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后，西方国家的精神病学界兴起一股“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之风，风过之处，被戏称为“单程车票终点站”的有数千张床位的大精神病院纷纷关门。这一方面要感谢众多抗精神病药如氯丙嗪、氟哌啶醇的问世，使大多数精神病人的行为变得可为社会所接受；另一方面，要归功于社区精神卫生保健体系的逐步完善。庞大的集中监管式的精神病院化整为零，分散在社区，与社区原有的医疗服务网相融合，其目的是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达到社会与心理的全面康复。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及其所取得的成绩，促使世界卫生组织于1981年提出了“以社区为基地的康复”(Community Based Rehablitation,CBR)的方针，其定义为“社区康复是指在社区的层面上采取的康复措施，这些措施是利用和依靠社区的人力、物力和技术资料来进行的”。社区医疗服务做得较有特色的包括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国家，法国，德国。这里就以澳大利亚模式做一简单介绍。
1.急症住院部：根据所服务的社区人口数目，病房床位数不等。可以附设在社区综合医院内，也可以是独立的。主要接收急性起病或病情突然恶化的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如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病人、有行为问题或精神病症状的老年痴呆病人或日常生活受到幻觉、妄想严重干扰的老年精神病患者。住院目的是为了控制精神症状的急性发作，所以住院期一般都限制在3 ～4周之内，然后视情况将病人转到其它机构。
2.护理之家：服务对象是那些治疗收效甚微、以护理为主要内容的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如阿尔采木氏病患者及其他痴呆患者、病情相对稳定的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等。护理之家的建筑设计与精神病院很相似，基本上是全封闭式管理。照料老年人的饮食起居，使其尽量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护理之家的目的。虽名为护理之家，其工作人员中很少或根本没有精神科护士或其它注册护士，绝大部分护理员只受过精神科培训。但精神科医生和有经验的精神科护士会定期随访，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也对护理员进行指导。
3.老人院：老人院中的老人在精神状况、生活自理程度上均好于护理之家中的老年人。老人院为那些独立生活有困难但又不能得到子女照料的老人提供居所、膳食及必要的生活料理。它是开放式的，无论在管理上还是在设施上都很类似收费低廉、有人情味的小旅馆。
4.支持性住宅：专为自理能力较高的老年人而设。这类老年人基本上能够独立生活，但在某些日常活动如购物、做饭时有一定困难，需要有人上门服务。这类服务设施可谓社区服务的元老，最早以“meals on wheels”(上门送餐)而著称。如今服务项目已大大扩展，包括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咨询、联系就医、康复训练等等。
5.日间医院：顾名思义，是只提供日间医疗服务的机构，以躯体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的康复为主。老年人白天在医院接受医疗检查、治疗，晚上回家享受天伦之乐。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选择这种服务方式。日间医院的工作人员由精神科护士和躯体治疗师(Physical ther apist，负责病人躯体活动功能及日常生活功能的评估与锻炼、康复)组成。
这一医疗服务体系有以下特点：
1.整体性：功能不同的各种医疗服务机构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网络。网络的基础是社区中的通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通科医生以自己的开业诊所为据点，向诊所附近的居 民提供一般性的医疗服务。并以转诊(referral)的方式将有精神问题的老年人交由专科医生诊治。急症住院部的医生会经常与通科医生保持联系，以保证病人出院后治疗的连续性。老 年病人在急症治疗期结束后，如果必须转到其它住院机构，急症住院部的医生通常会将病人转往自己责任区内的护理之家或老人院，以便随访。各个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以各种方式，如 通信、打电话、聚会等定期保持联系，以协调工作。
2.法制化：国家大法有“精神卫生法”(Mental Health Act)，地方小法有“社区治疗条例 ”(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CTO)。社区治疗条例涉及到了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方方面面，如：在何种情况下病人必须入急症住院部，由谁来决定住院；病人住院期间医院承担哪些义务，病人拥有哪些权利；病人若需转到其它住院机构，应符合哪些条件；治疗费用核算；监护人的义务等等。社区服务尽管机构各异、名目繁多，却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关键在于几乎每一步骤都有章可循。代表病人的律师、维护残疾人和老人权益的民间团体以及负责处理医疗投诉的地区医务官，都会监督医疗机构的行为，保证老年人得到合理的服务。
3.多学科性：多学科团队成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多学科的综合优势，提高疗效，而且也是为了尽力达到社区康复。团队成员包括精神科医生、精神科护士、神经心理学家、躯体治疗师、社会工作者和/或老年病学家。所有成员在诊断、治疗和康复上既密切配合，又从本专业的角度出发，给予病人帮助。如躯体治疗师在病人临近出院时，会仔细地评定病人日常生活功能水平，如辨认钱币、交水电费、填写税单、做简单饭菜、采购等，估价病人独立生活的能力，以便做出进一步安排。社会工作者会负责处理病人入院、出院、转院等各种具体事务，并会就老年人养老、医疗费用、法律纠纷等问题，与社区行政部门特别是福利部门如社会保障部及司法机构打交道，同时会与社区中的社会工作者保持密切联系，以保证老年精神障碍患者不被社会所忽视。（消息来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作者：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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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老年精神病人的社区服务模式简介
[图文]探访余甘林：希望关我进精神病院的人受到法律的处理
近期，民生观察工作室收到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闵集乡的一份稳控方案。该方案显示在当地有五名重点“被稳控“人员，其中就有三人被作精神病鉴定或关押在当地精神病医院。他们分别是是余甘林、李守利、沈启明。2012年7月底冒着酷暑，我来到孝感市对受害人之一的余甘林进行了采访。以下是采访的大致内容。
蓝海：余阿姨您好！有消息说您的事情起因是因为，2007年您租住在孝感市一个集贸市场时，因为楼房路灯问题与一饶姓人员发生冲突被打。您说您被打的很厉害，内脏都打坏了。事情发生后，您认为当地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不公，是这样吗？
余：就人，一开始，我在我住的4楼楼顶去晾晒衣物，饶幺云就把门使劲一关，同时把我下楼时需要照明的楼道路灯给关了【二人以前就因为楼道路灯问题关系不好】。我就对她说心平气和的说了一下：“你把楼道路灯关了，一点也看不见我怎么下楼”。她就有备而来抓住我的头发开始殴打我，以致我昏迷了一段时间。在我醒来后报警，警方人员并不积极对待我被殴打一事，也没有积极的帮助我向对方索要医疗费用，后来我就告到法院去了。法院的处理我也认为是有问题的。再后来，我就逐级到省里、北京去检举控告。。。。。因为，我的逐级检举控告，我们孝感市的维稳人员就把我抓回来强行绑架进孝感市精神病医院（康复医院）。
蓝海：请您介绍下你被关精神病院的过程以及在精神病院里面的经历。
余：2009年9月27日，我到北京上访，当时正是国庆前夕。很快我被抓住送到了北京久敬庄。9月28日，赶到北京的孝感市法院的四名人员和闵集乡的四名人员将我带回了孝感。当天早上到孝感后，孝感市法院的车子已在火车站等着了，还有闵集乡政府的共十个人。他们用车将我绑架到了孝感市精神病院。刚进去是福利院，福利院里面就是康复医院，也就是精神病院。我到医院后，闵集乡政府管信访的一位李主任看住我，乡政府其它人员就去医院办入院手续。手续办好后他们就将我的身份证、手机、MP4、剩余的一百元钱全部收走了，连我的鞋子也脱了，让我穿男人的大拖鞋。
到中午我绝食不吃饭，李主任就把病人打电针给我看吓唬我，没办法我才吃了一点点。医院里面的饭真不是人吃的，是有盐无油的那种。在医院里面我也被打过电针，也被强迫伴在饭里面吃药，当时真有不想活的念头。
蓝海：您以前在日常生活中，您的亲戚朋友同事们有没有人说您有精神方面的症状？
余：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这样认为。
蓝海：请问您是怎样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呢？
余：我是在精神病院一次偶然的事件中逃脱出来的。2009年10月12日，当时院方在给另外一个大姑娘打电针时，大姑娘突然对捆绑在她身上的绳索大肆挣扎。院方就叫门外的其他人员进来帮助控制住那个大姑娘时，我见机就跑了出来。跑出来后，我至今东躲西藏居无定所，我害怕他们继续抓捕我
蓝海：请问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余：有机会我还会继续检举控告，我希望我的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我希望殴打我的当事人饶幺云受到相应的法律的处理，希望殴打、迫害，强行把我非法关进精神病院的政府人员依法受到处理。
蓝海：我们还想跟您了解一下，您所知道的关于你们孝感闵集乡上访人员的一些情况。听说，除了您以外。你们孝感市闵集乡还有沈启明、李守利、唐华州他们也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首先请谈下沈启明的情况。
余：沈启明是闵集乡前进村人，因官司胜诉不执行而上访。2009年9月我在精神病院时，他也在那里。现在我早出来了，他还在医院里，每天100多块钱的毒针还在打，人都打傻了。
蓝海：李守利、唐华州听说都关死了？
余：2009年9月我进孝感市精神病院时，李守利就在里面，还天天被强迫吃药。李守利是闵集乡柏树园村人，因家中卖牛纠纷而上访。我和老公到政府上访时，政府里面的人说他2011年3月已死了。死后听说赔偿了他3万元钱就了事了。唐华州我听说是2010年10月他关在精神病院里关得快死了，院方叫他的亲属把他拖回去家去，他回家后不久他就死了。
蓝海：“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采访就到此为此为止，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多保重！”
余：好的。
民生观察志愿者蓝海
2012-8
余甘林
以下是对余甘林的访谈录像：
安徽屈良富讲述狱中被精神病经历遭传唤
2012年8月7日下午4点多钟，安徽淮北濉溪县铁佛镇屈李村村民屈良富遭到南京浦口分局总政治办的两名工作人员及浦口监狱的5名工作人员的传唤，原因是他于今年7月26日出狱后，向朋友倾诉狱中遭受虐待和被精神病的经历，而这些内容不知被谁制作成视频发布到网上，警察称这样的视频对国家有影响。屈良富告诉本网，警察将他带走传唤的同时，后又对其母亲和妹妹录像。晚上7点传唤结束。
2006年2月屈良富因“寻衅滋事罪和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后在浦口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屈良富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从2008年起，监狱管理人员开始强行给屈良富吃精神病药，屈良富反抗，监狱管理人员就将屈良富强行按到在床上连续捆绑一星期，后来一个管理人员说屈良富根本没精神病又将他送回监区。回到监区后屈良富又被强制吃药，反抗时竟被大队长用电棍击打。4年来由于长期吃精神病药，导致屈良富肝硬化和其它疾病。出狱后屈良富向某单位索要精神病鉴定书，但对方始终不敢出示。屈良富说其实自己在狱中被虐待的经历是真实的，他并没有夸大和歪曲，而是根据事实客观的描述，他们怎么能说散布谣言呢，何况自己被折磨一身的疾病谁来负责？屈良富告诉信息员，他明天还会被传唤，他很担心自己遭遇不测，也担心家人的安危，他希望有关媒体继续关注此事，也希望有附近的律师能给予法律援助，起诉监狱这么多年来对他的迫害和虐待。
精神科主任：“对，她不是精神病”
2010年10月26日，民生观察工作室志愿者郑创添及肖勇先生冒险来到湖南省湘潭市第五医院精神科，看望并救援正被关在这里的辜湘红女士。在辜湘红妈妈的带领下，两位志愿者以辜湘红弟弟的名义见到了辜湘红，当志愿者试图进行采访和拍照时，立即引起了医院方面的警惕和阻止，一度被关在精神科的大铁门内。经过交涉，二人得以离开精神病院，临走时郑创添还和湘潭市第五医院精神科主任刘长礼进行了简单的对话。关于辜湘红，该主任脱口而出：“对，她不是精神病”“她是信访局送来的”。
下面是2010年10月26日部分对话内容和拍自医院的珍贵视频，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探访活动的志愿者肖勇因为他的人权工作，2012年7日已被劳教，现正在劳教所中。
郑创添（以下简称郑）：你马上说，政府的人马上过来了。
辜湘红（以下简称辜）：那是等一下我可以出院吗？凡正我是直说了，他们一直不让我出院。
（这时湘潭市第五医院护士长等人过来质问志愿者并关闭了三楼精神科大门）
肖勇（以下简称肖）：你还把我们关起来？！我会让你出名的，你信不信？（走近护士长，看着她工作牌）你叫赵俊辉？你拘禁我？
刘长礼（以下简称刘）：等保卫科来一下。
肖：我又没犯法，凭什么要等你们保卫科？
辜：去年娄底精神病院瘳主任说：“你写个保证永远别告状了，我们马上就放你”。
刘：（笑）
辜：我说办不到，别说一个字，半个字我都不会写。
刘：走、走（让志愿者们离开三楼精神科）
（来到三楼铁栅栏外，郑创添请刘长礼出来聊聊）
郑：其实，你们心里也知道，她有没有精神病。
刘：对，她不是精神病。
她是信访局送来的，我刚和湘乡市信访局彭局长通了电话。
郑：她没精神病的话我们就可以带她走。
这里不是监狱。
刘：但要通过信访局，是信访局送来的，要信访局来接。
信访局送来的，我们没办法。
郑：你们应该有鉴定报告才收吧，如果信访局随便送一个人来，你们就可以收吗？
刘走进铁门，大铁门一声巨响随即被关上。
辜湘红真有精神病吗？
2010年2月20日，辜湘红自己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做了一个精神病鉴定，医院的结论是：未发现有精神方面的异常。
附视频：
二、专题 谁来拯救彭咏康—彭咏康是精神病还是正常人
以下两段视频均来自精神病院，第一段是拍自2011年1月中旬，当时彭咏康被关在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卫生院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神科。志愿者们这次见到了彭咏康，双方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彭咏康较完整地讲述了她在精神病院内的状况。
第二段拍自2012年7月10日，当时彭咏康已被转移关押在武汉市江夏区楚康精神病院（又名武汉市惠爱心理医院）内。由于院方严防彭咏康与外界接触，这次志愿者们是“混”进去的，并见到了彭咏康。但会见只进行了两分钟便被发觉，志愿者还被请进了院长办公室审问。虽然只有两分钟，彭咏康仍回答了志愿者的几个问题。
大家听听彭咏康的声音吧，看看她像不像个神经病？
以下是2011年1月中旬彭咏康在精神病院的视频
以下是2012年7月10日彭咏康在精神病院的视频
[图文]被精神病必须立即停止 ，必须杜绝！
本刊特约评论员 张逊
慈禧和她所代表的清政府一向被宣扬为腐朽无能，但了解了当代访民的种种不幸后，有时便会觉得这慈禧和清政府竟不是那么坏，因为她还敢为杨乃武和小白菜主持公道。为了这一对平民夫妇沉冤得雪，她敢得罪那么多朝廷和地方的重要官员。相比于今天难以计数的访民，杨乃武和小白菜算是生在了好时代，换了今天，别说冤狱得到昭雪，别说最高统治者亲自出马过问是非曲直，别说杀那么多以制造冤狱为业的贪官污吏，就是把状子送进中南海大门，也想都别想！
如果不是受到难以忍受的冤屈而在地方求告无门，谁愿意抛家别业远走万里去北京街头风餐露宿？如果不是盼望得到真诚的体贴和帮助，谁愿意低头跪拜受那些傲慢者的凌辱？访民的上访路是凄惨的，步步血泪！但访民通常也是坚韧不拔的，面对重重难关，能一直坚守，几月，几年，有的甚至十几、几十年。如果不是心中对未来，对在人间寻找到正义还怀有希望，很难相信，那些普普通通的来自底层的民众能做得那么不屈不挠，那么艰苦卓绝！那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那些为保自身官位的地方官员，那些被指定来截阻上访的执行者，对访民艰苦卓绝的告状，有的怕得要命，有的烦得要死，还有的把虐待访民作为邀功请赏的资本和机会，这些人中，虽然也可能会有少数良知未泯者，但更多则是铁石心肠。他们不能还沉冤未雪者以正义，专在阻止上访的手段上下功夫，在软硬兼施各种伎俩使尽用光之后，常常把访民诬作精神病，不少访民就因此真的被精神病了。他们被从北京、被从省城捉回来，给扔进精神病院，一关几月，几年。一个理性健全的人，每天被与一群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挣也挣不脱，逃也逃不了，只能任随他人的摆布，处境比囚犯还要恶劣，每天被当作精神病人强迫打针，吃药，好端端的一个头脑一副身子进去，出来时也许就真的被制造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摧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委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凉？
那是生不如死！被精神病是对被精神病者的尊严最极端的践踏！
当访民希望通过上访找到公道时，他们事实上是在理性的轨道内行事。如果不是诉诸理性，这些人也许早就与欺压自己的人同归于尽了，他们之所以没有像钱云奇那样走上最极端的道路，是因为他们还有畏惧，还有希望。他们盼望自己所蒙受的冤屈能用讲理的办法得到昭雪。强力截访者却用暴力把他们的理性之路强行中止，把案件的演进强行推进非理性的轨道。这不是在维护稳定！这是在把希望的烛火掐灭，是在制造绝望！这样的非理性行为也许能得逞于一时，得逞于一人一事，地方能获得短暂的安宁，但不可能让访民心悦诚服，只要正义没有实现，从精神病院里侥幸存活下来的躯体，将成为政权最坚定的反叛者！钱云奇式爆炸也许暂未发生，但钱云奇式的绝望者却已经预备了无数。
一个好端端的公民，居然被关进精神病院，这是这个时代的耻辱，是这个国家的耻辱，也是社会安全的巨大隐患，必须立即停止，必须杜绝！为了更好地关注、遏止被精神病现象，从2012年7月开始，《中国精神卫生与人权》月报更名为《中国精神卫生与人权》月刊。让我们共同努力，探究“被精神病”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让我们一起向“被精神病”现象说不。
本期封面人物：武汉被精神病者彭咏康
在精神病院内的彭咏康向外呼救
[组图]武汉工人胡国红精神病院内遭电击灌药呼吁外界关注
10月2日，武汉访民程雪专程从武汉赴民生观察工作室，向我们反映她丈夫胡国红奥运前夕直到现在仍被关精神病院，并遭酷刑的遭遇，程雪还反映了她本人奥运期间也被关押，家中小孩无人照料的情况，程雪呼吁外界紧急关注她丈夫胡国红的处境。
程雪是今年7月27日被抓到武汉市江岸区党校关押的，9月22日被放出来。回家后，程雪从儿子处得知丈夫在她被抓走后不久也被带走，带走胡国红的是他家所在的江岸区新村街道办事处综治办以及武汉江岸车辆厂和武汉市公安局的人。9月28日，获释不久的程雪找到以前打过交道的武汉市公安局三处的警察，询问胡国红的下落。刚开始，该处警察不肯告诉胡国红的下落，后来程雪就和他们吵闹，最后一名警察才说“你到武东医院去看看吧”。
当天中午一点左右，程雪和几位朋友就来到了武汉市武东医院，武东医院内有武汉市第二精神病医院和武东医院戒毒所的牌子。正当程雪向该院二楼医生询问胡国红时，胡国红听到声音就出来了，这时程雪看到胡国红头部两侧有明显两个黑印。在程雪的强烈要求下，护士打开铁栅门让程雪进了胡国红的病房。到病房后，胡国红发现这个小房间内住了十几个人，谈话时，护士就在旁边。见到妻子后，胡国红竟然说不出话来。后有同房间的被关上访人告诉程雪，昨天胡国红被电击了四次，而此时程雪看到胡国红头部两侧除了有黑印外还有电击的针眼，这次见面只持续了十来分钟就被医院的人阻止了。
9月30日，程雪等人再次来到武东医院，见了一会胡国红。见面时，胡国红竟然被绳子绑在凳子上，精神状况很差。胡国红说他脚也被电击了，不能走路。胡国红还谈到，他在里面被一天要求吃两次药，不吃就灌。这次见面同样很快被制止了，医院人员说再不准见人了。
两次见面，程雪都要求放她丈夫出来，但医院却说病人是谁送来的由谁放，胡国红是江岸区新村街道办事处综治办送来的，没有他们的同意医院不能放人。程雪说她是胡国红的妻子，她有权利接回自己的丈夫，但遭到医院拒绝。程雪随后又找到新村街道办事处综治办杨主任等人，结果杨主任要求她签字保证夫妇二人都不上访了，都不到北京去了才放胡国红，程雪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
程雪说胡国红是武汉江岸车辆厂钢结构综合库工人，1989年1月因未调工资和车间班长发生矛盾，被班长余金汉雇人用钢管猛击头部，住院一月病愈。出院后，胡国红夫妇要求严惩凶手，赔偿医药费。在上述要求遭到拒绝后，胡国红夫妇开始了上访，可上访没解决问题却又冤上加冤。在程雪提供给我们的一份司法鉴定书中，胡国红被鉴定为有精神病。程雪说，胡国红根本没有精神病，这份鉴定是新村街道办事处瞒着她们家人私自鉴定的。这次到武东医院要求放人，该院的周主任也说胡国红没有精神病。程雪说胡国红现在身体很差，“只剩半条命了”，她呼吁外界紧急关注胡国红的遭遇。
程雪今天还告诉了我们她此前被关押的情况，程雪说她和武汉的靳光明老师等人一同被关在武汉江岸党校，她被关在党校三楼一个房间内。近二个月的关押期间，她们被不允许下楼，江岸党校有几道门，下面还有一个大狼狗，每天街道派人二十四小时监守。
谈话中，程雪谈到她的儿子时非常痛苦。她说她们夫妇二人都被抓走后，家中就剩下一个十二岁正读初一的儿子。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她设法请了一个人照料儿子，但这个人很快走了，其余大部分时间，儿子生活都是靠街坊邻居这家一顿那家一口过来的。儿子说没开水喝，只得买矿泉水喝。程雪说她回家时，一进屋就闻到一阵臭味，家中的衣服上都是老鼠尿，而儿子身上都是蚊子咬的印。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0-2
胡国红
精神病院和戒毒所和牌子
法外之地，人权重灾 ——中国精神病非自愿收治（“被精神病”
民生观察网站特此感谢中国大陆民间关注精神病人权利公益组织、律师和维权人士为编辑撰写该报告提供的协助和支持。
缩略词表
CL 刑法
CPL 刑事诉讼法
CRPD 残疾人权利公约
MHL 精神卫生法
NPC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PL 警察法
PSB 国家安全总局
SPP 最高人民检察院
CHRD 中国人权卫士
CRLW 民生观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简称《精神卫生法》
《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 简称《监督规定》委员会第八届会议(2012年9月17日至28日)就中国初次报告通过的结论性意见 简称“委员会意见”
目 录
简介
1、 法律法规为“被精神病”预留的空子2、 暴力迫使“被精神病”入院三、“被精神病”送院后剥夺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四、反复关入精神病院是对“被精神病者”的极端歧视
五、“被精神病”成为与刑事处罚互补的常规手段
六、“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七、“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
八、“被精神病”出院后权利仍被侵害
九、结论和建议
简介
2019年11月19日，湖南省株洲市举世瞩目的“泼墨女”董瑶琼终于走出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株洲市精神病院），回到了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直到2020年元月2日，才被允许与父亲董建彪相见。董父发现，女儿“在精神病院被喂药，现在比之前胖了很多，也完全不是从前活泼的模样，变得沉默寡言，神情紧张，甚至有痴呆状，（比被送入精神病院前）完全判若兩人，令人心痛不已!”1*
被精神病一年多后出来的董瑶琼
之所以此案值得特别关注与研究，原因：一、这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公然上演的“被精神病”。而不是通常外界不知情下悄悄制造；二、这是在残委会第一次审查中国执行《公约》，在《精神卫生法》、《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以下简称《监督规定》）颁布实施后出现的事件。因此此案经典注释出中国当下“被精神病”状况。
事件经过：
2018年7月4日早上6点过一点，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桃水镇谢家坪村人，在上海工作的29岁女士董瑶琼于上海市海航大厦对面，用手机视频直播泼墨习近平的宣传画像，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其施加的脑控迫害。董瑶琼通过现场视频直播说：“…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暴政，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我实施的脑控压迫……我对他恨之入骨…看到没有，这是我的行为……”
被精神前的董瑶琼
当天下3时30分左右，董瑶琼发出推文： “ 现在我的门外有一群制服的人。待会换好衣服就出去。我没有罪。有罪的是伤害我的人和组织。 ” 随后被上海警方带走，与外界失去联系。
在实施泼墨前一天，董瑶琼在推特上说：“ 所有人应该有免于恐惧的权利。明天上街溜达，如果激怒我，那就撕吧。活着人不人鬼不鬼的被共产党跟踪监控滋扰一年多，我也忍受够了！ ” 可见，董女所为绝非一时冲动，更不是什么精神不正常的胡为，而是深思熟虑，理性认识作出的决定。
随后，有媒体向上海警方了解董瑶琼情况，警方公然说：“上海市政府单位对此事毫无所悉”，但从身在湖南老家的董瑶琼父亲透露：上海警方告知他女儿是“攻击国家领导人”。随后有知情人透露上海当局已经让所谓精神病专家对董瑶琼鉴定，将其定为精神病人。
7月16日，董瑶琼被上海警方秘密押送回到株洲老家，随后被送入了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即株洲精神病院。有媒体及公民行动者多方打电话前去询问董瑶琼情况，均得到医生回答说“是政治犯”，不便谈什么情况。2*
7月23日《自由亚洲》记者接通株洲三院电话后询问董瑶琼的情况，对方拒绝告知主诊、主治医生信息，但却称，董瑶琼是一个政治犯！“现在有一些境外势力在叫她反对共产党，她这个事件与政治有关，我们医院不接待你们这些人。她的政治关系是很复杂的、很不纯洁的。反正她不能随便与外面的人联系。”3*
董瑶琼被送精神病院关押，董的父母与前夫均认为董瑶琼没有精神病。但董瑶琼一直被关押于精神病。董建彪2018年8月1日与律师去株洲第三医院找董瑶琼时被带走后，即被软禁在攸县老家一指定居所，禁止与外界接触，2019年10月7日才被解除管制。母亲被威胁施压不敢发声，其他亲戚朋友更无法接触了解董瑶琼情况，董瑶琼完全与外界隔绝，直到被放出，仍受到严密监控。
这次董瑶琼获准出院回家，其中详情虽待解，但即将到来的负责监督《公约》在各缔约国实施的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于2020年对中国进行第二次审议，显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适逢审议，中共当局为了避开关注与谴责，董瑶琼将被关到何日，无人可知。
从董瑶琼因泼墨习近平画像遭警方拘押，后送进精神病院，医生说是“政治犯”情况来看，整个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被精神病”事件，其完整而鲜明地揭示出中国公权力为了政治图谋制造精神病的过程。有力地说明了如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一切的法规都是摆设，权力超越于一切法规之上。董瑶琼“被精神病”事件是在2018年7月中旬上演，也就是在最高检出台实施《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2018年2月1日）5个多月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3年5月1日）颁布实施5年后，中国《刑事诉讼法》有关强制医疗法律条款修订增补6年后。这些法规面对这一事件公然上演而毫无约束阻止的能力，而整个事件中的每一步，都在公然违反这一系列有关强制医疗的法规。这有力地说明在中国公权力制造“被精神病”面前，一切的法规都是摆设，都起不了应有的约制作用。
其二、权力无视一切的舆论与监督。董瑶琼“被精神病”事件是在世人眼皮下赤裸裸上演的违法侵权闹剧，是举世瞩目下制造的“被精神病”案例。董瑶琼泼墨习画像视频传到网上后，引发国内国际极大关注，就在世人紧盯着的情况下，中共制造“被精神病”事件一步步展开。这种无视世界舆论，不顾天下云云众口，将人权与法制完全抛开的行径，让世界再无疑义地看清中共当局制造“精神病”的疯狂。
其三、公权力肆意以“被精神病”来迫害异议人士、践踏人权。董瑶琼只是表达自己的不满，因为没有选票所以选择泼墨，是典型的政治异议形式，结果居然“被精神病”，可见中国公民宪法赋予的基本言论自由权利毫无保障的现实，中国公民人身自由与生命安全被公权力肆意践踏的现实。
中国大陆总体精神病一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7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每4个精神疾病患者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其中重症病患1600万，登记在册的严重性精神病障碍患者超过了510万。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指出，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者。另据媒体报道，在过去几年，每年与精神病人相关案件都超过1万件，其中1/3是严重暴力案件。4*
由上可见，该收治不收治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在中国，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更迫切，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及其相应造成的危害，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受到了威胁。
中国的精神病非自愿收治制度（被精神病）的黑暗
一个公民仅仅因为有精神病，甚至仅因其家庭成员、雇主、公安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声称他有精神病，他/她就可能因此而无固定期限的被关入精神病院。
据官方统计，2013年——2018年中国精神病医院入院人数和出院人数如下：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和健康统计年鉴
这其中许多就如董瑶琼一样是非自愿被强制治疗者。医院接收这些人后就禁止他们离开，除非那些决定将他/她们收治的人（送治人）同意他们出院。在医院里，病人作决定的权利被剥夺，除非医院或者送治人也同意该决定；后者还在法律上被医院视为该病人的“监护人”。被强制收治的病人还要接受药物、捆绑、扎针、电击等在内的强制治疗。中国2012年出台的《精神卫生法》、2018年颁布的《监督规定》等法律法规，虽对强制送医、治疗、出院等有些规定，但没有对病人的精神状态以及收治的合法性进行独立审查的规定，虽字面赋予了病人请求司法复核和委托律师的权利，但现实中却完全剥夺病人行使这些权利。病人与外界的通信权利、亲友的探视权在通常下也被剥夺了。
对患有或被声称患有精神障碍的人进行强制收治违反了中国政府于 2008 年批准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下文简称“公约”），也漠视了委员会于 2012 年 9 月18、19 两天对中国实施《公约》情况报告进行的第一次审议中所提出的诸多“关切”事项。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报道：四川雅安精神病院关押10余访民。2016年4月11日下午19时，雅安访民杨志祥拿到刑事拘留释放证明书后走出雅安市看守所大门，随即被沙坪镇政府七八个人拉上车送往雅安精神病院。人权义工前往医院，两名医生和杨志祥与大家坐谈。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沙坪镇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有大红公章，他们拒绝接受。直到当晚24时，镇政府补盖公章后，才办完入院手续。义工问两个医生，用没有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有我们用药的规矩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到今天也没有强行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个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义工问多少，他们说有10来个。两个医生还当着义工的面劝说杨志祥，安心在这里养精神，反正政府全报销。两个医生还叮嘱杨志祥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公安局局长，否则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你的好果子吃。5*
中国“被精神病”泛滥管窥
委员会意见：
25. 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以残疾为由剥夺自由在缔约国得到允许，而非自愿的民事羁留入院被视为维持公共秩序的手段。委员会发现这方面有令人不安的情况，许多实际存在障碍或被认为有障碍的人因上访等多种原因而被非自愿地羁留在精神病院里。
26. 委员会建议废除以实际存在的障碍或被认为存在的障碍为由实行非自愿民事羁留入院的做法。
2018年中国境内可以公开看到的官媒也出现了大量对“被精神病”问题的报道。如中共官方最权威的央视新闻 2018年02月26日消息：针对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假冒精神病人”逃脱法律制裁、以及普通人“被精神病”而被错误强制医疗的现象，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相关规定，要求检察机关坚决防止和纠正此类行为。6*
再如，2018年2月2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最高检：坚决防止和纠正"假精神病""被精神病"7*
2020年元月4日，中国经济报道：浙江一警察2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怒告单位。8*
至于中国大陆可直接浏览的百度、搜狐等等各大媒体，更是广泛报道“被精神病”问题。2020年元月9日能在大陆搜索的几个门户输入“被精神病”可得如下结果：
百度为您找到相关结果约18,600,000个
搜狗已为您找到约205,943条相关结果
360搜索找到相关结果约496,000个
应必搜索找到860,000 条结果
由官媒报道与门户网站搜索结果可见，中共官方公开承认存在“假精神病”与“被精神病”的现实。虽然这些报道都是站在为中共当局歌功颂德角度，但暴露了中共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被精神病”在中国大陆的严重与普遍性存在的事实。
非自愿收治制度滥用的原因
在“ 党的事业至上”9* 与“政法姓党是政法机关永远不变的根和灵魂”10*思想指导下，“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11*就成为权力的时尚，如此法律成为权力奴婢的状况，完全不受约制的权力及为了维护权力稳固（即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择手段的维稳体制，就成为中国非自愿收治被滥用的根本原因，而不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不独立是权力至上的外化形式，是目前非自愿收治被滥用的助推器。
中国自2012年后虽先后出台了《精神卫生法》、《监督规定》等法规，涉及到了非自愿收治的某些方面，但相关条文不仅用词模糊，对非自愿收治的具体情形和程序规定也存在诸多瑕疵（后面会专章谈论这些法规）。一些地方立法机构也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对非自愿收治进行规范，但是这些法规对非自愿收治的情形的规定过于宽泛。在当下中国，不仅对非自愿收治法规上存在许多值得诟病的问题，同时，更为严重的是，现实中有法不依，权力胡作非为，使法规形同虚设。
当然，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部分精神病院的私有化管理也加剧了这种“被精神病”的滥用。一些机构或个人可以付钱给精神病治疗机构，将他们想“摆脱”的人、近亲、员工等监禁或者强制治疗，监禁和治疗的时间长短取决于送治人的能力和意愿。在部分案例中，送治人同意付钱给精神病院，让医院收治其“有精神病”的亲戚或者员工。在接到送治人的指示后，医院的职工甚至会跑到大街上将送治人的亲戚或员工“抓走”。随着政府部门维稳经费的日益增加，公安部门开始付款给精神病院，由医院对当地的“麻烦制造者”进行变相监禁，精神病院也因此从中受益。
精神病非自愿收治被用于政治目的
当前的非自愿收治制度极易被滥用。那些有“门路”（包括权力和金钱）的人可以通过强迫或付钱的方法让医院拘禁他人，以此作为惩罚或让他们“禁声”。这些做法却往往被免于处罚。2014年后，民生观察每年发布的《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反映出强制收治被政府用于政治目的，主要被用于对上访维权人士、政见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的拘禁。
【十九大前：广西梧州李先生来电，说到他在十九大前夕被当局关入精神病院，理由仅仅是为保证十九大的政治安全。李先生去年因上访而被关进看守所，而这次他什么都未做，只是被当局预防性措施先抓起来，怕他在共产党开会期间乱说乱动，公安部门告诉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再进看守所，二是进精神病院。于是他就被精神病了。】 12*
【2017年2月22日上海网络政论作家任迺俊被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关进闵行区看守所，于5月16日以“不构成刑事处罚标准”获释。但是，任迺俊没有真正获得释放，而是被转移到了上海市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医院）继续关押。5月17日，家属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申请并作出承诺；5月19日中午，任迺俊才从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回到家中。】13*
任迺俊
2019年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
目录：
一、前言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六、“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出院后没有人身自由，无法通过法律维权
七、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是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
八、结论和建议
一、前言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较特别的一年，不仅这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反送中抗议如火如荼的一年，这一年给中国社会带来全局性冲击及对中国历史发展深远影响，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显露出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告别野蛮人治专制的极权体制而转向现代人权民主宪政的文明体制已刻不容缓，否则中国将不为现代文明世界所容，也不能为信息时代的国民所容。这就预示中国进入深度内外交困危机深化时期，社会变革已迫在眉睫、
然而，中共极权统治集团面对如此历史潮流与世界大势，不仅不思改过自新，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人权法治民主上极速倒退，使中国社会出现全方位文革化。中共执法系统更显野蛮专横，完全将自己颁布的法制抛诸脑后。在对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信仰团体上，不仅继续滥施过往超越法律的任意羁押手段，而且依旧沿袭倍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方式，来达到所谓维护权力统治稳定的目的。
但是，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20年中国面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中共当局为了应对审查，耍出一贯弄虚作假的伎俩，通过一些表面文章来予以敷衍。湖南株洲因涂墨习近平画像而“被精神病”的董瑶琼女士在遭关押一年多后，于2019年底被释放，就很经典注释出中共肆无忌惮地使用“被精神病”来镇压异议人士与虚情假意地应对国际审查的现实。
2019年11月19日，湖南省株洲市举世瞩目的“泼墨女”董瑶琼终于走出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株洲市精神病院），回到了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直到2020年元月2日，才被允许与父亲董建彪相见。董父发现，女儿“在精神病院被喂药，现在比之前胖了很多，也完全不是从前活泼的模样，变得沉默寡言，神情紧张，甚至有痴呆状，（比被送入精神病院前）完全判若兩人，令人心痛不已!”
（泼墨女董瑶琼已获释出院 父女相见 神情紧张痴呆令人心痛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2.html）
董瑶琼是2018年7月4日早上6点过，于上海市海航大厦对面，用手机视频直播泼墨习近平的宣传画像，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其施加的脑控迫害，而于当天下午被警方带走，后被警方押送回湖南关入了株洲第三医院（株洲精神病医院）。
由于董瑶琼泼墨事件引起世界关注，有记者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是政治犯”，不便谈什么情况。可见，医生们非常清楚董瑶琼完全是“被精神病”。然而，董瑶琼却在世人聚焦之下，公然被关在精神病院，直到2019年末才放回家。
之所以列举此案作为特别关注与研究，原因：一、这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公然上演的“被精神病”。而不是通常外界不知情下悄悄制造；二、这是在残委会第一次审查中国执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在《精神卫生法》、《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颁布实施后出现的事件。因此此案经典注释出中国当下“被精神病”状况。三、董瑶琼离奇获得释放并非说明中国“被精神病”问题得到缓解，其回家后受到的严密监控与被隔绝与外界联系，正说明有关方面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联合国残疾人委员会审查而作出的表面姿态，因为在中国没什么能有效保证在残委会审查过后，董瑶琼不再被关入精神病院。
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19年中共当局处于内外危机激化中强化对民间镇压时，一则沿用过往“被精神病”，一则又不得不应对联合国残委会即将到来的审查。在这种矛盾状态下，检视中国2019年中“被精神病”的诸种状况，从中可管窥中国人权的实质。
本报告所讲的“被精神病”就是指不该收治的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在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实践中，“强制收治”（被精神病）通常指的是被公安机关、地方党政负责人、维稳机构送往医院的收治。
由于从2014年以来，民生观察每年都出一份研究当年“被精神病”状况的报告，已将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作过逐年相应分析，故在此就不赘述。本报告只针对2019年中国“被精神病”一些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予以评述。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中共当局长期来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对那些起来维护人权、追求民主法治，要求公平正义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宗教信仰团体采取严酷镇压，但常常又无法从法律上自圆其说以掩天下芸芸之口，故在穷尽心机之下索性抛开法律，以精神病为由而将人强行控制于医院之中。为把人送入医院，中共有关维稳机构成员普遍采取违法侵权的绑架、殴打等等暴力强制手段，完全无视人的尊严、权利与个人自主原则，严重伤害人的身心健康与安全，肆意剥夺人的自由。
2019年9月18日，湖南81岁的上访维权人士陈碧香突然被政府派来的街道办人员及协警等多人冲进家里绑架走，再一次关进了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强制关押后，郴州维稳当局派驻了12人日夜看守老妈妈，其中病房里驻守了六人、外厅里驻守了四人加两名协警，他们非法阻止陈碧香出门及会见亲友，声言是为了保国庆大典，防止陈碧香到北京上访。
陈碧香是为了16岁儿子段建军被冤判死刑一案到北京上访至今30年有余，期间多次遭到郴州市驻京办人员殴打、绑架、强制关精神病院整治。
陈碧香的儿子段建军生于1971年12月12，户籍地的湖南省耒阳市遥田镇灯塔村有证明。1987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段建军，因为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偷窃了汽修厂的价值近百元的废铜，结果在“严打”中被重判2年。到1988年9月28日，一个名叫樊智仁的犯罪嫌疑人于深夜被送入看守所段建军所在的号间死亡，未成年的段建军被以牢头狱霸判处死刑、并执行。为此，陈碧香开始了长达30年的替儿上访伸冤。
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陈碧香老太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用中巴拦截，然而从公交车将陈碧香拖到中巴车内，其中庞勇再次殴打老人致伤。陈碧香老太被截押回郴州宜章后，关在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天。陈碧香的二女儿说：因为恰逢中秋节，参与截访的罗晓金、庞勇等购买了大量礼品回家，就把我母亲陈碧香送进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因看守所的胡所长不同意，就送到一九八医院戒毒中心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由于陈碧香被非法囚禁在精神病院，身有残疾的陈碧香的小女儿段春英于2017年10月14日去北京报案，回来后又被郴州市公安局与下湄桥街道办抓捕，关押看守所一个多月，强迫签下息访协议、并交二千元保证金后放出，人身自由受限制，不准随便离开郴州市。
2018年2月13日，已经80岁的陈碧香老太被郴州市北湖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理由是陈碧香老太在途径北京天安门广场时，被查到口袋里一小瓶酒精。对这一小瓶酒精，陈碧香女儿说，妈妈因为在上访中经常被截访人员打伤，无钱到医院治疗，就在门诊配了酒精，是伤口上消毒所用。判决后，地方官员强迫陈碧香的大女儿和儿子签下息访协议，才放老人出看守所回家过春节。
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给老人治病为由将其关押在位于下湄桥的第三人民医院，每天分三班、每班六人看守，家属不准探视。
2018年3月28日民生观察网曾采访过陈碧香老人，陈碧香向介绍说：“自我开始上访以后，我所在的郴州市下湄桥辖区政府、公安、社区维稳人员就三番两次的对我实施非法截访、绑架、暴力殴打、拘留、关精神病院等残酷虐待，我的身上至今还留有被他们暴打所形成的严重伤残和伤痕（脊柱骨后下端被打断、前胸遭殴打造成大面积破皮结痂、腿骨被踢打扭曲青紫伤等等）。2010年以后，这些维稳人员更是采取非法关黑监狱、关精神病囚禁的方式对我实施维稳迫害。如：2012年1月中旬，我就被维稳人员绑架到北京丰台区玉泉营记家庙黑监狱达40余天；2013年7月4日，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排队上访整整一晚，却被维稳人员找来一顿毒打，将我的腰椎骨等多处打残；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我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驾车拦截，而后从公交车上强行把我拖拽到中巴车内实施殴打，之后又把我押送回郴州关到一个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多天才释放；此后我又辗转来到北京上访投诉，但又被截访人员罗晓金、庞勇等人殴打绑架回郴州，并送往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准备关押，但因看守所的胡所长见我身受重伤就不同意接收，之后他们就我送到了郴州市一九八医院的戒毒、精神科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时间长达4个多月；2018年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我有精神类疾病为由，将我绑架到郴州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关押，直至两会结束后的3月24日才放我出来。”
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夺权70周年纪念日，因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中共当局为了保庆典平安，而将各地异议人士、维权公民大量非法控制维稳。陈碧香老人因为坚持上访维权以致再度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直到10月7日之后方释放。
（湖南陈碧香被关精神病院稳控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926/18979.html）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中共当局在暴力将“被精神病”人关入精神病院后，以精神病人为由剥夺当事人申诉权、申请精神病鉴定权、与亲友会见权、与外界的通讯权等等基本权利，以阻止“病人”获得司法救济与外界亲友的声援帮助，达到对“病人”的完全控制。
从2019年发生的“被精神病”案例可见，“病人”被送入院后，便完全被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其应享有的人格与平等权利也同时被剥夺。医院通常不会告知病人有要求鉴定、请求律师援助、会见亲友的权利，纵然病人了解自己这些权利，也是无法获得保障，因为“病人”一旦入院，便被认为是丧失了行为能力的人，就“当作不具备法律权利能力的人对待”。
2019年元月19日，重庆张吉林因宣讲民主、法制等普世价值而被警方拘押后送入精神病院。据悉，张吉林于1月18日下午去到重庆观音桥广场演讲，当时警方一早已在现场布置大量警力戒备，演讲途中张吉林被警方强行带走，延至19日，家属收到警方书面通知，张吉林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羁押重庆北江区看守所。
据知情人透露，按照相关法律，张吉林的刑拘期限37天应该是在2月26前后届满，但期满后家属并未收到批捕消息，刑拘的张吉林一度去向不明。后家属从维稳人员口中得知，刑拘期满的张吉林已被政府送入重庆某精神病院强制接受治疗。
由于张吉林被捕后，家属一直遭到警方的恐吓和封口，因此家属比较排斥网友及陌生人，对于不熟悉的电话号码一概不理，特别是媒体的采访。
知情人表示，由于家属不敢与外界接触以及公开相关消息，因此外界至今未知张吉林的更多详细情况，包括何时被送入精神病院、具体哪家医院、张吉林目前“病况”以及家属有否探视等的相关信息，而张吉林需要在精神病院“治疗”多久时间则无从得知。
（重庆张吉林刑拘期满关精神病院：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309/18443.html）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中国“被精神病”者一旦被政府关入一次精神病院，那么就随时面临被政府反复关入精神病院。从调查到大量因批评政府、上访维权而被关精神病院者，发现有的一年被关几次，有的十几年来被反复送入精神病院十几次，甚至二十几次。这种反复将“被精神病”者关入医院的行径是对“被精神病”者一种极端的歧视，是公然违反《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条：“基于残疾的歧视”是指基于残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领域，损害或取消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可、享有或行使。基于残疾的歧视包括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拒绝提供合理便利。
如湖南上访维权者辜湘红近10年中，被当地政府关入精神病院到2016年3月达16次，至2019年底已过20次。
又如，2019年3月31日民生观察报道，重庆市荣昌区异议人士刘刚，因翻墙发推特网文，指责重庆警方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而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折磨。一个月前，刘刚第七次被荣昌警方送到精神病院关押了约一个月时间。今天下午，获释不久的刘刚用一位朋友的手机发出了上述消息。刘刚透露，他获释后手机仍被当局扣押，警方警告他不许再上网发贴，同时告诫其父母配合警方监管，否则会再把刘刚关精神病院整治，对此刘家人倍感恐惧，自发的配合警方禁止刘刚上网。
刘刚还反映，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只因自己时常翻墙发表不同政见，以及批评重庆警方滥用职权，而被重庆荣昌警方多次关进精神病院维稳。在精神病院里，刘刚被强制捆绑，然后强行打针灌药，这些不明药物对他的身体伤害非常大，现在已经导致他肚子肿胀，经常性的腹痛腹泻。退一步说，即使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对精神病人实行“自愿治疗”原则，除非该病患有暴力伤害他人或自伤的情况。很明显，刘刚根本就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及自伤的情况，其完全不应被警方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刘刚介绍，自己是重庆荣昌安富街道沙河村1组村民，出生于1985年，现因被关精神病院而失业。在他上高中时，开始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开始质疑中共的政治思想教育，后因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而获得了对方邮寄来的宣传品，随后，他就被学校举报到了荣昌区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自此他就被国保警察列为稳控人员，并且多次将他送入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在2008末2009年初的时候，刘刚因上网翻墙，向“自由亚洲”等网站陈述政见，后被辖区警方以他喜欢上网、不听话，且“反共、反党！”，把他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永荣医院精神科）。刘刚反映，那个精神病院的条件非常的差，吃的伙食就跟猪狗食一样，而且医院还给他输液打针，如果不听话，就会给你配置不知名的针剂输液，输液完毕后，他整个人就很难受，第二天就会变得有气无力，并且医院还强迫他吃药，吃完“迪美”（音）药片以后副作用很大，他的肚子就会变的很大。这一次关了他1个多月时间才给予释放。
2010年11月，重庆市荣昌区多名国保警察，来到广州番禺石基（音）镇，再次抓捕了此打工的刘刚，并将他送到解放军324医院（音）精神科关押。警方说他近期又在网上发表了涉及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言论，因为此前刘刚曾因涉王立军的言论被劳教两年，后通过保外就医的方式获释出来。此次，警方就以刘刚仍在保外就医期的名义，再次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2013年间，刘刚因在网吧上网时，说了一句关于王立军逃到美国领事馆的事情，并且发表一点自己的评论，就被广州市番禺警察抓住，并送去番禺区73（音）精神病院关押了10多天。
2017年7月15日，重庆市荣昌派出所警察郑国刚（音）、谢玉强（音）以及一名政府张姓人员等三人，来到广州市番禺区刘刚的居住地，强行把他绑架回荣昌区，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关押到2017年12月29日，约5个多月时间。此次关押，警方没有明确告知他涉嫌违法之处，只是含糊的说他在网上信访什么的才来抓他的，具体是为什么事情，警方没有确切的告知他。刘刚说，这一次，警方忽悠欺骗他家人签字同意，还找关系他给办了一个所谓的《残疾证》，精神残疾二级。这次被关精神病院的第一天刘刚就晕倒了，经过输氧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
2018年6月初，刘刚准备在“六四”学运29周年之际，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呼吁民主，但又担心警方禁止，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请示能否纪念。次日，重庆荣昌区警方就来到他家搜捕他，但因他外出不在家而没有抓到他，此后他就被辖区综治维稳办的维稳人员抓获，之后就被强制送到荣昌区精神病院关押了3个月。
（重庆刘刚再被关精神病院月余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8/1014/18041.html）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中共当局将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法轮功成员等等不顺从权力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后，不仅剥夺他（她）司法救济、医学鉴定、通讯、会见亲友等等权利，还经常对这些“病人”实施围殴、捆绑、几天甚至十几天固定于床上、电击、灌药等等残酷迫害。根据联合国反酷刑有关规定，基于政治目的而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此类“医疗”行为构成酷刑和虐待。这类强制“治疗”经常是惩罚性的，尤其是医生认为病人“不听话”时使用的电击，还有医生受公权力指使对“病人”实施的严重伤害身体与精神的惩罚。
如民生观察志愿者对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
杨志祥：第二次是2019年4月9日那天，我离开雅安准备到北京边打工边上访，当我乘车途径河北石家庄站的时候，被我们乡政府人员谭青才（音）和警察刘健（音）等多人在列车上拦截，他们要求我跟他们回家解决问题，我不同意，他们就拉拉扯扯准备绑架我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乘警赶来干预才没能得逞，一直到河北保定站后，雅安警察与列车乘警协商完毕，并且拍照留下证据后，乘警才答应雅安警察和政府人员押着我下车返回雅安市。结果，一回到雅安市他们强行把我扭送进精神病医院，进院后就被立刻绑住手脚。在此期间，医院的领导跑来问政府人员说“人家（指杨志祥）的亲人找来了怎么办？”政府人员说“一切后果我们负责。”我被捆绑在床上后，医护人员准备给我强行用药，我激烈的反抗，他们就暂时作罢。此后，我宣称我会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维稳，没想到，医护人员就真的故意不给我饭吃，饿了我五六天时间。一段时间后，雅安市的几位访民朋友找到医院看我，我当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被饿的快死了，经朋友们与医院交涉后才得以进食。
探望过程中，朋友们找到两名主治医生探讨我的问题。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雅安沙坪镇政府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公章，医院也曾拒绝收治杨志祥。但到了当晚24时许，镇政府人员补盖公章后，这才办完了入院手续收治了杨志祥”。朋友问两名医生“有没有给杨志祥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的，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用药规矩和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强行给他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名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我们知道哪些该用药，哪些不能用药的”。朋友又问“有多少人？”，医生说“有10来个人“。之后，两名医生还当着众人的面劝说我称：“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修养精神，反正是政府给你全额报销医药费”。医生最后还叮嘱我说“你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主要领导，否则就算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有你的好果子吃的！”。
在我即将出院的时候，医院的院长助理张秉志（音）跑来对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要把医院里面的丑陋事情说出去”，我说我只实事求是的讲问题，我没有精神病，又不是自愿治疗，你们把我绑在精神病医院里，没有经过我和亲人同意，并且你们医护人员都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我要揭露这种违法行为。
在我出院后我才得知，那几位来探望我的朋友都被警方集中处置了，其中雅安访民谭晓华、刘钰、陈德平三人还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了。现在，仅陈德平一人取保候审了，谭晓华、刘钰、还被批准逮捕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朋友来医院探望我就“寻衅滋事”了？就要刑事拘留、逮捕？还有，来看我的万春秀（音）、高永刚（音）等四人还被警察在医院楼下抢走了手机。
志愿者：这一次被关了多少天？
杨志祥：这一次被关了38天。
志愿者：在这38天里你都有那些遭遇？
杨志祥：在里面被医护人员长期捆绑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上厕所，直接在床上排泄，由于臀部长时间浸泡在大小便里，导致了部分皮肤溃烂。还有，长时间的捆绑造成我手脚受伤，至今我的腿上还有严重的伤痕。在里面，我还被强制打针，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的什么药水，致使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几处肿胀的包块，尤其是肘部下的一个包块现在都又疼又痒。
志愿者：医护人员没有告诉你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吗？被注射者是有知情权的。
杨志祥：他们只说是给注射的是蛋白质、葡萄糖等营养药物，还说是一针都要几千元的进口营养药，医院是在挽救我的生命，不能让我绝食死在医院里面。但是，在我要查看药品名称时，他们就是不给我看。
志愿者：捆绑期间你吃饭怎么办？
杨志祥：捆绑的时候就没给吃饭。到了后来几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开始派人来给我在床上接着排便。在里面我受尽了折磨，刚进去的时候我体重八十多公斤，出院的时候还不到六十三公斤。我关进去以后还被政府人员没收了手机、上访材料等物品，导致我无法与家人和朋友通讯，我在里面非常思念亲友，精神上也备受折磨，最后我出院时强烈要求归还我的手机等物品，政府人员才驱车给我送来了手机，但是上访材料却没有归还。
（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822/18879.html）
六、“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出院后没有人身自由，无法通过法律维权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病人，要想出院只有得到将人强制送院方的同意才能出来。而送院方通常都是地方政府维稳人员或警察，或者公权力操控的病人家属，公权力需要病人答应它们一系列要求，如不再上访，不发表对政府的异议，不再干公权力不高兴的事等等。否则，“被精神病”者就别想出院。如此，事实就是剥夺了“被精神病”者基本公民权利，使被精神病者在人格尊严与权利平等上严重受损害。且这些“被精神病”者出院后，也是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行动受到限制，而且随时面临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这也就形成了“被精神病”反复被关医院的状况。
如前面已经提及的董瑶琼，因为泼墨习近平画像而被关精神病院一年多，期间董瑶琼的亲友们反复提出要求释放董瑶琼均无音讯，且亲人也受到控制，直到2019年11月19日才被政府授意株洲精神病院释放回家，显见，董瑶琼入院非自愿，出院也完全不由她自主。并且董瑶琼出院后仍然处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无法与外界联系，无法自由离开当地，甚至都不能如愿与父亲见面，只能等到出院40多天后，才得见到自己的父亲一次。当然，出院后的董瑶琼不仅无法通过司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还面临随时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的危险，尤其等2020年联合国残委会对中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后，结果就更难预料。
再如，中国官方媒体上游新闻2020年元月4日报道——《浙江一民警两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将单位告上法庭》：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民警周洋在未做出任何危害他人和社会举动的情况下，“第一次是因为同事间有矛盾，第二次是因为我通过网上举报。”而先后被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强制去进行精神病鉴定并送至精神病院治疗，已导致其5年无法正常工作。2019年9月，周洋将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告上法庭，但浙江省杭州市经济开发区法院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为由，未予受理。
周洋称因被构陷为精神病，其妻子最终与其离婚。受访者供图
（浙江一警察2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怒告单位http://mini.eastday.com/mobile/200104164319033.html#）
由此可见，身为警察的周洋也不能幸免被反复关入精神病院，并且出院后也无法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利。
七、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是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从多年来关注中国人权的“民生观察”、“维权网”等等机构追踪报道“被精神病”案例来看，那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宗教信仰者等等，绝大多数“被精神病”者都是被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关入精神病院。这些被关精神病院者不仅直接原因就是他（她）们批评政府、揭露权力黑幕、宣扬普世价值、捍卫个人权利等等，而且他（她）们经常于中共当局所定的所谓敏感日（如每年三月的“两会”、六月的“六四”、十月的“国庆”等等）期间遭到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已经将“被精神病”当作维护权力统治的政治稳定的常规手段，完全是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因此是种违反法制，侵犯人权的政治迫害手段。如，民生观察报道，2019年8月12日，四川南充籍退伍老兵邓福全去北京探访战友，很快被跟踪而至的南充市蓬溪县三名国保抓捕回老家南充市，并被关押在看守所30天；关押期满后，为了继续限制邓福全的行动，南充市蓬溪县国保随即把邓福全押送至南充市第二精神病院关押，直到10月28日邓福权才从精神病院出来。此前中国公民运动网报道，2019年8月12日邓福全去北京探访战友，8月16日中午，他在微信群里发布了一条短消息，大意是南充市国宝专程从南充赶到北京，要把他带回南充。他告知微友，这次他极有可能被拘捕。
2020年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
提要：
一、由欧彪峰通过推特帮发董瑶琼“被精神病”信息而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至今，可见中国对“被精神病”人及有关信息的封锁更加严密，对关注援助被精神病维权人士的打压进一步严酷，在这种情况下，披露出来的“被精神病”例只能是“被精神病”现实的冰山一角。
二、2020年是中国接受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再次审查年，在这种时期中共当局仍使用“被精神病”来打击异议、维权人士，可见中共对“被精神病”作为常规维稳手段的依赖。
三、从严酷管控下透露出的有限的“被精神病”事例可以证明，中共当局至今仍将严重违法侵权的“被精神病”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2020年审查年中没有对被精神病问题作出任何法规与政策上的改善。
4、 《精神卫生法》出台至今，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上的违法侵权严重程度没有缓解，只是在掩盖上更加严密而导致披露出来的被精神病数量有所减少。有限的事实也充分说明2020年中被精神病者遭遇的残酷迫害程度一如既往。1、 前言2020年考察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有两个背景值得特别关注：其一、2020年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中国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年；其二、2020年爆发于湖北武汉的新冠肺炎瘟疫肆虐全球，至今人类仍没有切实有效控制住这场灾难，人类存亡面临巨大的威胁。
由于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年，依照中共粉饰太平的习性，理当全力应对审查，至少避免在当年再出现“被精神病”事件，尤其不出现造成国际关注的“被精神病”事件，然而，据极为有限的调查披露，2020年却仍接连发生“被精神病”事件，并且在国际高度关注下公然将人“被精神病”，如湖南的董瑶琼，山东的丰晓燕。这种在联合国审查时，在国际关注下，仍未能避免上演的“被精神病”事件，另一个侧面反证出中国“被精神病”的严重性，以及中共当局对“被精神病”维稳手段的常规性与依赖性。
同样，2020年因中共禁声8名武汉医生透露新冠肺炎病毒而延误控制病毒传播，致使整个世界蒙受至今仍不见尽头的灾难。在这种因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而导致事关人类存亡的沉重灾难前，任何一个稍有理性与良心的集团理应深刻检讨反省法规、制度与政策过失，以避免今后灾难重演，然而，中共当局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强化违法侵权的维稳手段，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被精神病”，显示着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特权的不择手段与顽固性。
2020年末，湖南人权捍卫者欧彪峰先生因通过推特发布了湖南株洲“泼墨女”董瑶琼的视频，控诉“被精神病”遭遇，结果被株洲警方拘押、抄家，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住所监视居住，面临被起诉判刑。董瑶琼从波墨事件后，先后三次被送精神病院，最近一次是2021年2月6日再次被送精神病院。
仅仅因为帮助“被精神病”人发布了简短的视频，竟然就遭致“颠覆国家政权罪”
指控拘押，揭示着中共当局对“被精神病”事件的严控，对披露有关事件的严打，明证着中共在管控“被精神病”事件上的严酷性。在如此严酷管控中，中国“被精神病”实际情况被严密掩盖起来，要想了解真实情况，困难重重风险重重，因此，披露“被精神病”案例极其有限。但这在严酷环境下有限的案例中，作为中国“被精神病”问题冰山之一角，仍可反映出中国“被精神病”的严重情况。也由于中共在“被精神病”问题上管控的严酷性，使任何公开调查与私下问卷，等等可能获得中国“被精神病”准确情况与客观数据的努力，皆难成行。所以，本报告只能立足于国内国外各种媒体极其有限的相关“被精神病”事件报道，来分析2020年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的状况。
二、总论
头豹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精神医疗行业概览》说：“根据中国精神健康委员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国13.9亿人口中精神障碍疾病的患者有2.4亿人，患病率高达17.5%。”
面对如此庞大的精神病人，中国精神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情况是，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精神病机构行业发展动态分析及市场前景规划报告》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共有1545个精神病专科医院，较2018年增加了215个；2019年中国共有38个精神病防治所，较2018年增加了10个。2013-2019年精神病医院卫生人员数逐年增加，2019年精神病医院卫生人员数达到210806人，较2018年增加了26867人；2019年精神病防治所卫生人员数为2197人，较2018年增加了800人。2019年中国精神疾病床位数为6.5万张；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精神疾病床位数为6.6万张。
中国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的增长虽然很快，但相对于世界发达国家精神病人与医疗资源占比仍然很低。在发达国家，每2000人就拥有1位精神科医生，每10万人拥有近42张精神病院床位，有142人被接收入院；而中国当下是6593人才有一个精神卫生人员，21000余人才有一张精神病床，即10万人才有5张精神病院床位。对比之下可见中国现精神病医疗资源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可谓处于严重不足状态。
然而，在中国精神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增长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中国精神病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情况下，中国精神病医疗收入却迅猛增长。从统计2014-2019年中国精神病医院总收入5年翻番。由2014年324.6亿元，到2019年661.6亿元。2019年中国精神病医院总收入为661.6亿元，较2018年的580.1亿元同比增长14.0%.
如此惊人的精神病医疗收入增速，说明中国医疗产业化在精神领域的“成就”，医疗机构成为谋利创收的工场，验证了中国精神病医疗渔利本性。而这种谋利性就直接决定着精神病院对出钱送“病人”来方负责，而非对病人负责，只听出钱者而不听“病人”的特色。于是，作为权力机构拥有国家财政支付的政府通过金钱来制造“被精神病”就成为政府与精神病医院双方合意的协同，极大增长着精神病院收治“被精神病”人的利益驱动力。
又因中国绝大多数（78%以上）精神病医疗机构属于政府管理，而事实上有限的所谓民营精神病医院也都是在政府卫生部门的管控下的。这样，精神病院听从政府各级权力安排接收“被精神病”人，就成为一种不会拒绝的现实。
如此一来，中国一则精神病医疗资源不足，导致大量该收治精神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收治，一则许多非精神病人遭致政府与医院合谋而强制收治，就成为中国一种矛盾而荒谬的现实存在。
所谓“被精神病”就是通常表现为不该收治的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
“该收治者不收治，不该收治者却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权力而将大批维权人士、异议作家等等不臣服于权力统治者扣以精神病帽子投入精神病院，即“被精神病”，来达到控制与“消声”，已成为一种维稳常规手段。全国人大于常委会于2013年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新法施行后，被精神病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有一些权力部门花样百出的规避新法，以所谓的“疗养”、家属同意等为名，把执意维权及坚持发表不同意见的正常公民，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疗养、治疗”。
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至今究竟有多少人遭受过“被精神病”？至今究竟还有多少人仍“被精神病”关在精神病院？等等事关“被精神病”情况的数据，在披露“被精神病”信息将遭致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判刑的凶险情势下，根本不可公开调查统计，因此不可能获得全面真实有效的“被精神病”数据。而只能通过全国各地一些人权捍卫者冒险披露出来的有限个案，来管窥中国“被精神病”严重现实。
三、2020年检测中国“被精神病”严重程度的标尺性事件——丰晓燕、董瑶琼
由于中共极权统治下严酷禁绝种种“被精神病”事件披露的环境，使得了解调查中国“被精神病”情况是件高危险的事，因此无法通过准确全面数据统计来反映2020年中国“被精神病”状况，但是，从在如此严酷环境下透露出来的有限几件“被精神病”案例中，尤其是山东临沂市人大副调研员丰晓燕与湖南株洲董瑶琼的“被精神病”事件，可以充分证明：其一、中共当局无视联合国对自己在“被精神病”问题上违法侵权的监督与审查，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履行审查年仍公然制造“被精神病”事件；其二、中共当局无视国际舆论，在媒体关注报道，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将丰晓燕、董瑶琼反复强行关入精神病院；其三、中共当局完全抛却自己颁布的《宪法》及《精神卫生法》，公然违反《宪法》： 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同时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我是丰晓燕女儿，学生。
4月28日，我的母亲，临沂市人大研究室副调研员丰晓燕从临沂来到北京。在王府井散发传单，促进民主改革，改选中国主席，反对社会不公。
4月29日，丰晓燕被送至临沂地方。在不进行精神检查的前提下，二十多名警察强行将我和母亲分开，并将母亲送入临沂第四精神病院。
丰晓燕证件照和被关精神病院后的丰晓燕
今年四月因到北京王府井发政治传单被关入山东临沂第四神经病院的丰晓燕，如今已出院。据丰晓燕的女儿Alice说，她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说话大舌头，思维不如以往流畅，行动僵硬，脑袋发木，腰痛严重。7月25日出院后，她在家被强迫吃药，碳酸锂缓释片一天两次，早晚各一片，帕利哌酮缓释片早一片，富马酸喹硫平片一天一片。8月29日，她被常年家暴的配偶杨光再次送入医院，9月15日出院后的用药是丙戊酸钠缓释片、奥氮平口崩片、劳拉西泮等等。
丰晓燕在精神病院所戴病号手环
同样典型反映2020年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的还有湖南“泼黑女”董瑶琼再次“被精神病”并失踪消声至今。
据“维权网”报道——《不断遭中共当局关精神病院迫害的泼墨女董瑶琼的境况堪忧》
2020年9月19日，本网获悉：不断遭中共当局关精神病院迫害的泼墨女董瑶琼的境况堪忧。
泼墨习近平像与两次被关精神病院后的董瑶琼2020年11月30日的发声控诉
董瑶琼：1989年9月26日出生，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桃水镇人，原上海房地产公司中介职员，推特名：feefeefly，人称“泼墨女孩”，政治犯。
2018年7月，曾因用Twitter在上海市海航大厦前直播其对中共独裁专制的不满，并批评当局对百姓实施洗脑逼迫，随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头像泼洒墨汁，7月16日，被上海市警方送回湖南省攸县老家，并以疑有“精神病”为由被变相关押于株洲市第三医院，直至8月1日其父在株洲市第三医院与女儿见面之后，方知其泼墨行为已被当局定性为“攻击国家领导人”；
2019年11月19日，取保释放，并被送到湖南省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 2020年5月20日，其父亲发出信息，称女儿被再次关进株洲三医院。后董瑶琼被在株洲三医院关押两个月后出院。董瑶琼出院后比之前病情更加严重，痴呆发傻反应迟缓不说，有时候小便失禁都不治换裤，夜晚有时疯狂喊叫，尤其下雨打雷时候疯狂尖叫不叫任何人靠近，令人十分痛苦。
再据《 "泼墨女"董瑶琼视频控诉"被精神病"后 境况 随后即被消音》报道：2020年12月2日，本网获悉："泼墨女"董瑶琼11月30日在Twitter发布最新视频控诉"被精神病"后遭全面监控的情况，随后遭当地国保上门，随后其发的三个推文已经全部消失。本人已被当局控制。
另据美国之音电台追踪报道《董瑶琼再度发声称“被精神病” 外界关注 当局紧张》11月30日，董瑶琼在泼墨事件后首次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发出一段视频，称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却因泼墨事件被送进精神病院，目前仍在遭受地方当局严密监控，她含着眼泪呼吁外界关注她目前受到当局监控和压制的状况，并激动地表示，“我不再恐惧，我精神没有问题。”董瑶琼在发出上述求援视频后的次日，将其推特账户上的一些相关推文和图像删除，据信她受到了来自维稳当局的压力。12月3日，住在湖南省宁乡市一直关注董瑶琼及家人的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在为董瑶琼转发两条推文及视频后被株洲市国保带走，后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12月18日，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住所监视居住至今。华涌推特称，2021年2月6日董摇琼被当局第三次关进株洲市第三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