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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汉当局疑冒充疫情受害者家属诬蔑公益人士

    【民生观察2020年9月1日消息】在8月30日上午,武汉疫情受害者家属张海手举一份自己撰写的声明拍照后发送到自己所在的各个群里,对近期被冒充的事件表达愤怒和谴责,他希望此公开声明会让冒充行骗之人不再得逞。

    他认为这是武汉地方政府所为,自己的微博账号已被封杀了5个,无法公开发声。“一方面封杀我的一切发声平台,另一方面安排人冒充我,不仅污名化公益人士,也误导其他有意维权的受害者,武汉地方政府的行为实在可恶!”张海说。

    冒充张海污名化公益人士意在避免更多受害者求助公益团队

    参与“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以下简称“顾问团”)的公益人士杨占青介绍,自顾问团成立以来,先后有四十多个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咨询求助,其中有七个受害者家属决心通过诉讼维权,目前已有四个受害者家属起诉至法院,还有三个受害者在准备起诉阶段。“虽然法院故意不立案,但这样的追责索赔给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两个被告很大压力,这样的压力也使得警方不断骚扰维权的当事人和我,就是希望受害者放弃维权。”杨占青说。

    在8月30日,杨占青被一网友询问是否认识张海,说有个自称张海的人在一个近8000人成员的Telegram群里说被骗了10万元律师费,那个好友感觉不正常。“因为那个网友很早就知道我在为新冠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服务,所以觉得不可能收费,但那个’张海’说的有板有眼,所以向我了解情况。”杨占青说。

    杨占青说自己从事公益行动有12年多了,自己曾工作过的公益机构还没接过一起被社群投诉的案例,但看到网友发的信息后并未感到吃惊,因为自从协助新冠受害者维权后,网上出现了很多攻击自己的匿名文章,这些文章大同小异,指责说自己在做“维权”生意捞钱、协助受害者追责索赔是反华,甚至被称为“国际搅屎棍”。而在5月份,不少和杨占青联系有意维权的武汉受害者家属被所在社区网格员口头或电话短信警告不要接触联系杨占青,说杨占青是在美敌对分子。“有几个受害者接到这样信息后不敢再和我联系,有几个坚持维权并告诉我要注意保护自己。”杨占青说。

    杨占青认为,湖北和武汉当局不惜自己官方身份,恐吓受害者家属,污名化公益法律援助行为,目的就是阻止受害者家属维权。“但那些方法并没有把所有受害者阻拦,一部分受害者选择了继续维权,当局肯定不甘心,一方面避免法院立案,一方面又想其他办法阻止,所以对出现冒充张海的行为并未太大意外。编造我收取巨额费用和之前网上污名化我的文章差不多,意在指出我不是诚信的人,把其他有意求助我们的受害者家属吓走。”杨占青说。

    张海声明谴责避免类似行骗发生

    杨占青说自己对网上那些污名和指责的文章并不在意,也没打算回应,但这次冒充张海的行为应该有所回应。“这应该是武汉或湖北当局指示的警察冒充的,能混到各种电报群里,那个群里的网友也不安全了,另外也不知道是否还会继续冒充张海做其它更过分的事情,所以我第一时间告诉张海。”杨占青说。

    张海听到此时觉得非常气愤,他介绍说,前一段武汉联合深圳成立工作组,查遍了他的一切个人信息,所以知道他经济紧张。“我的确是为了给父亲维权被骚扰的没法正常工作,所以经济紧张,但并不是那个人所说的是因为借钱付了杨占青10万元律师费。武汉地方政府用心险恶,故意安排人冒充我,以达到让更多家属放弃维权的目的。”张海说。

    张海赶快写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指出杨占青并未收取任何酬劳,谴责这种冒充身份的污名化行为,并提醒大家注意鉴别,以免上当受骗。在声明中张海强调自己作为武汉新冠受害者家属会坚决起诉武汉地方政府人为造成的这次灾难。张海写道:“不追责,人民不答应。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张海随后手举《声明》拍照,并把照片传到自己所在的微信群里,希望看到的人避免上当。“我没有公开发声的平台,只能在微信群这样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广而告之,希望那些躲在背后采用这些下三滥手段的人及时住手。”张海说。

    “张海经常称呼我’杨律师’,我提醒他说’我不是律师,叫我名字就行’,但他仍称我为律师,可能觉得这是一种尊称。”杨占青说。

  • 武汉疫情第二起索赔诉讼案已递交

    【民生观察2020年7月29日消息】武汉疫情受害者家属陈敏在7月20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见附件1)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索赔追责的起诉状,在7月21日,该起诉状被武汉中院签收(见附件2)。这是自“新冠病毒肺炎索赔律师顾问团”成立来的第二起索赔追责诉讼案。

    无防护感染求医难 入院后几近等死

    在武汉政府对外公开疫情之前,武汉市民都不知道一场灾难已经在身边蔓延。陈敏的父亲在1月10日开始发烧,最初以为是感冒,就在住处附近的武汉市青菱医院治疗,但一直没有改善。

    在1月25号的晚上,陈敏父亲发烧得非常严重,陈敏赶紧带其到武汉市科技大学医院检查,做了CT和血常规,结果显示是病毒性肺炎,双肺严重感染,然后连夜赶到定点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排队等候了三个多小时后好不容易看了医生,医生看过CT后答复是高度疑似新冠病毒感染,而且已经双肺发白,属于危重患者,血氧90,在这种情况下,还被要求排队做核酸检测,拿到阳性结果后才有资格排队等待病床。

    1月26号,陈敏的父亲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采集了咽部样本,直到28号下午才给我们结果,显示“新鲜冠状病毒核酸阳性”。

    1月29日中午,陈敏的父亲被救护车送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分院,因为没有空床,在医院门诊大厅等候了大半天,直到下午5点多才勉强安排了个走廊的加床,陈敏及家属不能去照顾,全都要指望医生护士,陈敏从父亲那里得知,因为病人爆增,医护人员根本就不能照顾,三天基本都是没有吃东西,更别说吃热的了,人清醒的时候能吃点冷饭菜就不错了。另外,由于一个护士要管30多个人,病人很难得到护理,陈敏父亲戴着吸氧面罩想上厕所都没有办法,大小便只能在床上,也没有人换床单,陈敏现在想起来仍然非常痛心。

    陈敏说,最重要的是,医院除了吸氧根本没有其它的治疗措施,这也是她父亲被加速死亡的原因之一,就连自费买的球蛋白送进去都延误了两天,到住院的第三天即2月1日才开始打,打了两针,陈敏父亲就在2月2日凌晨去世。

    医生病例上写的是抢救了两次,就是1月31号的那次抢救完了才跟陈敏打电话,要她去签字。陈敏说,2号凌晨走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抢救?怎么抢救的?这些都不得而知,全凭事后补写的住院病例,这些都被他们一句人手不够搪塞过去了。

    陈敏认为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故意向公众隐瞒疫情真实讯息,释放假讯息,麻痹公众,致使她家人放松警惕,疏于防范,是导致新冠肺炎大范围传播的主要责任人,一方面造成她父亲感染,另一方面由于前期大面积感染造成后来医院感染病人暴增,造成她父亲入院难,住院后也得不到治疗和护理。所以她将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分别列为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起诉至法院。

    受害者被骚扰威胁日频 维权顾虑增加

    “新冠病毒肺炎索赔律师顾问团”的合作伙伴杨占青一直参与协助受害者维权,他介绍说,目前在维权的受害者基本都是在政府公开疫情信息之前感染的,所以他们维权动力很大,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家人死的太冤枉,太不应该。但同时,受害者家属的顾虑越来越大。由于武汉警方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一方面污名化杨占青是反华势力,不让受害者家属和他联系,但这些受害者家属又急需法律援助,在找不到援助律师的情况下,这些受害者家属不得不通过杨占青求助顾问团,仍希望能有机会给家人讨个说法。所以,这些受害者家属在维权中态度摇摆,顾虑很多,很可能今天决定起诉,第二天又不打算起诉。

    陈敏也是犹豫再三后决定维权的,好不容易付诸行动,递交诉状后却不敢通报媒体,担心被警察找。后来估计是看起诉后发现没有任何部门回应她,实在没有希望才决定曝光给媒体。“媒体的曝光对当事人来说是双刃剑,曝光后地方政府官员会极尽骚扰威胁手段,胁迫当事人放弃维权,若当事人不放弃,地方政府就设法沟通,早日解决,所以很多时候,当事人的维权是否有进展,在于地方官员良心和当事人承压能力。若不曝光给媒体,估计真的没有人在乎她是否起诉。”杨占青说。

    附件1:起诉状邮寄单
    附件2:起诉状签收状态
    附件3:起诉状(去掉了个人具体信息,若需更详细的信息联系陈敏采访)

  • 吉红兵因关注武汉疫情遭传唤

    【民生观察2020年6月9日消息】吉红兵,住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紫光嘉苑,疫情期间因在微博转发了有关武汉肺炎的帖子并附上了评论,随后被如皋市公安局锦绣派出所非法传唤24小时,至今如皋市公安局未对其依法出具传唤手续。

    吉红兵自述:2020年2月4日,正是新冠疫战最紧张的时刻,大约晚上9点半左右,全家都上床准备睡觉了,有人来敲门,住外间的我妈以为又是社区来人,赶紧起床开了门。门一开进来了四五个陌生制服男,为首者声称是市局锦绣派出所民警,要找我去谈话,我应声从里间出来,看见这架势赶紧表示配合。我妈追问什么时候能回家及怎么回家,为首者答:“一点小事,一会就送他回家”。

    出门、下楼、被两个制服男左右夹着上了车,果然一会儿真的就到了锦绣所,心宽了不少。下车后先被带进一房间,把随身物品搜了装袋,手机则被警察拿着跟我一起又被带进了讯问室。看见讯问椅,我自觉就座,可立即被一声“谁让你坐的”惊起,但很快又被命令坐下。

    随后一警察进来宣布对我进行传唤,理由是“微博传播谣言,恶意制造恐慌,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并让我用手机拨打我妈电话并由他口头通知家属。我妈快80岁的人了哪懂这个,明显没听懂,我赶紧提醒警察要依法尽快给我家里送一个书面的,警察说他们会依法办案,如果认为不合法可以申诉控告。

    然后做了第一次讯问笔录。通过翻看我的微博(@乐极生在如皋),了解到具体罪状是转了财经的一篇标题为《武汉疑似患者通往病房的三道难关》的帖子,并评论“武汉死人特别多,估计就是没床位,小病捱成危重”。我认为自己不违法并作了申辩:一不是谣言,这是财经武汉前线记者的一篇调查报告,我的评论也是对文章观点的提取;二没有恶意,完全是满腔热忱;三,如果帖子涉及敏感需稳控可以删除。录完后警察去汇报,我感觉自己态度很好,应该可以回家了,可很快被告知今夜不能回去了,得留在讯问室反省。

    就这么被几个班的辅警轮流看着,到了5日上午大约9点才来个警察宣布对我传唤延长到24小时,随后石柳所长来做了第二次讯问笔录。

    第二次讯问主要围绕两个焦点:首先是责问转评信息有没有审核?如果转评错误信息要不要承担责任?我的答复是没法也没必要到武汉去核实,我信任财经这家专业权威媒体的报道和审核,如果他的报道错了,我愿意承担责任,当然法律也许对我没这样的要求,但我对自己道德上有要求;其次是责问承认不承认这些信息会造成某些人恐慌?如果造成不良后果要不要承担责任?我的答复是对大多数人正常人这种信息不是恐慌而是有用的提醒,但被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说再好的话也总免不了有人会往坏处想,我认为自己不要承担责任,但作为一个厚道人,我愿意为照顾某些人的情绪而删帖。

    第二次笔录做完时已经是中午了,但并没有放我,就这样关到下午16点左右,有警察过来让我写份检查并删帖,我说我的陈述全在笔录里,没必要写,但他说这是手续,让我按照笔录写就行了。检查主要内容回忆如下:首先陈述自己转评是满腔热忱为抗疫,然后是万万没想到这么好的文章竟然会引起某些人恐慌,经警察教育我意识到了,同意删帖。

    检查交上去后,很快警察又带来一大堆材料让我填写、签字、按手印,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份传唤证,离开的时间是警察让我填的,当时还以为占了便宜,可后来发现被占了近1小时便宜,因为弄完这些材料后,又被弄去验血、录指纹、录脚纹、拍照、录像、还要等他们提取手机数据,直到办案警察说了一句“你先走吧”我才得已走出派出所大院。

    由于防疫封城,夜晚的皋城没什么人,也没车,手机也没电了,我走了近2小时才到家的。

    回家后,我左思右想认为此次传唤是违法的。理由如下:

    1,传唤理由匪夷所思。那条微博很明显不违法,甚至连敏感信息都算不上,网上类似转评和信息简直是铺天盖地。

    2,传唤程序违法。至今也没给我和家人传唤证,延长传唤的通知也是8小时之后才告知的。

    3,至今没有办案结论。既没拘留、也不训诫、又不告知是否违法,一句“你先走吧”让我和家人一直忐忑度日,总担心半夜敲门。

    4,深夜强制传唤方式完全不必要。作为一个过气网红,以前也被网警、国保、锦绣所、斌局、王大、薛大、李所、曹所约谈或传唤过,我总是欣然前往极度配合,他们对我也很好,我也一直感激他们对我兄长般的帮助提醒批评,可这回那些温馨和谐怎么就忽然不见了呢?

    5,深夜强制传唤方式不恰当,违反比例原则,过度执法。因为我涉嫌违法的事既不暴力,也不急迫。

    6,传唤方式简单粗暴。国家需要警察显威风的地方太多了,完全没必要在两个年届八旬的善良胆小的老人面前摆那么大阵势,会吓死我爸妈的,警察抓走我后,我爸妈一夜未能入睡,此后几天都要服用速效救心丸。

    7,长时间不能睡觉。这让我精神很恍忽,在法治国家应该也算酷刑了,虽然比不上《南营洞1985》和《1984》里那样残酷。

    8,没有饭吃。早中餐就一个小脆饼,小得姚晨那嘴巴能同时塞8个,哪能吃得饱,而所里当天是肯定开伙了的,我分明闻到了炸肉丸子的香味。一想到这次对我的虐待,我越发怀念斌局对我的好了,记得有一次他传唤我,我来早了,他还请我在知雅楼吃烧饼呢。

    9,不能吃药。第一次笔录时我就告知有肾病有结石,夜间发作时我也告知看管辅警,5日早上石柳所长一来我就告知要吃药,他也满口答应拿药买药,但直到下午才弄了瓶消炎药,至于买药一直就没有,我早已经疼得汗水浸透羽绒服了。

    10,办案警察有暴力威胁。第二次讯问过程中,由于我申辩比较激烈,石柳所长激动得站起来扯掉我的帽子扔地下,一副要暴揍我的架势,我凝视他的拳头有3秒钟,迅速判断出致我死亡的概率至少达90%,赶紧安慰他“您说,您说,我不说了”,从而避免了一桩意外事件发生。

    11,不发口罩,违反防疫相关规定,无视被传唤人的健康。我带来的口罩20多小时一直没法脱下,更无法替换,所里发口罩时我也向警察要口罩换,但被拒绝了。

    12,非法搜查手机,侵犯本人隐私和信息安全。我的手机第一次笔录时被要求去除密码,以方便警察查阅微博信息,但笔录完后却被他们直接拿走而不是放入随身物品袋子,而我的微信、支付宝及其它网络应用都没有另设密码的,我很担心这20多小时发生非法操作。

    13,非法采取指纹血样。办案方经过调查并没有认定我有违法犯罪行为,但还是象对待违法犯罪分子一样采集了我的相关信息。

    14,不厚道,故意折腾人。我妈在与杨明所长电话中告知我的腿最近不利索,杨所很慷慨表示会送我回家,但事实上没谁送我,而在我到家前竟有人电话我妈说没在那么空旷的马路上找到我。

    15,有恐吓。曾有个领导派头的人进入讯问室说如果态度不好要隔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领导,如果是真的,那请更大领导警惕,这家伙肯定是潜伏的王立军。

    以上是我被传唤的大致经历(由于传唤期间我的精神状态不佳或有差池,但警方是有全程视频的),我认为如皋警方严重违法,比武汉警方训诫李文亮更为恶劣,请求有关机关查处并纠正这种非法传唤行为,监督公安机关依法履职,也让被伤害的人得到些许抚慰。

    吉红兵电话:13773841164

  • 访民在疫情中艰难维权的路

    【民生观察2020年5月8日消息】2020年湖北潜江维权人士伍立娟在疫情被阻断几个月解封后,为了生存继续维权在市政府与银行之间的路上,解封后出门依然很不方便,为了疫情被传播安全,出门坐车需要身份证,绿色健康码,还有体热合格等缺一不可,每一趟公交车上只允许错位隔排而坐,这样给要出门的群众带来非常的不方便,即使这样伍立娟也在解封后去了三四次市政府与银行,还有市信访局等。因为刚解封各部门都还在忙疫情的各乡镇及单位的疫情后期检查工作,去了几次找到了相关部门潜江信访局,政法委,银行等部门,这些部门领导《热情接待,耐心解释》但是最终还是与以前一样推诿不解决任何问题。

    2019年10月在市委书记各级领导上门慰问关心后,还抱着非常大的希望能在法理法规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结束维权上访之路,但是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法律法规没有为弱势群体主持公道。却用非法构陷等各种手段打压维权坊民,疫情也给了相关领导打压维权坊民的理由,以疫情为由控制阻隔坊民正常维权。

    伍立娟在2004年被强迫下岗至今,走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问题任然没有解决,反而伍立娟遭到潜江政府无数次的非法绑架软禁等,从2004年到2017年之间伍立娟被非法执行拘留6次被刑事拘留三次,被非法判老教一次一年,2018年以后伍立娟多次通过法律手续邮递法律文书向法院与潜江市公安局局长申请人身自由保护,法院虽然不给立案,市公安局局长也没有给予回复,虽然没有在继续明目张胆的绑架,但是遇到重大节日与中央重大会议还是继续随身跟踪与监控,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从2004年下岗维权至今伍立娟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权利,多次申请港澳台护照被拒绝,多年维权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就是现有的维权艰难的现状。

    中央“两会即将召开”维稳也已经拉开序幕,看到网络上大量转发中央“两会”期间国家信访局积压案件清零的相关信息,不知道是否真实,但是很多坊民都在接龙签名转发,中国的法律法规相关条款非常多,但是有利于老百姓维权的条款一条都不能实施,各地方都是断章取义以各种理由不予解决问题,伍立娟维权整整16年,已过退休年龄三年,在银行工作18年完全属于永久性无固定期间的事实劳动关系,无论是新老《劳动法或者是劳动合同法》伍立娟都属于法律保障之内,无论那一条法律伍立娟都应该按照银行职工办理合规退休,并且补发推迟三年的退休工资,并且造成经济损失还应该给予赔偿。

  • 筹款立碑纪念在武汉疫情遇难者募捐公告

    【民生观察2020年5月5日消息】在5月4日上午10点多,父亲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张海(微博网名:雪在手中)在微博发布了一则《关于筹款立碑纪念在武汉疫情遇难者的募捐公告》(见微博截图),希望筹款为所有不幸感染新冠病毒而病逝的武汉人立碑纪念,刻上每个死难者的名字和照片,让更多人了解这些因为武汉政府隐瞒疫情导致的灾难事件,让更多人纪念那些逝去的受害者。他公告发出后几分钟发现只有29人阅读,但自己可以看到公告图片内容,才知道被屏蔽了,他后来又发了几次,在阅读量300多时发现公告图片又被屏蔽。他最后又简短重新发了一则文字信息,让大家知道他发的收款码是为筹款立碑纪念武汉疫情遇难者所用,有网友愤慨评论说“微博无耻”。

    具体公告如下:

    关于筹款立碑纪念在武汉疫情遇难者的募捐公告

    大家好!

    我父亲是一位多年来为中国核武器项目工作的解放军老兵,却因为武汉政府隐瞒、淡化疫情于2月1日死于新冠肺炎,他老人家本来不该被感染受害的。

    若我知道武汉有会人传人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话,绝不会在1月17日把父亲从居住地广东送到武汉就医做骨折修复手术,那等于把他往死神那里送。现在才知道那时候武汉已有十多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但武汉政府不对外通报,更没有任何警示,还宣传那些透露疫情信息的医生为造谣。1月18日武汉一个社区还举行4万多人参加的“万家宴”活动,根本不知道一场可怕的疫情已经笼罩四周。

    我父亲在1月16日意外骨折到医院就医,医生告诉我需手术治疗,我当即打电话给父亲单位负责公费医疗的人,被告知如果在广东当地做手术一分钱都不能报销,但回武汉治疗可享受公费医疗,我当时为照顾父亲已经辞职多时,况且医疗费用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当时对方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武汉当时的新冠疫情。谁知,我父亲住院一周多后就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到两周就抢救无效去世了,我就这样痛失了家父!我感觉我父亲走的太不应该。武汉像我这样痛失家人的不在少数,据官方报道就有近4000人因此病逝。

    这些病逝的家属往往被要求单位或社区陪同领取骨灰,被督促匆匆下葬,我本人受不了这种全程监控,我也多次遭受警察维稳,劝我不要网上发表为父亲追责的言论,但不认同警察的说法。我也对警察不追责造成这场灾难的人却骚扰、阻止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人的行为不理解。我认为应该让世人、让中央知道我父亲的经历,知道很多像我父亲一样的武汉人经历,这样才能让当初瞒报疫情的人或部门被追责,才能警醒世人,避免下次类似灾难再次发生,这对警察在内的任何人都是有益无害的。

    我父亲因为遭受这无妄之灾匆匆离世,我不想父亲的名字也在这世上匆匆消逝,我想从容的领取我父亲的骨灰,安静的不被监控的给他老人家安葬,我更想让世人记住像我父亲这样在疫情中死亡的人,让世人了解这段可怕的经历,武汉人经历了怎样的从对疫情一无所知到后来莫名感染,最后却匆匆离世,和家人阴阳两隔。

    所以,我想筹款为所有因感染新冠病毒的逝者立碑纪念,在纪念碑上不仅刻上他们的名字、附上遗像,还要写明他们是因为新冠病毒而逝世。我希望每个想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到并悼念他们,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他们是有名有姓的,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亲人。

    在今年的4月4日清明节,我们国家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悼念抗击新冠肺炎牺牲的烈士及民众。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等在北京也参加悼念,说明国家领导人也非常重视对逝者的悼念、追忆。我能力有限,无法为全国逝者刻碑纪念,但我想为武汉所有逝者刻碑纪念,我已经联系过好几个公墓,有的公墓只提供个人墓地,不提供立碑空地,而仙鹤湖湿地园墓区愿意提供建碑服务。我初步估计,除去征集受害者信息这样的人工成本外,墓地、石碑、刻碑等成本也需要10万左右,一方面我个人经济承担能力有限,一方面也希望有众多人参与这个意义非凡的立碑纪念武汉疫情遇难者的行动,所以我思索再三,决定公开募捐,希望在这座丰碑上也有大家的一份心意,捐款金额不设下限,一分钱也代表您的支持。

    我知道募捐最重要的是信任,我自从父亲受难以来,顶着官方压力,接受过几十家众多媒体采访,大家从报道出来的文章中可以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否值得信任,另外我还邀请了“新冠肺炎法律顾问团”的合作伙伴杨占青作为我募捐款项的监督人,以确保此款项透明和开支合理。

    还有,我知道在中国刻碑纪念不是一项很容易的事情,不仅需要资金和民众的支持,也需要官方的支持,而从我和警察的多次接触感受到,官方的支持是最难的,我会尽其所能和警方在内的官方沟通,说明我的初衷,希望能得到他们理解和支持,但也可能最终被阻止无法成行,比如墓地方遭受压力而放弃合作,或者我被限制进入墓地进行选地、刻碑工作,这种最坏的结果,我也考虑过,我也在这里开诚布公的说出来。若真如此,剩余的款项我会按捐款人要求如数退还或用作疫情受害者的其它用途比如给愿意代理疫情受害者家属维权的律师当作劳务费、给家境极其困顿在疫情中丧亲又得不到索赔的家庭以抚慰补贴等。所以,希望您在捐款时候备注若立碑不成是退款还是可授权我用做其它疫情受害者帮助方面,再次感谢您对我此次立碑纪念活动的支持,无论您捐款或转发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若有任何疑问,可询问我或者募捐款项监督人杨占青(联系方式附后),希望您能更多的参与和支持!

    募捐人:雪在手中
    日期:2020年5月4日

    1、募捐收款二维码图:

    2、联系方式:
    雪在手中,微信号:ABC-12-34-12(电话号码联系杨占青索取)
    杨占青,whatsapp/signal号码:+19292877799

    3、部分媒体对我的采访报道:

    一名丧父的男子向BBC说,要求政府道歉和赔偿。(BBCNews中文,4月8日)
    https://twitter.com/bbcchinese/status/1247856784028708866

    一把骨灰:武汉,监视下的安葬与逝者的尊严(voa,2020年4月4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wuhan-funeral-story-20200404/5359319.html

    新冠逝者:为中国核项目工作多年的老兵张立发(《纽约时报》,2020年4月11日)
    https://cn.nytimes.com/obits/20200411/zhang-lifa-dead-coronavirus/

    中国真实死亡人数遭质疑,武汉新冠逝者被悄声埋葬(纽约时报,2020年4月5日)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0405/coronavirus-china-grief-deaths/

    People have been awakened’: seeking Covid-19 answers in Wuhan(The Guardian,4月20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apr/20/people-have-been-awakened-seeking-covid-19-answers-in-wuhan
    https://twitter.com/nowthisnews/status/1254780591473430532

    As Wuhan emerges from coronavirus lockdown, residents are finally lining up to bury their dead(CNN,April 12, 2020)
    https://edition.cnn.com/2020/04/11/asia/coronavirus-wuhan-burials-intl-hnk/index.html

    In China, a son blames Wuhan for father’s coronavirus death(aljazeera,29 Apr 2020)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04/china-son-blames-wuhan-father-coronavirus-death-200429004554380.html

    Angry Wuhan next-of-kin seek answers over virus handling(afp,April 2, 2020)
    https://news.yahoo.com/angry-wuhan-next-kin-seek-answers-over-virus-074236044.html

  • 湖北50岁蜂农因疫情无法转场

    【民生观察2020年4月26日消息】年近五十的湖北养蜂人王翠娥,坚信自己身上有蜂毒,免疫力比普通人要强得多。为此,她还拿出了“证据”:在养蜂人的圈子里,没有一个人在这次疫情当中被感染。

    蜂毒之说,多半只是心理安慰,养蜂人常年与世隔绝的工作环境,天然处于自我隔离当中,倒可能是他们免于遭遇病毒的先天优势。

    但王翠娥和她的同行们忽视了一点,真正对养蜂人造成威胁的,并非病毒本身。当他们需要转场,去往下一个鲜花盛开的采蜜之处时,以往通坦的路途,突然中断了。他们需要办理一大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方,无法为这群迁徙的人,以及他们的蜜蜂,提供一个短暂的落脚地。30万养蜂人,谁都无法幸免,尤其是湖北养蜂人。

    蜜蜂一堆一堆地死掉

    王翠娥预感到了危机的降临。

    2月底,云南罗平的油菜花陆续凋谢,油菜开始长虫子,菜农要打农药了。若是在往年,她和丈夫会选择带着300多箱蜜蜂,转场去四川,今年走不通了。

    她是湖北当阳人,特殊的身份去到哪里,都会引发恐慌。在罗平街头,高音喇叭每天都在喊,不要跟湖北人接触,有一次王翠娥的丈夫突然开玩笑说,要不试试喊一声我就是湖北人,王翠娥赶紧打消他的念头,“我说你别啊,真会给自己找麻烦。”

    王翠娥并不想给其他人添麻烦,能有一个容身之地就相当不错。她在云南已经滞留了半个月,但是菜农一打农药,她的蜜蜂就可能中毒。

    她哪里也去不了,除了回家。她开始联系家乡的村里,甚至是市里的畜牧局,“我要回家,我真的待不住了。”

    她的蜜蜂开始一堆一堆地死掉,不到一个月,300多箱蜜蜂,死掉了180箱,“死得我都心灰意冷了。”她预感到,如果自己再不走,蜜蜂基本上都要死在那里了。这种无助的感觉,让她想起了2016年的惨痛遭遇,那一年,她从北方乌兰察布的荞麦花田里满载而归,却不想遇到家乡林业局用飞机给森林打药除虫,195箱蜜蜂因此全都死光了,亏损了二十多万,至今都没完全缓过来。

    那两天,一则信息出现在王翠娥的朋友圈里。一个四川的养蜂人,240箱蜜蜂绝大部分被毒死,只剩下30几箱,绝望自杀。王翠娥第二天就看到了朋友发来的现场图,“他吊在树上,袜子都没穿。”

    “他太傻了,蜂子死了,至少可以重头再来。”这个说话极快的女子突然放慢了语速。

    武汉的养蜂人秦望平看到这则消息时,正在云南曲靖繁殖蜜蜂。在武汉家里利用白糖喂养繁殖,他需要花费3万块钱的白糖,而如果是外出繁殖,加上交通、食宿等各种开销,则能为他省下1万块钱。

    从去年12月20日离开武汉之后,一直到2月份,他都心无旁骛,即便是得知武汉爆发疫情时,也并没有太过担心,他的妻子和孩子,一家人都带在身边。但是到了3月,当地农民在打药前提前通知了他,提醒他赶紧离开。他开始急了,但他比王翠娥幸运,不仅快速办出了各种证明材料,还顺利叫到了车。

    3月7日,秦望平一家人和他的180箱蜜蜂踏上了回家的路。几乎同时,王翠娥也踏上了归途。当时湖北疫情还没有解除,但却是他们最后的港湾,也给了养蜂人坚持下去的理由,秦望平回到武汉,还能赶上油菜花,王翠娥老家当阳的橘子花也能暂时弥补转场不顺带来的损失。

    赶花的日子

    某些时候,养蜂人是一个浪漫的职业,他们全国各地追花,酿出香甜的蜂蜜。这种浪漫的情愫,在王翠娥身上延续了好些年。

    25年前,她和丈夫从公公手里继承了8箱蜜蜂,正式开启了养蜂人的生涯。那时候两人结婚不久,一边繁殖蜜蜂,一边跟着同行去各地赶花。

    每年4月底,蜜蜂在家里采完橘子花,一般就会北上陕西延安,或者是甘肃,之后转场河北沧州,去采洋槐,去河北石家庄,采荆条,采完荆条,继续北上东北,到辽宁再去采瓜花,或者是荆条,然后去黑龙江,采椴树花。最后一站是内蒙,采荞麦,荞麦之后就结束回家。回到家,大多时候已经是下半年,蜜蜂进入秋繁。如果在家里秋繁不好的话,他们就跑江苏繁殖。基本上每年都是这么走一个圈。

    有时候也不按套路走,要是天气好、条件允许,他们还会跑牙克石、海拉尔,最远跑到过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

    他们就像游牧民族一般,迁徙途中常年住帐篷,没电的时候就用太阳能,没水的时候连续十多天没办法洗澡,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对刚刚入行的年轻情侣来说,这就像是度蜜月,一点都不觉得辛苦。王翠娥打小就没离开过湖北,头一回见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兴奋得连蹦带跳、大喊大叫,她的丈夫在一旁则是忘我地唱起了歌。

    在众多花粉当中,玫瑰和荆条是最好的。因为收割的原因,玫瑰花不是每年都能遇上,每年5月,玫瑰花开时,若是正巧遇上了,王翠娥的丈夫都会送她一朵,持续了好多年。后来老夫老妻了,丈夫还是会送,王翠娥却开始害羞,“还不如多采点洋槐花,能卖点好价钱。”

    洋槐花酿出的蜜被誉为“中国四大名蜜之首”,价格也高,油菜花蜜一吨卖8500元的话,洋槐蜜就能卖到3万多。所以养蜂人都喜欢赶洋槐,但是洋槐花期非常短,五月三、四号开,10天左右就谢了,花期得踩得非常精准,不能随便乱跑,不然等于白跑。养蜂是一个非常考验经验的行当,同时,因为要时刻互通有无,又是一个朋友遍天下的行当。陕西、甘肃、延安、辽宁、黑龙江,“反正全国各地什么地方都有朋友。”

    但是,即便是像王翠娥这般拥有25年经验的老蜂农,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比如养蜂人的天敌–天气,“就怕老天不给蜜。”

    养蜂人看天吃饭,最怕刮风下雨,有花无蜜。每次转场,养蜂人都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判断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不能去,但总会有失误的时候。

    去年,王翠娥在辽宁遭遇大暴雨,花全都打下来了,“唉,眼看着水涨起来了,一下子把我的蜜蜂全部都淹了,水都到我的床板了,真把我给吓着了。”几人一晚上都没睡,哪还顾得上采蜜,都忙着搬蜂箱。这还不是最惊险的时候。有一次在河北,突然下大雨,王翠娥在帐篷里感到地面震动,以为山坡滑坡了,“我打了一把伞,出去一看,我说完了,糟了,河水涨到离蜂场只剩下一扎身了,把我吓得啊,我当时都报警了,我跟警察说,你们赶快来救我,哪怕蜜蜂飞走了,我都不要了。”

    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想过要停下脚步,劫后余生,首先想的,依然是下一站应该去哪里赶花。养蜂人的生活,一年当中,有近十个月时间,在各地辗转迁徙,偶尔的停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采蜜,要么就是回家。但这一次停留,却哪个都不是。

    归途

    带着秦望平回武汉的大货车,因为运输蜜蜂,享受国家绿色通道,在高速上一路畅通,但是快进武汉时,却被拦在了新洲区的高速路口。他证件不齐全,需要当地村民的接收证。村长连夜给他送来了证明,这才得以放行。

    但是云南来的司机被告知,车子不能进,要是进去了,就出不来,得隔离。这下司机就慌了,他建议,要么把蜂子卸在路上,要么就把蜂子拉回云南。于是,半夜两点,秦望平的蜂箱被卸在了高速路口,司机调转头,走了。当时武汉并未解除疫情,一般的大卡车不能动,有通行证的车子哪里去找?

    王翠娥也被交警拦在了家门口。在高速路口等着办证明的三个多小时当中,她的蜜蜂全都从蜂箱里飞出来,“满天飞的都是黑压压的蜂子呐,老蜂全部跑光了,采集蜂全部跑空了,我都急死了。”王翠娥跟他理论,先让我的蜜蜂走,我人留在这里,司机的驾驶证、我的身份证,我们所有人的身份证全部押这里,“他就不让,真的不通情理。”

    当时她恨不得让自己的蜜蜂狠狠蛰拦自己的交警,“他们防护得很好啊,头盔都戴着,搞得严严实实的,根本就咬不着他们啊。”后来放行时,警察跟她开玩笑说,大姐,你赶紧把你的蜜蜂收到箱子里去,都跑出来这么多。“我说我的妈呀,当时你为什么不放我的车子走,都害得我跑了十几箱蜜蜂了。”

    采集蜂飞走,直接导致了王翠娥今年的油菜花没采上,别人都打了几十桶蜜,她只打了几桶,“我都气死了。”

    这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帮他们找到了拥有通行证的车辆,并且协调各个部门,将养蜂人连夜送回了村子。虽然归途坎坷,但好歹是回家了。该基金会助理秘书长苏菲说,在支持蜂农转场上,湖北的行动是最快的,所以我们也想让湖北变成一个典范。湖北都可以接收,为什么其它地方不能接收呢,哪里的疫情有湖北严重?

    最怕出不去

    养蜂人每天都会被蜜蜂蛰,身上留有蜂毒,平时很少生病。同样的,这次疫情期间,他们几乎不怕新冠病毒,觉得能以毒攻毒。他们最担心的是,今年极有可能不能像往年一样,去各地追花了。

    其他省份的养蜂人虽然也会面临手续问题,但至少不会受排挤,许多当初一同在云南罗平繁殖的同行,有的去四川,有的去安徽,有的去江苏,那里油菜花正盛,有的回了西双版纳,可以采集橡胶树和咖啡花。唯独不愿意去武汉,哪怕当地的油菜花已经长疯了。养蜂人很清楚,只要不进湖北,就没问题。

    王翠娥已经听说了,有户口是湖北的养蜂人,到了安徽,被当地人撵走了。她很担心,去外地的话,“会不待见我们湖北人。”

    秦望平身边的朋友,出去就被隔离了,最少的三天,最长的七天。养蜂是一门专业活,最怕人蜂分开隔离,一分开“就完蛋了”。如果在以前,这个时节,他应该在河北或者河南的某个地方,但是今年他觉得不能够到处转了,条件也不允许。他现在打算等五一以后,在武汉市完全解封的情况下,直接去辽宁,那是他妻子的家乡,点对点,那边打接收证,“妻子带着我回娘家,总没问题吧。”

    等到七月,辽宁荆条花开,极有可能是秦望平今年唯一一次可以采蜜的机会了,在两个月的漫长等待中,他需要用白糖喂养蜜蜂,以保持自己的蜂群。

    王翠娥已经连续亏损三四年了,还欠了一堆债务,儿子在武汉当消防员,不止一次让她转行。可她很难放弃这个坚持了25年的事业,今天打算再出去养一年,如果是挣不上钱的话,明年就决定不干了。年成好的时候,她也曾赚到过一二十万,但是养蜂成本连年上涨,蜜贩子又将收购价压得很低,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她和同行们也想过一些办法,比如绕开蜜贩子,自己零售,油菜花蜜卖20块钱一斤,洋槐花能卖50块钱一斤,在朋友圈,或者供货给淘宝店,也只能勉强维持几百箱蜜蜂的日常开支。

    她的状况实在太差,以至于年初从罗平回程时,掏不出5000块钱的运输费,最后通过中国绿发会资助,才得以回家。

    但是真的要说放弃并不容易,当问她养蜂多少年时,她习惯说一句“我儿子几岁了,我就养了几年了”,她把蜜蜂当做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带,蜜蜂也供养了她一家人的生活,只要一天不看见,她心里就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一下子丢掉的话,真的还是有点舍不得,毕竟养了这么多年,有感情的。”

    “喜欢是喜欢,但是养蜂如果一直没有效益,就喜欢不起来了。”王翠娥说。

    另据媒体消息,今年2月26日,一名44岁的蜂农在云南一处养蜂房内自缢身亡,有消息称是因为疫情封山,蜜蜂不能转场而导致其自杀。

    刘德成离世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国很多蜂农感到惋惜,纷纷在网上留言悼念。为何他要以这样的方式离去?有网络消息称,“刘德成因疫情封山封路,蜜蜂不能顺利转场而自杀。

    事发后,云南省易门县公安局介入调查,该局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2020年2月13日,易门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指令:在易门县龙泉街道罗所社区居民委员会林士桥村旁的养蜂房内发现一男子死亡,经处警核实,死者姓名刘德成,经现场勘查、尸表检验、调查访问,死者刘德成的死亡性质排除他杀。

    当地警方还在刘德成的手机里找到了一段未发出的遗言,这段文字是2月11日写下的,还没发给他妻子。

    像刘德成一样的养蜂人,在云南还有不少,他们知道刘德成去世的消息后,纷纷惋惜。前段时间,还有蜂农在网上发起募捐,筹到的钱都给了刘德成的妻子。

    2月15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交通运输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解决当前实际困难加快养殖业复工复产的紧急通知》(农办牧〔2020〕14号)。其中第二条将“转场蜜蜂”纳入生活必需品应急运输保障范围,切实落实绿色通道政策,除必要的对司机快速体温检测外,确保“三不一优先”,便捷快速通行。

    政策出来了,最近路也通了。目前,蜂农们开始在云南转场北上。翟小龙是四川简阳人,在云南省临沧市云县茶房乡养蜂。他说,他和父亲去年12月初到云南养蜂,有200箱蜜蜂。2月23日下午,他表示正在运蜜蜂的途中,已经到了成都境内。“现在到处的路通了,村里也要接收,已经顺利转场了。”

    他说,目前有部分蜂农已经在转场,还有一部分还在云南当地。

  • 陈兆志因言获罪羁押月余终见律师

    【民生观察2020年4月24日消息】日前,因发表疫情批评言论而被捕已月余的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师陈兆志终于获准会见律师,曾于网上发表评论指“武汉肺炎”并非“中国制造的病毒”,而是“中共制造的病毒”,被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刑拘,其后罪名被变更为“寻衅滋事罪”,羁押北京海淀看守所。

    据悉,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社会以及多名政要纷纷发表讲话,矛头直指疫情发源地中国大陆地区,暗示“新冠病毒”系“中国制造”。上个月(3月)陈兆志就网络“新冠病毒”来源之争发表评论称,“武汉肺炎”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共制造”,并批评中共隐瞒疫情及处置不当。

    3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对陈兆志进行传唤,翌日即11日,陈兆志被刑事拘留,罪名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4月14日,陈兆志被海淀区检察院批准逮捕,罪名变更为“寻衅滋事罪”,羁押海淀区看守所。期间,家属聘请的律师申请会见,但遭到拒绝。

    据了解,陈兆志患有高血压、脑梗等多种疾病,健康情况不容乐观,为此家属曾尝试申请取保候审,但遭到警方拒绝。

    周四(23日),律师终于获准会见,陈兆志透露,被捕后,办案人员多次劝其认罪但未果,并拒绝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坚称自己是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并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抓捕出于打击报复,属于政治迫害。

    公开消息显示,2019年7月,中共前总理李鹏去世,7月29日,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李鹏追悼会,多位中共领导人前往参加,当车队抵达八宝山时,陈兆志高呼“打倒李鹏!李鹏是刽子手!”等口号,被现场人员控制并带到东升派出所,期间遭到警员的殴打致伤。陈兆志被释放后,多次举报将其打伤的警员,并向海淀法院提起诉讼,但案件始终未有下文。

  • 肖太太要打官司 二

    疫情期间,今天一天没出小区门口,不知道不明身份人士是什么想法?高兴呢?高兴的是不用像只哈巴狗一样跟在后面,我们往西他们不敢往东,不用怕被偶尔一顿骂或者投诉。还是难受呢?难受的是比门卫还不如的坐在那里,打游戏、刷抖音、看剧,还要盯着我们一家人溜出小区大门。当然我们有溜出门的机会不是太多(我们溜出门当然不是去打劫犯罪,我们一般就是遛娃,见朋友)1.是因为有娃拖我们后腿,2.是因为他们很敬业,分工合作,多个跟他一个跟我,一两个耍一个看着,特别是维稳出身的叶乃斌,我真要为他那双火眼金睛点赞,跟着警察混的日子多了,自己都进入警察的角色了,全然忘了他是一个类似特务的角色,是一个犯罪者!

    言归正传,今天接到第三方调查110投诉结果满意度的电话,我表示110接警速度满意,但是现场处置不力,没有询问不明身份人员,核实他们的身份,为什么跟踪我;我对接待警察不满意并想继续投诉,因为他不给我做笔录,没有处理我的报警,我的人身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是不作为。他表示会继续反应这个情况,坐待下文。

    王怡牧师曾经问过他的一个牧师朋友:“你觉得是逼迫还是传福音被阻拦让你愤怒?”,这个问题也很适合问我自己,都有吧。我女儿不喜欢看视频的课程类,但是覃德富长老的儿子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在线上可以看到他的朋友!他妈妈说他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熟悉的小朋友了,都快不认识了!疫情期间世界各国社交隔离,家暴激增,很多人表示已经受不了了!你能够去想象这样一个6岁的小孩子,2018.12.8后突然间见不到父亲,见不到朋友,去不到教会,被人为的隔绝封闭的心里吗?!你能够想象王书亚小朋友被强制社交隔绝,警车护送着上学的场景吗?我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就如同我不知道我和我的小孩犯了什么罪一样!所以,肖太太要打官司!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为那些监视看守的人祷告祈求,他们每天坐在那里,出卖肉体出卖灵魂,他们把自己卖给可怜的金钱卖给那份看似稳定的唾手可及的社保!他们把自己卖给魔鬼。他们以有儿有女就为满足,但是你的烈怒一发作是何等的大,逼迫主的儿女主的教会就是逼迫你,你说恨你的,你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主啊求你让他们回转,来谦卑的认识你,敬畏你,行在光中。求主让他们能够有勇气走出来,对黑暗说不!我们的天父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们,何况我们人呢?求主赐他们一份干净正当的工作,在新工作中荣耀上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2020年4月9日
    肖太太

  • 刘莹莹发布疫情相关文章被律协警告处分

    【民生观察2020年4月3日消息】“武汉肺炎”疫情发生至今,中共当局除了瞒报谎报疫情真实情况及数据之外,更极力打压坊间疫情消息传播以及社会各界的批评言论,以高压维稳手段消灭一切有关疫情的真相,被压制的包括医护人员、公民记者、网民等人士不计其数,手段包括约谈、警告、训诫、拘留甚至刑拘等。

    上周,郑州「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刘莹莹律师因于微信公众号发表题为《今天,汉口殡仪馆领骨灰的家属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的文章而遭到郑州市律协处分,除了删除该文之外,还作出书面检讨。

    据悉,刘莹莹律师于3月26日在其个人名为「莹莹观世界」微信公众号就武汉疫情相关信息发表题为《今天,汉口殡仪馆领骨灰的家属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的文章,据称该文阅读量超过五十万,转发万余次,留言评论四千余次。

    郑州市律协指,刘莹莹撰文发表涉嫌“通过网络发表不当言论”,更指刘莹莹涉嫌“利用网络、媒体炒作未经核实的现象,散布挑动对政府不满言论”,因此立案调查,并决定给予刘莹莹律师“警告”的行业纪律处分”。

    从《行业处分决定书》可以看到,郑州律协认为刘莹莹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人员,除了遵法守法、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及遵守执业行为规范,在执业活动之外更应当尽到高于一般公民的审慎之法律义务,模范遵守行为规范,不应在网络发布不当言论。郑州律协声称当事人刘莹莹律师在事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承认错误、删除文章、出具检讨并诚恳反省,符合从轻、减轻的情形,因此仅给予警告的行业纪律处分。

    已遭当局吊照的原北京知名人权律师刘晓原在推特表示,既然刘莹莹律师发表的文章与执业行为无关,那么律协也就无权作出处分。显然,律协滥用、乱用了手中的权力!

    网友刘先生认为,原本应该为律协会员争取权利、维护尊严的保护机构却成为官方监管律师群体的宦官机构“厂卫”,利用监控手段打压迫害心存异议或主张司法公正的正义律师,完全充当中共当局的打手,而律协凭借手中的所谓“权力”以“吊销”或“注销”律师执业证书为要挟来管束律师会员,通俗讲就是掐住律师的脖子以断绝其生路来胁迫就范,手法极其下三滥。

  • 疫情扣薪 比亚迪员工集体声讨

    【民生观察2020年3月24日消息】本网获悉,知名企业“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自3月20日起,就有数十名员工汇集到公司总部抗议。此外,在比亚迪深圳厂区,也有十多名位试车员在“六角大楼”办公区声讨扣薪。抗议员工身着企业工作服,手举“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吃饭”的标语,不断向办公大楼呐喊示威。

    员工们反映,比亚迪自称是“新能源汽车引领者”,汽车行业的良心企业,但是在内部管理上却多有克扣员工工资、大搞形象工程假开工等不法行为。近期,比亚迪公司以新冠疫情为由,大范围拖欠员工工资、违反劳动法肆意解除劳动合同、不给员工开具“复工证明”迫使员工辞职。

    一位工作于比亚迪某电机厂的员工撰文指控,比亚迪在疫情期间给出的待遇如下:“二月份扣完到手的工资只有两三百元,别人是月光族我是花呗族!每个月花呗就欠那么几百块都还不清。比亚迪公司违反人社部门的规定,在疫情期间肆意克扣员工工资,还借故逼迫员工自己辞职以逃避应付的补偿金。”

    经查,在2020年1月2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一、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当支付职工在此期间的工作报酬,并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在此期间,劳动合同到期的,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

    二、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办法执行。

    然而,自疫情爆发以来,比亚迪以疫情导致经营困难为借口,随意取消约定的绩效工薪、不给员工开具“复工证明”逼迫员工辞职。许多员工都反映,在疫情期间他们的待遇“缩水”,且降薪幅度不小。员工反映的问题不只是薪资绩效缩水,还有比亚迪公司涉嫌违反劳动法,拒缴或少缴社保以及调休不规范等问题。

    有员工代表反映,疫情期间车企利润下降,适当降薪、裁员求存本无可厚非。但为什么比亚迪的做法会引起诸多不满?广汽集团曾声称:不会“降薪”来度过疫情危机!就算比亚迪做不到,那么按正常程序降薪、裁员又怎么会曝出这么多问题?这难道是比亚迪的“企业文化“吗?显然,如果比亚迪按照劳动法来处理,依法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应付的工资及时给付、应支付的裁员补偿金全额给付,那么久不会出现这一堆问题。

    资料显示,2019年比亚迪前三季度业绩报告公布,比亚迪前三季度实现营收938.22亿元,同比增长5.44%;净利润15.74亿元,同比增长3%。比亚迪预计2019年度净利润在15.84-17.74亿元之间,同比下滑36.19%-43.03%。在比亚迪引以为傲的新能源汽车方面,2019年共销售22.3万辆,同比下滑7.4%。2020年以来,受春节和新冠疫情影响,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幅下滑,前两个月累计销售不足1万台,同比下滑77%。

    虽然新能源汽车销量下滑明显,但比亚迪2020年3月分别收到深圳坪山、西安市高新区财政局拨付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共计23.42亿元,由此可见,比亚迪足额支付员工工资是不成问题的,只是比亚迪没有把员工的权益当作一回事,所以才会出现大范围克扣、拖欠员工薪资的问题。还有,近期新冠疫情大幅缓解,政府要求全力复工复产,而比亚迪公司却阳奉阴违,大搞形象工程“假复工”,并且还拒绝一些员工开具“复工证明”的申请,刻意阻扰员工复工,以借机不付补偿金就辞退员工。

    近日,数十名比亚迪员工汇集到公司总部抗议,有员工在公司大门口拉起了“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吃饭”、“19部新能源客车厂,疫情期间假复工,职能部门视而不见”的白色横幅集体维权。此后有公司领导回应称:疫情下,公司一些组织架构内部调整,有些团队当时信息不对称所以没适应过来。有关员工所说的“假复工”(没有百分之百复工),领导称疫情之下,轮班的情况也确实是存在的。除公司总部出现抗议外,比亚迪深圳厂区也出现了试车员集体讨薪的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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