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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一名17岁自闭症青年上月底入住九龙医院精神病病房，疑被4名有不同程度精神病的病人被迫口交后，联合医院亦被揭发有同类猥亵侵犯案发生，一名13岁男童被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要求「打飞机」，男童家人本月初报警，而联合医院则在案发后将涉嫌侵犯者调往九龙医院。食物及卫生局长高永文承认，不只一间医院发生性侵事件，事态严重，医管局将召开紧急会议，跟所有精神科单位跟进事件。
高永文称，案件已交由警方调查，不便评论，但希望医管局在精神科及病房探讨如何在设施、程序、指引及人手上，保护一些无能力保护自己的病人。
被问及精神病房是否因医护人手不足致性侵案发生，高永文承认，医护人员的整体人手都很紧张，但他希望除人手外，在其他方面亦作检讨。
一名13岁智障男童去年11月中入住联合医院病房「房中房」；据了解，他上月中某日黄昏上厕所小便时，被一名42岁、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要求「打飞机」，男童替其手淫数秒后感到不舒服，并离开厕所。
男童之后跟母亲提及事件，其家人于本月5日报警，由于受害人及侵犯者均属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MIP)，安排录得口供需时，警方昨日(16日)以涉嫌向年龄在16岁以下的儿童作出猥亵行为罪名，正式拘捕该名男子，案件交由秀茂坪警区重案组第1队跟进。
据知，联合医院于案发后，已将嫌疑人调往九龙医院。
一名17岁、本身有自闭症、过度活跃及思觉失调的青年，上月底至本月初分别被4名年龄介乎38至56岁、有不同程度精神病的同房病人迫口交，据知，案发地点包括病床及厕所，虽然病房有闭路电视，但并无录像。有同房病人疑看不过眼，本月7日将事件告之该名青年的母亲，始报警求助。
（来源：即时新闻http://topick.hket.com/article/1624910/%E7%B2%BE%E7%A5%9E%E7%97%85%E6%88%BF%E6%8E%A5%E9%80%A3%E7%88%86%E6%80%A7%E4%BE%B5%E6%A1%88%20%20%20%E9%AB%98%E6%B0%B8%E6%96%87%E6%8C%87%E5%9A%B4%E9%87%8D%E5%B0%87%E5%8F%AC%E7%B7%8A%E6%80%A5%E6%9C%83%E8%AD%B0   2017/01/17）

“有人要烧煤气罐啦，你们快来抓他！”12月19日，海南万宁边防龙滚边防派出所成功阻止一精神病患者欲点燃煤气罐的惊险举动。
　　当天上午9时许，该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精神病患者何某在排园村委会南岸村的家中欲点燃煤气罐烧燃自家房屋。接到报警后，该所官兵立即赶往事发地南岸村，同时联系消防中队赶往事发地援助处置。
　　据悉，何某为间歇性精神患者，平日独自一人居住在家。19日凌晨，何某的间歇性精神病发病产生幻觉，将家中物品打砸完后离开家中，在邻居家将邻居的煤气罐搬回家中。该所官兵到达何某家中，发现何某家中弥漫着一股煤气味，何某情绪激动，右手握着打火机，拒绝任何人靠近，并扬言杀死在场的所有人。该所官兵迅速在周围划立隔离区，疏散群众，消防中队在现场架设水枪，并派消防队员参与现场处置。当消防中队人员就位后，该所官兵尝试与何某交谈，以分散何某注意，消防队员在交谈期间绕后将煤气罐阀门关闭，官兵抓准时机将何某制服。目前，何某已送往医院治疗。
（来源：央广网http://www.chinaqw.com/qx/2016/12-21/118414.shtml  2016年12月21日）

精神科专科医生丁锡全对再发生母杀幼女的伦常惨剧感难过，他直言母亲照顾子女压力甚大，若本身已有精神病前科，一旦压力爆煲情况堪虞。丁医生促请女精神病康复者的丈夫多留意太太，并尽力分担家务及教养儿女的压力。若发现太太出现持续情绪低落、失眠、对外界事物不感兴趣等抑郁症症状，应尽快带太太看医生或联络社署的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求助。
丁医生坦言母亲教养孩子常会感到压力大，很多时都需要家人及朋友支持，若丈夫感太太压力超标，应敦促她尽快看家庭医生，甚至坚持去医院急症室求助，并应暂时避免让太太单独照顾子女以策安全，切勿讳疾忌医。数据显示，2014年6月，曾患精神分裂的37岁妇人朱丽琴疑因幻听，在深水埗荣昌邨乱刀斩死仅岁半的女儿，朱妇翌年承认误杀被判入小榄接受无限期医院令。
（来源：苹果日报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202/19915213  2017年02月02日）

接近现实版“飞越疯人院”的故事，近日在贵阳市一家医院上演，只不过带着病人集体出走的，不是误入精神病院的正常人，而是该院的精神科医生。2月4日，贵航贵阳医院官网发公告称，该院精神科主任杨绍雷等在“未告知患者家属及监护人”，且“未申请调离/辞职等情况”下，私自将64名患者带离医院。据财新记者了解，该事件或与医院扣留医生执业证，不批准医生辞职有关。
　　贵航贵阳医院还在上述《关于我院精神科主任私自带患者集体离院的声明》（下称《声明》）中表示，同时未履行相关手续离岗的，还有4名医师和7名护士，而被私自带离医院的64名患者，经警方确认，全部被带到了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在《声明》末尾处，贵航贵阳医院还表示，将采取法律途径追究杨绍雷等医务人员责任，“维护医院合法权益”，“冻结杨绍雷等相关人员人事关系，包括薪酬及执业变更等，直至法院最终判决”。
　　涉事医生称执业证被扣留
　　参与此次集体出走事件的一名贵航贵阳医院精神科医生则告诉财新记者，“医院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回去医院就既往不咎，不然会走法律程序起诉”，而实际上该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出走的医生、护士早在一年前就有离职的想法，也向贵航贵阳医院提出过，但医院“把我们的执业证卡住了”，“就是怕我们离职”。
　　据贵航贵阳医院官网介绍，贵航贵阳医院又名遵义医学院附属贵航三00医院，隶属中央军工企业–中航工业集团公司，其中“医学影像科以及精神心理专科在贵州省内有较高的知名度”。目前精神科科室设有病床80张，现已收治各种类型精神疾病患者100余名。
　　发生医务人员带患者集体出走的事件后，前述贵航贵阳医院精神科医生表示，现在精神科还剩60-70名患者，而离院的患者实际上“是自己签署了转院手续的，病人自愿去的第六人民医院，不是网上说的挟持病人”，“患者愿意呆在哪里是他们的自由，我们不可能丢下患者”。
　　该医生还告诉财新记者，贵航贵阳医院精神科的环境非常差，“从来不受重视，可有可无”，新来的有的医生“到我们科室看过一次，嫌弃我们环境太差，待了五分钟不到就走了”，患者待遇也很差，“你看到眼泪都会掉下来”，“医院实际床位只有70多张，收治的患者却有90多位，就医环境相当恶劣”。
　　两家医院抢患者
　　据上述医生透露，自2016年5月，贵航贵阳医院上升为三级医院以来，“医院的费用蹭蹭往上涨，费用很高，床位费、护理费等也全面涨价，原来一个患者一个月自付700多，现在至少涨到了1500元”。
　　相较而言，上述医生认为，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精神科的环境更好，精神科目前床位近400张，内部设施一应俱全，费用也比贵阳贵航医院低三分之一，很多患者家里条件不好，又“长年累月在医院住”，都是自愿转到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的。
　　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创建于1958年，1996年被评为综合性二级甲等医院。据贵航贵阳医院发布的《声明》透露，“接收”患者的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原为贵阳铁路分局直属中心医院，后整体移交给贵阳市人民政府，2015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又与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朗玛信息）签署协议，把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改制为“国有的营利性医疗机构”。
　　财新记者查阅工商资料则发现，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5年10月10日，朗玛信息在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持有股份66%。
　　朗玛信息2012年登陆创业板，股价起初并不耀眼，直到2014年却曾一度飙升至200多元。该企业借助“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战略，获得不少瞩目。朗玛信息董事长王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企业2015年底已完成对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的改制及增资收购，他表示朗玛信息此后将“依托实体医院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
　　2016年底，朗玛信息曾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预案称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成立时间较长，住院部和门诊部大楼建筑年限较长，硬件环境较为落后，医疗设备相对陈旧，现有的就诊环境、医疗设备、病床数量和软件环境均不能满足医院持续发展的要求，急切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因此“六医公司将购置国内外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达到三级医院标准”。
　　为此，朗玛信息披露拟募资6.5亿元，用于深入实施“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战略，升级、扩建现有的住院、医技、医辅设施，将医院编制床位数由300张提升至800张，并打通互联网医疗的线上资源和实体医疗机构的线下资源。朗玛信息当时测算，认为“本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10.11%，税后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8.72年”。
　　此外，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工商资料变更记录显示，2016年1月22日，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负责人变更为康正茂，而目前贵阳贵航医院的官网信息也显示，贵阳贵航医院法定代表人是康正茂。前述贵航贵阳医院精神科医生向财新记者透露，现在的贵阳第六医院院长康正茂就是原来的贵阳贵航医院的院长，离职后去了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财新记者致电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时，该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从贵阳贵航医院转移到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的精神科患者，都办了相应的转院手续，贵阳贵航医院《声明》中所述内容不实。
　　医生未经批准离岗是否违法
　　对于贵航贵阳医院医生携病人出走事件，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晔对财新记者分析称，医生未经医院同意，到另一家医院执业，可能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但如果病人和病人家属同意转院，那么医生带走病人，就不能说是“擅自带走的”。
　　2014年，国家卫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称允许临床、口腔和中医类别医师多点执业，拟多点执业的医师应当获得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的同意，而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应当支持医师多点执业并完善内部管理。
　　刘晔表示，医生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但现实中很多医院仍然限制医生自由，贵阳贵航医院是公立医院，医生想辞职却辞不掉，“肯定有医院管理的问题”，“医院扣着人事档案不放”，医生“没办法只能采取这种极端的举动”，如果医生能多点执业，肯定会直接选择多点执业。
　　而如果前述贵阳贵航医院精神科医生所言属实，贵阳贵航医院扣留了医生的执业证，刘晔分析认为这是“不合法”的，执业证是医生本人的资格证明，医院无权扣留。刘晔还表示，有些医生认为医院扣留执业证，是多点执业的最大阻碍，但实际上医生执业证书应以卫生部门的登记注册为标准，医院没有资格吊销医生的执业证，“扣不扣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关键在于要取得第一执业点的许可。
（来源：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17-02-04/101050189.html?sourceEntityId=101050682  2017年02月04日）

原标题：开封通许原反贪局长醉驾肇事逃逸 途中又逆行连撞多人
通许县原反贪局局长醉酒驾驶宝马轿车，连撞三辆车后逃逸，逃逸过程中，又逆行撞上一辆三轮车，导致一名1岁儿童重伤两人轻伤。截至目前，案发近8个月，这起事故依然没有结果。
昨日，开封市通许县市民刘凤选向映象网（0371-65889876）记者反映，原通许县法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原通许县反贪局局长付信忠醉驾肇事连撞多人，后被取保候审，案发后已经8个月，案件一直在通许县公安局、尉氏县公安局之间移交多次，至今没有结果。
醉驾肇事后逃逸，途中又连撞多人
刘凤选说，2016年6月15日晚上9点半左右，付信忠醉酒后驾驶红色宝马X1 轿车，沿通许县城水利路东段由东向西行驶。
行驶过程中，付信忠所驾驶的红色宝马，先后撞上停放在水利路旁边的一辆轿车、两辆小型客车和一位张姓路人，随后付信忠驾车逃逸。
在逃逸过程中，付信忠又逆向驶入通许县民生路北段，与相对方向行驶的一辆电动三轮车迎面相撞。
“我开着电动三轮车拉着老婆孩子正走着，突然迎面逆行过来一辆红色宝马，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们就被撞飞了。”刘凤选说。
随后，付信忠驾驶宝马继续逃逸，被在街面巡逻的通许县公安局特巡警当场截获。经通许县公安局鉴定，付信忠血液中乙醇含量为362.18mg/100mL，远远超过80mg/100mL的醉驾标准。
通许县公安局指派有关人员分别对电动三轮车司乘人员刘嘉硕、张闪闪、刘凤选等三人进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刘嘉硕颅脑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张闪闪和刘凤选损伤为轻伤一级。
事故发生13天后，通许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付信忠负全责。
案发8个月无结果 肇事者被取保候审
刘凤选说，虽然事实和证据已经很清楚，但自2016年6月案发后，到现在已经有8个月时间，案子一直没有进展，“付信忠本人也被取保候审，现在一直在新乡市精神病院没有出来。”据刘凤选提供的证据表明，上述这一说法得到了尉氏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的承认。
刘凤选说，事发后，由于付信忠的工作原因，通许县公安局出于回避原则，将案情上报至开封市公安局，随后该案被移送至尉氏县公安局办理，尉氏县公安局接收了该案。“转交到尉氏县公安局一个多月后，1月3日上午，尉氏县公安局一个副局长说程序不合法，尉氏县公安局不再接手这个案子。”刘凤选爱人张闪闪说。
映象网记者致电尉氏县公安局事故科一名司姓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证实经办过付信忠肇事一案，但他拒绝透露更多消息。
案件多次移交 肇事者曾任法院领导
事发8个月，案件在通许、尉氏之间转交多次后，现在进展到了哪一步呢？
2月4日下午，映象网记者联系上了通许县公安局事故科一名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最新的情况是，付信忠肇事一案已经被转交到开封市祥符区公安局，目前还没有结果。
开封市祥符区公安局工作人员表示，现在案子确实移交到了祥符区公安局，“现在我们正在看卷宗。”
关于付信忠公职身份，记者从通许县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付信忠确系通许县法院领导干部，曾任通许县法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也担任过通许县反贪局局长等职务，“现在他已经退居二线了。”
对此，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庞理鹏律师表示，由于付某的工作原因，存在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可能，通许县公安局自行回避，符合法律规定。“但本案的犯罪事实、情节十分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存在重大复杂的请况，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限进行侦查并提起公诉。
“结合本案的情况，公安机关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7日，检察院批捕的时限为7日，逮捕后的侦查时限最长不得超过7个月。但截至今日，本案仍没有侦查终结已违反了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应尽快侦查终结此案并移送给检察院提起公诉。”庞理鹏说。
目前，刘凤选一家仍在多地奔波，希望能早日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 “开封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光看卷宗就得两个月，来回折腾这么多次，啥时候有结果就不知道了。”昨日下午，刘凤选妻子说，自己1岁多的儿子仍在医院，至今还未脱离危险。
（来源：映象网http://news.qq.com/a/20170205/014130.htm?winzoom=0.875  2017-02-05）

    尖子生是怎样炼成的？
　　孩子初升高，侥幸考上省重点。太太意犹未足，认为孩子本来可以百尺竿头，之所以不能更进一步，考进最好的中学比如华师附中，责任全在我——都是我一直纵容孩子的懒散。于是孩子初中毕业时，太太专门安排了一个饭局，美其名曰同学告别会，实际上只是请来几个同学家长——几个尖子生家长；酒过三巡，我才明白她是要给我上课。
　　不吃这餐饭，我现在都还懵懵懂懂，这餐饭吃完，我算大开眼界了，原来尖子生都是这样炼成的呀。整个初中期间，当家长尤其是当妈妈的，基本上就没正经事儿可干，都做孩子的全陪了。给孩子每天送饭送菜；周末陪孩子上这个辅导班那个辅导班；每年寒暑假放假之前，都要挖空心思到处打听哪门课哪个老师办的辅导班最好，然后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塞进去。甚至自己跟着上课，孩子坐前排，自己坐后排，这样既可以监督孩子，也可以监督老师。
　　这么一来，孩子就跟职业运动员差不多了。几乎每个所谓尖子生的背后，都跟着一个专业团队，专职做生活服务，以及战略战术研究，情报搜集和分析。相形之下，我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流浪猫，学习上我基本不管，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信任孩子，但实际上是听任孩子只身迎战一个一个疯狂的狼群。
　　还好，孩子还没有败下阵来。但我并不想吸取什么教训，高中两年，我对孩子的学习上还是不太管。据说但凡省重点，现在都被家长包围了——他们在附近居民区租下房子，一家老小都住进来，专门陪孩子读书。
　　但我的孩子，还是每天起早摸黑赶公车，中间还要转车。我儿子的同班同学，现在都没有休闲，甚至上厕所手中都攥着书。但我儿子至少每天一次篮球照打。我儿子有个同班同学，全年级排名第四，考北大清华肯定有如探囊取物。但前提是，他父母对他的时间控制精确到每一个小时。只要有一个小时孩子成了断线风筝，父母都会惊惊惶惶，不停地电话寻人，直到孩子重新回到书桌前，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地。
　　中国教育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病院
　　竞技如此白热化，投入少一丁点，名次就会后退大半截。所以孩子的年级排名，一直徘徊在100到200名之间。很有几个老师，很多次语重心长地给我说，孩子其实大有潜力的，这样子可惜了。我都只是笑笑。我的考虑很简单，成绩是不是最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拼出精神病。
　　成绩最好，精神不正常又有何益？美国爱荷华大学两次震惊世界的凶杀案，凶手不都是从咱中国去的尖子生吗？我访问美国期间，翻译也多次谈到，北大清华好几个留美生，虽然专业上一直很优秀，但由于精神原因，最终都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要么进大牢，要么进精神病院。
　　在我看来，毋宁说，整个中国教育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病院。如果说运动员是牺牲身体健康来换取奖牌，那么尖子生不仅是牺牲身体健康，更兼牺牲心理健康。他们往往以心理残疾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优质学位。又岂止尖子生才是牺牲品，数量更为庞大的差生群体，他们一直在公开的歧视中生活，没有起码的尊严，没有起码的自信，他们比之尖子生更悲剧。
　　这其实是说，无论尖子生，还是所谓差生，他们的命运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他们都是千疮百孔。这种情况下，或许只有中庸之道，才是一个相对明智的选择？基于这个思路，一直以来，我都反对给孩子设定一个最高目标，而只主张给孩子划定一条底线。不求孩子跑在最前面，但求孩子别从底线上掉下来。我以为只有这样做去，孩子身体上心理上的代价才可能小一些，才是对孩子最大限度的保护。
　　在中国，做普通人实在太难
　　但是，我们的社会却不是这样设计的，我们的教育更不是这样设计的。像我这样来培养孩子，孩子就只能做一个普通人，而在中国做一个普通人实在太难了。我们没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来为普通人服务，除非你有警车开道，否则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的交通肯定大成问题。我们也没有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来为普通人服务，除非你有特权或者特别有钱可以享受最尖端的医疗服务，否则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看病也肯定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的整个社会体系、教育体系不是均衡的网状结构，而是典型的金字塔，越往下机会越少，越往下资源越少。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必须让自己成为人上人。不是人上人就会是人下人，这种风险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那么恐惧，那么浮躁。就好像背后有一个无形的血盆大口等着，谁落到后面谁就会被吃掉，我们只好没完没了地你追我赶，甚至不惜彼此践踏。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深知做普通人的艰难。所以，我既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付出巨大代价去做尖子生，又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我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让我的孩子乘桴浮于海，彻底退出竞技。只有彻底退出竞技，你才有资格不服从它的一整套规则，才可以不受它的摆布。
　　这其实更辛苦，乘桴浮于海的经济代价，不是工薪阶层能够承受的。但我宁愿多熬夜，孩子也宁愿课余多打工。
　　退出竞技之后，孩子终于可以学学如何做菜，如何洗衣了；终于可以开始长途旅行了。这些其实是我早就想安排的。我对我的孩子其实有过很多安排，我想让他去武术学校学拳击，去急救中心学救生，去体育馆学游泳，去孤儿学校做义工。总之我认为我的孩子需要全方位的基础知识，尤其需要学习与人相处、与社会融合。
　　但是，所有这些安排都只能是纸上画饼，而又与学校教育绝缘。当我有机会出访美国和俄国，在剧院看到家长们带着三三两两的孩子一起看芭蕾舞，在美术馆看到老师们给成群结队的孩子讲解原版世界名画，我的感受非常复杂，既羡慕，又绝望：这才是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可人的教育、爱的教育的春风阳光，什么时候才能普降到我们中国孩子的身上呢？
　　只是因为我的孩子即将乘桴浮于海，我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家长、那么多的孩子都在用脚投票，用这样的选择来抗议中国的教育。这样乘桴浮于海的孩子，应该每年不下10万之众吧。按每人每年消费15万计算，那么我们国家一年流失的教育投资就在150亿元左右。这种经济上的账，尤其是人心上的账，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算过？
（来源：当代教育家http://learning.sohu.com/20161223/n476697050.shtml 2016-12-23）

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复元人士的内心世界，又会是怎样的？香港精神科医学院与非牟利机构心影荟及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合办「Look at MI 摄影与精神健康推广计划」，鼓励经历精神困扰的青少年透过摄影，表达面对精神病的心路历程。在计划当中，青少年与同行大使一同学习摄影，并透过相片去探索对精神病的理解和想法。
Fish(化名)大学毕业后曾患上思觉失调。她最初对精神病了解不多，亦很担心自己的病情。在发病之后，她很害怕让别人知道她的情况，渐渐变得不愿意与朋友见面，对自己的病更难以启齿。在参与计划期间，Fish透过摄影，重新思考自己对精神病的想法，她发现，患病的经历对她的人生有另一种意义。她又指出，平日很难用言语或文字表达自己心中所想，但透过捕捉影像，能引起她内心的共鸣。她发现，摄影能让她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
义工Karen表示，过去从报章上得知精神病复元人士的情况，故很想与他们同行，陪伴他们经历生命中的困难。她过去对患上精神病的人有既定印象，以为他们的能力较别人差，知识水平亦不高。从没有接触过复元人士的她，透过计划了解到精神病是很普遍，而且不同层面的人都有机会患上。她又指：「精精神病复元人士的学识水平可以很高，而且他们跟我们一样拥有梦想，对未来亦有很多想法。」Karen表示，参与活动过程中，令她对精神病有更广阔更深刻的理解，亦突破了过去对精神病的各种既定框框。参与活动的精神科医生，在病房外与病人接触，亦有很特别的体会。
在同行交流活动中，复元人士与同行大使对精神病有重新的定义和理解，并透过自身经验分享和指导，更掌握在患病复元路上的目标和方向。透过不同的摄影活动，反思自己对精神病的迷思和误解。
「Look at MI正视精神全港公开摄影比赛」是本次计划的重点，期望让公众透过相片，表达对精神健康及精神病的理解和感受，以提升大家对精神健康的关注。欢迎广大市民及读者一起参与，比赛详情请浏览：http://www.hkcpsych.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70&Itemid=623&lang=tw
   （来源：雅虎香港https://hk.news.yahoo.com/blogs/psyhk/%E3%80%8C%E5%BE%9E%E6%94%9D%E5%BD%B1%E9%8F%A1%E9%A0%AD-%E6%AD%A3%E8%A6%96%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3%80%8D-060812884.html  2017年1月27日）

刘锡伟，1934年出生，精神病学专家，曾任江苏省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为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权呼吁，首创“疯劫”学说，认为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都有得到一次科学、合理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机会。
尽管杀害4名舍友并藏尸的马加爵、残忍杀害10名道士和香客的邱兴华在那个年代惹得舆论哗然、人人诛之而后快，刘锡伟却跳出来站在了“民愤”和“道德”的对立面：他们或许是患有精神病的，应该得到一次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机会。
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刘锡伟的报道，褒贬不一，因为他的工作总是徘徊于法理和道德之间：他既是一名有着近60年从业经验的精神病专家，同时也从事着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工作，许多重大刑事案件中都能捕捉到他的身影。在刘锡伟看来，云南杀害同寝室4名同学的马加爵、陕西汉阴杀害10名道士和香客的邱兴华以及南京驾宝马撞人的王季进等人，均有精神异常的行为，应当给予司法鉴定的机会。
《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刘锡伟说，想要启动这道司法鉴定程序却难比登天，当事人可以申请，但最终决定权在司法机关手上。他曾为许多重大案件呼吁，希望对犯案的嫌疑人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然而屡屡不能得偿所愿。
精神病人的“剩余杀人”
2016年7月17日，82岁高龄的刘锡伟和年过七旬的妻子刘美晋匆忙吃过午饭后，启程奔赴无锡火车站，买了最近一趟去上海的高铁票，到达上海后又马不停蹄地坐飞机赶往石家庄。老两口随身只带了一些现金和应急的药物——年逾八旬老人的必备物品。
到达石家庄入住当地的旅馆时，已经是7月18日凌晨两点，妻子再三确认刘锡伟没有因长途奔波出现哮喘的症状后，两人抓紧时间补充睡眠，因为第二天一早还有“人命关天”的大事要办。
让刘锡伟和老伴不远千里，在半天的时间内从无锡辗转上海再到石家庄，是因为上午的一个电话，电话坐标地显示为加拿大。“刘老师，您能不能到石家庄，救救我弟弟。”电话那头的女人语气焦急，听起来不像是骗子。
女人告诉他，自己的弟弟在石家庄涉嫌杀人，但是作案时的行为实在古怪，家人怀疑弟弟患有精神疾病，但河北医科大学给出的鉴定结果是无精神病，女方想请刘锡伟看看案子的卷宗，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找到我，能帮就帮一帮吧。”老伴也一如既往地支持刘锡伟，提出像以往一样的要求：随行陪同。像刘锡伟这样的专家“出场费”一般是1万到2万元不等，他仅向求助者报销了路费。刘锡伟很高兴退休后还能做回老本行，何况能近距离观察到被收押嫌疑人的机会并不多，多数时候，他是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探寻蛛丝马迹。
早晨6点，刘锡伟就起来看案卷，9点见到了当事人的律师，看到了案发时的视频录像。录像里，嫌疑人用刀扎死了两名被害者，随后又在被害者面部连刺数刀，更匪夷所思的是，还拿起刀扎伤自己，案发后并未在第一时间逃逸，而是呆立在现场一段时间后才离去。
“这就是‘剩余杀人’，‘返祖兽性化症候群’。”刘锡伟说，正常情况下的蓄意杀人，凶手确认被害者死亡后没必要重复无意义的行为，杀人后第一反应是逃逸，嫌疑人却没有这么做。而“返祖兽性化症候群”，意为重症的精神病人犯案，并无独立思考能力，犹如动物，行为无迹可寻。刘锡伟第一次提出此概念是在邱兴华杀人案件后，当时有人叫骂有人支持，出现了两个极端。
随后刘锡伟旁听庭审，“法庭上对他有利的他讲不出来，对他不利的却一直在重复。”从家人口中得知，嫌疑人以前就曾被医院诊断为忧郁症，还吃过抗忧郁的药物。通过种种迹象，刘锡伟在休庭后吃中饭的空当写了一个疑有精神病的根据和意见书，建议重新做第二次鉴定。“最近二审刚刚结束，不知结果如何，恐怕不太乐观。”迟迟等不来消息，刘锡伟焦急的同时，却也无可奈何。
“马加爵和邱兴华，都有精神病”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找到刘锡伟帮忙做鉴定，更多时候他是主动为这些即将“抵命”的嫌疑人奔波。
“马加爵案刚发生的时候，我们没见过马加爵本人，以为是吊儿郎当、五大三粗的流氓，实质上是个文弱书生，当时的鉴定专家经过翻看案卷和推敲商议，认为马加爵应该是患有精神病的，但是苦于找不到症状。”在刘锡伟、杨德森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刘协和等知名精神病专家眼里看来他的症状很明显：“同学之间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呢?而且杀人后碎尸放进衣柜，继续在这个房间里睡觉，庭审的时候还扮鬼脸，我们一看就认为是青春型精神分裂。”刘锡伟到现在还记得庭审时马加爵的姐姐拼命哭喊：“弟弟你一定要争取上诉!”然而马加爵决定不上诉。“他觉得自己杀了人就该死，完全丧失了自我保护能力。”刘锡伟说，没有了求生意念，一审很快定罪，马加爵被判处死刑。
2006年的邱兴华一案，是刘锡伟在外奔走最久的一次。邱兴华因为莫须有的猜测和妄想，趁道观内管理人员和香客熟睡之际，持斧头、弯刀，将陕西汉阴县铁瓦殿内工作人员和香客等10人杀害，其中最小的仅12岁，他甚至还把道长的心脏剖出来切丝炒熟了喂狗，手段极其残忍。邱兴华作案后烧殿潜逃，后被追捕归案。刘锡伟看过卷宗后认为邱兴华患有偏执型精神病，与刘协和的诊断“嫉妒妄想”不谋而合。一审开庭的前一天，刘锡伟自掏腰包赶到北京，一待就是34天。
1934年出生的刘锡伟在3岁时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作为顶梁柱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母亲和刘锡伟兄弟姐妹6人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刘锡伟在读高三时，正值抗美援朝，他投笔从戎，参军进入了军干校，分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学医，还曾担任党支部书记。1956年底，他因品学兼优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中尉军医。本来以为迎来了好日子，却在1957年被打成党内右派，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发配到当时相对边远的广西，六年同窗时交的女友也因此分手。在广西，刘锡伟自学了建筑，设计精神病院，也认识了现在的结发妻子刘美晋。
上世纪60年代初，刘锡伟成了最早一批司法鉴定工作者中的一员。“直至现在，我们的方法仍过于简单，目前的误鉴率有10%，苦于没有客观的标准和前卫的科学技术手段，所以很难鉴定出是否患有精神病。”刘锡伟说，目前行业仍处于提高阶段，国内精神病患住院后要经过三级确诊，由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和主任医生逐级确认，如果遇到疑难病症还有专家会诊。因为司法鉴定的时间有限，往往一小会就结束了，“我认为应该住院观察，至少半到一个月，心电图24小时监护也是这个道理。现在多数时候是公安人员采集病史，单这点上就不是很专业。”1983年刘锡伟回到江苏，就职于无锡第七人民医院，后改为无锡精神卫生中心。
退休后的刘锡伟偶尔和院长聊及司法鉴定一事，院长告知他，每年做1000例精神病司法鉴定，一例的酬劳在4700元左右，却远远不及成本，因为员工需要加班加点，付出很多劳动。各地的精神病司法鉴定都依附于精神病院，而行业现状比较混乱，“有时候法医都可以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精神病很复杂，他们的认识远远不够，有多年临床经验的精神病医生才能胜任。”
刘锡伟在广西做过30多起精神病司法鉴定，常说这项工作要保证质量，才能经得起科学检验。他是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的成员，课题组由两个群体组成，一边是在司法部任职的，年轻人居多;另一边是老一辈的专家组成的。“我们的工作很难做：非常复杂，非常艰巨，非常深奥，非常敏感，同时又非常严肃。”刘锡伟总结道。
“我是导盲犬，‘导’的是文盲、法盲和科盲”
南京王季进开宝马撞向一辆马自达，时速达到192.5公里，致马自达车内2人死亡，南京脑科医院诊断王季进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部分责任能力，结论出来后很多人无法理解什么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网友开始骂人，说鉴定专家是不是拿了好处，收了红包。后来我做功课，把很多报道一看再看，他13岁得病，期间复发了两三次，到案发时已经有22年的病程，应该是慢性长期而非急性短暂的。”刘锡伟的这一结论能促使王季进担负的责任更轻，恶语相向的人屡屡有之。
被网友质疑甚至谩骂的现象，早在邱兴华案中就出现过。因为刘锡伟坚持认为邱兴华是精神病患，所负刑事责任有限，他的“返祖兽性症候群”说法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为凶手开脱”“收了好处”，甚至有人说他“泯灭人性”，一时间他被推上风口浪尖。
“网上有3%到5%的人骂我，我就‘微笑迎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导盲犬’。”刘锡伟称自己是导盲犬，“导”的是文盲、法盲和科盲，他认为自己是在为这些疑似精神病患争取一个司法鉴定的可能性，不掺杂个人情感，“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尽管刘锡伟的呼吁大多石沉大海，他仍不能放弃任何一点的可能性。邱兴华案一审时，为邱兴华辩护的律师甚至没有提出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申请，刘锡伟问对方缘由，答曰：“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尽管业界权威的看法达成一致，认为应当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但终审开庭仍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判决，随后邱兴华在安康江北河岸边被执行枪决，没能等到一次司法鉴定的机会。事后一位专家解读，在民愤极大、伤及军警的情况下，一般不做精神鉴定，邱兴华的死是必然的，有一个作用：平民愤，抚慰社会伤痛。
“很多人说我多管闲事，也受到了各方面的阻力。”除了来自老百姓的质疑，刘锡伟还曾一度面对“上面”的压力。他在广西任职期间，一名复员军人杀了当地的信访处处长，被刘锡伟鉴定为患有精神病。曾待刘锡伟不错的卫生厅长恼火地找到他，认为他是“保护杀人犯，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应该被挽救”，希望刘锡伟能“幡然悔悟、明哲保身”。“我不能跟着他讲是没有精神病的，我说坚决不能改。”
当时跟随刘锡伟的副主任医生几次三番劝他：“老刘，不然你就把结论改一下。”都被刘锡伟拒绝。“现在改了容易，但以后如果追究起来，就是我的责任，何况还关乎一条人命。”
“我曾拜访过很多杀死人的精神病人的家属，他们很可怜。”刘锡伟回忆，马加爵的父亲在门口筑起了一道墙，与世隔绝，和外界完全不联系，因为只要出去别人就说他儿子是杀人犯。马加爵的姐姐向刘美晋哭诉自己生不如死，“她丈夫说她弟弟是杀人犯，虐待她，婆婆瘫在床上，让她护理，一旦不周到，就开始家暴，工作也丢了，无处可去。”
“我们不只关注精神病人的权益，被害者同样可怜。通常情况下被害者家属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对方被判死刑，杀人偿命的观念很牢固，实际上这是‘同态复仇’，等于让另一个家庭蒙受苦难。其实，让对方非死不可的观点是可以改变的。王季进的案子我不光安慰了他的家属，也找到被害者的家属。”刘锡伟告诉对方，痛失爱子他如同身受，“但这是一场灾难，请你做好思想准备。王季进的鉴定结果很可能就是患有精神病，不会被判死刑。”受害人家属当时有点懵：“这种事谁能接受得了?等结果出来再说吧。”
施劫者和罹劫者的“疯劫”
刘锡伟一次次告诉受害人家属，患病者是不受控制的，希望得到对方的原谅，他首创了“疯劫”学说：肇祸的精神病人是施劫者，被害人是罹劫者。“这是一种灾难，以人为载体，但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疯劫”的灵感来自于早年香港的一部同名电影，由许鞍华导演，赵雅芝主演。14岁的孙子因为刘锡伟常把“疯劫”二字挂在嘴边，就叫他“疯劫爷爷”
“疯劫学我总结了五句话：有精神病无不了，无精神病有不了，装精神病跑不了，被精神病长不了，被正常人冤死了。”刘锡伟有时分析历史名人轶事，从精神层面似乎能看到另一种解读。曾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的严慰冰给林彪写过一封匿名信，说后者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恼怒的林彪查到了严蔚冰身上，欲找她丈夫陆定一的麻烦，“最后发现她可能患有精神病。”刘锡伟说，“而林彪患有恐惧症，他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安静，周围要布置成黑的，图画上的水波他也害怕。”刘锡伟常向别人科普，医学上的神经病和老百姓讲的神经病不一样：医学上的神经病是神经系统的炎症、肿瘤、外伤、退行性病变等。“邓小平患的帕金森就是神经系统疾病，次一级的神经症包括神经衰弱、恐惧症、焦虑症、强迫症等。”
不仅是他杀，自杀也是疯劫之一。刘锡伟的大女儿是张国荣的粉丝，“世人都以为张国荣是忧郁症自杀，实际上是被害妄想。”刘锡伟说，有一次在香港的同行间交流，他说张国荣有被害妄想，得到了在座的认可，原因是张国荣生前曾透露有人要放蛊害他，而忧郁症的情感低落、思维迟钝、行为降低等症状在他身上都没体现。“忧郁症可以跳楼，但并非跳楼的都是忧郁症。”
《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曾带同事朝格图找刘锡伟看病。朝格图进门换好鞋后开始和刘锡伟交流，期间一切正常，谈话完毕朝格图在阳台抽烟，开始出现反常：把还燃着的烟头往嘴里放;临走时不是把拖鞋放在门口而是放到主卧室的马桶盖上;晚上折返，说是包落在了刘锡伟家，怕给后者带来灾难，一定要找到，事实上并没有这回事。
后来刘锡伟在美国探望小女儿时接到了柴会群的电话：朝格图跳楼自杀了。刘锡伟第一反应是：“从几楼跳下来?”他想知道病患的求死心有多大，被告知是20楼。“别人说他是忧郁症，明显不是，吃烟头、放鞋、找包，他以为有一个假想敌要害他。”
因为小女儿在美国念书，刘锡伟曾6次赴美，“美国人的慷慨、诚实和爱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07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韩国留学生赵承熙杀了32人后自杀，恰巧身在美国的刘锡伟看到了报道，认为赵承熙是有精神病的，后来事实证明了他的猜想。善后的工作让刘锡伟记忆深刻：32名学生公葬时，赵承熙的墓碑和他们并列立在了一起，希拉里在追悼会上讲道：“当他需要就医的时候，我们没能及时伸出援手，所以他也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关于整个社会如何宽恕这些施劫者，刘锡伟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公众安全维护中心。“国外早在1843就有麦克诺登条例，我们落后了近两百年。”柴会群曾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尽管为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权呼吁多年，但在几起影响重大的案件中，刘锡伟至今无一例成功。”
有网友评论刘锡伟是“悲壮的英雄主义”。虽然他的努力未必会得到想要的结果，但无论从情感还是操作性上，“疯劫爷爷”始终奔走在人道主义的路上，不光为了精神病人，也是给受害者一个交代，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需要一种力量来平衡，哪怕是一个人的力量。
“我们的人民，理应更宽容。”刘锡伟放下手中的案卷，笑着说道。
（来源：中国残疾人http://www.chinadp.net.cn/news_/persons/2017-01/21-15841.html   2017年01月21日）

广州司法行政机关首次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
    今后，当事人如果遭受侵害导致生活困难的，可以申请国家司法救助金。一名男子被精神病患者捅刺身亡后，其母亲迟迟拿不到赔偿款，生活陷入困境，为了解决这名来穗务工母亲的实际困难，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为她向广州市司法局申请到12万余元的司法救助金。此外，一名来穗务工人员因伤致残也获得逾6万元司法救助金。近日，这两名来穗务工受援人获得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共181650元。这也是广州司法行政机关首次发放的国家司法救助资金。
    文/广州日报记者章程 通讯员阳树新
    案例1：儿子被害 丈夫身患多病
    今年3月28日，年仅20多岁的周某被江西籍男子曹某持刀杀害。儿子的不幸身亡，对母亲黄某打击巨大，黄某也是名来穗务工人员，丈夫身患多种疾病，一直靠药物控制病情，其他孩子都在家务农，没有收入来源，一家人生活困难。自从周某遇害后，黄某为处理儿子后事，连尸体火化和安葬费都是向亲友借的。
    然而，凶手曹某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至于曹某的家人，黄某也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地，无法与他们沟通协商赔偿。
    因为没钱请律师，黄某不清楚该如何为自己争取权益。今年7月底，黄某了解到“广州法援可免费为困难群众打官司”。为此，她向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求助。不久，法院判决对曹某进行强制医疗。鉴于黄某的实际情况，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建议广州市司法局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其司法救助。最终，黄某获得国家司法救助金121100元。
    案例2：意外工伤 被鉴十级伤残
    广西籍来穗务工人员黄某原为广州一家五金制品公司员工。2011年3月，他在工作中手指被割伤，被鉴定为十级伤残。黄某认为公司隐瞒其受伤部位，导致工伤认定的部位少于实际受伤部位，并直接导致其工伤等级过低，未能获得相当的工伤待遇，于2012年12月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其精神损失费等，案件经过仲裁、一审、二审，其诉讼请求均被全部驳回。
    黄某对此不服，但因未在期限内对工伤认定提起复议或诉讼，也未对劳动能力等级提出复查，为此很难得到相应待遇。
    为获得赔偿，黄某往来奔波，花费了大量金钱，又因工伤手指受损，找工作受到限制，多次被辞退，没有收入来源，生活陷入困境。鉴于黄某的情况，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建议广州市司法局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司法救助。最终，为他申请到司法救助金60550元。
    申请司法救助
    需要哪些材料
    一般应当提交七类材料：
    1.救助申请书；
    2.救助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材料；
    3.家庭生活困难情况证明材料；
    4.被侵害而产生的实际损害后果证明；
    5.申请人为当事人近亲属的，应提供与当事人的关系证明材料；
    6.司法救助涉及案件生效的法律文书；
    7.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
    九类人可申请司法救助
    依据《广州市司法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实施细则》规定，当事人只要符合以下九种情形的其中一种即可获得国家司法救助：
    1.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造成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生活困难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2.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命，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
    3.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死亡，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生活困难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4.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生活困难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5.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举报、作证、鉴定受到打击报复，致使其人身受到伤害或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6.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陷入生活困难的；
    7.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受害人陷入生活困难的；
    8.涉及司法行政事项的涉法涉诉信访人，其诉求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且生活困难，愿意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的；
    9.广州市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的其他人员。
　　

近年来，关于精神病患者的报道层出不穷……比如某天发现某某因患精神疾病而被父母锁在家中十多年，某精神病患者袭击路人，某杀人犯实则精神病患者并自主无行为能力……再比如，一些长期被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折磨的青年不堪折磨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们曾以为精神疾病离自己很远，却在某天突然发觉它已潜伏四周。或多或少，每个都市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而不堪重负者，就可能病入凑股却不自知。
作为现代社会人的我们，绝对有必要了解精神疾病的相关知识和其背后的社会伦理界定。今天读书君就跟大家聊聊这个有点不开心也很严肃的问题。
首先，怎样界定精神病？健康和不健康怎样分辨？犯罪和精神病的边界是什么？如何在保护社会免受危险人物伤害的同时，尽量保证每个精神病患者的利益和权力？说到底，这是个标准问题：精神障碍诊断和分类背后的社会与伦理价值究竟是怎样的？
内容选自牛津通识读本《医学伦理》（[英国]托尼·霍普 译林出版社2015年9月）
精神疾病是什么？40年前在美国同性恋还算精神病
1851年塞缪尔?卡特赖特医生在《新奥尔良医学和外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描述了漂泊狂这一精神疾病（摘自赖兹纳克，1987）。这是黑奴的一种疾病：它表现为黑奴要从他们的白人主人那里逃跑的趋势。
1952年《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一版出版。它包含了美国精神疾病的主要分类。同性恋被作为一种精神障碍列在其中， 并且它的地位在 1968 年出版的该书第二版中被进一步确认。1973年在美国精神病学会内部发生了关于同性恋医学地位的争论。通过学会投票，赞成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中除去的人以微弱优势胜出。
20 年后恋物癖还会被当做精神障碍吗？
标准一直在变！精神病确诊判断有时反映人类价值观
隐藏在精神障碍的诊断和分类背后的社会和伦理价值从20世纪60年代反传统精神病学运动发起时就一直被攻击。我们所认为的“健康”和“不健康”有时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能并且应该会被挑战。尽管什么是精神疾病能够引起高深、难解的问题，但是我会将这些放在一边。某些情形，如精神分裂症，确实会使人们难以接触到现实并且带来痛苦，基于此，我认为这些情形理所当然是和精神病学的医疗专业相关的。本文我想要研究的是，我们在强制治疗和安全安置那些有或者没有精神障碍的人时所使用的不同标准。我将说明那些有精神障碍的人是受制于双重不公平的。
大多数西方国家有特定的法律允许违背精神疾病患者的意愿，强迫他们住在医院里并且接受治疗。这样的法律一般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出于患者自身的利益，当患者拒绝治疗时，何时可以将治疗施加于他们身上；第二，怎样才能保护社会免遭潜在的精神疾病患者的伤害。我认为在一个法律体系内试图去做这样两件不同的事情是错误的。
精神病患者杀人无罪：躯体执行行为，但心理并没犯罪？
刑法主要针对的是公众保护问题。然而，如果危险和违法行为是由精神疾病导致的，将精神疾病患者当作罪犯来处置是有问题的。在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法律当中，认为一个人有罪必须要证明以下两点：这个人必须有过相关的行为，以及这个人具有为该行为负责的必要的精神状态。第一点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犯罪行为，第二点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犯罪意图。所要求的明确的犯罪意图随着犯罪行为的不同而变化。 比如，谋杀罪行必须有“明确的意图”，必须有杀死受害者（或者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生理伤害）的意图。认为某人犯有过失杀人罪就只须表明这个人表现出重大过失。
即使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有过一个犯罪行为，他也可以被认为是“无罪”的，理由是，因为精神疾病他不必为他的行为负责，这是长期以来确定的自由主义原则。姑且这样认为：一个人的躯体执行了那个行为，但是他的心理并没有犯罪。
一个关键的英国案例是有关丹尼尔·麦克诺顿的， 他同莎士比亚一样会用不同的方式拼写自己的名字。 麦克诺顿受幻觉所苦，认为英国保守党正着手一个杀害他的计划。 他决定杀死保守党的领导人罗伯特·皮尔爵士。1843 年他开枪射击了皮尔的秘书爱德华?德鲁蒙德，但在开第二枪时被阻止了。鉴于其精神错乱，麦克诺顿被宣告无罪并且被送到了一个安全的精神病院（南伦敦的贝特勒海姆医院，贝特勒海姆是 bedlam这个单词的由来）。无罪宣判激起了公众的愤怒。上议院要求法官们制定法律确定，鉴于精神错乱，某些人在什么时候会被认为“无罪”（现在被称为麦克诺顿规则）。
讲真，预防性拘禁只针对精神病患者，这是赤果果的歧视吗？
假如你由于精神疾病而有过一个暴力行为，你可能会被拘禁在一家精神病院里，直到你被认为不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威胁为止。这可能会比一个精神正常、有过相似暴力行为的罪犯被拘禁在监狱里的时间要长得多。实际上即使你没有暴力行为，你也可能被这样拘禁着。
我将会用“预防性拘禁”这个词来指代在下列一个或者两个情形下为了保护其他人而将某个人限定在一个安全环境（监狱或者一家安全的精神病院）里：1.当一个人（还）没有采取一个暴力行为时；2.当他已经有过这样一个行为并且已经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度过了与他的行为相应的刑期时。上面列出的这两个自由主义原则现在能够被重新写为：“一个不应该被预防性拘禁的人。”我所担心的是这将适用于那些没有精神障碍的人，而不是有精神障碍的人。那是不公平的。
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社会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具有伤害他人的巨大威胁的人的伤害。英国尤其关注对儿童有威胁的人。我想要做的论证是一个有关一致性的论证。假如有两个人，A 有精神疾病，而 B 在精神上是健康的，他们对其他人有同样的伤害风险。 那么，假如预防性地拘禁A是正确的（因为存在伤害风险），那么这样对待B也是正确的。 反过来，如果预防性地拘禁B是错误的（如欧洲法律的规定），那么拘禁A也是错误的。否则我们就是歧视精神疾病患者。
我推断，假如我们认为将对别人有一定伤害风险的精神疾病患者拘禁起来是正确的，那么对那些非精神疾病患者我们也应当这样做。反过来，假如我们认为对于非精神疾病患者而言，预防性拘禁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对人权的侵犯，那么对于精神疾病患者而言，预防性拘禁也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对人权的侵犯。
悖论：精神病人有决策力吗？强制治疗是否合法和公平
在文章的开头我写道，精神障碍患者受到了双重的不公平对待。他们被区别对待，不仅是为了保护其他人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在医学伦理学和法律上，患者可以拒绝医生和其他人所谓的有益的治疗，这是一个长期原则。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一个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即使在不被输血有可能死时也拒绝接受输血。一个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权拒绝任何即使是救命的治疗，这是许多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适用于生理疾病治疗。但它在许多国家对精神疾病患者是不适用的。拿英国来说，《精神健康法案》规定了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强制性治疗。
根据英国《精神健康法案》的规定，一个患者被拘禁在医院里接受治疗需要依次满足三个标准：
　　（1）他必须患有精神障碍；
　　（2）他的精神障碍“在性质和程度上使得他应当在医院里接受医学治疗”；
　　（3）同意治疗“对患者的健康、安全或者对保护其他人来说是必需的”。
　　当考虑保护其他人时，我已经考虑了内在的不公平。 我现在想考虑一下患者自身的“健康和安全”。
关于《精神健康法案》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精神障碍患者在其本人拒绝治疗的情况下，仍会被治疗，即使他有能力同意或者拒绝。假如其他人（如一个精神病医师和社会工作者）认为这是适当的，那么有行为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会被强制治疗。这是不公平的，除非精神障碍患者确实没有能力拒绝治疗。但事实并非如此。某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是一个主要留给医生的问题，并且它包含了导致忧郁的许多心理学问题。一些精神障碍患者会缺乏决策能力，有些则不会。
自残的精神病人是否该被强制性拘禁治疗？她用绝食抵抗
问题来自“B 诉克罗伊登区健康管理局”一案（1994）中英国的法律调查。一个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的24岁女性被接收住进精神病院。她有自残的历史。由于她试图用刀割伤自己，根据《精神健康法案》，她被强制性拘禁。医院可以防止她的这些伤害行为，但是她的反应是绝食，结果她的体重降到了危险的低水平。到 1994 年 5 月，她的体重仅为 32 公斤，医生认为假如她继续这样做的话，她将会在几个月内死亡。医生为了防止她的死亡，打算对她进行管饲。她获得了一项阻止医生如此去做禁令，直到这一案件可以被合法审讯。尽管到那时她已开始进食，但是最高法院仍在考虑管饲是否合法的问题。
最高法院做出以下几点判定：（1）她有拒绝治疗的能力，但是（2）她有精神障碍，因此，尽管她具有拒绝治疗的能力，但按照《精神健康法案》她可以被强制治疗。这是因为她的精神障碍在性质和程度上应当接受医学治疗，并且这种治疗对她的健康和安全是必需的。
精神障碍患者与其他人所适用的是不同的标准，这又一次困扰了我。将救命的治疗强加于一个拒绝和有能力拒绝治疗的患者身上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错误的。但是根据一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而改变答案，这似乎就是错的。当然，许多精神障碍干扰了他们拒绝治疗的能力。也许最高法院判定 B 有拒绝治疗的能力是错误的。我们也许需要加深对精神障碍如何以及何时干扰这个能力的理解。但是对我来说似乎不能接受的是，完全绕过这个问题并家长式地对所有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治疗，而给予非精神障碍患者拒绝治疗的自由。这样做就是歧视，又一次违背了精神疾病患者的意愿。
（来源：搜狐文化http://cul.sohu.com/20161209/n475435406.shtml  2016-12-09）