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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10/21消息：石传凤是安徽省广德县邱村镇谈里村百上组村民，因上访曾多次被关精神病院（安徽广德县石传凤为土地维权六次被关精神病院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disishiliuqi/2016/0511/14391.html ），今天上午，她致电民生观察人权观察员说，她到北京又被拦截下来了。
石传凤说，昨天她来到广德县车站时，发现她关押她的广德县第二人民医院（精神康复中心）四名人员出现在车站，试图阻止她出行。但昨晚石传凤还是到达了安徽宣城火车站，当石传凤准备上车进京时，邱村镇派出所警察和镇、村干部等人出现了，强行将石传凤控制，并带回了广德县邱村镇派出所。回广德县后，石传凤的身份证、手机均被扣押，当局还威胁她再到北京去就再送她进精神病院。现在，石传凤暂时来到了她妹妹家。
石传凤，现年57岁，安徽省广德县邱村镇谈里村百上组人，现住邱村镇赵村街道306号，做了28年的裁缝，后因土地被侵占开始进京上访，被三次拘留、六次关精神病院强迫接受治疗。

来源：民生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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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女婿怀疑他有精神病，将他送进精神病院12天。昨日，60岁的宜昌男子张德旺（化名）透露，出院后，他将女儿女婿和宜昌市优抚医院告上法庭，索赔精神抚慰金7万元，并为自己讨回“正常人的名分”。
夫妻扯皮他被送进精神病院
    昨日，坐在宜昌城区胜利四路某小区的保安室里，张德旺穿着保安制服，盯着监控视频上来往的车辆。他介绍，他家住宜昌城区，近几年和妻子邹某关系紧张，此后与其分居，并搬到伍家岗区的大姐家居住。2015年8月20日下午，“我和爱人发生冲突，受了伤，第二天女儿和我约好在她妈妈家见面，她带我去医院看伤。”张德旺说，次日他下班后来到了邹某处。
    当天，张德旺女儿和女婿吴某将他送到了宜昌市优抚医院。张德旺并不知道，这是一家精神病医院。当日下午两点多，医护人员将其引入一间病房准备做检查，他感觉异样，往门口退缩，结果被医护人员强行用绳子捆绑。随后，院方“根据家属陈述和张德旺的表现”，将其诊断为“疑似精神障碍者”，将其收治入院。
姐夫出面交涉他“无病出院”
    张德旺二姐夫刘某发现他不见了，担心他出事，四处打听，终于获悉他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刘某坚持认为，张德旺并没有精神病，他积极与院方交涉，还拨打市长热线求助。宜昌市优抚医院出具的一份“陈述报告”称，院方收到刘某等亲属传递的相关信息后，于8月27日行三级查房，8月31日行疑难病例查房，均诊断为“无精神病”。2015年9月1日，在经历12天的“精神病人”生活后，张德旺出院了。“我没病，结果和一群精神病人住在一起，心里真是害怕。”时至今日，张德旺依然对那段经历心有余悸，他说，有几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医生还让他接受药物治疗，“没病吃药，结果经常拉肚子。”这段经历，横亘在张德旺心里，他决定为自己讨个说法。去年年底，张德旺将女儿、女婿和宜昌市优抚医院起诉到法院。
当上被告女儿女婿很委屈
    收到法院的传票后，张德旺的女儿和女婿吴某既惊讶又委屈。吴某介绍，岳父母这几年吵闹不断，派出所多次出警，后来有人向家人提及，怀疑张德旺患有精神病，建议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到医院之后，岳父被诊断为疑似精神障碍者，“医院要求住院，我们不能说不让他治病啊。”当天，他还缴纳了2000元住院费。12天后，岳父被诊断为“无精神病”出院，他和家人赶到医院接他出院，并缴清了后期费用。“那时候我们只是看他们越闹越僵，也想请专业机构来把问题搞清楚，哪想到还要吃官司呢？”
宜昌市优抚医院则称，医院做法符合诊疗规范和《精神卫生法》的规定。院方的陈述报告称：根据相关规定，张德旺入院时“有明显外在的言语、行为异常”等表现，可认为是“疑似精神障碍者”。在诊疗上，医院遵守了专家建议的疑难案例可延期确诊时限不超过14天的原则，并最终得出“无精神病”的诊断结果。
    目前，当事各方正在等待法院判决结果。

文章来源：楚天都市报http://news.163.com/16/1020/16/C3R7A6JT00014Q4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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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0月10日是第二十五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心理健康，社会和谐”。根据我国部分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估算：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1600万人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其余大多数是抑郁症、自闭症等精神障碍或心理行为障碍患者。同一片蓝天下，他们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自身饱受精神折磨，也给家人带来无尽苦楚。健康人群中，也有不少人深受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常发出“我是不是抑郁了”的疑问。
　　阳光再美好，须得打开心房才能感到温暖。心理健康是个人幸福、家庭美满、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关注国人心理健康，是“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引起全社会关注。
　　不良情绪离精神疾病有多远？抑郁症等心理精神疾病的患者为何逐年增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有哪些影响？如何帮患者走出阴霾？如何预防心理精神疾病？本版将分两期探讨这一话题，敬请关注。
　　——编 者
　　抑郁患者门诊量每年增加20%，3000多万儿童存在心理行为障碍
　　现代社会环境变化快、生活节奏快，很多人自诉心理压力过大，紧张焦虑。生活中，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抑郁症患者——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沉默寡言，间或喃喃自语，偶尔歇斯底里。究竟什么程度的心理、精神问题属于疾病范畴？
　　谭先杰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国庆前，他在新书《子宫情事》发布会上透露，自己曾在5个月内送走13名绝症病人，深受负面情绪困扰。“生命不能放不开，我最终找到了宣泄的渠道：对着大山大声喊，直到声嘶力竭、内心平复。”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种暂时的抑郁、烦闷不是病。”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黄世敬说，负面情绪像饮酒一样，控制在一定的量之内，对人没有影响；一旦超过这个量，就可能醉酒伤身。比如抑郁持续2周以上，并且无法自我调整，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在临床上就会确定为抑郁症。“轻度的抑郁症可以通过自我转移注意力等调情志的方式，以及专业医生的疏导，得到治愈。中度以上的，就需要心理治疗加上药物治疗，来控制病情。”
　　近年来，在互联网加速信息传播的背景下，人们感觉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导致的自杀事件似乎逐年增多，这是否表明我国这一类精神疾病呈多发趋势？
　　——抑郁症患者门诊量猛增，但尚未开展过全国范围内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
　　2009年6月13日，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杂志发表了北京回龙观医院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主任费立鹏对我国4省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结果显示，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17.5%，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据此推算，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达到9000万。调查结果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介绍，我国目前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管理。“在精神疾病患者中，这6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比例并不高，抑郁和焦虑症患者占比最多。”
　　医疗机构的数据支持这一判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介绍，该院曾经有70%—80%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超过一半的病人为抑郁症而来。医院也因此在2006年特别开设了抑郁症研究中心。目前安定医院抑郁症患者的门诊量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令我们不安的是，非精神专科医生对抑郁症的总体识别率较低，临床上很多患者的抑郁症状未引起医生的足够重视，继而导致治疗和干预率非常低。”
　　“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开展过全国范围内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因此还无法从数据上支持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心理疾病呈多发趋势的结论。”王刚呼吁，应绘制我国精神类疾病“地图”，为国家因地施策，以及医学界有针对性地立项、科研，提供数据支持。
　　——“一老一小”精神卫生状况堪忧。
　　国庆长假，四川自贡市的谭友果家热闹起来了。女儿在广州生外孙后3年来第一次回家，老谭的话多了，眼神也活泛了不少。
　　“可惜假期结束闺女就得走。房子一空，心也就跟着空了。”谭友果感叹孩子们在身边的时间太短了。
　　空巢老人很容易产生孤独感和被遗弃感。专家指出，孤独感最容易使空巢老人产生抑郁、焦虑不安的情绪体验，若不及时干预，常常发展成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老年期精神障碍的患病率达1.5%，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的精神心理健康事关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亟待引起关注。
　　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卫生状况也令人忧心。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组主任委员郑毅教授介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在儿童精神科门诊中占60%以上，目前约有3000万儿童受到不同程度心理行为障碍的困扰。“比如行为异常、性格缺陷、情感障碍、社交不良、性角色偏差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障碍’会发展为比较严重的精神类疾病，这会影响孩子成长，甚至发展为社会问题。”郑毅说。
　　生物遗传性的个体基因缺陷、社会转型期的集体心理教育滞后，多重原因叠加致病
　　不久前，影星乔任梁因抑郁症自杀离世，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令人们唏嘘不已。
　　人们为什么会患上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是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受外界影响所致？
　　28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小刘抬头望向天花板，南边墙角处的那摊水渍又出现了，慢慢化成了一朵骷髅花。“每天我都能看见这朵花，楼上邻居为什么就不承认呢？”其实，滴水声是他的幻觉。这就是妄想性精神障碍患者的苦楚人生。
　　杨甫德表示，重性精神类疾病患者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染色体基因片段存在缺陷、畸变、冲突。在童年的潜伏期，会表现出躁狂等症状，到青壮年期发病后更为明显。而相比之下，抑郁症等病症的生物遗传性病因是次要的，主因是应激性心理反应。比如长期被不良情绪侵袭，包括被坏人欺骗、被亲友误解、被同事冷落，以及投资、入学、擢升不顺……一件件糟糕的小事情不断累积，就可能在遇到突发重大事件时，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难以自控的“情绪”演化为令人崩溃的、导致精神类疾病的诱因。此外，像患者术后、女性产后、老年人退休后、灾害发生后等，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出现巨大变化，而心理调适未能同步，就会导致抑郁症。
　　专家指出，无论病因是生物遗传因素，还是个人的应激心理反应，都与社会环境这个外在“催化剂”有关。王刚分析，从发病的几率来说，基因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异。内因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外因——社会环境。“社会转型期，人们普遍感觉人生中不可预测的压力增多，很多诉求难以实现。加之生活节奏加快，导致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猝然发病。”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郑日昌认为，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从收入到就业，人们都在“分配”的轨道下按部就班地生活。“而市场经济带来了多种选择，产生多趋冲突。一些人什么都想要，车子、房子、票子，反而引发内心焦虑。”
　　在黄世敬看来，国民心理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容易产生焦虑。“某些群体富而不安，物质丰厚了，幸福感反而下降，出现失眠、焦虑、抑郁等症状，心里的这根弦越绷越紧，最终断了。”
　　精神疾病不仅仅是个体问题，应将其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予以重视
　　精神类疾病对病患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
　　干扰慢性疾病预后，影响身体健康。近年来，躯体疾病共患精神类疾病的患者不断增多。在神经内科就诊者中，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的患病率最高，慢性疾病如心绞痛、关节炎、哮喘、糖尿病甚至癌症等，常常共病抑郁症，而抑郁症又可影响慢性疾病的预后。在患这些疾病的老年人群中，抑郁症的发病率更高，抑郁症对健康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慢性疾病本身。
　　抑郁症与“自杀”如影随形。“自杀意念”是抑郁症诊断手册中的主要症状之一。杨甫德介绍，数据显示，抑郁症病人中，15%最终会自杀死亡，约70%曾经出现过自杀的想法。另外有国外的数据表明，在所有自杀死亡的人群当中，大概有70%以上的人患有抑郁症。
　　三毛、海子、张国荣……不少明星都因抑郁症离世。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大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40%患有抑郁症。另有数据表明，自杀是我国全人群第五位、15—34岁人群第一位死亡原因，自杀每年导致16万小于18岁的孩子失去父亲或母亲。
　　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2014年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等机构发布的《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状况报告》显示，中国的自闭症患者可能超过1000万，其中0—14岁的患儿可能超过200万。大多数患儿家庭为了治疗倾尽积蓄、负债累累。
　　“经济负担倒在其次，感情上的折磨无法释怀。”北京的王先生说，他的老母亲退休后性情大变，记性不好、疑心重、脾气大，经常摔东西、打骂家人。“她以前是医生，一辈子为人和善。现在每天见面就吵，大半夜让我们去给她做饭，还跑到我单位闹事，老板让我回家处理完家事再上班，没办法我只能辞职。一家人原本经济上很富足，晚辈们学业、工作都很出色，但妈妈这种情况让我们高兴不起来。”经过咨询，王先生得知母亲可能患上了抑郁症。“麻烦之处在于，她否认自己有病，拒绝就医。”王先生很无奈。
　　专家认为，抑郁症等心理精神疾病患者虽然没有伤害他人的暴力行为，但对家人生活的干扰至为深远。比如，孩子们生长在父母或祖父母罹患抑郁症的原生家庭，对其未来的一生都有不利影响。
　　增加全社会医疗负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生命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采访中专家表示，近年来，精神心理问题与社会安全稳定、与公众幸福感受等问题交织叠加等特点日益凸显。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逐年增多，心理应激事件肇事肇祸案件时有发生，老年痴呆、儿童孤独症等特定人群疾病干预亟须加强，精神卫生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
　　“精神疾病不仅仅是个体问题，应将其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予以重视，全方位关注，全面谋求改善。”郑日昌说。
（来源：人民日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14/c_1119714631.htm  2016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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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话里藏着他们的痛苦，医生富有感情和爱心的语言，能让病人的痛苦和焦虑减半。”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一线工作了28年，精神科主任胡晓华用他的耐心和爱心敲开了一个又一个“心灵壁垒”。
科里的医生们都说，从来没听到过胡主任大声对病人说话，还经常自掏腰包垫钱给病人买药。
被精神病人打骂成家常便饭
胡晓华管理的精神科男病房有84个病人，个个都是重症精神病。“在我们科，被病人打骂是家常便饭。”他已记不清这些年挨过多少次打，最严重的一次头上被打了一个拳头大的包。
去年底，一位26岁的重症精神分裂症小伙子住进了精神科。小伙子经常出现被害妄想。一天早上，胡晓华带着科里的医生查房时，小伙子猛地一巴掌扇过来，胡晓华眼前一黑，耳朵嗡嗡作响，他强忍着不适很快镇定下来，像没事人一样继续查房。家属听说后赶来向他道歉，胡晓华摆摆手说，病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出现被害妄想去攻击别人也是正常的。
患者再多也不压缩沟通时间
胡晓华看病慢在医院是出了名的。每次专家门诊，他早上7点45分就会准时出现在诊室，18年来从未迟到过。30个专家号，他每次都要看到下午三四点，从来不会因为病人多而压缩沟通时间。
胡晓华说，精神病人心里都有“壁垒”，要顺利打开这个“壁垒”，需要病人信任，医生要花时间费心思。“跟精神病人建立信任并非易事。”他坦言，“一开始千万不要谈病，而是针对病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例如失眠、胃口不好来帮助解决，见到效果后，病人就会慢慢地产生信任。”在胡晓华看来，精神科医生并不要求医术排第一，而是要有耐心去倾听。医生只有耐心倾听了，认真梳理才能抽丝剥茧找到症结。看一个新病人，最起码也要半小时以上。
十一期间，在深圳打工的王先生发来一个微信红包，胡晓华并没有点开。胡晓华说，王先生是随州人，曾患重症精神分裂症，在他手里治疗了5年，现在病情稳定了，已重返社会工作。因为复诊不方便，一年多来胡晓华就在视频里问诊，再把药邮寄到深圳。像这样的病人，胡晓华手机里有三四十个。
[记者印象]
胡晓华温和的脸上一直带着笑。“我愿意听他们说。”胡晓华说，自己从来没有把工作当成过负担。他坦言，这些年还有个小习惯：每次看完门诊后，总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上一会，等坏情绪“消化”后再回家。谈话间，胡晓华不经意间多次流露出苦恼和自责。会对病人病情的特殊和一些矛盾无力改变而自责;对家属和社会的不理解不配合，将矛盾转加给医生而伤心苦恼……他是一个有“温度的医生”。
（来源：武汉晚报http://hb.news.163.com/16/1009/10/C2U9TDD303941BS6.html 2016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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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个网络语言的爱好者。从“我也是醉了”到“然并卵”，你尽量搜集每一个最新的语例(对你来说，看了春晚的相声小品才知道某个流行语，不啻于一场侮辱)，不仅要追溯最原始的出处，还要给出最精确的释义。你每天都在微博上浏览好几个小时，生怕漏掉任何一条流行语，尽管如此，你仍然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互联网之大，众声喧哗，你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于是，你发了一条微博求助。不少私信随即向你涌来。大部分一塌糊涂，你匆匆扫上一眼便迅速删除，可是，有一条私信引起了你的注意:它对刚刚流行起来的“蓝瘦，香菇”做了详尽的释义和精细的考证，而且措辞彬彬有礼，斯文周到。你赶紧点进这位神奇的网友的页面，跟他互关。从此以后，最新的网络流行语就从这位网友那里源源不断地传了过来。如此这般持续了好几个月，你对这位见闻广博又和你趣味相投的网友大感好奇(虽然他在微博上只转发各类段子，绝口不提自己的生活)，打算跟他线下约见一面。万万没想到，你竟然发现，这位网友是个重度网瘾患者，正在某个网戒中心接受电击治疗……
以上内容，是《教授与疯子》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当然，是中国特色的版本。你，就是令人敬重的《牛津英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的第三任主编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教授与疯子”里的“教授”。而那位网友，就是大词典编纂史上贡献最大也最为传奇的志愿供稿人，迈纳(W. C. Minor)，“教授与疯子”里的“疯子”(当代精神病学家认为，他在美国南北内战任北方联邦军随军医生时，可能因战争刺激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在被精神病院收容的二十多年间，迈纳给大词典贡献了一万多个质量上乘的词条，然而他却从未和默里见过面，只定期以书信交流，以至于默里兴致勃勃地去拜访他时，才震惊地得知，这位学问广博、彬彬有礼的供稿人竟然是个精神病患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疯子。
事实上，迈纳在精神病院里过得相当不错，可以读书、写信、散步、会客、画画(他是个不错的水彩画家)、吹笛子、收藏古书，享有充分的自由，并不至于像中国的网瘾患者那样，由于莫须有的原因而被囚禁在网戒中心，遭受电击之苦。优裕的生活环境，是他为大词典编纂源源不断地贡献词条的前提条件。只是，如此好景持续了二十多年(几乎让人以为就是永远)，在精神病院院长换人之后，便再也无法继续下去，迈纳医生的处境不仅大不如前，而且日益糟糕了起来，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之中，最后他选择了自宫，试图以一种最为极端的方式来结束长期困扰自己的、无法遏制的欲望。–梅尔•吉布森与肖恩•潘联合主演的电影《教授与疯子》如何表现这一幕，无疑是个令人关心的问题。
而更令人关心的，则是电影如何表现大词典的编纂。好莱坞一直对偏执、疯狂的天才很感兴趣，前有纳什，后有图灵。1998年《教授与疯子》一书甫一出版，梅尔•吉布森就买下了电影改编的版权，诚可谓慧眼识珠，只是电影最终呈现的效果如何，实在很难说。因为就词典编纂这项工作而言，对天分的需求其实甚为有限，《英语词典》(在1928年大词典出版之前，这部词典始终是英语词典界的最高权威)的编者、人称“文章大汗”(the Great Cham of Literature)的塞缪尔•约翰生博士就曾讽刺说，词典编纂者(lexicographer)是“忙于追根穷源、考释词义的无害苦工”(a harmless drudge, that busies himself in tracing the original, and detailing the signification of words)，而沉浸于大词典编纂的默里和迈纳虽都富于学识与才干，但似乎也不适于被称为天才，更适合他们的称呼是–怪人。
是的，虽然默里是个正常人，而迈纳是个精神病患者，但他俩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类人，尤其从世俗的角度而言更是如此。他们拥有常人难以理解的癖好，对常人不感兴趣的事物保有持久的专注与好奇心，愿意为之倾注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那句拉丁谚语“人类的一切于我皆不陌生”(humani nil mealienum puto)，用来形容他俩是再恰当也不过了。不妨这样说，在对自身之外的世界没有太大兴趣的平民百姓眼里，不管是默里还是迈纳，都是让他们捉摸不透的怪人。如果他们愿意翻读《教授与疯子》，完全可以找到大量支持他们观点的内容:默里曾经在某一天半夜把几个弟弟叫醒，只为看天狼星是如何按照他所计算的运行轨从地平线升起的;他尝试着用拉丁语呼唤牛群，观察它们作何反应;他不会游泳，却想发明一种新的水上救生工具，具体的做法是把许多鸢尾花绑在手臂上，但因为计算浮力时出错，他在水里翻了个倒栽葱，多亏朋友抓住他的长领结才把他从水里拽出来。这些可能都还没什么，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默里竟能以一种客观超然的态度，观察他的爱妻病危时夜间说胡话的状况，继而发现“她说的不是当教师时的文雅话，而是幼时的苏格兰土话”。大词典的编纂既需要，同时也激发了这种古怪的气质。
也不知道好莱坞编剧看过《编舟记》没有，这部在中国爆红(虽然局限于文艺小圈子)的电影，对编纂词典的怪人有生动的呈现。它的故事非常简单:一家出版社的词典编辑部人手不足，快要退休的老编辑荒木公平四处物色接班的年轻人却频频碰壁，因为没有哪个年轻人觉得编词典是什么有前途的工作，最后终于找到了合适人选:外号“认真君”的宅男马缔光也。光也是个再标准也没有的怪人，他的怪直接写在脸上–永远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写在身上–虽然长手长脚，肢体动作却别扭得很，每天都穿着同一套衣服;也反映在他所生活的环境当中–光也那个租来的房间里书籍堆积如山，他对日本文学很感兴趣，搜罗了大量相关文献，整日埋首其中，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只能每天读书给自己的爱猫小虎听，唯一的社交活动是和房东竹婆婆偶尔吃顿饭，而竹婆婆对他那些书全然不感兴趣。而怪人还不止光也一个。比如，行事一丝不苟、古板正经的总编松本朋佑，为了搜集年轻人使用的流行语，不惜和光也跑到快餐店，偷偷摸摸地记录一群少女关于少女漫画和 BL的讨论。
觉得电影过于夸张了?实际上，倒不如说是尚有不足。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词典编纂者当中，为人古怪、行事偏执的比比皆是。比如，十六世纪之际，英国学者库珀(Thomas Cooper，1517-1594)为了编写《拉丁语英语词库》(Thesaurus Linguae Romanae et Britannicae)，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甚至都不愿意与妻子同床共寝。他的妻子因而怨愤至极，在词典快要完稿时潜入书房，抱出书稿投入炉中，多年辛劳成果，毁于一夕之间。库珀经受了如此打击，竟然还能从头再来，重又编了一次词典。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曾经和哥哥弗朗西斯•福勒(Francis George Fowler，1871-1918)一起编了《牛津当代英语简明词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即COD)的亨利•福勒(Henry Watson Fowler，1858-1933)，决定在哥哥撒手人寰之后，以一己之力完成只编了一部分的《牛津当代英语袖珍辞典》(The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即POD)和《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从1903年起，差不多三十年时间，他全都花在了编词典上面，五十岁方才成家。他的生活极其简朴，日常家务都亲自动手。他六十八岁那年，牛津出版社主动提出替他雇一个佣人，他却回信谢绝，认为有了佣人只会让自己终日伏案笔耕，再也无法动手做家务来调剂身心。
而最著名的怪人，则是《英语词典》编纂者约翰生博士。他身材高大结实，活像一头狗熊，因为童年时患过淋巴结核，他的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疤痕。他一眼失明，一耳失聪，头是歪的，身体常常前后晃动，时不时做出怪异的手势，喉咙里还会发出仿佛吹口哨一样的声音，或者如同母鸡一般咯咯作声。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是丧偶再嫁，比他大二十一岁。编词典期间，因为没钱买书，他找学生借来珍贵的《莎士比亚全集》四开本摘抄莎翁名句，物归原主时全拆成了散纸片，又在借来的书上随意写画，还腆着脸说这些记号用面包碎屑揉搓就可消去。为了词典编纂事业，他曾向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当时著名的文艺赞助人–patron)登门求助，结果遭到拒绝，等词典编成，他不仅发表经典名篇《奉答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A Letter to Lord Chesterfield)将想要摘桃子的爵爷糗了一顿，连词典中对patron的释义都恶意满满:“怀着傲慢资助他人的恶棍，而他人则报之以逢迎。”(Commonly a wretch who supports with insolence, and is paid with flattery.)当然，这样的例证还不止一处，最出名的就是对燕麦(oats)的释义:“一种谷物。在英格兰通常用来喂马，但在苏格兰供人食用。”(A grain, which in England is generally given to horses, but in Scotland supports the people.)不仅拿到现在是天大的政治不正确，即便在当时也引来了诸多争议。他还对“国税”(excise)如此释义:“一种令人憎恶的货物税，抽税者是一群受雇于税收酬养者的恶棍，比例随他们的兴致任意调整。”(A hateful tax levied upon commodities, and adjudged not by the common judges of property, but wretches hired by those to whom excise is paid.)这个词条大大地触怒了课税官员，他们不仅将之视作诽谤，甚至想要控告词典编者，以便“合法地获得补偿”。
而在大词典的编纂史上，也有一个古怪程度和重要程度几乎不相上下的人物:第二任主编弗尼瓦尔(默里是第三任)。他是公认的“古怪的另类学者”，“爱好广泛，精力充沛却不谙世故，缺乏条理”。他一反此前的词典编纂者常有的无视当代出版物、只重古典作家的偏见，将报刊也列为语料来源，身体力行地从报纸上摘录了三十万张引文卡片，这是默里接手大词典编纂工作之后最宝贵的财富。因此，虽然弗尼瓦尔的兴趣多变、缺乏计划性和组织性导致大词典的编纂长期搁浅，但他却是“大词典最重要的义务资料员之一”–这种历史定评多少显得有些讽刺，颇有领导抢了秘书的活的味道。
不过，公允地说，尽管并没有从事任何具体的词条编纂工作，弗尼瓦尔仍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上任后扩大了编辑队伍，吸纳了更多的义务资料员，还设立了新的编辑职位–他称之为“义务分编”(sub-editor)，“负责整理引文卡片,补遗拾漏,提供初步的释义和词源等基础性工作,在义务供稿人和主编之间架起桥梁”。他于1864年创建了早期英语文稿学会(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汇辑刊行了许多早期和中古英语的珍贵作品，内容所及多为早期文献研究的薄弱之处或盲区”，默里之所以在学界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参与了该学会的古代文献辑考工作。此后，弗尼瓦尔又创建了一系列民间组织，如民谣学会(Ballad Soeiety，1868)、乔叟学会(Chaucer Society，1868)、新莎士比亚学会(New Shakespeare Society，1873)、威克利夫学会(Wyclif soeiety，1886)等。这些学会成员的不懈努力确保了语料来源的精准，为大词典的编纂做了充分的准备。
而类似默里与迈纳这样的关系，在大词典随后的编纂工作之中也延续了下来。大词典四卷本补编的主编罗伯特•W•伯奇菲尔德(Robert W. Burchfield)就是一个像默里那样既学识渊博又性格古怪的人。他坚持要求在补编本中收录大量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用过的词。比如，奥登曾在诗中用过一个表示冰川运动的地质学词，实际上这个词在地质学中已经不常用了。伯奇菲尔德和一位科学家为这个词曾激烈争论。科学家说:“你不能收入这个词，因为现代地质学理论里没有它的地位。”而他则回应道:“奥登诗里用过的词我就打算把它收入，我才不管你们地质学里的鸡毛蒜皮呢。”这个词最后还是收入了补编本。
伯奇菲尔德自承“不是一个作风民主的词典编纂家”，喜欢搞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不仅旗帜鲜明地跟艺术家站在一边，“当他们和科学家争执的时候，我每次都赞同艺术家”，而且力挺二十世纪的作家，如斯彭德、奥登、艾略特、格雷厄姆•格林、爱丽丝•莫多克等，“雄心勃勃地打算收入所有他们用过的词汇”。他认为，“既然像乔叟这类伟大的古典作家用过的每个词和词义都已载入《牛津英语词典》，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能把一批地位相当的二十世纪作家……所用的词藻排除在我们的补编本之外”，“只要天才们还活着，人们似乎永远也看不出他们是自己时代的天才”。英国人一般不太喜欢美国作家，他却对福克纳、品钦、奥尼尔等人青眼相加，尽量收录他们用过的词汇。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找出到了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世纪还会有读者的作家，“或许我会搞错，但是总比怯懦地认为没有一个作家够得上资格要好得多”。
伯奇菲尔德的迈纳跟原版相比要温和许多，而且不止一位。有一位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读了三十年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卡城《每日新闻》，“在他的教授的生涯里记下了每一件要闻”，这位教授把“他的笔记遗赠给了我们，这样一来，这两张报纸的引用率便远远超过它们应得的待遇”。还有一位以大篷车为家的女士，“她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动身，游历了新墨西哥、科罗拉多、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等州”，“大篷车碰巧停在哪里，她就读当地鲜为外人所知的小报”。美国西部各州的语言风貌就是通过这位女士收集的资料“很好地体现在了这部词典里”。靠了这些怪人的帮助，大词典补编本才得以顺利完成。
事实上，即便是默里，他拥有的也不仅仅是迈纳。《教授与疯子》一书记载了另一个怪人:菲茨爱德华•霍尔(Fitzedward Hall)。他和迈纳“都是美国人，都是军人，都在印度生活过，精神都不正常”，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1897年10月12日)的宴会上，刚刚完成的大词典第三册被当作对女王的献礼，牛津大学为默里举办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学界名流纷至沓来，若干志愿者也受邀出席，这两位对大词典编纂贡献最大的志愿者却都没有现身。霍尔的经历颇为传奇，他在印度学习了梵文，做了印度一个大学的梵文教授，离开印度返回英国后，又去了伦敦国王学院做梵文教授，最后因为和另外一位梵文教授闹翻而离开。大家对他的评价是:醉鬼、外国间谍、学术造假者，以及道德堕落的家伙。然而，这个风评极差、怪里怪气的家伙，却每天给默里写信，为大词典的编纂献计献策，无怨无悔地义务提供引语，整整持续了二十年，在此期间，他从未与默里见过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活脱脱就是另一个迈纳，默里对他的工作的评价是“无法估量的巨大协助”，“词典的每一页都有他的贡献”。然而，残酷的是，他几乎被人遗忘了。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教授与疯子》用了整整一本书来写迈纳，留给霍尔的不过一页而已。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这些编纂词典的怪人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满足一己之趣味，个人的名利得失，早已不在计较的范畴之内。这类人并非西方所独有，也存在于中国，《英汉四用词典》、《新英汉词典》以及《英语惯用法词典》的编者葛传规便是。他从未上过大学，也从未出过国，英文全靠在家自学，听力练习是跑到街上听外国传教士布道。葛是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的舅舅，据钱其琛儿子钱宁回忆说，钱其琛小时候在学校学英文，回到家里讲，葛“一听就说:不对，不对。然后，马上找出一份香皂的英文说明书，当作教材”。英文是他生活中的全部乐趣，每日的工作就是在阁楼上阅读英文报刊，不管内容，只看句型和用法，每当发现文章中有出现两次以上的新的短语和用法，他“就会像发现新的行星一样兴奋，认真记录下来”。他这种形式主义倾向，在其学生陆谷孙笔下也有生动体现:“他向我班讲完著名的汉姆雷特独白‘To be, or not to be’之后紧接着自问自答如下:‘be还是不be，想到头还是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葛还爱给人起各种各种的绰号，拿人的姓名开玩笑。你要是新理了发，特别是刮了脸，他就拿来复旦外文系某个教师的名字，叫你“容再光”。著名的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被他私下叫做“蚂蝗”，另一位同样著名的语言学家兰道夫•夸克(Randolph Quirk)则得名“怪癖”。大卫•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虽与利奇、夸克相比是小字辈，也逃不脱被葛叫做“水晶”的命运–都是姓氏的直接意译。而更加奇特的，则是“广益先生”。最开始是“Mr. This”，用来形容某个说话时经常插入“这个”、“这个”的人，this就是“这个”，更进一步， this读音近似“集思”，因为“集思广益”，所以就有了“广益先生”。思路之曲折诡异，只能用脑洞大开来形容。
美国著名记者约书亚•肯德尔(Joshua Kendall)写过一个《罗热类语词典》的幕后故事。该词典的编者彼得•罗热有家族精神病史:外祖母、母亲终身患有精神疾病，妹妹和女儿精神也都不正常，叔叔是割喉自杀的，死去的时候就躺在罗热的怀里。罗热本人偏执、忧郁、害羞，害怕不洁和混乱，之所以迷恋编写词典，是为了寻找心灵上的慰藉。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发现，编写词语清单能够给自己带来安慰，沉浸于语言的细微差别能够让自己免于焦虑。说起来，这何尝不是又一位迈纳呢?只不过他同时也是默里罢了。温切斯特在《教授与疯子》的第十一章写道，“编词典是孤独而单调乏味的苦工”，“只有默里和迈纳这样的人，才有能力与巨大的词语洪流搏斗，站稳脚跟”。
（来源：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48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