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伤人事件屡见报端：4月初，西安接连发生三起精神病伤人事件，严重的竟致一死三伤；5月13日，广东东莞一男子在湖边拍照，被一精神病人当头一棍，致多处重伤；5月21日，山东济南一精神病男子，28刀捅死邻居后“淡定”离开现场；5月24日，湖南永州11岁女孩被一精神病人连砍两刀，脸部伤口缝合达20余针……
各地频发的精神病伤人、杀人事件，近年来引发公众普遍担忧。这些可能危害他人或公共安全的精神病人，多属重症精神病人。据国家卫生部《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年）》数据、以及英国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文章显示，中国精神疾病患者已超过1亿人——抑郁症已取代精神分裂症，成为第二大精神疾病——且绝大部分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其中，重症精神病人超过1600万，住院治疗的不超过12万。而这些重症病人中，10%左右存在潜在暴力倾向。目前大陆公共卫生系统对这其中的大多数病人，缺乏具体的防范和治疗措施。一旦有病人发病，不仅可能给他人带来严重伤害，对精神病患的家庭也是一种伤害，还可能出现医疗赔付等经济负担。
精神病高发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2012年美国滥用药物和精神健康服务局最新报告就显示，美国每5人中便有一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约5%的美国人患有重度精神疾病，影响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种种迹象表明，对精神疾病的重视和防治正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日益成为检测各国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2013年中国即开始实施《精神卫生法》，要求对重症精神病人进行筛查，对有暴力行为的可强制医疗。《刑法》也规定，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必要时可由政府强制医疗。但由于政府对这类精神病人如何收治、费用如何承担，一直无明确的说法，加上各地普遍存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除非发生严重伤害事件，很少地方能真正按照规划执行。精神病院即使收治了病人，也多由病人家庭支付高昂费用。这使大量家庭尤其是乡村贫困家庭，只能对精神病人放任自流。
2016年6月8日，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推出了公开征求意见的《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这个条例的一大亮点是第十一条：“强制医疗所经费开支单立账户，其修缮、工作人员费用、被强制医疗人员治疗、生活等所需经费开支，纳入本级政府财政保障。强制医疗所新建、扩建和迁建应当列入基本建设项目”——首次明确对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经费，由地方财政承担，从而解除执法机关及病人家庭的后顾之忧。
第二十五条也是亮点：“被强制医疗半年以上、经诊断病情明显缓解，本人申请临时请假回家，其监护人、近亲属书面担保能够履行看护、治疗、安全、按期送回责任的，强制医疗所可以批准其临时请假回家”——这种人性化的临时请假回家制度的设立，将有助于培养精神病人与社会、家人相处的能力。强制治疗的目的，是帮助这些病人在病情得到缓解后，最终回到社会、回归家庭，人性化措施显然利于患者重新融入世界，而不是就此与世隔绝。
此外，该条例对强制医疗所的设置、管理及医疗、诊断评估、解除等程序方面也都做了具体规定；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设置强制医疗所。而这些强制医疗所，不再是单纯的医疗机构，还是执法机关，收治病人需有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和执行通知书。医疗成为强制医疗的手段，执法管理人员按警察编制配置和管理，有效扩充了精神病的治疗资源——这就将从根本上杜绝那种精神病患者伤人又无主管部门强制收治的现象，一旦实施，将对各地频发的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产生有力的制约。它的推出，显然是社会一大进步，社会各界要重视国务院的这个送审稿，多建言多参与，以求条例的周密化。这不是“某个群体”的事，而是一件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事，务求《强制医疗所条例》正式推出，能为民众提供实实在在的安全保障以及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总之，如何对重症精神病人进行治疗与救助，已成为需要迫切面对的一个社会问题。从家庭到社区、从民间组织到政府，通力合作才能减少相关的安全隐患，这事关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福祉，民众要从相关性上进行考虑。
（来源：凤凰周刊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2857 2016-07-07）
林秀芳说，是因为该案代理律师李对龙邀请冯延强律师一同为林秀丽辩护，法官一听冯延强是国内著名维权律师，所以找借口要严格依法办理，才导致了案件庭审延期。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7/15消息：今天下午，湖北省随州市曾都经济开发区星光村五组村民汪先勤致电本工作室说，她昨天刚刚从随州市拘留所出来，而随州市曾都经济开发区首义村五组的吕仁菊也于最近刚刚拘留获释。
汪先勤说，7月3号早上8点多她乘车到达京上访，可她到北京火车站刚下车，随州市驻京办、曾都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曾都区北郊派出所和星光村干部十多个早已等候在车站口。汪先勤随即被随州这批截访人员带走控制，4号即押回了随州。在北郊派出所留置20多个小时后，汪先勤才被释放，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汪先勤对此气愤不已，5号中午，刚获释的她即转道进京，到北京后她直接去了马家楼（意味着非访了）。9号汪先勤再次被押回随州后，即被送往随州市拘留所拘留十天。昨天，在拘留所被关了五天后，北郊派出所来人将她提前接了出来，称回去谈她的问题。
吕仁菊7月3号比汪先勤稍晚点到的北京，她因到了马家楼，4号和汪先勤一起被押回随州后，即被拘留十天送往随州市拘留所，前几天她也提前出来了。
不仅如此，汪先勤介绍说，她们这已是今年内第三次因到北京上访被拘留了。第二次拘留期满出来后不久的六月初，汪先勤、吕仁菊即被人上岗了。她们的家门口被安排了多名社会青年模样的人盯着，她们一出门即被这些人紧紧跟着，至今已持续一个多月了。
吕仁菊是湖北省随州市曾都经济开发区首义村五组的居民，因为拆迁补偿款被克扣、树苗补偿款不到位及独生子女政策未享受而上访，汪先勤是因为自家土地被占后，未按协议获得安置房而上访。
本刊在北京见到林小红时，身体微胖，话语犀利的她身边带着一个90岁的老人家，林小红介绍说，这是我在北京碰到的，她（指老太太）是山东人，房子被政府占了，来北京上访，找不到路，我看她可怜就带着她！如此通情达理，如此具有爱心的人会是精神病人吗？我们不妨听听她的故事。
林小红第一任丈夫因工伤致死后，他们生育有一男孩，由于孩子还小，要抚养他长大不容易，迫于生活压力林小红跟何某结婚，2003年生育有一女孩，离婚时判给何某抚养。2005年2月和商某再婚，商某为初婚，婚后又生育一男孩。然而就是此男孩的准生证和上户问题，促成了林小红上访十年的悲剧。
林小红，女，汉族，1973年5月15日生，小学文化，身份证号：51080219730515718X，住址，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元坝镇元坝村1组45号。
2006年初，林小红去镇政府计生办办理准生证明，时任计生办主任说要交3000元社会抚养费就给办，顺便连小孩子出生后的户口也给办好，林小红觉得这样也挺好，省得以后麻烦，她就分两次交了3000元，计生主任给打了收条。所以这个不合法生育的事情，在2006年6月15日递交了所有罚款后结案。
事情或许有点想的简单了，黑吃黑不管用，那只能返回来黑吃你了！！半年后，计生办通知林小红去补交社会抚养费8784元，林小红前去了解情况才得知，县计生局长和镇计生办主任早就要调离，所以当时能捞多少是多少，有人给钱就给办理。半年后新官上任的计生局长和镇计生办主任已经无油水可捞，既然搞不回来前任带走的，那么就只能搞现在管辖的，所以通知林小红，钱交的太少，都的补交。
就是这么直白无理的理由，你敢不交吗？红色恐怖就在眼前，谁让咱们是世界上唯一搞计划生育限制生育的国家呢！林小红和丈夫给计生办交了8784元，计生办给了唯一的凭证是工作人员打的白条，而白条的金额还减少到6784元，这夫妻两还没离开就有七、八人跑进办公室都喊着，“有我的份噢，有我的份”。
林小红的公公终于咽不下这口气了，你们说交钱给办准生证，我给了；你们说再给点连孩子户口给上，我给了；你们说需要补交，我给了；你们打少两千的条子，也算了；可是你他妈的好歹给个正规发票或者收据吧，什么都不给岂不都进来私人腰包？所以老头子跑到政府去闹，这一闹他们怕搞出事，就想换回白条，因为这是直接的犯罪证据，，林小红家就不答应给他们换。你以为拿着证据就没事了？呵呵，那你太单纯了，计生办直接把林小红一家告上法庭，终于给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他们刚开始收集的3000元费用是“政策宣传失误”。最终法院还就出了个11784元的强制执行判决。
从此，林小红开始上访，被迫害的时代也慢慢来临，2009年6月因扰乱单位秩序被行政拘留10天，7月因扰乱单位秩序和阻碍执行公务被行政拘留10日，合并执行20日。9月初，正在北京上访的林小红，被四川驻京办从陶然亭西罗园地下室里抓住，随后，驻京办、镇政府和派出所李红（音）等人说给她回家解决问题，就把她带上车，回来的路上还强夺了她携带的所有材料，然后她并没有被送回家，径直被送往广元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进去后他们就让医生给林小红做各种项目的检查，检查完毕医生告诉他们“这个女士没有精神病，你们把她接走吧”。
躲过一劫的林小红还没来得及庆幸，迫害随之又来了！这些羁押人员在精神病检查的当天下午4点就出了医院拉着林小红到处转悠，一直到晚上10点，一个警察送来了材料，随后她被以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刑事拘留，当天晚上就把她送到广元市看守所去关押，而看守所只是个过渡期，只关了4、5天，就被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1年，关押在位于资中县公民镇楠木寺的四川女子劳教所。劳教期至2010年9月5日。
林小红说“劳教的理由是说我在北京扰乱单位秩序，我说我睡在宾馆里扰乱谁了，就拒不签字，结果还是被他们抬上了车！劳教期间说我劳教任务没完成，劳教结束又给我加了28天的时间，我们在里面很累，每天早晨4点半就起床，要加班到凌晨一点多搞生产任务，就是做玩具、做布娃娃，回去还不准睡觉，没完成任务的全部站起来挨训。如果你有幸能完成一次任务，他们第二天就给你加量，所以说根本就不存在完成的可能性，每次吃饭的时间都只有5、6分钟。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就说你们不合法，没人权，他们就打我”。
林小红获得自由后没有回家去，直接跑到北京来告对她的劳教非法，为了能让高层看到自己的冤屈，她就跑到北京正义路去寄信，结果被天安门派出所逮住后送到久敬庄， 2011年3月5日，被驻京办接回去，再次送到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去的时候医院告诉他们下班了，下班就不用吃药，有个王护士过来跟林小红协商要不要打针，林小红告诉她你要是给我打针，把我打坏了，那以后你替我去上访吧。由于已经是下班时间，护士也就是过来应付一下，所以她避免了迫害，第二天上班后医院安排给林小红做检查，然后告诉她没有精神病，并打电话给政府让他们来接人。就这样他第二次躲过了被精神病，戏剧性的是申诉状告劳教的她，回去又被劳教1年零3个月。
林小红说：“，劳教所用电警棍打我，我要哭，那个管教不想让我哭，拿着塑料胶带绕着我的脸一圈一圈的往上缠，看见憋的我喘不过气，他们才给我剪开，后来就给我关禁闭，很小的房子里，我劳教期满，他们不放我，又给我加教，加了一个多月的时间，2012年6月16才第二次劳教被放出出来。
两次劳教依然没有改变林小红执着的上访申诉，她认为政府没有监督警方的行政行为，才导致自己被两次劳教的恶果，2013年8月1日下午下午4点，林小红去广元市昭化区人民政府申诉，登记完后被保安拦住不准其进门，眼看就到下班时间，焦急的林小红跟他们交缠数分钟后强行突破上了楼，找了两、三个办公室均没有见到负责人，她索性躺到楼道里睡觉，并告诉抓她的人打算在这里过夜第二天找书记。
元坝镇政府知道消息后，镇副书记朱梓全带民警陈虹旭、罗洪、徐泽钦、新华物业公司广元分公司昭化负责人任荣、值班保安等人相继赶到，在双方争吵拖拽时，任荣用力过猛，林小红的手腕被拉脱臼，实在疼的受不了，林小红转过身咬了任荣一口，他这才放开。随后巡警大队赶到，在控制林小红的过程中把她的衣服全部撕破了，她索性全部脱光跟他们互斗。2013年8月17日，林小红被抓后遭到刑拘起诉，罪名所涉包括三点，裸奔、袭警、妨碍公务，警方找了诸多证人证词，然而，这么多做证的人，开庭时没有一个人敢到场作证。
2013年8月2日，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出具的《病情诊断证明》只有脑电图检查一项显示“轻度异常”，所以该院两次鉴定林小红没有精神病。而2013年11月19日，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委托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给林小红做鉴定，鉴定材料全部由昭化分局提供的卷宗材料为依据，该院并断章取义的参考了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轻度异常”，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证明，林小红患有偏执状态。此鉴定不仅打开了日后林小红被精神病的大门，同时鉴定林小红8月1日的表现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更是打开了对她判刑的大门。
最终，依据这张鉴定，四川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广刑终字第62号刑事裁定，判刑林小红10个月有期徒刑，2014年的6月16日期满出狱。
出狱后的林小红到派出所要回了所扣物品，下午就打车摆脱跟踪直奔北京，屡遭关押还不悔改，也确实惹怒了当局某些人，这次仅仅在北京不到20天就被警察抓住送回四川省。而这次对她非常暴力，林小红说“他们把我的嘴巴捂住，把我的头踩在底下拉回广元，晚上两点多，第三次把我送到广元第四人民医院。到医院后被他们给脚上绑了两个带子，双手向后绑了两条带子，他们没有蒙住我的眼睛，我看见镇府给医院数了7、8千块钱”。
从这时开始，医院就给她找毛病，就说有精神病需要治疗，该医院环境非常差，尤其是女士洗澡的时候，两个大男人抬着水桶进来给加水，林小红是一个正常人，她很不好意思，就问抬水的人谁让你们两个男人进来呢？这两男人反驳“这没什么呀，习惯了”。
跟他们说不明白，林小红就跟主治医师和护士反映，她说“女的洗澡男的进来抬水，合适吗？放风的时候向院长大喊，你们腐败，洗澡都让男的进来，你们这么开医院吗？他们就叫了两个人上来把我绑到床上，一个人拿了个枕头捂住我的头就往下摁，跟前的护士说你别捂的厉害小心死了，她这才放开我，然后给我打了一针，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具体给打什么针、吃什么药，林小红到现在也不知道，但是每天三顿吃药是免不了的，多的时候一天吃20多颗，她只要一吼要出院就会被关在小间里。有一次主治医师也看她可怜，就对她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不想管你，是你们政府送来的，我们也没权利把你送走，我们尽量跟他们沟通，让他们早点放你出去。也可能确实是医生说了话，被折腾半年之久，过完中国传统春节后小半个月时，她被释放出来。
林小红说“2006年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现行的法规，我都构不成违法，依法生育是女性对社会与人类应当所作的义务和贡献，以伦理道德、政策法规而论，均属于正能量，天经地义，何罪之有？这就是我开始上访的关键”。
中国目前有重度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人，大多依靠低保过着封闭、缺乏社会交往的生活。目前，国内已有几家服务重度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会所，试图帮助他们重返社会网络，恢复其社交能力和人际生活，但前程阻力仍多。
二层楼房的大门开着，几个年轻人围坐打牌。
狗在楼房的外面不停地叫。这是午休时间，有几个人在屋内的一旁玩电脑，有人厨房里帮忙。一个微胖的男人独自坐着，沉默地对着一个空的八宝粥罐头掸烟灰。
这是一间服务重度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会所（Clubhouse），位于杭州市下城区的潮鸣街道，类似的机构在全中国大陆只有四五间。
杭州市潮鸣精神康复会所依托潮鸣街道而建立，它深深地藏在街道里的艮园社区内，位于一间独立的两层楼房内，与街道办事处、养老服务站等其他服务性机构毗邻。这间会所旨在帮助重度精神障碍患者重返社会网络，恢复他们的社交能力和人际生活，并提供非营利性质的服务。最初仅有街道内部的病人参加，渐渐地，也有街道之外病人前来。
他们仿佛上下班一样，早上九点到场，下午四点离开。在这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被称之为“会员”。会所的社工人员则为这些会员病人组织日常的学习、娱乐活动。在会所活动中，展现出较好的工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会员，会所还会尝试给他们找工作。
潮鸣康复会所是全中国大陆得到国际会所发展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下称ICCD）认证的三家康复会所之一。ICCD这个非营利组织是由1948年建立于纽约的第一家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发展而来。“会所”模式的宗旨是为在家疗养的精神病人安排日常活动，帮助他们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保留工作、教育机会和社交生活。ICCD鼓励全球各地的会所与其它社会机构合作，帮助精神病人找到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
为了获得认证，潮鸣会所之前按照ICCD提出的“会所”标准进行了改正，包括将原有的七个部门调整至目前的两个，将重性精神病患者的业务与自病症患者分开等等。据称，ICCD人士曾经到潮鸣会所考察并颁给证书。
瞿芝雅对此觉得很骄傲，虽然ICCD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实际的资金投入和经常性的指导。她告诉财新记者，在ICCD提出的大框架之下，潮鸣会所比其他类似机构更注重为患者设计一些文娱活动，例如广播操比赛、下棋比赛，和厨艺比武大会等等。
重度精神障碍患者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群体。据国家卫计委去年9月发布的数据，中国目前有重度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人，18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76.1%，贫困率达到55.3%。全国的精神科床位却只有22.8万张，多数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法长期在院内接受治疗。由于医疗资源紧张、院后治疗机制缺乏，大量患者只依靠低保，过着封闭、孤独和缺乏社会联系的生活。而像潮鸣会所这样的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则想填补这一块社会服务功能的空白。
会所成员的日常生活
楼房的二层有一面落地的大镜子。一个会员与其他二三十人围坐成一大圈，午休结束之后，会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昨天会所的“厨艺比武”活动——切黄瓜比赛。康复会所的后勤部部长在会上评论道：“某某的刀工很好……黄瓜排列的形状我没见过，在饭店里没吃到过这样的。”
在潮鸣康复会所里，较为活跃的会员患者被分为两个组，分别称为文书部和后勤部，部长均由会员担任。
瞿芝雅解，为了符合ICCD的要求，做到社工和患者会员在会所内的完全平等，他们决定在会所内，不称“主任”、也不喊“老师”，而是以“阿姨”作为会员患者对社工的称呼。
在“阿姨”们的指导下，文书部收集会员们写的文章，编辑成会刊，兼给潮鸣街道写活动报告；后勤部负责采买、在厨房里帮忙。每天早晨，会所里要开个会，安排一天里会员们的各种工作。此外，会所还会开设书法、乐器和刺绣课程供会员们参加。
潮鸣会所的会员男女老少都有。除了个别人会在开会时突然站起、愤愤然地离去外，其他人看上去并无明显的异于常人之处。这里的会员，都是重度抑郁症、狂躁抑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一部分人有住院的经历，一部分人没有，而所有人都在长期服药，依靠药物维持目前的状态。有几个会员曾经是重点中学的学生，是在高考前夕发病的。
据瞿芝雅说，在这些会所里的会员，大多无法恢复到发病前原有的精神和生活状态。除了精神类药物带来的影响，疾病本身也使他们的执行力变弱。有几个会员已经在这间会所度过了将近10年。
瞿芝雅说，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不可能完全停药。“我和他们说，你们就当是得了慢性病，得了高血压。”在日夜相处下，有些患者可能不太信任家属，然而信任会所的阿姨。为此，会所的工作人员有时还需要在患者及家属之间充当桥梁，帮助家属说服病人服药。
除了靠服药抑制精神病症状，在会所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需要从最平常的能力开始恢复。在这间会所里，如果是本街道的人员，连会员的午餐都是免费的。但是会所坚持每个会员每天要交五元钱给后勤部，由后勤部存入银行。到了月底，再由后勤部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一一还给所有人。通过这个过程，后勤部的会员可以重新学习如何和银行打交道。
还有的会员们在厨房帮忙，自己用刀。只要他们仍在接受药物治疗，瞿芝雅都觉得很放心。让她最不放心的，其实是会员的认知状态。有一次，一个会员离开会所之后，没有按时到家。社工们先是和家属四处寻找，最后一起报警。稍晚，这名会员才自己回了家。她说，她只是突然觉得“做人没有意思”——这样的事，才是会所真正的风险。
瞿芝雅时常会鼓励会员，要恢复过正常生活的信心。她说，最近曾劝说一个姑娘自己晾衣服；她不大会用晾衣夹，衣服总是落到阳台下面，让她几乎绝望。而财新记者在办公室里看到，这个姑娘正在忙忙碌碌地填表、写报告，她就坐在瞿芝雅的对面。瞿芝雅指导她说，“这里你就写，某月某日，陪同深圳友人出游。”
QQ窗口不停地闪动，新的文件去而复来。会所要申请新的项目，就要和其它社会组织、机构竞争，还要对街道办及区残联作沟通和说明。会所也鼓励会员参加这些社会活动，让他们能更多地与外界交往。
重返社会路漫漫 诸多空白待补
“不管什么活动，‘阿姨’对大家都呵护备至。这里更像一个幼儿园。”民间组织志愿者智空（化名）对财新记者表示。
作为狂躁抑郁症患者，智空自己就是国内另一家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深圳蒲公英康复会所的会员。在加入会所后，他继而参与各类活动并获得一个民间精神障碍患者权益保护组织——深圳衡平机构的资助，开始走访、研究各地的精神病康复会所。
据智空介绍，目前中国共有五家模式类似的康复会所，分别位于长沙、杭州、深圳、昆明和成都，另有贵阳的一家正在筹备。
这些会所的出资方背景各异。有的是当地的区残联和精神病院出资；有些会所使用的是当地残联或精神病院的活动场地；有的是与民营的居家养老服务站合办。
智空认为，既然此类康复会所的初衷，是要让精神病人与主流社会能够沟通、融合；那么，与养老服务站合办，对于康复会所亦有帮助。智空说，他很喜欢潮鸣会所“幼儿园似”的气氛，这或许与潮鸣会所就设在社区内部有关。
但实际上，会员如果光是在会所里活动，距离会所之外的日常社会，仍有相当距离。由于根据ICCD的要求，会所不能与会员发生雇佣关系。因此，潮鸣会所和当地的潮鸣街道达成了合作意向，将安排状况良好的会员，去街道老年服务中心当清洁员、资料输入员，或者去文化站当图书管理员。
虽然只是很普通的工作，但除了当地的街道办之外，其他企事业单位很少愿意雇佣精神障碍患者。在会所楼梯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张“会员某某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担任保洁工作”的照片。图中，是一个会员和保洁工具的合影。能有会员被社会上的其他机构录用，对于会所来说无疑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瞿芝雅对财新记者强调，用人单位应当尽早去除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她认为，即使是在发病时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疾病，只要经过合适的药物治疗，患者也可以很好地控制住症状。
精神病康复会所的运营模式并不复杂，在国内却较为少见。因为，建立一家类似的康复会所需要成熟的社会组织及相应的资金供给。康复会所的机制还需要社工有自觉和能力，与患有重度精神病的会员，建立良好而密切的关系。此外，对此类机构的公共监管机制目前仍模糊不明。除了ICCD提出的国际标准外，目前国内并无明确的监督管理部门，对此类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机构设定标准。康复会所并非医疗机购，但又承担了帮助精神病人恢复、促进生活状态的职能。这样的机构究竟该由谁管评、依据什么来管评，在中国仍然没有答案。。
一位民间公益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康复会所的模式难以商业化，因为它“看不见疗效”。虽然国内有数量庞大的精神障碍患者，但精神康复会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前途、路径及效果，目前仍难以预料。
现在，若一名患者想成为潮鸣会所的成员，家属需要与会所签订知情同意书。但由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法作为承保人购买意外险，一旦患者到社会上工作时遭遇意外或造成事故，监护人就要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承担可能造成的庞大费用。这也成为家属犹豫是否让病患参加会所活动、强化社会交往，及接受可能工作机会的心理门槛。
而在艮园社区里，潮鸣康复会所的稳定运行，是建立在街道及传统社区相熟的人际关系之上。瞿芝雅说，自己从前也害怕精神障碍患者。过去，她是艮园社区居委会的党委书记，退休之后才到潮鸣会所来工作。她对精神病患者和社区的融合情况和安全性颇有自信，因为在整个楼道里，“哪一户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是全都知道嘛？”
阳光之下，有几条犬无事可做。牠们看见有人从会所里出来时，会高兴地摇起尾巴。在杭城的仲春时节，许多房屋的顶都被大团的树丛淹没了。春风柔软。康复之路漫长。
（来源：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16-04-06/100928868.html 2016年04月06日）
我们常常把精神病人当做不稳定因素，先在地将他们置于社会秩序的对立面，独独忘了，他们，也是社会的一员，有同你我一样应享的权利。
最近又有几起有关精神病人伤人的报道。“精神病人将其嫂杀害，无刑事责任能力被强制医疗”“精神病人伤人，民警助其入医院救治”“14岁女孩上学路上被精神病患者袭击”……
诸如此类的新闻常常见诸报端。精神病人可能伤害我们的认识几乎深入人心。精神病人应在何处？对我们“正常人”而言，似乎他们就应收治于精神病医院，似乎只有被“看管”起来，才是安全的。这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期待。
但“看管”一词，恰恰暴露了当下“正常人”对精神病人的对立态度。我们独独忘了，精神病人也是社会的一员，而不是犯人。
当然，你可能会说，精神病患者伤人的事情不在少数，威胁到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只有将他们关起来，才能不危害社会。
先不去追问我们是否有权将他们关起来，是否有资格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权利，而来扪心自问，是否一听到或见到精神病人就感到恐惧，就想躲避，就高度戒备，而与他们没有目光或言语上的正常交流？
其实，在我们被惊吓的同时，这种“被惊吓”和“躲闪”本身也使精神病人“被伤害”。很多时候，精神病人是被污名化。新闻的标签化，加固了对其刻板印象。
精神病患者病情有重有轻，表现不完全一样。“因为存在广泛的歧视，很多患者讳疾忌医，不看病，不服药，就连采集他们的信息建立精神卫生信息系统都很难。这种状况其实更不利于社会稳定。”业界专家谢斌曾表示，总体上精神障碍患者的危险性不比一般人高，只有约10%的重性患者有暴力倾向，并且通过早期识别、及时的科学干预完全可以加以控制。
可见，不是所有的精神病人都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精神病人，也要区别对待。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确实需要接受正规住院治疗，而不应独自街头闲逛。但另外一些无损于你我的相对温和的精神病人，我们不应拒之于千里之外，或强行去“看管”，而是接纳他们，帮助他们进行各种能力的复健。“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这一点，《精神卫生法》有着明确规定。
精神病难治，更难治的是人的观念。
求学、求职、个人生活中，歧视如影随形，偏见挥之不去，他们很难真正回到和融入社会，行使公民的正常权利。一位从业多年的资深精神病医师说，“病人回归社会后，社会的歧视、不接纳，加之心理疏导的缺失，导致病情反复的很多。”
在为精神病人正名的同时，现实问题同样不容忽略。医院缺资金、缺医师、床位不足，家庭治不起、忌讳治，治疗不力。那一部分“散落民间”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暴力型精神病人，多数是因家庭负担不起才“放任自流”。此外，我国提倡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进行规范化治疗，分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三个阶段。急性期主要在医院治疗，巩固期可以在康复机构，维持期则大多可回到社区。但比之精神病医院，社区康复服务机构更为缺乏。
精神病“有病缺治”的现状亟待改善。对此，2015年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要求，到2020年，普遍形成政府组织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的精神卫生综合服务管理机制；健全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精神卫生预防、治疗、康复服务体系和患者救治救助保障制度。
国家层面的制度支持，带来力量和信心。期待规范、连续和完善的多维救助体系早日建立，也期待有一天精神病人能同我们并肩而立。
（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21/c_128648610.htm 2016年01月21日）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11/2消息：昨天，本工作室报道了哈尔滨维权上访人赵桂荣被从北京押回老家的消息（哈尔滨“在逃重犯” 赵桂荣今被押解回哈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5/1031/13408.html），今天又传来消息，赵桂荣被刑事拘留了，涉嫌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现关押在哈尔滨市看守所。
赵桂荣的通知书是沈阳当地维权人韩军等人到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拿到的。据在北京的沈阳维权人林明洁介绍，赵桂荣近期是参加了一些维权声援活动，她还致信哈尔滨市公安局长要求信息公开。同时，赵桂荣丈夫邢世库被关精神病院的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羁押关注组曾就此向中国政府发函，中国政府被迫就此进行了答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关于邢世库的意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5/0224/11913.html）。这些可能都是赵桂荣这次被拘的原因。
赵桂荣的刑拘书
申请信息公开
联合国关注其丈夫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8-19消息：重庆公民胡光辉被软禁数日后逃走与家属失联，昨日，他的妻子才从村书记那打听到胡光辉8月14日被从湖北抓回再次软禁，据说要等到9月中旬才能释放。
胡光辉简历:2010年倡议组建“中国社会正义党”被劳教一年，现因”为捍卫国家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倡议组建“中国社会正义联合会”而被失去自由，敬请各位朋友关注。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1/31日消息：江苏涟水县东胡集镇村民王家骏，于2013年举报镇计生站用罚款的社会抚养费给干部发放奖金，目前受到严重的打击报复。
据悉，王家骏2013年举报此事后，计生站就以他儿子生孩子超生为由开始罚款，2014年3月9日他被计生站告上法院，3月17日，法院出了裁定书，让交罚款75536元（而别人只要3000块左右）。
2014年11月20日，王家骏的儿子到本地农行提钱，被银行告知钱没有，2014年4月28日法院从卡中的8万元中划去76960元。
据了解，这八万元是王家骏儿子车祸伤残抚恤金，由保险公司所赔，并不属于个人收入，有根有据可查。国家《民事诉讼法》第22章规定，人民法院采取冻结措施时，不得冻结被申请执行人银行账户内国家指明用途的专项资金）。
经过各级纪委的举报，迫于压力，2015年1月26日上午，东胡集镇派出所所长给王家骏转达法院负责此案的王庭长的话说“现在只能调解。目的是确保政府部门无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