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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美国人爱称自己有精神病?

    来美后经历了很多文化冲击,其中一个便是我遇到的美国人中那种想与我深入交往的,都会坦白自己患有某种精神疾病。我朋友圈里的美国人屈指可数,但细想来,还真找不出一个精神正常的。他们要么说自己被抑郁症折磨多年,要么是多动症患者,女性大多自称有躁郁症。

    刚开始对美国佬将精神病史这种隐私加入自我介绍的做法有些震惊。因为在我们老家,说人家有精神病是句骂人的话。只要是30岁以上,“公务员、已婚、有娃”其中一项没占到就有被骂的危险。不曾想,突然间生活圈子里新出现的精神病患者,比我以前在国内几十年遇到的还多。难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是不是我自己也有精神病,所以感召了这么多同类?不过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并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异常,后来也慢慢习惯了。

    某天一位也在美国的老同学打来电话说要与正在交往的美国小男友分手,理由是那男孩儿有一天向她坦白自己患有抑郁症,得经常吃药。我急忙拦住了她,说“恭喜你,这是他想与你更进一步的标志”。于是我就把我的发现告诉了她,并说她想找个正常的美国人很难。患精神病、看心理医生、吃药对美国人来说再正常不过啦。这两个人现在还好着,没见因为男方自称精神病关系出现什么异常。

    为了弄清美国为什么这么多人自称有精神病,我还上网做过一番研究。但未找到系统而理性的答案。我的直观感受是,与一群精神病人在一起,反而很放松:反正大家都把底细暴露啦,那我也坦诚相待吧。据我观察,有时自爆病史只是个引子,想让对方更加了解自己才是真正目的。

    有次听到两个自称抑郁症的病人讲起病因。一个说是高中时代,由于内向和书呆子气,无法融入集体,自此患上抑郁症。另一个附和说,高中生活的确很让人沮丧,学习压力大,还有各种情感狗血剧,说自己那时也不是很开心。然后二人就顺势从高中一直往后聊到大学时吸大麻的迷茫日子,聊起生活中经历的种种无常,分享用药史,八卦附近有名的心理医生。

    我发现把病情整合进个人故事中的好处就是在认识自己和他人的过程中有了现代医学作为依据,使大家对人的看法更加理性。比如当有人自我介绍时说他有多动症,我回头就上网查关于多动症的典型症状,得知其患者多伴有注意力不集中、好动、思维跳跃等,那么在与其今后的交往中就会原谅他可能由于多动症引起的社交不当,比如当你说话时他走神儿。再比如当你患有抑郁症的朋友超过半个月不回你微信、不接你电话,你就知道他也许不是想和你绝交,可能是抑郁症犯啦,导致了社交障碍。从医学的角度去观察别人,一是有理论可循,二是更能宽容别人社交上的失误。承认自己有病的社会挺好,比人人都觉得自己没病,都是别人有病的社会起码要进步。于是,有一天我决定也找下自己精神上的毛病,并分享出来。

    经过研究,发现自己喜欢躺在床上玩手机的癖好很符合重度抑郁症的症状——木僵。其表现是,“自感肢体笨重无力抬举,肌张力正常,继而出现不言不食、整日卧床、缺乏要求和主动行动,对外界刺激难有反应,昼重夜轻”。心想,这下总算能得上一种精神病和大家一样啦。可转念一想,病因是什么呢?得从人生中翻出一个故事,它精彩到足以引起我内心的深刻变化,也能引起别人的共鸣。结果怎么也找不到。才惭愧地意识到自己的真实目的是将懒癌晚期这个道德毛病偷换成难以自我把控的病理缺陷,既能开脱自己,也能得到别人宽恕。这个病硬安不上。遂弃。

    不久又找到一种精神病挺符合我的——广场恐惧症。就是成天宅在家里不出门,想到出门就会有危险。这病我出国前就有表现,比如宁可网购也不下楼去对面大又全的物美超市。这主要是因为新闻里有太多重型卡车造成的事故,而我要穿过的宽马路几乎每天都会有载着建筑材料的卡车来回飞驰,在十字路口也不给行人让路,我不想拖着沉重的菜筐和大卡车比谁快。来美国后,病情更加严重了,如无必要绝不出门。在美国,永远也不知道下一次恐怖袭击会在何时、在哪里发生。机场、酒吧、剧院,甚至学校都有可能。更不知道哪一天在路上会被人用枪谋财害命。对付广场恐惧症最有效的是暴露疗法。即让病人暴露在会引起其恐惧的环境中,多次以后当病人发现并没有经历危险就会消除或减轻对该环境的恐惧。可我还是觉得暴露疗法不太靠谱。比方说,天黑后独自一人光临贫民窟,以消除对贫民窟的恐惧和偏见,再忽视美国贫民窟的暴力犯罪新闻,很可能没等我的广场恐惧症好转就……不说啦,不吉利。

    经上述推理,我想我的广场恐惧症是不能通过暴露疗法改善的。因为该疗法假设患者对特定环境的恐惧来自于错误的认知,如把某地1%的实际犯罪率错误地高估为80%。但是与美国绝大多数人一样,我不敢晚上进入贫民窟是建立在可靠的经验和官方犯罪率统计之上的。就是美国的一些警察,大晚上也不敢进贫民窟啊!这样一想便知,我其实没病。这个病也强安不上。

    再后来我就不着急得精神病啦,因为发现事情并不简单。在美国如此多的精神病患者中,不是每个人都参演过悲剧,也不是每个人都因心病而深刻,并与你谈得更深入。有一部分自称患病的美国人其实是想合理合法地拿到处方药。治疗多动症的阿得拉(adderall)是比较泛滥的一种。美国高校学生在考试前服用阿得拉能一周不用睡觉。好莱坞明星们则用它来减肥。这是一种会令人上瘾的药物,但很多人为了它显著的药效就宣称自己有多动症,并能顺利骗过医生的心理测试得到处方药物,自己拿来服用和贩卖获利。这样谁有病,谁装病就难以辨认了。于是我也不刻意强调自己有病没病,因为太强调有病的话难免有药物滥用之嫌。

    最后头疼地发现,在天朝当个正常人不容易,因为要努力符合社会规范;来美村得个精神病也有很多学问,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它认识真实的自己。

    (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http://www.yinews.cn/article/4632445.shtm 2017-03-18)

  • 大街上这么多精神病患者,谁来保证安全?

    近日接连发生的数起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恶性伤人事件,都绕不开一个词——“精神病”。

    近日(25日)中午,河南郑州一面包车冲进等红灯电动车群致1死9伤,记者听到有知情人表示,涉事面包车司机对社会不满,产生报复心理,而据警方调查,肇事者排除酒驾、毒驾嫌疑,有既往精神病史。

    时间再往前推移,19日,江苏省连云港发生一起重大恶性案件,经侦查警方于20日发出公告,犯罪嫌疑人韦某有既往精神病史,对其杀害父母二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8日,震惊国人的“武昌火车站砍头事件”中,犯罪嫌疑人胡某因口角纠纷,持面馆菜刀在武昌区一面馆门口,将面馆业主姚某砍死,手法血腥残忍,而嫌疑人胡某被媒体曝出,也有既往精神病史。

    ……

    这样的新闻屡见报端——某地发生恶性伤人事件,经警方侦查,犯罪嫌疑人有既往精神病史……为什么不能在这些精神病犯罪之前进行一些行之有效的预防?精神病患者真的犯罪之后又有谁来承担责任?试想一下,我们身边有可能潜伏着不能控制自己精神状态和行为的病患,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经受一些不确定的刺激之后就会伤害身边的人,许多人可能因此无辜受累,又有谁来补偿这些无辜的人的生命健康?

    我国对精神病患者的监管漏洞十分严重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每4个精神疾病患者就有一个中国人,平均每13名国人就有1例精神障碍患者,其中重症病患1600万,登记在册的严重性精神病障碍患者超过了510万。

    而2016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亚太地区精神健康报告》显示,中国有92%的严重精神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这个水平甚至还不如印度。去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预算为1.2万亿元,用于精神卫生医疗的只有不到1%(发达国家通常会在4%左右)。

    在医生队伍和基建设备上,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每10万人仅拥有1.68名精神科医师,不到世界平均水平;而我国注册在案的精神科医师大概在2万左右,受专业训练水平低;在治疗方面,1600万重症精神病患者中住院治疗的人群不过12万,而且在中国精神病患者最为集中的农村及城乡结合部,有三分之二的县级以下区域没有专业的精神医疗机构,甚至连精神科病床也不具备……

    精神病患者数量庞大,又严重缺乏医疗卫生资源,精神病犯罪才会有这么多。据统计精神分裂患者的肇事案件,76%都和故意伤害有关,而且精神病人实施暴力案件,随机性很大,加大了防范和管理难度,再加上有没有监管好的精神病人反复作案,这些成为严重威胁社会治安的危险因素。可见,精神疾病患者的管治工作,是精神病犯罪事前防范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家庭、政府、社区和医院筑的起数道防线急需“加筑”

    有人会很奇怪,一个人有没有精神疾病,会不会危险到给别人带来伤害,他的亲属或者监护人最清楚,既然精神病患者那么危险,干嘛让他跑出来?

    事实上,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确实是预防精神病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但也是在这之中最心累的一群人。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家属或监护人对精神病人具备法定的监管和医疗的责任。但新版刑法已将犯罪嫌疑人家属的举报义务取消。

    《精神卫生法》规定,监护人应当对在家居住的患者做好看护管理。

    可是,在我国,家庭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和监管远远谈不上科学。至今仍接近7成的精神病人家庭认为,家中有精神病患者是羞耻的,更不要提有效治疗。用关的、铁链子栓的强制限制其行动自由,仍旧是目前家庭对症精神病人的主要方式,有的家庭无奈任其自生自灭,也有的任其流散社会,更多家庭并不忍心,但是一个看不住,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单靠患者家庭的预防力量实在渺小,只有通过政府、社区、家庭和医院通过综合治理的手段,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抑制这些潜在危害。这也更加要求政府和社区加强对精神病患的监管,比如加快和完善精神病人康复机构,保证病人能够得到治疗的医疗力量;公安机关联合社区居委会健全精神病人档案,对于有暴力伤人杀人倾向的精神病人,重点监控;至于与其相关的经济支出,政府要将其列入财政预算,予以相应的经济支持。

    只可惜,在精神病患的监管和各方联动的犯罪预防方面,社会上下形成的相应机制依然不健全。就拿精神患者治疗费用来说,许多家庭其实负担不起精神疾病治疗费用,那么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疗机构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有关社会保险的规定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但是,现行的合作医疗报销制度都属于事后报销,困难家庭又如何事前拿出一笔巨款来付医疗费呢?

    精神病患伤人犯罪,谁来担责?

    精神病患犯罪的事前防范机制需要健全,其犯罪的事后处理也是被人们长期讨论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有精神病不一定不承担刑事责任。在我国,精神病患需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要看其犯罪时是否能够辨认或者控制自己的行为。

    倘若不能,则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如果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那些无需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作为他们的监护人,会为他们无意识的行为承担责任。法律规定,作为监护人应当对精神病家属进行严密监护,如果监护人尽职照顾病患,可减轻精神病患者的侵权责任;但无论如何由于精神病患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话,那么作为监护人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至于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精神病患,他们有可能免除相应的牢狱之灾,但强制治疗应该很难逃掉。

    在这一点,我国完全可以借鉴美国著名的“里根总统刺杀案”:凶手约翰·辛克力声称自己有间歇性精神病,而刺杀总统时刚好发病,法庭如其所愿宣判他无罪,但转折来了——约翰·辛克力被证明“可能患有精神病”,于是他被送到全美国最恐怖的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一直到现在……

    只不过,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也不得强迫他人监察精神病,也就是说,倘若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虽说政府在必要时有权力送那些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的精神病患强制医疗,但由于我国的精神治疗资源缺口严重,医疗设施和相关人才严重匮乏,行之有效的强制治疗还是在少数。

    精神病患者犯罪的防范监管、治疗和事后处理、以及各项配套制度和设施建设是项非常长远的工程,不仅人力、物力、财力的支出是个天文数字,法制的健全加上关于人们精神病患意识的改变也需要长时间的进步。精神病人的监护是全社会的职责,早一日建立起健全的预防机制,就能挽救一些倒在精神病患者手中的无辜性命,就能使精神病患尽可能恢复正常生活,同时,那些暴力型精神病人犯罪的监管和控制问题也要尽快解决,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这也是社会法治和公平的彰显。

    (来源:中国之声 http://news.ifeng.com/a/20170227/50735925_0.shtml 2017年02月27日)

  • 协助精神病患者,不是单靠药物来疗愈

    ·尖沙咀港铁站的纵火事件令人伤心和震惊,带出了有关精神病的讨论。舆论和社交媒体的分享倾向说: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构成对社群潜在的风险,需要密切的监察和控制,以及更好的「跟进」和「照顾」。

    ·我不禁会问,这是小撮人精神健康「不对劲」的问题吗?

    我曾经因为儿童时的艰难经验和社会孤立而发展出强迫症、抑郁症和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特色。我十三歳被诊断为有精神病,之后感受到身边的人会抗拒我这个身份,因而不会分享自己的经验予人知道。在承受童年创伤、精神病污名和失学、失业的影响,我在廿歳左右开始在街上感到别人走过来会加害于我,他们会说出辱骂的声音。在精神科病房里,我认为医护人员联合来针对我,令我不能出院。我有被迫害的想法,是因为我长期被忽略和压力所影响,而十分贬低自己,那些迫害我的角色,其实是我看待自己的心声。我在之后重投社会生活,建立支持的关系和社会角色,这些想法和声音便逐渐消失。

    我在十三歳开始接触精神科,我学习了不分享自己的事给医生知道。医生听我说了被人迫害的想法后,只会加药,令我承受痛苦的药物副作用。医生不曾关心过我这些想法背后,是诉说着一个怎样的创伤故事? 当中的痛苦是怎样的? 我曾经询问过医生有关药物副作用的问题,医生响应说他要诊治很多病人,无时间回答我这些问题。我需要解除心中对药物的疑虑,我也需要心理方面的支持,但换来的只是简单的「被服药」—在不情愿的状况接受效果不佳的治疗。我自然会想不服药,而我当时就是这样做了。

    近年来,我开始不用服药。我建立了自己帮助自己的方法和能力,也有支持我的关系、角色和信仰。我体会到艰难经验,包括被虐待、被忽略、持久和巨大的压力等会造成创伤,引致过去严重情绪困扰的反应。虽然药物治疗在当时能够一定地缓解我的困扰,受伤的心不能单靠药物来疗愈,重要的是让我有机会去分享经验和获得支持,以及能够接触足够的资源,建立支持关系和社会角色。当没有了这些小区联系和投入,药物治疗本身并不能帮到我多少。

    我们需要的是加强小区里的支持,让人们能够过自主和有尊严的生活,获取资源,建立关系和实现角色。政策的目标应是促进服务用户平等地在小区中过着人性化的生活,而不是着眼「跟进」和「照顾」他们。

    每当有这类暴力事件发生,服务提供商,包括医管局的医护人员及精神健康综合小区中心的社工都更警觉「风险」的出现。服务提供商会为了安全着想,会加大力度来监察他们认为有同样风险的人士,确保他们服药和得到支持,更容易会去考虑以强迫入院的方式来处理不依循治疗的受困扰人士。专业人士和社会大众在这些风险管理和强迫治疗的气氛下,更难去聆听和理解有精神疾病患者的经验,令他们更加孤立、困扰和抗拒帮助。各类「强迫治疗」的措施容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情绪困扰,令人抗拒寻求帮助。

    涉嫌在尖沙咀港铁纵火的男子经历过甚么? 他面对过甚么伤痛? 医疗等支持服务能否促进他在小区中过着平等和人性化的生活? 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可以反思社会在预防创伤和情绪困扰方面的工作,究竟做到几多? 在儿童、青少年期,成人们和社会制度会否压迫年轻的一辈,阻碍他们的全人发展和成长? 在进入成人世界后,市民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发展机会,让人丰盛安稳地生活吗? 扭曲的价值观、人际关系的疏离正在如何影响着我们的? 那涉案男子其时讲了「曾荫权害死我儿子」的说话,其实反映了他的甚么经验和社会病态?

    没有人想有这样的惨剧发生。我们经历极端惶恐和困惑之后,要避免将这个事件简单化,只当为小撮人的治疗和支持问题。研究显示,患有精神疾病人士的暴力率与其他人没有显著地不同,他们造成的暴力事件往往源于很多的背景和环境因素。

    有关当局须订立促进「全民心理健康」的政策。社群中是否互相关怀和支持? 社会政策是否能促进人们身心灵生活的丰盛发展? 人们赚钱谋生的过程和生活的基本资源是否有助其身心灵健康? 香港社会是否尊重每个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并且让其平等地在小区生活? 我们尤须关注儿童及青少年在增强抗逆力和处理心理创伤的工作,及早预防严重情绪困扰的出现。

    不论有没有精神科诊断,大家都会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压迫和创伤,经历所造成的心灵伤害。在我来说,情绪困扰的经验诉说着社会压迫、创伤的故事,启发了我面对逆境和疗愈伤痛,以及实现社会转变的方向。

    【编按:作者是精神病康复者及从事精神复康服务的社工。】

    (来源: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72234 2017-02-15)

  • 湖北宜城市领导接待日李来用等三访民被抓走拘留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6/24消息:今天是湖北省宜城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接待日,上午,湖北宜昌市访民余善强和30余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冒雨来到宜城市政府门前拉着横幅高喊“还我公道”,其中李来用、何玉莲、何玲3人被抓走拘留,拘留期限是7天。
     
    今天在场的山东访民李延香说,今天是余善强儿子3周年忌日,我们过来祭奠他并看望他的家人,之后和余善强一起到宜城市政府门前要求公正处理,解决余善强生活困难的问题。但是没人接见,我们就打出横幅。他们叫来4车武警特警兵和公安,在我们没有妨碍公共秩序的情况下,被他们挤到市政府左侧的水泥台阶下,非法抓走了3个人(湖北襄阳李来用、何玉莲、何玲)。
     
    当时政府派人跟余善强交涉并答应将抓走的3人立即放回,条件是我们必须离开市政府,我们答应了政府提出的条件并离开,但是宜城市政府没有兑现承诺放人,并对3个人做出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决定,这还是在我们拨打12345投诉的情况下做出的处罚决定。宜城市公安局已经通知被拘留的几个人家属了。
     
    据悉,余善强的儿子余传龙是刚刚退伍回家的武警战士,2013年6月24日因余善强与邻居王芳结怨遭其报复,闯到的家里把他的儿子余传龙杀死后毁尸灭迹,房屋也被烧毁。事后王芳自首获刑。余善强认为王芳身材矮小,他的儿子是武警出身,单凭王芳一人杀不了他,为此余善强一直要求港详查,但让王芳一人顶罪。

  • 黑龙江哈尔滨张共来

     
    姓名:张共来
     
     
    性别:女
     
    年龄:
     
    籍贯:黑龙江哈尔滨
     
    受难者单位、职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妇联第二幼儿园学校教师
     
     
    案件发生地
     
    黑龙江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市妇联的单芸和市信访、学校的人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1998年7月29日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关押一个礼拜后出院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哈尔滨市神经精神医院(即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有 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有否联络方式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张共来叙述,我被锁在一个阴森恐怖、肮脏不堪男女共用的病区里,我的床被他们安排在一个10米左右的房间,床上只有一个上面带有屎尿及月经血并未干的褥子。一个女护士手里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针管子来给我打针,我说我没病你给我打什么针?我是遭人陷害的!这时两个男的过来,把我的双臂反拧着按在床上说:打不打?不打就给你绑起来!再不服就给你过电。女的过来扒下我的裤子把那满满一大针管子的药打在了我的身体里,十几分钟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在昏迷两天两夜后醒来,几天一点没让我吃喝还是把屎尿都拉在了床上,大夫只是过来看了看,还是不给我饭和水。除了每天打2到3针和按时逼着我吃药,然后还要让我张开嘴检查,但仍不给饭和水。每次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看到的是精神病人那一张张恐怖的脸,听到的是他们瘆人的惨叫声,还要时时的提防着她们猛的过来把你打个好歹。护士还在打针时说“叫你们告,这回看你们还告不告了!”
     
    我在被关了一个星期后,一好心的病人家属打电话通知我家里,家人才找到我。当家人见到我时,我浑身已生满了虱,一头被精神病人抓乱的头,沾着屎尿和被精神病人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体,早已是人不人鬼不鬼了!来例假也不能洗,没有换的内衣,只好穿着沾满了屎尿和月经血并臭气熏天的衣服,可想我的身心是怎样遭受着掺无人道的折磨!我不仅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还被剥夺了我刚刚9岁孩子的监护权,造成一个幼小心灵的摧残!孩子每天哭着喊着要妈妈…我80岁的老母亲由于受惊吓使肺心病加重住院,80多岁的老父亲也在诚惶诚恐中病重身亡…我也在长期折磨中患上多种疾病:肺炎、心脏病、胃炎、胆囊炎。
     
     
    案件来源:《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disanshijiuqi/2015/1011/13290.html
     
     

    2016年3月20日收集

  • 强制就医大执法 「被精神病」时代来了?

    内湖4岁女童遇害之后,检讨声浪四起,矛头尤其针向精神卫生法中的协助就医、强制就医机制,台北市今(31)天就传出警察开始严格执法、强制送医在政大生活多年的「摇摇哥」,引爆争议。专家就忧心,部分县市无疑在滥权,滥用法令,把被小区看不顺眼、没任何危险行为的人「被精神病」随便抓人。
    网友今在脸书PO出影片,披露生活在政大多年的「摇摇哥」(丁先生)中午12点半左右,被文山一分局警察、消防队、社会局、卫生局及政大驻卫警察会同强制送医,过程中丁先生不停反抗,并不断喊着「我没有犯法!」、「我甘有伤人?」、「我甘有安怎?」。
    引发争议的就是警方依据的精神卫生法第32条:警察机关或消防机关于执行职务时,发现病人或有第三条第一款所定状态之人有伤害他人或自己或有伤害之虞者,应通知当地主管机关,并视需要要求协助处理或共同处理;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即护送前往就近适当医疗机构就医。
    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理事长滕西华批评,台北市此举根本荒谬,精神卫生法第32条重点应是协助就医而非强制就医,且前提还是必须有自伤伤人或自伤伤人之虞者才适用。
    滕西华强调,原本精神卫生法第32条为的是发挥小区、社会互助的精神,但现在却变成小区「互摃」条款,滥权之下,只要是小区平常看不顺眼、曾滋事的人,随时都可能「被精神病」抓走,她呼吁精神医学会应站出来以正视听。
    卫福部心口司长谌立中不讳言,精神卫生法第32条在执行上,对人权是存在争议的,但平衡的点该放在哪,没有一定标准,不是谁说的一定对、谁说的就一定错,必须看时代背景而定,有社会共识才做这件事。
    谌立中强调,除非有明确自伤伤人或自伤伤人之虞者,才适用该法条,他也指出,在执行面上,并非一下子就强制就医,应站在关怀的角度协助患者接受就医。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院长杨添围则表示,该病人于松德院区确实留有病历资料,目前经急诊医师诊察,病人已同意接受安排住院治疗,院方是本着于精神医疗专业,对于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者,依其意愿安排妥适治疗,或依现行精神卫生法规范,进行强制治疗程序。
    (来源:Yahoo奇摩https://tw.news.yahoo.com/%E5%BC%B7%E5%88%B6%E5%B0%B1%E9%86%AB%E5%A4%A7%E5%9F%B7%E6%B3%95-%E8%A2%AB%E7%B2%BE%E7%A5%9E%E7%97%85-%E6%99%82%E4%BB%A3%E4%BE%86%E4%BA%86-104042371.html  201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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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乃来父女因两会召开被软禁在天津一家宾馆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3/4日消息:天津维权人士许乃来父女二人因两会召开,被天津维稳系统人员软禁在天津一家宾馆,并遭到包括饥饿在内的虐待。

    两会前夕,长期在北京上访维权的天津籍维权人士许乃来父女再次被天津维稳人员强行破门入室带回天津,关押在一家宾馆内。3月3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布一段许乃来父女被软禁在宾馆房间内的视频,视频中许乃来9岁的女儿由于饥饿不断哭喊,许乃来不停安慰女儿,旁边的维稳人员对此却视若无睹。许乃来由于长期在北京上访,曾多次遭到北京和天津警方的抓捕,关押,还遭到过殴打,每到敏感日就会被控制,今年两会也不例外。

  • 黑洞来的光 霍金诗意寄语抑郁症患者「活下去」

    光能从黑洞逃出来。这个概念由著名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说出,似乎相当突破,霍金甚至「推翻」自己的论说。理论上,传递速度极快的光应逃不出宇宙的无底黑洞。不过,现在霍金会答「黑洞不黑」。
    「黑洞不黑,不像我们描绘那样黑暗。黑洞和抑郁症一样,并非永恒炼狱。」——霍金
    霍金上周四(7日)在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出席讲座,向在场超过400人谈及抑郁症。霍金将抑郁症比喻为黑洞,两者纵然有无穷无尽的引力,羁绊患者和物质,但总有生机,绝对有机会逃出来。
    「物质能逃出黑洞,甚至通向另一个宇宙。假如你认为自己身处黑洞,请记住,总有路走出来,别放弃」霍金如是说。
    「我虽不幸身患恶疾,但仍有幸看见世间万物。」——霍金
    74岁的霍金,1963年确诊身患俗称「渐冻人症」的「运动神经元病」。医生告诉当时21岁的霍金,他只剩两年寿命。
    现在,霍金推翻医生的判断,他活多超过50年。
    不少受抑郁症困扰的患者都感相当疲乏、无力,好像沉在生命的深渊,失却生趣。而且受困扰患者往往为人误解,认为抑郁只是情绪,为何要自陷于泥淖?当中病困,不为人道。
    霍金的忠告是:活下去。
    女儿露西指父亲相当固执,执定要活下去。霍金集中精神,坚持活下去,一活50多年。
    霍金指,单凭这份意志不够,要将活下去转化为超凡的作品,例如著书、讲课,启发他人。他以自己为例,发掘到手足不能及的领域—理论物理,而且卓有成就。
    「无论如何都不要动怒。」霍金又称:「如果生命不容有半点欢笑,便糟糕了!」
    霍金笑说:「我虽不幸身患恶疾,但仍有幸看见世间万物。」
    (来源:香港01 http://www.hk01.com/%E5%9C%8B%E9%9A%9B/2317/%E9%BB%91%E6%B4%9E%E4%BE%86%E7%9A%84%E5%85%89-%E9%9C%8D%E9%87%91%E8%A9%A9%E6%84%8F%E5%AF%84%E8%AA%9E%E6%8A%91%E9%AC%B1%E7%97%87%E6%82%A3%E8%80%85-%E6%B4%BB%E4%B8%8B%E5%8E%BB-  2016-0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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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春节截访依旧 沈阳李香来武汉余敬被押回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年2月15日消息:昨天是大年初七,就在万家团圆之际,访民们的上访在继续,而截访依旧。
     
    据在京沈阳维权人刘华告诉本工作室,沈阳市苏家屯区访民李香来夫妻从大年初一住马家楼接济中心,到初七被苏家屯区公安局长张正华带领公安强迫将其接回当地。
     
    同样在昨天,湖北省武汉市访民余敬也在被从北京押回武汉的路上。
     

  • 天津维权上访人许乃来遭警察强行撞门头破流血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年2月11日消息:今天上午,天津维权上访人许乃来刚刚给朋友王先生打来电话,说他父女两个被天津警察会同北京警察十几个人强行打开北京昌平沙河租住地房门,强制抬上警车。现在正开往天津塘沽。
    许乃来电话里说他的头部因为警察强行开门被撞破流血,女儿吓得大哭。孩子因为愤怒和恐惧刚才在警车上踢警车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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