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精神

60多年前，数百万中共志愿军先后跨过鸭绿江，投身于所谓的“抗美援朝”战场。数十余万中国军人埋骨他乡，20余万伤员回国治疗，2万余人被俘。此外，还有许多人精神病人，他们在医学上被称为“战争应激反应”患者。
在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78岁的蒋振娟，思维仍然停留在59年前，医生护士都叫她“小蒋”，问到年龄，她永远的回答都是“17岁”。这些在医学上被称为“战争应激反应”患者，当年共有417名中共志愿军人来到这里，其中146人长期留在这里休养终老，而现在，只有蒋振娟尚在，在混沌中走到一生的末段。
16岁走向朝鲜战场 精神分裂症混沌一生
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上朝鲜战场时，16岁的蒋振娟可能没有想到，仅仅1年半后，自己就成了精神病人：胡言乱语，乱解小便，反复把棉被掀起一个角又放下折平。继而连续数日不眠不休，并且拒绝与任何人交谈。
3年后，她因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转入浙江第五康复医院、也就是如今的湖州第三人民医院。年仅19岁的蒋振娟，就此开始她漫长而混沌的余生。
2010年2月下旬，湖州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里，满头白发的蒋振娟坐在床边的的靠背椅上，低头摆弄衣角，一丝口水从歪斜的嘴角慢慢滑下。间或抬起头来，眼神空洞发直，没有聚焦点，没有一丝情感波动。
从56年前入院起到现在，医生护士们一直叫她“小蒋”。“问她多少岁？十七。”护士长俞静如说。75岁的“小蒋”，记忆永久停留在了发病前。
“战争应激反应”下的精神病患者
朝鲜战争，陆续参战的300万中国军人中，有近20万人伤残。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精神病患者，有普通士兵，有战斗英雄，也有中高级军官。
战后，这些病人由东北陆军医院陆续转到大后方休养治疗。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医院也接收了一批。其中417名志愿军精神病人，陆续转到了1955年在诸暨成立的精神病防治所，这就是湖州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
这417名病人，除部分康复出院，或是转回原籍继续休养治疗外，最后剩下146人长期留院休养直至终老。
和当时国内其他医院的收治情况大体相似，他们入院时，大多年龄只有20多岁，最大的不超过35岁，有的甚至还不到20岁。
这些所谓“最可爱的人”，就此早早开始了连过去与现在、生存与死亡都模糊不清的人生后半场。60年来，他们陆续离世，剩下的人也已处于生理机能整体衰退状态。
护理了老兵们30多年的俞静如说，在此之前，他们就已丧失记忆，丧失语言能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同类型的病症还伴随不同的怪异行为，“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沉默型的如蒋振娟终日枯坐不语，狂躁型的如胡久昌动辄无故打人。偏执型的如已去世的谭才生，固定在每天凌晨2点起床一遍遍扫地、重复擦桌子。只有护士声称“不准凌晨两点起床，这是军令”时，他才会停止强迫性劳动。
神经错乱 马玉堂恐战自伤
与赵桐风等人的亢奋、狂躁截然相反，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三连副班长马玉堂，却是因恐战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刚从第20军后勤部抽调到一线战斗部队，马玉堂就流露出了强烈的恐战情绪。某次高地阻击战时，美军炮火猛烈倾泻，身为副班长的马玉堂竟躲到了防空洞里，直到被副排长强行拖出。
从那以后，马玉堂一直情绪低落。“我身体不行了，但现在还没有复员条件。”他时常和战友念叨。部队也注意到他回国训练时，“工作不起劲，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进而拒绝进食、声称“班长要拿冲锋枪打死他”、“班长说我是特务”。
当人们开始觉得马玉堂“似有神经错乱”时，他已经在反复念叨“要死，自杀”之类的字眼。几天后，马玉堂支开看护他的两名战友，以“身体直立、两脚平行”的古怪姿势从楼上跳下。
送医院救治时，马玉堂咬紧牙关，显得很痛苦。但军医检查后认为并无大碍。因此，组织鉴定结果认为，马玉堂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过自伤的方式尽快脱离现役”。
1955年5月，马玉堂终于退役，原因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适合服役”。退役后，马玉堂转到湖州三院长期休养。
（来源：中国观察http://chinaexaminer.bayvoice.net/gb/truth/2016/09/22/282884.htm%E7%82%AE%E7%81%B0%E4%BB%AC%E7%9A%84%E6%82%B2%E5%93%80%EF%BC%81%E6%8F%AD%E7%A7%98%E4%B8%AD%E5%85%B1%E5%BF%97%E6%84%BF%E5%86%9B%E4%B8%AD%E7%9A%84%E7%B2%BE%E7%A5%9E%E7%97%85%E4%BA%BA%E5%9B%BE.html  2016年9月22日）

60多年前，数百万中共志愿军先后跨过鸭绿江，投身于所谓的“抗美援朝”战场。数十余万中国军人埋骨他乡，20余万伤员回国治疗，2万余人被俘。此外，还有许多人精神病人，他们在医学上被称为“战争应激反应”患者。
在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78岁的蒋振娟，思维仍然停留在59年前，医生护士都叫她“小蒋”，问到年龄，她永远的回答都是“17岁”。这些在医学上被称为“战争应激反应”患者，当年共有417名中共志愿军人来到这里，其中146人长期留在这里休养终老，而现在，只有蒋振娟尚在，在混沌中走到一生的末段。
16岁走向朝鲜战场 精神分裂症混沌一生
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上朝鲜战场时，16岁的蒋振娟可能没有想到，仅仅1年半后，自己就成了精神病人：胡言乱语，乱解小便，反复把棉被掀起一个角又放下折平。继而连续数日不眠不休，并且拒绝与任何人交谈。
3年后，她因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转入浙江第五康复医院、也就是如今的湖州第三人民医院。年仅19岁的蒋振娟，就此开始她漫长而混沌的余生。
2010年2月下旬，湖州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里，满头白发的蒋振娟坐在床边的的靠背椅上，低头摆弄衣角，一丝口水从歪斜的嘴角慢慢滑下。间或抬起头来，眼神空洞发直，没有聚焦点，没有一丝情感波动。
从56年前入院起到现在，医生护士们一直叫她“小蒋”。“问她多少岁？十七。”护士长俞静如说。75岁的“小蒋”，记忆永久停留在了发病前。
“战争应激反应”下的精神病患者
朝鲜战争，陆续参战的300万中国军人中，有近20万人伤残。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精神病患者，有普通士兵，有战斗英雄，也有中高级军官。
战后，这些病人由东北陆军医院陆续转到大后方休养治疗。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医院也接收了一批。其中417名志愿军精神病人，陆续转到了1955年在诸暨成立的精神病防治所，这就是湖州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
这417名病人，除部分康复出院，或是转回原籍继续休养治疗外，最后剩下146人长期留院休养直至终老。
和当时国内其他医院的收治情况大体相似，他们入院时，大多年龄只有20多岁，最大的不超过35岁，有的甚至还不到20岁。
这些所谓“最可爱的人”，就此早早开始了连过去与现在、生存与死亡都模糊不清的人生后半场。60年来，他们陆续离世，剩下的人也已处于生理机能整体衰退状态。
护理了老兵们30多年的俞静如说，在此之前，他们就已丧失记忆，丧失语言能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同类型的病症还伴随不同的怪异行为，“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沉默型的如蒋振娟终日枯坐不语，狂躁型的如胡久昌动辄无故打人。偏执型的如已去世的谭才生，固定在每天凌晨2点起床一遍遍扫地、重复擦桌子。只有护士声称“不准凌晨两点起床，这是军令”时，他才会停止强迫性劳动。
神经错乱 马玉堂恐战自伤
与赵桐风等人的亢奋、狂躁截然相反，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三连副班长马玉堂，却是因恐战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刚从第20军后勤部抽调到一线战斗部队，马玉堂就流露出了强烈的恐战情绪。某次高地阻击战时，美军炮火猛烈倾泻，身为副班长的马玉堂竟躲到了防空洞里，直到被副排长强行拖出。
从那以后，马玉堂一直情绪低落。“我身体不行了，但现在还没有复员条件。”他时常和战友念叨。部队也注意到他回国训练时，“工作不起劲，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进而拒绝进食、声称“班长要拿冲锋枪打死他”、“班长说我是特务”。
当人们开始觉得马玉堂“似有神经错乱”时，他已经在反复念叨“要死，自杀”之类的字眼。几天后，马玉堂支开看护他的两名战友，以“身体直立、两脚平行”的古怪姿势从楼上跳下。
送医院救治时，马玉堂咬紧牙关，显得很痛苦。但军医检查后认为并无大碍。因此，组织鉴定结果认为，马玉堂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过自伤的方式尽快脱离现役”。
1955年5月，马玉堂终于退役，原因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适合服役”。退役后，马玉堂转到湖州三院长期休养。
（来源：中国观察 201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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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皇后区一名华裔母亲因常忧心被人跟踪，被怀疑有精神病，两度入院检查。儿童福利保护局也因此介入调查，监督母亲精神状况是否会影响其一??岁孩子的成长，但之后发现她的中东裔丈夫控制欲极强，一直派人跟踪自己妻子。丈夫通过网络出轨至少20次，还设下一系列圈套让妻子怀疑患上精神疾病。
据知情人透露，该华女于五年前与其中东裔丈夫相识，均在美国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两人在相恋三年后结婚，一年前生下儿子。但婚后不久，妻子因总怀疑被人跟踪，在丈夫的劝说下于1月与5月至精神病医院接受评估与治疗。为了确保孩子生长环境不受母亲精神状况影响，儿童局开始介入，工作人员发现妻子异样。据悉，就在前不久，妻子突然发现丈夫手机里出现大量和陌生女子的亲密照片，丈夫才摊牌，表示因为太爱妻子，一直叫人跟踪她。自己曾经通过网络认识不下20名女子，并发生关系。妻子一方面难以接受丈夫的荒唐行径，一方面却因为传统意识不愿与丈夫离婚。甚至为了维护婚姻，两人开始接受心理辅导。
可是丈夫没有珍惜妻子的牺牲，自两周前起，开始通过短信向一女性同事讲述所有的阴谋，以及如何一步步让妻子怀疑自己患上精神疾病。该同事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于8月31日将所有短信内容上交给公司领导，领导立即将丈夫开除，并通知儿童局。现在该丈夫身负精神虐待、跟踪、伪造文件等罪名，家事法庭法官并签发保护令，要求他不能接触妻儿，同时需接受精神鉴定及治疗。
在儿童局工作超过28年的罗淑华听闻案件经过后表示心痛。她说工作中很多人常认为家庭暴力案件主要出现在新移民家庭中，但是事实上同样出现在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中，家庭暴力并不仅只是肢体暴力，还有精神暴力。很多华人为了维持家庭完整而选择忍气吞声，往往导致恶化。甚至危害到下一代的成长。
（来源：世界日报https://www.peacehall.com/news/gb/misc/2016/09/201609030724.shtml#.V_ugu1t97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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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伤医案”被害人陈仲伟医生不治身亡，在已经足够沉重的医患冲突记录上，又涂上一层触目惊心的血色。而嫌疑人已跳楼自杀，疑有精神病史。
尽管在今天，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已经成为刑事司法通行原则。但在强调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各国大都针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犯罪者建立起了强制医疗制度。
美国既实行“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又尝试让患者“软着陆”，可以为我国更好地监管精神病患者提供一些借鉴。
监管精神病
美国采用的是“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尽量减少精神病患者犯罪的可能。同时，精神问题也不可能成为犯罪的托词。
从精神病院到社区
西方对于精神病人的认识与治疗，与现代文明是基本同步的。
在漫长的中世纪以前，精神病人被认为是恶魔附体，在刑罚中并没有受到任何优待。直到17、18世纪启蒙运动，医学脱离于宗教和神学，一些国家开始注意到犯罪者的不同类型，开始建立起专门的禁闭机构，将患有精神障碍的罪犯和其他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
20世纪初，一场新精神卫生运动从美国开始兴起，精神病人们又迎来了一次命运转折。年轻的耶鲁大学高材生有感于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时在精神病院三年的生活经历，将其写成一本书，名为《一颗找回自我的心》，历数了当时精神病院的冷酷和落后。
文学在推动精神病管理方面彰显了不可忽视的力量，继皮尔斯的书之后，1962年，肯·克西的名著《飞跃布谷鸟巢》出版，后以《飞跃疯人院》为名被改编成电影。
而就在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基于自己妹妹精神病治疗的悲惨经历，决定把慢性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从精神病院转移至社区，并制定了 《社区心理卫生精神法案》，不久之后，这种模式遍吹西方世界，英国、西班牙、加拿大纷纷效仿。
虽然各个国家对此有“去机构化”、“去住院化”、“社区化”等不同称谓，但总的精神就是不要把精神病患者束缚在精神病院，要让他们尽可能地待在社区里，以便融入整个社会。
强制治疗一直在进行
精神病治疗的去机构化运动，并不能阻止美国精神病犯罪者被强制医疗的脚步。
有资料统计，当前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都建立了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虽然由于历史因素、立法水平等影响，这些制度各有特点，但大体上仍然遵循着一定的原则。
美国采用的是“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存在联邦和州两套司法体系，但大多数州要求因为精神病或者精神错乱对自身或者他人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危险的当事人强制入院治疗；另外还有一些州将“严重丧失能力或者不能照顾自己”作为选择标准。
富勒·托里认为精神病人必须实施强制性治疗。他是《非理性辩护：美国治疗严重精神病的失败危及公民》一书的作者，从1987年起汇编由精神病患者导致的“可预防悲剧”数据库。据他统计，2002年至2012年10年间就发生了近4000起案例。
他认为，社会舆论导向过于偏向公民自由，人们关注精神病患者的权利，却忽视其病情正在迅速恶化，可能对自己和他人带来危险。他说：“必须扫清法律障碍，以便在未征得病人同意的情况下、在病人做出可怕事情之前，对其行为进行评估。”
同时，美国人帕蒂也相信，有时采取非自愿性措施是必须的。她的女儿丽萨从19岁起出现精神病症状，至今已有17年。丽萨时有自残行为，曾流浪街头，遭遇强暴和殴打，多次因吸毒过量被送进医院。但她不愿治疗，因为药物会让人发胖。
丽萨参加了“辅助性强制门诊治疗”。在医生的帮助下，她的生活逐渐走上正轨，开始教孩子们游泳，这是她从小就想做的事情。她对自己的病情认知也比较清醒，知道何时可能又要发作。
转为更公正的司法模式
精神病人强制治疗，虽然有助于社会安全与秩序的稳定，却也伴随着剥夺精神病人的自由权利。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因此，大多数国家为了体现慎重性，都对程序有着严格的要求。
发生在1975年的“欧康纳诉唐纳德森案”是美国强制医疗领域的一个著名判例。该案中，美最高法院要求审查有关民事收容的法律是否违反宪法，要求各州在对某人以精神病治疗和处理方面要依据正当程序，这些判例改变了美国单纯的医疗模式，进而转向更为公正的司法模式，法院在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适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相较于漫长的法院审理程序，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对事态的有效控制，美国也赋予行政首脑或者警察以强制医疗权力。
在美国，警官、医生或者拥有许可的精神健康专家可以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持续72小时的强制控制或保护。如果不能在此时间范围解决问题，住院治疗的方式得以允许，但住院治疗14天后需要再作一次评价。如果精神病患者的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出现自杀倾向时，可再延长14日的强制住院措施。当然，如为重症精神障碍者或生活能力低下者，可由监护人再提出申请，以便安排70天的短期治疗；在短期治疗后如果仍不能达到好转的程度，则可再延长1年。
美国记者约翰的妻子珍妮弗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但她不愿接受治疗。约翰无力说服她，只好诉诸纽约法庭，获得了对妻子进行强制治疗的一纸判决。这样，妻子则必须服从治疗。
试让患者“软着陆”
纽约剧作家安受精神疾病困扰多年。2012年6月，她去纽约贝尔维尤医院看病。医生诊断她正处于精神危机中，立即安排她住院。她一会儿被推进心理治疗室，一会儿被送到药房，心情陷入混乱和恐惧，于是悄悄结账出院。
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纽约联合广场附近一处普通排屋。那里是“纽约城降落伞”试点项目开设的两家“间歇中心”之一，专门为处于危机中的人们提供心理支持。在间歇中心，一切都是自愿的。其宗旨是：以人为本，将病情遏制在早期，让病人实现“软着陆”，就像项目名称“降落伞”那样。
  “它为接近危机的精神病患者提供住院之外的另一个选择。”纽约健康和精神卫生部助理专员特里什·马尔希克说。中心每个工作团队包括一名社工、一名心理医生和一名受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对访客的痛苦感同身受，能更有效地帮助访客走出危机。
安说，间歇中心是她的理想之地。“我有自己的房间、一个私人衣柜、一间独立卫生间。我知道自己的行李在哪里，如果决定离开，随时可以走，没有人会把我按倒，也没有人强迫我吃药，或对我说你是个疯子。治疗期间，我感到松弛。”
“降落伞”试点项目得到美国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一项联邦基金资助，另外还有8个合作方提供赞助，2013年1月开始运行。两大“间歇中心”一个设在曼哈顿，一个设在布鲁克林区。
一项调查表明，参加“降落伞”项目的患者中80%不再出现病征，84%回到全职工作或学习状态，只有三分之一仍使用安定药。
这样的项目成为美国强制医疗之外的有效补充。
不可能成为犯罪的托词
如果刑事案件的嫌疑人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美国法院将如何审判？不妨看一个著名的例子。
故事要从好莱坞著名女星朱迪福斯特谈起，她牵涉出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起“精神病杀人案”，那就是震惊世界的——里根总统刺杀案。
一个小伙子，拿着一把枪，堂而皇之地朝美国总统开了几枪。而他杀人的目的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只是为了引起女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
1981年3月30日，当时里根上任仅仅69天，他在希尔顿饭店和工会代表开会后出门，约翰·辛克力突然接近，朝里根连开了6枪，所幸，里根保住了性命，仅用12天就恢复了。但是他的新闻秘书布雷迪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头部中弹，终身残疾。
接下来就开庭了。辛克力的爸爸尽其所能，聘请了强大的律师阵容，也就有了后来的结果。1982年，法庭宣判，辛克力在开枪射击里根的那几分钟里，精神病突发，并拿出了合理的证据，而法庭也判处辛克力无罪。
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会让你知道，美国法院对待间歇性精神病人犯罪毫不手软。
辛克力被证明“可能患有精神病”，那么他就需要治病。他被送到美国最恐怖的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一步都不许离开，甚至连父母都不能见。
因为在法庭上，律师们竭尽全力证明，他的发病是突然的、没有征兆的，因此要从科学上证明他被治好了，他再也不会突然发病了，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无论是法官，还是舆论，都认为辛克力并没有精神病。但是既然法院判决了，律师撒谎了，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责任。
2011年，辛克力以身体疾病为理由，要求放自己一条生路。联邦法院再次以“患病还无法查明”为理由，继续将其关在疯人院里。直到今天，辛克力还在那里。
可见，美国采用的是“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尽量减少精神病患者犯罪的可能。同时，精神问题也不可能成为犯罪的托词。
（来源：解放日报http://book.sina.com.cn/excerpt/rwws/2016-09-30/1537/doc-ifxwkzyk0732760.shtml 2016年09月30日）

广州“伤医案”被害人陈仲伟医生不治身亡，在已经足够沉重的医患冲突记录上，又涂上一层触目惊心的血色。而嫌疑人已跳楼自杀，疑有精神病史。
尽管在今天，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已经成为刑事司法通行原则。但在强调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各国大都针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犯罪者建立起了强制医疗制度。
美国既实行“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又尝试让患者“软着陆”，可以为我国更好地监管精神病患者提供一些借鉴。
监管精神病
美国采用的是“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尽量减少精神病患者犯罪的可能。同时，精神问题也不可能成为犯罪的托词。
从精神病院到社区
西方对于精神病人的认识与治疗，与现代文明是基本同步的。
在漫长的中世纪以前，精神病人被认为是恶魔附体，在刑罚中并没有受到任何优待。直到17、18世纪启蒙运动，医学脱离于宗教和神学，一些国家开始注意到犯罪者的不同类型，开始建立起专门的禁闭机构，将患有精神障碍的罪犯和其他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
20世纪初，一场新精神卫生运动从美国开始兴起，精神病人们又迎来了一次命运转折。年轻的耶鲁大学高材生有感于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时在精神病院三年的生活经历，将其写成一本书，名为《一颗找回自我的心》，历数了当时精神病院的冷酷和落后。
文学在推动精神病管理方面彰显了不可忽视的力量，继皮尔斯的书之后，1962年，肯·克西的名著《飞跃布谷鸟巢》出版，后以《飞跃疯人院》为名被改编成电影。
而就在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基于自己妹妹精神病治疗的悲惨经历，决定把慢性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从精神病院转移至社区，并制定了 《社区心理卫生精神法案》，不久之后，这种模式遍吹西方世界，英国、西班牙、加拿大纷纷效仿。
虽然各个国家对此有“去机构化”、“去住院化”、“社区化”等不同称谓，但总的精神就是不要把精神病患者束缚在精神病院，要让他们尽可能地待在社区里，以便融入整个社会。
强制治疗一直在进行
精神病治疗的去机构化运动，并不能阻止美国精神病犯罪者被强制医疗的脚步。
有资料统计，当前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都建立了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虽然由于历史因素、立法水平等影响，这些制度各有特点，但大体上仍然遵循着一定的原则。
美国采用的是“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存在联邦和州两套司法体系，但大多数州要求因为精神病或者精神错乱对自身或者他人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危险的当事人强制入院治疗；另外还有一些州将“严重丧失能力或者不能照顾自己”作为选择标准。
富勒·托里认为精神病人必须实施强制性治疗。他是《非理性辩护：美国治疗严重精神病的失败危及公民》一书的作者，从1987年起汇编由精神病患者导致的“可预防悲剧”数据库。据他统计，2002年至2012年10年间就发生了近4000起案例。
他认为，社会舆论导向过于偏向公民自由，人们关注精神病患者的权利，却忽视其病情正在迅速恶化，可能对自己和他人带来危险。他说：“必须扫清法律障碍，以便在未征得病人同意的情况下、在病人做出可怕事情之前，对其行为进行评估。”
同时，美国人帕蒂也相信，有时采取非自愿性措施是必须的。她的女儿丽萨从19岁起出现精神病症状，至今已有17年。丽萨时有自残行为，曾流浪街头，遭遇强暴和殴打，多次因吸毒过量被送进医院。但她不愿治疗，因为药物会让人发胖。
丽萨参加了“辅助性强制门诊治疗”。在医生的帮助下，她的生活逐渐走上正轨，开始教孩子们游泳，这是她从小就想做的事情。她对自己的病情认知也比较清醒，知道何时可能又要发作。
转为更公正的司法模式
精神病人强制治疗，虽然有助于社会安全与秩序的稳定，却也伴随着剥夺精神病人的自由权利。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因此，大多数国家为了体现慎重性，都对程序有着严格的要求。
发生在1975年的“欧康纳诉唐纳德森案”是美国强制医疗领域的一个著名判例。该案中，美最高法院要求审查有关民事收容的法律是否违反宪法，要求各州在对某人以精神病治疗和处理方面要依据正当程序，这些判例改变了美国单纯的医疗模式，进而转向更为公正的司法模式，法院在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适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相较于漫长的法院审理程序，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对事态的有效控制，美国也赋予行政首脑或者警察以强制医疗权力。
在美国，警官、医生或者拥有许可的精神健康专家可以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持续72小时的强制控制或保护。如果不能在此时间范围解决问题，住院治疗的方式得以允许，但住院治疗14天后需要再作一次评价。如果精神病患者的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出现自杀倾向时，可再延长14日的强制住院措施。当然，如为重症精神障碍者或生活能力低下者，可由监护人再提出申请，以便安排70天的短期治疗；在短期治疗后如果仍不能达到好转的程度，则可再延长1年。
美国记者约翰的妻子珍妮弗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但她不愿接受治疗。约翰无力说服她，只好诉诸纽约法庭，获得了对妻子进行强制治疗的一纸判决。这样，妻子则必须服从治疗。
试让患者“软着陆”
纽约剧作家安受精神疾病困扰多年。2012年6月，她去纽约贝尔维尤医院看病。医生诊断她正处于精神危机中，立即安排她住院。她一会儿被推进心理治疗室，一会儿被送到药房，心情陷入混乱和恐惧，于是悄悄结账出院。
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纽约联合广场附近一处普通排屋。那里是“纽约城降落伞”试点项目开设的两家“间歇中心”之一，专门为处于危机中的人们提供心理支持。在间歇中心，一切都是自愿的。其宗旨是：以人为本，将病情遏制在早期，让病人实现“软着陆”，就像项目名称“降落伞”那样。
  “它为接近危机的精神病患者提供住院之外的另一个选择。”纽约健康和精神卫生部助理专员特里什·马尔希克说。中心每个工作团队包括一名社工、一名心理医生和一名受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对访客的痛苦感同身受，能更有效地帮助访客走出危机。
安说，间歇中心是她的理想之地。“我有自己的房间、一个私人衣柜、一间独立卫生间。我知道自己的行李在哪里，如果决定离开，随时可以走，没有人会把我按倒，也没有人强迫我吃药，或对我说你是个疯子。治疗期间，我感到松弛。”
“降落伞”试点项目得到美国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一项联邦基金资助，另外还有8个合作方提供赞助，2013年1月开始运行。两大“间歇中心”一个设在曼哈顿，一个设在布鲁克林区。
一项调查表明，参加“降落伞”项目的患者中80%不再出现病征，84%回到全职工作或学习状态，只有三分之一仍使用安定药。
这样的项目成为美国强制医疗之外的有效补充。
不可能成为犯罪的托词
如果刑事案件的嫌疑人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美国法院将如何审判？不妨看一个著名的例子。
故事要从好莱坞著名女星朱迪福斯特谈起，她牵涉出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起“精神病杀人案”，那就是震惊世界的——里根总统刺杀案。
一个小伙子，拿着一把枪，堂而皇之地朝美国总统开了几枪。而他杀人的目的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只是为了引起女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
1981年3月30日，当时里根上任仅仅69天，他在希尔顿饭店和工会代表开会后出门，约翰·辛克力突然接近，朝里根连开了6枪，所幸，里根保住了性命，仅用12天就恢复了。但是他的新闻秘书布雷迪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头部中弹，终身残疾。
接下来就开庭了。辛克力的爸爸尽其所能，聘请了强大的律师阵容，也就有了后来的结果。1982年，法庭宣判，辛克力在开枪射击里根的那几分钟里，精神病突发，并拿出了合理的证据，而法庭也判处辛克力无罪。
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会让你知道，美国法院对待间歇性精神病人犯罪毫不手软。
辛克力被证明“可能患有精神病”，那么他就需要治病。他被送到美国最恐怖的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一步都不许离开，甚至连父母都不能见。
因为在法庭上，律师们竭尽全力证明，他的发病是突然的、没有征兆的，因此要从科学上证明他被治好了，他再也不会突然发病了，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无论是法官，还是舆论，都认为辛克力并没有精神病。但是既然法院判决了，律师撒谎了，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责任。
2011年，辛克力以身体疾病为理由，要求放自己一条生路。联邦法院再次以“患病还无法查明”为理由，继续将其关在疯人院里。直到今天，辛克力还在那里。
可见，美国采用的是“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尽量减少精神病患者犯罪的可能。同时，精神问题也不可能成为犯罪的托词。
（来源：人民网http://history.people.com.cn/n1/2016/0516/c372327-28354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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