文章说,而跟其他所有学生举报老师事件一样,舆论中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质疑学生为何不第一时间报警,为何不先向校方求助,说公开举报会玷污大学风气。可这些人想过没有,但凡有个高效且畅通的内部维权机制,这些学生也不至于抱着鱼死网破的悲壮心态,将自己置身于舆论风暴中心。公开举报虽然能帮助实现正义的结果,但终究不是一种正常处理争议的方式。畅通反馈渠道、完善反性骚扰机制,对越界的老师及时予以惩罚,让学生免于“毕不了业”的恐惧,才是正常状态。

  • 福州维权人士林兰英开庭 代理权被法官剥夺

    2021年11月12日上午九时,福州鞭炮案林兰英诉仓山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非法剥夺其城乡居民养老金案,在鼓楼法院开庭。

    福州众维权人士及亲友前往法院旁听。林兰英拿着传票欲进入法院,被保安拦住,要求其与该案书记员联系,需由书记员带领才准进入。书记员到场后,仅以一句“疫情原因,非案件当事人不得进入法院,法院亦不允许旁听”。众人质疑“本案公开开庭审理,我们健康码是绿色,为何不让旁听?”书记员和保安同时说“我们法院现在就是这样。”

    林说:“我是文盲,委托了代理人,我的代理人必须一起进去。”一番交涉,最后只有林兰英和其委托的代理人林祥官、庄磊三人获准。

    进入法院,安检十分严格,按法院指定的二维码各种扫描,口袋、包里所有物品都一一掏出检查,严密程度不低于机场海关。

    进入法院,书记员一路用电话向法官报告林兰英有两位代理人。法官指示仅带林兰英进入法庭。庄磊向书记员指出,你们拒绝代理人入庭是执法犯法,至少法官得当面向我们告知本案不得代理的法律依据。书记员也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同意三人进入法庭,但要求两位代理人坐在旁听席,听候法官的进一步指示。

    林兰英向合议庭提交了委托代理手续,约十多分钟后法官入席,随即宣布开庭并开始展开核对双方当事人身份的程序。坐在旁听席作为代理人之一的庄磊,当即向合议庭提出:“我们是林兰英的委托代理人,我的当事人已向法庭提交了相应的代理手续,你们合议庭把我们代理人安排在旁听席上,就开庭了。你们是否欠我们一个解释”?

    叶姓法官停止了庭审,才开始针对代理推荐函的事项做解释。

    法官:你们的这个代理手续不合规。不仅需要当事人村委的推荐函,还需要代理人社区的推荐函。

    庄磊:《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此番规定,仅要求当事人社区推荐函即可。你这是限缩解释法律,减损了公民的诉讼权利。

    法官:这个手续就是不行,代理人和当事人不在同一个村,怎么知道你的代理人是不是通缉犯?是不是逃犯呢?

    庄磊:只要我们未被剥夺政治权利,我们就可以担任行政诉讼代理人。

    另外,我们提请法官注意一下残酷的现实,一个文盲的农村老太太,如何孤身对薄公堂?法院又是如何保障当事人的法律权利?
    经过林兰英及两位代理人与法官大约十五分钟的深度对话。双方各执一词,始终未取得共识。

    法官的信念无比坚强。仍然坚持委托书手续不合规。最后法官提出两个方案:1.林兰英独自一人,继续开庭。2.两位当事人到各自所在社区或村委开推荐函。择期开庭。无奈,林兰英只能选择后者。

    今天到现场声援林兰英的有:唐兆星,林祥官、吴霖香、芳姐、谢姐、小张、林兰英亲友、庄磊等。

    敬请大家持续关注,本次开庭通报结束。

    2021.11.13

  • 女权记者黄雪琴、职业病权益倡导者王建兵失联

    【民生观察2021年9月21日消息】职业病权益倡导者王建兵原计划9月20日送别女权记者黄雪琴经香港赴英国留学。现已证实两人自19日下午起便失去联系,目前仍未联系上,已经超过24小时,也未知两人现身处何处。据知情人士透露,王建兵有可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调查拘留,主要原因涉及日常在他家中的朋友聚会。希望大家持续关注两人情况。

    王建兵简介:1983年生,甘肃天水人,独立公益人。2005年大学毕业后,便加入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从事农村发展工作,开启长期关注青少年教育及成长的公益职业生涯。曾担任西部阳光基金会农村教育项目主管5年。2014年加入广州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作为青少年成长项目和残障社群赋能项目主管及统筹,支持和发起相关社区项目工作。2018年起开始关注职业病工人的权益倡导和服务性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王也是国内Metoo运动中重要的支持者。

    黄雪琴简介:1988年生,女权独立记者,曾任《新快报》及《南都周刊》的调查记者,关注性别、平权、官员贪污、企业污染、弱势群体等议题,也参与多起Metoo案件的报道和为性侵害性骚扰受害人提供帮助和支持。黄雪琴本计划于2019年赴香港大学就读法学硕士,但后于2019年10月17日被广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后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至2020年1月17日取保获释。今年,黄成功获得英国志奋领奖学金支持,原计划于9月20日前往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就读发展学硕士。

  • 兰州网友探望庆阳被打女孩

    【民生观察2019年1月22日消息】2018年12月14日,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和盛镇杨庄小学女孩赵端凤,因班主任肖心怡怀疑她偷了自己的口红,后被班主任和同班同学殴打致下体大出血,女孩至今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医生说孩子以后很可能会丧失生育能力。1月21日,一群热心网友前往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看望赵端凤却遭到医院护士驱逐。

    据了解,赵端凤今年8岁,她出生不到1岁,父母便离异。哥哥11岁,先天性失明。父亲42岁,智力底下。爷爷80岁,奶奶76岁。家里的生计一直都由爷爷一人支撑。赵端凤就读于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和盛镇杨庄小学一年级。

    2018年12月14日班主任肖心怡怀疑赵端凤偷了自己的口红,逼供“成功”后,就放开手折磨孩子,自己先打了孩子,然后又让班里的同学围殴女孩,脱了她的裤子,把扫帚捅入孩子的下体。

    孩子受伤后,并没有回家,继续上课,直到下午放学才回家,在路上已经血流不止。几乎都不能走路,幸好有本村的一个妇女把她送回家。

    回家后家人见状马上把孩子送往当地医院却被告知治不了,于是当天晚上21点就叫救护车把孩子从家里送往西安儿童医院,这期间一直流血,凌晨两点才到急诊室,5点钟进手术室,早上7点才出来。医生说,孩子以后有可能丧失生育能力。

    目前,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被打女孩的悲惨遭遇经各大网站媒体报道后,激起无数网友的愤慨和关注。然涉事教师和校长只被作离职和免职处理,该教师并没有受到法律严罚,更没有向受害者作出公开道歉。据说班主任肖心怡的后台很硬,一个舅舅是和盛镇庙花小学校长(即王勇),一个舅舅以前是宁县教育局局长(据说现在退到二线了)。而后来据学校几个老师一起来医院看赵端凤时说,班主任肖心怡的口红最后在她办公室抽屉里找到了。

    现在家属想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接受更好的治疗,当地政府却不允许,只答应送往甘肃兰州作进一步治疗。

    2019年1月21日上午,热心网友一行约9人来到位于兰州市的甘肃妇幼保健院看望赵端凤,不料却被医院护士赶出了住院部,无奈大家只好在楼下进一步落实小女孩目前的状况。

    家属称,从2018年12月14日到18日赵端凤在西安儿童医院前后共治疗共了4天,18日当天就回和盛镇医院了。医疗费共花去两万多,杨庄小学拿了一万多元,剩下的几千元都是家属自己凑的。孩子受伤的当天,他们给班主任肖心怡打了电话,她什么都不管,还在电话里和他们吵了一架,班主任至今对此事不闻不问。当晚,杨庄小学的校长来家里看了孩子,就走了。后来,他们把孩子送到西安儿童医院治疗。两天之后,也就是12月16日,赵端凤所就读学校的副校长李老师,以及宁县和盛镇庙花小学校长王勇(肖心怡的舅舅)匆忙来到西安儿童医院,与他们商量,能不能把孩子病历改一下,家属没有同意。

    家属还透露,1月19日他们准备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治疗,可宁县政府人员不允许,强制要求他们把孩子送到兰州,他们迫于无奈只好答应了。但是,在从和盛镇医院走之前,他们准备随车去兰州的几个家属,回家里去拿身份证、换衣服,等从家里赶来,政府人员已经把赵端凤和其小姑强行拉上车,先走了。期间孩子一直在哭,当时是下午16点多。

    随后家属就开车去追救护车,在省道上截了5次,才把救护车截住,孩子爷爷当场被吓得痛哭。再后来,县委书记就给他们道歉,又要求他们把孩子送到兰州,并让我们家属不要再接受记者采访。救护车第二次走,是晚上19点左右,政府去了不少人,算上救护车,共出动五辆车押送孩子去兰州。孩子去兰州之前依然肚子疼,去了兰州后的情况,到现在还不是太清楚。

    目前,家属的电话都被当地政府监控。孩子之前在回和盛镇医院治疗期间,每天被教育局派人时刻监视,病房门被上锁不让亲戚看望,也不让家属接受媒体采访。

    据当地网友说,现在庆阳市市委书记已经亲自出马处理这个事情,并且要全面封锁网上消息。

  • 关于余文生被徐州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声明

    2018年8月1日,余文生律师的辩护律师常伯阳律师和谢阳律师,到达徐州市检察院,查询到余文生在7月19日被徐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二位辩护律师已向徐州市检察院交了辩护律师手续。

    我作为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虽然之前作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但得知这个消息,仍然无比的无助、感叹与悲伤。我为了丈夫余文生律师遭到的不公而悲伤,更为了看不到法治而悲伤。

    自从1月19日,余文生律师失去自由以后,我和律师书面或现场,给徐州市的检察院、监察委、人大;江苏省的检察院、监察委、人大;最高检察院、监察委、人大;包括北京市石景山区的检察院、监察委、北京市石景山公安分局、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徐州市公安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等部门申请对余文生律师案件进行监督、审查、申请信息公开、起诉澎湃新闻报道不实、行政起诉北京市司法局注销余文生律师证与不予成立个人律师事务所等事情。

    几乎都没有回复。维权的道路真是太艰难与无助了。对于依法的程序应该做的,有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当时接材料时态度正常,可是,到里面问一声后,态度就发生180度大转弯,会非常不在乎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任何担心害怕、甚至不屑的说,不接材料,你去投诉控告。对于一个公职工作人员,为什么无所谓投诉控告?主动让我们去投诉控告?他们这种嚣张的态度为什么是在回里面请示后出现?

    这样,问题就来了,对于当事人来说,依法的法律救济途径,没法得到救济。依法应该给予监督的部门不去监督。这样,如何做得到公平正义?

    一个老百姓,真的是太渺小了。生死可能都在别人的一念之间。

    虽然我的家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与体会到不公平正义,但是,毕竟都21世纪了,我相信法治,我祈祷人为的不公平与悲剧不要继续发生在余文生律师和我的家庭身上。我希望余文生律师,这么好的律师,可以受到善侍,可以早日回家。

    声明事项:
    1、请徐州市公安局、江苏省公安厅、中国公安部审查余文生律师的案件,避免制造冤假错案。

    2、我希望徐州市检察院坚持法律信仰对余文生案作不起诉处理。我对徐州市检察院没有给家属通知书和至今未让我请的辩护律师会见余文生核实表达谴责。并保留追究失职人员的法律责任的权利。

    3、请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及余文生案件办案检察官,本着案件终身负责制、本着依法办案、本着良心办案、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办案、本着让每个人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原则。不审查起诉余文生、释放余文生律师回家。

    709家属许艳
    2018.8.15.

  • 谁保护强制医疗者的权益?多检察官呼吁立法

    破解“费用难、监督难、执行难”,强制医疗检察监督的“江苏模式”

    2013年5月,刘德(化名)怀疑邻居盗窃自己的物品,用刀刺伤邻居,并用蚊帐捂住邻居口鼻,致被害人死亡。经南京脑科医院鉴定,刘德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3个月后,他被送到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进行强制医疗。

    他是东方人民医院收治的第一例强制医疗人员,今年是他在东方人民医院的第5年。在这里,他每年的治疗费用达13万余元。5年来,他的治疗费、生活费都由徐州市财政承担,而像他这样接受强制医疗的人,东方人民医院还有48人。

    2013年以来,江苏省检察机关已监督执行228人接受强制医疗,与之相配套的省级强制医疗定点机构也由5个增至18个。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士称,对犯罪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既保障了精神病人接受治疗的基本权利,又防止带来安全隐患。

    强制医疗遭遇“费用难、监督难、执行难”

    因经费问题,孙强(化名)被从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转移到安镇医院精神康复科。孙强患有被害妄想症,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强制医疗。孙强具有精神病史,12岁时就曾发病,与被害人有过纠纷。案发时,孙某某认为被害人要伤害他,于是趁被害人不备,用铁耙致被害人死亡。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是江苏省内指定的强制医疗执行点,条件较为成熟。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判决后,因费用问题,孙强被转移到安镇医院接受治疗。

    但在治疗期间,孙强仍然存在暴力行为,曾袭击护工,存在危害社会的隐患。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与相关部门协商,将孙强转院到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因经费问题而耽误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不止一例。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处长张凯介绍,强制医疗精神病人因为治疗费用高,部分病人家属难以承担,且法律规定未落实到具体细则,病人的治疗费用究竟该由谁承担一直没有定论,往往是具体案情具体分析。

    “解决一例强制医疗精神病人治疗费用问题,往往要刑事执行检察处工作人员耗费半年时间沟通协商。”张光说。

    目前,解决强制医疗者的费用问题一般有4种途径:社保报销、财政兜底、民政资助与财政兜底相结合、家属承担。

    除了费用问题,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也是一大难点。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师夏说,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他们很难监督医院治疗方案是否合适、用药是否准确,“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检查手续是否齐全,核对法律鉴定这一类可操作的事。”

    实际上,强制医疗的执行并非易事,因费用问题难以解决,有的病人手续难以补全。病人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医院只能以临时性约束保护措施来限制强制医疗者,难以维护强制医疗者的正常权益。

    强制医疗由谁负责执行

    由于强制医疗存在执行主体不明、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涉及公安、检察、法院、民政、卫计等多个部门,实践中存在诸多衔接问题。

    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由谁负责执行”这一问题尚未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强制医疗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但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无相对应的内容,仅规定在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前,公安机关对申请强制医疗人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法院作出判决后,公安机关仅负责将被强制医疗人送交相关医院。

    “对于交付执行的期限、强制医疗机构确定与变更等问题,均无明确的法律规定,造成检察监督对象不明、监督乏力。”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监督局副局长张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张枫说,各地在实践中方法各不相同,有的检察院每隔半月开展1次监督,有的全程只开展1次监督;有的逐项检查公安机关和相关医疗机构履职情况,有的仅简单查看被强制医疗人是否被殴打、虐待等情况。如果在检察监督过程中发现不规范问题,有的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有的向医疗机构提出建议,做法也都不一样。

    张枫认为,由于医疗机构的特殊性,很容易出现当地办案而涉案精神障碍患者被送往异地予以强制医疗的情形,由于缺乏相关配合规定,导致办案地与执行地的刑事执行监督部门、刑事执行监督部门与强制医疗机构等部门之间缺乏信息交流和配合,很难获取强制医疗执行医疗情况信息,难以达到全面监督、及时监督的预期效果。

    “现实情况导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着手难、制约多。”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世国说,受警力、财力、机制缺失等因素制约,强制医疗在执行中还存在热情不高、意识不强、重视不够、遇事推诿现象突出等问题,甚至在遇到问题时束手无策。比如,有的地方对强制医疗人员一送了之,事后若出现转诊、外出就诊等情形均不知如何处理。

    一位检察官说,检察机关相关部门一般通过发放纠文的方式对违法单位进行监督,但由于该方式缺乏约束力,容易使监督落空。

    “应当落实更多细则,使法律更具有可操作性。”张凯介绍,目前相关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各部门在执行强制医疗时,会对随之而来的巨额费用相互推诿,这不利于强制医疗的顺利进行。而责任界定不清晰,又会导致医院、法院都不愿承担责任,不愿主动对已达到解除强制医疗条件的强制医疗者提出解除申请。

    向强制医疗机构派驻检察室

    今年5月,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在东方人民医院设立检察室,这是江苏首家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检察室。记者在该检察室看到,联席会议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建档统计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信息通报制度以及工作例会、培训学习等9项制度均上墙公示。

    “每周至少两天有专人在检察室开展工作,每季度还召集公安机关、医院,就强制医疗执行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商讨。”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韩盛哲介绍,通过建立信息报送、培训学习等制度,检察室与医院强制科加强信息交流,极大推动了执行监督的客观性和实效性。

    为防止犯罪嫌疑人利用强制医疗规定逃避应有法律制裁、普通精神障碍患者因人为因素被强制治疗等情况发生,驻院检察室通过监督,严把“交付法律文书、送交执行和收治活动”三个关口。

    此外,在云龙区人民检察院的建议下,东方人民医院改建了安康病区,以解决强制医疗患者分散治疗的现状,并在今年2月成立强制医疗科,成立强制医疗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技术指导组,定期对强制医疗患者进行病情评估。

    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处长张湧表示,对这些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实行强制医疗一方面是为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这些精神病患者的正当权利。在强制医疗指定点接受强制医疗的患者,可以保障自身接受治疗的权利,不必因家庭原因或经济条件而颠沛流离。

    精神病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这些病人的出院需要经过严密评估,这样的评估在该医院每半年进行一次,家人可以提出申请,对强制医疗患者进行评估,评定其是否符合解除强制医疗的标准。

    与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机构派驻检察室不同的是,无锡市人民检察院采用的是巡回检察的方式。

    张凯说,他们对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时,前期要对强制医疗手续、医疗机构的资质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然后,定期会见被强制执行精神病人、约谈强制医疗机构负责人,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及诉求,并对强制医疗机构在强制医疗方面是否有违法情况进行监督。

    截至目前,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共收治无锡、苏州、常州等地强制医疗人员30名,检察机关对其强制医疗情况进行了监督。

    谁来保护强制医疗者的权益

    27岁的张某是四川人,患有被害妄想症,此前坚持服药后与常人无异,案发前,张某觉得自己病愈,停止服用药物。张某觉得父亲要害他,今年5月,他将父亲杀死。接受审讯时,这个年轻人很冷静,没有愧疚感,也没有犯罪感,只是平静陈述事实。而他的母亲,既是被害人家属,也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

    精神病人难以治愈,但是当精神病被控制下来之后,这些病人该何去何从?

    2014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由江苏省综治办牵头制定的《关于加强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实施意见》,在全国较早探索建立了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服务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法。

    从2014年起,江苏确定了南京脑科医院、南京青龙山精神病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南通市安康医院、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5家医院作为承担强制医疗职能的定点医疗机构。到2016年,江苏省强制医疗机构已增加至18家。

    据张凯介绍,全国每年发生的精神障碍患者引发的刑事案件有上万起,其中仅20%的精神障碍患者能得到及时治疗,检察机关对强制治疗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这一刑事执行领域的规范化、法治化建设。

    张凯认为,目前关于医疗措施、治疗费用、康复评估诊断周期等执行监督问题,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监管措施,需要尽快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起普通精神障碍患者与被强制医疗精神障碍患者分开治疗、分开管理的机制,对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集中强制医疗。
    采访中,多名检察官呼吁立法,进一步完善强制医疗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强制医疗交付执行机制、协调配合衔接机制、医疗机构的条件、监护责任划分、医疗费用的保障、强制医疗检察监督的方式方法等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以解决实践中强制医疗执行操作性差、协调配合衔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同时,要加强强制医疗检察监督力度,以及妥善解决强制医疗的经费问题。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10-24/8358972.shtml 2017-10-24)

  • 精神病患者权益不容忽视 第二代针才是出路

    据政府数据估计,现时全港约有100至170万人患有精神病患者,当中约20万人属于严重精神病。面对为数不少的精神科药物需求,政府医疗资源却未足够令每一位有需要的病患,得到最好的药物治疗。公共医疗机构往往以资源有限为由,要求精神病患者先服用副作用较多和较严重的第一代抗精神病针剂(俗称旧针),直至患者出现副作用,才转获外国已广泛使用、可减低病患复发风险的第二代抗精神病针剂(俗称新针)。服药的病患无权选择更好的药剂,医疗机制又受限于资源问题,故此,重新思考现时的精神病患服针指引,是减轻病患负担的重要一步。
     
    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认为,只有由政府增拨资源,以新针取缔旧针,才可减低病患因服药而有副作用的风险。协会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新针虽然成本较高,但效用更佳,病患康复较快,长远而言,可以每年节省港币3.9万元的医疗成本。当七成使用旧针的精神病患,需要承受肌肉抽搐、吐舌、视觉模糊等副作用的时候,新针却能将副作用机率减低至1%,为一时的成本考虑而放弃长远的优势,实在是得不偿失之举。外国如澳洲、美国、英国等地,均渐渐以新针代旧针,其中澳洲的新针使用率更高达82%,而香港却只有仅仅5%的病患可以接受新针注射。
     
    在精神病患数字持续增加且未见回落的当下,病患的权益实在不容忽视,从长远的角度看来,医疗拨款的数量,以及资源分配的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改善,以提升患者的生活质素,免受不必要的痛苦。
    (来源:独立媒体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6198a 2016-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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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维护祖宅权益:福州硕士工程师叶钟被关精神病院72小时

    2016年10月27日,叶种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递交上诉材料,由于没有渠道送进去,就把材料给了在府右街执勤的民警,随后被民警送到久敬庄服务中心,晚上就被福州政府找的保安连夜驱车接走,48小时后车到福州,29日下午,即被镇政府人员直接送到福州神经康复医院关押。
     
    送去医院后,叶钟当即向医院表明,自己没病,并且非常正常,是在北京投诉镇政府拆迁办乱作为,被他们送来的。
     
    医生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说辞,淡淡的说“来,我们先给你做个检查”,“我拒绝做检查,你们要强行关我也可以,马上给我做精神病鉴定,如果我有病就关,如果我没病,你们就马上放人”,叶钟口气强硬的回答。接下来医生的回答让他目瞪口呆,“不行,我们要先关押你一个月以后才能做鉴定”。
     
    由于关进去的当天是礼拜六,第二天礼拜日,是医院院长等主要领导休息时间,所以除了吃药没有遭受其它盘查。针对是否被强迫吃药的问题,叶钟说“我如果不配合的话,会被关在铁笼子里,四肢被固定在铁护栏上强迫灌药的,肯定会变本加厉受迫害,所以我吃药了,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片”。
     
    礼拜一上班后,针对他的鉴定开始了,七八个医生轮番问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言语、行为做诊断,诊断结果证明他一切正常。还不死心的医生星期二上午又让叶钟做心里测试等各种考试,经过这些测试,最后医生都不得不承认他的精神状态正常。
     
    叶钟要求医院立即释放自己,医生说不能放,且要把材料给公安局,他们表现出这是公安局的意思,叶钟提出查阅公安局制作的材料,被医院拒绝。在僵持中,叶钟向他们说“如果老百姓跟小民警吵架一,下就被送到精神病院;如果我跟镇府工作人员吵架一下,就被送到精神病院。那么在中国作为一个公民一点人权都没有,还不如外国的一条狗,与其做这样的中国公民,还不如做外国的狗”。
     
    提起这个情节叶钟很气愤,说“2013年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如果有危害别人生命财产的行为,公安机关还是可以抓我进来鉴定一下,我没有危害别人的行为呀!!他们有什么理由让我到这里来鉴定”!
     
    礼拜二的下午,同为福州上访群体的20多位维权人士,听说叶钟被关在精神病院后,他们自发前往医院举牌抗议精神病院非法关押正常上访人士,在一大片的呼喊声中,医院和政府最终决定释放叶钟回家,这才结束了整整3天72小时的恐怖之旅。
     
    陈叶钟,38岁,硕士学历,建筑结构工程师,福建福州晋安区王庄连潘村人,住在连潘村129号。
     
    这个具有硕士学历,并且是建筑结构高级工程师的人,怎么会走到今天被迫害的局面!一切要从福州晋安区2014年的拆迁动员开始。
     
    2014年12月,叶钟祖宅所在地连潘棚户区房子开始动迁,,百分之99.5的人都在这两年内断断续续搬走了,剩下的几十家认为补偿不合理,所以就一直没有签署补偿协议,而叶钟就是其中一户。
     
    他说“我们这边是市区二环,市中心呀,一平米房价3万多,我祖宅650平米多,就是2500万,如果加上土地价格,我家的房子市值超过3000万,所以在谈补偿协议时很多利益就被政府拿走了,强拆时家里所有的电器、首饰、金银、字画等全部被埋在里面,现在实施了强拆,谈不妥的全部强拆被驱赶”。
     
    由于拆迁补偿条件一直谈不拢,叶钟自己也花5万元在北京聘请了律师帮忙,政府拿不到想要的签署,竟然找人代替叶钟签署了补偿协议,并下达了最后拆迁时间——2016年8月30日。眼看着房子保不住的叶钟在拆迁的头一天找到连潘区房屋征收总指挥、镇党委副书记、拆迁办主任、村长等人,希望能给他们一家四口安排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以安全过度到领取安置房为止。
     
    政府答应了他的要求,叫他赶紧去找房,价格好谈,拆迁办镇政府领导出面去办手续和交钱,先付三个月的房租,以后每个月镇政府交房租,直到他们安全过度到领取安置房为止。叶钟想政府官员发话,应该是政府行为,应该可靠,也等同于镇长等一行人的许诺,就放心去照办。
     
    他很快通过房产中介公司找到了一套房子,房租3200每月,压二付一,镇政府派工作人员陈如海,带了9000元现金和叶钟两个人去交房租,并在租房合同上同时签署了陈如海和叶钟两个人的名字,以表明房子是镇政府替叶钟租的,是政府行为,合同上除去房屋中介费1600,尚欠房东押金2400元,而就在安排他们走后,政府不再支付剩下的钱,房子在8月30日被按时拆除。
     
    叶钟拿着房产证、身份证、户口本、派出所证明,到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以及晋安区房管局要求安置,得到的答复却说不给安置,因为他外公、外婆及母亲三个人与他没有法律关系。
     
    叶钟拿出了1951年的房产证原件,原件是他外公、外婆和母亲三人的名字,他母亲是独生女,生育有两个儿子,叶钟和哥哥叶锋,“由于外公、外婆及母亲均已经去世,我和哥哥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权利所有人,”叶钟说。
     
    精神病院放出来之后,政府有谈过赔偿的事情吗?针对本刊的提问,叶钟回答“我去找他们,他们就说先来了解一下,去了后又说时间太短,来不及处理,过一段时间再谈……”。

    下图为叶钟

    土地证房产所有证

    住院部的医生栏

    对叶钟怒吼的拆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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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期关注妇女权益的李麦子等人半夜遭抓捕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3/7日消息:昨天晚上23:30分,北京太平桥派出所突袭搜查李麦子(李婷婷)的住处,居住在她家的大陆女权主义者"小辣"、高磊、徐汀、艾可、韦婷婷都被警察带走,今日只有艾可被释放回家。
     
    而就在相同时间,位于广州新港的女权倡导者郑楚然被辖区新港派出所警察带走,派出所询问两小时后陪同其回家,让郑楚然拿上三八节防止性骚扰的贴纸后继续带回派出所。
     
    北京、广州两地同时抓捕女权活动家,是因为他们本来准备在3月7日做“倡导公交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活动迎接妇女节,主题标语是:“制止性骚扰,安全你我她”。活动。
     
    艾可出来后在微信说:“今天凌晨四点半被带走。被监视穿衣和上厕所。来不及通知伙伴和处理手机。派出所和市局大型活动治安总队出人。手机聊天内容被全看,包括小组。被要求通知所有能找到的人停止明天的活动。现已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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