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民之声2017/4/9消息] 河南驻马店市石屏县石坪镇访民赵凤，去年7月4日在省信访局，被镇政府工作人员强制带走，送到漯河慈善精神病医院关押。
赵凤和家人失去联系后，她的弟弟四处打听她下落，数月后，附近村民通知他赵凤在漯河慈善精神病医院。他赶到医院要求会见赵凤，医院以镇政府不同意不能见为由进行阻挠。一直拖延到下午，赵凤的弟弟忍无可忍，对其进行训斥这才让他们姐弟相见。
赵凤告诉弟弟，医院并不给她用药，镇政府把她送到精神病院目的就是关着不让她上访，她的住院费是镇政府给医院支付。
据悉，赵凤是因为财务纠纷得不到合理解决上访，曾因上访被拘留，之前也曾被关过精神病院。
一座小城，两宗命案，七条人命……当凶手自杀以后，事态几近平息，受害家庭沉默，地方政府噤声。只留下旁人扼腕叹息。
当年，他在黄土坡的窑洞里杀死自己一家五口人；21年后，他在繁华的县城街头再度砍杀一对母女。因为疑似精神病，他不曾获罪入狱，却也未曾得到医治。
21年前，疑似“精神病人”杀死一家五口
陕西省绥德县只有30多万人口，白士高已是名人。
1996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41岁的白士高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4个孩子。年纪最大的孩子13岁，最小的不过5岁。案发地点在绥德县大白家沟村，白士高自家的窑洞里。
谈起当年的惨案，多年以后接触过白的人仍疑惑，虎毒尚不食子，白士高为何会如此歹毒？
白士高的弟弟白士阳回忆称，当年案发的晚上，白士高因为出现幻觉，觉得有人要谋害自己，带着刀斧要出门。妻子和孩子试图拦住他。混乱中，白士高失手杀死了女儿。随后，白将怒火发泄到妻子身上，将其也杀死。
白士高无意再活，他干脆杀死剩下的三个儿女，然后，他将自己的双腿齐膝剁下。
但他被送到医院，活了下来。
其实，早在杀害家人前，白士高的精神异样已经为村里人注意到：他无道理地锄掉了家里种的庄稼，还每天没由头的反复将水挑上山坡，再倒至山下的公路上，一天能跑上几十趟。
白士高的姐弟均认为，白士高的精神问题要追溯到1994年。那一年，因为村里修路的问题，白士高与邻居发生冲突后，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约半个月。家人们说，从看守所出来以后，白士高的脾气大变。
1996年，白士高杀死家人后却没有受到法律追究。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白士高姐夫田增元回忆：白士高因断腿住院期间，当地的公安部门曾派人问话，但未办理手续，便让他把白士高接回了自家。
根据亲人的描述，白士高杀死家人以后，没有接受过精神病司法鉴定。
这也许是因为，当时白士高精神状况异样的问题表现明显。
出院以后，白士高在姐姐白学梅和姐夫田增元所居住的田家岔村住过半年多，因与村民发生纠纷，又回到了大白家沟村。
同住大白家沟村的弟弟白士阳回忆，白士高随后放火烧掉了自家窑洞，挖出妻儿的尸体焚毁。
不久，白士高离开了大白家沟村，与兄弟姐妹再无联系。
亲人们不清楚白士高此后经历了什么，但他最终在县城落脚谋生。他装了假肢，走路时身体往前倾，一瘸一拐。
亲人们后来普遍与白士高没有往来，偶尔的遭遇也免不了冲突。姐姐白学梅和姐夫田增元均曾在镇上和县城偶遇白士高，但被后者记恨殴打。
白士高在繁荣的步行街头摆摊，亲人们有时路过，远远地眺望一眼。
再度犯案杀害邻居母女
直到2017年2月23日，白士高再度犯案。
当天中午两点，白士高在离家门口大约10米外的街头，持刀追砍一对母女。受害者与他住在社区的同一单元楼，白士高在一楼，受害者家在五楼，由于楼房结构，各有出入口。
目前尚无法证实，白士高与受害者是否有仇怨。受害者刘女士47岁，小女孩只有6岁，殒命于白士高的刀下。刘女士的丈夫梁先生婉拒了采访。
多位邻居认为，白士高不存在杀害母女二人的直接动机。有人猜测，事发前白士高曾与一位年轻人发生过冲突，受了气没处发，他可能是转而报复，发泄在邻里身上。
案发后的一周内，绥德县政府的善后处置方案开始在县城流传。这些说法中，补偿的金额数字从数十万到数百万元不等。
迄今，一则流传较广的说法是：死主家得到了250万元的赔偿，大部分来自白士高的积蓄；此外，政府还承诺为死者家的长子在大学毕业后安排工作。
绥德县官方没有证实这些说法。《凤凰周刊》记者先后联系绥德县委宣传部和绥德县长，均未获回应。
由于案件信息披露不全，留下了诸多疑点：白士高究竟是不是精神病人？为何要杀害邻居母女？两度案发间隔的21年里，是否确有肇事的迹象？当地政府是否有介入挽救的机会？
邻居刘国强目睹了白士高生前的最后一幕。刘的店铺门口几米开外，便是白士高的杀人地点。刘国强90多岁的老母在门口看到杀人一幕，慌忙拉上了店铺卷闸门。
闻讯赶回来的刘国强在巷口撞见了白士高。白跌跌撞撞，朝他砸出一块砖头。砖头擦肩而过，在墙角砸出一个缺口。刘国强注意到，白士高没有说话，但口角带白沫。
不久后，白士高仰天倒地，菜刀从他的手里掉落。
当晚，绥德官方通过微博发过案情通报：调查初步显示，白士高疑似服毒自杀。
这次，白士高没有再活下来。
杀人者“花老汉”，人称绥德县城一霸
在绥德县城街头，“白士高”这个名字远没有他的绰号“花老汉”流传得广。
杀死全家之后，白士高孑然一身。他喜欢穿着花衣，在绥德县繁华的观云阁步行街街口摆摊。
绥德县当地人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白士高摆摊出售的碟片其中一些存在涉黄嫌疑，另外他还卖一些土制的疑似毒品。
但白士高的生意在旁观者看来像是特权。沿街邻居表示，多年来，相关部门没有对白做过处理。为何不管，众说纷纭。有说法是“不敢”，白士高杀过人，即使公安人员找他，他也威胁，“谁都怕家中老小遭报复。”
周边商家观察到，白士高的生意不断有人光顾。县城里流传着他挣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故事。他白手起家，借生意积累财富，还全款在县城购置了一套时价20多万元的房子。
沿街的商家还证实，除了摆摊，白士高还做过放贷生意。
一家小商品店的老板王文革说，四五年前，他曾向白士高先后借贷过两次，加起来10多万，借款时间一年左右不等，其中一次的月息在12%，另一次的月息在15%。
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跟白士高有债务往来的人很多，当地甚至还有借贷公司找他借钱。
与白士高的发家故事同样流传甚广的，是他的“霸道”。
王文革说，按照县城一般的放贷做法，如果借款人手头一时拿不出来钱，一般情况下能缓缓。“但白士高的钱是说今天上午要就是今天上午，缓半天都不行，不然他拿着刀就过来了。”
这得到了另一位借贷者的证实。“没有人敢借他的钱不及时还，如果不是实在是没有别的路子，一般人怎么也不可能会找他。”
因此，很多人不认为白士高是精神病人。刘国强曾应白士高的要求，帮忙核对过一张5万元的借据。他认为，“（白士高）那么精明，那么能挣钱，怎么会是精神病？”
白士高的房子就买在刘国强的隔壁。案发之后，白士高家的铁门上锁。从对面楼的高处望过去，能看到院落里的破落木窗，显得萧瑟冷清。
白士高在院落内的生活状态，邻里知之甚少。几乎没有邻居会去敲他家的门。去过白士高家抄水表的工人说，“里面臭的不行。”
刘国强回忆，白士高大概是8年前购置了这套房子。此前他曾经租住在这里；搬离后一段时间又回来买下了房子。
由于他的杀人前科，邻居们带着戒备，与他极少往来。刘国强曾与白士高有过一些交流。他曾问过白，为何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
白士高对此的解释与他的姐弟描述有出入，白的大意是：天上降旨，不杀妻女，白本人就得死。
这到底是疯言疯语，还是装疯卖傻，现已无从得知。
从和邻居的相处来看，白士高的性格异于常人，处事方式趋于极端。
白士高的房子在一楼，邻居们称，楼上如有杂物掉到他家院子，一旦他看见谁家窗户开着，就冲上楼砸门，恶言相向。
因为安装防盗门一事，白士高曾与邻里发生冲突，白不但拎着锤子将门砸坏，还在楼道的墙壁上泼洒粪便。
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情是，白士高跟邻居争吵后，录下“特别难听”的脏话，天天放喇叭，夜里长时间敲打脸盆。整个社区的人不堪其扰。
刘国强为此事也在夜里敲了白家的铁门。白士高开了门，全身赤裸地出现在他眼前，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以脏话回击。
描绘白士高“霸道”“泼皮”形象的人不止他的邻居。靠近白士高摆摊点的一位商店老板说，她常看到，有人在白士高的地摊挑选影碟，多挑了一会儿，没有中意的决定不买时，“花老汉急了，拖住人家强卖了才走。”
冲突在白士高的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很多人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对于白的为人，他们只是不断摇头。但也有人并不认可“白是精神病人”一说。
如是精神病人，何以未受干预？
尽管白士高很可能罹患有精神疾病，但精神病患者犯罪并非绝对免于刑事责任，只有通过司法鉴定认为患者案发时无刑事能力，患者才可能不负刑事责任。
但白士高案发时是否处在发病状态，是否意识清醒，已经死无对证。
绥德县精神康复医院的院长钟乐在案发后曾接到当地有关方面的问询。经她查阅，她肯定该院没有白士高的病历材料。
绥德精神康复医院创建于1993年，是一所民办精神病专科医院。它承担着包括绥德县在内，整个榆林市南部六县的精神残疾病人的防治工作。
2015年9月，《榆林日报》曾报道，该院受县卫生局委托，负责全县重性精神疾病的管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被纳入管理的重症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等6种。
据钟乐透露，2015年登记在册的绥德县全县重症精神病人大概有1500位，但那次调查，实际总共只为900多名重症精神病人更新建档，其余600人都未能接触到。
“人户分离的精神病人很多。”钟乐说，此外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精神病人家庭的病耻感很强，地方精神卫生资源有限，基层的精神病人管理和治疗工作很难。
钟乐曾听闻白士高的事迹，根据她15年来的从业经验，她猜测，白士高很可能罹患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可能出现了被谋害的幻觉，这是精神分裂症典型的阳性症状。
当《凤凰周刊》记者转述白士高家人的说法，即白士高第一次杀人后未进行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后，钟乐面露诧异，未予评论。
距离案发已经2个月，白士高的事情在绥德县城已经陷入沉寂。
傍晚时分，小城步行街附近、白士高家社区的街口常有人聚集，当《凤凰周刊》记者寻人聊起“花老汉”，常常围拢过来一圈人，控诉“花老汉”劣迹，抱怨地方政府的迟迟无为。
据《华商报》报道，2015年的绥德县政协一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提出，白士高长期在绥德售卖黄碟和土制毒品，影响很坏，建议上级机构干预，或将白士高送入精神病院。但后来，此事未能得到跟进。一位接近绥德县政府的人士也向《凤凰周刊》记者证实确有此事。
疑似“精神病人”白士高死了，小城绥德终又归于平静。偶尔人们还会聊起那些可能改变受害者命运的一次次“如果”，但这些“如果”，从白士高再次举起屠刀的那一刻起，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来源：凤凰周刊 http://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70425/30455363.html 2017-4-25）
《囚》以男子普民和其他症状明显的病人为重点，呈现了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C院重病病房的真实景象。
马莉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在这些冷静的画面里，相当多的出镜者既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然而，让马莉觉得无解的是，清醒之后，他们又将再度陷入混沌的幻觉城堡，周而复始。“他们会因为疾病陷于癫狂，因为无法根治，他们或许将终身陷于其中，被反复折磨，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3月下旬，纪录片导演马莉拍摄的《囚》在北京东郊放映，一百多名观众成为继柏林电影节之后，第一批看到这部影片的人。
《囚》以男子普民和其他症状明显的病人为重点，呈现了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C院重病病房的真实景象。影片总长5小时，看过却并不觉得冗长。没有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对话，也没有任何的解说，取而代之的是病人面对镜头的坦然诉说和相互交流。
片中的自然呈现来自拍摄者的耐心和长期的努力。“重症患者第一疗程往往需要三个月才有可能逐渐清醒，并接收到我的想法。因此那段时间我呆在封闭疗区，但并没有打开摄像机，我不希望我的拍摄具有任何掠夺性。我甚至不要求自己必须带一部作品出来。也许是我的心态让我能够更容易亲近他们。大多数情况是他们主动要求进入我的镜头。”
马莉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在这些冷静的画面里，相当多的出镜者既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然而，让马莉觉得无解的是，清醒之后，他们又将再度陷入混沌的幻觉城堡，周而复始。“他们会因为疾病陷于癫狂，因为无法根治，他们或许将终身陷于其中，被反复折磨，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怪圈
“医生，你给我加（药）量了。”微胖的普民刚一出场，便露出了一点反骨。
“你就吃吧，没错的。”对面的医生只管执行。
普民虽然接住了药片，嘴上却还坚持。“是药三分毒，我要找你们大夫。”
衬衣加毛衫显出他的公司人气质，初时说话不急不躁，尽量讲道理。和影片里其他出场者相比，他像是最“不该来此”的那一个。
在刹车片行业干了18年，普民厌恶那个屡屡“压迫”他的上司，萌生了辞职创业的念头。想建厂，可手头只有区区几万块。他的对策是，找风投，联系300个同学，希望每人能借他一万。他写了可行性分析报告，坐上飞机，一趟趟地从老家飞到其他城市，希望能筹到启动资金。
尽管看上去有些“头脑发热”，这样的故事在创业浪潮翻卷的今天并不太陌生。只是，好端端的工作不干了，家里的钱全花在机票上，普民的妻子认为丈夫着了魔，某天“以陪自己看病为由”，叫人把普民送到了精神病院。
被“架”到医院时，普民很是挣扎了一番，于是被送到一级病房——收治最严重精神病人的地方。医院的诊断：轻度躁狂症。
几乎所有初次来精神病院的病人都宣称自己没病，这却正好与精神病人患病的指征“吻合”。
他不服，一遍遍地和护士、医生申诉。他还跟医生说，我的妻子不能做我的监护人，医生说法律如此。
他觉得自己像个小白鼠。“我要做司法鉴定！”声音虽不高，语气里是满心的不甘。
答复是：“可以，出（院）去以后。”
他掉进无法自证的怪圈。“我是一个生命，一个鲜活的生命！不知道有病的究竟是谁？”
愤怒、充满怨气，泄气，隐忍，普民的心理在一点点变化。从宣称“出去后要办自己的心理医院”，到后来力图用好的表现来换得早日出院的可能。
一度，普民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病。但数月过去，拿着医院给的躁狂症患者特征，一项项比对，他发现自己悉数符合。
“语言增多，联想加快，自我评价高，精力充沛。”自从有了一点“不合主流”之念，哪项不是事实呢？有了创业梦，思维自然比从前活跃。“这个社会，80%都是由小职员构成的，他们是基石。但得允许10%-20%的跳脱、挣扎出来。”
普民想挠挠那些在他眼中“沉睡的人”，却把自己挠进了出不去的怪圈。
影片拍摄过程中，适逢立法历经27年之久的国家《精神卫生法》颁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提出了对精神障碍者实行“自愿治疗”的原则。于是片子里常常看到，有病人说，到（2013年）5月就好啦。那也曾是普民通往外部世界的希望。然而，谁能决定病人出院，依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孩子，迷失在森林里。
马莉把卡夫卡的这句话放在了影片的末尾，她没有掩饰自己的动机。“权力这个东西非常可怕，所有的人都被桎梏在那里。不仅是精神病院里的人被套住，其实放到整个社会也是一样的，各种驯服。驯服太强烈了。但不是那么简单地去说这个东西黑暗不黑暗，它里面很多暧昧，像乱麻一样，令我纠结。”
和病人待的时间长了，马莉难免会站在病人的角度看待问题。然而每每看到精神病人对无辜者造成伤害的新闻，她的心境又会相当复杂。
“比如说，这个人不能出去的原因，单是因为不能出院的禁令吗？还是很复杂的家庭原因、社会原因？一个病人出来之后，如果没有服药导致症状出来，又没有特别合适的监督机制，他对公共空间的伤害就相当大。”
普民和妻子会面，原本振振有词。当妻子哽咽着埋怨，“你算个男人吗？你有什么资格恨我？”一直耽于自己创业梦的普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外星人”
那么普民这种“被精神病”的案例，在精神病院里是怎样的存在？马莉感觉，因为观念冲突被家人强行送入院的，在省级以上医院还是极少数。北京安定医院医务处盛利霞处长说，这么多年，她只听说过北京回龙观医院有一例这种情况。“最后医生判定那个病人没病，送回家了。地方上，不好说。”
在国内，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抑郁、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排在重症精神病的前列。在马莉看来，大部分入院的重症病人，病情都很严重。镜头之下，我们发现了精神病范畴里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类别：
因为酒精而入院的人里，老秦可以和妻子好好商量换病房，但只要喝多，会将两把刀架在女儿身上；比他更严重的二杆子，没法自理，不停地对受雇看护他的小梅说“弄死你”。
有人不能控制性欲，嬉皮笑脸地冲医生说，“护士怎么不来了？我硬，难受。”十多岁的学生穆纳，每晚的睡觉问题最让陪护的母亲犯愁。他的眼睛直盯前方，不和母亲对望，说话时声音轻得如同一根针掉地：“我心难受。靠一下。”妈妈让他躺下，他拳头攥得死紧，头一下下往下落，也不敢实实靠着枕头。
有点类似的木僵症患者晓乐，没法行走，终日不语，扶起来时整个身子如同一摊沉沉的泥浆，只能被医生扶着上轮椅才能出门。“太老实了，都不会挣扎了。”和暴躁失控的病人相比，这算幸还是不幸？
妄想型的病人大明总以为大脑有人监控，在家里翻柜子，各种衣服、表壳、亮的东西都不能要，撇了好几万（家什）了。“媳妇砍我30刀。我老幻听。这病就怕你这玩意儿（摄像头）。我不杀人。不敢脱衣服，脱了他们能看见我。唉，你说，咱们是不是外星来的，小布什不是上月球卖土地吗，咱们是不是从那儿给撵下来的？”
但从头至尾，影片里几乎没有病人狂怒、打架、撞墙、歇斯底里的画面——那些世人惯常以为的精神病人的形象。
马莉并非没有遇见这种场面，但她有意识地把它们摒除在成片之外。
她承认，进医院之前，自己对精神病人持有偏见。“这些偏见是我误以为正常的常识带给我的。待了之后，想法改变，所以我也在拍摄素材上做出了取舍：发病后的张狂，用得非常少。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常态。他们的常态是由病和药物处理共同决定的结果。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些重症精神病也是有正常期的，是可以恢复理性的常态，他们可以很清晰地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疾病，然后去感受生活。我觉得我的片子比较接近他们整体的形态。”
影片里，病人大段大段的交流与独白中，常常透出一份对世界万物的犀利审视与“超脱”：
科学解释不了，就说你有精神病。
我回来（再住院），因为没吃药。他们没回来，因为他们吃药了。
奔财，奔色，是病。不奔，也是病。
他们医生有病吗？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不正常的。
这些“金句”往往引来观众会心的大笑，和“哇塞”的反应。
“精神病人真的常常会迸出比一般人更多更高明的‘哲思’吗？”以精神病学里“天才多是精神病人”的理论，貌似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马莉却近乎无情地打破了观者的这种主观断想。“不是他得了精神分裂症或者什么，就变得更加聪明，或者变得像个思考家一样。这些话，其实太普通了。还是因为，当我们听见说这话的人是一个分裂症患者，他就显得高级了，或者这事儿因此反讽起来。”她既不愿受众将病人视为癫狂者，也不希望大家想当然地对他们过多附会和想象。
倾诉
每个病人的疾病成因，是精神科医疗领域的问题，不是马莉关注和探究的对象。她只是把镜头放在那里，静静地听他们诉说。但一年下来，她却成了病人们最为信任的一个倾诉对象。
按摩师小邢样貌清俊，说话抑扬顿挫。这个父亲早逝的单亲孩子刚刚而立，却像经历了沧桑的几辈子：
父亲一死，我琢磨，干啥都一样。没意义。
（室友：你没学业不成啊。）
（叹气）我现在恐惧结婚，成家。家庭太难融合了。
我爸怎么死的？男的嘛，有钱就找外遇。他也不过是个沙场的厂长。年纪轻轻的，被（外遇的老公）找上门来捅了刀子。
我学了十多年中医，可按摩把我的手搞脏了。
以前我是个一清二白的小少年。现在奸懒馋滑坏，坑蒙拐骗偷，全学会了。
这些事他说起来没有太多耻感，倒有点卸下包袱的轻松。“我没有倾诉对象。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蓦地，又突然感慨起来，“其实单亲孩子都挺正常的。因为看到了太多的不好，所以心中有完美的好。”
这是全片里，小邢惟一一次眼睛红了。
不感慨的时候，小邢其实有点活泼。他拜了墙那边一位叔辈的病友老黄作师傅。“他可厉害了。”
“厉害”的老黄吸了大半辈子的毒。烟，果子，各种K粉。最熟悉的还是“麻古”。
母亲死那年，老黄在长江路上卖衣服，“上道了。”最早拿酒来戒毒，二锅头。一副“什么歌都唱”的好嗓子，吸成了烟嗓。
他喜欢过跳舞、游泳。戒毒之后一次去舞厅，跳着跳着闻到味儿了，搞了200片麻古。叼着烟点火，抽完，“脑袋炸开了一样”，送进医院时，他一丝不挂。
“牙全没了，不想活了。”他耍钱，家破人亡，孩子照顾不了。“自己的坟头自己哭。”他全明白。可进精神病院，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爱写诗的老魏，没有这些个跌宕起伏。因为父亲被认定国民党特务，“狗崽子，黑五类”的帽子扣在头上多年摘不下来，他习惯了抬不起头。有饭吃就够，他对单位一直没辞他，还开给他2000块的工资怀着感激。
“我没有友情，男女友情都没有。就像一滴水，一颗沙子那么平常。就爱作诗，画画，平生无所求，无所为。”深夜里，坐在吸烟室的地上，头发斑白的老魏对着马莉说完了自己的一生。末了，他说了句“谢谢”。
马莉并不觉得被“禁锢”的经历让这些人看透生死。但她同意，精神病院只不过是外部的一个投射，所有问题在这个城堡一样的地方显得格外清晰了。“不单是老魏，小邢，说二人转段子的老头儿，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投射出外面社会的骚动。第一对夫妻为什么有（“开放病房50块一天住不起，单位不要你”）这样令人沮丧的对话，你可以看到外部社会对他们的挤压，生活的压力是巨大的。”
如若马莉没有说明，他们都有犯病发作的情形，恍惚间会觉得，自己不过是看了一部中国当下边缘群体的私人口述史。何况，“正常”和“非正常”，孰能分清呢？
“拍摄时你如何把握对他们的同情心？”
“同情是难以避免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我可能不会完成这个片子。我的问题是在于，你同情什么？就像老魏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同情有什么用呢？”
温暖
“吃药了！吃药了！”
影片里，C院的医护人员像“赶羊”一样将病人们集合到一处。为了识别病人是否遵照医嘱吃了药，医生会捏病人的脸，抓他们的手，看看是不是藏着药不吃或少吃。
对待重症病人，吃药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在重症病房，说服病人如何顺从医生的治疗，坚持去服药，最终能管理自己的症状，不犯病，或者是少犯病。这是医生最主要的工作。针对心因性疾病的心理辅导这些，则在门诊病房完成。”北京安定医院医务处处长盛利霞说。
对普民进行会诊时，医生判断他是否有病的依据，一是看是否有符合疾病的特征，再就是看他是否能承担社会角色（如雇员、丈夫、父亲等）所赋予的社会功能。
“看起来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正常。”两个实习大夫对主任提出疑问。
“躁狂症的一大特征，就是能引发他人的共鸣。”主任回答。
与医生的“按章就诊”相比，病人之间的互助天然地更活泼和有情感互动。如何“唤醒”木僵的晓乐，连主治大夫都没什么辙。室友彪哥一遍遍地给他喂牛奶，逗他说话。喂着喂着，晓乐居然“扑哧”，笑了。
“彪哥，有才！”医生心服口服地打趣。
小邢讲完他的沧桑前半生，身旁的病友没人指摘他一句。室友老张悠悠地唱起了《三套车》：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
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是谁让你这样的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马莉承认，这家医院对病人的治疗有些“滞后”。但她并不希望观众对医院形成“不负责任”的印象。比如那位主任，每年在该市做一个儿童自闭症的筛查，筛查的过程是“非常严谨、非常好”的。从这个角度看，马莉又觉得她是特别好的一个医生。
拍摄时赶上C院正好开始新一轮的医生招聘。没人来应聘。
“病区那么大，他们只有四个主治医生，但实际上那个名额根本招不上来人。你看到片子里的护士不太粗暴，但他们也没有经过特别的培训。往往是因为，一般卫校毕业的孩子要进公立医院很难，精神病院比较好进。”马莉说，病人无法回归到社会，这里头有很多的问题。比如社区医院，是否可以在症状不重的时候接纳他们？大部分中国社区做不到。家庭能不能接纳？“看影片时，你觉得能接受。当你的身边真正出现这样的病人，没准就不能。”
误读和不解其实在首映现场就发生了——不时爆发的哄堂大笑，让同为纪录片拍摄者的郭睿既不理解，也深深难过。“如果说后半场，因为有些病人口里说出了诗歌、二人转，有一点幽默和自我调侃的意味，这个笑声还勉强能接受。但前半部分，明明看来就是展现病人的悲剧现实，感觉那些笑的人把他们当成了笼子里的动物。”而导演马莉的回应是：笑，总归是人的权利，“但我自己，是不会笑的。”
解惑
影片的最后，胡子拉碴的普民到护士站找医生，得到的依然是“等着吧”。从走廊返回病房，他的脚步，看起来蹒跚得如同戴着脚镣。
马莉没有透露普民的结局。“比较可悲的是，你觉得他出来好受吗？离婚？没有，都不想吧。他也没有他想的那么坚决。”
“他也会反思自己？”
“反不反思一切都变了，你进过这个地方，也没（办法）隐瞒这段经历。一切都变了。”
对于马莉自己，拍摄《囚》和其他的纪录片，也改变了她的世界观。
原本在电视台的她，却从未进入过所谓的编制。“现在我也没断了跟他们联系，需要经济收入来拍摄其他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接几个活儿，但绝不会被拴到那里的。”
她素来关注极端环境下人的处境。2007年，受高群书的建议，马莉深入到海拔4500米的高原藏区，将镜头对准位于四川石渠的世界上海拔最高县城的寺院——色须寺。纪录片《无镜》通过五个喇嘛、一个天葬师和一个还俗僧人的讲述，记录下了高原上人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信仰。这也成为她困境三部曲的开端。
回想起十年前，马莉说高原反应没有那么重，但也不轻。常常从一个院子走到另一个院子，就会喘得不行。吃的也不习惯。这种艰难的感觉是漫长而细微，包括不允许进经堂的女性在一个藏传佛教地要经受的考验，她用智慧和坚韧一点一点克服了。
在北京，她认识了上访村的出租店主老郝。因为丈夫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从1977年开始，老郝上访了三十多年。出生在第一次来京上访路上的女儿，遂得名京生。这也是马莉第二部困境纪录片的片名。在外人看来，《京生》是一群偏执的人，做着一桩看似偏执的事。老郝说，“我的一生都埋葬在这里。”而京生却怨怪母亲连累了自己和下一代。“人活一辈子究竟为了什么？”
马莉敬佩这些人历尽人生冷漠残酷之后依然牢牢坚守质朴与善良，但也痛恨他们“粗砺的言词中流露的短视与懦弱、苦难无法得到消解后蔓延的偏激与固执，穷途之中选择方式的莽撞和自戕”。
至于《囚》，原本是因为《京生》当中的一个采访对象G。
学美术的G年轻时参加高考，画了一张很“异常”的画。老师说他精神有问题，就被贴上了精神病的标签，就业、结婚，全受到牵连。G希望去精神病院开一张没有精神病的鉴定。但开了鉴定之后，依旧没有人相信他没病。他决定离开生养自己的村庄，却遭遇各种不顺：在煤矿工作，被压断了一条腿，老婆跑了，妻离子散。
那一年G在小旅馆里喝闷酒，想起自己悲惨的人生：如果没有“被精神病”的事件，他的人生会怎样？恰好边上的房间来了一个人去上访。他于是他就来到了北京的上访村，想把自己的冤屈诉出来。奇妙的事发生了。
“G穿着中山装，挂了一支笔，形象还可以。他就在大厅里转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老太太就抓住他，让他帮她写状书，他就说行啊。他本来就是想帮她一下。写完之后，老太太给了他五块钱。他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地方，他不仅能获得尊严，而且能获得经济来源。但他立案的话，需要有一个理由。所以他起诉的是如果没有高考的制度，他可能不会陷入这种窘境。但是他们乡镇那边，只要他来上访，就占了一个名额，总是要想办法把他接回去，每年都要来回几次。而我感觉他在那边还是挺快乐的。结果有一天听说，他得病，人没了。”
马莉一直忘不了这个故事，直到认识C院的人，拍了《囚》。
她并不想把苦难和泪水、不公或荒谬记录进她的影像来博取怜悯然后激发呐喊；也并非猎奇，来勾勒一个被大多数人遗忘或者从来不曾知道的，供自我或者他人作为饭后的谈资。“如果因为故事因为情节而爱上拍摄对象的不幸，那么记录将失去全部意义，我宁愿选择放弃。”《京生》如此，《囚》同样如此——在成片问世之前，她从未抱着肯定会做出片子的想法。
马莉家的平房坐落在偏僻的京城东郊。院子里，最打眼的是给儿子的彩色攀爬架和小摇椅，一个花沙发之外，徒剩光秃的枝丫和无人打理的菜地。“（当初租）这么大，其实也没什么用。”她淡淡笑着。她的先生丛峰也是纪录片导演，因为罹患胰腺疾病，脸上还粘着打点滴的胶布。
马莉话不多，罩在棉布长裙里的瘦小身子越发显得孱弱，绵柔里的坚强却不难察觉。能够沉下心十年拍摄三部超长的纪录片，并且不寄望于获得收益。这样的人，似乎是没太多的纠结？不然也很难坚持到今天。
但她说，“我哪有那么厉害啊，我时时刻刻都被很多事情困扰，很多欲求当中，比如，我拍纪录片，也做不到那么的纯粹。为生活，为小小的梦想挣扎，各种摇摆。单身的时候，说走就走，说拍就拍，当你有家庭你就会想着让步，又会焦虑下一部作品。总是不停地有难题出来。当你有时间要拍那些片子的时候，你要想着去筹钱。”
说归说，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难，反而是拍摄的人给她力量。“我很难想象，如果我进入到那样一种极端的困境当中去，会做什么选择，我会放弃还是坚持。比如说，置身于病症当中，我恐怕都做不到他们那样，所以说到同情这个词，我何来同情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同情自己还差不多呢。”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http://view.inews.qq.com/a/20170427A0157F00 2017-4-27）
4月25日，福田区召开精神卫生工作联席会议。记者获悉，《福田区非深户籍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救助实施办法》将于近日正式实施，居住在福田区，但非深圳户籍的高风险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在深圳市康宁医院住院治疗，产生的费用由政府资助，每人每次不超过一万元。
该办法由福田区精神卫生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符合申请条件的患者，由其监护人填写《福田区非深户籍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救助申请表》，连同患者户口本、身份证、居住证、病历，以及监护人身份证等资料（交复印件，核原件），交居住地社区工作站提出申请。无居住证的，提供被监护人在本地居住的证明材料（如房产证、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由社区工作站出具居住证明，具体申请流程可咨询福田区慢性病防治院。
从2015年9月福田区启动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以来，该区各街道组建了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小组，各社区组建了残联专干、社区专干、社康医生、民警、患者家属“五位一体”关爱帮扶小组。区精神卫生中心和区残联合作开展精神病人家属课堂项目，在全区10个街道都举办了家属课堂讲座。
在贫困精神障碍患者救助方面，福田区为经过鉴定符合安养条件的无生活自理能力的户籍精神残疾人提供居家安养服务，每人每月补贴1800元。经过检查评估符合条件的可以到福田区慢性病防治院按月免费服药，每人每月补贴350元；每半年还可享受一次免费体检和服药疗效评估服务；补助标准为全市最高。目前参与服药补贴患者共592人；由社康中心提供免费体检。户籍患者定点住院治疗，费用由政府承担。同时，将符合标准的精神障碍患者纳入救助范围，按时发放各类救助金和生活物资。
福田区正在积极推进“阳光心理、幸福福田”健康服务项目，开展心理咨询热线电话（0755-83422376）和心理卫生门诊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工作。目前全区24家心理卫生进社区示范社康均开展心理咨询/辅导服务，开展比例为100%。
（来源：深圳晚报 http://wb.sznews.com/html/2017-05/02/content_3782561.htm 2017-5-2）
孙子开车相送，为防呼救儿子还用胶带缠妈嘴
老人被关50个小时后才因女儿报警被接出去
老人说儿子因征地补偿款问题想阻止她出庭
3月28日上午11时许，64岁的老太太刘玉栈向咸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联盟派出所求助，称儿子刘某峰扬言要绑送她去精神病院，希望警方能介入。而联盟派出所对刘玉栈并不陌生——仅2015年，该所就曾为刘玉栈和儿子刘某峰之间的家庭矛盾做过两次调解。为此，对于刘玉栈的这次求助，派出所工作人员劝她先回家去，有事可打110报警。
然而，就在这之后，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事发
刚出派出所就被儿子强拉进面包车
刘玉栈描述，3月28日从派出所出来后，她就被儿子强行拉进了一辆面包车。开车的是孙子刘某河，时间是上午11时40分许。
“他们父子俩在车里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将我手脚捆在了一起，还拿走我的手机和金戒指，说是让我好好配合，去医院治疗，否则没好果子吃。”老太太说到这里放声大哭。
面包车驶离村头后，先是在咸阳西郊一加油站加油。加油员小胡回忆说，当天上午他正在上班，路上开来一辆本地牌照白色面包车，男司机说“把油加满”。小胡拿起油枪开始工作，突然他听到车内有人喊“绑架咧！快救命！”小胡透过玻璃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一位身穿红毛衣的老太太被用绳子捆绑着手脚，斜躺在后座上挣扎喊叫。
司机显得有点紧张，油费142元，他付了150元，8元的找零都没顾上要，就驾车出了加油站，甚至连油箱盖都没来得及归位。而几名加油站员工随即拨打了110报警，并提供了面包车的牌号。加油站工作日志显示，拨打报警电话时，是3月28日12点08分。
母亲刘玉栈在加油站内的呼救，让刘某峰很是恼火。加完油后，他让儿子刘某河把面包车又开回村里，从家里取了一盘塑料胶带，然后绕着老太太的头缠了好几圈，以防止她再次呼救。
而此时，警方调查结果显示，面包车是东南坊村一村民的，当天被刘某峰父子借走，说母亲刘玉栈有精神病，要送母亲去医院治病。因为涉及家庭纠纷，被捆绑者和实施捆绑者又是母子关系，警方没立案。
细节
每当想挪动身体挣扎时，儿子就用脚踩她的头
刘玉栈说，之后，面包车又驶上了高速路。她手脚都被捆绑，嘴巴也被胶带缠绕。每当她想挪动身体挣扎时，儿子就用脚踩她的头，让她老实点。“一路上也不问我是否要上厕所，我也不知道要把我拉到哪里去。”老太太泣不成声。
面包车跑了好几个小时，刘玉栈听到儿子刘某峰在打电话，称对方为“白大夫”，说“把人送来了”。从双方的对话中，刘玉栈感觉对方起初不怎么情愿，但后来又同意了。
面包车停在一个院子里。刘玉栈被几个人从车里抬下来，发现自己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当时大概是3月28日下午5时。从路边宣传栏中，刘玉栈意识到这里应该是洋县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院内有一个被隔离开的独院二层楼，门楼上写着“精神科”。大门从里面打开后，几个人将刘玉栈往里抬，刘玉栈大喊，“我没有精神病！”但一个工作人员回应，“送到这里来的人，都说自己没精神病”。
大铁门“咣”地一声被从外面锁上了，刘玉栈瘫坐在了地上——她看到周围有许多或目光痴呆、或自言自语的人。刘玉栈再次向工作人员抗议说自己没有病，一位工作人员说“没有病才让你吃药呢”。刘玉栈说，自己至今没有明白这话的意思。但她知道反抗没有意义，也没人相信自己，只好乖乖地按照要求吃药打针。
第二天，刘玉栈给大夫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并拿出包里自己和儿子打官司的材料给大夫看。大夫看完有点吃惊，当天再也没有给她打针吃药，还安慰她说“既然已来这里了，就要想开点”。
求救
在精神病院内借电话联系上了女儿
当天下午2时多，有家属来精神科探望病人。刘玉栈借用对方的手机匆忙给女儿刘海蓉打了个电话。
而刘海蓉是3月28日中午发现母亲“失联”的。她告诉华商报记者，母亲早年和父亲离婚，后来因为家庭财产和哥哥关系恶化。这些年一直和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3月份以来，哥哥刘某峰多次托人带话，让自己不要参与，还扬言要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所以她尽量躲着哥哥。
3月28日下午，刘海蓉拨打了数十次母亲的电话，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哥哥刘某峰的朋友赵某打来电话，说知道母亲刘玉栈的下落，让刘海蓉出来见面。刘海蓉怕有危险，向联盟派出所报了警，称母亲可能出事了。“但警方答复说中午加油站工作人员报警，调查证实我妈有精神病，被我哥哥送到精神病院看病去了。”刘海蓉问是哪个精神病院，警察却没有答复她。
当晚10时49分，赵某再次给刘海蓉发短信，告诉刘海蓉“你妈目前很安全”。刘海蓉问对方母亲在哪里，赵某没有回复。
第二天早晨，刘海蓉拿着赵某发来的短信及母亲早前写的一封“遗书”等，再次报案，她认为母亲可能被哥哥绑架了。但派出所说正在调查，让回家等消息。下午2点42分，刘海蓉突然接到一个汉中的电话，电话里母亲说，自己被关在汉中洋县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的精神科住院部，让女儿赶快想办法来救自己。
刘海蓉赶快向派出所求助，说母亲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希望警方能解救。但多方联系，接警人员表示刘玉栈是被亲生儿子送进去的，且还出示有母亲患精神病的证明，所以警方无法立案介入此事。
声音
“她经常来村委会说事，咋可能有精神病？”
多方求助未果，3月29日下午刘海蓉只好叫上朋友开车前往洋县。
次日，刘海蓉到了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拿着身份证和户口簿想探望母亲。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刘玉栈的儿子有交代，除过刘某峰本人外其余人均不能探视。就在交涉时，院子里走动的刘玉栈听到了女儿的声音，母女俩隔着大铁门放声大哭。
刘海蓉直接去了洋县卫生局。她给局领导出示了相关证明，说母亲这些年一直在和哥哥等人打官司，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不存在精神病一说。她还出示了法院一张传票，4月13日母亲还要出庭应诉官司。“如果我母亲真的有精神病，法院能给她发传票让出庭吗？”
洋县卫生局领导意识到问题严重，于是要求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尽快放人。卫生院也意识到事情的复杂和蹊跷，于是通知刘某峰赶快来卫生院领人。
3月30日下午7时许，已被关了50个小时的刘玉栈终于走出了精神病院，随儿子和前夫一起返回了咸阳。
咸阳市秦都区东南坊村村委会主任崔放远告诉华商报记者，刘玉栈和儿子关系交恶好几年了，街坊邻居都知道，村里也经常给调解做工作。他很肯定地说，从来没听说刘玉栈精神有问题。“她经常来村委会说事，咋可能有精神病？”
4月6日下午，联盟派出所刘姓负责人拒绝了华商报记者的采访要求，说自己不知道此事。
解答
母亲说儿子此举与独占80多万征地补偿款有关
亲生儿子为何要将母亲送到精神病院？即便是母亲精神方面真的有问题，儿子为何不送她到距离咸阳更近的大医院救治？而是要选择送到200公里外的小镇医院精神科？
4月7日下午，华商报记者给刘某峰打电话，但他以“这是我的家务事，没必要告诉你们”为由拒绝采访。记者问他，3月28日是否将母亲手脚捆绑、嘴巴封堵，他在电话里回答说，“我拒绝接受采访”。拒绝接受采访的还有刘某峰的父亲、刘玉栈的前夫。他的理由是“这是我们家务事，没有啥好说的。”
而刘玉栈说，自己名下原有一块土地，几年前被国家征用。但在未经自己授权和同意的情况下，80多万元补偿款却被儿子刘某峰领走，为此她将当地街道办事处起诉到了法院。这起将于4月13日开庭的官司同时还把儿子刘某峰追加为第三诉讼人。她的分析是，儿子刘某峰已经意识到一旦开庭，街道办和自己都必输无疑，“他绑架我去精神病院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阻止我13日出庭。”而据华商报记者了解，原定13日开庭的案件已应刘玉栈的要求推迟审理。
并非初犯
刘某峰曾将妹妹打伤住院
编号为“咸公高（联）调解字（2015）0408001号”的“治安调解协议书”显示，2014年9月30日，因为家庭纠纷，刘某峰和其儿子刘某河将刘某峰妹妹刘海蓉打伤住院。协议书第三条写道“双方本着化解家庭矛盾的原则，刘某峰不得在今后对母亲刘玉栈、妹妹刘海蓉恐吓、殴打，否则公安机关将从重处理”。落款日期为2015年4月8日。另一份2015年5月29日主持的调解“座谈笔录”中也写道：调解之日起，刘某峰及其儿子刘某河不能对刘玉栈有辱骂、侮辱、殴打、虐待等行为。
律师说法
其子和卫生院涉嫌非法拘禁
陕西卓勋律师事务所姚永安律师认为，刘某峰父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228条规定，构成非法拘禁罪，且期间还有对母亲殴打、侮辱等情节，属非常恶劣的违法行为，应受到司法追究。
姚永安同时认为，咸阳公安部门在这起儿子绑架母亲案件中存在不作为行为，也应予以追究。而洋县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片面听取受害人儿子的不实反映，对精神正常、完全具备民事承担能力的刘玉栈强制关押，违法用药，有关人员的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应承担刑事责任。该医院还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疑问
既然没有精神病，卫生院怎敢接收？
医生称被家属蒙骗
承认“精神病证明”无依据
4月8日上午，洋县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接诊刘玉栈的白姓大夫对华商报记者说，从如今的情况来看，是刘玉栈的儿子刘某峰蒙骗了自己和卫生院。
本来不想接收，但对方称已经到县城了
白某告诉华商报记者，大约是今年2月初，一对关中口音男女来到这里，40多岁的男子说自己母亲有精神病，想送来治疗一段时间。白某问对方是哪里人，怎么知道的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对方回答说是咸阳人，叫刘某峰，这些年一边跑运输一边到处为母亲求医治病，听说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精神科治疗效果好，慕名而来。白某又问病人主要有哪些症状，男子回答说经常自言自语，总是说有人在跟踪她要害她。
白某说他问刘某峰，咸阳距离西安很近、大医院很多，也有精神病专科医院，为何要选择一个这么偏僻小镇的医院。对方说这事不想让乡亲邻居们知道。两人聊了一会后，白某告诉对方卫生院精神科只收治当地的患者，建议他还是送母亲去西安更合适。刘某峰不置可否，临走前要了他的电话。
就在白某快要忘记此事的时候，3月28日下午，刘某峰突然打来电话，说把母亲刘玉栈送到磨子桥来了。白某说自己起初拒绝，但刘某峰说已到了洋县县城了。“我当时觉得这么远送来也不容易，说那就先住下吧！”
当面包车停下后，白某看到老太太被捆绑着躺在后座上，嘴巴也被封着，有点疑惑，刘某峰解释说：“她犯病后咬人哩，没办法!”白某还表示，自己特意查看了刘某峰和刘玉栈的身份证，看到两人是同一个住址。又问老太太和刘某峰啥关系，老太太也承认刘某峰是自己儿子。
称是上了其子的当但收治程序合法
第二天，也就是3月29日上午，刘某峰给白某打电话说母亲曾是个“上访户”，如今自己要给村上和镇上说这事，希望能开一个证明，证明刘玉栈有精神病，他也就好给有关部门交代了。
白某说自己当时也没多想，随手写了一个简单的诊断证明，大概意思是说初步诊断刘玉栈为精神分裂者，建议住院留观治疗。“他让我用手机拍照给他发过去，我就发了”。而当华商报记者提出想看看原件时，白某说拍完随手就扔了。
又过了几个小时，刘某峰给白某发来短信，说自己的妹妹可能要来探望母亲，希望不要安排。白某觉得这不合常理，就问为什么，刘某峰说，“我们家事情比较复杂，以后告诉你。”
此时，白某开始觉得事情蹊跷，他到病房找到刘玉栈问情况。刘玉栈讲述了自己这些年和儿子闹矛盾、打官司的大概经过。白某表示，他立刻后悔了，上午不该给刘某峰开证明。为了慎重，他还告诉护工当天停止给刘玉栈打针吃药。
而在洋县卫生局给卫生院打电话让尽快放人后，白某称他给刘某峰打电话，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刘某峰说，“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说不清。”“如今看来，刘某峰骗了我们。”白某说。至于对刘玉栈的收治程序是否合法？白某解释说，法律规定精神病患者送医有两种渠道，或直系亲属，或地方政府司法部门。他认为刘玉栈是亲生儿子送来的，从程序上来讲卫生院没有错。“过错是太相信他儿子了，我不该给他儿子写证明。”至于如何认定刘玉栈有精神病，白某说一是老太太儿子的介绍，二是老太太刚来时情绪比较激动，很符合精神病患者的基本特征。
（来源：华商网 http://ehsb.hsw.cn/shtml/hsb/20160414/582459.shtml 2017年4月14日）
赵凤，今年60岁，河南驻马店市西平县师灵乡人，2016年7月中央巡视组进驻郑州，赵凤前去反映情况，却被西平县镇政府的人从河南省信访局带走送到精神病院，至今不让回家。
日前本刊联系到赵凤的弟弟。
志愿者：“你好，我是《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的。想向你了解一下赵凤的近况，您能介绍一下吗？
赵凤弟弟：“好的，她从去年被送进精神病院，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出来呢！他们不让她出来。”
志愿者吧：“她是怎么被送到精神病院的？”
赵凤弟弟：“她就因为是告状，具体情况我在家我不清楚，啥材料她都带着呢，都没在家里。”
志愿者：“他是因为什么事情上访的？”
赵凤弟弟：“因为财务纠纷遭遇不公，她告那个当官的，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楚。”
志愿者：“她从去年7月送到精神病院，到现在还没有出来，你们家属收到过，通知什么的吗？”
赵凤弟弟：“没有，啥都没有，他把人关着啥也不敢说。”
志愿者：“她现在被关在什么医院？”
赵凤弟弟：“她现在关在漯河市慈善精神病医院，在召陵区。”
志愿者：“这期间你们见到过他吗？情况怎么样？”
赵凤弟弟：“去看过，我兄弟去见过他，刚开始他们不让见，说不在那，不让进去，后来我兄弟在外头骂他们很久他们没办法才让他进去看看。”
志愿者：“那时候大概是什么几月份？”
赵凤弟弟：“嗯，那个是年头里，11月份吧！”
志愿者：“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赵凤弟弟：“在里头也不给她看病，医院里说是俺们乡里的掏钱就让她在里头住着，不让出来。”
志愿者：“没说什么时候让她回家吗？”
赵凤弟弟：“他们不让回。”
志愿者：“你们有要求让她回家吗？”
赵凤弟弟：“他们光说，让他在那儿治病，让他在那治病，害怕她出来告他们。”
志愿者：“那就让他这么一直在里面呆着吗？”
赵凤弟弟：“我也怕她在里头呆着，呆出毛病，但是我们也不当家呀！乡里也没说要让她关多久，我们也没办法。”
志愿者：“当时送她进去是谁负责的。”
赵凤弟弟：“我也说不清楚具体是谁，只知道是乡政府的，有个乡里的书记。我也觉得他们是违法，但是我们去找，他们都不理你。人一直这么关着算什么呢！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到时候没病的都关出病来了。”
志愿者：“他们违法，你们有想过怎么办吗？”
赵凤弟弟：“那咱没办法，你去了他们都不理你。”
本刊志愿者日前致电漯河市慈善精神病医院，该院刚开始说需要找赵凤的主治医师了解情况，后来又否认赵凤在该精神病院。
就此事，本刊志愿者咨询了专业律师，律师表示：根据《精神卫生法》，第28条疑似精神障碍者是可以被迫去诊断的，被迫的范围仅限于“家属”，没有家属的才是“民政救助部门”。但只有有暴力行为可能随时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才符合强制收治条件。所以，这个求助中，镇政府没有权利要求被关的人去诊断。
律师强调 ：【非自愿住院】是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未触犯刑法【强制医疗】是刑法、刑诉法规定的，行为触犯刑法，警察立案，检察院提出申请，法院裁决，安康医院执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是同义词，这个概念很重要！
同时专业人士建议赵凤家属可以：一、根据二十八条，政府无权收治，先向镇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送治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然后行政诉讼。
二，根据三十条，向卫生局进行控告，控告医院违法非自愿住院，然后向卫生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投诉处理结果和处理过程文件，然后再起诉卫生局。
三，向医院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其公开对当事人实行非自愿治疗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再起诉医院。
同时，向公安局报人口失踪，如果没有书面通知家属的情况，那么再起诉公安局。
当然，方法再多，也要当事人自己积极维权。
截至发稿，赵凤依然关在精神病院，未曾出来。
当我们再看到盛兰福时，很难把这个神情沮丧、吃两口饭就把筷子端正的摆在碗上，双手扶膝正襟危坐目光涣散的人和以前那个精力旺盛谈笑风生，说话间两眼放光比手划脚的盛兰福划为一人。
盛兰福，1965年生于辽宁大连，2010年因司法腐败，受到不公正对待，走上了上访维权之路。
2017年2月24日下午4:30左右盛兰富到北京丰台区检察院查询自己举报被刑拘期间遭警察殴打虐待案的处理结果，保安不让进，盛兰福拍门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处理此事，丰台分局青塔派出所接警后强行将盛兰富带到派出所。随后交给大连驻京办，大连公安局车号警辽B2408的警车将盛兰福带到朝阳区好风景酒店院内停车场，在晚上21点左右转到一辆面包车上，朋友在电话中听到盛兰福请求要上厕所，被要求不许打电话，随后电话关机，失联。
4月5日盛兰福讲述了自己失联这段时间的经历。
“被带回大连后就被拘留10天，紧接着就被送进精神病院15天”。
24日盛兰福被连夜带到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民主广场派出所，并在派出所被滞留了两天两夜，据盛兰福描述在这两天里，25日被戴手铐在椅子上铐了九个小时，26日被铐了十二个小时，晚上就在候问室的小床上休息，连被褥都没有。 期间有警察对其进行侮辱谩骂，并且在这两天两夜期间不提供食物。在26日半夜，将盛兰福送到大连市拘留所进行行政拘留10日，在3月9日行政拘留期满出来后，下午1点左右派出所副所长李晓峰带人又直接将盛兰福，送到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这个李晓峰所长在派出所里打过我”：盛兰福说。“这都是安排好的，在我没出来之前就安排好了，到医院后他们叫大夫出来谈了一会，就强行将我送到3号楼五楼五病房，进去之后，就是打针吃药，一间房住四五个人，有人不吃药他们就按住强灌，非常吵闹，无法休息”。“早晚吃两次药，开始我也不吃药，但是他们强行往嘴里灌药，几次之后没有办法，就只有自己吃了”。问：“给你吃什么药你知道吗”？盛兰福：不知道，不告诉我，只说是调节情绪的药”。问：“吃后有什么感觉”？盛兰福：“吃了药后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的状态就感觉到很焦虑”。“也看不出是什么药，吃药是一个原因 ，但我感觉这是一种精神迫害”。问：“你最后是怎么出来”？“是我姐姐要求的，她找到派出所要求放人，我在里面也多次要求，因为是派出所强行送进去的，家属同不同意都无所谓，在我们要求下才放的，不然还会一直关”：盛兰福说。3月23日上午10点左右盛兰福被姐姐接出了呆了十五天的精神病院。“出来后也没有给任何病历和鉴定，只有我姐姐说在病历上看到是按妄想症对我进行治疗”：盛兰福说。
这已不是盛兰福第一次被送精神病院了。
2015年11月份盛兰福因为19万元被骗找法院立案法院不管，和法警发生冲突被司法拘留15天。在拘留期间被拘留所的警察打伤。11月19日释放后他到医院检查发现4根肋骨被打断，腰椎也有问题。
为此他多次到东城区检察院控告拘留所警察和法院的违法行为，检察院不管。12月11日上午他再次到检察院去，检察院的人不让他进门，他一气之下踹检察院的牌子，检察院的人报警，盛兰福亦报警要求警察查一查检察院上班不办公的原因，被天坛派出所警察强行带到派出所。
随后派出所以给他看病的名义把盛兰福送到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精神病科，盛兰福对警察表示自己没有精神病，并对此表示抗议，可警察强硬的把他推进去，盛兰福向医生说明，自己是被警察打伤的，因为告警察被他们送进来的，并一再强调自己没精神病。
在那些医生拿着剪刀要给他剪头发准备收治时。盛兰福大声抗议医生助纣为虐，警告医生要承担后果，并拿出医院的诊断证明让医生看。医生看他伤的确实严重也便没再收他。
天坛派出所又把他拉回所里关到12日下午2点多把他送到拘留所，拘留所的人听他说了自己的情况，看了他的伤之后也不收他，派出所的人才放他走。
随后12月14日浦志强庭审那天盛兰福在法院外给记者讲述自己的遭遇时被警察抓走。送到丰台看守所，在看守所中因争取看病治伤的权力，又被管教铐了起来。“12月24日就被管教拷了起来，我的铐子和杀人犯的不同，杀人犯戴的手铐脚镣虽然有铁链连在一起，可他们能直起身来。我带的手铐脚镣没有铁链，是用锁头锁在一起的，站不起来，只能蹲着走，手、脚之间只能拉开一手掌长的距离，就这样还在脚镣上挂了两个圆柱形的铁块，一个能有4斤重”：盛兰福这样描述当时的遭遇。
期间盛兰福经历同监室人员的打骂，鼻饲等遭遇。盛兰福说：“直到2016年1月21日放我那天他们才来，给我解开铐子”。
那次的被打伤、被送精神病院、被锁铐虐待的艰苦经历没有打垮盛兰福，出来后很快又生龙活虎的开始维权抗争。
这次，看着面前这个完全变了个感觉的人，真是不敢相信这个人是盛兰福。吃两口饭就把筷子端正的放在碗上，两手扶膝坐好，旁边有人影走过就会猛然一惊，吃过饭出来他会不自觉的原地来回踱步。
问起今后的打算，盛兰福从神游物外的恍惚状态回过神来，说：“灰心了，不管是以前的诉求还是被骗的钱”。问：“你之前说回去可能还会被关精神病院是怎么回事”？“他们说如果我还继续这样，就还会把我送进去，唉！不说了，总之我们是弱势群体”：盛兰福如是说。随后他拖着拉行李的小车告别了大家。望着盛兰福拉着小车枯瘦的背影，大家感慨良多，不知他在这段被精神病的日子里经历了什么，让他甚至有些不愿再提起，如同变了个人。
唯有祝他真能过上他期望的平静安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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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访民盛兰福被北京丰台法院司法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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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访民盛兰福被拘十天 遭强送精神病院治疗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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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民之声2017/3/8消息] 3月2日，因上访多次被关精神病院的湖南省永州市访民何芳武再次被关入精神病院。
今晚，何芳武的弟弟告诉本网人权观察员：“何芳武是3月2号晚上被从北京截回来，当晚送到江华县康复医院精神病医院的。这是个精神病院，送他去的有永州市江永县公安局、允山镇政府和派出所的，他们还把我叫去让我签字，我不签，告诉他们如果不把人放了这次就给你们搞个鱼死网破。”
为了安抚何芳武弟弟情绪，允山镇镇长说两会结束就把何芳武放出来，精神病院的大夫也承诺不给何芳武用药，只是在精神病院关着他，等到两会结束在放他出来。
[访民之声2017/3/11消息] 3月2晚，上海市黄浦区截访人员将王晟和她的母亲在北京房山区西营村临时租住地绑架，随后带回上海，王晟被关进精神病院，她的母亲则被软禁在度假村。
王晟的母亲趁看管人员不注意给本网人权观察员发来消息，内称， 3月2晚，黄浦区信访办人员带来了专门截访的十几个彪形大汉，又打又拖强行把我母女俩绑架到他们的黑车上，拉到北京接济站过夜。第二天乘1461次车将我母女俩押回上海府村路接济站，黄浦区豫园派出所一个姓胡的警察将王晟接走，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王晟送到了黄浦区精神病院。因我户口在杨浦区，杨浦区政府将我关进长兴岛度假村，由专人看管，不能自由活动。本网人权观察员进一步询问王晟有没有被强制用药及王晟母亲的姓名，至今没有得到回复。
王晟母亲认为这是政治迫害，是为了两会维稳对她母女实施的极为卑鄙的迫害手段，意图逼迫她们母女放弃上访，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她们母女俩的人格尊严。对此，上海市黄浦区精神病医院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媒体报道，法国驻华大使馆昨天在其官网发布声明称，3月29日，一名法国公民在上海被人刺伤。东方网记者从徐汇公安部门了解到，伤人者在当天晚上就已被捕。
据徐汇公安分局官方微博：3月29日13时40分许，徐汇公安分局接到报警称，永嘉路嘉善路口有一外籍男子受伤，民警到场时被害人已自行就医，经医护人员查看，被害人颈部表皮被轻微划伤。民警根据涉案嫌疑男子体貌特征即开展侦查，于当日19时05分许将犯罪嫌疑人茅某（男，27岁，上海人）抓获。
经公安部门调查，茅某系精神病患者，其独自一人用小刀片将被害人划伤。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来源：东方网 http://news.163.com/17/0331/13/CGS17S7I000187VG.html 2017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