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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驻马店男子余虎透露，因是同性恋，自己被妻子送进驻马店市精神病院强制“治疗”19天。

河南驻马店男子余虎（化名）向北京时间“暴风眼”（微信号：btime007）透露，因是同性恋，自己被妻子送进驻马店市精神病院强制“治疗”19天。2017年5月12日上午，余虎起诉驻马店市精神病院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一案在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此次庭审，余虎并未出庭。北京时间“暴风眼”从其代理律师黄锐处获悉，余虎要求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万。

住院“病因”成焦点

黄锐向北京时间“暴风眼”透露，庭审上，被告代理律师强调，医院收治余虎并不是治疗同性恋，而是治疗焦虑障碍。

2015年10月8日，余虎和妻子在去民政局办离婚的路上被妻子和妻子家人强制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此前他被妻子发现他和男性朋友是恋爱关系，只得被迫“出柜”。

余虎在去年9月份接受北京时间采访时称，“前妻”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的时候，病历上病史一栏写的是“性偏好障碍”。

住院的第三天，余虎曾问主治医生，“你说给我治的是这个病（性偏好障碍）”，医生回复：“是”。余虎问，“你肯定能给我治好吗？”她说能治好。之前也治过我这种病人，并且治好了。

是否自愿各执一词

余虎曾向北京时间“暴风眼”描述，在医院里他曾被扒光衣服捆在床上两小时，每天要吃四种药。

代理律师黄锐称，原告方出示的证据是向法庭申请从驻马店精神病院调取的病例，和解救余虎当天的接警记录。病例中出现“不属于紧急事项”、“非自愿治疗”、“防止自杀、防止逃跑”等字眼。

而被告方则在法庭上提供了一份2015年10月9日余虎签署的自愿住院同意书。

去年9月的采访中，余虎告诉北京时间“暴风眼”，这份自愿住院同意书是10月26日出院的时候主治医生让他填的。“他说得什么病你不要管了，日期填10月9号，因为你住院第二天就好转了。当时我太想出院，没有反应过来就签了。”

北京时间“暴风眼”电话联系了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代理律师，对方称对此案不清楚。
一些当地的同性恋友好人士参加了此次庭审。

目前，庭审已结束，法庭宣布择日进行宣判。

（来源：Btime暴风眼 https://mp.weixin.qq.com/s/kTd6ZSR5VWyeFf3RZBWW-w 2017-5-12）

18岁的Bebi，小三时遭堂哥持续性侵三年、妈妈不相信她。初中那年，她患上抑郁症与创伤后遗症，屡有自残倾向，被家人送到精神病院，里面的日子如监狱，“我没有犯法，只是因为情绪起了波动，就要去坐牢。”

断断续续进出病院，她以为出来重投学校，就可以如别的“正常”孩子一样，却发现自己是由一所监狱，去到另一座牢笼。

最亲的人不信我

小三那年，妈爸诞下一个女儿，有了初生婴儿，妈妈无暇照顾她，便把她送到嫲嫲家，与堂哥同住。

这是故事的开端。

小三，是一个还在学三位数加减的孩子。

小四，是一个还在个学三位数除法的孩子。

那年家中，小四的孩子性侵犯了小三的孩子。她至今还未能了解当时堂哥的心态、甚至理解那是怎样一回事。那种理解不能、处理不了的状态，成为童年的残酷化石。

对于那段岁月，她没有多谈细节。只是说，除了“插入”以外，什么都有做过。他喜欢压在她身上，继而磨擦；他叫她一起看A片，在一屏之隔以外模仿他试着理解的成人性爱动作。她张手推开，说“不好”、“不要”，他的身体也不曾离开。嫲嫲在一旁看到，没有理会。

她只有九岁，不敢作声。妈妈待她那份过于薄弱的爱，让她觉得，即使说了出来，都不会有人相信。如是，三年以来，堂哥持续在她身上遗留伤痕，她也没说过半句。

中一那年，她跟朋友谈到相近话题，开始哭泣。社工知道原委后，着她跟妈妈如实说。她以最大勇气道出守口如瓶的不堪秘密。但是妈妈不信、亲人不信。大家都在说，堂哥是个模范孩子，有礼节，看来正正常常，不会做这样的事。

她到现在还是觉得：“我没有在小三那年就跟妈妈说，是最好的决定。一个九岁的孩子，遇到这样的经历，如果说出来，连最亲的人也不相信。我想，当时我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你不会再见到我。”

护士只怕她们在厕所自杀

2013年，她因为患上情绪病，屡次自残，她用间尺、刀片、生果刀割脉；她把头撞到墙上、在学校跳楼。

种种自残倾向，家人无法理解她的行为，便把她三次送到精神病院，在冰冷的病房渡日如年，断断续续的日子维持了一年半。

里面的生活很规律，她们穿清一色粉红病人服装。每天刷牙、洗澡和吃饭都有限定时间。房间的夏天与冬天都是同一个温度，窗子永不打开，如是她说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季节，四季如一。

她清楚记得那种监控生活，就连去大便，坐多几分钟，都会被护士拍门问你搞掂未，干么还不出来。护士怕她们在厕所自杀，但她说，院友没有皮带、耳环、颈巾与任何工具，在里面，根本没有自杀的选项。每天早晚，她们排队等派药，把一粒粒药丸吃进肚子，份量时加时减，她最多一次吃五种药，咽下后便呆呆坐着、做早操、吃饭、看电视，等待太阳下山，又迎来重复的日子。

里面没有手机和计算机、院友之间有既定的“社交距离”，彼此不可有任何身体接触，说话大声点都会被护士警告；如果有人情绪波动，哭泣或叫嚣，就要脱掉拖鞋进入幽暗的“安静室”，反思自己为何不能控制情绪。院友闲时可以借书看，电视只有新闻台，在隔离病房不断播放外头世界的信息。

日子久了，她渐渐学懂抑压情绪，“入面的人都是演员，天天演戏，扮演没情绪的人。每两个星期，心理医生来一对一聊天，但我跟他说的所有对白，都如剧本，谂过度过。一旦吐出真实的情感，就会被评为情绪不稳。唯有做戏，才有机会出返去。”

有一段话，她在访谈间重复了几次。“虽说是『复康』中心，但他们根本不是帮你，护士监视我们每天的生活，只是为了确保大家肉体上不受伤，但根本不会跟你真心聊天，治疗你的内心深处。他们只是给我们吃药、确保你的情绪不起伏。到头来，都是打份工、拿份粮。这样的复康中心，无时无刻把你当成精神病人，不会令人好起来，只会越来越差。”

她最盼望的时刻，是妈妈前来探望。每次见到妈妈，她都会哭着哀求：“可不可以带我出去？我会乖的了，不会再自残。”但妈妈不相信她会照顾好自己、也认为精神有问题的人应该待在医院。

提起自己最亲最信任的人，都不愿带她走，她的泪水泅泅掉下，“我没有犯法、没有做错，只是因为被堂哥性侵，情绪起了波动，就要去坐牢。妈妈，你没有入过去，怎会了解困在牢笼的滋味？”

告别在学校跳楼、病房扮正常的日子：返工救了我

学校如牢笼

她曾经在学校四楼企图一跃而下，被老师救回来。

一位女生在英中名校跳楼，这件事并不“正常”，于是她成为“影响校风”的人。

中二那年，她在精神病房花了三个月学懂装作“正常”，出院后打算回校上堂。学校却以“怕她会伤害自己和影响同学情绪”为由，不允许她进入课室，上学时间只能在教员室坐。

她忆起，老师们在房内行来行来，但没人跟她聊天。她每天由朝坐到放学，一旦出去操场透气，都会被学校开咪读全名召回去坐。最后，校方说她因上课出席率不足而要留级；而她亦深感坐教员室没意义而旷课。如是，她被迫做“逃学威龙”，白天去麦当劳坐、到公园hea。

她形容学校就是牢笼，“他们想我退学，但没有理由，叫我去坐是想以出席率不足，间接令我退学。学校的人都把我当异类，用教员室『隔离』我，不让我和同学接触，他们完全没有给予我『康复』的机会。”她顿一顿说：“这样对待情绪病学生，很不合理，我在学校这个少年的成长之地，感受不到关怀，学校放弃了我。”

她曾经在学校被抓住，五花大绑地送回医院。

在那段旷课的日子，妈妈知道孩子又再度“不正常”。某天学校社工约了她聊天，妈妈得知时间、人物、地点，便报警请医务人员到学校抓她走。那天下午，她在学校与社工聊天，在她俩都不知情下，医护人员突然拍门，说要跟她量血压，然后把她带回医院。

她脑海一面空白。“我不想再进去，想起要再进去，我就失控。我不断哭，哀求他们不要带我走，我抓住每一条柱、每一件死物，拚命抓住。我在急症室想尽每一个办法离开，逃跑、离家出走、回学校，但没有任何出路。当他们又准备把我推进那幢熟悉的精神复康大楼，我发疯了。我用尽每一道气力反抗，期间有一个保安跌倒在地上，不消五秒，五六个保安走过来，我知道我再没有办法。”

病房里，她四肢被絪绑，“我的左右手被分别绑在床上、双脚完全不能移动。我还能做什么？只能打侧块面哭，豆大的泪水掉下来，但我连抹眼泪的权利也没有。”后来，他们松掉双手让她吃饭，那顿饭，是她吃得最难过的晚餐。

如是者，她又再进入精神病院，表现好可以间中回家渡假，但回家是有限期的，过几天又要再回去那所密室，那种倒数的感觉，让她更为不安。

这次一待就是四个月。她做了四个月戏子之后，又被诊断变回“正常”，终于出来了。从此，她没再进去。

工作救了她

出来以后，是她中三之年，成续升不了班，她知道，自己是时候要离开学校这座牢笼。

正式退学后，她出去找工作，到餐厅当侍应。同事不知道她的往事，待她“正常人”一样，她卸下学业的担子、学校为她带来的压抑、远离病院的消毒药水气味，投入社会工作，她停止吃那些吃了三年的药。她重新与家人同住，一个月给三份二薪金作家用，能赚钱后便为家庭负起责任。她与家人感情一般，但总算回到最亲的人身边。

好起来的原因可以很复杂，涉及年月间有重量的思考、时间的洗礼，“我想，是远离学校、医院、远离一切官僚架构对精神病人的『帮助』模式救了我、是十六岁就出来打工这个决定救了我、是新同事平常的眼光救了我。”

野花自强

“妈妈遗弃了我、学校放弃了我、医院放弃了我，但我没有放弃自己。”

她对妈妈，总带留有余地的批判。对于妈妈当年放她在堂哥家长住、不信任她被性侵、不懂处理她的情绪，只顾送她入病院。她没有强烈指控，毕竟她明白，事发之时，妈妈只有32岁，与一般“八十后”一样，也要面对生活的种种局限、对前程的未知。妈妈在处理各种锁事之间，也患上焦虑症，她们是一双有情绪“问题”的母女。她体谅她。

如今，她已是朋友之中的大家姐，朋友玩俄罗斯的“蓝鲸自杀游戏”，她在陪伴中阻止；朋友去开房吸毒，她不吸，负责做一个守护者，在严重的时候出手制止；朋友有自残行为，她一个又一个把他们拉回来。

那天下午，她应约记者出来访谈，行去海边的时候，她担心记者会把故事写得很juicy、放大性侵的画面、丑化精神“病人”。记者说不会，只会如实写出你的故事，让你的声音被看见。几小时间，她练习记忆、走进从前的生活、想起如牢笼的学校与医院，想起四季如一的房间。她哭了两遍，徐徐抽烟，回忆往事时平淡安静、批判学校与医院时理直气壮。

她深呼一口海边的空气，“这几年来，很多人口里说帮我，但我全部都不想感激。他们不是真的帮忙，只是待你如『有问题』的人。一直以来，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很不济，问我为何会变得如此抑郁，怪我不疼爱自己、怪我看不到生命的美好。但其实他们也不曾让我看到美好，我不是自己想死，而是学校、医院、家人的反应、社会的眼光，一步步推我去死。”

她以过来人身份理解近年频密的学童自杀，“他们自杀，很多都源自大人的不理解。当家长一味只用大人的看法与社会竞争力等枷锁作为标准，要求他们达到家长心目中的高度时，不是人人也能承受这种巨大的落差。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续好、上进如逆流的鱼。当你不理解、不陪伴，只顾自说自话，暴力地以大人的眼光投放进去。然后，他们会在你离开谈判桌时，趁没人看见，跳下去。”

每个人都道路都不同，但情绪与压力却是相近的，“我唯一要感激的人，是我的社工。当旁人都把我看得软弱无力、用各种思维和话语把我视为问题的唯一根本的时候，只有她走进我的内心处、赞过我坚强。情绪『病人』最需要的，不是各种另类眼光，而是陪伴与拥抱。”

她是路边泥石地中的刚强野花，在狭缝探出头来，憾事难过得让人难以直视，但她耀眼的生命力叫世人消化难以想象的痛苦，从而理解他们。

（来源：HK01 https://goo.gl/Qgqa6u 2017-05-31）

近年媒体热切关注精神病患者，抑郁症、躁郁症这些关键词，都成为媒体增加浏览量的工具。大众喜爱看疯掉的人有多疯，悲惨的人有多惨。台湾女作家林亦含自杀，大家马上追查她小时候被诱奸的惨状，亦想一窥侵犯她的老师有多丧心病狂。连续有学童自杀，大家纷纷揭开各种绝望真相，看看莘莘学子有多惨，家长、老师、社工有多疯。《一念无明》成为一时佳话，大家凑凑热闹，比较一下电影世界与现实世界，哪一边较惨，哪一边较疯，乐此不疲。

对于应该如何看待精神病及精神病患者，一种看似较前进的论述方式，自不是主流传媒般着重juicy的疯癫与悲惨，而是强调须了解精神病患者的处境︰他们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什么将他们迫至精神绝境？有人可能会尝试从这些问题找出社会结构问题；有人则希望唤起大众同情，从而消除精神病的负面标签效应。后者往往将神病患者放在“受害者”位置，并强调他们是个“好人”，甚至有时候将他们神圣化。笔者认为这种论述方式，放在现实处境显得苍白无力，根本无法有助除去负面标签。

先谈谈《一念无明》。试想想，导演与编剧为了令观众同情阿东这个角色，制造了多少对立与映衬的人物设定？父亲与弟弟离弃母亲，只有阿东不离不弃；好友结婚，座上客不尊重一对新人，只有阿东凝神倾听，众人皆醉他独醒；只有阿东接近冬菇头小孩，其他人都受俗世蒙尘，阿东却拥有澄明的童心。简单而言，阿东是个躁郁症患者，同时是观众眼中的“好人”。

一部好的电影，往往能够描写人性的复杂，而不是将人性简化。人有很多面，精神病患者亦然。如果阿东是个好色之徒，如果阿东是个自大狂，如果阿东为求私利不择手段，如果他是个“坏人”，你还会同情他吗？让我先分享两个故事。

我曾经有一个有躁郁倾向的朋友V。他很有才华，年纪轻轻已成立公司，单靠艺术创作足以支撑物质丰裕的生活；他非常自恋，总觉得自己魅力四射，只要他一出手，多漂亮的女生也可玩弄于股掌之间；他非常自大，深觉自己的才能之高，应当上全世界的皇帝才合理，那样全人类定必蒙福；他极度大男人，在他眼中，（漂亮的）女性都需要他保护，而很多时候他也视（漂亮的）女性为性玩物。无法让每个（漂亮的）女生服侍他，或许他会觉得太可惜，也觉得自己太吝啬。

他曾经有一个女朋友L，跟他一起有几年时间；另一位朋友Y亦曾长时间替V工作，与他紧密相处过一段时间。你可想象到两人的苦况吗？他们都一致认同，跟V相处日久，心里总是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就是说很inferior，这自然部分由于V总是表现出高人一等，同时亦有成就可依。“我成就，我能干，为何我不可自恋，不可自大？”这就是V的态度。另一方面，两人跟V的感情却又真挚深厚，于是他们陷入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佩服V的才干与成就，另一方面却累积着不甘与郁苦。

V一直都展现出躁郁倾向，平日情绪高涨，他就会像阿东出院后联络到Jenny一样自信满满。阿东问父亲︰“你究竟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V则会问身边的人︰“你到底有什么梦想？”彷佛他们都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可以达成最了不起的事。直至有一段时间，V与L的感情终于出现危机，加上工作上遇到重大挑战，V才始真正“病发”，像阿东一样，不时躲在家中不断哭，不断哭，呼天抢地的哭。

后来，L与Y相继与V断绝联络，V继续“有order地bipolar”，旁人在facebook上只知V的才华与成就，不知V的性情与躁郁，更遑论得知曾经陪伴在他左右的L与Y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再谈另一个故事。

朋友A在某一间设计公司工作，他有一个女同事C，她患有抑郁症。C最初入职时，没有人知道她的病。直到数个月后，C开始无故失踪，主管用尽一切方法也联络不上她，这时A与一众同事方知C是抑郁症患者。工作量不变，上班人数却减少1名，其他同事便需要摊分C的工作量。起初大部分同事得知C的情况，都抱以同情。一众主管亦非常善良，希望大家可以体谅、原谅同事。后来，C失踪的次数愈发频密，情绪与精神状态似乎没有改善。曾经有人劝她转为兼职，她不愿意，声称家里经济压力大，看精神科专科价钱亦昂贵。

这听起来非常合理，可是当A及他的同事发现，C在无故失踪或因病告假时，常常跟男友到处旅行，有一次还飞到欧洲游玩。于是，一众同事的态度逐渐改变。为什么他们会发现呢？因为C每次出游，都会在facebook上载大量游山玩水、天高地阔的照片，偶尔还配上文采飞扬的文字，你说怎令人不为之气结？同事困在公司做生做死，还要摊分C本身的工作量；C却正常出粮，开心旅游，供养父母的责任都由他人摊分。主管对此事感到为难，估计该公司的人事部亦不能随便解雇C，因为这牵涉歧视问题，须考虑到C会否告上劳工处。

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些图片与文字，“指引”大家如何面对精神病患者，列举一大堆什么“关心精神病患者不能说的10句话”。如果根据这些指引而坚持政治正确的态度阅读上述故事，结论很可能是︰V与C面对的痛苦有多大，旁人根本不能明白，他们到底面对什么处境，旁人亦未必知道。具批判精神的读者也可能会说︰在V的故事，其实L与Y若感到不妥，应该及早与V沟通，他们所谓的心理阴影，自己也有责任；至于C的故事，C可能正正是情绪出问题，才需要旅游散心。

是的，以上的说法，统统有可能成立，而笔者分享上述故事，相信一定会招来“责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批评。笔者仍然这样做，是想带出一个重点︰精神病患者身边的“一般人”，也可以面对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扭曲的心理，而正正因为他们是“正常人”，因此不会被关注。相信要他们跟V与C“斗惨”，他们很可能不会“认输”，认定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至少V靠着其才干得到一番成就，生活得比L与Y还好；至少C可以利用“抑郁症”这个标签，来争取生活的最大资源，而C的同事却没有。可以想象，要同情精神病患者的论述，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廉价与可笑。在这情况下，将精神病患者预设成受害者，根本毫无意思。

两个故事的另一重点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出精神病患者所面对的问题，到底是性格问题，还是精神与情绪问题。当然，两者本来就并非可以简单二分，而可能是互为影响。但为了让大众同情精神病患者，电影与媒体往往要将精神病患者塑造成“好人”，才可顺理成章地将他们放进被同情的受害者位置。在现实中，精神病患者在他人眼中却可能不是个“好人”，正如V与C在他们身边的“一般人”眼中那样。那么，我们又是否因为一个精神病患者不是“好人”而不同情他／她？显然不是，这正正反映出将精神病患者塑造成“好人－受害者”论述方式的无力，它不但将精神病患者与现实简化，也无法让人学懂如何面对眼中不是“好人”的精神病患者。

对于身边没有精神病患者（或就算有但没有为他们带来负面影响）的人来说，要了解、同情、善待精神病患者，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事情，这亦日渐成为代表着现代文明的一种意识形态，犹如在这时代我们要无条件接纳性小众一样。对于受精神病患者影响而感到困扰的人，他们则很可能会说︰“我同情他们，谁同情我呢？”因此，将精神病患者界预设为受害者，根本无助处理现实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都同意，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所谓精神病患者的话，那么，与其要求人预设精神病患者为受害者，要求人无条件同情精神患者，不如不要界定到底谁人是受害者，而是要同情人的处境本身。更重要的，是着力寻找出令人出现精神或情绪问题的社会结构问题，因为精神病除了源于个人因素，也源于各种社会因素。当然，精神病患者本身的确要面对一般人所不会遇到的问题与压迫，例如要面对西方医学霸权的暴力，医生只懂开药，不去了解每个病人的创伤史、不顾他们的死活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课题，在此不赘。

读完以上故事，读者可能会觉得是道听途说，亦包含传递故事者包括本人的偏见，难以作准亦难以讨论。那么，让我们来作个思想实验︰如果希特拉患有严重精神病，身陷极大痛苦，才迫使他下令屠杀犹太人，你会同情和原谅他吗？如果特朗普情绪极度不稳，难以控制自己口出狂言与推出各种损害人民利益甚至涉及种族歧视（如穆斯林禁令）的政策，你会体谅他吗？

不少专家也曾判断希特拉患有多种精神病，如精神分裂与妄想症等等，当然亦有另一些专家反驳。至于特朗普，今年2月就有33个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与社工发联署公开信，对特朗普的精神状态表示关注，认为他有“将反对者踩烂在脚下”的持续需要，难以容忍任何异见，不能同情他人等等问题。他们相信，特朗普情绪极度不稳，不能胜任总统一职。

不论希特拉与特朗普事实上有没有精神病，相信大部分人面对上述的假设问题，答案也是“不”。或许部分读者会又再有种错觉，认为笔者这样问，是要污名化精神病患者，这当然不是笔者的原意，道理显然易见︰即使特朗普与希特拉真的是精神病患者，也不等于所有精神病患者等于特朗普与希特拉。笔者问这样的问题，是想提出最极端的情况，尝试进一步反思，当我们说“要同情精神病患者”，其实意思是什么？

我们会不其然同情《一念无明》的阿东“意外”杀母，但不能同情希特拉屠杀数百万犹太人，这就反映出我们的“同情”并非无条件，而是会考虑到精神病患者本身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其“清醒程度”、掌有多大权力等等因素。从此，我们会发现，要定出同情与不同情之间的那一条界线，根本不是易事，当中或许牵涉到伦理学的问题，有人可能会重视精神病患者是否有自由意志，有人可能会侧重精神病患者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来源：立场新闻 https://goo.gl/WUkUxl 2017/5/10）

早前大热的港产片《一念无明》在社会掀起一阵热话，除了因为影片拿下多个奖项，亦因为它真实地展现了香港的社会问题，包括精神病患者和他们的照顾者缺乏支持，还有精神病康复者所面对的歧视。

精神病患愈趋普及

《一念无明》无疑唤起了大众对精神病的关注。香港生活节奏急促，事事讲求效率与回报，工时又长，造成生活压力大，容易诱发情绪病及其他精神障碍。根据「2016精神健康月」筹备委员会研究工作小组公布的「全港精神健康指数调查2016」，有近三分之一（31.6%）的香港人「精神健康指数」不及格。

近年香港社会出现了不少关乎精神健康的问题，唤起社会高度关注，包括青少年自杀日益严重、自闭症及患有其他学习障碍的学生和家长们缺乏适切支持、患有思觉失调的病人未能及早得到识别和治疗，还有社会人口老化，导致认知障碍症服务的需求增加等等。

精神障碍影响个人和社会发展

精神病患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不单损害个人健康，更直接影响我们社会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世卫）便指出，因精神不健康而引起的心理疾病，是引发生理疾病和早逝的主要原因。

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注1），成员国约有20%的工作人口受精神问题困扰，除了为社会带来沉重的医疗和经济负担外，更影响国民生产力，导致失业、家庭破裂以至其他社会问题。以英国为例，精神健康问题令该国每年损失700亿英镑，即4.5%的国内生产总值（注2）。经济学人智库于2016年公布的「亚太精神健康融入指数」报告亦指出，精神病令澳洲和新西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减少了3.5%和5%。

今年世卫将每年4月7日的「世界卫生日」之主题定为抑郁症，并展开长达一年的宣传教育运动。现时全球约有6.15亿人患有抑郁或／和焦虑症，占全球人口约10%。世卫估计，到了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然而，即使在高收入的国家，有近50%的抑郁症患者得不到治疗，原因是政府投放在精神卫生的预算不足。

香港精神卫生资源不足

香港方面，政府在2016/17年度给予医管局精神科服务的拨款为47亿元（注3），占该局同年的整体拨款（534亿元）近9%，并占整体公共医疗卫生开支（约700亿元）大概6%。

一直以来，社福及卫生界团体均批评政府投放在精神健康上的资源不足，亦欠缺全面政策。经济学人智库于2016年的「亚太精神健康融入指数」报告便指出，香港的精神健康指数在1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行第七，得分65.8。报告认为，香港缺乏一套正规而全面的精神健康政策，医疗和社会服务之间的协调亦不足。

现时本港有约24万名精神健康有问题的人士透过医管局接受治疗及支持服务，较2012/13年度增加21%，其中儿童及青少年组别的求诊人数更增加逾五成，但同期在医管局工作的精神科医生只增加了7%至356名。事实上，目前香港在精神卫生的医护人手极度短缺，世卫建议每1万人应有1名精神科专科医生，但香港的比例却是2.5万至3万人才有1名医生。不少团体及人士便批评人手短缺导致医管局精神专科的新症轮候时间太长。以儿童及青少年精神专科门诊为例，2016/17年度新界东的非紧急新症轮候时间为136周，即2年7个月，其他地区的轮候时间亦介乎49至95周。

明显地，公共医疗体系的精神科服务并不能满足需求。至于私营服务方面，私家医生收费昂贵，据知收费由每次1000元至1万元不等，绝非一般市民或「打工仔」可应付。另一方面，雇主及保险公司一般不愿支付相关医疗开支，以致患者往往因为不能负担而延误诊治，令病情恶化。

能否得适切支持 直接影响参与社会权利

一直以来，平等机会委员会（平机会）十分关注本港精神健康问题。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残疾人士包括精神病患者，应在独立生活、融入小区、医疗卫生与康复，以及工作就业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自由和尊严。精神病患者能否得到适切治疗及支持，可谓直接影响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

平机会透过执行《残疾歧视条例》，致力消除精神病患者面对的歧视。从2011至2016年，平机会收到共444宗基于精神病而作出的残疾歧视投诉，占这6年间根据残疾歧视条例作出的投诉的20%。这些投诉当中，66%属于雇佣范畴，当中牵涉不获招聘、无理解雇和不公平待遇等，反映了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及康复人士以至他们的家人，仍是抱有偏见、负面和抗拒态度。

针对本港的精神健康问题，以及如何协助病患者融入小区、康复者重投社会，平机会一直积极作出政策倡议，又进行有关研究，包括2016年公布的《香港精神健康综合小区中心及其他社福设施选址所遇困难的研究》。过去4年，平机会并参与了精神健康检讨委员会的工作，就本港精神健康服务和政策以及未来路向，给予意见。

今年4月18日政府终于发表了《精神健康检讨报告》，当中提出40项建议，涉及20个范畴。报告除了指出不同年龄层，包括儿童及青少年、成人，还有长者的精神健康服务不足之处和改善空间之外，亦包含了不少提升服务能力的建议，这与平机会建议当局处理特定年龄的精神问题可谓方向一致。

然而，报告并未有就长远精神病人数目以及医护人手需求作出具体估算，对于长远精神健康政策规划和蓝图亦着墨不多。平机会过往便曾表示，政府应规划全面而长远的精神健康政策，又应拟定长远人力计划，培训精神健康专业人士，以促进和改善整体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

至于报告内建议设立常设咨询委员会，还有制订长远心理健康推广策略，以增加公众对精神障碍的认知，平机会表示支持。归根究柢，我们的小区需改变对精神病患的态度，增加对精神病患的关注、认识和接纳，从而减少偏见与歧视，建造共融社会。尤其是雇主，应该摒弃对患病雇员的偏见，给予他们更多的谅解、关怀和合理适切的协助。

结语

《一念无明》的编剧陈楚珩表示，希望观众在看完电影后可把电影带进生活，多思考别人背后的故事，适当地给予关怀和爱，也希望正经历痛苦的人感到有人同行。对于早年曾作为精神科护士的我来说，可谓感受特别深。在我服务期间，我曾见到不少受精神障碍困扰的人遭到家人、朋友、雇主甚至社会离弃，孤独面对病患，郁结解不开，痛苦万分。对于他们来说，需要的不只是药物和治疗，而是支持、谅解和鼓励，令他们觉得人间有情、希望仍在，并可有伴同行，不再孤单。

注1："Sick on the Job? Myths and Realities about Mental Health and Work", OECD, Jan 2012
注2："Mental Health and Work: United Kingdom", OECD, 2014
注3：根据食物及卫生局于2017年4月25日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

（编者按：文章标题为编辑所拟；来稿原题为「从《一念无明》到剖析香港的精神健康政策与服务」）
作者是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

（来源：明报 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70526/s00022/1495760016725 2017/5/26）

数月前尖沙嘴港铁站的纵火案、电影《一念无明》深刻的描述，再次引起公众对精神健康的关注。大众的本能反应往往是希望加强精神病患者监管及治疗；但与此同时，我们有否考虑这些患者的自主权和人权？在此，我尝试探讨一下现行条例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时，能否顾及患者的权益。

根据香港的《精神健康条例》，有关人士可以强制精神病患者留院作观察、长期观察，甚至无限期留院观察及治疗。篇幅所限，我只集中讨论无限期强制留院及治疗（以下简称「强制令」）。明显地，强制令严重限制患者的人身自由及自主权，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何人可以对患者行使这权力？

强制令需考虑的不限于医学角度

根据有关条例，行使强制令须符合下列两个条件：第一，患者须患有适宜留在医院内接受治疗的精神紊乱；第二，为患者本人的健康或安全，或保护他人安全，治疗是必须的，而该种治疗非在医院施行不可。程序方面，只要由两名医生填写证明书，证明患者情况符合上述条件，再由一名区域法院法官确认并无反对理由，签署该证明书，强制令便作实。

事实上，区域法院法官对上述证明书的反对权不大。2001至2002年3个有关案件指出，证明书上只要求简单的医学诊断及建议，即使证明书没有列出医生以什么医学理据说明患者情况如何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法官也是无权反对的。即是说，法官的角色只是确保有关程序没有出错。

因此，剥夺患者人身自由及自主权的强制令基本是由两个医生决定的。但只参考医生的意见是否足够？当然我们绝对相信香港精神科医生的专业及热诚，但强制令需考虑的并不局限于医学角度：患者的家庭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和纠结，亦为强制治疗是否必须的重要考虑。

我们可以英国同一情况作比较。在英国，申请强制留院是由一名认可精神健康专业人士提出。他可以是社工、护士、职业治疗师或心理学家，但不能是医生。在提交申请前，他须面见患者，考虑其历史、现况、社会及家庭的因素、家人的意愿及有关的医疗报告，再连同两份医生建议作出申请。不同界别专业人士考虑这复杂问题的着重点有一定差异，所以英国的强制令申请过程更能充分考虑到不同层面的因素。

至于香港的强制令一旦作实后何时解除，则视乎主诊医生的定断。若患者希望复核强制令的决定，他一年只有一次机会向精神健康复核审裁处提交申请。若患者因各种理由没提出复核，负责院长的法律责任只在于在他留院期内提出一次复核。在没有条例要求下，医院普遍有内部机制每过一段时间自动为长期留院的病人申请复核，但之间的时间通常逾年或更长。
在英国，强制入院一开始是以6个月为期。6个月后，若有关医生认为患者须继续接受强制治疗，该医生须提交书面报告，以再续6个月为限；若患者仍须持续留院，医生须每年为患者作一次详细评估，以确认患者依然有必要被强制留院及治疗。上述制度希望能确保患者在得到必要的治疗的同时，人权的限制不会被不必要地延长。

盼政府投放资源改革制度

总结来说，香港的精神科医生虽有很高的专业水平，我们的制度却无法有效保障和平衡精神病患者的权益。政府有责任确保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权益均受到保障。精神病患者是社会的一分子，而精神病只是众多疾病的一种。他们的权益，理应与其他病人看齐。笔者期望政府能投放更多资源改革强制令的制度。

（编者按：文章标题为编辑所拟；来稿原题为「强制治疗：如何取舍精神病人的自主权？」）

作者是香港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

（来源：明报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522/s00012/1495389883069 2017年5月22日）

提及精神病院，很多人都觉得神秘或恐惧。但是，在这里却有一群“白衣天使”，他们每天都要与一群可能伴随狂躁、伤人等过激行为的病人打交道，而与普通医院病房的护士相比，这群人却承受着更多的压力与危险。

5月12日第106个国际护士节的前夕，大河报记者走进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与该院的精神病区护士一起，体味精神病院中的人情冷暖，感受这群白衣天使的喜怒哀乐。

[他们的付出]
重度精神病患者区域，24名护士照顾123名病人

5月10日上午8点，记者来到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七病区，这个区域全是重度精神病男性患者，属于一级护理或约束护理病人，需医护人员全程陪护。24名护士，照顾着这里的123名病人。张俊峰是这个病区的护士长，2001年大学毕业来到这里，至今已过去16年。

张俊峰腰带上系着一大串钥匙，他拿出钥匙打开病区第一道铁门，记者一行3人与他迅速进入，随即把门从里面反锁。过了第一道门是病人活动区，80多平方米的区域，墙壁上挂着一个电视，正播放着1986版《西游记》，四五十名患者或坐椅子上，或坐在桌子上，安静地盯着电视看。见有陌生人闯入，有几个人忽然站了起来。一名患者看到记者拿相机拍照，冷不丁地突然鼓起掌来，口中连说“好！好”！

穿过活动区，又是一道上了锁的铁门，几张面孔扒着铁门玻璃往外看。张俊峰打开铁门，一群患者围了上来，有的人问他“你是谁？干啥的”！张俊峰耐心地向对方解释。

深入病房时，四名患者一句话也不吭，眼睛直盯记者，静悄悄地跟在身后。张俊峰告诉记者，他们在这儿很难见到外人，只是好奇而已。

七病区一共13个病房，每个房间9张床。因患者太多，走廊与大厅也都放满了病床。病房区门口是护士站，护士站与病房也设了一道铁门。除了铁门，每个病房窗户均加装了防盗窗。张俊峰说，这主要是防止病人逃出去。

在病区3道铁门中，第一道门与第二道铁门上均有明显被砸变形的痕迹。张俊峰说，这都是患者用脚踹的。在这里，患者经常病情发作，出现伤人、自杀，甚至踹门、撞门逃走的举动。

而这些铁门已换过多次，如今可见变形痕迹。

一天的采访中，记者见得最多的是护士每次出门，都要开门锁门。记者粗略统计，从早上8点至下午6点，10个小时3道门一共开锁门次数多达150多次。

[他们的专业]
亲自给病人刮胡子、剪指甲，为病人缝补破损衣裤

该病区24名护士中，男护士18名，女护士只有6名。考虑到安全，夜晚一般安排3名护士，且均为男护士，每隔半个小时要到病房巡视、记录。

上午9点，医护人员交接班和早会之后，医护人员整理患者被褥和床单，并检查是否藏有危险违规物品。“一切可能对他自己或别人造成伤害的物品，都不能留在身边，甚至是戒指和眼镜，都不能随身携带。”张俊峰说，很多患者存在伤人、自杀倾向。他们3天一次大检查，每天都会小检查，不放过一个有安全隐患的物品。

在病区活动室旁，有一个储藏室放着病人家属或医院给病人买的食物和日常用品。为保障病人安全，平时的刮胡子、剪指甲等，凡需比较锋利的物品，均由医护人员来操作。因此，每三天刮一次胡子，检查修剪一次指甲，也成为护士们的“家常便饭”。

“就连洗澡或是洗头，有的患者不会，也得我们亲自帮他们洗。”因此，在这里，不善家务的男护士，也经常充当患者的男保姆，除了做饭，其他都要会。

11点半，照例到了午饭时间。在值班女护士鲍海玲的指引下，6名病情较轻的患者，来到配餐间窗口负责盛饭，她把盛好的饭菜放在活动室桌子上，剩余患者在第二道铁门处排队等候，待大家饭菜全部上桌后，铁门打开才能进入吃饭。

鲍海玲介绍，精神病人一般生活懒散、自我卫生差，而护士不仅要护理病情，还要照顾病人的饮食起居。除了刮胡子、剪指甲等琐事，就连病人的衣裤破损、纽扣松动等，也多由护士缝补。“吃饭、刷牙、洗脸这些他们都会，但不会主动做，所以你得一遍一遍提醒和督促。”她说。

病人很“顽皮”，时刻谨防他们“耍小聪明”

当天中午，28岁男护士李明军在一名患者吃完药后，一再检查药是否下了肚。他说，有些病人聪明得很，可不敢大意。李明军说，精神病多因大脑受刺激，或是经常失眠、熬夜导致大脑损伤所致。在这个病区中，不少病人很“顽皮”。

36岁的杨明（化名）曾是省内某高校的一名老师，2013年出现失眠、幻听、恐惧等症状，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今年4月，他来到该病区接受治疗。李明军称，杨明表面上很老实，但经常“耍小聪明”。

杨明病情稳定时，和正常人差不多，但一直有自杀倾向。杨明第一次在医院吃药时，为躲避李明军的检查，把药藏在大牙后面，之后还藏过上唇与门牙之间。“还有一次，喝完药，他利用袖子擦嘴的时间，顺着胳膊把药吐出来”。几次吐药连续被发现，杨明甚至用上了“狠招”。有一次，他刚吃过药，直接跑进厕所，用手开始抠喉咙，硬是把吞下去的药又吐了出来。直到有病友举报，李明军才知道被“耍”了。

[他们的无私]
不生气不还手，还哄着病人

10日下午3点半，是病人的自由活动时间。39岁的鲍海玲在病房内不停地跑来跑去，她要及时解决患者提出的各种需求。鲍海玲作为一名女护士，在这个男性患者病区已待了16年。她说，每天一到值班时，整个人就像打了鸡血，时时都要小心谨慎。“若患者骂了自己，打了自己，也不能还口，只能好言安慰”。因为，她明白，护理人员的一个举动很可能触发一场更激烈的冲突发生。

在日常的工作中，鲍海玲也学会了一些技巧。她说，平时与患者接触，一定要尊重对方，与他们平等交流，避免言语刺激。

对于护士而言，与精神病患者接触久了，也能通过患者的眼神、言语和举动，判断患者的病情状况。例如，对于妄想症患者，他们恐惧时会一动不动，这时便不要强行去干扰或拉拽，慢慢与他们交流、宣教，平复心情之后，再引导对方去休息。

“工作中受了伤，只能忍着，找谁理论？”当天，张俊峰苦笑着说，平时，脸部被挖伤、被打了一拳，只要没啥大碍，一般不会与病人和家属计较啥。而这些病人事后病情稳定，大多数心中也十分愧疚，主动向护士道歉。“虽然被打了，但我们还得去哄着他、安慰他，我们自己不能发脾气。否则，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他说。

因此，考虑到护士的安全，医院也做出要求，日常巡视中，禁止单独到病房巡视，一旦发生意外，也好有人上前帮忙。

[他们的坚守]
付出了真心 病患也会以真心相待

对自己的职业，李明军说，一般别人问他的工作单位，他会说得比较模糊。“只说在精神科上班，否则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但是，在李明军眼中，精神病人比其他普通病人更需要护士来陪护。

李明军称，在与一些精神分裂患者的接触中，他发现这些人心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常有不安全感，不少患者已经被亲友放弃，甚至邻里更是避之不及；而发病时，更需要医护人员的安慰和陪护。每次，他护理的病人离开时，总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最知足，觉得他所受的委屈是值得的。“我会说，在这个医院，下次不想再见到你！”他开玩笑说。

20岁的郭梦洁，去年从新乡医学院护理专业毕业。今年4月，她通过招聘进入该医院。对于这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女孩来说，一工作就接触精神病人，她也非常不适应。“刚开始，一个女孩子很害怕，每次总得老师带；但接触时间长了，觉得患者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她坦言，这个岗位让她学会了护理行业所需要的耐心与和善，精神病患者并不可怕，你付出了真心，他们也会以真心相待。只要让病人感受到自己的爱，即使在病情发作状态，对方也可能以真心回报，会听你的话，更加克制一些。对自己的职业，她表示，在精神病医院当护士，并不觉得难以启齿，烦而觉得更骄傲和有价值。

[记者经历]
进入病区后，两名病人突然动起了手

5月10日下午2点半，大河报文字、摄影记者与女实习生，跟着张俊峰回到七病区病房时，一群患者迅速围过来，其中一名20多岁的患者从我们身后快速跟了上来，靠近女实习生。这时，另一名个头约一米八的患者突然挥动拳头，朝靠近女实习生的患者胸口一重拳，口里大喊着“你干啥哩，谁让你去碰人家”。我们刚一扭头，只见被打的患者很不服气，准备上前动手，两名男护士迅速冲了上去将二人拉开，进行安抚，这才平息了一场冲突。

而这一切，发生在记者背后半米范围内。考虑到女实习生的安全，张俊峰让其在一名护士陪同下暂时离开病房。张俊峰介绍，这样的情况，对护士而言早已习以为常，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因此，护士上班的压力很大。

在病房里，除了几道落锁的铁门，唯一控制病人的工具就是约束绳。

张俊峰说，这两名患者都刚入院不久，患的是精神分裂症。被约束在这儿，是因为查房时，发现他情绪出现异常，总去招惹别的病人，还乱闯乱砸。当时，四名医护人员合力，才把他的手绑好，并进行了相应的镇静、安抚措施。即使大家有所提防，但受伤也是在所难免。

[记者手记]
病人“保姆”也同样需要关爱与理解

采访结束，很多人问我，进入精神病院感觉如何？会不会感到害怕？说实话，刚进医院，看到重重上锁的铁门，走进封闭的病区，100多个精神病人的目光盯着自己。走路时，四五个患者一言不发，紧紧跟在身后，脊梁骨不免有点发冷。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群体，这群护士在此岗位上一干就是10多年，面对患者的各种发病行为，他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反而还要更加耐心、体贴地付出一片真心“哄”着病人。

该病区护士长张俊峰说，当自己受委屈时，想到病人日常所承受的痛苦与压力，而护士所受的委屈也就不值一提了。诚然，精神病人需要社会的尊重和理解，病人的“保姆”也需要我们的关爱与理解。5月12日，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为这群白衣天使点赞。

（来源：大河报 http://news.dahe.cn/2017/05-12/108414386.html 2017年05月12日）

设计是改善生活的方法，这句话任何设计学生都会知道，然而主流设计的目标顾客往往是健全人士，弱势社羣的权益受忽视，今年米兰设计周不少设计师尝试把目标用家转移，让精神病者、无业妇女、失聪人士、老年人等边缘人成为主角，甚至让他们参与设计，赚取更合理收入，重投社会。

精神病人手造陶瓷

香港电影《一念无明》中，余文乐饰演的躁郁症患者，出院后求职处处碰壁与遭受邻居白眼的种种无奈，令他再度病发。比疾病更可怕的，是歧视。在米兰设计周，有设计师决定为精神病人提供手作机会发挥所长，没有人被遗下。

这里自成一国，来自荷兰的Marina van Overdijk和Ans Kantelberg Lehmler专注地将蓝白色公仔纸放进水碗浸湿、黏贴在陶器上、抚平纹理，每个陶器都诉说着她们的故事。十多个精神病人与残疾人士利用二百五十个插画贴纸，道出自己的故事，坐着轮椅哭泣的女孩、去世的爱狗、自由的翅膀……她们都曾经历至亲离世，而患上精神病。“Ans的丈夫和儿子同样很早离开，她每天都食很多药控制情绪，但她来到米兰心情好愉快，今日是她第一次不用食药。”荷兰社企Social Label创办人Simone Kramer和Petra Janssen欣慰道。

Social Label协助社会弱势社羣如精神病人、弱能人士、露宿者、新移民女性参与手作项目，一展所长。“每个人都有问题，每个人都需要被包容。他们为自己对社会有贡献，而感到自豪。”

此外，有建筑师Haiko Meijer为聋人设计沉默的衣柜名为《Still》，“与聋人一起合作制成，衣柜的中心主题是声音，在一个小房间内适应自己的感觉、兴趣或需要。在一个沉默的衣柜内拉回自己的思绪。”

失业妇女在家工作 勾织作品走向世界

此外，米兰设计周期间，Tom Dixon把一条商店街变成自己的精选店Multiplex，当中除了他合作的品牌，还有一间很特别的社企Iota project，店内放满展出编满立体花瓣的秋千、珊瑚皱折似的蒲团椅子、连绵厚实的地毯，色彩淡然而温暖，由以色列特拉维夫一班妇女亲手编织。

“只需要一枝勾针和纱线，她们便可以随时在家工作，无碍照顾孩子、打理家务，即使织错了，把纱线拆解，重新编织，不怕浪费原料。”Iota project的创意总监兼设计师Tal Zur说道，她与品牌创办人Shula Mozes份属好友，两位女性年龄相差三十载，同样有感以色列的妇女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而被禁止外出工作，“她们有些居住在偏远山区，缺乏工作机会，或者因为宗教、文化原因，丈夫不准她们出门打工。”Shula说。

三年前，擅长编织的Shula开始教授本身是工业设计师的Tal勾织，成立自家品牌，自设纱线厂，打制十种基本颜色纱线，然后把这技能传授予十多位妇女，每次接到订单，先由Tal设计图案或花纹，再把纱线和设计图交由妇女们在家制作，赚取相对较高的工资。她们去年首次走出以色列，到纽约设计学院展出第一个产品系列，最近更为法国汽车品牌标致，制作概念车内的手工地毯，跻身世界舞台，提升女性社会地位。

关注老人性需要

每个人都应当享有性爱的基本权利，不论年老或年少。荷兰大学生Glenn慨叹社会的固有禁忌，令老人性需要被剥削，因此他请教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和性学家，以及朋友的祖父母后，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设计性行为辅助器Love Assist。一个简单的脚部支架，只要固定在脚踝上，即可为脚部提供支撑在床上的力量，为背部和膝盖有痛症的老人提供较舒适的性行为姿势，期望大众正视长者的性需要。

（来源：明报周刊 https://goo.gl/58aCXs 2017.5.19）

【今日澳洲6月1日讯】墨尔本心脏科医生Patrick Pritzwald-Stegmann在医院无端遭到一名精神病患者的袭击，大脑受到重创，至今仍昏迷不醒，还在死亡线边缘挣扎。事件发生后，3年前同样被患者刺伤的华裔医生Michael Wong出面呼吁当局，应尽快制定政策，采取行动，以保障医务人员的安全。

据《每日邮报》报道，2014年，在墨尔本Footscray的Western General Hospital工作的神经外科医生Michael Wong正准备去上班，在医院门口被一名来自中东的精神病患者连捅14刀，其背部、手臂、双手、胸部、腿部和腹部多处受伤。

无独有偶，就在周二傍晚7点20分左右，心脏科医生Pritzwald-Stegmann也同样遭到精神病患者的袭击。据悉，事发当日，Pritzwald-Stegmann走到 Box Hill医院前门附近的时候，看见患者Joseph Esmaili正在吸烟，于是提醒他把烟熄灭。随后，Esmaili尾随Pritzwald-Stegmann到了医院的休息大厅，从背后一拳打在了Pritzwald-Stegmann的头上，致使他失去意识。

目前，Pritzwald-Stegmann还处在昏迷中。但是主治医生John Crozier表示，从Pritzwald-Stegmann的情况来看，他死亡的概率很高。即使能醒过来，由于他大脑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将来也肯定不能从事外科医生的工作。

听闻这一事件后，华裔医生Wong表示，Pritzwald-Stegmann遇袭和2014年自己遇刺一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说：“这就好像一颗定时炸弹，3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又一次发生了！政府当局还在等什么？难道要等我们中间更多人死亡或严重残疾才有所行动吗？”

据悉，袭击Wong的Al-Salami曾是Wong的病人。早在2012年，Wong帮Al-Salami进行了脊柱手术。而且，手术也取得了成功。但是，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Al-Salami却以为手术失败了，还怀疑Michael Wong和其他医务人员合谋欺骗自己，试图掩盖真相。Al-Salami怀恨在心，在Wong上班时间手持长刀，对着他连捅多刀。Wong遇刺后，3个整形外科医生花了10个小时来进行手术才挽救回他的性命。在经过精心的疗养之后，Wong有幸手部功能得以恢复，重新回到了医生的工作岗位。

（来源：今日悉尼 https://www.sydneytoday.com/content-101722484712007 2017-6-1）

台中市一名网拍美女“叶精灵”，因与曾有养父女关系的于姓舅父有官司纠纷，于男通报卫生局称叶女与其夫有精神疾病，卫生局人员于是会同警方日前上门将两人带走“协助送医”，双方僵持个多小时后，叶女与丈夫最后“被同意”送医，但医生其后鉴定“没有立即危险”让二人离去。叶女事后痛批卫生局所为漠视人权，有法律界人士也认为卫生局此举可能违法。

叶女表示她与舅舅有官司纠纷，本月15日往台中地院开庭返家，却发现多名卫生局人员会同警员上门，还有两辆救护车停在她家门口等候，以她与其丈夫有精神病为由，要将两人强制送院。叶女不满并与卫生局人员发生争执，其舅则在一旁称：“这都是为妳好，不然来告我好了。”双方僵持个多小时后，叶女和其夫“被同意”坐上救护车被送往医院，但医生经评估指两人“控制好，没有立即性危险”，便让两人离去。

叶女表示，她虽患有抑郁症，并持有身心障碍手册，但有定期就医并服药。过年期间，她家中遭小偷入屋，为了翻查屋苑闭路电视画面曾与屋苑管理员争吵而引伸诉讼，岂料舅父竟与屋苑管理员连手报复，意图将她关进精神病院。叶女质疑，卫生局人员与警员高调上门带她走，“好像要捉通缉犯一般”，难道只要曾有精神疾病就医纪录，便可随便被带走送院。

叶女的于姓舅父则表示，因叶女生病又不吃药，又有破坏屋苑物品举动，对住户造成困扰，才希望她和其夫一同就医接受治疗。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精神卫生法中没有“协助送医”规定，协助送医当事人有拒绝权利，但卫生局接受通报，会同警消人员到场，已属紧急安置行为，必须是当事人有自伤或伤人行为，所以卫生局行为可能违法。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就事件响应，当日是由叶女家属向西屯区卫生所申请精神患者协助送医，据了解，事发屋苑的住户发现叶女过去曾有屋苑滋扰的情况，因此当天征求她同意，强调“非强制就医、也非强制送医做鉴定”，并依《精神卫生法》第32条第2项，有民众发现通知卫生局、警察局、消防局等卫生单位进行后续处理，完全基于个案同意及保护情况下协助送医。

（来源：东网 http://hk.on.cc/tw/bkn/cnt/news/20170528/bkntw-20170528125658413-0528_04011_001.html 2017-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